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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一般是指中共中央在庐山上举行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第八次会议,简称“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中的庐山位于江西省,是一处名胜之地。在这个名胜之地召开的会议就叫庐山会议。古往今来,在庐山召开的会议并不止一次,这里说的庐山会议是专指,即: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到八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上举行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第八次会议,又简称“八届八中全会”。与会者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负责人。

    编辑摘要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中文名: 庐山会议 简称: 八届八中全会
    举办地点: 江西省庐山 参会人员: 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负责人。
    开始时间: 1959年7月2日 结束时间: 1959年8月16日
    届数: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第八次会议 组织性质: 会议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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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背景/庐山会议 编辑

    其实,早在1959年7月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召开前夕,曾写了一首《登庐山》的诗,从诗中隐约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对国、内外复杂形势的心境: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笼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扶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有学者认为,彭德怀当时写信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资历比自己浅、而权力却比自己大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有学者认为毛泽东之前就对彭德怀有怨气,毛泽东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因为彭德怀在朝鲜战争时期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儿子毛岸英,造成毛岸英意外死亡。庐山会议原本是为了“纠左”,但会后却在全国展开了“反右倾运动”(反对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上万名党员受到了批判与非人道待遇;其中大部分的党员在1962年被平反,恢复了工作;但刘少奇设下了底线:“谁都能平反,唯独彭德怀不能平反。”彭德怀于是在当年愤然上书八万言,要求平反,贺龙受命成立彭德怀专案组进行审查,但无结果。

    1965年秋,毛泽东在中南海最后一次接见彭德怀,对其承认“真理也许在你那边”、“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让其担任西南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彭德怀不计得失,来到四川成都赴任,兢兢业业参与三线建设工作;“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彭德怀再次惨遭批判、关押,于1974年11月29日含冤离世;四年之后,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彭德怀获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2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他与陶铸同志的追悼大会。

    主要结论/庐山会议 编辑

    庐山会议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除了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之外,还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捍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以及《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在《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中指出:“八届八中全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者所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高岗在手法上是伪装拥护毛泽东同志,集中反对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而彭德怀同志却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同时也反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同政治局的绝大多数相对立。”“由于他的一套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手法,他的活动是能够迷惑一些人并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的。”所以,《决议》的定性是:“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了“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而“来自党内特别是来自党中央内部的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危险”;因此,“坚决粉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

    这后面的三个文件毛泽东压着没有向下面传达。其中《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不仅不让下发,甚至在会议公报中也没有让提到有这么一个《决议》。整整过了八年之后,这个《决议》才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发表出来。

    相关记载/庐山会议 编辑

    据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中记载:“1959年6月30日接到通知,上庐山开会。这天北京上山的人到居仁堂,彭真传达了要讨论的13个问题,说是开神仙会。一起听传达的有薄一波、康生、吴冷西、田家英等。”

    据黄峥执笔《王光美访谈录》(《王光美:庐山会议前后的毛泽东、彭德怀、刘少奇》)一文中王光美说:“开始阶段的气氛很轻松。白天开会,晚上经常有舞会或演出。多数同志都是第一次来庐山,所以大家纷纷利用开会的间隙,游览观光。”(《王光美访谈录》黄峥执笔)

    在一篇署名为库屠左夫的《毛泽东亲自给彭德怀打电话,要他参加庐山会议》的文章中说:庐山的会议最初是按部就班的,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讨论毛泽东提出的18个问题。这次会议被称为神仙会。之所以把这次会议称为神仙会,原因有三:

    1、在上庐山之前,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领导干部,都为了“大跃进”的工作而折腾,精神高度紧张,需要松弛一下。而庐山风景秀丽,环境清幽,传说殷周时,有匡姓两兄弟就隐居于庐山北面的一个洞里,后来成了仙,庐山仙人洞由此而得名。让大家来这里,远离尘嚣,“过几天神仙般的日子”。这期间,其它一些地方面热难挡,可这里气候较好,空气清新凉爽,的确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

    2、清醒一下头脑,冷静思考一些问题。按照毛泽东的话说,让大家来庐山,把脑子冷一下,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而要做冷锅上的蚂蚁。

