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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墙下的红玉兰

    《大墙下的红玉兰》,刊于《收获》1979年第2期,是中国当代作家从维熙的代表作品。在新时期文学发展史上,它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这部壮美的悲剧作品以其震撼人心的艺术真实,以其突破题材禁区的勇敢,开辟了新时期文学创作一个新的领域,并成为新时期中篇小说崛起的开端。

    编辑摘要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名称: 大墙下的红玉兰 作者: 从维熙
    英文名: The wall under the blue carbuncle 语种: 中文
    ISBN: 9787536060753 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开本: 16开 出版时间: 2010年
    装帧: 平装 版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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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墙下的红玉兰》-作者简介/大墙下的红玉兰 编辑

      从维熙

      从维熙,男,1933年出生于河北省遵化县,童年在故乡度过。1952年在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他的处女作是一篇刊登在《光明日报》上的征文,同年又在当代著名作家孙犁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1953年毕业后,被分配在北京市郊区的青龙桥小学教书。同年冬季,调到《北京日报》社任农村记者。1955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七月雨》和《曙光升起的早晨》,1956年出版长篇小说《南河春晓》,同年出席了全国第一次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并经当代著名作家康濯介绍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开始了专业文学创作。1957年错划为右派,被遣送到北京西山绿化大队等处劳动,当过马车把式,烧过石灰;还在北京茶淀、团河等劳改农场长时间同各色劳教人员一起,从事沉重的劳动;以后又到山西,在砖窑场里当过窑工,在煤矿上挖过煤。1979年平反后,重新执笔,陆续发表了大量的作品:《大墙下的红玉兰》、《第十个弹孔》、《杜鹃声声》、《泥泞》、《葵花嫂外传》、《遗落在海滩的脚印》、《伞》、《远去的白帆》、《雪落黄河静无声》、《风泪眼》、《北国草》等。其中《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第十个弹孔》获文化部颁发的优秀故事片奖,《雪落黄河静无声》获《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现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中国作协理事、北京市作协常务理事、北京市政协常委。

    《大墙下的红玉兰》-内容概要/大墙下的红玉兰 编辑

      《大墙下的红玉兰》

      这是发生于大墙下面的一个悲恸故事:1976年的早春,大地冰铺雪盖,位于黄河之滨的河滨劳改农场又增添了一位新犯人葛翎,不久前,他还是省劳改局劳改处处长,如今成了“走资派”、“还乡团”、“现行反革命”,他是一名既无刑期、又无法律手续的囚犯。葛翎刚到牢房,犯人班长马玉麟就逼他上水利工地。这个马玉麟是名由“死缓”减为“有期”的老犯人。解放初,葛翎是威震冀东的土改工作团团长,马玉麟的父亲、大恶霸地主马百寿就是被葛翎带领的工作队镇压的。马玉麟为报父仇,勾结土匪偷袭工作队,打伤过葛翎。他万没想到30年后,共产党的劳改处长竟成了他的“猎物”。他牢记造反派头头、农场政委章龙喜给他的指令,要将葛翎往死里整。到了工地,他指使曾被葛翎审讯过的流氓头子俞大龙同葛翎抬泥。俞大龙故意堆尖装满大泥兜,让葛翎抬重头。葛翎忍受腿上的枪伤疼痛,将泥土抬上了大堤。刚到堤上,扁担压断了,泥兜砸在葛翎腿上的枪伤处,鲜血滴滴淌下。俞大龙还想继续作恶,这时一个瘦瘦的犯人将他摔到堤坡底下。这个犯人叫高欣,是刚入狱不久的体院学生。1975年秋,他因扔铁饼失手,砸死一个小女孩,省公安局的秦副局长正想找一名代表体育界发表“批邓”讲话的发言人,见高欣是个破全国记录的著名运动员,便决定不给他任何处分,条件是让他“批邓”。高欣拒绝了秦副局长的“恩典”,把自己准备结婚的一点积蓄给了女孩家里,并给未婚妻周莉写了一封信,让她重选伴侣,然后背着行李进了法院。这下触怒了秦副局长,高欣由“无罪”一下被判为无期徒刑。来到河滨农场后,场长路威特别照顾他当了工地的统计员。

