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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定安

    定安县位于海南岛东北部内陆,毗邻省会海口市,距海口市区仅34公里,定安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具有灿烂的文化和光荣的革命传统,是明代礼部尚书王弘诲、清代海南唯一探花郎岳崧的故乡,也是海南著名的“琼剧之乡”。

    编辑摘要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中文名: 定安 外文名: Dingan
    别称: 定阳 所属地区: 海南省
    面积: 1189 人口: 31万
    地理位置: 海南省东北部 著名景点: 南丽湖母瑞山文笔峰、热带飞禽世界、定安古城、久温塘冷泉
    机场: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电话区码: 898
    邮编区码: 571200 地方方言: 汉语-闽南方言-海南话
    车牌代码: 琼C 城市类别: 省直辖县
    气候条件: 热带季风气候

    目录

    定安/定安 编辑

    1、定安简介

    定安南丽湖

    定安县位于海南岛东北部内陆,毗邻省会海口市,距海口市区仅34公里,东邻文昌市,西靠澄迈县、屯昌县,南与琼海市交界,每日有班车通达海口及县境各乡镇。地理坐标为北纬19°31′-19°44′,东经110°07′-110°31′,全县面积1189平方公里。

    定安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具有灿烂的文化和光荣的革命传统,是明代礼部尚书王弘诲、清代海南唯一探花郎岳崧的故乡,也是海南著名的“琼剧之乡”。

    定安县是个典型的农业县,土地资源丰富,是海南岛历史上文化发达的县份,明清以来人才辈出, 名胜古迹颇多。定安县历史悠久,始建于公元1292年,曾设州建制,迄今已有700多年历史。全县总面积1189平方公里,辖有10个镇、4个乡、113个村委会、903个自然村、3个国有农场、1个国有林场,总人口30万。

    环岛东线高速公路在本县境内通过,沿途开设三个分道口与县内各公路、南丽湖风景名胜区和塔岭工业开发区相连。全省东线、西线和两横干线公路贯穿定安县东南西北地区,形成良好的交通网络,交通十分快捷便利。

    定安县有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和资源优势,为投资开发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近郊优势:定安县为省会海口市的卫星城,北距海口港40公里;海口机场36公里;东距清澜港48公里;西距洋浦港113公里。具有临空型、临海型地理位置,是发展热带高效农业、高科技产业、仓储业、商住业和贸易项目的风水宝地。

    交通优势:环岛东线高速公路在本县境内通过,沿途开设三个分道口与县内各公路、南丽湖风景名胜区和塔岭工业开发区相连;全省东线、西线和两横干线公路贯穿定安县东南西北地区,形成良好的交通网络,交通十分快捷便利。

    通信发达:拥有程控电话装机容量2.5万门,现已开通移动通讯800W,县城及各乡镇、南丽湖风景名胜区、塔岭工业开发区的程控电话、自动寻呼机、移动电话均已开通。

    电力优势:新建的塔岭110千伏变电站和南丽湖35千伏变电站已建成投入运营。目前,全县共有变电站8个,全县电力充足,供电保障。

    资源优势:土地广阔肥沃,全县宜开发利用土地178万亩。水源丰沛,全县境内集雨面积达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10条,水源总量为15.92亿立方米,水能蕴藏量17931千瓦,可开发量为11216千瓦。

    矿产丰富:已探明的具有开采价值的主要矿10多种:金、银、铜、钴、铅、铝、铀、铁、石墨、石英石、高岭土等。旅游资源前景广阔,主要旅游区和景点有:省级风景名胜区南丽湖、定安古城、探花郎张岳崧故居见龙塔、明代尚书王弘诲故居八角楼、母瑞山革命纪念园、文笔峰、中华未来城等。

    地价优惠:工业用地,实际投资额在600万美元或500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项目,每亩地价1万元;实际投资额在600万美元或5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项目,免交地价款。

    农业用地:投资额在500万元人民币或100万美元以上,且用地面积1000亩以上者,免收5年土地租金。旅游业用地,地价比毗邻市县优惠10-15%。

    治安保障:定安县是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县。全县警力充足,社会治安秩序良好。我们对投资者实行挂牌保护,确保投资者的生命财产安全。

    投资现状:目前,定安县外引内联项目初步建成投产有48个,投资总额3.88亿元人民币和3800万美元;在建项目10个,计划投资1.5亿元人民币和2000万美元。

    定安县是省定琼台经济合作示范县,台商开发项目18个,投资3500万美元,闻名全省的台健南丽湖高尔夫球场、益华罗非鱼加工厂、幸福食品厂等项目已正式营业。

    投资方向:以农富县,以农强县是定安县经济发展的思路。到定安投资开发规模性农业、旅游观光农业、养殖业,既有充足的土地水利资源,又有诸多的优惠条件;

    围绕罗非鱼加工厂、芦荟加工厂、果蔬脆片加工厂等项目,大力发展种养业前途广阔。同时,凭借南丽湖风景名胜区和塔岭工业开发区,投资开发旅游项目和工业项目,也是开发投资商不能丢失的契机。

    2004年底,定安县面积1189平方千米。人口31.43万人(公安户籍人口数:总户数84121户、总人口314292人;其中非农业人口91180人。)。辖10个镇、122个村(居)委会,境内有3个国有农场和1个国有林场。县政府驻定城镇。

    定安的传说/定安 编辑

    定安城,是琼岛一座美丽的古城。她有很多动人的传说,就以它的名字来说,也有许多令人神往的佳话。

    定安,按名义上讲,大抵是平安、稳定、民泰年丰,吉祥如意,降顺安定之意。在野蛮的古代,穷兵黩武,战祸频繁,人们多么渴望太平,安居乐业,休养生息!所以“平安无祸”是众望所归。

    定安,从字形结构上讲,它又有独具一格,别有风味的传说了。

    定安城远古时人们相传叫她疋女墟。疋女就是织女的意思,将她建立在碧波如练的南渡江边,遥望风景如画的西山晚霞,意为天上银河边善良美丽的巧女——织女也神往这个美丽的地方。

    定安城附近的乡村,如城东的排坡、南山,城东隔江的苍原,从远古至近代,也确有纺纱织布,描龙绣凤的美姑巧妇,有如,《海南岛史》所介绍的“有男耕女织的民情风貌”。

    海南岛的情情如何,据海南地理志记载,郡民皆桑蚕织布。。。追根讨源,史料印证,疋女墟的得名,大概在汉代以前就有了。

    露天无昼,朝羲初露,疋女墟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运来巧手能工织造的棉织品、丝织品、麻织品、苇度草筐等摊排在江边的沙滩上进行交易。产品的种类繁多,色彩斑澜,质量优良,吸引来往的商贾。等到午后,纺织品售完,人们又收摊拾架,推车担货,各归乡里。江边只乘下脉脉含情的疋女。

    年事日久,疋女墟成为水陆经商的要冲。为了发展经济,繁荣市场,人们在江边渐渐盖起房子,进行生产,迎商接客。疋女从无房到有房,她也就从外面回到家室里去——“定安”就这样诞生了。

    是的,疋女(织女)应该回到家里去,否则,玉帝是要加害的。织女是天帝之孙,玉帝对她与牛郎的爱情竭立阻止和破坏,长年把他们分隔在天河南北,长期不让他们相会,每年农历七月七才允许见面。鉴于织女这种不幸遭遇,难怪民间有“七月七日迎嫁女避节”的习俗,也就是有些地方每到七月七日,父母要接新出嫁的女儿回娘家。意为保护女儿和女婿的幸福生活,以免天帝发觉他们长年同居,而在七月七日之后强迫他们分离。由此可见,疋女回家室是民心所愿。

    说来也怪,定安县真的与“女”字有缘,海南岛第一位王妃青梅就出生于定安县,定安女人以漂亮著称,海南岛有一句口头禅:“定安娘(女人),文昌官(男人)。”

    定安历史/定安 编辑

    1、立县定安

    宋元改朝换代之际,海南黎酋符十九、符二十兄弟,集众作乱,活动猖獗。元世祖忽必烈夺得政权后的第十三个年头,至元28年,即公元1291年二月,由湖广总督府镇国元帅、琼州安抚使陈仲达、副帅朱斌,率领蒙古骑兵二百,汉兵二千,顺化兵五千,渡海到海南岛,再征集地方民兵一万四千,筹备草粮,准备大举讨伐黎蛮。在发兵之前,陈仲达突然死去,忽必烈闻讯,立即指令荣禄大臣、湖广中书行省平章政事阔里吉思,渡琼座镇,指挥征剿。阔里吉思到海南后,提升朱斌为元帅,任命陈仲达之子,年轻的陈谦亨领万户总兵配合南征,当年的十二月擒住符十九,首战告捷。正在策划全面围剿的时候,阔里吉思被召回关,辞行前,阔里吉思向朱斌授略:“分委柔善,遍行招安”八字。第二年,至元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广西都督府镇抚元帅高佑奉命与朱斌、陈谦亨会合于茶根,策划征剿,朱斌从南,高佑从西,陈谦亨从东北,以黎母山为目标,发兵挺进,翌年即至元三十年十一日,三路兵马在黎母山东侧,原镇州所在地会师,黎患平息,历史上认为这次战功归于阔里吉思“用武其神乎,推心其仁乎”。其实这都有是忽必烈的联黎策略,所以战事停止后,朱斌根据阔里吉思授意,立即实行招安,退出黎母山区,经乌蒙孙泽提议,阔里吉思奏准,至元三十年,即公元1293年,在黎母山区边缘地带,新寨县岭的麻山界,即现在中瑞农场的双灶岭建立定安县,同时在南弄界建立会同县,在北盈徒建立万全寨。然而会同也不万全,定安并不安定,双灶岭仍是深山老林,是黎苗所需要的地方,于是建县不足二年,至元三十一年,阔里吉思再作让步,后退六十里,定安县治所迁出丘陵地带南资都南坚峒,即今龙门镇西北的官衙、官井、官地村地方。

    2、升州南建

    元朝文宗天历二年,即公元1329年,琼州军民安抚司突然接到三道圣旨,一道是改琼州军民安抚司为乾宁军民安抚司,一道是召青梅回琼为妃,一道是升定安县为南建州,封南雷峒主王官为世袭知州,佩带金符,迁治到琼牙乡,隶属北海元帅府。这一突如其来的圣旨,出处有因。

    原来英宗至治二年四月,即公元1322年,由于特门德尔挑拨,太子图帖睦尔被贬来海南岛,寓居在陈谦亨元帅府,正好府中有一侍女青梅,能歌善舞,声色并丽,使图贴睦尔动了心,然而落魄太子一贫如洗,青梅不稀罕,于是太子闷闷不乐,自我叹息:“自笑当年志气豪,手攀银杏弄金桃,溟南地辟无佳果,问着青梅价亦高”。此事被定安南雷峒主王官知道了,通过王官为媒妁,又资助太子三百元为聘礼,娶了青梅。泰定元年十月图贴睦尔得召回京,封为怀王,天历元年登基当皇帝,念及前情,文宗皇帝,即图贴睦尔召青梅回京为妃,可惜青梅命薄,回到浙江就死在途中。青梅姓陈,文昌人,死后其兄陈乾富得到任用和提升。为报答王官雪中送炭之恩,封王官为世袭知州,南建州之“建”字来自南坚峒之“坚”,州址设在现在定城南门外杨墩坡村之南边。

    3、复县定安延续至今

    明朝洪武元年,即公元1368年,明兵入琼,琼州守将陈乾富投降,未经交战,元朝在海南岛的统治宣告灭亡。然而,世袭享受元朝福禄的南建州知州,王官之次子王廷金及其胞兄王廷燎,串通万宁黎酋王贤保,儋县峒主刘均胜,集结黎兵,洗劫南建州和万安军治所,然后遁兵母瑞山的南牛岭,企图东山再起。但是,不足三年,便被原潭榄翼千户总莫真成之嫡子莫宣宝和万宁峒主王丽珠所覆灭。

    洪武二年,即公元1369年,定安恢复县名,第一任知县吴至善。从那时起至清末止,整整两个朝代,历时542年,定安县名不变,治所不变,版图不变,隶属琼州府也不变

    风景名胜/定安 编辑

    1、文笔峰:横空出世落乾坤

    文笔峰(节选)
    炎洲穷灭没,岗峦互参次。
    卓矣文笔峰,山曾拔平地。
    壁立无因援,绝(山献)削如刺。
    丹梯入鸟道,秀色天门侍。
    始历尚逶迤,望望转穹邃。
    阴洞引奎芒,石几绣霞帔。
    明·王弘诲

    阳春三月,记者慕名踏访了历史上曾经辉煌的定安文笔峰。
    上山顶,入村庄,查史料,看文献,访乡亲。透过那永不改色的峭岩奇石,考察那历经百年沧桑的故居祠堂,翻阅那一代名流的文宝遗墨,记者仿佛看到了昔日的文笔峰是何等的风光!

    随着倒流的时光,去探访文笔峰那悠远的历史……

    皇帝钦定的皇家宝地

    横空出世的文笔峰位于琼岛东北部定安平原,形像笔架,原名尖岭。

    孤峰横空落乾坤。文笔峰像一座飞来峰,不知从何处飞来,飞累了忽然落在一片原野间,它虽不高,只有百米多,但在四周田野的映衬下显得清秀挺拔……奇特的是在原野远处,文笔峰的东西南北四方各有距离均等的一座山岭,与之遥遥相对,像四个门神,而文笔峰被相拥在他们中间的一个大盆地中。古今多少来访者,皆惊叹这座孤山平地拔起的神奇,若登峰望远,则有把大地踩在脚下,青云直上之感。不禁吟一句:山不在高矣!

