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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逃港

    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逃港的方式分为走路、泅渡、坐船3种。

    编辑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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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大逃港 编辑

    大逃港大逃港

    在碧水白桥背后,有一段几乎被人遗忘的惨痛历史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

    文史参考/大逃港 编辑

    逃港者逃港者

    对于香港来说,自1997年回归祖国以来,每年7月1日都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1840年鸦片战争两年后,香港被英国占去,这个脱胎于珠三角的岛屿,从此走上了一条与大陆母体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存在姓“资”与姓“社”的意识形态差异,香港与内地的分道扬镳显得更加坚决和迅速。

    此后近三十年时间里,政治铁幕却并未将香港与祖国大陆的脐带完全斩断,除了官方有限度的交往,以偷渡为主的民间形式始终活跃,最终汇聚为一股股逃亡香港的奔涌潮流。深圳就是最明显的情况,在公开的文件里,“深圳历史上共出现了四次大规模偷渡”,分别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多人次。

    特区建立缘由/大逃港 编辑

    1980年8月26日,经济特区在“逃港”最严重的深圳市率先建立。屡禁不止的“大逃港”事件直接催生了经济特区。中央及广东的领导人认识到,光靠严防死守是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的,必须另辟蹊径。内地民众此起彼伏大规模的逃港风潮,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深圳等经济特区的设立,做了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铺陈。如今,众多香港人纷纷在深圳等地投资、买房,而在改革开放前,在香港与宝安县(1979年改名为深圳市)山水相连百余里的海岸线上,历史却怎样错步向前,以致数万人铤而走险、蹈海求生逃亡香港。

    十屋九空/大逃港 编辑

    大逃港大逃港

    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

    新中国成立期间,由于战乱等因素,规模性逃亡香港的潮流便已出现。《香港年报》记载,上世纪50年代初,战乱使超过75万名来自内地的居民涌入香港。1952年,32岁的张爱玲,只身在烈日下走过了宝安县(深圳)罗湖桥,来到香港。在她身后,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湮没,她的身影则在他乡渐行渐远。

    前期逃港只是“预演”

    这些逃港只是建国后大规模逃亡香港风潮的预演。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曾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公社化“大锅饭”模式下的一切归公,如个人财物方面,全部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然后存入银行,极大伤害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时代,很多走投无路的民众,怀着不解、不甘的心情,开始孤注一掷逃亡香港,特别是在广东沿线一带。

    广州许多年长者依然记得,当年珠江作为泳场的盛况: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强身健体,口号喊得分外响亮,其背后的真正意图大家都心照不宣:为了随时可能发生的远行——偷渡边防线,逃亡到香港。

    在广东宝安县(深圳),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一度是监视“三偷”: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有的农民借口去割草,划着一只小船便偷渡到香港去了。相比之下,生产队干部似乎更心疼偷渡客划走的那条小船。

    宝安(深圳)外事办公室《关于经宝安县偷渡香港问题的调查报告》(宝外字10号,1959年1月28日)显示,1956—1958年,经宝安县(深圳)偷渡的共有20105人,其中宝安县(深圳)的有6448人,外省及外县的有13657人,宝安县(深圳)偷渡出港的有3955人。逃出去的大部分都是青壮年,以致不少边防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民谣便说: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学者记录/大逃港 编辑

    大逃港大逃港

    学者陈秉安于家中的阳台望去,可以清晰地看到深圳蛇口的深港西部大桥。这座由深港两地合作兴建、于2007年投入使用的白色大桥,是连接深圳与香港的重要通道,在大多数时间里,桥上车流滚滚,一片繁忙景象。

    但在碧水白桥背后,却有着一段几乎被人遗忘的惨痛历史——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深港西部大桥所在的深圳湾,便是当年逃港者的一条主要路线。

    22年铸就故事的背后

    为了弄清这段历史,陈秉安前后用了22年时间,采访了百余名相关人物,收集了大量资料。今年10月,其长篇报告文学《大逃港》公开出版。

    在一些历史研究者看来,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这部30多万字作品的问世,有着极为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这段此起彼伏规模宏大的逃港风潮,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做了一个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铺垫”。

