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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子夏

    子夏(前507-?)姓卜,名商,字子夏,后亦称“卜子夏”、“卜先生”,春秋末晋国温人(另有魏人、卫人二说,近人钱穆考定,温为魏所灭,卫为魏之误,故生二说),孔子的著名弟子,“孔门十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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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简介/子夏 编辑

     

    子夏子夏
    子夏,姓卜名商,卫国温人,是孔子晚年的得意弟子之一。子夏是继孔子之后,系统传授儒家经典的第一人,对儒家文献的流传和学术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被后世誉为传经之鼻祖。子夏还在儒家思想的发展和创新方面取得很大成就,他晚年时,到魏国西河一带教学,开创的“西河学派”培育出大批经国治世的良材,并成为前期法家成长的摇篮。子夏在传播儒家经典、发扬儒家学说、继承和发展孔子思想,以及培育具有法家特色的弟子等方面都贡献卓著。

    但是迄今为止,有关子夏的各方面研究还远远不够,本文旨在对子夏的学术贡献和思想贡献做一系统整理,对子夏在中国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重大成就进行总结,以便于世人更加全面、清晰地认识子夏的历史贡献。本文主要分作六章,第一章介绍迄今为止有关子夏的研究成果和主要观点,分作子夏的国别与家世、子夏与经学的关系以及子夏的学术及学派三个方面分别介绍。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虽然总体说来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依然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

    经过考证可知,子夏出生于公元前507年,15岁入孔门,跟随孔子周游列国,直至孔子逝世。其间曾任卫行人和莒父宰。在试图维系孔门集团统一的努力失败后,子夏离开鲁国,回到魏国设帐收徒,继续传播儒家思想,直至去世。纵观子夏的一生,除短期从政、为父母守丧外,他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儒学思想的学习和传授之上。

    子夏与孔子/子夏 编辑

    子夏子夏与孔子
    孔子后期学生中之佼佼者,才思敏捷,以文学著称,被孔子许为其“文学”科的高才生。子夏为学时,因常有独到见解而得到孔子的赞许,如其问《诗经》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一句,孔子答以“绘事后素”,他立即得出“礼后乎”(即礼乐产生在仁义之后)的结论,孔子赞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以言《诗》已矣。” (《论语·八佾》)但孔子认为子夏在遵循仁和礼的方面有所“不及”,曾告诫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子夏才气过人,《论语》中保留了他的许多著名的格言,如:“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百工居其肆以成其言,君子学以致其道”;“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等等。

    孔子去世后,子夏至魏国西河(济水、黄河间)讲学,“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 (《史记·儒林列传》),还做过崇尚儒学的魏文侯的老师。近人有以为子夏思想中具有“法家精神”,韩非子称“儒分为八”不及子夏之儒,是因为将之视为法家(见郭沫若《十批判书》)。

    汉代以来,学者大多认为,儒家的经学最初主要是从子夏一系传授下来的,如东汉徐防说过:“《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自子夏。” (《后汉书·徐防传》)这里就认为,“六经”中的大部分是来自子夏的传授。南宋的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叙述得更为具体,其云:“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五传而至大毛公。于《礼》则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王肃诸儒多为之训说。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实受之于子夏。毂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人。于《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所撰定也。”洪迈之说虽未必每事皆实,但学者一般以为亦非无稽之谈。

     

    子夏晚年,因丧子而哭之失明,离群索居。唐玄宗时,被追封为“魏侯”,宋代时又加封为“河东公”。

    贡献/子夏 编辑

    子夏子夏
    史载孔子弟子卜子夏传《易》,并有著作《子夏易传》传世。对子夏易学的一些问题,学者存有争议。本文对古籍所记载的有关于夏易学的一些资料,作了初步考察,以求对《子夏易传》的作者是卜子夏还是汉人韩婴,以及子夏易学的思想特色,获得初步认识。通过考察,一方面证明《子夏易传》确有古《易》面貌,其作者确应为孔子弟子卜子夏,韩婴为《子夏易传》作者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另一方面,说明子夏既熟知古《易》象数、“卦气”等《易》之“古义”,又能深入契会孔子由“古义”所创发的“观其德”的哲学“新义”,显现出于夏易学秉承孔子、“古义”和“新义”兼容的思想特色.