    文笔峰的地质表层迹象也十分奇特。位于它东西两侧的乌盖、金鸡两岭,都是连片覆盖的喷出玄武岩;南北对向的龙门、旧州两岭,也是火山岩,而地处四岭正中的文笔峰却不是火山岩,其岩层上粗下细,沉积层纹理十分清晰,具有明显的水成岩特征,特别是显露在峰顶、被当地人称为“芋仔饭”的岩石,更是令人寻趣不尽。

    这些石头,像“芋仔饭”一样,由各种色泽不同的小蛋石和细沙混凝而成,坚固异常,没有纹理,无法直切,强力敲碎,蛋石就会掉出来,这些蛋石与河流中长期被水冲刷、磨掉棱角的蛋石一模一样。据此,有人认为,文笔峰是从地下河中冒出来的,与珠穆朗玛峰一样,越冒越高。如果说喜马拉雅山的珊瑚化石,证明了它的地质年代,那么,文笔峰没有类似发现,这其中除了该水域没有珊瑚虫外,可以推测,文笔峰是早于喜马拉雅山冒出地面的,因为火成岩的形成仅有两三百万年,而水成岩则形成于一亿三千万年前。

    据史书记载,大约1200年前,文笔峰还是一座人迹罕至的小峰峦。唐朝末期,咸通五年(864年)唐兵进攻黎母山,李将军率兵从琼山府城出发,途经这座无名小山峰时,发现该山气势非凡,登峰极目,感叹不已,于是上奏懿宗皇帝钦定,命名李家岭,并以李家岭为中心,横直三十里划为行政区域李家都,据为皇家宝地,载入史册。未建县先建都,无人迹先行政,奇迹般的宝地传闻为世人所垂涎。后来,与李唐王朝分庭抗礼的南汉国民众捷足先登,移民到李家岭,以国为名建立南汉村;远在福建的闽国也争先恐后,移居此地,以年号为名建立永隆市(今居丁下市);早先入琼的汉人,亦纷纷流入李家都。短短几十年时间,李家岭即兴旺起来。从此,这座出世不凡的独秀山峰,成为钦身治世的宝地,每每接受新知事的朝拜,造福人间。

    有许多美丽的传说

    李家岭的命名,给定安带来了生气。汉人源源迁入,岭南有李家岭,岭北有石根塘,沿着巡崖溪、居丁河,陆续出现汉人村庄,仙沟、居丁成为汉人的定居点。

    在定安民间,有这样一个妇孺皆知的美丽传说:

    北宋时,琼山县五原乡有位姓葛的神童,12岁起修炼洞玄雷法,法号白玉蟾,是个“蓬头跛足、服气餐霞”的怪人,他“非道非释亦非儒,读尽人间未读之书;非凡非圣亦非士,识破世上未破之事”,他朝思暮想离开肮脏的世界,寻求清静的天堂仙境。

    一天,他慕名来到李家岭,登上峰顶,有似超凡脱俗:身置云层,面朝天门,耳闻天鼓,目极千里,脚踏彩霞,手招群星,不是仙境胜似仙境。他舒了一口气,望着插入云天的一块上大下小、蛇蛤未到人畜不近的平顶峭岩,宛如天梯第一阶,于是运足气功神力,踏陷垫石,飞跃天梯台阶,朝叩天门,大笑三声,便登天成仙去了。现存山顶偏西有一洞口,俗称“石门”,仅容一人从此穿过。最大一石,危居其巅,周围数丈,高丈六七,其垫石上一双尺余长的脚印清晰可见,传说就是白玉蟾留下来的。

    这里还有一个关于南渡江和文笔峰的有趣的传说。

    据说,很久很久以前,海南岛是和雷州半岛连在一起的,过路来往的商贾车辆往返不绝。可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惊天动地的海浪冲垮了那条海上唯一的通道,过往的人们只好乘舟而去,备受风浪颠簸之苦。

    不知何年何月,一个后生仔风餐露宿,饮树上玉液琼浆解渴,吃山间佳果充饥,长得像树墩般结实。他目睹商贾受天堑之阻的烦恼,耳闻人们泛舟往返的惨景,萌发了填海修路的念头,他跨越了七七四十九条溪涧,穿过九九八十一座丛林,砍回千古花梨木削成扁担,寻回千年古藤,编好了簸箕,挑土造路。

    树上的绿叶青了又黄,黄了又青,寒来暑往,藤编的草鞋不知穿坏了多少双,眼见即将成功。他的事迹感动了天上的玉帝。在一个夜间,当他走到仙沟时,只见乌云翻滚,平地里雷声大作,扁担“咔嚓”一声折断了,他气得把扁担一掷,把前边的那簸箕土用脚一踩,气呼呼地走了。不料想,被他所掷的那条扁担,化为滔滔不绝的南渡江,而那两簸箕土,则分别化为尖岭(文笔峰)和饭瓢岭(旧州岭)。从此以后,南渡江就从尖岭北面、饭瓢岭西面款款流淌,一泻入海。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李家岭美丽的传说数也数不清,它以皇家宝地问世,名声显赫,而白玉蟾和南渡江的传说,更增添了它的神奇色彩。连大清朝康熙皇帝也要把他心爱的皇妃安息在文笔峰山麓的东坡脚下。

    一代又一代名人贤士

    李家岭被神化后,名声大振。据史料记载,明朝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两广总督按察司副使陈英视察定安,得知李家岭的神奇后,便亲自率领群僚,征募民力,修尖峰顶,改李家岭为文笔峰,大兴文风以振文运,并将岭南的李家村改名文头岭,岭北的石根塘亦改称文锦堂。

    文笔峰得名后第26年(公元1514年),峰西的小山村出生了自号刚峰的海瑞(后迁至琼山府城)。又过了28年(公元1542年),峰北龙梅村举世奇才王弘诲降世了。

    海瑞、王弘诲的出生以及事业上的成功,被人们传为文笔峰的荫庇。从此以后,文笔峰成为定安文化的象征。每到定安的文人墨客,无不登峰领略奇观妙景,挥毫写颂篇。许多举人进士贡监生员,都将自己的成功托附于文笔峰,不少人竟以峰名为别名,以期藉励。同样,先辈的成功,又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学子。明末清初,定安出现了求学读书的热潮,仅以清朝论,全岛有178人中举,定安就占31人,中进士的30人中,定安也有8人,还出现了一甲进士及第张岳崧探花郎,按比例算人数论拔尖,定安均居全岛第一位。明清两代,国史公认的“海南四大名人”丘浚、海瑞、王弘诲、张岳崧,除丘浚外,其余三人均出生于定安。明嘉庆帝欣闻偏隅之乡,竟如此文光翰气,特赐匾赞誉“何地无才”。

    文笔峰以其特有的神奇,吸引了众多的文人学士,数百年来,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沐浴着文笔峰的灵气,青年求读者,不惜跋涉,纷纷登峰远眺,虔诚祈祷,接收洗礼,逐成习俗,延至今天,县内学生也喜登文笔峰。

    文笔、文笔,文是才华,笔为正直。定安历史名人正直无私,毫无媚骨。海瑞冒死直谏,上疏指责嘉靖皇帝迷恋道事、不理朝政,触怒龙颜,被廷杖重伤,打入死牢;王弘诲身为副主考官,不忍宰相张居正舞弊,将两个不成才的孩子塞入进士榜,便写了《火树篇》、《春雪歌》加以嘲讽,被贬官8年;张岳崧纂修《明鉴》,违背嘉庆皇帝的旨意,不做指鹿为马的奴才,被革职为民,赶出京城。

    历史自有公论。嘉靖早死,海瑞得活,官升吏部左侍郎,他整肃官场,实施廉政,至今在江浙各地还留有佳话;张居正倒台,王弘诲官升礼部尚书,掌管南京教育事务,造就了大批人才,得到万历皇帝嘉许“三朝硕士一代伟人”;嘉庆帝驾崩,张岳崧复官,授权御史,任湖北布政司使,治理长江水,为人民立下汗马功劳,得到道光皇帝四次召见嘉奖。

    王弘诲身为教育家对海南教育非常重视。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鉴于琼州士子赴考旅途遥远,跋涉艰苦,渡海又有风浪之险,他特上《奏改海南兵备道为提学道疏》,请求改海南兵备道为提学道,让琼州士子能在海南就地考试。奏疏得到万历皇帝的允准。这便是海南民间所说的“奏考回琼”,它对海南文化教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后来,全岛14县的员生、童生集资,在定安县城东门为王弘诲修建生祠(人未死就修建的纪念馆称生祠),以纪念他的功德。

    峭岩奇石尽觅神仙踪迹

    “孤峰横空落乾坤,紫黛凝息南丽湖。

    飞天灵石堪世惊,非凡景致烙仙踪。

    百纳鉴史青犹在,絮言低语致清风。

    朗心凝眸放眼去,万波林海碧云天。”

    这是一位游人近日游览文笔峰后写的一首诗。

    文笔峰,面积仅3平方公里,海拔180多米,实际高度仅百米,是海南岛东北部独秀山峰。山矮峰高,地少色多,景观离奇,气派雄伟。每当秋末冬初,山腰间缕缕烟雾缭绕,山顶上一派迷雾,像靓女披上面纱,更增添了神秘色彩。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给文笔峰留下一处处富有神奇色彩的景点———

    岭顶上有一口直径近1米的石池,略呈现盆状,不管晴天还是下雨,池中始终保持着半池清水,相传是仙人的浴池,称为仙池,也叫天池。

    岭脉南侧的半山腰上,有一间简朴的“仙娘子”房,面积约六七平方米,房间有一张面宽而平滑的石床,传说是仙人憩息的地方。

    距“仙娘子房”南北34米外,有“酒杯”云洞和一张“石酒桌”,桌上有9个光滑的窟窿,窟窿的形状、大小都与古代普通的无耳酒杯相似,它们依次排在桌沿西边,各自的距离都大致相等,传说那是仙人摆宴席的地方。

    通向“仙娘子”房的下面,有一个20多平方米的“通天洞”,离通天洞不到20米有一个金银缸,长3米、宽2米的石板上,人站其上,只要脚轻轻一踏,便发出嗡嗡的声音。

    岭脉北侧半山腰有一“通海洞”,山顶上还有可供8—10个人席地而坐的三四个仙石桌和“望天桥”。

    龙首龟背石,仿佛天外来石,游人远瞻近赏,皆可感悟龙脉“潜游”之妙……

    平地突起,孤标天柱,登上峰顶环视四周,全无障目,有如航海,海天相连,地平一线,海阔天空;又如航天,鸟瞰大地,溪涧绵延,农家烟雾缭绕,一派美丽的田园风光,让人心旷神怡。此时此刻,云花自吐,灵感闪现。啊!天地最大唯我独高,乘六龙,游天下,才智焕发,妙哉!夜景到来,文笔峰又有另一番景色:太阳未出,启明星先到;太阳落山入黄昏,长庚星又来临。仰头看星光,俯首见黑暗,唯我自明,自高自明才智昂然。文笔峰,日乘六龙餐翰气,夜沐文光吐灵感,茅塞顿开,一通百通。

    文笔峰不愧为人间仙境,它秀丽的景色,被古今中外人士所赏识。每逢九月九,人们备足果酒,登高赏景,与天同乐。站在峰顶,仿佛可伸手托月,举手摘星。耳闻阵阵天宫琴声,人若置于仙境,飘飘然。

    开启尘封慧造文化旅游圣地

    由于种种原因,历史上曾经辉煌一时的文笔峰后来逐渐衰落了。

    文笔峰历史悠久,她是海南人文景观的一个缩影,这里沉淀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诞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名人贤士,传诵着众多美丽精彩的人物和民间神话传说。人们引以为自豪的,并不局限于回顾人文理念的历史和过去,人类之所以能进步与发展,关键在于不断地求索进取,以及对文化科学的传播、发展和延伸。沉淀在文笔峰及海南的人文内涵,并不能凭借史料及民间传说这样一种狭窄的空壳载体,去显耀过去的历史,而应精心营造激发新一代文化贤人、科技能人的大观园。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一些有识之士倾心文笔峰,他们试图打开历史的封尘,兴建“文峰胜迹”文化景区,充分体现“文光翰气、重德崇儒”的文化主题,突出“踏青山,觅仙踪,树德励志,陶冶情操”景观特色,将文笔峰建设成一个集旅游、观光、休闲、青少年科普教育为一体的现代文化旅游景点,引导人们来此休闲度假、陶冶情操,培养后人好学上进、廉洁人生,为社会奉献自我的高尚品德。

    他们总结了文笔峰丰富的文化内涵,提出了“重德崇儒,树德励志,陶冶情操”的主张,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思想文化,恰恰又是我国现阶段治国安邦所大力倡导的、全社会正在呼吁的“以德治国”方略的基本思想。

    文笔峰,峰峦独秀鹤立鸡群,人才拔萃!