    陈秉安总会不断重复深圳宝安的一个农民对他说过的一句话:“‘改革开放’这4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

    请你把我的故事写下来

    请你把我的故事写下来,告诉所有人,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

    陈秉安与大逃港历史的机缘,都要从一家酒店的开业庆典说起。

    大逃港大逃港

    1987年,深圳市罗湖区的一家港资大酒店开业,其总经理邀请深圳特区报派记者出席。这个任务落到了刚刚到报社工作的陈秉安身上。 庆典的开头很寻常,可到了主人致辞的时候,情况却起了变化。台上的总经理,在念了一半欢迎词后,居然捧着演讲稿嚎啕大哭起来。

    台下一片寂静,人们都望着这个失态的总经理。他稍微冷静了一下,突然用脚蹬了蹬铺着崭新红地毯的地面,哽咽着说:我的父亲……20多年前,就在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他背着我,已经快到河边了,一颗子弹打来……不瞒大家。那位总经理擦去眼泪,说道,正是为了他当年对我的期望,要活得有出息,我才把酒店开在了这个地方。

    就像台下的许多人一样,刚刚辞去湖南老家的工作,孤身来深圳“闯天下”的陈秉安,并不清楚在这片土地上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他赶紧询问一个在场的当地居民,才得知,“原来这个老板,是逃港过去的呀”。

    “逃港?什么是逃港?”他开始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在这个总经理的身上,在这座看起来热火朝天的城市背后,似乎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类似的事情又一次发生。陈秉安去一家港资工厂采访,邱姓厂主在接受完采访后,突然把他拉到了一个无人之处,问道:有一段发生在我身上的历史,你敢写吗?敢的话,请你跟我来。 好奇的陈秉安,坐上了这个厂主的汽车。公路崎岖蜿蜒,进入深圳东部的闸门山。两人在一处河岸边下了车,河对岸便是香港。厂主指着对面的一处小树林说:请你仔细看。陈秉安顺着对方指的方向望去,在小树林的边上,有一丘小小的坟墓。 那是我的哥哥,这个厂主的眼睛里,突然蒙上了一层白花花的东西。在随后的聊天儿中,陈秉安才知道,20多年前,邱姓厂主和哥哥一起从这个地方逃往香港,途中遭遇边防部队的追捕,哥哥背上中枪,他眼睁睁地看着哥哥倒在河里,却没有一点办法,他在香港打拼出了一番事业,还把厂子设到了深圳。在来内地之前,他在河的那边堆了一座空坟,立了一块墓碑。

    请你把我的故事写下来,告诉所有人,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这对我个人,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民族,都是一笔财富。他这么恳求陈记者。

    陈秉安突然意识到一种使命感,“就如同已经被掩埋了许多年的宝藏,突然无意中露出了一丝缝隙”。 陈秉安开始寻访这段此前少有人知的历史。工作一有空隙,他便奔波于宝安县农村的山中小径、旧村瓦舍,采访那些逃港的亲历者,听他们倾诉当年藏在心底的种种怨气,以及对香港天堂般的幻想。

    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62岁的陈秉安坐在家中书房的椅子上。当年风华正茂的记者,如今已是两鬓花白的老人。在他身旁,有几个装得满满的编织袋,里面都是这些年来的采访笔记。如果我不写下它,历史,或许将留下一页空白。陈秉安缓缓说道,“能给那些葬身在大海高山间的穷困的偷渡者和他们的亲人以一点慰借,是我最大的心愿。”

    偷渡者下水后,背诵毛主席语录给自己打气

    偷渡者下水后,一边游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给自己打气,这是一部跨度达30年的惊心动魄的逃亡史。在当时的深圳,曾经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在民谣背后,则是一组惊人的数字。根据陈秉安掌握的资料,在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文件里,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从政治成分看,普通群众居多,也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甚至中共干部。有一份来自深圳市的数据表明,至1978年,全市干部中参与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外逃。

    拉尸行的出现

    当时对偷渡者的打击是异常严厉的。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处以收容。而边防部队对于偷渡者是最大的障碍。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山里。此后,由于上级的严令,开枪的现象才逐渐消失。

