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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奥地利经济学派

    奥地利经济学派是近代边际效用学派中最主要的一个学派。它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其创始人门格尔和继承者维塞尔、庞巴维克都是奥地利人,都是维也纳大学教授,都用边际效用的个人消费心理来建立其理论体系,所以也被称为维也纳学派或心理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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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名: 奥地利经济学派 其他外文名: Austrian School
    属于: 近代边际效用学派 产生于: 19世纪7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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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生/奥地利经济学派 编辑

    通常认为,卡尔·门格尔1871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原理》标志着奥地利学派的诞生。然而,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续并发扬了一种源于欧洲大陆天主教思想的传统,其思想的先驱可追溯至早期希腊哲学,更明显的体现也可追溯到古罗马的法律、哲学和政治思想。[1]

    门格尔的《原理》着力于重建经济科学的基础,即在保留经济学抽象与理论特色的同时,对价值与价格提出一种与古典派学说截然相反的理解。古典派经济学家们认为,价值受以往资源成本的支配;门格尔则认为,价值是对今后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实用性的判断。门格尔的著作虽是奉献给德国和奥地利说德语的学术界的,但它在方法、风格乃至本质上,都与当时德国各大学的研究大相径庭。

    德国经济学家对门格尔的著作不屑一顾。在门格尔发表了有关方法论的著作(门格尔,1883年),向历史分析研究法提出挑战后,奥、德学者间的裂痕大大加深了。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在德国受到冷遇,这使他确信只有正面抨击历史学派才能拯救德国经济学。这次恶言相交的学术论战肯定有助于国际经济学界注意到奥地利学派的存在,并把他们视为一伙赤诚的经济学家,他们提出了大量令人振奋的理论观点,补充和加强了新生的边际主义文献,深刻地修正了当时仍占统治地位的古典价值理论。

    庞巴维克、维塞尔、J•科摩琴斯基(J.Komorzynski)和R•朱克坎德(R.Zuckerkand)等人的著作,详尽阐述或探讨了门格尔在价值、成本与价格方面的核心思想和主观主义观点。V•马塔亚(V.Mataja)、格罗斯(Gross)、萨克斯(Sax)以及R•迈耶(R.Meyer)等人,则提供了有关纯利润理论及其在财政理论上应用的著作。

    概述/奥地利经济学派 编辑

    奥地利学派与19世纪以来经济学中的各流派,比如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学派(洛桑学派),杰文斯的数理学派,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芝加哥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等等,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些可被主流接纳的学派或可统归为新古典经济学,以区别于“边际革命”之前由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经济学,始于瓦尔拉斯,杰文斯,至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为第一个成熟高峰的新古典经济学模仿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并大量数学化,用研究物的运动(自然现象,简单现象)的方法研究人的行动(人类现象,复杂现象)。

    奥地利学派——从方法论到诸多基本观念——所走的完全是另一条道路,它坚持认为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或人类科学(即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或the science of human action)研究的是人类的有意识(有目的)行为,而非自然界物质,因而应有其自身的方法体系,决不可以是非目的论的和实证主义的。经济学作为人类科学最发达的一个分支,其分析对象并不限于所谓的经济行为。

    奥地利学派强调最好的社会秩序是自发秩序,反对干预主义,从这个意义上,奥地利学派是古典经济学的真正后裔,它革新的是经济分析的方法和概念。与之相反,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反而常和古典经济学的这一根本立场背离,转向宏观调控和制度设计,相应的在方法上是实证主义,在技术上追求数学的计算和证明。

    简单地说,古典经济学在19世纪下半叶一分为二,由于历史的偶然特别是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和二次大战的爆发,致使奥地利学派的发展成为了潜流,其中只有哈耶克一人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主流学界、英美政界乃至普通读者中拥有巨大的声望和影响,而这不一定是因为他的经济理论,他还是一位可以写出相对通俗的名著(如《通往奴役之路》)的政治哲学家。