    文笔峰,长寿亿万年,人才留千古!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

    定安文笔峰

    文笔峰,位于海南省定安县的中部,它平地拔起,山色秀美,为定安八大名景之一。文笔峰从山腰至山顶主要由玄武岩和片理岩组成,山上植被茂盛,山顶常有云雾缭绕。

    文笔峰,又名文豪岭。“文笔”、“文豪”的意思就是:文采、有文采的人。古代这里出了不少的文人才子,被明朝明神宗誉为“三朝硕士,一代伟人”的礼部尚书王弘诲就出生在文笔峰脚下雷鸣镇龙梅村。王弘诲一生著作很多,文学上颇有成就,其中著有《南溟奇句录》、《尚友堂稿》等,至今,龙梅村还有一座为纪念王弘诲所建的富有海南建筑特色的明代牌坊,建筑设计造型古朴雄伟、坚固大方,叫做“太史坊”。

    关于文笔峰的由来有一个神奇的传说:相传很久以前,有位仙人挑着一担仙土准备送到王母娘娘的蟠桃园,路过定安的时候,看到这里人杰地灵、美景如画,便停下来歇歇脚、饮酒赏景,一筐土放在自己的脚下,另一筐土放在旧州,不知不觉仙人就喝醉睡着了,这一睡就睡了很久很久,仙人便化成了仙人石,两担土变成了两座山,定安这座山就是现在的文笔峰。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文笔峰上留下的仙迹有:仙人洞、仙人大脚印、仙人手掌、仙人酒杯、仙人石、娘子房等。(娘子房的来历:王母娘娘在天宫里等啊等,怎么那挑土的仙人还不到呢?于是,派了七仙女当中的一个下凡来找找,仙女在定安找到了挑土的仙人,但他喝醉睡着了,怎么叫也叫不醒,仙女看看天色还早,不到回宫的时间,她就坐在旁边等仙人醒来,仙女等得也困了就躺下来睡着了,等她醒过来已经到了回天宫的时间,可是挑土的仙人还在呼呼大睡,没办法,仙女只好一个人回到天宫向王母娘娘复命去了,而她睡过的地方留下了一张石床,石床所在的岩洞被称为娘子房。

    2、南丽湖

    南丽湖水面1200公顷,是海南省琼北地区最大的人工淡水湖。这里湖水清澈,碧波荡漾,四周胶林环抱,绿树翠竹临岸,山青水秀,明净瑰丽,环境幽静雅逸,气候温和,终年宜泳,宜浴、宜钓。

    远眺南丽湖,烟波浩渺,水接着天,天连着水,碧波粼粼,湖面上空丽日融融,白云悠悠,徐网习习。水面云影浮游。南丽湖水域,原来是低谷、高山、岩岭。1958年,定安人民在这里修起南扶水库,于是低谷积水成湖,原来的高山峻岭成了湖中小岛,有方的,有圆的,有长的,共有13个。

    面积最大的小岛有39600平方米,最小的有3300平方米。这些小岛树木竹丛葱翠欲滴。五彩野花争妍斗艳,林间鸟啼不歇,草地兔子蹦跳……个个小岛犹如宝石翠玉般美丽,人游其中如醉如痴。

    南丽湖于1988年被列为海南省重点旅游开发区。几年来,南丽湖开发建设的基础工程及旅游设施进展迅速,在完成道路交通、供电供水等建设的同时,豪华的大酒店、餐厅、别墅、水面娱乐及高尔夫球场等旅游设施相继建成。为游客提供游、玩、住、吃的配套齐全的系列服务,是一个旅游度假的理想的名胜风景区。

    著名人物/定安 编辑

    一、南宗五祖――白玉蟾

    日出扶桑积雪髙,

    海空天净绝纤毫。

    每看剑气冲银汉,

    知是吹笙咏碧桃。

    这首诗出自元代文豪虞集笔下,题写在白玉蟾画像上。诗的前两句,借景拟人,单从字面上看看,似乎是在不动声色地写景,若透过字面去咏味诗的意蕴,却是在绘声绘色地写人,也就是描摹画像主人白玉蟾的精神人格。

    “扶桑”是传说中的东方神树。传说中,太阳每天都像初生的婴儿,在扶桑的覆护下升起,“日出扶桑”就是旭日初升时的景象――当一轮红日从辽远的扶桑下冉冉升起之时,就像一盏无幽不烛的明灯,用光明撕开黑夜的混沌。晨曦照亮了天,照亮了地。大地上,一片皑皑白雪,在晨曦的辉映下,洁净无暇,浩然无涯;遥望碧海蓝天,蓝天寥廓,碧海浩瀚,熠熠生辉的旭日被挟裹在蓝天碧海的交际处,恰似骊龙含珠。旭日生机勃勃,天地空灵明净。这是一幅丽阳照白雪,碧空未染尘的画面,是虞集从白玉蟾画像上所读到的画境,更是虞集从白玉蟾这个人身上所读到的精神意境。

    诗的后两句是诗胆,点出画像主人白玉蟾。“每看剑气冲银汉”的字面意思,是说金星的光芒闪耀在太虚,让银河、霄汉失色。这一句与画面无关,但与画像的主人有关。白玉蟾本名葛长庚,而长庚又是金星的别名。中国古代有一种说法,以为金星主征伐,金星异常闪耀,必将有英雄出世,荡污秽,驱阴霾,廓朗乾坤。虞集的这句诗,就是引此为典据,以隐喻每当白玉蟾“吹笙咏碧桃”时,都像金星闪耀一样,对滚滚尘嚣具有荡污秽,驱阴霾的震撼力。“吹笙咏碧桃”,本来只是诗人生涯,是文人雅士的消遣。诗人们吟风弄月,逍遥泉石之间,醉唱新桃换旧符,原不过抒发自我胸中意气或某种感悟,而白玉蟾的“吹笙咏碧桃”,却感应出“剑气冲银汉”,似乎乾坤也要为之振荡了。无疑,在虞集的心目中,白玉蟾至少是一个能够荡除尘嚣污秽的文化清流。

    那么,这位白玉蟾或者葛长庚,究竟又是何方神圣,竟然让虞集如此赞誉?虞集文章,被称为“有元一代冠冕”,其人不仅才华横溢,而且学问博洽,为人则宽和雅量之中,不失其耿介有方。像虞集这样的一代文坛宗师,面对白玉蟾画像,又何以不惜折节,极尽赞誉之辞?

    《元史·虞集传》里的一句话,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解答这个问题,“山林之士知古学者,必折节下之”。折节下之当然是虞集的谦虚美德,但让虞集如此谦虚的人,必须是“知古学者”。白玉蟾就正是这样的人。他不仅知古学,还拥有聪颖、透脱、多才艺、广见闻等等人格魅力。也正是白玉蟾的人格魅力,才使虞集从他的画像中感悟到既空灵明净又充满生机的天地境界――虽然虞集从未见过白玉蟾,他们也不是同代人,但不失为异代知音。

    1、传奇身世

    也许,任何一个试图了解白玉蟾的人都会发现,他不像通常的历史文化名人那样,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就可以画出脸谱。关于他的事迹,许多人都有所耳闻,但要认真去了解他,他却又神龙见首不见尾,像那种英雄史诗里的人物,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许多人都知道,白玉蟾才思泉涌,“臆笑涕唾,皆为文章”,但不知道他的才思如何得来,是禀受天资,还是禀承教育?

    许多人也同样知道,白玉蟾才艺过人,书画两绝,成就极高,但不知道他师承何门何派。

    还有许多人知道,白玉蟾学问渊博,儒释道三教经典皆信手拈来,虽硕学鸿儒也有所不及,但看到的白玉蟾,却总是“年少冰玉颜”,是冰清玉洁的浊世佳公子形象,不是皓首穷经的夫子模样。

    有些人还可能知道,白玉蟾是道教内丹派南宗的真正创始人,兼道教内丹和雷法两大秘术于一身。但他的脚步从未在一个地方长久停顿,不像寻常的开宗立教者那样,盘踞于某一名山,所以没有人看得出,他将要栖息何方。大江上下,无处不有他行迈靡靡的身影,有谁知,白玉蟾心中何求?

    在那个特别推崇文章才华的南宋社会里,白玉蟾不仅以其才华感动过许多人,还以其文化成就震撼过许多人,但白玉蟾展现其才华的时间,前后仅十余年,也就是从公元1208年到1224年的南宋宁宗嘉定年间。正当三十六岁名扬天下之时,白玉蟾便归隐山林,像划过夜空的耀眼流星一样,消逝得无影无踪,没有人知道,他最终的归宿在哪里。

    谜一般的传奇人生,总会引发猜谜式的意义解读和玄思。甚至连白玉蟾这个名号,也让人颇费思量。

    清朝初年编修的《浙江通志》上说,由本名葛长庚改为白玉蟾,是因为他的母亲从其出生地琼州,改嫁到雷州半岛的白姓人家,于是改姓白。这个说法似乎可信,因为它以一个生活化的故事为依托,所以看上去就像是真的。但这个说法的最初根据,是白玉蟾弟子彭耜所作的《白玉蟾传》,那里面只说到“父亡母改适”,并未指实改嫁到雷州白姓人家,至于“改姓名白玉蟾”,是师从内丹派南宗第四祖陈楠之后的事。这就让人产生疑问:从白玉蟾生活的南宋到清初,经历了将近五百年,五百年前的人是否改嫁到了雷州的白姓人家,五百年后的人如何方始知晓?

    还有一种说法更离奇,据《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27引《江湖纪闻》说,“白玉蟾本姓葛,除去草头,以谢天地父母;除去勾曲,以谢兄弟妻子。以中曰字,加撇为姓”。这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浪漫解释,去掉葛字的上下部分以谢天地父母、兄弟妻子,意味着将由此获得精神自由,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但为什么偏偏是在曰字的上面加一撇姓白,而非在中间加一竖姓申之类?中间加一竖,或许还有个中正以行方的义理在,至于曰字头上加一撇,又将成何义理?对于浪漫的解释也许不必如此盘根问底,姑且置而不论也罢。

    第三种说法同样也匪夷所思。南宋时曾流传一幅《梦蟾图》,图中的景象是,月光斜照着高高的山岩,岩石上有一物如蛤蟆形状,雪白色,旁边站立二道士,手持经卷。梦中人还在梦境中被告知,那只雪白色的蛤蟆,是“上界真人”。蛤蟆也就是蟾,于是,雪白色蛤蟆成了白玉蟾从天上下降到凡世的征兆,手持经卷的二道士,则是白玉蟾的两大弟子彭耜和留元长。

    这最后一种说法,将白玉蟾说成是天上的神仙下凡,所以看上去比前两种说法还要可疑。但提出这个说法的诸葛琰,却是白玉蟾的诗文之友,而且是儒生,不是道士。诸葛琰站在儒生的立场上看,白玉蟾的才华学识、非凡智能,白玉蟾一生行事的种种奇异,都表明他不是尘世间的寻常人物,所以他更愿意相信,白玉蟾是带着另一个世界的智能来到人间的超人。

    世上的事情有时候就这么奇怪,符合常识不一定是真的,违反常识也不一定就是假的。诸葛琰的说法违反常识,但它却可能最接近事情的真相。当然,此所谓真相,不是指白玉蟾当真从天上来,而是指白玉蟾的才华智能确实非凡,他取用“白玉蟾”这样的名号,也确实是出于谪仙下凡的信仰心态。

    有资料表明,“白玉蟾”这个名号,是白玉蟾自取的,与神仙信仰有关,与宗族姓氏无关。如《图绘宝鉴》、《书史会要》、《绘事备考》等等,都说是“自号白玉蟾”。另据《日闻录》记载,白玉蟾还曾在自己的画像后题过辞,说是“这先生,神气清,玉之英,蟾之精,三光之明,万物之灵。大道无名,元亨利贞”。

    自称为“玉之英,蟾之精”,态度上也许不算很谦虚,但确实表露出了白玉蟾的谪仙下凡心态。这种心态,既是对道教神仙信仰的确认,也是对自我心理的暗示,它使白玉蟾经常以一种在尘而出尘的胸襟,面对尘世间的纷扰,将世人放不开的名利得失,看得云淡风轻,因而获得心灵的自由。

    在我们这些凡人的生活经验中,个人的聪明才智之所以不能够尽情地发挥出来,通常都是因为心灵受到名利得失的束缚,患得患失就必然束手束脚,顾虑重重就难免词不达意。于是,青少年时期曾经有过的聪明才智,成年后不但未见增长,反倒萎缩了,退化了,积累的经验越来越多,创造性的才智却越来越少,为人处世只好依靠经验,不敢放任自由的心灵去创造性地发挥,固有的聪明才智也就日渐消褪甚至泯灭。白玉蟾将患得患失的世俗通病丢到一边,让自由的心灵在天地之间纵横驰骋,所以他拥有种种非凡的品质。从这个角度来看白玉蟾的才华智能,可以说确实来自另一个世界。不过,那不是高悬在苍穹之上的神仙世界,而是与尘世拘束相反的、自由的心灵世界。由此解读“自号白玉蟾”,不正是以信仰形式袒露其心灵自由的标志么?