    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拉尸行”。在鼎盛时期,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上世纪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 陈秉安曾采访过一个当年的“拉尸佬”。这个老人告诉他,最多的一天,自己从公社领到了750元,而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个是他的亲人。宝安县委《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等文件记录,1962年,广东出现严重饥荒,大量居民逃往香港。在宝安县由东至西百余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来势汹汹”。 偷渡者成群结队,每人持一根4尺多长的木棒。带头的偷渡者公开说:“谁阻挠我们,我们就用木棍和他们搏斗,冲过去,就算开枪也不后退!” 大量外逃,深圳许多村庄都“十室九空”。1971年,宝安县公安局给上级的《年终汇报提纲》里写道,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大水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为了收容抓到的偷渡者,当地政府新建了百余个收容所,但常常人满为患。

    偷渡波浪

    那个年代,偷渡是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 广州番禺的沙湾大队,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渡事件。他们外逃之时,甚至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为其饯行。惠阳澳头公社的新村渔业大队,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部委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陈秉安曾遇到过一个逃港者中的传奇人物,这个人先后偷渡了12次都被抓住,创下了一个记录。到第13次,边防战士看了他都脸熟,实在不好意思再抓了,他才成功地逃到了香港。

    原因贫穷和饥荒

    殊死争夺的阵地、社会主义教育堡垒、反偷渡的“红旗村”,结果逃掉了一大半 为什么要逃港?这个问题,陈秉安曾经问过很多人,得到的答案也各式各样。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贫穷和饥荒。1957年,农村集体化进一步升级。宝安县委通过《关于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几项规定》,限制社员自留地和副业收入,副业收入不能超过全家全年总收入的30%;社外农民不准开荒,不准弃农经商,“以彻底堵塞资本主义漏洞”;“男全劳动力”一年要完成260个工作日;农民家中如果有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然后收为国有。 到了1959年,广东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一份资料显示,当年全省的粮食总产量只有177.58亿斤,比1958年减产15.71%。1960年仍然是一个减产之年,农民实际比常年少收了61.25亿斤粮食,这相当于他们8个月的口粮。 一个逃港者告诉陈秉安,那个时候,伙食里基本看不到肉和油,就连青菜都很罕见。为了缓解饥饿,他曾经吃过蕉渣、禾秆、木瓜皮、番薯藤,甚至一度还吃过观音土。当时,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7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平均为70港币,两者间悬殊近100倍。当地流传的民谣唱道:“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8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

    政治迫害

    政治上的迫害,也是逃港的主要原因之一。著名音乐家马思聪是最为典型的代表。1966年“文革”开始后,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饱受凌辱。1967年,他借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机会,铤而走险,乘船逃往香港。他抵达香港的第二天,全港的报纸与电台都报道了这一消息,从而掀起了一场以知识分子和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

    陈秉安曾经采访过一个民兵队长,他逃港的原因,今天听起来匪夷所思。 这个民兵队长在山里发现了一个从台湾飘来的气球,气球下方的篮子里,有许多食品和一件白背心。在两岸处于敌对状态的那个年代,广东一带经常发现这样的气球。这个知青把食品上交,但实在舍不得那件白背心,就偷偷留了下来。他穿着白背心参加了一场篮球赛。围观的人们发现,这件白背心在被汗水浸湿之后,背上出现了“反攻大陆”的字样。结果,这个原本“根正苗红”的农民,被打成了“美蒋特务”,受到严酷的迫害,不得不逃往香港。 为了应付日益严峻的逃港浪潮,当地政府还曾想过这样一个办法。在逃往香港的梧桐山上,有一个叫做西坑的村子,宝安县决心在这里“展开一场殊死的争夺”,把西坑村建设成“反偷渡的红旗村”。村里掀起了一场学习毛主席着作的高潮。村前村后的墙壁上,刷满了大标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田头的井水边,也插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语录牌。一到天黑,就组织村民唱歌,曲目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等。 一时间,西坑村成了宝安全县乃至广东全省鼎鼎有名的“红旗”。每天来这里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在村外的荒山上踩出了一条小路。没多久,这个精心构筑的“社会主义教育堡垒”也倒掉了。1973年,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壮年,包括当年反外逃的积极分子、民兵干部都逃到了香港,有个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个8岁的男孩。一个逃到香港的农妇甚至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 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和眼泪创造出来的。