    子夏于诸经皆有钻研,也有所侧重。他尤善于《诗》《乐》,曾作《诗大序》;他也研习《尚书》,但不如他经;他擅长《易》理,今传孔子《易传》很可能出于子夏的传述;他于礼学则长于丧服研究,撰有《丧服传》;于《春秋》学,发挥《春秋》微言大义的《公》《谷》二传都出于子夏的传授。子夏修习儒经,擅长发掘经文的微言大义。孔子“述而不作”,他整理编订六经,寄寓了自己的思想主张,子夏所传经学,对弘扬孔子学说起了关键作用。

    孔子的高徒子夏,在孔子去世后的六七十年间,办学成就与影响无疑是最大的。子夏的教育思想在全面继承孔子的教育思想基础上,又在教育目的论、教学过程论、学习和借鉴历史、慎交益友等方面有发展创新,是上承孔子、下启荀子和《大学》、《中庸》等光辉篇章的重要一环。

    子夏与“六经”/子夏 编辑

    子夏子夏

    孔子之学赖孔子弟子而传,孔子的这些弟子在弘扬师说方面各有侧重,故有的学者将孔门弟子分为传经派、弘道派、践履派。在传经学者当中,子夏应是最为突出的一位。我们可以从有关资料来看子夏与各经的关系。

    (一)子夏与《诗》、《乐》

     

    谈到子夏与经学的关系,首先会想到他与《诗经》的关系。经传子书等等的记载之中,子夏论《诗》说《诗》的材料很多,有的是他向孔子请教有关《诗》的问题,并受到了孔子的夸奖;有的是他与同门师友讨论《诗》的问题。他评人论事,常常将《诗》句轻松援引而来,谈论《诗》句,更往往纤细深刻地发掘意蕴。从这些材料看出,子夏对《诗》的了解明显超过了他人,达到了十分熟悉的程度。

    孔子是否曾经删诗,学术界看法不一,据传统的史书记载,今见《诗经》乃经过了孔子的手订,但有学者不相信这种说法。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的竹简中有《诗论》一篇,因为其中有不见于今本《诗经》的篇名,有人便据而否定孔子删诗之说。其实,《诗》经过了孔子的删订,有不少踪迹可寻,孔子前后有逸诗存在,,应当正是孔子删诗的前提。依笔者研究的结果,孔子删诗之说是不应否定的。孔子对《诗》不仅作了整理的工作,而且还向弟子授《诗》讲《诗》,这对其弟子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其中于《诗》所悟较深者即是子夏。

    子夏于《诗》,主要是作了《诗大序》。《诗序》旨在揭橥《诗》之本义,其有《大序》、《小序》之分。《诗大序》一般置于全书之首,总论《诗经》大义。关于《诗大序》的作者,唐以前一般称作于子夏,而唐宋以来,学者间颇有争论,子夏所作之外,尚有子夏、毛公合作说以及东汉时期衛宏所作之说。经过今之学者的辨别考察,《诗序》出于子夏之说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可。

    子夏

    今之《诗经》也是赖子夏传授下来。汉初传授《诗经》的有齐、鲁、韩、毛四家,据说,各家都在某种程度上渊源于子夏。今天所看到的《毛诗》,《汉》、《隋》二志明记出于子夏。《汉书·艺文志》著录《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又有《毛诗》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末云:“三家皆列于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毛诗》比三家多出一卷,很可能是子夏所传《诗序》别为一卷,至于《毛诗故训传》又多出一卷,则可能是训传之文不置于经文之下,又别为一卷,郑玄于亡佚之笙诗曰:“子夏序《诗》,篇义合编,故诗虽亡而义犹在也。毛氏《故训传》各引《序》冠其篇首,故序存而诗亡。”《常棣》疏引《郑志》答张逸:“此《序》子夏所为,亲受圣人,足自明矣。”是郑玄本来认为《序》为子夏所作。在这一点上,后来的陆机、王肃看法与郑玄并同,《文选》将《诗大序》明题为“卜子夏”撰,《隋书·经籍志》也明言《序》为“子夏所创”。

    诗与乐是密不可分的。古代通常所言“六经”包含《乐经》,但《乐经》今无其书,有人说它亡于秦火,有人说《诗》、《乐》为一,自诗言之为《诗》,自乐言之为《乐》,《诗》重在章,《乐》重在乐曲。还有人说《周礼·大司乐》或者《礼记·乐记》原出于《乐经》。《诗》三百篇皆可入乐,这一点已经为学者所公认,古代宴会、宗庙祭祀等等往往诗、乐并用。《礼记·孔子闲居》等记有子夏与孔子的对话,孔子由《诗》而谈到“五至”之说,孔子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诗至而礼、乐亦至,《诗》同时也具有了乐的功能。由此,我们认为古代诗、乐合一说可能没有问题。

