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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奴才

    奴才,是指待奉主子之奴仆(满语称包衣阿哈),现代一般用于讽刺,含负面意义。清时期太监面对皇帝亦会自称奴才,满族大臣和入旗的汉族大臣面对皇帝也会自称奴才(表示亲近),而没入旗籍的汉臣却不自称奴才,只准称臣。乾隆时有汉臣邀宠而自称奴才,因此规定之后大臣无论满汉上奏折一律称臣。

    编辑摘要

    目录

    基本解释/奴才 编辑

    1.[minion;slave]∶奴仆;家奴2.[lackey]∶指甘心供人驱使、帮凶作恶的人一脸奴才相3.∶明清两代太监和清代满人、武官等对皇帝的自称详细解释1.亦作“奴材”。詈词。有鄙薄轻视之意。《晋书·刘元海载记》:“颖不用吾言,逆自奔溃,真奴才也!”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漾水》:“故李特至劒阁而叹曰:‘刘氏有如此地而面缚于人,岂不奴才也!’”唐赵璘《因话录·商上》:“伊不赏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阿嬭儿,非奴材而何?”明陶宗仪《辍耕录·奴材》:“世之鄙人之不肖者为奴材。”《儒林外史》第二七回:“被他妈一顿臭骂道:‘倒运的奴才,没福气的奴才。’”2.家奴;奴仆。《红楼梦》第三二回:“这会子又叫我做,我成了你们奴才了。”《儿女英雄传》第三回:“咱们这个当奴才的,主子就是一层天,除了主子家的全得靠后。”3.引申为奴性十足,甘心供人驱使、帮助作恶的人。清孔尚任《桃花扇·听稗》:“正排着低品走狗奴才队,都做了高节清风大英雄!”续范亭《威言》:“除了你们少数奴才走狗享乐舒服以外,试问那一个中国人神经不受刺激,不伤脑筋?”4.清代宦官及清代近臣皇帝自称奴才,清代旗籍家庭的奴仆对主人亦自称奴才。清朝皇帝对旗籍官吏有时亦以奴才称之。

    基本

    由来/奴才 编辑

    陈垣关于奴才称呼由来的论述

    奴才二字何自出, 陶宗仪《辍耕录》以为奴才二字始于郭令公“子仪诸子皆奴才”一语,非也。骂人奴才盖北俗,中原无是语也。有之,自晋始。晋世五胡人中国,胡言遂载以俱来。《刘渊载记》(《晋书》于五胡及诸割据者,别为载记,附于 卷末。 刘渊、 刘曜,皆匈奴也,不得以汉姓而误为汉人):成都王既败,元海曰:颖不用吾言,遂自 奔溃,真奴才也。

    一、《刘曜载记》:田崧骂 杨难敌曰:若贼氏奴才,安敢 希觊非分。

    二、王猛曰:慕容评真奴才,虽亿兆之众不足畏,况数十万乎!

    三、《水经注》: 李特至剑阁,叹日:刘氏有此地而面缚于人,岂不奴才也!

    四、《魏书》:尔朱荣谓 元天穆曰:葛荣之徒,本是奴才,乘时作乱。

    五、凡此诸语,皆出自晋末六朝之间,在郭令公之前。令公之为是语,盖亦久居塞外,习于胡言,犹今之操西语骂人者耳。

    陶宗仪以为此语始自令公,未之考也。后于令公而为是语,则《五代史》: 董璋反,以书诱 姚洪,洪不听。城陷,璋责之。洪曰:汝奴才,固无耻,吾义士肯随汝所为乎!姚洪仕后唐, 沙陀族也。是亦习于北俗,晋以前无是也。奴亦作驽。《 颜氏家训》(颜,北齐人)谓 贵游子弟,当离乱之后,朝市迁革,失皮而露质,当此之时,诚驽才也。

    一、《五代史》: 朱守殷少事唐庄宗( 李存勗)为奴,后为都虞候,使守德胜。 王彦章攻之,守殷无备, 南城遂破。庄宗骂曰:驽才果误予事。

    二、此亦出于北俗, 译语之有出入者也。而魏钞《稗勺》则曰:明代宦官,对上称奴侪,今人讹侪为才云。是不读书之甚者。

    虽然,昔称奴才,以骂人耳,未有以自称者,更未有以称诸大廷者。犹古之有 臣妾其名(《易》、《书》皆有之),亦以称宦官宫妾耳,未有以统称臣下也。

    自 司马相如、 蔡邕、 刘琨、 韩愈诸文人,始以 臣妾二字入章奏,然亦只务为谀词,未尝以书衔焉。

    至国朝,满洲大臣奏事,率称奴才,始以奴才书衔,为一朝之典制;汉大臣且不得舆,盖亦循乎北俗也。 然国朝于奴才之称,亦屡经磨勘。乾隆二十三年谕曰:“满洲大臣奏事,称臣称奴才,字样不一。着嗣后颁行公事折奏称臣,请安 谢恩寻常折奏称奴才,以存满洲旧体。据此,则只分公私,不分文武也。