    3、会议安排不太紧促,尽量宽松,悠闲自在,畅所欲言。因此在会议的期,一些有诗兴的同志总是赋诗填词。朱德、董必武、康生、陈伯达、田家英等,在山上写了不少诗词。

    会议起源/庐山会议 编辑

    庐山会议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起源是一九五八年对“三面红旗”的贯彻。“三面红旗”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的全称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重要的是“多快好省”四个字。毛泽东最先提出时是三个字“多、快、好”,没有“省”,可能是因为“好”字的含义是多方面的,包括了“省”。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第八届第二次会议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形成了一个决议,决议中指出:“会议一致同意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创意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基本点。〔《毛泽东论党的建设》第六十六页〕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国务院第二十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强调:毛主席提出在“多、快、好”的原则中,还要加上一个“省”,要节约。《人民日报》在发社论时,做了文字上的调整,以“多、快、好、省”的次序发表出来,成了“总路线”。〔《毛泽东与周恩来》〕“大跃进”是毛泽东看了报纸上的这个提法后,点点头说:“嗯,这个提法很好。”“人民公社”,毛泽东最先是从一些中央领导口中听到的。有一次,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坐在火车上说话时,刘少奇提到了“人民公社”四个字。毛泽东说:“在河南七里营,记者问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谁知马上就都登上报了。”毛泽东看了报纸登出他说的话后,一拍桌子喊了一句:“哎呀,糟糕。捅出去了!政治局还没讨论呢!”另一次,“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这个没关系,你登也好,不登也好,到北戴河我提议要作决议的。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赫鲁晓夫来到中国。参加迎接的有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在会客室里,毛泽东只是一般地谈了中国国内的情况:“我们现在确实是出现了大跃进,农村形势很好。”刘少奇马上接过来:“我们现在发愁的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粮食多了怎么办?”赫鲁晓夫说:“那好办。粮食多了你们不好办,可以给我们。”〔《红墙记事》379页〕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农村工作和商业工作等问题。会上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会议还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并说,“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在中共这个决议里,毛泽东在共产主义在中国实现的时间后面加上了“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八个字,后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时,“不知是听了那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毛泽东语)给删掉了。

    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中,明确规定了由人民公社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这五个条件是:

    ——要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渐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灭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时代。

    北戴河会议是八月三十日结束的。半个多月后的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九日——二十八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提出与北戴河会议规定的实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不同的另外五条。刘少奇提出的五条是:

    ——要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彻底把妇女从繁琐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大规模地进行技术改革,改革各种劳动工具,提高劳动效率;——改善社会的劳动组织,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转变成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发展多面手,一人多艺,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对这五条,刘少奇在江苏视察时讲的是“建立美好共产主义生活”的五个标志,在河南视察时讲的是“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还把“改善社会的劳动组织”,看作是“共产主义家庭革命”。这种“家庭革命”,就是康有为《大同书》中破九界中的“破家庭界”。实行郑州提出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

    庐山会议庐山会议

    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农林口上报的各地汇总的粮食产量指标超过1万亿斤。毛泽东说:搞不了这么多。经与农林口商议压缩到了5000~6000亿斤(相当平均亩产300-350斤)。农林口负责人说,不能再压了,再压就打击群众积极性了。毛泽东对一九五八年八月的北戴河会议是这么说的:“去年北戴河会议,高兴中埋伏了不高兴。”

    八月下旬,中共通过了人民公社的决议,刘少奇在九月三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就强调:有条件的可以立即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条件还不成熟的最慢不能超过三、四年或五、六年。并以点〔河南和徐水〕带面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巨大的浪潮。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等人到徐水视察时,徐水县已经实现了“一县一社,县、社合一”。……全县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原来各社队的收入统一交县,支出统一由县核拨,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县基本上一致。徐水人民公社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残余,徐水全县没有一个小商贩,他们全部实行了供给制。(李先念《人民公社所见》1958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一九五八年,在“三面红旗”贯彻落实中出现了“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特殊化风。在这“五风”中主要的还是共产风和强迫命令风。所谓“共产风”就是“三年实现共产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用毛泽东的话说,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所谓“强迫命令风”就是强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浮夸风”就是比着说大话、空话。一次,毛泽东到河南视察,在召集相关人员了解问题时,谁也不说问题,这时,中央办公厅下放干部(由警卫局和机要室的人组成)河南省荥阳工作团分团的胡秀云,在毛泽东问到她头上时,她似乎是受了什么鼓励,忽然冒出一句:“我就是纳闷,怎么晚上亩产四百斤,早晨就成一千斤了?有些干部一个跟一个吹。”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在一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作者刘西瑞)的文章中写道: “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3000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的指标,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一般的社也是8000斤、7000斤,提5000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万的根本没有人提了。”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当时被树为“典型”的河北省徐水县,用“给山药灌狗肉汤”增产,“一棵白菜可长500斤,1亩棉花产皮棉(去掉棉籽)5000斤,一亩小麦产12万斤,一亩红薯产120万斤。”