    白玉蟾还用过许多名号,作为诗文的题署或落款,比较常见的两种是海琼子和神霄散吏。

    自称神霄散吏,也是表达其道教信仰的一种方式,通常在举行道教的上章仪式时用到。在道教史上,白玉蟾是继北宋王文卿之后,行使道教神霄派雷法的代表人物,他不仅长期练习这种法术,而且将法术上升到理论的层面去思考,使之脱离巫术的固陋,升华为精神专一的身心修持。这是一项改造旧文化,化腐朽为神奇的事业,按说应该严肃对待的。但有趣的是,虽然白玉蟾在这项事业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并不曾淹没他的自由精神,即使在神仙世界里,他也自称为“散吏”,也就是个方便行事,不必事事请示汇报、一切照章办理的意思。或许,在白玉蟾的心目中,尘俗世界固然需要心灵的自由,神仙世界同样也需要心灵自由。没有这样的自由,作神仙也殊无趣味,更遑论化腐朽为神奇的文化事业。

    海琼子的名号,则表达出白玉蟾的乡恋情结,通常在与朋友的诗文唱和中用到,以表明作为一个人,他的生长之根究竟在哪里。若按籍贯论,他算是福建闽清人,有些文献的记载,就称之为“闽人”。但他的家庭,很早就从福建迁徙到海南,那还是他祖父在仕途奔波时候的事。因为他的祖父到海南出任教育官员,便在海南安居乐业了。他算是移民的第三代,不仅出生在海南,而且在海南接受教育,接受环境的熏陶,所以就作为一个人来说,他是“海琼子”,是这方水土所养育出的生命精灵。在当时,海南还只能算是文化上的边远地区,而福建则在两宋时人才辈出,文化高度发达,作为“闽人”,会让人获得文化上的自豪感。但即便如此,白玉蟾也丝毫不掩饰其乡恋情结。只是,这一分乡恋情结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够解得开,恐怕连白玉蟾自己也不知道。

    2、艺苑奇葩
    心灵的自由,造就了白玉蟾对于艺术的敏锐感受力,也激发出他在艺术上的创造力。无论诗文还是书画,白玉蟾都达到很高的艺术造诣。名山胜景,若能得白玉蟾的诗文记叙,便顿时生色增辉;孤章片纸,若出于白玉蟾的神来之笔,就有人用心珍藏。在当时的艺苑里,白玉蟾是一股清新的风,蓦然从南海飘来,虽然只是稍作停留,但让人文荟萃的江南社会,同时也让长期浸淫在人文熏陶中的江南才子们,精神为之一振。

    最初离开海南故乡的时候,白玉蟾年仅十二岁。他是作为天才少年被推荐到京城去的,参加“神童科”考试。大概因为他来自海南,而海南黎族的纺织技术当时领先,所以考官以“织机”为题,令其赋诗。这种题目,具体而微,创作发挥的空间极其有限。但既然是天纵其英才,就注定了白玉蟾不接受逼仄题目的束缚,他也不需要审题,揣摩考官的意图,他只是不假思索地随即吟道:“山河大地作织机,百花如锦柳如丝。虚空白处做一匹,日月双梭天外飞。”这是将天地造化万物当成织布机了,表现出何等丰富的想象力!按照中国古代品评诗文的通常标准,诗文的高下不仅仅在于主题、立意、修辞等等,还要看诗文的气象,也就是表现在诗文中的精神气质和境界。若以诗文的气象论,恐怕再苛刻的考官也不得不承认,白玉蟾必定非池中物,迟早是要腾飞的。而据《武夷集》载录这首诗的题注,出题的考官竟然是韩郡王,即南宋一代抗金名将韩世忠。如果这条资料真实可信,那么不难想象,诗人白玉蟾与名将韩世忠,当有会心一笑。

    然而,白玉蟾终究未能以科举博得一分半节功名。虽然在他幼年的海南生活中,就已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九岁时能背诵包括《周易》、《尚书》、《诗经》、《春秋》等等在内的儒家九经;下笔则文不加点,动辄数千言,出口成章。但他既未以卓越的才华登上进士榜,也未以渊博的学问登上明经榜。他只是在科场上留下这首诗,让后人依稀记得,曾经有那么一位天才少年,像粼光一样闪现过,为沉闷的科场凭添一段佳话。《全闽诗话》收录这首诗,并叙述白玉蟾随口吟诗的情景,既作为才思敏捷的范例,作为科场上的一段佳话,也藉以表达将白玉蟾作为“闽人”时,使更多的“闽人”都获得的骄傲和自豪。

    现在已无从知晓,科场上的失利,对于白玉蟾来说究竟算不算是人生的一种挫折,他是否愤懑过,是否有过怀才不遇的感慨?爱慕其才华的同时代人,曾经做出这样的推测,“琼山先生以妙龄赴高科,读书种子,宿世培植,根气已绝常人百倍矣。以其所学,肆而为文,登金上玉,直余事耳。”(《琼管真人集附录·庐山集序》,《重刊道藏辑要》娄集)按照这样的推测,白玉蟾是有理由感到怀才不遇的。但白玉蟾逍遥一世之上的自由精神,又决定了他会将科场上的得失,真正看作尘垢秕糠,略不挂怀。所以,白玉蟾经历科场的真实感受,现在已不可得而知,从他的诗文里,我们也看不到他对于那些云烟往事的追忆。我们只知道,科场上的失利,既未湮灭白玉蟾的非凡才华,也未改变他的文化追求。在随后的岁月里,他像个文化游侠,足迹踏遍了江南的名山大川、都城边邑,有时候访学论道,更多的时候则以文会友。

    人们评论白玉蟾的才华,多好用“文思汪洋”一类的词汇。据说,他随身从不带书本,但文章中或引经据典,或直抒胸臆,总能做到运用自如,对于包括儒释道三教在内的各种文史知识的掌握,能达到一意圆融的境界。如他的弟子留元长就曾回忆说:“三教之书,靡所不究,每与客语,觉其典故若泉涌然,若当世饱学者未能也。”(《海琼问道集序》)寻常诗友以诗相赠,也赞誉他“莫笑琼山僻一隅,有人饱读世间书”。当然,南宋是宋明儒学复兴运动的辉煌时代,曾涌现出朱熹、陆九渊等一大批硕学鸿儒,在那样的时代里,无人能以学识独步天下,白玉蟾也不例外。但对于白玉蟾来说,深厚的知识积累和良好的学术素养,只能被用来培护其固有的兰心蕙质,绝不能被用来充塞其敏慧的心灵,所以与那些硕学鸿儒比较起来,他更表现出以才士命世的风采。所作诗文,也绝少是古人言论之注疏,绝大多数,都从胸臆间自然流出,“如元气浑沦太虚中,随物赋形,无一点剪刻痕,而曲尽其妙”(同上《庐山集序》。随物赋形原作随物赋春,当为镂刻之误)。“随物赋形”是苏辙评议苏轼文章的用语,借用来评议白玉蟾的诗文,应该说很恰当,因为他们不仅都具有以才士命世的风采,而且同样都才华横溢。

    明朝学者胡应麟,曾为道教排列出一个人物表,有幸登上这个表的,都是道教史上博学而且长于著述的历代宗师,白玉蟾为其中之一。其实,若就著作之丰赡、文采之典雅而言,白玉蟾不仅是这个表上的应有人物,还应该算是其中很杰出的一个。在以文会友的十余年生涯里,白玉蟾创作出大量的诗文,歌咏山水,记叙故实,他的足迹踏遍了南宋所管辖的半个天下,他的文章也就写满了这半个天下。早在他濡墨挥毫,且行且吟的同时,那些热爱其才情的追随者们,便将他的诗文收集起来,如《琼管集》、《上清集》、《玉隆集》、《武夷集》、《庐山集》等。这些诗文集被追随者相互传抄,有些还镂板印刷,以便让更多的文坛精英们,欣赏他的才华,分享他的感受。

    欣赏白玉蟾才华的文人们,将他的诗文风格概括为四个字,叫做“绮错澜翻”。确实,白玉蟾的很多诗文作品,不但修辞典雅华丽,而且结构上才思纵恣,仪态万方,用“绮错澜翻”来形容,很贴切,很到位。从文学评论的角度看,系统品评白玉蟾的诗文,也许需要作一篇专论性的大文章,但从欣赏其非凡才华的角度看,这样的文章也许就最好别去写它,因为白玉蟾的诗文亦庄亦谐,不可方物,任何评论,都可能斫伤其元气淋漓般的完美,所以倒不如让读者直接进入其诗文的艺术世界,看他如何将五言古诗写得浑朴而厚实,如何将七言律诗写得灵透而飘逸,如何将歌谣写得通俗而流畅;再读读他的赋,也试试我们的鉴赏能力,看看我们能否将他的文赋与六朝文赋分开,读读他写的那些传赞,看看他是否有“通古今之变”的史学家才识。确实,仅仅将白玉蟾作为一个文人来看,他的才能令人赞叹,也让人惊奇。

    诗文创作还只是展现白玉蟾才华的一个方面,他的书法也同样达到很高的造诣。明朝人唐顺之的《史纂左编》,曾这样评论白玉蟾的书法,“大字草书,视之若龙蛇飞动,兼善篆隶。”清康熙皇帝的《御定佩文斋书画谱》,也谈到白玉蟾的草书,说是“有龙翔凤翥之势”。无论“若龙蛇飞动”,还是“龙翔凤翥”,都说明白玉蟾的草书流转升腾,观赏者能从中感受到活泼泼的生命,其流转升腾之势,似龙之飞,凤之舞,将要脱尘俗而凌九霄。元代隐士黄玠,还专门写过一首诗,赞赏白玉蟾的书法,“仙人白玉蟾,题诗留素壁。笔势来翩翩,矆睒不可测。将飞蛟龙影,或是风雨迹”(《弁山小隐吟录》卷1)。这首诗的描述,也是说白玉蟾的书法有流转升腾之势,与前两种说法可以相互印证。《宋元宝翰》收录宋元两代的书法精品,其中的第十三幅,就是白玉蟾的草书四言诗。作为书法艺术的一种变体,道教有符书,而白玉蟾的符书同样也很精妙。据载,湖南祁阳县祁山紫清观,旧藏有白玉蟾的符书,“玄妙淳古,莫测其运笔起止之迹”(《图书编》卷63)。

    善画梅竹及人物像,是展现白玉蟾才艺的又一个侧面。他曾在湖北鄂州城隍庙的墙壁上留下一幅画,画的主题是林竹,以道教内丹派南宗祖师张伯端等人物配之,“观者无不叹异,画之传世者”(《绘事备考》卷6)。白玉蟾的传世画作,据《式古堂书画汇考》记载,有《修篁映水图》、《竹石来禽图》、《墨梅图》等十六幅。其余散落人间的,就不知其几了。

    3、玄门宗师
    某些历史事件的偶然巧合,会让人产生神秘感,似乎在历史表像的背后,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有意无意地制造着人世间的悲喜剧,让芸芸众生慨叹、无奈。道教内丹派的南北二宗,就出现过这样的偶然巧合。

    内丹派的南北二宗,都主张通过自身的精气神修炼,以实现健康长生。这一套养生方法,渊源于远古时代的养精炼气术,经过东汉《周易参同契》的理论升华,将“道”与“术”结合起来,自成为理论有体系、操作有次序的完整学说,唐宋以后道教的发展,便以这套学说为主脉。按照道教教内的说法,内丹学虽然有很古远的传授,但它在人世间的系统传播,却是从神仙钟离权和吕洞宾开始的,所以内丹学的教内名称,叫做“钟吕金丹道”。北宋以前,钟吕金丹道在道教内部传授,也在社会上传播,已经出现不同的流派,但还未形成以教团组织为表征的宗派。北宋以后,由于南宋政权和金政权分别占据中国的南方和北方,政权对峙,文化也相对阻隔,于是钟吕金丹道在南北方各自发展,形成南北二宗。

    北宗即全真派,是元明以来道教的两大派别之一。全真派创始于王重阳,但取得大规模的发展,却是王重阳弟子丘处机掌教时候的事。丘处机也是道教内文才富赡的一代宗师,诗词俱佳,亦善翰墨,风格虽与白玉蟾不同,但艺术成就可相媲美。在当时的北部中国,丘处机也以其高尚品德及文化素养,扩大了全真教派的社会影响。但丘处机最终使全真教达到鼎盛之势,却得益于一大历史机缘。

    公元1222年,丘处机为劝阻成吉思汗征伐杀戮,以七十余岁的高龄,应成吉思汗之请,从山东远赴西域大雪山,见成吉思汗,劝勉他取天下要以敬天爱民为本,而杀戮将会制造新的仇恨,所以要图谋当时被金政权所占领的北部中国,应当建立过渡性的政府,不必用屠刀将耕田变为牧场。这样的劝勉,当然包含着浓郁的宗教情怀,但同时也具有现实的理性精神,它在某种程度上被成吉思汗所接受,至少不是一件让人大感意外的事。丘处机因此获得成吉思汗的特殊尊敬,全真教派也由此获得免除赋税等特殊照顾,使全真教派进入第一次大发展时期。与此同时,北部中国的老百姓,也因为丘处机“一言止杀”的功德,对全真教产生真切的情感认同,使全真教在金元散乱之际,能够有效地整合社会、重建社会生活最基本的人伦秩序。全真教亦即内丹北宗,因此取得大规模发展,其声势之隆盛,被当时学者形容为“鼓动海岳”。

    同样是在公元1222年,白玉蟾来到南宋都城临安,“伏阙言天下事”,也就是分析当时由宋金元三种力量所构成的天下形势,为南宋朝廷出谋划策。但他所遭到的待遇,却是“阻不得达”(彭耜《白玉蟾传》)。出面阻挡白玉蟾晋见的人,可能是照章办事的官僚吏员,也可能是侍宠骄吝的宫廷内宦,不论是哪一种人,总之都足以横亘在白玉蟾与最高决策层之间,所以阻挡很容易就获得成功,没有给白玉蟾留下任何陈述其策略的机会。若干年后,白玉蟾隐遁到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再若干年后,南宋政权被蒙元推翻。

    际遇不同,对于人生来说也许是重要的,也许是无关紧要的,这取决于不同人的不同人生态度,但对于人生事业来说,际遇却往往是决定事业成败、事功大小的核心因素。南宗未能像北宗那样取得“鼓动海岳”的鼎盛之势,未能像北宗那样,在散乱之世发挥整合社会、重建人伦秩序的应有作用,应该说,与丘处机和白玉蟾的不同遭遇,有着直接的关系。

    但南宗毕竟被开创出来了,而真正的开创者,其实是第五祖白玉蟾。按照南宗的传承谱系,其初祖是北宋时人张伯端,以下依次为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据称,张伯端的内丹修炼法得自刘海蟾,刘海蟾则因吕洞宾的点化而得道,这是南宗与钟吕金丹道的渊源脉络。张伯端当然是内丹学的大宗师,其所着《悟真篇》,对内丹学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内丹学经典中的经典。但张伯端毕生游宦,并不曾开宗立派。以下自石泰传至白玉蟾,都是单传私授,直到白玉蟾挟其所学以云游四方时,始有卓然自立一宗派的气象,而石泰、薛道光、陈楠,都可以说是师因弟子而显。甚至,连石泰的《还源篇》,陈楠的《翠虚篇》等内丹著作,都被稍后不久的俞琰怀疑为出于白玉蟾之手,因为这两篇著作的“文词格调”,与白玉蟾的诗文如出一辙。(见《席上腐谈》卷下)提出这个怀疑的俞琰,曾广泛收集各家各派的炼丹歌诀,编成《通玄广见录》一百卷,对于内丹诗歌口诀,应该说具有很强的鉴别力,由他提出的怀疑即使不十分可靠,至少也说明一点,即在白玉蟾身后不久或者还在隐居时,内丹学中的行家就意识到,所谓南宗云云,其实是白玉蟾先生的杰作。

    当然,俞琰的怀疑还需要更翔实的考证,这个麻烦不妨留给博学通古的专家们去解决。至于本文,可以讨论另外一个更有趣的问题:白玉蟾在宋金对峙、塞外蒙元大军的铁蹄也已依稀可闻的时代里,不追求苟全性命于乱世,满足于个人的修炼,而要开创内丹派南宗,其宗旨或意图究竟是什么?