    奥地利学派不能成为主流的更深刻的原因,也可能在于米塞斯的这段分析:“经济学不受人欢迎的原因是它对特权的后果的分析。人们不可能反驳经济学家的论证:一切特权都损害其它人或者至少其它大部分人的利益,那些受害者只有在政府答应也给他们特权时才会容忍它,然后,如果每个人都获得特权后,没人赚了而是所有人都赔了,因为劳动生产率必然会普遍下降。但是,经济学家的告诫却被那些清楚地知道若没有特权就不能在市场竞争中得胜的贪婪的人们视而不见。他们相信他们能够比其它人群得到更有价值的特权,或者至少能够在一定时期内阻止其它人群得到补偿性的特权。在他们眼里,经济学家只是企图破坏他们的计划的捣乱者。” 

    主要代表作: 

    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维塞尔的《自然价值》(1889),柏姆-巴维克《资本与资本利息》中的第一卷《资本利息理论的历史和批判》(1884)、第二卷《资本实证论》(1889)。此外,柏姆-巴维克的《马克思体系的终结》(1896)也有较大的社会影响。

    研究内容/奥地利经济学派 编辑

    奥地利经济学派反对德国历史学派否定抽象演绎的方法,以及否定理论经济学和一般规律的错误态度,也反对英国古典学派及其追随者的价值论和分配论,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它认为社会是个人的集合,个人的经济活动是国民经济的缩影。通过对个人经济活动的演绎、推理就足以说明错综复杂的现实经济现象。

    奥地利经济学派把社会现实关系中的“经济人”,抽象还原为追求消费欲望之满足的孤立个人;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改变为研究人与物的关系,研究消费者对消费品的主观评价,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主观主义的个人消费心理学。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理论核心是主观价值论,即边际效用价值论。与萨伊等人的“效用价值论”不同,边际效用价值论认为:一件东西要有价值,除有效用之外,还必须“稀少”,即数量有限。以致它的得、失成为物主快乐或痛苦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奥地利经济学派有各不相同的分配理论,门格尔认为劳动、资本和土地的收入是它们各自提供的效用的报酬;维塞尔则把它们当作补全财贷价值中各个组成要素的价值“归属”问题;柏姆·巴维克则以现在财货的边际效用估价高于未来财货的“时差利息论”解释之。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和分配论,是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针锋相对的。它的主要论点有:价值是主观的,是物对人的欲望满足的重要性;价值的成因是效用加稀少性;价值量的大小也只取决于边际效用的大小,与社会必要劳动无关;价值产生于消费领域,不是生产资料将其价值转移予其产品,相反是产品价值赋予其生产资料以价值;资本和土地的收入,或是各自提供效用的报酬,或是产生于现在财货与将来财货的不同估价,与剥削劳动毫不相干。总之,奥地利学派全部抹煞了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性作用。

    主要论点/奥地利经济学派 编辑

    •价值是主观的,是物对人的欲望满足的重要性; 
    •价值的成因是效用加稀少性; 
    •价值量的大小也只取决于边际效用的大小,与社会必要劳动无关; 
    •价值产生于消费领域,不是生产资料将其价值转移予其产品,相反是产品价值赋予其生产资料以价值; 
    •资本和土地的收入,或是各自提供效用的报酬,或是产生于现在财货与将来财货的不同估价,与剥削劳动毫不相干。

    基本特征/奥地利经济学派 编辑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批评,同时也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有以下这些:

    首先,通过(假定经济主体关于目标函数及其约束条件所需的信息都是给定的)最大化模型,新古典经济学只关注均衡状态;

    其次,新古典经济学经常人为地为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选择变量和参数,这样,他们往往就把最明显的因素包括在内,而忽视了其他尽管重要却更难经验处理的因素(如道德价值、习惯、传统以及制度等);

    此外,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是均衡模型,这一数学形式主义处理真正的因果关系,反而把这种关系掩盖了;

    第四,新古典经济学只把对历史事实的解释提升到理论结论的层次,这种解释可能在某些具体的场合有意义,但是不能认为具有普遍的理论效力,因为他们反映的只是历史偶然性的知识。

    奥地利学派理论家希望指出,新古典经济学结论的有效性是不能保证结论的更确切也更有效的方法。另外,动态分析的一个优势是可以把(数量众多的)不可靠的理论分离出来,因为它揭示了根植于均衡模型——主流经济家用它构建理论——的经济方法所掩盖的缺陷和错误。[1]

