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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工读互助团

    北京工读互助团。是由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王光祈等17人联合发起并募集经费,达到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仅仅两个多月后,工读互助团第一小组宣布解散了。它震动了新文化界、知识分子群体。又一年,当工读互助运动无声无息地消亡后,那些原来的发起人、参与者,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毛泽东、施存统……纷纷建立起了自己的共产主义小组。

    编辑摘要

    目录

    失败原因 /工读互助团 编辑

    1。“工读互助团”实践活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在中国社会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之前,点点滴滴的改造是行不通的

    3。意见分歧。

    该团规定:第一,团员须每天工作4小时。第二,团员生活必需之衣、食、住,由团体供给;团员所需的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惟书籍为团体公用。第三,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北京工读团成立后分为4组。第一组设在北京大学附近;第二组设在北京专门工业学校、法文专修馆、北京师范学校附近;第三组设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近;团员全是妇女,称“女子工读互助团”;第四组设在景山东松公府夹道8号。

    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后,上海、天津、南京、武昌、广州和扬州等地也开始成立各种名称的工读互助团。

    详细过程 /工读互助团 编辑

    后来,第一组成员施存统这么回顾自己对工读互助运动的最初理解:“……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工读互助,是人的生活;工读互助团,是做人的团体。我们以为要做人,就要入工读互助团。……一边劳力,一边劳心;终生工作,终生读书……”

    正因此,在“《非孝》事件”发生后,他才与三名同学赶赴北京、加入工读互助团。

    加入工读互助团后,他们那样地激动、骄傲。以施存统为例,他反复强调,这是个“终身以之”的团体,“我即是团、团即是我”,“团的利害,就是个人的利害”;以俞秀松为例,离家出走、抵达北京后,这个富家子弟当即给自己的父母写了一封长信,宣布与他们脱离关系:“……我来的目的是:实验我底思想生活,想传播到全人类,使他们共同来享受这甘美、快乐、博爱、互助、自由……的新生活,才算完事!”

    这是与家庭决裂的宣言,也是个体理想的书写。为了这个宣言、这种书写,他们投入了陌生、清新而又激情满怀的生活。加入第一组后,他们起初负责洗衣服、制作信纸信封之类,尽管“收入都很少”,他们还是夜以继日、不知疲倦;不久,第一组主要收入来源“俭洁食堂”开张了,他们以无比骄傲的心情,在食堂墙壁上贴了这么一副对联:“宁流额上汗,毋染手中血”……

    这是对军阀、政客乃至千万民众的告诫;它也是对自己的告诫:献身、实践、改良、创造,这就是“第三代人”对自己的最初期许。他们要成为这个“万恶社会的保险团体”,他们要成为未来“少年中国的模范团体”;为此,他们告别了过去的生活,他们兢兢业业地充当起了伙计、跑堂、业余教师、手工匠人乃至洗衣工、洗碗工的角色,他们忘记了自己曾经是少爷、“洋学生”和中产子弟……

    然而,无论他们怎么努力,一个多月后,小组危机还是出现了。

    “共产”风波 /工读互助团 编辑

    一开始,小组的危机,似乎是“人的问题”。

    好奇、冲动、喜好尝试、易变……是青年人的普遍特点。工读互助试验兴起后,各地报名者犹如过江之鲫,然而,小组联络人很快发现,许多人纯粹抱着凑热闹的态度。以第一组为例,1月20日,《新青年》刊载了十五名成员名单,然而,仅仅两天后,《晨报》发表的一则报告写道,“家斌、周方二人,现已出团,故不列入”……

    大浪淘沙后,十三名青年开始集体生活了。起初,他们异常融洽,相互视为“同志”。他们“每星期至少开会一次”,谈论着未来的工读互助社会。傅彬然后来回忆说,“……曾经把团员的衣服都集中起来,分类放置。只要谁爱穿,谁都可以自由检来穿。这是我们对所憧憬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美好理想的尝试”……

    然而,对工读互助社会的不同理解,很快引发了冲突。

    收入归公,是《工读互助团简章》明文规定的,成员们对此并无分歧。但,入团之后,一些成员还不时收到家里的汇款。这部分收入该不该归公呢?倘若不归公,工读互助的意义何在?倘若不归公,几个人饶有余资,大部分成员节衣缩食,小组又怎能维持下去?……正是这些考虑,引发了小组“共产”的争论。

    争论产生了两个结果。其一,大部分成员决议共产;其次则是施存统后来回顾的,“主张不合,自愿退团者五人”……

    五人退团前夕,“团体非常紧张,差不多要破裂的样子”。对此,王光祈非常着急,“跑到我们团里来,向我们几个主张激烈点的人疏通……主张不要太趋极端”(施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但施存统等人认为,这是关乎工读互助理想的根本问题,万难迁就,“所以对于若愚的劝告毫不采取”……