    留元长回忆白玉蟾之为人,曾说:“观其济世利人之念,汲汲也。彻夜烧烛以坐,镇日拍栏以歌。”(《海琼问道集序》)这是白玉蟾生活中鲜为人知的另一面,虽然只有留元长等追随左右的人才能够感受得到,但它可能比寻常眼目所看到的白玉蟾更真实,也更接近其灵魂深处。寻常眼目中的白玉蟾,或吟风弄月,或弹铗抚琴,或舞文弄墨,总不离游戏风尘的才子做派;而在留元长的感受中,彻夜静坐也好,栏杆拍遍以歌咏也罢,其实都流露出内心深处的忧患,用白玉蟾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有不可释然者寓之于酒,而又不能超超然者形之于诗”(《蛰仙庵序》)。这种忧患出于“济世利人之念”,是宗教家的情怀,也是哲人的幽思。这样的情怀和幽思,可能是促使白玉蟾“伏阙言天下事”的动因,也是他开创内丹派南宗的动因。

    关于家国天下,白玉蟾不曾说出些豪言壮语;面对当时的天下形势,白玉蟾究竟有什么样的策略,也因为没有机会说出来,无从推测。但我们知道,白玉蟾踏遍南宋江山的十余年游历,与那些玩赏山水的文人墨客迥然不同,与王公贵胄们锦衣玉食的恣意遨游更加不同,他在品藻山水、平章风月的同时,更关注不同地域的文化,留意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所以白玉蟾的游历,是心有所系的文化之旅,是坚毅而行的求道之旅。

    白玉蟾的游历备涉艰辛:“初别家山辞骨肉,腰下有钱三百足。思量寻思访道难,今夜不知何处宿”(《云游歌》)。这是离家出游的最初情形,对未知的前程尽管有些忧虑,生存毕竟还不算是一个很大的危机。然而,三百大钱甚至经不起最节俭的旅途花费,不久,白玉蟾就只好典卖衣裳等生活必需品,聊以维持生存。典卖后的日子,还能让白玉蟾寄宿江边孤馆,虽说是荒郊为路,昏鸦为伴,仍然不妨碍他蹀躞而前。而当典卖所得也一无剩余时,他就只能忍受“荒郊一夜梧桐雨”了,没有斗笠,没有蓑衣,沿途乞讨,还要忍受种种怀疑的目光,就像当真形迹可疑的人那样,遮颜过市。

    旅途的艰辛,不曾阻挡住白玉蟾求索的脚步,他以餐风露宿所实现的游历之广,也可见于《云游歌》,“江之东西湖南北,浙之左右接西蜀,广闽淮海数万里”。据此自述,白玉蟾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南宋治下的每一个区域。而从后来各地的方志看,其自述的足迹所到之处,几乎可以一一证实,并非浪漫的诗人“神游”。他确实到过四川,并且在成都青羊宫留下手书碑石,“字径半尺”,此事见于《蜀中广记》记载。至于两湖闽广、浙江江西,则关于白玉蟾曾经驻鹤的记载,比比皆是。湖南零陵县(今永州)的花月楼,祁阳县的祁山,皆因白玉蟾曾经登临赋诗,被《湖广通志》载为本地掌故;浙江钱塘县的三一庵,据《西湖志纂》记载,是白玉蟾的修真之所;永嘉县的巽吉山,《浙江通志》记载白玉蟾曾经驻鹤;广东长宁县的岳城山,据《广东通志》记载,是白玉蟾炼丹之所;福建崇安县的止止庵,据《福建通志》记载,是白玉蟾栖息之地。而江西,则正如虞集在谈到白玉蟾行踪时所说,“江右遗墨尤多”(《道法会元》卷108《景霄雷书后序》),是白玉蟾求道之旅的魂牵梦萦之地。据《江西通志》记载,含山县祷应山、丰城县始丰山、南昌府白仙岭、安福县武功山等等,到处都有白玉蟾云游的踪迹。

    旅途既是如此艰辛,游历却又如此之广,若非出于求道信念之坚毅,谁还能做出其它的更好解释?至于白玉蟾所求索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道”,恐怕就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了。

    从白玉蟾的诗文来看,道家道教之“道”,是他的本位立场,但对儒释二家之说,也不存门户歧见。他曾作《朱文公像赞》,表达出对儒学大师朱熹的真诚敬仰;也曾作《寒松序》,推许禅僧寒松的禅学境界。对于白玉蟾来说,儒释道三教都是“道”的载体,是求道悟道的门径,就三教殊途同归于“道”而言,是没有高下深浅之分的,而分出高下深浅的,只是求道者个人境界不同。

    当然,作为道教内丹派南宗的开创者,白玉蟾的道教本位立场也是明确的。这个本位立场,不是在言辞间受到特别的强调,而是在行止中体现为他的精神追求。也正是这样的追求,注定江西要成为白玉蟾游历的魂牵梦萦之地。

    对道教有所研究的人可能都知道,南宋时,江西是嗣汉天师道派、灵宝派、净明派、神霄派等道教大宗派的聚居地。嗣汉天师道在龙虎山,灵宝派在合皂山,净明派在西山,神霄派的传衍在王文卿故乡南丰一带,庐山仙人洞,也相传是钟离权、吕洞宾传法论道之所。对于这些道教宗坛,白玉蟾不仅一一参访,而且再访、三访,这些事迹,是研究道教的专家们大抵都了解的。专家们可能不曾注意的是,白玉蟾参访这些宗坛所完成的著述,包含着整合道教文化的深深用意,绝非游艺于文章或偶然的有感而发。

    《赞历代天师》是白玉蟾为嗣汉天师道所作的赞词,从第一代天师张道陵,至三十二代天师张守真,都以标题称述历代天师的名讳、字号,以七言绝句表彰其功德、神迹。词章虽然简洁,但在现存的文献中,它却是叙录历代天师传承谱系的最早资料,与明初第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编纂的《汉天师世家》相比较,除第四代天师的名号互异之外,其余大致吻合。当然,这个传承谱系应该出自张天师本族,白玉蟾不会是首次叙录者,但他以教友的身份将谱系形诸文字,就意味着对传承谱系的认同和尊重,而表彰历代天师的功德、神迹,则表达出他对嗣汉天师道教义的理解,同时也表达出他对嗣汉天师道未来发展的期待。

    合皂山道教自两宋之际兴起,以继承六朝道教灵宝派立宗,但合皂山道教多行符咒法术,与六朝灵宝派特重经典科教,实相去有间。白玉蟾参访合皂山时,应其掌教之请,为作《合皂山崇真宫昊天殿记》、《心远堂记》、《牧斋记》等文。在这些文章中,白玉蟾所表达出的殷殷期许,是“师老庄,友张许之与梅葛,而与陶渊明相领会于形影之外”,也就是希望合皂山的道友们以老子庄子为师,以张陵、许逊、梅福、葛玄等道教宗师为友,怡情于自然,体会陶渊明田园诗般的情趣,从而提高文化品味、追求道教的真精神。

    西山玉隆万寿宫是净明派的宗坛,倡导“忠孝神仙”,也就是将神仙信仰与人间伦理结合起来。也许是因为这一派的宗旨与白玉蟾的追求最相契合,所以他不惜笔墨,为净明派写下大量文字。除各种记叙性的诗文之外,他还为净明派的祖师许逊写出长篇传记,并撰写《逍遥山群仙传》、《诸仙传》,将净明派所信奉的十二真君等,叙述为一个完整的传承系统。放在道教史上看,白玉蟾所撰写的这些传记,同样也是净明派最早、最系统的传承谱系,它对元代刘玉中兴净明道派,实有先导之功。

    神霄派雷法是北宋末兴起的一种道教法术,用于祈晴祷雨、祛邪驱魅等,南宋时,这一套法术在南方流传甚盛,其中就不免有流俗道士妄称法术,欺世诳俗,冒法术之名而行巫觋之实,使道教为世人所诟病。也可能是为了防范其流末之变,所以北宋时倡导这种法术的王文卿,就曾作《玄珠歌》,以内炼精炁为外施法术的根本。但《玄珠歌》很简略,只是神霄派雷法的纲领性表述,而且语意深晦。一般流俗道士既难通其奥义,则雷法纲领对于流俗道士,也就不能发挥检束的作用。据称曾于黎母山得神人传授雷法的白玉蟾,大概见识过流俗道士的种种积弊,所以他起而为《玄珠歌》作注解,将王文卿内炼为本的雷法宗旨,阐述为一意之诚,认为雷法修炼的要旨在于身心诚悫,而行使雷法的要诀,则在于以一意之诚感悟天地造化之理。无疑,这是对雷法的深层改造,试图涤除其巫觋之污垢,彰显其精诚之深蕴。这种文化改造,可能是白玉蟾异常关注的教义改革,因为在传世的白玉蟾著作中,只有三种是注疏体例,其一为《道德宝元》,按照南宗的内丹修炼方法注解《道德经》,另外两种都是雷法经书,即《玄珠歌》和《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经》。

    经白玉蟾着文立论的上述各道派,在元以后逐渐像百川归海一样,融合为一个大道派,即正一派,与全真派相映成趣,构成围绕着永恒之道流转互动的双子星座,这就是从元明到当代的道教整体格局。而百川归海式的正一派融合,既不是在政府的行政干预下实现的,也不是由某位大师的感召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道教自身文化整合的渐进过程,其中就包括白玉蟾作为先行者的不倦探索。

    从某种意义上说,白玉蟾为这些道派着文立论,本身就是对它们的文化解读。正如文本解读一样,不同的文本会产生不同的解读效果,但解读者的主体立场、视角却是一以贯之的。嗣汉天师道派、净明派、灵宝派等,在文化上都各有特色,白玉蟾对它们的解读,因其文化特色而变换绪论方式,或殷殷相期,或微言讽咏,或代为梳理历史传承,或侧面呼应宗派教义,形式虽各种各样,但白玉蟾自身的立场、视角却一以贯之。这个一以贯之的立场,就是白玉蟾开创内丹派南宗的宗旨,是白玉蟾试图对各道派进行文化整合的立足点。

    白玉蟾曾写过一封不可能发出的信,因为在他写这封信时,收信人张伯端早已羽化。但时间的鸿沟,丝毫也不能阻隔他对张伯端的情感寄托,不妨碍他向张伯端陈述自己开创南宗的立场。信中说:

    会万化而归一道,则天下皆自化,而万物皆自如也;会百为而归一心,则圣人自无为而百为自无着也;推此心而与道合,此心即道也;体此道而与心会,此道即心也。道融于心,心融于道也。心外无别道,道外无别物也。所以天地本未尝乾坤,而万物自乾坤耳;日月本未尝坎离,而万物自坎离耳。(《修真十书》卷六《杂着·指玄篇·谢张紫阳书》)

    所谓“万化”,既是万物的大化流行,也是人文的开化养育。“万化”千姿百态,所以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世界如此绚丽,如此斑斓。但绚丽斑斓的世间万物,又总是被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哪怕是最美丽的花朵,也只能开放在不那么美丽的枝干上,不能遗世而独立。所以世间万物,是被普遍的联系性融合在一起的。能够融合万物的,必然是超越于万物之上的某种存在,不是万物之中的某物。那种存在,自古以来就被命名为“道”。所以说,“万化”可以会通,不同道派的教义可以融合,就像世间万物可以融合一样。而融合不同道派的最终归宿,对于道教来说是复返于最初本元的“道”,是沿流以溯源,重归于维持道教生生不息的源泉活水。

    “道”既然能够融合万物,是比世间万物都更高的存在,那么,它就必然与世间万物都不相类似,不像世间万物相互影响、相互干预那样,用影响、干预的方式去影响、干预万物。所以“会万化而归于一道”的结果,不是对“万化”进行统治、控制,泯灭“万化”之物的个性,剥夺“万化”之物的自由,而是唤醒被“万化”之物在自我发展中逐渐遗忘的“道”,使“万化”之物自觉地意识到自身与外界的联系,意识到有一个更高的存在将自己与万物融合在一起,从而超越个体之我的局限性。这样的唤醒,这样的意识,就是“推此心而与道合”。

    只要唤醒沉睡在我们潜意识之中的“道”,那么人人都能够达到“推此心而与道合”的境界。站在这个境界上来看待天地日月,我们将发现一个不可移易的真理,天覆地载、日月斡旋以化育万物的造化机能,潜移默运在每一个个体生命之中。如果说个体生命必须依赖乾坤所代表的天地定位以生存,必须依赖坎离所代表的日月交感以传衍,那么在“推此心而与道合”之后,这种生存和传衍的机能,可以在个体生命之内找到,在个体之我中重新发现无限和永恒。即如白玉蟾在后文中所说,“父母未生以前,尽有无穷活路;身心不动以后,复有无极真机”。这可能就是中国哲学的智能艺术,它让人感悟到当下即是永恒;而找到这样的“活路”或者“真机”,就是白玉蟾开创内丹派南宗的宗旨,也是他对各道派进行文化整合的立足点。