    子夏对于乐和乐的教化功能也颇有认识,古籍中这样的记载也有不少,其中十分典型的是他与魏文侯的对话。魏文侯问子夏曰:(《隋书》卷七十五《经籍志》)从子夏的解说中可见他对所谓“古乐”以及“郑、卫之音”等等都很通晓。

    子夏与《尚书》/子夏 编辑

    有关子夏的材料中,关于他与《尚书》的关系的记载不多,《尚书大传·周传》记有子夏关于《尚书》中所言“慎罚”的理解:

    子夏曰:“昔者,三王悫然欲错刑逐罚,平心而应之,和。然后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虑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后行之,此之谓慎罚。”《尚书大传·略说》还记有子夏关于《尚书》的整体看法及孔子对子夏读《书》的评价:

    子夏读《书》毕,孔子问曰:“吾子何为于《书》?”子夏曰:“《书》之论事,昭昭若明焉,所受于夫子者,弗敢忘。退而穷居河、济之间,深山之中,壤室蓬户,弹琴以歌先王之风,有人亦乐之,无人亦乐之。上见尧、舜之道,下见三王之义,可以忘死生矣。”孔子然变容,曰:“嘻!子殆可与言书矣。虽然,见其表,未见其里;窥其门,未入其中。”

    孔子之于《尚书》,所见与子夏有别。孔子说自己曾经专心于《尚书》,即他所言“悉心尽志,以入其中”,感觉《书》之义蕴既高且深,就像“前有高岸,后有大谷,填填正己而已”。孔子认为,《尚书》中的每一部分所能显示的各有深意在焉:“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观诫,《洪范》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可以观治,《尧典》可以可以观美。”《尚书大传·略说》的这段话,《孔丛子·论书》、《韩诗外传》卷二第二十九章都有相近的记载,综合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在孔子看来,了解了这些,才能算了解了“《书》之大义”,子夏读书既毕,只是见其表,窥其门,“未为精微者也”。所以,《法言·君子》所说“子夏得其书矣,未得其所以书也”可以作为对子夏之于《尚书》关系的概括。

    子夏与《易》/子夏 编辑

    子夏与《周易》的关系,马王堆帛书发现整理后,人们给予了新的认识。汉初(下葬年代为公元前168年)帛书《周易》不仅卦次不同于《序卦》,与《十翼》十篇差别甚大,而且篇数亦非十,有少于今本者,也有今本中所不见者。由此可知,战国时代作翼以解《易》的学者不会止于一个人。

    孔子弟子子夏可能即是解《易》学者中的一位,据说,孔子死后,子夏讲易学于西河,但孔子门人中有人认为他对易学修养不够,所以子夏以后易学的传承不见确实记载,后世目录书中所著录的《子夏易传》,后世学者多视为伪书,其实,依笔者看,这还有继续探究的余地。

    首先,子夏曾作《易传》,《隋书·经籍志》有明确的记载。其曰:周文王作卦,谓之《周易》,周公又作《爻辞》,孔子为《彖》、《象》、《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而子夏为之传。

    传统上认为“易更三圣”,孔子与《周易》联系密切,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史记·孔子世家》的表述是:“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其中的“序”与《隋志》的“为”应为同位词。有学者指出,这里的“序”字作为动词可有两种解释,一是排列次序,二是序跋之序。孔子研读和整理编次《周易》时,曾为《彖》等作序文。今传本《易传》之中有孔门弟子所记孔子关于《周易》的言论。帛书《易传》的发现,也支持了这样的推断。如此,子夏曾作《易传》便有了很大的可能。

    第二,史料显示,孔子有可能曾授《易》于子夏,这正如唐人李鼎祚《周易集解序》中所谓“卜商入室,亲授微言”。《孔子家语·六本》记:

    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喟然而叹。子夏避席问曰:“夫子何叹焉?”孔子曰:“夫自损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决之,吾是以叹也。”子夏曰:“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谓也,道弥益而身弥损。夫学者损其自多,以虚受人,故能成其满。博哉天道,成而必变,凡持满而能久者,未尝有也……。”子夏曰:“商请志之,而终身奉行焉。”