    港英态度

    对待逃港者,港英当局的态度也经历了几个阶段。一开始,香港政府虽然不承认逃港者的“居民”身份,但对这些偷渡者其实并不拒绝。逃港者们开始在街角、空地处用木板钉出板屋,有些也到大楼天台上搭建,这也形成了一个后来香港报刊常用的名词:“天台木屋”。逃港者们从事较多的工作,是最为初级的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粘纸盒、缝袜子、勾纱等。因为他们工作卖力,要求又低,正好为经济开始腾飞的香港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到了上世纪60年代,由于逃港者的数量越来越多,港英当局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开始实施“即捕即遣”的政策。但由于香港市民与逃港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逃港者都是香港市民的亲属、朋友或者同乡,这样的政策遭到了普遍的反对。在陈秉安搜集到的许多香港报纸里,都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1962年5月,有3万多名逃港者聚集在香港市区附近的一座名为华山的小山上。据香港媒体的统计,平均一个逃港者,能与10名香港的亲人、同乡、同学、朋友发生联系,这等于牵动着30万香港市民的心——在香港当时的300万人口中,平均每10个人里就有一个人要为华山山头的情况担心。

    港府调集了数千名军警,开始大规模的驱赶与抓捕。与此同时,先后有十余万名香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到华山,保护这些逃港者。根据事后的统计,大约有一半的逃港者,在市民们的掩护下逃入市区。许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这些人,甚至有警察不听命令,同逃港者拥抱在一起流泪。 最后,在“不行动者作抗命论”的指令下,警察才终于开始执行命令,将这些逃港者强行拖到山下早已准备好的数百辆汽车上,准备第二天遣送回内地。 当晚,香港几乎所有的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闭门,以示抗议。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停止了娱乐节目,许多电台开始现场直播华山的状况。 第二天,当数百辆汽车排成长龙,缓缓向内地方向开去时,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场景出现了。数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马路当中,躺在地上,挡住了汽车。人群里爆发出吼声:“快跳车啊!”据事后统计,又有近千名逃港者,在周围香港市民的掩护下逃离了现场。 在陈秉安采访的数十名后来在香港事业有成的逃港者里,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类似的艰难时刻。他们从社会最底层做起,受尽白眼,艰苦奋斗,不仅慢慢融入了主流社会,而且创造了许多“财富神话”。 曾有人做过统计,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不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

    特区建立

    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应该拿逃港者怎么办?这成为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个难题。 1962年,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受上级委派,来到深圳。他想搞清楚,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个当时负责接待这个记者的当地官员向陈秉安回忆,他为这个记者办理了一张过境耕作证,派一位会粤语的公安科长陪同,随着逃港的群众,前往香港九龙。内地对香港进行丑化宣传。官方发过一份文件,叫《人间地狱——香港》,其中是这样描述的:

    一、香港是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二、香港黑社会横行三、香港是最大的制毒贩毒基地四、香港自杀者是世界上有数的…… 但这个记者在香港看到的,并非如此。他和逃港者聊天,对方哭着说:“我们也是党员啊,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给社会主义丢了人,可我们实在没办法啊!” 他第一次弄明白了,香港人并非像宣传的那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生活,比内地高出了许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香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在内地还吃不饱饭的时候,香港居民已经用上了电视机、洗衣机。 回到深圳后,这个记者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闭门不出。他先后写了4篇内参,把自己看到和认识到的情况向中央报告,希望执政者能从大逃亡中“吸取教训,反思历史,调整政策”。

    半年以后,原本铁板一块的政策,开始有所松动。据说,有国家领导人指示,对逃港者放宽不究,并且禁止边防部队向逃港者开枪。与此同时,内地开始通过香港购买粮食,饥荒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但这样的政策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此后的十余年里,依然发生了多次大规模的逃港浪潮,各级政府对此似乎也束手无策。 1978年,习仲勋主政广东后,经过大量的走访,亲身感受到了当地居民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他意识到,光靠严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必须另辟蹊径。