    4、魂牵故里
    十余年的求道之旅,对许多人来说都只是漫漫旅途的一个阶段,有些人同样求索过,但十余年毕竟短暂,只能略窥门墙。作为虔诚的宗教徒,白玉蟾坚毅以求道的精神是感人的,但在儒释道三教的历史上,同样坚毅的人并不鲜见,只是,能够媲美于白玉蟾,在十余年的时间里取得如此辉煌的文化成就者,虽然不敢说绝无,至少也可以说极少。至于在海南的历史上,像独行侠一样只身奔赴大陆,并且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白玉蟾无疑算是第一人。他不仅在当时就拥有众多的追随者,毋须自谋扩充门庭,以致那些自以为颇有社会地位的官绅们,“虽敬慕之者不可得”(留元长《海琼问道集序》),而且在后来数百年的历史中,他始终是一个令人悠然神往的传奇,常常被谈论中国文化的人提起。

    就个人才华而言,白玉蟾称得上是海南人为中国文化创造出的一个奇迹。但令人不解的是,这样一个才华横溢而且神思通透的英灵人物,竟然在三十六岁时就从尘俗的视野中消逝得无影无踪,那是公元1231年,亦即宋理宗绍定四年冬天的事。或许,他当时想起了孔夫子的慨叹,“朝闻道,夕死可矣”,因此去而上仙?但研究白玉蟾的学者们发现,他的一些文章是在晚年写成的,所以很难相信,他会在孔夫子的慨叹声后面,画上自己的人生句号。又或许,白玉蟾不是离开了这个尘世,而是避开了这个尘世?但何方山水曾依偎他最后的身影?研究白玉蟾的专家学者无人知晓。试图追踪他最后身影的人,往往都会陷入迷思,跌落到一个千古之谜中。

    “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俗话之所以能够流传开来,往往是因为它有道理。研究白玉蟾的专家学者,大概很少有人为解此谜团走万里路,专程到海南来考察,虽然大家都知道白玉蟾是海南人。笔者从事相关专业研究的时间,比白玉蟾的求道之旅还要长,算是学者中的一人,将白玉蟾的最后归宿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关注的时间很长,烦恼的时间也很长。在长期关注却找不到合情合理的答案之后,笔者像许多人处理类似问题时那样,将谜团与烦恼一起束之高阁。然而,有朋友自海南不期而至,兀然告知,在海南发现了白玉蟾的升仙崖。于是,那个被尘封已久的谜团再次浮现出来,让人难安。而热心的朋友毕竟热心,便相约次日启程,一探究竟。

    升仙崖在定安县一座叫做“文笔峰”的山顶上。山不很高,也不甚险,既没有北国山岳的雄奇峻拔,又不见南国峰峦的参差叠嶂,只需大约半个多小时的脚程,就能从山下登上峰顶。在峰顶一块状若腾空的巨石之侧,有两只很大的脚印,踏上脚印以俯瞰,发现山的这一侧竟如此陡峭,顿时便生出些凌虚而御风的感觉,坦坦然,飘飘然。但当朋友告诉我说,这两只脚印,相传就是白玉蟾登踏以飞升的印痕时,便不禁莞尔了。遥想当年,雄视寰宇的汉武帝为像传说中的黄帝那样,登泰山封禅而升仙,派遣使者四出寻访神仙,并大建楼阁以期待神仙临幸,朝野为此着实忙碌了一阵。终于,有人在山东的东莱找到很大的脚印,据称是神仙路过时留下的,虽说形状有些古怪,“类禽兽云”(《史记·封禅书》),但汉武帝不能再等了,于是决定登泰山封禅,朝野又着实忙碌了一阵。假使汉武帝的使臣们早登此峰,找到这一双形状俨然的“大足迹”,岂不是解决了汉武帝的大问题?

    汉武帝苦苦寻求的东西,我们却得之于不经意之间,是否应该庆幸?能够解决汉武帝大问题的“大足迹”,却解决不了我们的小问题,是否应该惆怅?我不知道。既然已登临此山,且有性情之友倚松卧石以阔谈,又何不遇景且流连,何必将怀古幽思化作功利奢求?

    朋友不从事相关专业的研究,但由于他钟情文笔峰的时日已久,熟知文笔峰的各种掌故和传说,所以能娓娓道来。至于道教,朋友虽然也所知不少,但终究不是专业出身,所以听他说话,我心底下很从容。然而未曾想到,正是这一番娓娓道来,很快就搅乱我心底的从容,让我生发出好一顿“绮错澜翻”。我真的不知道,究竟是应该怀疑文笔峰的传说,还是应该怀疑我自己的专业判断。

    朋友说,文笔峰的地质构造很奇特。方圆百里之内,此峰一柱擎天,无挂搭,无匹偶;而且,文笔峰是水成岩,遥指东南西北,有乌盖岭、龙门岭、金鸡岭、旧州岭,皆火成岩,山下周遭亦火成岩,独此峰水在火上,所以山上的岩石呈灰黑色,而山下的岩石呈赭红色。耆旧相传,当年白真人玩赏此山奇异,感悟水火既济的炼丹道理,所以此山虽然不高,却有异常灵性。白真人因为这里的灵性而感悟,也为了这里的灵性而归隐。

    朋友又说,峰顶上的那块平台,是白真人“礼斗台”遗址。白真人在台上瞻星拜斗,能挥动五雷,扶正祛邪。如若不信,可等雨季再来,那时山上滚雷大作,莫要惊悸才好。

    朋友还说了许多此山与道教的关联,但我已经诧异得不知如何应对了。道教内丹派南宗的“核心机密”,正在“坎离既济”一句。坎卦为水,居北方,配黑色;离卦为火,居南方,配红色。就南宗丹法而言,坎卦所表示的水,也就是肾中元精;离卦所表示的火,也就是心中元神。由离下坎上所构成的既济卦,在南宗丹法中正是精气神融会周流的象征,即所谓“三花聚顶”。白玉蟾《酹江月》词所咏唱的,正是这一套丹法:

    因看斗柄,运周天,顿悟神仙妙诀。一点真阳生坎位,点却离宫之缺。造物无声,水中起火,妙在虚危穴。今年冬至,梅花依旧凝雪。  先圣此日闭关,不通来往,皆为群生设。物物含生育意,正在子初亥末。自古乾坤,这些离坎,日日无休歇。如今识破,金乌飞入蟾窟

    这阕词的意思,与朋友所叙述的文笔峰掌故,竟是如此吻合,就让人感觉到真若可疑,幻亦可疑了。词中说,遥望北斗星斗柄的指向变化,可以顿悟修炼成神仙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抽取坎卦中的一阳爻,填补离卦中的一阴爻,亦即“水中起火”,从而调控自身阴阳的运转周流,像天地斡旋、日月轮转一样,生生不息。可以说,南宗丹法的基本理论,全部都被概括在这阕词里了。按照南宗的丹法理论,人身自是一天地,是与自然大宇宙同理的小宇宙;人之有心肾,犹天地间之有日月。天地以北斗星为枢轴,旋转不息,日月在天地间交感互动,传阴布阳,这是天地日月永存不灭并且造化万物的道理。天地日月造化万物是周期性的,一年是一周期,一日也是一周期。在一个周期内,阴与阳此消彼长,所以生生不息的造化,是由阴阳互动促成的。阴阳消长的周期性,就一年而言,冬至时阴极而阳生,就一日而言,半夜子时阴极而阳生,都是一个旧周期的终结,也是一个新周期的开始。内丹修炼模拟这个道理,以头顶泥丸为北斗,以上下丹田为天地,以心神和肾精为日月,以身心静定的状态为冬至或子时,以掌握下丹田的静极而动为一阳复生,为新周期的开始,从而将肾中元精炼化为元炁,使之升腾向上,补益元神,则人体内的阴阳自然周流互动,生生不息,不至阴阳外泄而导致生命枯竭。这一套理论,不是从白玉蟾才开始形成的,《酹江月》的咏唱,当然有其师承渊源。但另一方面,内丹理论又必须落实为修炼实践,没有实践的体验,对理论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理解,比如丹田静极而阳生究竟是什么状态,就不可能真正掌握,所以内丹家讲丹道,通常都说是“可传而不可受”。“可传”是能够将道理说出来,“不可受”是闻听者未必能掌握其中的奥秘。要掌握其中的奥秘,还必须自己去感悟、体悟,而感悟和体悟的要领,就在于将观察外物景象与体会身内景象结合起来。文笔峰的景象与内丹修炼的景象既如此吻合,又如何找到怀疑的理由,断定白玉蟾未曾在此地产生感悟?所以,我只好对朋友会心一笑。

    文笔峰当真是白玉蟾的最后归隐之地?朋友既然这么说,我又找不到很坚实的理由去怀疑,大概就只好宁信其有了。按理说,如果白玉蟾的最终归隐之地,在他曾经游历过的或者类似的大陆道教名山,那么,他就不可能从追随者的视野中真正消逝,若重归故乡海南,则大有这种可能,因为在当时,琼州海峡足以阻隔追随者的脚步,让追随者的视野一片渺茫。而且,白玉蟾的诗中,也曾流露出浓郁的乡恋情结,如《华阳吟》写道:“家在琼崖万里遥,此身来往似孤舟。夜来梦乘西风去,目断家山空泪流。”“海南一片水云天,望眼生花已十年。忽一二时回首处,西风夕照咽悲蝉。”这是白玉蟾在坚毅以求道的旅途中写的。既然求道时怀有如此浓郁的乡恋情结,那么得道后是否该一舒渴慕之情,选择归乡之路?有一个求道者先例,就是这样选择的。这个先例不是别人,正是白玉蟾的老师,南宗第四祖陈楠。据白玉蟾所作《翠虚陈真人得法记》,陈楠“家世为琼州人”,师事薛道光得传内丹修錬法,“丹道既成,复归桑梓”(《道法会元》卷108),也就是回到故乡琼州。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陈楠选择重归故里,是明智的,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的。因为他游历大陆的目的,只是求道,既无意于功名,也不贪恋繁华,那么在求得修道方法之后,又有什么理由羁留在政局动荡的大陆,而不重归纯朴清静的故里海南?陈楠重归故里的事实,无疑有其充分的理由和动因。根据这样的理由和动因,既可以对陈楠重归故里的事实做出充分的解释,那么根据同样的理由和动因,是否可以对白玉蟾的最终归隐之处做出合理的推测呢?对于许多历史悬案,我们都找不到绝对准确的解答,只能找到合情合理的解释。而文笔峰作为白玉蟾的最终归隐之地,正是一种合情合理的解释。

    二、王弘诲:定安龙梅村

    王弘诲(1542—1617),字绍传,号忠铭,晚号天池。今定安县雷鸣镇龙梅村委会龙梅村人。进士,曾被封为太子宾客,为太子授课。被皇帝赞曰:“学识渊宏,器资醇笃蜚英翰苑”。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荣立“奏考回琼”的功勋,为海南文化教育做出重大的历史贡献。

    1、名臣降生龙梅村

    定安县雷鸣镇龙梅村位于雷鸣墟北面约5公里处。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壬寅七月初八日,王弘诲生于书香望族岁贡官同安县丞的家庭,据年谱记载:先祖公辅公宋南渡时自浙江来琼为王氏始祖,九传至摘云公迁居定安县龙梅村,为龙梅始祖。曾祖公讳瑞。祖公讳禧,字天锡,号梅崖,乐善好施,每遇荒灾年都开仓济困,时称善人。父允升,字巽甫,号龙泉,岁贡生,同安县丞,母亲莫氏,兄弟共4人,兄弘漠、弘诏、弘浩,其为老四。

    传说王弘诲出生时文笔峰天空晴霁,万里彩霞,娩房里也闪现异光,是奇才出世之兆。幼年在父亲的栽培下,4岁能读《四书》,过眼不忘。8岁日记千言初学作文。9岁父亲带到县城应试,文章惊人,县令非常赏识,勉励其努力学习,但不要过早应试。13岁进入县童子班学习,李少群知县读其文章大加赞赏,以国士礼相待。遵县令不要过早应试之教,至嘉靖四十年(1561)七月才参加省试,当时恰逢父亲被选送上京,弘诲考中第一名举人(解元)。于十一月赴京会试,路经南京时,正遇父亲参加廷试后病危,弘诲送汤端药,小心服侍父亲,终因医治无效,在南京病逝,弘诲含悲护棺送柩回乡,在家服孝3年。1564年,娶琼山县员山村岁贡周世和的女儿为妻。1565年考取进士,选任翰林庶吉士。隆庆四年(1570)任翰林院检讨。万历五年(1577)三月任会试同考官总裁,后升任翰林院编修。1589年二月任会试副总裁,七月升任南京礼部尚书,成为一代名臣。

    2、“奏考回琼”始末

    琼州是王弘诲的故乡,它四周环海,离京城较远,足有万里。各级官员常年都不来此地,文化教育不发达,那时海南没有设立提学道,海南儒生要横渡琼州海峡,长途跋涉到雷阳(今海康县城)才能参加院试。交通极不方便,途中又多盗贼,走这么远的路去参加院试,既要花费很多钱,又极为艰险。官吏情况和老百姓疾苦常被掩盖。此种痛苦没人过问,王弘诲当官后,关心家乡的文化教育,深知琼州儒生渡海应试的艰辛。隆庆四年(1570)王弘诲在翰林院任实录馆纂修时,便开始向皇帝递交关于解决琼州儒生渡海应试艰辛的奏疏。万历四年,朝廷招考贡士,王弘诲主持会试,于是借机再次递交《奏改海南兵备道兼提学疏》,他在奏疏中如实历述海南儒生赴考的艰苦,请求万历皇帝在海南设提学道,依甘肃的作法,在海南设立院试考场,让海南儒生就地参加考试。奏疏得到皇帝恩准,下旨施行。从此以后琼州儒生都在琼州应试,不需再踏海历险。后人把此称为“奏考回琼”。