      俞大龙准备爬上来与高欣拼命,路威骑马过来了。他是葛翎的老战友,他怎么也不相信这位抗战入党的老党员,转眼间会成为“现行反革命”,但眼前站着的葛翎使他惊呆了。马玉麟见场长到来,马上恶人先告状。但路威一眼就看穿了这场“格斗”的实质,他掏出手铐命令高欣:“把马玉麟、俞大龙铐起来,送禁闭室!”路威又令一个犯人将受伤的葛翎背到工地旁的一个帐篷里。两位战友感慨万分,葛翎向路威讲述了自己变成囚犯的经过。靠血洗省“公、检、法”单位起家的武斗专家秦副局长,早就对葛翎这样的“民主派”耿耿于怀,林彪事件前,他就指使自己的秘书章龙喜整过葛翎的“反党”材料。1976年初,他非法撬开葛翎的抽屉,在一个笔记本上发现这样一段话:“不要把毛泽东看成神秘的,或者是无法学习的领袖..”他把这段周总理在第一次全国青代会上的讲话作为葛翎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证,定葛翎为“现行反革命”。路威听完葛翎的陈述,怒火满腔。路威用他的枣红马送葛翎去医务所治疗腿伤,途中遇到了从北京专程来看高欣的周莉。路威带她去看望高欣。刚到监狱门口,马玉麟、俞大龙正走出大门,原来章龙喜将他们放了,反将高欣关进禁闭室。路威命令他们滚回监房,接着去狱政科拿走了禁闭室的钥匙,然后去河滨农场党总支,汇报了工地上发生的情况,请求总支讨论高欣与马王麟、俞大龙谁该关禁闭的问题。会上,多数委员同意禁闭马王麟、俞大龙。散会后,路威赶到禁闭室,安排高欣与周莉秘密会面。半夜,高欣回到监房,他向葛翎报告了周莉从北京带来的首都人民自发悼念周总理的消息,并拿出周莉从天安门广场上摄下的照片。他俩商议,在后天的清明节为总理献个花圈。他们的交谈,被伪装酣睡的马玉麟偷听。第二天一早,章龙喜从检举箱里发现了马玉麟的小报告。正当路威宣布禁闭马玉麟、俞大龙的决定时,章龙喜突然宣布搜查高欣身上的照片,幸亏路威早将照片藏在自己身上,使章龙喜扑空。但葛翎和高欣准备扎花圈的纸张、棉花都搜走了。马玉麟见章龙喜扑了空,便再献毒计。制花圈的材料被搜走后,葛翎打算摘几朵从大墙外伸到墙内的几枝洁白的玉兰花来代替,恰好发现两个电工在修理大墙上的电网,他正准备请犯人电工帮忙摘几朵,但远处的章龙喜正朝他这边盯着,他只好作罢。傍晚,高欣报告说,两个电工由于电网没修完,梯子还留在大墙根下,他准备半夜里用梯子摘几朵玉兰花。葛翎深知这样做十分危险,因为这有越狱嫌疑,哨兵发现后是可以开枪的,便劝阻高欣不能莽撞。

      他走到岗楼下与放哨的小战士说明摘花的意图,小战士默许了。半夜时分,葛翎一出门就发现高欣已在大墙下竖梯子,葛翎脑子里突然闪现一个念头:电工怎么会如此疏忽?这里一定有鬼。于是坚决阻止高欣上梯子,宁愿自己担风险。此时,章龙喜正在岗楼上监视大墙下的一切,这梯子是他听取马玉麟的毒计后故意留下的。当葛翎爬上梯子摘下伸到大墙内的两枝玉兰花时,章龙喜一把夺过小战士手中的步枪,瞄准葛翎扣动了枪机。葛翎从大墙梯子上摔下来了,热血染红了手中的洁白玉兰花..两天后,秦副局长亲临河滨农场,处理这起“反革命事件”。于是,大墙内外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大墙外的河滨农场党总支改组,章龙喜当上了总支书记;大墙内的高欣被重新关进禁闭室,而马玉麟则提前8年释放出狱,俞大龙当上了犯人班长。当秦副局长赶到路威家对他强行逮捕时,路威已怀揣那两枝鲜血染红的玉兰花,上了列车去北京告状。列车在前进,天快亮了..

