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在加载中...
  • 川盐济楚

    川盐济楚”是太平天国军兴以后,淮盐不能运到湖北而采用的政策。川盐所“济”的是宜昌府、施南府、鹤峰厅。

    编辑摘要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中文名: 川盐济楚 推行时间: 1851年
    推行国家: 清朝
    济: 指的是施南府等 起源: 太平天国军兴

    目录

    川盐济楚/川盐济楚 编辑

    “四川产盐最盛时,每年的产量是一千四百载。自贡成为闻名遐迩、饮誉中外的“千年盐都”,两次“川盐济楚”功不可没。19世纪中叶,自贡盐场因第一次“川盐济楚”走向鼎盛,成为“富庶甲于蜀中”的“四川省精华之地”。抗日战争时期,自贡盐场因第二次“川盐济楚”迎来了又一个大发展的“黄金时期”,以盐产量高、盐税颇丰和献金踊跃著称。

    缘起/川盐济楚 编辑

    从清代开始实行的引岸制度,不仅延缓了自贡地区资本主义的进程,而且由于它将全国划分成若干区域,每一区域只准若干世袭盐商专卖,不准跨区域自由买卖,否则以私盐治罪,这就限制了自贡地区盐场产盐销量,进而妨碍了盐业生产的更大发展。

    长期以来,两湖地区所需的盐都被淮盐所把持,川盐占其市场份额非常小。客观地说,川盐与淮盐相比,具有多方面的竞争优势,就连长期抑川盐而扬淮盐的清两江总督曾国藩,也不得不承认川盐具有比淮盐更多的优点。如果照商品流通的自然规律,不加人为的限制,即没有引岸制度的存在,川盐在两湖广大地区,是有其广阔持久的销售市场的。

    自贡盐场所产之盐,其销区约分五个部分。即:附场票岸、边计岸、腹计岸、黔边岸、济楚岸。其中,济楚岸占自贡地区产盐的比重极大。每年运销量在七、八十万担至一百二、三十万担之间,为自贡地区全部盐产量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由于其它各岸销盐量较为稳定,楚盐销量升降幅度甚大,而济楚盐销量,是受盐务引岸制度制约的,广大湘鄂地区除湖北省施鹤八属历系川盐楚计岸销区外,其余全系淮盐引岸。因此,楚盐运销量的消长,就直接影响到自贡地区盐业生产的盛衰。同样,如果淮盐受阻,由于地缘关系,销楚之盐就必将被川盐取而代之,川盐的长驱直入就成为了可能。

    施行/川盐济楚 编辑

    1851年,中国近代的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建立太平天国。清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建都南京,淮盐不能上运湘鄂,清廷饬令川盐济楚,给川盐以广阔的两湖市场,也给自、贡盐业的急剧发展带来了契机。丰饶的资源、精湛的技术、广阔的市场、高额的利润,使自、贡井盐业步入鼎盛时期,独执四川井盐业之牛耳。

    《四川盐法志》引李榕《自流井记》云:“井火至咸丰七八年而盛,至同治初年而大盛。极旺者,烧锅七百余口。水火油并出者,水油经二三年而涸,火二十余年犹旺。有大火,有微火,合计烧锅五千一百口有奇。”此时的富义厂“井之分段五,其名谓之垱。由大小坳口、豆芽湾至半边街、韭菜园、齐家坪,曰桐发垱;由大冲至香炉寺过河,曰龙垱;由东岳庙桥头至大安、久安二寨至斜石塔,转至马冲口、高硐、沙鱼坝,曰仙骡垱,俗名新垱;由川主庙、汇柴口至大弯井,曰长发垱;隔岸里许踞小溪场者,曰邱发垱,延袤四十余里”。在这里,“担水之夫约有万”,“盐船之夫其数倍于担水之夫,担盐之夫又倍之”,“盐匠、山匠、灶头,操此三艺者约有万”,“积巨金业盐者数百家……”,“为金工、为木工、为石工、为杂工者数百家。贩布帛、豆粟、油麻者数千家,合得三四十万人”,这就形成了巨大的井盐生产力。