    一九五八年出现的错误,有个叫杨帆的作者在他一篇《建国后毛泽东面临的生死搏斗》的文章说,有两种人起了不好的作用:一种是极左的,如陈伯达、张春桥写文章要消灭商品经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另外一种,比如中央的有些领导,本来就不同意公社化,故意给你往坏处搞。这就破坏了毛泽东精心领导的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的运动,破坏了三面红旗。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时提出:“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

    一九五八年十月,毛泽东发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出现的“五风”问题后,要田家英、吴冷西下去调查,临走前,对他们说:中国是个大国,但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即使根据现在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上午,毛泽东在向吴冷西〔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等人谈话时说:“大跃进是我发动的,公社化是我提倡的。这两件大事到八月间北戴河会议时达到高潮;但那时我的心思并没有全花在这两件大事上,很大一部分精力被国际问题吸引去了。”

    一九五八年的八月以后,毛泽东干了几个月“革命”,十月份回头视察〔还派人到重点地方调查〕了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农村的“高潮”,发现了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存在的许多混乱现象。针对这些混乱现象,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不无担心地对吴冷西和田家英说:“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话。”

    为了纠正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中出现的“左”问题,毛泽东从一九五八年十月份起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前,九个月内接连不断地召开了五次会议。 第一次会议是一九五八年的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第二次会议是当月的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第三次会议是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也就是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第四次会议是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至五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第五次会议是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的会议。

    这五次会议,两次是在一九五八年召开的,三次是在一九五九年召开的。一次是工作会议〔十八天〕,两次是全会〔八届六次和七次〕,两次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间隔时间最长的是三个月〔因为武昌会议和第二次郑州会议跨年度〕,最短的只有三天。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初,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今年的粮食产量9000亿斤,有假,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底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人民是骗不了的,敌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毛泽东提醒人民日报说: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要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绝迹。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中央日报(国民党报纸——笔者注)。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一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亲自加上了一段话:

    “必须指出,集体所有制对于今天的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发展,仍然有它积极的作用。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迟早,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的觉悟水平,这是客观存在的形势,而不能听凭人们的主观愿望,想迟就迟,想早就早。因此这个过渡只有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地实现。如果看不到这些,把成立公社和实现全民所有制混为一谈,过于性急,企图在农村中过早地否定集体所有制,急忙地改变为全民所有制,那也是不适当的,因而是不可能成功的……”。

    全会期间,毛泽东于十二月一日,还撰写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在写到事物的两种可能性时指出:

    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做分析,只要热,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

    这些会议都是集中地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左”的错误的会议。正如库屠左夫说的:“在上庐山之前,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领导干部,都为了“大跃进”的工作而折腾,精神高度紧张,需要松弛一下。而庐山风景秀丽,环境清幽,传说殷周时,有匡姓两兄弟就隐居于庐山北面的一个洞里,后来成了仙,庐山仙人洞由此而得名。让大家来这里,远离尘嚣,‘过几天神仙般的日子’。”

    五个小组/庐山会议 编辑

    第一组组长林铁,副组长宋任穷、江华;第二组组长柯庆施,副组长廖鲁言、甘泗淇;第三组组长陶铸,副组长谢富治、谭政;第四组组长李井泉,副组长王任重、肖华;第五组组长张德生,副组长舒同、黄火青;第六组组长欧阳钦,副组长江渭清、张国华。

    变化/庐山会议 编辑

    庐山会议庐山会议

    毛泽东提出召开的“庐山会议”,原来安排是围绕定下的十三(后又增加到十八个)问题议论一下,好统一全党思想,最后搞一个《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据李锐《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说:“7月4日,刘少奇参加了中南组的讨论,有不少插话,最后还讲了这样一大段话:1958年跃进,吃了1957年的库存,预支了1959年的。因此1959、1960年都要补课。……1958年最大成绩是得到教训,比跃进的经济意义大。全党全民都得到了深刻教训,也证明了可以大跃进。”七月十日晚,毛泽东召集各小组组长开了一次会,讲了一番话。意思是:这次会议初步安排开到十五日,延长不延长到时再定。