    《大墙下的红玉兰》-作品鉴赏/大墙下的红玉兰 编辑

      《大墙下的红玉兰》

      这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情节:一个抗日战争时期入党的老共产党员、省劳改局的处长,竞被投进了他自己多次视察过的共产党的牢房,他既无刑期、又无法律手续就变成了囚犯,而同居一间牢房的老犯人竟恰恰是30年前被他镇压的对头冤家、一个手中有血债的土匪和“还乡团”。当年的阶下囚,今天是“犯人班长”,也可以对他发号施令、实行“专政”了。

      这类充满戏剧性的情节在那个天地混沌、人妖颠倒、鬼魅横行的“日蚀”年代,那个林彪、“四人帮”一伙张牙舞爪的“文革”岁月,却有着极其准确和深刻的艺术真实,因为,在那个年代里,国家主席、元帅将军、部长省长一夜之间都会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投入监狱、沦为囚犯。作者在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中,就是以这个情节为框架,叙述了主人公葛翎在“日蚀”年代同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英勇抗争、血洒大墙的悲剧故事。虽然小说的情节充满了悲剧色彩,然而,通篇小说却洋溢着激奋、慷慨、壮美的情调。这主要得力于作者在揭露林彪、“四人帮”一伙及其爪牙喽罗们制造冤狱、迫害人民的同时,着力反映了真正的共产党员们和革命人民的反抗和斗争。寒冬的大渠堤上,葛翎拖着疲惫、伤疼之躯,硬是将沉重的泥兜抬上了高坡,这个“宁叫扁担折,不能腰弓曲”的烈火冶炼的金子般的汉子,不仅赢得了良心未混的劳改罪犯们真诚的欢呼,也深深震憾了读者的心灵,使人们从中感受到了勇士的不屈不挠;扔铁饼失手砸死了一个小女孩的运动员高欣,是一个因拒绝当“批邓”发言代表,触怒了“四人帮”的爪牙,被判了无期徒刑的囚犯,他正气凛然地将迫害葛翎、进行赤裸裸阶级报复的流氓头子从大渠堤上扔进渠底,变成了一个泥猪,充分显示了正义的力量;而葛翎为了悼念周总理,不惜牺牲,鲜血染红洁白玉兰花的壮举,更显示了这名老共产党员的强烈爱憎和斗争意志,也显示了这名老共产党员反抗邪恶的英勇气概。作者在反映大墙内正义同邪恶英勇斗争的同时,也反映了人民在大墙外同邪恶的英勇斗争。劳改场场长路威是一个正直而刚烈的汉子,有着火一般热烈的情怀,为了保护如葛翎、高欣这类身陷囹圄的同志,他无所畏惧地与“四人帮”的爪牙们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体操运动员周莉,冒着风险探监,坚贞不渝向大墙之内的高欣献上了纯洁的爱情,给高欣以莫大的激励。就是小说中没有正面描写的清明时节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上悼念周总理、怒斥“四人帮”的活动,农场党总支多数委员顶着“四人帮”小爪牙章龙喜的淫威,同意禁闭迫害葛翎的罪犯马玉麟、俞大龙等情节,也显示了大墙外真正的共产党员和广大革命人民同邪恶的斗争。大墙内外的这些斗争使读者感受到,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浮云终将遮不住太阳,“日蚀”一旦过去,大地一定还会沐浴着灿烂辉煌的阳光

    《大墙下的红玉兰》-地位/大墙下的红玉兰 编辑

      从维熙

      在新时期文学发展史上,《大墙下的红玉兰》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这部壮美的悲剧作品以其震撼人心的艺术真实,以其突破题材禁区的勇敢,开辟了新时期文学创作一个新的领域,并成为新时期中篇小说崛起的开端。文学作品中触及法庭、牢狱生活的领域,非自从维熙始,古今中外也曾有不少伟大作家涉足这个领域并产生了不朽的传世之作,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中,把艺术笔触伸社会主义国家牢狱的大墙之内,写法制而涉及冤狱,开先河者,则是从维熙,他自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之后,一发而不可收,陆续发表了大量这个题材的文艺作品,因而当之无愧地获得了新时期“大墙文学之父”的美称。从维熙独辟蹊径,开创“大墙文学”,这与他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之后,20余年劳改、劳教的坎坷、曲折生活道路是分不开的,这也算是应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古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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