    同治至光绪初年,富荣盐场已拥有盐井、天然气井707口,煎锅5590口,年产食盐近20万吨,占全川产额一半以上。所产之盐“其色白,其质纯,川贩因之居奇,淮岸因之日废。”富荣盐获得了极好的声誉与销路,除行销本省40余州县外,还运销湘、鄂、滇、黔百余州县。1868年,四川总督崇实的奏折中即称:“四川盐井近来获利数倍,富顺尤为最旺”。到光绪初年,四川总督丁宝桢奏道:“富厂产盐之多,远过犍为”,“富厂秋冬春三时,每日产盐在一百万斤以外,四五六三月较少,然通年合算,每日总在八十万斤”,“每年全厂所入,约银五百万两上下。”年征税银达170万两之谱,约占全川盐税收入的40%以上。据美国人弗吉尔·哈特于1887年调查统计,当时自、贡井盐年产值约为4940万美元。

    川盐济楚促进了自贡地区盐业的繁荣,使这里迅速发展成为了四川井盐业的中心,被称为盐都,誉作“富庶甲于蜀中”的“四川省精华之地”。

    二次川盐济楚/川盐济楚 编辑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沿海一带相继沦陷,海盐生产备受破坏,运输受阻。湖南、湖北等省海盐销区民苦淡食,迫需靠川盐济销。作为四川盐业中心的富荣盐场,便承担起了供应军需民食的重任。为此国民政府财政部于1938年3月明令川盐增产,并提出“增加产量首先从富荣两场着手”,要求自贡盐场年产食盐增加300万担,比1937年的327万担将近翻一番。从1938年1月起,富荣盐场开始大量起复卤井增加盐灶,提高产量,加运盐斤。两场的卤井在未增产前计有170余眼,增产期间的1938年已增至210余眼,全年产盐456万余担,较1937年增产128万余担,已占四川省各区总产额的50%以上,为全国的产盐战略中心。随着抗战的加剧,富荣东西两场增产赶运更是如火如荼,其食盐供应区域已达川、康、滇、黔、湘、鄂、陕各省,担负起了这些地区达7000多万人口军需民食的重任。

    在抗战初期的增产起运中,富荣两盐场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是前所未有的。面对艰巨的历史挑战,富荣东西两场盐业公署、盐务管理局,深明大义,想方设法,努力增产。

    作为四川盐产中心的自贡盐区,在抗战时期食盐增产赶运中首当其冲,迎来了盐业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即“二次川盐济楚”。盐产量1937年为16.39万吨,1938年即达到了22.84万吨,1941年更增至26.32万吨。战前的自贡盐产量在四川盐产总数中的比重已下降至45%,到1939年即上升到54%。自贡盐税也急剧上升,其速度超过了盐产量的增长。1938年自贡盐税比1937年增长了96%,盐产量增长40%;1938年到1941年盐税增长7.5倍,而盐产量只增长15%。抗战期间,自贡盐税占川盐税收80%以上,冯玉祥称之曰“以产盐雄于西南,而贡献于国家与地方者举国惊甚宏伟”。

    从1938年开始,自贡制盐厂相继采用平锅制盐、废汽制盐、枝条架和塔炉灶浓卤等新工艺。同时,率先开始真空制盐的探索试验,为我国盐业生产技术改革开辟了新的道路。

    四川盐业的成长/川盐济楚 编辑

    “川盐济楚”时期是四川盐业界的黄金时期,也就是所谓“自流井四大家族”:李四友堂、王三畏堂、胡慎怡堂、颜桂馨堂兴起的时期。下面简要考察一下四大家族在“川盐济楚”时期兴起的过程。