    《说苑·敬慎》也有与之相同的记载。此外,据《孔子家语·执辔》的记述,子夏还曾对孔子讲述《易》理中人类和动物所受元气的分限,即所谓“气分”。从这些材料看,子夏对于《易》的确有所钻研。

    第三,后世学者也有人看到子夏与《易》之间的某种联系。在孔子之后的传经之学中,子夏一系的学说对荀子之学有一定的影响。康有为就说:“传经之学,子夏为多。”又说:“传经之功,子夏为多。”这似乎点出了荀子与子夏之间的学术关联。《荀子》中关于《周易》的言论有四条,其中三条沿袭了《论语》中所显示的孔子的谈《易》方法,即不把《周易》用于占卜,而着重于从义理上引申发挥,所以荀子说“善为《易》者不占”。另一条见于《大略》,曰:“《易》之《咸》见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刚下。聘士之义,亲迎之道,重始也。”其对《咸》卦的解释,运用了卦义说、爻位说、刚柔说,则与《易》传有相通之处,因此,有些研究者便依之而断定《易传》属于儒家中的荀子门派,或即由荀子门徒所作。其实,荀子《易》乃继承了前人,而对其影响较大的或即子夏《易》学。

    子夏与《丧服传》/子夏 编辑

    子夏之于礼学,实长于丧服研究,曾撰有《丧服传》,这是解释《仪礼·丧服》的文字。《丧服经传》记述了天子以下人死后相互哀丧的礼节、服饰。篇中依据尊尊、亲亲、名分、出入、长幼、从服的原则,对丧服的等级、服丧的年月、亲疏隆杀的礼仪作了详细说明。

    在《仪礼》中,仅《丧服》一篇有传,《丧服》的经与传本来分别单行,1959年在武威汉墓出土的木竹简,其中有单行的《丧服》传两种,又有单行《丧服》一种,可见西汉时仍有单行的《丧服传》。

    《丧服传》是否出于子夏,尚有不同看法。《隋书·经籍志》曰:汉末,郑玄传小戴之学,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于义长者作注,为郑氏学。其《丧服》一篇,子夏先传之,诸儒多为注解,今又别行。《仪礼·丧服》贾公彦疏谓:“‘传曰’者,不知何人所作,人皆云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所为。师师相传,盖不虚也。”唐石经《仪礼·丧服》标题作“丧服第十一子夏传”。唐朝以前,对子夏曾作《丧服传》看法比较一致。

    但后来有人提出疑议,认为《丧服传》不仅解释《丧服》经文,亦解释《丧服》经后之《记》文,并有援引《礼记》中有关论丧服者之位置,从而以为《丧服传》之撰作时代较晚,不应在子夏时,当产生于《礼记》有关记丧服诸篇之后,甚至在战国后期。如沈文倬先生将汉简《服传》与《礼记》有关文字对照后,便认为《服传》“是在《礼记》诸篇的强烈影响下撰作的,其时在秦火前夕”。

    《礼记》出于鲁儒,为孔门后学汇集前人论礼之文以成,其中有关丧服诸篇也是如此。将《礼记》、《服传》的相关文字比较,二者之间相似的论述很多,这当然是正常的,而从前人的文字对比中,其实看不出《服传》删削《礼记》的痕迹,倒是《礼记》可能是在《服传》基础上删繁就简,或铺陈演说,袭用其义而改撰其文。关于这一点,学者稍稍留意,并不难察见。人们带着怀疑的目光去观察前人古籍撰作的成说,往往陷入类似的逻辑颠倒。

    史料显示,子夏的确善长丧服古礼。《礼记》的《檀弓上》、《曾子问》等篇,《孔子家语》、《终记解》、《曲礼子夏问》等篇都记有不少子夏与孔门师友谈论丧服的事情,他向孔子请教相关问题,他本人不仅对丧服制度表现得兴趣浓厚,而且明显地在这方面长于他人。《丧服传》出于子夏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子夏与《春秋》学/子夏 编辑

    依笔者看,孔子作《春秋》应当是不争的事实。孔子在《春秋》中寄托了自己的政治观念和“正名”主张,并且以之教授弟子孔子弟子中受《春秋》学较精者首推子夏,据记载,解释《春秋》经义的《公羊传》、《穀梁传》都出于子夏的传授,李启谦先生说得好:“《春秋》一书要没有《公羊传》和《穀梁传》的解释就很难读懂,而有了它就大有助于后人的阅读。而这些成就是和子夏有直接关系的。”