    与新古典范式的区别/奥地利经济学派 编辑

    比较内容  奥地利学派  新古典范式  
    经济学概念  理解为动态过程的人的行为理论  决策理论:约束条件下的量大化(狭窄的“理性”概念)  
    方法论观  主观主义  模式化的主法论个人主义  
    行为者犯先验错误的可能性,企业家利润的特征行为者犯纯企业家错误是可以想像的,假如他们当初在确定的利润机会时表现出更大的企业家警觉,这些错误他们本可以避免这种悔不当初的错误并不存在,因为根据成本和收益,所有的过去的决策都被合理化了;企业家利润被视为生产要素的租金
    信息的概念  知识和信息是主观的和分散的,他们在不断地改变(企业家创造性);(客观的)科学知识和(主观的)实践知识之间有截然不同的区分  假定关于关于目的和手段的信息是完全的、客观的和持久的(使用确定的或概率的术语);实践的(企业家的)知识与科学知识不加区分
    参照点趋向协调的一般过程;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不作区分;每个经济问题都与其它问题联系在一起研究(一般的或局部的)均衡模型;区分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
    竞争的概念企业家争胜的过程“完全竞争”的状态或模型
    成本的概念

    主观的(取决于企业家警觉以及作为其结果的新的替代性目标的发现)

    客观的和持久的(因此第三方可以知道并测度它)
    形式主义(抽象的和形式的)文字的逻辑,其中引入主观时间与人的创造性  数学的形式主义
    与经验世界的关系 先验——演绎推理:理论(科学)和历史(艺术)之间截然区分,同时又相互协作;历史不能证明理论假设的经济

    与货币主义的区别/奥地利经济学派 编辑

    自由主义的两大经济学流派,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以及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

    货币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的区别在于,货币主义认为,在经济萧条的时候,政府应该通过积极的货币政策介入市场,当然,政策何时介入、怎样介入就是政府和经济学家们的事情了。

    奥地利学派则比较少地考虑货币问题,而是强调导致萧条的诱因,试图按照因果关系,把导致萧条的因素从复杂的经济生活中分离出来。并且,他们坚定地认为,只有千年来从传统、社会、家庭的教化中习得的自然正义和责任伦理,可以解决经济生活的一切困境,并不需要政府的干预主义。显然,货币主义能够充分肯定政客和经济学家的存在价值,而按照奥地利学派的主张,政府和经济学家可做的事情并不多。 

    成员/奥地利经济学派 编辑

    1871到1889年间,奥地利学派的成员,除了该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和他的两位最著名的门徒米塞尔庞巴维克以外,还有9名经济学家。这些影响较小的经济学家中大部分人的生平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的经历同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的经历如此相似,难怪他们有类似的观点了。这9人中的7人,即古斯塔夫·克鲁斯,约翰·冯·柯莫津斯基,维克多·玛塔佳罗伯特·迈伊尔,欧根·菲力波维奇·冯·菲力普斯堡,埃米尔·萨克斯罗伯特·祖克坎德,都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然后有几年不在大学,多在政府任职。他们每人都写过一本书,以取得在维也纳大学任职编外讲师的资格。他们大部分加入了《奥地利国民经济协会》后来他们又发表了其他一些著作。他们同已经提到过的奥地利维也纳经济学家共享维也纳学派成员的资格,仅仅是因为他们大约在同时也住在维也纳,而且对经济学感兴趣,特别是对应用边际效用思想于价值论有兴趣。

    迈伊尔是奥地利学派中对边际效用问题做过少许论述的第一人。他在有关该问题的惟一的论文中论述了西蒙·尼尔森·派顿的“消费不断变动规律”。这篇文章显示出他对边际效用思想有坚定的认识和理解,有能力用它来分析经济现象。

    奥斯皮茨和李宾于1889年发表了《价格理论研究》。奥斯皮茨在1870年代中期以后发表的大量论述完全是关于人口问题的。《价格理论》一书的印刷和装桢堪称范本。它对效用理论的利用同该书的形式一样完美,就其范围和小心谨慎的程度而言,在当时经济学家(除了威斯蒂德以外)的著作中是独一无二的。两位作者把对以往大部分成果的完整理解、他们的数学才能、丰富的经验和才干融入了对消费经济学的精辟解说之中。本书没有受到本该受到的影响,不仅因为它所包含的数学比当时的奥地利人和其他经济学家能够接受的要多,而且因为两位作者同维也纳大学没有联系;但该书也有些令人烦恼的缺点。