    李四友堂

    李四友堂是从外省移居到四川富顺县鸿鹤镇定居的,他们在明末就已经从事食盐的生产和销售了。道光七至八年间(1827-1828年)到成都参加乡试的李维基,与陕西盐商兼茶商的高某一见如故。高某给四友堂投资了白银3,000两,打下了7口盐井和3口火井,煮盐水产盐。“川盐济楚”时期,食盐的需求量大增,达到在湖广地区流传“1斤盐1斤银”的程度。为了适应这一趋势,李四友堂又新打下了100余口盐井,不仅生产食盐,也开始从事食盐的运输了。李祥阉和王三畏堂的王朗云、王相荣,以及陈辉延等人合资往湖广运输食盐的三四年间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但是由于内讧而解体,于是担任食盐运输的祥兴泰独自开设了盐号,主要承担了楚岸、边岸、计岸的食盐运输。祥兴泰解体之后,在重庆设立大生号,担任了楚岸、计岸的食盐运销,在綦江县设立了大生美,在仁怀县设立了协兴隆,承担了边岸綦江和仁怀县的食盐运输和贩卖。而且在宜昌和沙市也开设了盐店。李四友堂的盐场有1,300多名劳动者,拉盐水的牛就有1000头,而且也是拥有能收5,000石田租的大地主。

    王三畏堂

    王三畏堂的兴起始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生的王朗云时代。他的祖先在明末清初(1660年前后)从湖北移居到了四川富顺县自流井。由于王朗云兄弟为三人,所以称王三畏堂。王朗云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引进陕西商人的资金开凿了盐井,一经成功,就开始边生产食盐边积累财富。“川盐济楚”一开始,王朗云就在泸州、重庆、湖北的宜昌、沙市、汉口等地设立盐号和支店,运输、贩卖食盐。王朗云在富顺县、荣县、威远县、宜宾县拥有能收4,000石田租的土地,后来发展到收17,000石的田租,“富甲全川”。

    胡慎怡堂

    胡慎怡堂的开创者是胡元海,他在嘉庆年间(1796-1820年)从江西省吉安府移居到了四川富顺县的自流井。在自流井由棉布商做起,积累了资金,在道光(1821-1850年)初年成了专门的盐商。煮盐水的胡元海抓住了“川盐济楚”这一千载难逢的时机,打下了5处盐井,而且也有自然喷出的天然气可以煮沸盐水的火井。胡元海成长为拥有能收2000石田租的地主。胡慎怡堂不仅生产食盐,也从事运输,在自流井开设了聚义场盐号,往重庆、宜昌、沙市输送食盐。到了光绪年间,一共拥有21口盐井和火井。光绪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1907-1908年),每年仅在盐业的利润就达12万两白银。盐场雇佣的劳动者为1000多人,而且还有700头牛和100多头马。

    颜桂馨堂

    颜桂馨堂是自流井的颜昌英在1830年起的堂号。在广东海丰县居住的颜氏移居到四川时是雍正十一年(1733年)。昌英的祖父廷跃移居到威远县开垦荒地。昌英的父亲仲秀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从威远县移居到了自流井马冲口。由于当时还没有发现马冲口的盐水,所以颜氏在此务农。后来颜昌英从路边的水沟中感觉出盐味道,于是开凿了盐井,由于产黑卤水的同时能喷出大量煮盐水的天然气,所以命名为永兴井,开始正式从事盐业。永兴井一年的利润为10万两白银。这是1825年的事,当时李四友堂、胡慎怡堂还没有兴起,而王三畏堂的王朗云不过才12岁,颜桂馨堂在自流井的四大盐商家族中最早开始了盐业。1828年开凿了来龙井,每天生产100多担卤水。1830年又开凿了北海井、龙坳井等。之后在马冲口相继开发了东海井、海元井、富海井等,扩大了影响,而且把这一带的地名改成颜家湾。还开发了周家冲的自成井,杨家冲的同沅井、同兴井、同盛井,在马草山开发了涌全井、沅流井、福海井,扩大了经营。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又在伍加坡一带开发了江海井、沧海井、龙海井,仅在这一地区每天就能产700-800担的黑卤水,所以被称为“黑水大王”。

    颜桂馨堂经营了太和贞和恒兴隆两个盐号。太和贞主要负责楚岸地区,在宜昌、沙市、汉口设立分号。恒兴隆主要负责计岸地区,在江津、重庆、涪陵设立了分号。“川盐济楚”时期,颜桂馨堂也进入宜昌、沙市、汉口等地参与了食盐的运输和贩卖,在沙市与王三畏堂的竞争非常激烈。沙市居民担心运盐的船靠岸会损伤码头,所以不允许船只靠岸。因此四川的盐商只能在江中间卖盐,非常不方便。这时,资金雄厚的王三畏堂用石头在船靠岸的地方砌了码头称“洋码头”。王三畏堂向利用“洋码头”的商人船只收取昂贵的使用费。中小盐商虽有不满,但是只能忍受。颜桂馨堂就把这些中小盐商组织起来设立了盐业公司。于是和中小盐商合资,共同运输食盐来抵抗了王三畏堂的横暴。