    激烈、“极端”,又何止这一次?“共产”风潮后,接踵而来的是“脱离家庭”风波。

    为什么会发生“共产”之争、使团体濒临分裂呢?还不是因为老朽、腐烂的旧家庭制度!不脱离旧家庭,团体将时时笼罩在它的阴影下;不破坏旧家庭制度,美好的工读互助社会就不会产生!……在写过《非孝》、并引发轩然大波的施存统等看来,“家庭制度是万恶之源,非打破不可”,“脱离是打破之先声”……

    由此引发的,是一场旷日持久、“极伤感情”的争论。施存统后来说,争论尚未结束,“退团者也有一人”;而全体决议脱离家庭后,“退团的还有两人”。

    八个成员退团前后,又有六名青年先后加入第一组。一个异常激进、“全体一致”的团体出现了:谈论婚约问题时,“离婚的离婚,解约的解约”;谈论学校问题时,“退出的退出,改为旁听生的改为旁听生”;谈论男女共同生活问题时,女团员缪伯英的态度比大多数男青年还要激进……施存统后来回忆,“这几个问题解决后,精神上很有几天愉快。我们那时以为,我们的无政府、无强权、无法律、无宗教、无家庭、无婚姻的理想社会,在团里总算实现一部分了,所以精神上非常快乐”……

    然而,接踵出现的,是经济问题。

    经济危机 /工读互助团 编辑

    如果说,各小组风格不同,第一组因聚集了施存统、俞秀松、何孟雄等激进青年,因而冲突不断的话,那么,一两个月以后,经济问题成为工读互助团的普遍危机了。后来,施存统留下了一份饶有意味的账单,它折射了工读互助团的必然命运。

    第一组的营业,分为电影、洗衣、印刷、食堂、英算专修馆五种。大约1月20日,领取130元开办费后,电影股开始在各大高校轮流放映。起初,这份营生颇让团员们兴奋,它符合青年人的性情,并且很轻松,“不过只管收票、卖票的事情”;一开始生意也还兴隆,“在女子高等师范演了三次,承她们同学的好意,高兴来看,每次卖了二百左右张票”……

    但此后生意时好时坏;寒假前夕,“一连好几天生意冷落”。一个多月的维持后,团员们算了一笔账,发现三十元盈余主要来自姑娘们的捧场。于是,在匆促的会议后,电影股解散了。

    电影股之后,又一个被停掉的,是石印业务。石印分为印信纸、印信封两种,“做的人一个两个不一定”。它的利润异常微薄,并且不时滞销;不久,“大概赚三元”、还不够饭钱的结果出现了,它也就被“办理结束”了。

    最让人啼笑皆非的,当属洗衣业务。洗衣股有四个人,“每天作工五点钟”;但接连三四天,“收了还不到二十件衣服”。无奈之下,施存统只好去找学生宿舍的斋夫,让斋夫帮忙代收。“斋夫帮洗衣局收衣服,每件是得到百分之二的报酬……我们加他百分之三。”施存统后来回忆:“我们以为这样一定有衣服洗了……”

    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斋夫转身就去找洗衣局,以此为筹码讨价还价,“一定向洗衣局要求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更可笑的是,这一天,施存统去收衣服时,在斋夫房里和洗衣局的人狭路相逢……

    “(洗衣股)办了两个多星期,仅仅收入七十几枚铜子”。而在电影、石印、洗衣几股纷纷停业后,更大的危机发生了:食堂办不下去了。

    食堂地址在北大沙滩校区附近,以北大师生为主要顾客。一开始,这个名为“俭洁”的食堂似乎生意兴隆;它只有三间房子、五张餐桌,于是,两个多月后食堂扩大规模,“另租两间房子,增添五张桌子”。

    就是这次“扩充”引发了食堂危机。团员们很快发现,“生意既不发达,开销又比前大”;而十几天以后,不仅“每天要亏本一元五角”,料理食堂的共有八个人,“连这八个人的饭都没得吃”!……

    施存统后来谈到,“食堂无异是我们的根据地”,“差不多我们这回失败,形式上都是它的缘故”……值得一提的是,直到此时,施存统还没有发现食堂失败的真正原因:它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外卖、学生“包饭”,来饭堂点餐的顾客很少很少;扩大店堂规模,在增加开支之外,丝毫无助于食堂生意。

    更富有意味的是,五种营业中最赚钱的,当属仅有两名团员、区区七八名学生的英算专修馆。前后两个多月,它仅支出两元,收入七十余元……

    解散 /工读互助团 编辑

    1920年3月23日,在“万难支持”、无法维持生活的情况下,工读互助团第一组解散了。施存统写道:“开了一个会,议决各人自由另找工作。工读互助团的主张,从根本上推翻了!……”

    第一组的解散,震动了新文化界、千万知识分子。

    4月1日,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五期上,王光祈、陈独秀分别发表文章,探讨第一组失败的根源。在《为什么不能实行工读互助主义?》的标题下,王光祈以一个副标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是人的问题,不是经济的问题”。

    王光祈列举了种种问题,人浮于事、浪费较多、经营不善、感情不融洽、“互相怀疑”、精神涣散、一些人“不肯努力作工”、一些人不了解工读互助团“深厚远大的意思”……他并反思了自己的责任:虽经审慎挑选,但知行合一的团员“实不多见”;他说,“今日演出此种现象,完全是我当日急于组织成功的罪恶”!