    孔子以《春秋》授子夏,史有记载。《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古微书》所记更明确,《春秋纬·春秋说题辞》称:“孔子作《春秋》一万八千字,九月而书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孝经纬·孝经钩俞诀》则曰:“孔子在庶,德无所施,功无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又曰:‘某以匹夫徒步以制正法,以《春秋》属商,以《孝经》属参。’”

    后人以《古微书》属纬书而不信其说,其实这些说法不为无据。《吕氏春秋·察传》记子夏经过卫国去晋时,有读史的人说“晋师三豕涉河”,子夏马上听出“三豕”为“己亥”之误,说明他精于春秋史事。《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称“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说《春秋》也”,又说:“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春秋繁露·俞序》记曰:“卫子夏言: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又记:“子夏言《春秋》重人,诸讥皆本此。”如此等等,皆能说明子夏与《春秋》的密切联系。

    子夏所传《春秋》到底是哪部书呢?有学者误解《史记·儒林列传》“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一语,认为吴起也是子夏的弟子;再加上吴起为军事家,而《左传》中又有不少与战争有关的描述,遂认为吴起很可能是《左传》的作者,而吴起之学即来自子夏。

    关于孔子之后《春秋》学的传授,《宋书·礼志》所引东晋太常荀崧上疏之语正符合事实真相:“孔子惧而作《春秋》,……时左丘明、子夏造膝亲受,无不精究。孔子既没,微言将绝,于是左丘明退撰所闻而为之传。……儒者称公羊高亲受子夏,立于汉朝,辞义清俊,断决明审,多可采用,董仲舒之所善也。榖梁赤师徒相传,暂立于汉……。”其意是说《左传》出于左丘明,而《公羊传》则出于子夏的传授。是则《左传》与子夏并没有什么关系。

    子夏受《春秋》于孔子,非常重视其中的“微言大义”,这从前引《春秋繁露俞序》的记叙中不难看得出来。解释《春秋》“大义”的《公羊传》、《榖梁传》便都出于子夏的传授。据何休《春秋公羊传·序》唐徐彦疏所引戴宏序说,《公羊传》乃子夏传公羊高,其说口授相传,到西汉时,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才著于竹帛,据唐人杨士勋的《春秋榖梁传序·疏》,《榖梁传》也本于子夏的传授,榖梁赤为鲁人,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故曰《榖梁传》,以后师弟相传,到汉宣帝时方大行于世。《公羊传》、《榖梁传》同出于子夏而有不同,情况很可能是,子夏发掘《春秋》义蕴以授弟子,公羊高榖梁赤皆受《春秋》于子夏,二人依据师说,在继承的基础上各有侧重的进一步发挥,以后递向传授,才形成了两部解经之作。中因为二书都渊源于子夏,故体例相近;二书又有不同,主要是公羊、榖梁进行解说,故分别以《公羊传》、《榖梁传》称名。

    经学的特征/子夏 编辑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子夏的经学具有明显的特征,这种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子夏于诸经皆有钻研,也有所侧重孔子一生所教授的学生数量众多,他们所学一定各有侧重。而在经书的传授方面,子夏所起的作用尤其重要。

    在学术思想方面,孔子称自己“述而不作”。他删《诗》《书》,订《礼》《乐》,赞《易》,作《春秋》,其实都属于对古代文献的整理,即使所谓的《春秋》之“作”,其实也只是对鲁国旧史材料的整理,其注意力则在于“属词比事”,通过这些方式以寄寓自己的政治思想。《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以《诗》《书》《礼》《乐》等教育学生,孔门弟子对于孔子所整理的这些典籍皆有所学,其弟子“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这里所言的“六艺”应该即指儒经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书。然而,诚如后人所说,“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其他弟子虽通六艺,而在后来接续孔子事业,并以经书从事教育,传授弟子的,子夏可谓最为突出。

    子夏通于各经,但明显有所侧重。如前所述,子夏于《尚书》就没能窥其堂奥,即所谓“未为精微”;子夏于礼学,也仅仅长于丧服古礼。但子夏于《诗》《乐》之学、于《春秋》微言大义、于孔子所见的《易》学之理,尤其见解独到。