    奥斯皮茨和李宾还提出了“生活满足曲线”。这种享乐曲线不同于效用曲线之处仅在于,对某物品的零点消费来说,享乐不是零,而等于某种总的满足,它是指某消费者一年间没有这种物品可供消费时的满足。换句话说,“生活满足曲线”所表示的是某人的总满足,而不是限于来自所考察的那种物品。享乐加最初的满足等于效用。他们对影响“生活满足曲线”的各种因素作了详细的考察。

    帕累托欧文·费雪感到了奥斯皮茨和李宾的影响。帕累托加入了瓦尔拉斯和上述两位奥地利人的争论。他在他的重要连载文章(总标题是“纯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考察”)的开头还提到了《价格理论》,他指出该书显示出“经济数学理论在价格理论研究中具有实际的意义。”

    路易士·苏里于1914年将《价格理论》译成法文出版。费雪对该法文译本写了惟一的美国人的评论,他对“这本富有独创精神的著作深表谢意,事实上,正是这本书促使他开始进行认真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研究”。费雪此前在他自己的《价值与价格理论的数学研究》的序言中就已多次表露了同样的心情。他说:“对我影响最大的两本书是: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奥斯皮茨和李宾的《价格理论研究》。”

    《价格理论研究》后来还得到了一些高度赞扬。熊彼得说:“甚至在今天,它对大学生也是一笔思想和启示的财富,不过迄今只被部分地利用过。”哈奇苏作了类似评价,他说:“在我们时代,没有那部著作(甚至马歇尔和帕累托的著作也没有)对个人消费和厂商的纯粹分析以及对澄清基本假定作出了如此大量精确和独创性贡献。” 

    后期发展/奥地利经济学派 编辑

    汉斯•迈耶1932年撰文批评“功能价格理论”,并提倡使用“遗传因果”方法。
    奥地利经济学派奥地利经济学派

    这篇文章早就表明了在怎样理解经济学理论方面,奥地利学派与其他学派之间的差别。在此文中,迈耶批评价格均衡理论没有解释导致市场价格的行为“顺序”。要理解这一顺序,就必须理解构成这一顺序的行为的最初原因。根据米塞斯和哈耶克后来撰写的论著,有理由认为迈耶当时是一言中的,道出了奥地利学派思想中重要和与众不同的含义。

    米塞斯曾说过,经济计算需要有价格提供指导;由于中央计划经济没有生产要素市场,所以不可能利用要素价格来指导。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和另一些学者反驳说,价格不一定仅指市场价格;由中央政府公布的被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经营者作为“参数”的非市场价格(就和企业理论中生产者在完全竞争的要素和产品市场上把价格作为参数一样),也可以指导经济计算。

    在驳斥这种说法时,哈耶克阐发了他对竞争性市场过程的解释,提出竞争性市场过程是利用分散信息的发现过程。在同一时期,密塞斯提出了基本相同的市场过程特征(他没有像哈耶克那样强调知识的作用,而是强调了在开放的不稳定的世界中企业家的行为(参见米塞斯,1940年和1949年)。

    根据米塞斯—哈耶克对市场过程理论的发展(并且承认这些发展揭示了早期奥地利学派传统理论中隐含的思想。见:柯兹纳(Kirzner),1985年,及贾菲,1976年),我们有理由在马克卢普提出的奥地利学派传统观点后面再加上下述几条:市场(和竞争)是学习和发现过程;个人决策是在不稳定环境中的一种选择行为(此处认定有关选择机会也是决策的一部分)。上述两个观点在奥地利学派的传统中得到了发展,并成为由密塞斯和哈耶克的著述而引起的对奥地利学派传统学说再度重视的中心问题。在最近几十年中,美国学者再度重视该学派的传统学说。

    发展现状/奥地利经济学派 编辑

    奥地利经济学派奥地利经济学派
    由于1930年以后奥地利学派历史上这些多变的发展,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词在当代经济学讨论中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含义。