    邓小平的出现

    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向中央提出了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的想法。他们便迎来了复出不久的邓小平。 在他们忐忑不安地汇报了逃港情况后,邓小平却出奇地沉默。他连吸了几根烟,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 1980年8月26日,在逃港的桥头堡深圳,率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负责广东特区筹办、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回忆道:“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不仅如此,许多已经逃到香港的当地居民,在听说深圳设立经济特区、政策放宽后,又都回来了。

    1997年香港回归后,偷渡基本绝迹。近年来,大量的香港人拥入内地反而成为一种潮流。2006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规划署发布“香港居民在中国内地居住情况及意向”调查结果,数据表明,到内地定居的香港居民,2001年为4.1万余人,2003年为6万余人,而2005年为9.18万人,4年间增长了一倍多;另外还有8.02万人打算未来移居内地。

    在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的1990年,陈秉安采访到了前来深圳参加庆典的习仲勋。当聊起那段历史时,习仲勋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番话:“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如果不写下它,这个城市将永远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自己的根究竟在哪里。

    回顾历史

    在30年后的今天,“逃港”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但让陈秉安感到不安的是,这段历史却逐渐被人们遗忘,甚至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城市,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故事。 很多当事人对这段历史都讳莫如深,毕竟,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许多档案管理部门,也以各种理由,拒绝了陈秉安的查阅请求。也有一些人的态度与此相反。不少当年的广东执政者们,以各种方式表示了对陈秉安的支持。他们不仅为他提供了大量口述,还在一些“要害部门”的领导那里“做工作”,使他得以查阅一些“机密文件”。 2007年4月1日,对于陈秉安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天,广东省档案馆解密了1949年~1974年的一万两千多件档案,其中就有大量与“大逃港”有关的资料。 2009年年底,已经担任深圳市作协副主席的陈秉安终于完成了30多万字的《大逃港》书稿。 书问世后不久,陈秉安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深圳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位市领导打来的。他惊讶地告诉陈秉安:“原来深圳经济特区是这么来的啊!我还在那儿呆了那么多年,却一点都不知道。” 陈秉安透露,深圳市有关方面对这部作品也甚为重视。在特区成立30周年的时候,在许多当地官员眼中,这部作品被视为对这座城市的一种“献礼”。 “献礼,并非只有歌颂一种方式。有时候,真实才是最重要的。”陈秉安这样阐述道,“大逃港,无疑是历史的大悲剧,但同时,它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如果不写下它,这个城市将永远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自己的根究竟在哪里。”

    从陈秉安家中的阳台望去,蛇口深圳湾,这个原本荒凉偏僻的逃港之处,已是一片大工地,起重机与挖掘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这里正在兴建一处海滨公园,周边许多楼盘的价格也水涨船高。购买者中,有许多香港人。

    但历史依然会顽强地留下自己的印记。在这处工地里,时常会挖出一些逃港死难者的遗骨。不久前的一天,一个朋友告诉陈秉安,他们在滩涂中挖出了两具逃港者的遗体。从尸骨的大小形态上判断,应该是一对男女,他们的手腕,用绳子紧紧地绑在一起。

    案例介绍/大逃港 编辑

    在这些人中,陈秉安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个叫叶小明的企业家的故事。

    叶小明是1962年逃到香港的,当时他还只有11岁。5月的一个深夜,母亲背着他,随着逃港的人群,扒开铁丝网,由沙头角向香港新界方向逃去。但当晚深圳突降暴雨,数千名逃港者身处的山间,正是山洪下泄的必经之路,在狂流急浪之中,仅有200余人侥幸脱险,其余尽为洪水吞噬。

    叶的母亲便是遇难者中的一个。在被洪水包围的时候,这对母子发现了一棵大树,母亲先把儿子推到了树上,然后再往树上爬。由于树上的人太多,有人担心树干断掉,便在这个女人的肩上蹬了一脚,她摔进了洪流中。两天之后,水退了。侥幸逃生的儿子又回到这里,寻找自己的母亲。在离那棵大树一里多远的地方,他找到了母亲的遗体。她被卡在两棵小树之间,手指紧紧地抠住一截树干,树干上都被抠出了一个小洞。