    或许,最令他耿耿于怀的,却是他一语未及,但令第一组“感情大坏”、不得安生的易群先事件?

    如前所述,易群先是国会议员易夔龙之女,因反对父亲的婚姻安排,出走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她漂亮、活泼、大胆,“差不多每个团员都喜欢她”。这一天,易群先告诉施存统,她与何孟雄自由恋爱了。这句话引起了轩然大波。

    施存统后来说,他对此“又惊又喜”。但几天后,几名成员连夜开会,以妒怒交加的态度逼迫何孟雄承认错误;一怒之下,易群先远走天津。这么一来,事情愈演愈烈,那几名成员决议驱逐何孟雄、施存统、陈公培和易群先……

    在王光祈看来,这是“人的问题”的明证。陈独秀也认为是“人的问题”。他并转引了一名成员的来信,“只可说第一组的人失败了,并不是工读互助团不能办”。而对此,胡适站在“原教旨”、实用主义的立场上,嗤之以鼻。

    远在工读互助团发起不久,在一次演说中,胡适就批评工读互助运动“名实不符”、挂羊头卖狗肉。他说,17名发起人中,“有几个人的目的并不注重工读,他们的眼光射在‘新生活’和‘新组织’上。因此只做了一个‘工’的计划,不曾做‘读’的计划”……

    这个批评,针对的无疑是王光祈、陈独秀。胡适认为,这是计划的“根本大错”。因为这个错,“工作的时间太多……没有做学问的机会”;因为这个错,工读变成了“挨役”,“只有做工的苦趣,没有工读的乐趣”;因为这个错,工读互助团朝不保夕、困难重重,“但他们对于家庭、婚姻、男女、财产等等绝大问题,都早已有了武断的解决,都早已定为成文的戒约了”!

    那么,胡适怎样理解工读互助运动呢?

    胡适谈到,美国至少有几万人过着工读生活,但在他们自己看来,这是极平常、极现实的选择;他说,“工读主义只不过是靠自己的工作去换一点教育经费,是一件极平常的事……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新生活”;他并刻薄地挖苦道,“用不着挂什么金字招牌……如不能使团员有自修求学的工夫,那么,叫他泛劳动主义也罢,叫他新组织也罢,请不要乱挂‘工读主义’的招牌”……

    如果说,王光祈、陈独秀、胡适等人,都还在工读互助团范围内探讨问题的话,那么,戴季陶、施存统的思考,则指向了工读互助团背后的那个社会、那种制度。

    一个时代的结束 /工读互助团 编辑

    1920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定名三十四周年。这一天,戴季陶创办的《星期评论》发行了“劳动纪念号”;在这一期杂志上,这个深研马克思主义、曾翻译《资本论解说》的

    国民党元老,发表了《工读互助团与资本家的生产制》一文。这篇学养深厚、冷静精辟的长文,为工读互助团的失败提供了一个新解释。

    戴季陶反对胡适的“原教旨”立场。他说,个体出路与“分工协作”、“劳工神圣”观念的结合,是工读互助团的出发点;王光祈为“工读互助”而发起,团员们也是为“工读互助”而不是单纯的工读而来,美国工读主义是什么样的,和工读互助团没有关系。所以,“不能因此便说他们要解决‘婚姻问题’、‘财产问题’有什么不对,更不能在他们的理想上面便去加上武断两个字”……

    那么,工读互助团为什么失败?这些思想与生活相冲突、因此追求新社会的青年,他们的出路又在何方呢?

    戴季陶认为,工读互助团失败的根源,在于财产私有、大机器生产与资本化社会;一句话,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大机器挤压着作坊、工场、手工业者,让他们无法抵抗地、“一步一步的立在劣败的地位去”;它并席卷、压迫着大多数人群,职员、农夫、商业雇员、学生……以农夫为例,他的纺车闲置、他的失去手工兼职、他的被迫购买商品,都是明证,更不必说未来农机和工业化农场的出现了;以学生为例,古代求学的人,只要有两本破书,“都可以咀嚼出许多高尚的哲学来”,但如今,学制也已经工业化,它逼迫大部分学生脱离乡村、缴纳学费、积年累月。而这也是工读互助运动的成因之一。

    在资本的挤压下,手工业者、小商人、中产农民……“中流阶级的贫民化”已经是一个趋势。戴季陶说,“市场上面手工业工人的生活难,就是工读互助团团员的生活难……因为工读互助团里的设备,还是手工业的设备”;又何况,他们经验不足、熟练程度差、协作不流畅,更何况,手工业者起早贪黑,而工读互助团却有一个必要条件,“劳动时间少”。他认为,“我想这是把最困难做到的条件,做了必要条件”……

    正因此,工读互助团的“作工”时间不断增加,从四小时到六小时、八小时,乃至十小时;也因此,工读互助团的失败是注定的……

    那么,他们该向何处去呢?