    1、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严格地讲,只是个历史名称。按此理解,奥地利学派只存在至30年代早期,以后,部分被微观经济学主流所吸收,部分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所取代。在很大程度上,今日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也持有这种观点。当今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完全了解早期奥地利学派,并引以自豪。晚近在奥地利举行的几次纪念大会和一些论著(希克斯韦伯(Weber),1973年;莱塞(Leser),1986年)都证明了这一点。但他们都把自己看成是整个专业经济学家群体的一份子。曾由门格尔、维塞尔和迈耶担任过的教授职位,现由埃里克•施特赖斯勒继承,他著作等身,学识渊博,深受奥地利学派传统的影响,其论著涉及了奥地利学派的众多方面及其代表人物(施特赖斯勒,1969年、1972年、1973年、1986年)。

    2、对有些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是个定语,用来表达再度出现的对庞巴维克资本与利息学说的兴趣。这种复兴特别强调生产的时间尺度和生产率的迂回性。曾为此著书立说的学者有希克斯(1973年)伯恩霍尔茨(Bernholz,1971年、1973年)、费伯(Faber,1979年〕和奥洛塞尔(Orosel,1981年)。这一派观点认为,“奥地利学派”一词与一般的门格尔主观主义传统不相干(如前述,该传统对庞巴维克的理论有所保留)。

    3、观察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意味着崇尚自由市场。马克卢普(1982年)注意到(并部分赞同)对“奥地利学派”作如是观。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米塞斯论著的影响。米塞斯以鼓吹市场起因说而出名,同时他是无可争辩的奥地利学派学者。因此,他支持不受干预的市场经济的强硬政策主张,很自然地被认为是现代奥地利学派的核心思想。米塞斯在美国的主要追随者默里•N•罗思巴德(MurrayN。Rothbard)的论著加强了这一看法,他也竭力主张和鼓吹自由主义。在该学派的奠基人中,维塞尔事实上明确赞同德国历史学派提出的干预主义的结论(维塞尔,1914年,第490页)。虽然米塞斯和哈耶克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效率公然提出怀疑,他们也强调他们经济学的无价值(Wertfrei)特点。他们都认为,他们在政策方面的自由市场主张与信奉奥地利学派有联系,但并不是该学派的核心思想。

    奥地利经济学派奥地利经济学派
    4、对于经济学界的许多人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自1970年前后起,指的是对卡尔•门格尔以及早期奥地利学派思想,尤其是经米塞斯和哈耶克发展的那些思想再度出现的兴趣。这种兴趣主要出现在美国,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论著,主要包括默里•N•罗思巴德(1962年)、伊斯雷尔•何兹纳(Israel Kirzner,1973年)、杰拉尔德•P•奥德里斯科尔(GeraldP。O'Driscoll,1977年、1985年)、马里奥•J•里佐(MarioJ.Rizzo,1985年)以及罗杰•W•加里森(Roger W.Garrison,1978年、1982年、1985年)的著作。这一派的目标是突出奥地利学派关于市场是一种过程的解释与主导现代经济学的均衡理论的不同之处。其结果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词常常被理解为只有部分是准确的(见怀特(White),1979年,第9页),拒不采用现代数学和经济计量技术。而规范经济学则主要因均衡为方向而广泛采用这些技术。现代奥地利学派中的这批经济学家(有时被称为新奥地利学派),确自认为早期传统的继承者。他们和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一样赞赏市场有秩序的结果,但在理解这种结果实际是怎样取得时,又与新古典主义有分歧。正是由于这批学者的努力,早期奥地利学派的许多著作的原文和译文得到再版,在经济学界内外吸引了大批读者。

    5、另外,还有一种与上述看法稍有关系的含义也被人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联系起来了。这一观点强调经济决策的环境是极不确定的,因而它在一定程度上实际拒绝了许多已被接受的微观经济学理论。路德维格•拉赫曼,(1976年)指出,G•L•沙克尔(G.L.S.Shackle)的论著在这方面是奥地利学派(尤其是密塞斯的)主观主义最为忠实的发展。拉赫曼本人的论著(1973年、1977年、1986年)也顺着这条思想强调了个人选择和市场结果的不确定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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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引用日期:2012-10-15
    [2]^引用日期:2010-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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