    儿子含泪掩埋了母亲,然后朝香港走去。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叶争气,“发誓在香港干出一番事业来,一定要对得起死去的母亲”。他从底层做起,奋斗了数十年,如今已经是大型物业公司的老总,行业内数一数二的人物。

    “我们不是总在讨论香港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奇迹吗?你听那些专家分析这个指标、那个政策,他们懂得香港吗?他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香港人吗?”在采访中,叶小明流着眼泪,这样告诉陈秉安,“我告诉你,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人,是我们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用眼泪创造出来的!”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内容简介/大逃港 编辑

    “大逃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

    《大逃港》真实再现大逃港的历史,找寻推动改革开放的直接动因。

    出版信息/大逃港 编辑

    大逃港大逃港

    作者:陈秉安

    出版社: 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 第1版 (2010年7月1日)

    平装: 349页

    正文语种: 中文

    开本: 16

    ISBN: 7218068308

    条形码: 9787218068305

    产品尺寸及重量: 23.4 x 17 x 2.6 cm ; 558 g

    ASIN: B00414Y89A

    定价:¥38.00

    作者简介/大逃港 编辑

    陈秉安,湖南桂阳县人,记者、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深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78年考入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从事新闻工作多年。长篇报告文学《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获1990—1991年全国报告文学奖。

    图书目录/大逃港 编辑

    楔子20年前的寻找

    一、发现径肚村

    二、小松树下的孤坟

    第一章风云初变

    第一节 浅浅的界河

    一、新中国成立初年,中共高层最初的决策

    二、“隔岸村惨案

    三、深港边境三道防线的建立

    第二节 血溅闸门山

    第三节 深港特工秘密战——活擒刘立福

    第四节 荷叶塘故事——一个地主后代的回忆

    第五节 强扭的瓜不甜——宝安县的合作化和“退社风

    一、新中国的集体化尝试

    二、宝安县的反“退社风”运动

    第二章“五七”大逃港

    第一节 偷渡者的福音——“大放河口

    第一节 三十年牛郎织女:文素巧寻夫

    第三节 逃港的广州女大学生

    第四节 “木脑壳”八次逃港传奇

    第三章“六二”大逃港

    第一节 “六二”大逃港为什么会发生

    一、历史怎样让毛泽东失误——从莫斯科会议到“三面红旗

    二、狂热的深圳河

    三、从“反瞒产”到“大饥荒

    第二节 逃港:饥荒中的出路

    一、毛泽东尝到了“苦果

    二、“六二”大逃港的形成

    第三节 宝安县委书记李富林

    一、“陶铸派我去宝安

    二、东莞和宝安的民兵排长为什么逃港

    三、“不行,我们得去找省委

    四、从陶书记手上要到了特殊政策

    五、最早的“对外开放”是这样搞起来的

    第四节 陶铸下令:把岗哨撤了

    一、大饥荒旋风刮过神州大地

    二、中英士兵持枪对峙

    三、大军区政委亲令撤岗哨

    四、“钦差”密访香港

    五、广州火车站告急

    六、总理致电:赶快收

    七、究竟逃了多少人?

    第四章“六二”大逃港在境外的影响

    第一节 涌过边界的洪流

    一、被尘封的历史

    二、逃港大军撼动香港

    第二节 感天动地的华山泪雨

    一、华山救亲与港警大搜捕

    二、万名市民以身阻车队

    第三节 梁成功九龙寨奇遇

    第四节 暴雨下的冤魂

    一、边界大惨剧

    二、饥饿,你懂得是什么滋味吗?