    如果说,戴季陶的上述分析,无一不以《资本论》为理论基础,那么,他的建议与呼喊却有着“工党”色彩、合法斗争的鲜明倾向。他大声呼吁:“投向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场去!”

    他说,既然资本化不可抗拒,“独善其身、独善其家、独善其国,都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还不如走进工厂、组织工会,“谋工场劳动者的团结”;他说,“时间问题、工银问题、幼年保护问题、妇女保护问题、社会的保险、劳动者住宅、教育、娱乐、慰安,都是只有靠劳动者的团结与奋斗才可以解决”,这是唯一的办法……

    也是在这一期杂志上,年仅22岁的施存统,发表了长达万余字的《“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此后几十年,这篇文章被反复转载、不断引用。

    在这篇长达万余字的长文里,施存统以真诚、悲愤、略显偏激的情感,回顾了工读互助团第一组的营业、账目、生活、工作、冲突、危机,陈述着他的理想、激情、希望、失落、伤感、忧虑……他说,“对于工读互助团,抱有莫大的希望,希望将来的社会……成为一个工读互助的社会”;他直言不讳地宣称,经过三番五次的讨论,他们拟定了实施步骤,“第一步巩固团体的基础……第二步扩张我们的团体,实行主义的宣传。第三步联络各处的同志,结成一个大团体,实行世界革命”……

    对自己的偏激、“极端”,他并不后悔。他说,“幸而这几位不赞成共产的团员,自己愿意退团,让我们试验新生活”;他说,“我们这种态度,自己也很以为不好,不过我们为团体着想,只希望团的基础打得稳固”。他并不避讳易群先事件的影响,“直到群先离团、外面攻击、适之演说,于是感情大坏、精神愈散,团体已不能一日存在”……

    在所有当事人中,他是唯一一个谈及易群先事件的。

    他激动地质问胡适:“适之称我们为武断的解决……但我要请问适之:你没有成为学者的时候,有没有问题?你如有问题,而且也要解决它,那么是不是也和我们一样的武断解决?我以为武断的解决,比不解决总要好一点!……”

    不仅胡适。他也不满王光祈的结论。他说:“我以为他们两个有同一的谬误,就是太相信自己的理想,不顾事实怎么样。若愚相信工读互助团定可以组织,所以一切失败都归罪于人的身上;适之相信实行工读定可以维持生活,所以一切失败都归罪于主义身上……”

    那么,他认为工读互助团失败的根源是什么呢?

    和戴季陶一样,施存统将根源归结于社会。他说,“现社会的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组织,一般平民都做资本家的奴隶”;他说,“凡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底下……都要直接间接受经济的压迫”……

    不仅如此。工读互助团的努力,有什么意义呢?赚了一些钱的电影股,承蒙的是女子师范姑娘们的好意,“她们的钱是哪里来的”?赚了一些钱的英算专修馆,学生大多是富家子弟,还不是替资本家作工!不管愿意不愿意,承认不承认,活在这个社会、这种秩序里,都参与乃至赞助着资本主义的运转!

    尽管如此,他说,“我们并不因此怀疑共产主义(作者按:非专门名词,仅指财产公有)。我们因此更信共产主义。……我们最敬爱的朋友,不要因为我们一时的失败,就去怀疑我们神圣的主义!”……

    那么,该怎么实现财产公有呢?他说,“我们如果有能力把资本家所掠夺去的资本收得回来,那才不至于受经济的压迫”;

    他说,“从这一次的工读互助团的实验,我们可以得着二个很大的教训……(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叶叶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

    “如果要免除这些试验新生活的障碍……惟有合全人类同起革命之一法”!

    在这样的评论、回顾和归结中,1920年10月12日,在《北京大学日刊》,命运多舛的第三组刊登了一则广告:“诸君要做衣服吗?请快到女子工读互助团去!……必能令诸君满意”;而10月28日,第四组则以“快!清洁”的标题,刊登了食劳轩食堂重新裱糊、更换厨夫的消息。此时,没有多少人关心它们的前路了。不久后,这两个小组连同第二组,连同在各大城市的众多小组,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一个驳杂而短暂的时代结束了。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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