    琼州儒生对王弘诲为儒生所做出的贡献非常感激。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在王弘诲62岁的有生之年,全琼14县员生、童生集资在定城中街为其兴建一座纪念祠,故称生祠。民国17年因扩建街道便将生祠迁到今定城镇东门街,生祠占地300多平方米,祠中有王弘诲木雕像,明状元焦弘(王弘诲门生)书赠之对联等文物。今祠地改建为定安县中医院,仅存后殿,为砖木结构,进深2间,面宽3间,悬山式顶。

    3、力助海瑞

    嘉靖四十三年(1564)王弘诲23岁,守孝3年期满,母亲为他娶琼山县员山村岁贡周世和的女儿为妻。1565年,考中二甲进士后,进入翰林院为庶吉士,继续深造。是年正遇海瑞直谏逆旨,犯科入狱。入狱前海瑞来访,自以为必死无疑,以后事相托并交银20两,嘱其代为运柩归里。为此,弘诲不顾个人得失,不怕连累,四处奔走,多方周旋,极力调护,常带食物和药到狱中探看,为其治病。海瑞终获释官复原位。

    二、张岳崧:定安高林村

    张岳崧生平(1773—1842),字子骏,又字翰山、氵解山,号觉庵、指山。今定安县龙湖镇高林村人。海南在科举时代唯一的探花,官至湖北布政使(从二品)。革除各种陋规,4次受到皇帝召见,倡导并协助林则徐严禁鸦片。主持编纂《琼州府志》,擅长书画,是清代知名的书画家,与丘浚、海瑞、王佐并誉为海南4大才子,是海南读绝、吟绝、写绝、忠绝“四绝”中的“写绝”。

    1、海南科举时代唯一的探花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二十八日卯时,张岳崧出生在琼州府定安县居腰图高林村一个庠生的家里。据家谱记载:先世在福建莆田,宋嘉定年间,始祖到琼州府当琼山县知县,因此落籍琼山。曾祖张宏范(庠生)由琼山迁来定安,父亲张基伟(庠生),敕赠文林郎,母周氏,继母梁氏。张岳崧兄弟二人,他排行第二,娶琼山县甲子乡绿塘村梁氏为妻,生二子一女;梁氏病逝后,续娶浙江常氏为妻,又生四男一女。

    岳崧7岁(1782)能认字,平常喜读书,与其他儿童牧牛、钓鱼、游戏时,常带着书本,有空就读。10岁负笈到琼山县拜蔡南昭先生为师,年纪虽然是学生中最幼者,功课却特好,蔡先生常给予夸奖,总觉得岳崧跟乏童不同,日后必有大成。11岁回家在村里的私塾读书,开始习写文章,行文论事与众不同,文路开阔,文理通顺。12岁到县城应童子试,其父认为年纪太小,应认真读书而不要急着应试,因此各科目尚未考完,便令其回家。

    自小聪明好学,酷爱习武炼锻身体,15岁应考县试时,所作的文章深为当时的杨知县所赞赏,还召岳崧来面试,一连变换数个题目,都挥笔即成,杨知县深为叹绝,称其为“廊庙器也”。16岁进县学读书,其时名声已经传扬,诸生以疑问问询,总是条分缕析,解说清楚,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诸生员很佩服。17岁那年,母亲肩臂患疾病,亲自侍候数月照顾服药,为之按摩,后终因病重而逝世。1790—1793年在家设馆授徒,远近慕名而来的学生不少。嘉庆辛酉(1801)科以品优被荐为优贡,入广州越秀书院读书,与书院主讲冯鱼山先生登广州镇海楼赋诗《登镇海楼》,深受冯鱼山先生赏识。甲子(1804)科举人,己已(1809)科殿试一甲第三名进士,成为海南在科举时代唯一的探花。

    2、异地勤政为官

    岳崧高中探花的当年任翰林院编修。1813年父亲病逝后,回家守孝。1815年守孝期满,赴京任国史馆协修。1817任会试同考官。1818年任文颖馆纂修,因编纂《明鉴》按语不合朝廷意旨,被革职南归广州,受两广总督阮元邀请主讲于越秀书院。

    道光元年(1821)复任文颖馆纂修。1822年任武英殿纂修、教习庶吉士、四川乡试正考官。1823年任陕甘家政,开始对各种陋规进行改革:减小随从车马的供给,严厉禁绝浮滥浪费,裁革不合理的考棚经费和岁贡的各种规定,节约6000多两银子。此外,还带头捐出自己的养廉银,用以修复和扩充汉中之涅巾、巩昌之南安、绥德之雕山等书院,以及做为乡试基金。1825年回京任文渊阁校理,衙门文件多出其手。1827年任御史官。1828年升任翰林院侍讲,充任日讲起居注官

    1831年任江苏常镇通海兵备道,被道光皇帝召见,夸奖道:“学问人品,朕所深知”。是年,江淮发生水灾,江河水涨,岳崧到任第二天便乘小船冒雨渡杨子江,亲自督率民工治水护提。以护堤有功,蒙恩议叙加一级。又奉旨协同林则徐总司江北赈抚之事,冒风雪,除险阻,独自考察水乡10余县,稽查户口,监放救灾米粮。在救灾中捐出自己薪俸,制做棉衣数千领,救济灾民。还著《下河水利论》三篇作为治淮之良策。岳崧出时还兼辖杨州关务及里河清港口,任上认真整除积弊,处分近百名狼狈为奸、贪赃枉法的胥吏徒役。

    1832年农历四月任两浙盐运使,任上励精图治,裁供给,革奢习,讲缉私,使货畅其流。农历八月任浙江按察使,严吏治,平冤狱。离任时百姓遮逆焚香跪送。1833年农历五月升任大理寺少卿,首次经运河北上,撰《运河北行记》一卷,到京后,再次受到道光皇帝召见重询,并勉励虚心审狱。农历九月升任詹事府詹事(四品),几天后,第三次受道光皇帝召见,面谕湖北水灾事,并蒙训诲,升任湖北布政使(从二品)。是年,在家设高林学馆(私塾)栽培子弟。1834年初,江汉频涨,堤防溃浸,部分地区受灾严重。农历三月岳崧任湖北护理巡抚后,为防灾民流离失所,拟议留养灾民章程,规定灾民过境一律安抚资送,不使远涉邻省。农历五月,在当地发生旱灾和蝗灾时,奏请朝廷停铸宝武局钱以抑钱银比价,控制通货膨胀,稳定物价,致力救灾。农历九月,拟堤塍防险章程,按行各地检查督促堤防工程。1837年农历二月,第四次受到皇帝召见,垂询地方情形和政务。陛辞后出都城,由水道查勘钟祥、京山等县堤防工程。归武昌后,建议重修武昌郡城和增设贡院号舍,并捐廉俸为资金。

    1938年农历六月初六日上《议查禁鸦片章程》奏摺,主张严禁鸦片。九月,在交卸护理巡抚职后,岳崧途经广州,会见禁烟特使、两广总督林则徐,受林则徐委托,协理雷州和琼州禁烟事宜,在城设局,收缴烟土烟具。

    1842年正月十八日未时病逝,逝后入祀郡邑乡贤,墓葬于今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毛头岭村附近。其一生异地为官,主要贡献是:励精吏治,善于管理,革除各种陋规,节约开支;仗义疏财,热心教育和公益事业,捐出自己的养廉银和薪俸建书院、郡城等,资助贫寒士子赴乡、会试,救济灾民;督促江汉一带维修好堤防工程;倡导并协助林则徐严禁鸦片。

    3、海南四大才子之一

    张岳崧与岳浚、海瑞、王佐并誉为海南四大才子,是海南四绝中的“写绝”(丘浚为“读绝”、海瑞为“忠绝”、王佐为“吟绝”)。

    一生著有《筠心常文集》10卷、《筠心堂诗集》4卷、《运河北行记》1卷、《训士录》1卷、《公牍偶存》1卷。特别是1838年他辞官回归故里后,主持编纂具有44卷的《琼州府志》。这些著作今均保存在广东中山图书馆。

    此外,张岳崧还特别擅长书画,是清代知名的书画家,清人编的《国朝画征略》将他列为广东4大书法家之一。今定安县博物馆尚保存张岳崧的书法作品多幅,广东省档案馆仅保存其山水画作品一幅。

    为了使自己的学识得到传播,激励有志之士,张岳崧曾在海南的琼台书院、雁峰书院,广州的粤秀书院,肇庆的端溪书院讲学。

    4、海南七对父子进士中的一对

    张岳崧次子钟彦,字仲升,于道光己亥科(1839年)考中举人,乙已科(1845年)考中进士,历任吏部文选司郎中,稽勋司郎中,户部江南司郎中,浙江道监察御史,宣化知府。后因得罪奸佞,降任唐县知县,郁郁卒于任上。一生仕途颇有建树。

    钟彦少年时代,人虽聪慧,但极贪玩,父亲又离家为官,管教不到,所以学业并不好。成人娶妻后,又沉迷房纬,更加无心向学,妻子望其有为,虽屡加规劝,但钟彦却是不听。这等情况岳崧知道后,便请假回家省亲,并打算物色一位有学问的西宾先生,请到家里教育钟彦、钟王秀、钟璨诸儿子。张岳崧回家路经广州,在时任广东提学的朋友陈嵩庆的暗示下,回到了家乡。张岳崧考查了几位儿子的学问,都使他不满意,对钟彦更加放心不下。

    这天,张岳崧正自闷闷不乐,想着陈嵩庆“何须着急,到家后留心一下便会知道”这话,不觉暗自苦笑。他看了一会书,觉得无心绪,便提笔练字,练了一会觉得无聊,便又搁下纸笔到外面去散步。待他归来时,只见刚才他练字时写的“大贵莫过学道”几个字的左侧,有人添了“至乐无如读书”一行字,恰好联成一副工整的对联。张岳崧回过头来,见门口站着如花似玉的一位少妇。原来这是他的次儿媳所为。钟彦的妻房姓符名素文,是张岳崧的友人文昌人符其珍的爱女。符其珍在湖南当某县县令,颇有政绩,聘定符素文时曾听说她读书识字,但以为女流人家,只不过识得几个字而已,今见她居然写得如此好字,对得这样工整的对联,不觉大出意料之外。

    张岳崧经对符素文进行口试和笔试后,认为她完全能担当“西宾先生”的重任,于是召齐5个儿子,宣布让符素文当他们的先生,教他们读书作文。考虑到钟彦可能会不服妻子教导,便当场赐给符素文一条皮鞭,并当面交待说:“你和钟彦的关系自今天起,床上是夫妻,床下是师生。如果钟彦不努力学习,不服你管教,便可用这条鞭子抽打”。

    张岳崧走后,符素文在家不负所托,认真教导诸叔子,诸叔子也很听话,认真刻苦学习。只是她的夫郎钟彦却不那么听话,胡乱抄些范文敷衍塞责,有时教着读书,钟彦却眼睛死死地欣赏着她的衣裙头饰,有时还突然抱住她亲嘴。于是,她便真的举起鞭子抽打。

    最初,钟彦还以为妻子是在跟自己开玩笑,但鞭子抽打在身上,一鞭一条血痕,痛得热辣辣的,知道不是开玩笑,当日父亲有所交代不能反抗的,只得求饶:“好吧,往后我听你的话便是了。”弄得小兄弟们哄然大笑。不过小兄弟还是为他想了个妙法:“哥哟,父亲交代过,你跟嫂子床下是师生,床上是夫妻,待打时你跳到床上便是了。”果然这一招很灵,钟彦一跳到床上素文便不再打了。

    就这样,钟彦在素文的严加管教下,由不自觉到自觉学习,进步很快,学问大进。道光十九年(1839年)考中了举人。他考中举人后更加发奋学习,终于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考中进士,走上了仕途。

    5、张岳崧和林则徐的友谊

    张岳崧与林则徐平生交谊很厚,志同道合,在共同任政期间,做了很多利国利民的事情,至今还为人们所称颂。

    张岳崧在为官期间,曾多次同林则徐共事或为前后任官;嘉庆末年至道光初年,跟林则徐同在翰林院任职,又先后任陕甘学政、四川正考官;道光十一年(1831)奉旨协同林则徐总司江北赈抚事宜;道光十三年至十八年(1833—1838)张岳崧任湖北布政使和护理湖北巡抚时,林则徐任湖广总督。张岳崧跟林则徐同是查禁鸦片的严禁派,张岳崧写了不少禁烟的奏疏和文章,为林则徐在广东发动大规模禁烟运动制造了舆论,特别是他在护理湖北巡抚任上所写的《议奏查禁鸦片章程摺》,郑重地向道光皇帝提出了严禁鸦片的主张。

    据故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档的资料表明,张岳崧同林则徐合写的奏稿就有多件,如:道光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的《为中简知县人地未宜请旨对调》、道光十八年五月初五日的《酌筹襄河防汛经费》、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十一日的《委署道台篆务》、道光十八年九月十六日的《省会城垣捐修竣工验收如式》奏稿等。从这些奏稿内容看,不论在禁烟、救灾、治水修堤、人事、修城等方面,张岳崧都曾协同林则徐做了大量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作。

    张岳崧在他独撰的《匡俗论》一文中,就指出:“举世狂惑靡然从之,则未有洋烟为祸之益烈者也。”“盖古今恶行,其损身、败名、丧财、废事,无甚于此者。以外夷诡谲之物,取人厚值而为祸中国,不至人皆病瘦羸夭不止。呜呼,是可哀也!”在该文中,张岳崧还提出了如下四点切实可行的禁烟办法:“一曰遏其贸易。此物为洋舶带来,能宣谕外国,禁以违制,使之不来固善。二曰严禁造卖此物。三曰示以禁法。四曰讲明义理。”《筠心堂文集》还收有他的一篇《议设立收缴洋烟公局启》提出严厉的禁烟具体措施,主张对吸烟者和贩烟者处以重刑。