    到了颜昌英的晚年,由他的第四个儿子觉吾掌管盐号。他因捐款而获得了荣禄大夫、布政史衔和贵州候补道员的官职。一方面,觉吾觉得自己作为贵州候补道员对贵州有一定的影响力,另一方面,由于“川盐济楚”期间四川盐商之间的竞争变得激烈,关闭了负责楚岸的太和贞盐号,放弃了楚岸。他认为,贵州交通不方便,竞争者也少,如果行使自己的影响力,就会获得高额利润,于是打人了贵州市场。在四川的丰都设立了乾丰泰盐号,越过高山峻岭前往贵州东南部和接壤的湖北几个州县,运输和贩卖食盐。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贩卖食盐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870年颜昌英死后,颜桂馨堂的所有子孙都戴孝,很长时间没有经营盐业。这样一来,乾丰泰盐号的职员采用欺骗的手段私吞资金并携带大量的金银逃走,使得颜桂馨堂负债高达30万两,逐渐地没落下去了。乾丰泰盐号的营业区域大部分是贵州的山区,自流井的人都不愿意前往。所以乾丰泰盐号的大部分职员是与颜桂馨堂没有纽带关系的贵州人。可以说,颜桂馨堂没落的主要原因是职员的欺骗,以及忽视了新井的开发。

    综上所述,四川盐商特别是自贡盐商,他们是借“川盐济楚”的大好时机急速地成长起来的,并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他们所掌握的白银以各种渠道流通,对地区社会起了很大的影响。

    历史意义/川盐济楚 编辑

    中国行盐制度,某产区之盐限定行销某区域,不许越雷池一步。楚岸是湖北湖南及其相邻的一些州县,地广人多,素不产盐,历来是国内最大的食盐销售市场之一,在清代前中期,楚岸一直由实力雄厚的淮盐独占。但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革命席卷大江南北,阻碍了淮盐通道,使食盐供应短缺,盐课收入锐减,军饷困难。为解决困难,户部议准:“川粤盐斤入楚,无论商民,均许自行贩销。”于是川盐源源不断地运销湖广市场,这就是“川盐济楚”。

    缓解了财政困难

    古代盐赋一直是国库收入大宗,直到清代,仍居天下财赋四分之一,其中两淮(淮南、淮北)最多,淮盐引岸中又以两湖市场最大。作为国库收入重要来源的淮盐,在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在两湖“片引不行”,这严重影响了清政府财政收入。此时正值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时期,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白银外流、银贵钱贱问题更加严重。而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对国库本已虚弱的清王朝更是雪上加霜。

    为解决财政困难,户部提出,“此后湖南、湖北需盐接济,应饬令仿明王守仁立厂抽税之法,凡川粤盐斤入楚,无论商民,均许自行贩鬻,不必由官借运。惟择楚省堵私隘口,专驻道府大员,设点抽税,或将本色抽收,或全折色输纳,均十取一二,以为定制,一税之后,给照放行”。于是在咸丰三年(1853年),湖北省首先在长江进入湖北的入口,即巴东县的万户沱设立了川盐分局卡,实行对四川盐的调查和征税。咸丰五年(1855年)在宜昌设立了湖北川盐总局,同治六年(1867年)在沙市设立了稽查分局,咸丰七年(1857年)还在巴东县的平善坝设立了调查食盐量和盐税缴纳与否的掣验厂。除设卡收税外,清政府为解决军饷问题,咸丰三年(1853年)还规定军需供给由地方督抚或统兵将领自行筹集。从此,设卡抽收厘金成为军饷的主要来源,而厘金中,盐厘为主要收入来源。