    三、铁丝网下的冤魂

    第五节 潮水冲击之后

    一、狂潮是怎样平息的

    二、逃港群众进入香港以后

    三、港英政府失算了

    四、台湾国民党政府和各国政府密切关注“六二”大逃港

    五、港台“紧急援救

    第六节 全港大审判

    一、行善者被法处

    二、非礼逃港妇女案

    三、港警夫人“窝藏”案

    第七节 从逃港者到“洋参大王

    一、从“富农狗崽子”到“投机倒把分子

    二、为活命挥泪别爱妻

    三、深圳河上枪口逃生

    四、从苦力熬到大老板

    第五章抚不平的波澜

    ——深圳河边的社会主义大教育

    第一节 北戴河的错误判断

    一、毛泽东北戴河一夜未眠

    二、“反对者”变成“支持者

    第二节 在深圳河边筑起“铁壁铜墙

    一、宝安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二、西乡大算账——两个制度的对比

    第三节 西坑之战——社会主义阵地的争夺

    一、“反偷渡”典型魏天粦

    二、神奇的西坑俱乐部

    三、梧桐山下的“红旗”倒了

    第四节 “爱”也拴不住的“心

    一、李美容揭发丈夫偷渡

    二、美女罗秀姑轶事

    第五节 刑场上的鲜血——老头与青年殊死血斗

    一、有偷渡者被枪毙?

    二、四青年密谋逃港

    三、四千军民夜围羊台山

    四、群众齐喊:杀、杀、杀——

    尾声从大逃港到大开放

    一、“群众外逃,我们总得想个法子呀!”

    二、邓小平的话是什么意思?

    三、省委书记与大队支书的一场辩论

    四、宝安县等来了“尚方宝剑”

    五、历史,在随时光远去

    后记

    本书后记:

    历史是谁推动的?是人民。

    20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被“逼”出来的1

    20年前,在深圳宝安县采访时,一位曾经逃过港,后来又被村民们推选为村经济发展公司总经理的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你知道邓小平为什么要在深圳办经济特区吗?”我一时语塞。

    是啊,邓小平为什么不提出在新疆,在黑龙江,在广西的凭祥,在吉林的延边……办特区,而单单选择了深圳呢?

    可以说,长期以来,历史对这一涉及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重大问题,记述远不是明晰的。

    共产主义曾经描绘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宏伟壮丽的图景,它曾承诺不仅将给社会带来平等、公正,而且将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人民群众带来比资本主义更为丰富的物质财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20世纪之后。社会主义无论在亚洲还是欧洲,都取得了广泛的胜利。

    但是,后来的进程却使人失望,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未能实现对民众的承诺。即使仅从经济发展上看,传统的苏式社会主义也是失败的。

    无论是西北的柏林墙还是东方的三八线,抑或是南方的深圳河,人民群众宁可以鲜血和生命作为代价,也要从社会主义往资本主义跑,而不是从资本主义往社会主义跑。

    用深圳(原宝安县)老百姓最朴素的话就是:“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用脚投了一票!”

    章节选读/大逃港 编辑

    我一定要到那个什么“径肚”村去看看,包括那条鬼才知道的小径,看到底是不是史书出了问题。

    于是我带了地图,骑上“笨驴”——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宝贝单车上路了。

    这是20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准确地说是1985年11月,深圳四季中最好的时光。

    远处响着振动地皮的打桩声。深圳城里正在轰轰烈烈搞经济特区的大建设,国贸大厦正在拔地而起,满街尘土飞扬。我却跑到深圳河边去探古,似乎有点不合时宜。

    脚下是从深圳墟通向沙头角的一条鹅卵石公路。贴着深港的边境线蜿蜒向深圳墟的东面伸去。“笨驴”在高低不平的道路上东晃西晃着,简直要把主人“晃”下来。

    在一块写着“边防禁区”的木牌前下了单车,一支木杆拦住了路。路边孤零零立着的矮小砖房,想来就是著名的“长岭边防哨所”。这里就是边防禁区了。当年这寂寞的边防哨所在的位置,大概便在而今罗湖区行人如织豪华气派的“兰亭豪苑”附近。

    哨所里走出一个端着冲锋枪的边防军人,用手示意我停下。他把我的记者证拿过去端详一阵,又拿了进屋去,同里头一个年纪稍大的军人商量什么。

    哨兵挥手,表示我可以进入边防禁区了。那年头,一个党报的记者是挺吃香的。

    于是,我来到一片广阔的田地,开始打量那块被史学家称为“战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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