    第二,子夏修习儒经,擅长发掘经文大义

    从前述孔子与诸经的关系中,不难看出子夏习经很擅长发掘经书潜在的深义。孔子“述而不作”,他整理“六经”时当然不会是随意对经书进行整理编排,而是有一定的指导思想蕴含其中,《春秋》如此,其它各经恐怕也是这样。子夏等人号为“孔子之通学”,他们便常常用心体味经书中的孔子思想,关于这一点,有关的材料表现十分明显。

    例如《诗》。据说孔子以前《诗》有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他将《诗》整理删订成三百余篇,这是因为孔子看到了《诗》与社会政治的内在联系,看到了《诗》的“温柔敦厚”的教化功能。孔子认为《诗》可以引起人们的联想(“兴”),对人起到思想启发和感情感染作用;《诗》能够观察社会民情,“观风俗之盛衰”;可以会通思想感情;还可以讽谕不良现象。孔子以后,《诗》更被注入了政治性、功利性的内容,出现了强以附史、勉为教化的倾向。然而,如果稍稍细心研究《诗》的研究历史,便不难发现这种倾向是自子夏开始的,《诗大序》就称《诗》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以后,《诗》便成了儒家伦理教材,除了少数者外,大部分解《诗》注《诗》之作都有意无意地对《诗经》进行神圣化的解说,有的诗篇被解为具有“美刺”的意义;有的诗篇被看作有“颂德”的内含;还有的诗篇被看成“正俗”之作。

    再如《书》。子夏于《尚书》虽然只“见其表”、“窥其门”,但他却认为《书》之论事“昭昭若明”,他认为自己读《书》首先沐浴了“先王之风”,“上见尧、舜之道,下见三王之义”。

    子夏与《春秋》、《易经》更是细察其理,专门发掘经文大义。现存的《春秋》三传,经子夏传授的《公羊》、《榖梁》与《左传》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重在发掘经文的微言大义,而《左传》则以史实的铺陈解释《春秋》,与前者有明显不同。孔子于《易》,不把《周易》用于占卜,而是从义理上引申发挥,子夏受《易》治《易》,自然也是如此,后人所谓“卜商入室,亲授微言”很能说明问题。

    第三,子夏传经,对弘扬孔子学说起了关键作用

    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孔子的学说内容十分丰富。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研究孔子,材料受到很大限制,不少研究者甚至仅仅局限于《论语》一书,这自然影响到对孔子思想的全面把握。

    有学者已经指出,今本《论语》只有一万余字,显然只是孔子言行的很少部分,其它孔子门人所记孔子的言行录,其性质与《论语》一样,都是研究孔子的重要文献。我们今天研究孔子,自然不应舍弃这些重要资料。更何况,除了孔子的言行录,他所整理编辑的文献也是研究其思想的珍贵材料,而这种研究显然离不开子夏所传诸经之说。

    例如孔子《易》学思想。孔子曾作《易传》没有,学术界看法很不一致,长沙马王堆帛书有关《周易》的材料被发现以来,孔子与《周易》的密切关系才有了较为确定的意见,孔子晚年“好《易》”、“喜《易》”被肯定下来。在这样的前提下,再来看孔子与《易传》的关系便清楚多了。

    《隋书·经籍志》称子夏曾经作《易传》,说:“孔子为《彖》、《象》、《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而子夏为之传。”对这个记载,笔者以为不可不信。

    关于孔子言论的记载,以前不断有学者加以探讨,如邢昺《论语正义》就说先秦乃至汉代典籍中的“子曰”皆指孔子,是孔子弟子所记孔子之言。孔子论《易》之言有不少就是赖孔子弟子记录并传留下来。从长沙马王堆帛书所出《缪和》、《昭力》等篇《易传》看,孔子晚年的论《易》之言乃出于其晚年弟子的传述,今本《易传》可能也是如此。而从前述《隋书·经籍志》的记载看,今本《易传》的传人很有可能就是子夏,如果是这样,子夏对于孔子学说的弘扬实在功不可没。

    参考资料/子夏 编辑

    1。http://dlib.cnki.net/kns50/detail.aspx?filename=2007088643.nh&dbname=CDFD2007
    2。http://www.dayifs.com/news/zt/2008/4/08422134489204_2.html
    3。http://blog.163.com/chendonghui888@126/blog/static/379585912007829115117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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