    在“川盐济楚”中,通过设卡征收税厘,四川税额大量增加。据王守基在《四川盐法议略》中所记,“川盐济楚”前,四川盐课额有限,正课只有14余万两,正杂课加在一起也不过30余万两。“川盐济楚”后,川盐盐课急剧增长,咸丰年间在征收“关厘”、“厂厘”、“局厘”以后,每年课入达200余万两,最高时可达到四五百万两。由此四川财政由外省协济一跃而为协济外省。同时,在楚岸也对川盐征收税厘,仅厘金一项,据同治七年(1868年)李鸿章称:“鄂省财赋以盐厘为大宗,每年川盐济楚湖广所收盐厘不下100万两。”

    缺盐得以解决

    “川盐济楚”也解决了湖广人民淡食之虑。由于川盐自长江顺流而下,运输便捷,同时川盐色白质干,两湖人民喜食,加之川商经营灵活,所以川盐在两湖市场销售情况极好。咸丰七年(1857年),胡林翼奏称:“约计入楚之盐,以旺月计算,约合川省水引九百余张。”按道光三十年(1850年)核定章程,水引一张计捆巴盐8千斤,花盐1万斤,每月入楚川盐九百引,按巴盐、花盐各半计算,即为800万斤左右,年销量在1亿斤左右。到同治二年(1863年),湖北全境皆食川盐,湖南省之岳州、常德、沣州等府州属地,直至省城都是川盐销地。同治八年、九年(1869年、1870年),川盐在湖北省年销量已经超过1.2亿斤。川盐大量销售,基本解决了湖广人民淡食之忧。

    促进川盐发展

    随着川盐在湖广市场的畅销,极大地刺激了四川盐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井灶增多,技术提高,产量增大。一是私井大量出现。“川盐济楚”后,私井广泛开凿。据光绪《四川盐法志》记载:“射蓬各地,私井日开,近年则几无处不有。”二是一些原已淤塞的盐井在川盐济楚中,修旧凿新,井灶又发展起来。三是原有的大盐场进一步发展。如犍为盐场,在乾嘉年间有井1206眼,煎锅1654口,“川盐济楚”后,其井达到两千余眼,锅也达到近两千口。再如自流井盐场,据统计,咸同年间盐井数达到728眼,灶锅达到7919口,而咸丰前井灶不过400百余眼,锅不过1000余口,井眼增加了1倍,锅口增加近8倍。

    同时,富商大贾在利益驱动下蜂涌入井,以累万盈千之银投入盐业生产,为凿井采卤采气和制盐技术提高奠定了基础。如在自流井地区,盐工们根据凿井过程中不同的工序和遇到的不同情况研制了100多种工具,井深达千米以上者屡见不鲜。为了在同一口井能水气共采,还发明了“裸井采气法”。丰富的卤源和天然气,使盐产量、质量大大提高。咸丰(1851~1861年)以后,自流井年产盐大体保持在三至四亿斤左右,最高年产量曾高达六亿斤,与“川盐济楚”前相比,常年增长4.6倍,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井盐产地。

    出现了以富荣为中心的近代手工工场。一是富荣盐场内部有了明确分工。就每一井灶而言,有司井、司牛、司车、司蔑、司梆、司漕、司涧、司火、司草,还有医工、井工、铁匠、木匠等。而整个盐场内各种职业的分工更是类别繁多,有山匠、盐匠、灶头、担水夫、担盐夫、盐船夫等。二是盐场规模很大,各工种按劳取酬。正如李榕在《自流井记》中记载:“担水之夫约有万,其力最强,担可三百斤,往复运送,日值可得千钱。盐船之夫其数倍于担水夫,担盐夫又倍之,其价稍差。盐匠、山匠、灶头,操此三艺者约有万,其价益昂。”三是盐场管理体系逐渐完备。“盐厂之管事有四:规画形式,督工匠以凿井者,为井之管事。综核水火,计成数以烧盐者,为灶之管事。安置竹笕,由近及远以达咸水者,为笕之管事。储盐运盐,行水陆以权交易者,为号之管事”,“凡计议官私厂务者,谓之档首。商酌买卖盐斤与时为低昂者,谓之经纪。驱使杂佣接待宾客者,谓之外场”②。这里的井、灶、笕、号诸“管事”以及“档首”、“经纪”、“外场”等,都是盐场的管理人员,这些都表明在富荣地区已经出现了近代手工工场。