    然乾隆三十八年,凉州镇总兵乔照于奏谢折内称臣,为严旨申饬,曰:武员即官至提督,亦称奴才,此乃向来定例,乔照岂容不知?虽 臣仆本属一体,称谓原无重轻,但乔照甫加总兵,即如此妄行无忌,足见其器小易盈,着传旨严行申饬。此则不知乔照于奏谢折内称臣为违例乎?抑武员称臣为违例乎?由前之谕,则乔照于奏谢折内称臣为违例;由后之谕,则以武员称臣,似亦违例。道光六年,穆兰岱因陈奏青海蒙古事宜,折内称臣,亦为严旨申饬,曰:道光五年,曾经降旨,督抚藩臬之内,如系旗员,于请安谢恩折,着缮写奴才字样;凡遇一切公事奏折,着写臣字:此特专指文职而言,并未指武职如此。 原降谕旨,甚属明晰。穆兰岱前此会同陕甘总督奏事一折,自应缮写臣字。今伊自行陈奏青海蒙古事件,亦写臣字,竟染汉人习气,殊属不合。况此际各省将军都统等奏折,并无一缮写臣字者。穆兰岱身任副都统,兼西甯办事大臣,而仿效文职,殊属 非是。穆兰岱着传旨申饬。此则武员称臣,果属违例矣。由前之谕,则请安谢恩折奏称奴才,公事折奏称臣;由后之谕,则武员公事折奏亦称奴才。

    夫既分公事私事,又分文员武员者何哉?非分公私,非分文武也,分满汉也。内而部院,外而督抚,文职也;而满汉员缺各半,奏事会衔者多,故分公私。公即会衔,私即请安谢恩折之 单衔者也。若将军都统诸武职,有满缺,无 汉缺;虽公事奏折,亦多不必与汉大臣会奏,故不分公私而分文武。一言释之曰:满洲大臣有与汉大臣会衔入奏者称臣,其单衔人奏者称奴才。不必分公私分文武,分满汉焉已矣。

    与汉大臣会衔,何必不称奴才乎?不与(与,许也)汉人之为奴才也。汉人求为奴才且不可得乎!乾隆三十八年,御史 天保、马人龙奏监考教习查出 代倩情弊一折,折内书衔,因天保在前,遂概称奴才。上谕之曰:向来奏折,满洲率称奴才,汉官率称臣,此不过相沿旧例;且亦惟请安 谢恩及陈奏己事则然,若因公奏事,则满汉俱应称臣。

    盖奴才即仆,仆即臣,本属一体,朕从不稍存歧视,初非称奴才即为亲近而尽敬,称臣即为自疏而失礼也。今天保、马人龙之折如此,朕所不取。若不即为指示,恐此后转相效尤,而无知之徒,或因为献媚,不可不防其渐。

    嗣后凡内外满汉诸臣会奏公事,均着一体称臣,以昭画一。如是,是皇上不欲汉人之称奴才,而以满人迁就汉人也。故满人称奴才,有时可以称臣;汉人称臣,无时可以称奴才。

    然亦有不尽然者,要在皇上之意何如耳!乾隆三十五年, 周元理会同西甯(人名)等奏到搜捕 蝗孽一折,折内列名处,西甯、达翎阿称奴才,周元理则称臣。上谕之曰: 臣仆本属一体,均系奉上之称,字义虽殊,其理则一。满汉臣工自称固有不同,然遇部院章奏,虽满洲大员,亦一例称臣,而满洲督抚奏地方公事亦然,并非以奴才之称为卑而近,称臣为尊而远也。

    即如满洲大学士在朕前亦自称奴才,而汉人虽丞簿末秩引见亦皆称臣,岂丞簿汉员,因此遂得谓尊于满大学士乎?