    道光十七年(1837)二月二十三日,道光皇帝曾亲谕林则徐:“湖北布政使张岳崧昨经来京陛见,询以地方公事,奏对尚为明晰,唯年逾六旬,于该省一切公务能否经理得宜,精力是否能照料周匝?”林则徐具复道光皇帝,盛赞张岳崧为人品学:“伏查藩司张岳崧,从前与臣同在翰林,知其品学俱优,众皆推重。迨道光十一年(1831)臣在江苏,见其于常镇道任内,督查赈务公正严明,能除积弊。此次该司由楚进京,与臣在途中相遇,询以楚省政务,所言均属详明,唯年逾六旬,正精力易衰之候,藩司为钱谷总汇,若不能照料周匝,所系匪轻。俟该司回楚后,容臣随在留心,察其精神果否周到,公务果否得宜,定当据实具奏。”(见《林则徐集》403—404页)由此可见林则徐对张岳崧之推重。

    林则徐虎门烧烟后的1839年农历五月十六日,张岳崧因母丧归里,路经广州,住在越华书院。林则徐在百忙中曾亲到越华书院会晤张岳崧,并委托张岳崧代为协理琼州、雷州之禁烟事宜。张岳崧对禁烟之事是尽力而为的。宣统《定安县志》卷二有一节这样的记述:“七月(道光己亥十九年),湖北布政使张岳崧奉讳抵里,承督抚(即林则徐)意,协理烟禁,至雷至琼至县,各集乡绅,设局收缴烟具,发药劝戒,士民生童,应试及赴乡闱者,俱要互结。”其时,张岳崧已经是66岁高龄的人了。他奔母丧回家恰是林则徐钦差使粤任两广总督,大举发动严厉禁烟之际。张岳崧同林则徐曾是老同事,在禁烟一事上,意气相投,所以林则徐委托他协理禁烟之事。关于这件事《氵解山公行述》有这样的记载:“……时重洋烟之禁,持简星夜查办海疆,府君(即张岳崧)护抚篆(即护理巡抚)时,曾遵旨议奏章程,至是恐桑梓之地习染者多,谆切告诫,并在郡城(今府城)设局,令其呈缴烟具。”综上所述,张岳崧在鸦片战争前夕,对禁烟运动是做了大量工作的。他不愧为一个有觉悟的爱国者和有民族气节的人。

    张岳崧回定安县高林村居母丧(奏闻皇帝请准张岳崧回家守制的是两广总督林则徐),不忘国家大事,对禁烟一事非常关心,为禁烟之事奔走于岛内各县。他曾多次给林则徐去信,汇报琼州的禁烟情况和探问广州和各地禁烟详情。张岳崧在1839年农历八月初一日给林则徐的信中,就再次详细汇报了海南的禁烟情况。其中有云:“……日前一函,将岳崧抵籍日期并查禁洋烟情形申报,谅蒙垂览……至洋烟一事,各县城乡市集,人情顽昧,大费提断。又绅士无多,而地方辽绝,极难周遍。崖、陵、昌、感尤似化外,查禁之难似此。”他在信中详述海洋上偷运鸦片入境之情况后,也提出了禁烟的办法:“管见以为似宜严禁民船,不准出洋,而限以月日,庶可免此。”张岳崧在禁烟中任劳任怨,不怕辛苦,他在这封信的信尾有云:“时查禁到文昌县城,以积热发痔,力疾握管,竟不成书,不胜惶汗。”(见《林则徐通信集》)

    张岳崧归里居母丧期间,所给林则徐的信,绝大部分都是汇报禁烟情况,商议禁烟方法,探询禁烟情形的,但也有谈及私人情谊之处。由此可以看到张岳崧同林则徐的私人感情是极其亲密的。如:“小儿叨荷培植,叨滥乡科,附此鸣谢。”又如另一信云:“壶政夫人何日南来,世兄何日北上?馆元捷报,不日得闻,小儿荷蒙栽培,重蒙赏赉资斧,感勒无极。”张岳崧儿子张钟彦曾在广州读书,得到林则徐的指教和经济上的帮助,在广东考中了举人,所以致谢。张钟彦中举,林则徐也极为高兴,《林则徐日记》也记有此事。在《林则徐的日记》中有很多处提到张岳崧,林则徐在给别人的信中也多处提到张岳崧。可见张岳崧在林则徐心中的地位。张岳崧和林则徐的友情是建立在禁烟这一爱国的共同思想基础上的,岳崧在有生之年,做了很多有益于国家民族的工作,对林则徐极其尊重,现在广东画院藏有张岳崧的数幅手迹,其中就有张岳崧抄录林则徐诗文的手稿。

    三、王映斗:定安春内村

    王映斗(1797—1878),字运中,号汉桥、瀚峤。定安县定城镇春内村人。官至大理寺卿(二品)。与其次子同朝进士,时人称之“父子进士”,为宋代至清代海南七对父子进士中的一对。为人诚直正大,为官公正廉明,关心人民疾苦,爱国忧民。是清代有名的教育家,培养出状元、探花之才。藏有许多书籍作品,但遗世至今却寥寥无几。

    1、风华少年

    嘉庆二年(1797),王映斗出生在定安县春内村一普通人家。据其家谱记载:渡琼始祖为王居正,于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过琼,繁衍后代。明代,其中的一支文祥公游历至春内村,看到土壤肥沃,田园广阔,于是在此置地定居,繁衍生息,为春内村一世祖。映斗为第八世,其父王元魁年幼失怙,忠厚正直,仗义疏财,助人为乐,毫无骄矜;以子映斗责,诰赠资政大夫,援例授按察司照磨衔。映斗兄弟三人:二弟王映台,三弟王映碧(夭折);姐妹三人,均系同一父母所生。映斗妻莫氏,东一图南村(今定城镇排坡村)人,中举人前所娶。莫氏父母只生她一人,出生时天空全变红,家里水井变干。传说出现此现象,意味着夫家将发外家财。生二男二女,长子匠成,二次子器成。

    王映斗从小聪明伶俐,吟诗作文,一气呵成。幼年在家读书,10多岁入庠,旋而府学,深得名师点教,文思大进,为日后高中科甲夯下了坚实的基础。道光五年(1825)被朝廷选派任户部江西司小官员,从此远离故土,走出春内村,踏上了仕途。

    2、长任京官,为国为民

    王映斗从小勤奋努力,立志为国为民。他在大陆从政为官四十多年,从户部江西司小官员到大理寺卿(正二品衔)。从事过财务、民政、后勤、文教、礼仪、政法等方面的工作,为国为民做了许多好事实事。

    道光五年(1825),王映斗由府学廪膳生选为拔贡生。他肯学好问,勤奋努力,品学兼优,考试成绩优异,被朝廷选派在户部江西司当一小官员。不久,因母亲生病亡故,奔家举葬,守丧三年。三年后回到京都,官复原职,他在他的工作岗位上,积极工作,认真负责,不耻下问,深得上司的爱戴和同僚的尊敬。1834年晋升为户部额外主事(职位仅次于员外郎)。1835年,顺天府乡试(省试)考中举人,1844年,殿试(会试)考中二甲第十四名进士,被安排在户部云南司任正主稿。云南司管理全国八个省份的漕粮,是户部最重要的一个部门。王映斗上任后,由于多年从事户部的工作,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对各个重点难点环节十分熟悉,极快进入角色。在工作中碰到辣手问题,他胸有成竹,料理自如,有紊不乱,许多难题迎刃而解。别的部门有什么疑难,他总是主动协调,帮助解决,深得大司农赛尚阿、祁俊藻的器重。

    张岳崧病逝后,道光二十六年五月,王映斗与琼州籍官员及乡绅联合向当局公呈,请批准张岳崧入祀定安文庙乡贤祠,让后人供奉。

    道光二十七年(1847),映斗调任户部陕西司主事。同年十月,户部左侍郎柏公俊奏请朝廷批准王映斗协助他一起往山东查办捻匪。正好这个时候,老相国英季、仓帅芝昌奉朝廷之命前往浙江清查仓库,巡视军营,检查东南两河,敷张浪费、人员精简和江苏折漕事件等情况。朝廷于是在六个部中挑选有才干的能人,经过严格的考察和筛选,映斗被选中并派随往浙江等地巡查。在巡查过程中,遇到通州石霸州判任元贪赃枉法,致使水潮湿米一案多年悬而未决,在当地影响极大。王映斗被派往调查审理此案,接案后,他深入群众,一切从实际出发,明查暗访,力拒干扰,小小的线索也不放过,终于辨明是非,查明真相。他公正廉明,秉公执法,极快就判决了这一积案。惩治了案犯,打击了腐败,众人无不惊叹,万分佩服。

    1850年,咸丰皇帝即位之初,下诏天下,广招贤才。大司农赛尚阳、祁俊藻两人以映斗聪明能干,才智过人,便举文推荐。咸丰皇帝亲自考察,果然贤能,是年五月将其提任鸿胪寺少卿(九卿之一,少卿为副职,是接待宾客的礼仪官)。这一职务事务较少,工作轻松,只管一些礼仪之事。他并不因此闲职而消沉,而是默默地作好自己的本职工作。1859年,晋升为内阁侍读学士,为皇帝讲学,协助皇帝批阅奏本,稽查西四旗觉罗学。1860年,咸丰庚申恩科任会试同考官。不久,调任光禄寺卿(掌管皇室祭品、膳食、招待酒宴的官员),太常寺卿(管理礼乐郊庙社稷事宜之官)、大理少卿(管理刑狱的官员)。同治二年(1863)调任奉天府丞(府的副职,只有满族人才有资格充任正职),兼提督学政(掌握全省生员考试黜陟之事,一任三年,大省以四品以上官员充任)。他刚走马上任,就亲自深入各地调查考察,发现属地各级地方官员贪污贿赂,巧立名目,敲剥生员,官场腐败,学风披靡。王映斗身为五省提督学政,掌管五个省份的教育工作,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暗暗下定决心:如果不整治文教机构,改革文教人事管理制度,兴利除弊,扭转被动的不良局面,使教育工作走上健康的发展轨道,决不善罢甘休!于是他不营私情,不留情面,调整了五个省的教育界官员,严格整治文教制度,使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严肃部属,认真整顿,革除了存在多年的弊病。事不分巨细,一定亲自检查视察,不辞劳苦,不负朝廷重托。且公正廉明,不惑奸佞,不畏权贵,不受贿赂。钻营求进者,关节不通,无缝可入,望门兴叹,称之为“铁门限”。有效地抑制了贪污腐败,学校的教学秩序焕然一新,生员的学习风气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1865年十月,流寇马贼突然作乱陪都(奉天府),全城惊动。王映斗镇定自若,稳如泰山,面无惧色,运等帷幄,从容应对。一是与将军、府尹商议对策,以坚壁清野之奇计,严阵以待,伺机打击贼寇;二是亲自迅速奏请朝廷派兵支援,歼灭匪寇。由于他策略正确,从容应对,极快就平息了寇乱,使社会稳定,保一方平安,人民安居乐业。

    1867年秋,王映斗再度调回京城,官复原职,协助皇帝批阅奏本,巡查各地文化教育情况。第二年,他被派往芦沟桥放粥厂,开展救灾救济工作,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由于他对朝廷忠心耿耿,尽职尽责,廉洁为民,言论正大,忠厚不阿,赤诚无私,极为同僚所敬重。此后两年先后升任太仆寺卿、太常寺卿、大理寺卿等职务。时人称之:“名、位、禄、寿,咸(丰)同(治)年间,琼州第一。”

    光绪元年(1875),王映斗回到故里春内村。他不甘寂寞,仍然十分关心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主编总纂《定安县志》。今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藏有其版本。居家四年,从未涉足政府部门,干预政事,深受人们的钦佩和敬仰。

    3、教书育人

    王映斗是个学识渊博,廉洁奉公,严守节气,不阿权贵的封建士大夫。他热爱学习,尊重知识,诲人不倦,颇为重视文化教育。

    道光三十年(1850),王映斗上奏疏陈述他多年未归故里,思念亲人的情结,获准后起程返乡。咸丰元年(1851)正月,刚刚回到省城广州,就听到父亲去世的噩耗,于是匆忙赶回故乡,葬祭亡父。同年五月,广东总督徐广缙往高州办公事,得知映斗守丧在家,于是写信与抚军叶名琛商量,聘请他到广州越华书院讲学。

    王映斗接受邀请,到越华书院讲学掌教了七年。他在为人处世上,强调节气操守。任教期间,从来不因私事而拜访省里的官员,也不以曾任京官而干预地方公务,但有关地方利害关系的大事,一定私下向有关部门提意见。在治学上,则力求先正,以事实为依据,文章观点明确,以清真雅正为宗,文风不拘一格。由于训迪有方,在他的培养下,生徒进步极快,文行并茂,才华横溢。七年中培养出大批人才,许些成为国家之栋梁。如广东的梁耀枢中了状元,李文田中了探花,潘衍鉴、潘衍桐两兄弟均官至太史。一时声名鹊起,美名远扬。不久,晋京官复原职。旋升内阁侍读学士,为皇帝讲经论学,协助皇帝批阅奏本。

    1870年,王映斗年迈力衰,上书朝廷请辞,致仕归里。途经省城广州,抚军李福泰等人亲自拜访挽留,再度在越华书院讲学二年。为国家的教育事业,继续燃烧自己,发挥余热。

    2004年底,定安县面积1189平方千米。人口31.43万人(公安户籍人口数:总户数84121户、总人口314292人;其中非农业人口91180人。)。辖10个镇、122个村(居)委会,境内有3个国有农场和1个国有林场。县政府驻定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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