    出现了集井、灶、枧、号于一身的盐商资本集团。在“川盐济楚”中发展最快的富荣盐场,出现了盐商资本集团,其代表为“自流井四大家族”,即李四友堂、王三畏堂、胡慎怡堂、颜桂馨堂。他们集资凿井,经营枧运,联合运销食盐。如李四友堂,在“川盐济楚”中联合晋商新开凿了100余口盐井,其盐场用工1300多名。还与王三畏堂的王朗云、王相荣,以及陈辉延等合资往湖广运销食盐,在三四年间就获取了巨额利润。同时他们为凿井、枧运等,还通过租借、入股、借贷客资等方式,取得大量地产。如李四友堂拥有能收5000石田租的土地,王三畏堂拥有能收17000石田租的土地,“富甲全川”。在利益驱使下,四大家族通过合资、借贷、入股等各种方式,已迅速形成盐商资本集团,推动了四川盐业发展。

    打击专商引岸制

    在中国封建社会,盐业经济是由国家垄断并严格控制的。清王朝对盐业的控制主要偏重于流通环节,采取的方式是专商引岸制。其特点是:盐商认销岸,以销岸确定盐产地,根据所领盐额运输食盐;政府掌握盐引以确定产销额数,据此征榷盐税。引岸制度将食盐的生产与流通规模定向地限制于法定的区域内,形成一块块相互割据的封建世袭领地。专商引岸制不考虑生产技术水平高低,市场供求关系状况等内在经济因素的变化,是封建政府的强制性经济,目的是把盐业经济固定在小农经济基础上。

    但专商引岸制在“川盐济楚”中却受到沉重打击。在“川盐济楚”中规定,不管是川盐还是潞盐,也不管是商人还是平民,都可以自由贩卖。这就打破了清政府规定的楚岸是淮盐计岸,是淮盐销区的定制,使楚地盐市场成为了自由市场。在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之后,曾国藩要求“禁川复淮”,恢复楚岸作为淮盐引地。虽然历经曾国藩、李翰章、刘坤一等不断上奏力争要求“禁川复淮”,恢复楚岸作为淮盐引地,也实施了对川盐的“重抽厘金”、“以征为禁”的政策,但最终也未能实行“禁川复淮”,而是实行了“淮川分界”政策,即半禁川半复淮。直到清末,尽管各方都承认湖广是淮盐引地,但淮盐计岸一直无法收回,楚地的专商引岸制受到沉重打击。

    四川的专商引岸制也受到沉重打击。如奉节在盐法上非报部盐区,规定配食云(阳)厂盐引,但咸丰初年,乡民开始淘井试煎,产盐极旺,奉节地区食盐自给,云阳盐厂在奉节的盐引无法销售。有的盐场也因“川盐济楚”后运往楚地销售更便捷、得利而放弃了原配岸。此类状况使得四川原有引岸被打破,盐引税额难以征收,因而四川实行了“盐课归丁”,即将盐引课摊入地丁银内征收抵补,食盐任听民间贩销。“盐课归丁”实际是对自由贩销的承认,可见四川的专商引岸制所受的打击程度。

    总之,“川盐济楚”严重打击了封建专商引岸制,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盐业走向市场化,同时它促进了四川盐业发展,为四川盐业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添加视频 | 添加图册相关影像

    开放分类 我来补充

    互动百科的词条(含所附图片)系由网友上传,如果涉嫌侵权,请与客服联系,我们将按照法律之相关规定及时进行处理。未经许可,禁止商业网站等复制、抓取本站内容;合理使用者,请注明来源于www.baike.com。

    登录后使用互动百科的服务,将会得到个性化的提示和帮助,还有机会和专业认证智愿者沟通。

    互动百科用户登录注册
    此词条还可添加  信息模块

    WIKI热度

    1. 编辑次数:8次 历史版本
    2. 参与编辑人数:8
    3. 最近更新时间:2019-07-15 09:50:15

    相关词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