    朕抚御臣民,并无歧视,而朝廷体统,本自尊严,又岂因臣下之称奴才而尊崇有加,称臣而体制有减乎?朕于此等事从不计较,即汉人中间有于 召对时称奴才者,亦并无嘉赏之意。而折奏列衔,则不宜参错,止当论首衔何人,或满或汉,皆可以一称贯之(马人龙折即依此旨)。

    此次三人会奏之折,西甯名列在前,既称奴才,则达翎阿、周元理自当连名直写,又何事妄生区别于其间耶?若谓周元理不屑随西甯同称,有意立异,是视周元理身份太高,谅彼亦不敢萌此念。但此等节目,必拘泥若此,又何其不达事理耶?可笑之至。将此 传谕周元理知之。夫马人龙之随 天保称奴才也,即依此旨办理也。上既以周元理为可笑,又以马人龙为不合,则臣下果何措 何从也?且乾隆二十三年,既谕令满洲大臣于公事折奏称臣矣,而西甯于奏报捕蝗事宜,仍称奴才,是违制者西甯。

    乃皇上不责西甯,而反笑周元理者又何也?盖皇上知汉人中有以奴才二字为自昔北俗骂人之词,而不甘为满洲奴才也,故借周元理以警惕之。在马人龙则恐其冒认奴才焉,在周元理则恐其不服为奴才焉,操纵臣下之术亦神哉!

    历史地位/奴才 编辑

    “奴才”一词,虽含鄙意,却在清朝 典章制度上有着一个特殊的位置。清朝规定,给皇帝上奏章,如果是满臣,便要自称“奴才”;如果是汉臣,则要自称“臣”。汉臣如果自称为“奴才”就算是“ 冒称”。

    “奴才”与“臣”这两个称谓,谁尊谁卑,以今人的眼光,无疑是“奴才”低于“臣”。但这种判断,与清朝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奴才”一称,从表面看,似不如“臣” 字体面、尊严,实则“奴才”要比“臣” 金贵得多。“奴才”,实际是一种满洲人主奴之间的“自家称呼”,非“自家人”的汉人是没有资格这样称呼的。

    汉臣称“臣”,并不是皇帝为了照顾汉臣的面子,“特地优待,锡以佳名”,而是为了与“奴才”一称相区别,以显示汉臣的地位低于满臣。俗谚云:“打是疼,骂是爱”,清朝皇帝让满臣自称“奴才”,实际是骂中之“爱”;反之,不让汉人称“奴才”,则是因为缺少这份“爱”。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满臣 天保和汉臣马人龙,共同上了一道关于科场舞弊案的奏折,因为天保的名字在前,便一起称为“奴才天保、马人龙”。乾隆皇帝看到奏折后,大为恼火,斥责马人龙是冒称“奴才”。于是, 乾隆帝做出规定:“凡内外满汉诸臣会奏公事,均一体称‘臣’”。这个规定,目的就是不让汉臣称“奴才”,为此,宁肯让满臣迁就汉臣也称“臣”。

    满族 统治者不肯让汉人称“奴才”,这是为什么呢? 鲁迅先生的杂文《隔膜》里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锡以佳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

    晚清时期,满人内部仍保持着很浓厚的奴隶制习气。坐观老人《清代野记》记云:“每有旗主,贫无聊赖,执贱役以糊口,或为御者,或为丧车杠夫,或为掮肩者。若途遇其奴,高车驷马,翎顶辉煌者,必喝其名,使下车代其役,奴则再三请安,解腰缠以贿之,求免焉。故旗奴之富贵者,甚畏见其 贫主也。”这就叫“严分着主奴”。“严分着主奴”的习惯反映到典章制度上,便是满臣奏事时要自称“奴才”。满臣自称“奴才”,不仅表示自己是皇帝的臣子,更表示自己是皇帝的家奴;而 汉臣则没有满洲人传统的主奴关系,所以也就只有臣子的身份,也就不能称“奴才”。正因为这个原因,马人龙奏事时自称了“奴才”,便被认为是冒称。

    在实行奏章称谓制度的过程中,也出现过特殊的情况:即有汉臣虽然称了“臣”,却遭到皇帝的申斥。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满臣 西宁、达翎阿与汉臣 周元理,联名上奏“搜捕 蝗孽”一折,二满臣皆自称“奴才”,周元理自称“臣”,按理说,这是符合规定的;但乾隆皇帝却怀疑周元理称“臣”是“不屑随西宁同称,有意立异”,是不服当奴才。实际上,周元理巴不得能自称“奴才”呢。没想到却受到乾隆帝的猜疑。乾隆帝在这件事上,大约是玩弄了 韩非子所说的“恃术不恃信”的诡道。规矩本来是自家定的,但他却出尔反尔,责备臣下,完全不讲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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