    七月十一日夜晚,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谈话,后来李锐也参加了。三个人都对毛泽东说,许多问题应当摊开来谈,互相交锋,才有好处。谈到这个问题,他们三个人就建议,最好将大区组打乱,各组人员互相穿插,这样更便于交流情况、交换意见,免得一个地区总是唱一个调子。

    七月十四日,彭德怀针对一九五八年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不便在小组会上谈的想法,陈述了他对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在谈到一九五八年的工作时写了四个字“有失有得”,把习惯说的“有得有失”中的“失”放在了前面。

    毛泽东看着彭德怀的信,心里也有点不是滋味,心里话:我们在一起共事这么多年了,你这是干嘛呀?也就不自 己地说了一句:“彭老总批给我看的尽是消极材料!”“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毛泽东说这话时的表情,毛泽东当时的卫士长李银桥用了四个字:“带着苦笑”。这种“苦笑”是什么意思呢?

    这种苦笑的意思可能有这样三个:第一个意思是怨彭德怀这么多年了怎么还不能理解他的用意、不会观察形势?问题的症结我毛泽东就不知道吗?可我要的是大局,是团结;第二个是彭德怀这么个脾气,真是拿他没办法,感到无可奈何;第三个是既然这样了,那就随他去吧!

    七月十六日,彭德怀的信发了下去,并且加上“彭德怀同志意见书”。

    七月十六日,李锐在写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几天来参加起草会议纪要文件,特疲劳。主席约谈了一次,小舟、周惠同在(开同乡会也),心情甚舒畅,相机进言,颇为融洽。会议已近尾声,但具体的日子还不清楚。原来说是开到16、17号的,今天已经16了,还没有开过大会。”

    就在七月十六日上午,毛泽东采纳了“二周一李”〔即周小舟、周惠、李锐〕要“交锋”的建议,给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写了两封信。第一封是要求当天立即排出一个新表,从第二天起照新表办事。所谓“新表”就是李锐他们的建议,开会讨论的六个组不按地区分,将人员打乱重新组合,只是组长依旧。信中说:“这样做,见闻将广博多了,可能大有益处。”第二封信是要求通知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及若干位部长和三委(计委、经委、建委)副主任上山,参加最后一个星期的会议。信中还问陈云病情如何,是否有可能请他来此参加七天会。请征询陈云意见,能来则来,不能来则不要来。就这样“神仙会”又延长了“最后一个星期”。

    据李锐在他的《庐山会议实录》中说:“神仙会阶段时,我们的心情是比较愉快的,以为这次可以真正认真、彻底纠正一下‘左’的东西了。我们都感觉毛泽东对经济建设太外行,去年不到前台来指挥就好了。当时,关于1958年的种种问题,我同田家英谈得最多。他还讲过这样一副有针对性的对联:隐身免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我们都认为,毛泽东不如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专门从事理论着述为好。”

    “神仙会”延长了“最后一个星期”。这是围绕着彭德怀的信“交锋”的“一个星期”。“交锋”情况《庐山会议实录》是这样记的:

    一是“左派”挂帅的人攻击《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攻击彭德怀的信,也攻击周惠。二是他们知道彭德怀同毛泽东之间有历史上的宿怨,说彭德怀的这封信的矛头就是针对毛泽东的。像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个人决定”、“政治性问题”,“纠‘左’比纠右难”、搞经济不是打仗,就“不那么得心应手”了,以及彭德怀在西北小组说的,华北座谈会“操了我四十天娘”、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万岁”的话,都是指着毛泽东说的。三是把彭德怀的信提到了路线错误的高度,说犯了路线错误,自己是不能改正的,就得来一场斗争了。更有传言说:彭德怀在拉队伍,书记处成员,一半对一半(有一半拉过去了)等等。四是在小组会上对彭德怀的信有看法而不表态的人,有的到毛泽东那里谈了自己的意见,说是现在会议上一个劲儿在泄气,指标是越低越好,大跃进再也搞不起来了。还把李锐、田家英等人到彭德怀和黄克诚那里去的情况也汇报到毛泽东那里。

    在与会“神仙”们的相互“交锋”中,“最后一个星期的会议”很快就到了。会议原定的目的还是没有达到,而且两方面的意见仍没有统一起来,毛泽东无法宣布就这样散会,就在延长七天会议的最后一天,也就是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大会,在这个会上,他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

    毛泽东说: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我说还是我。你那个属于意识形态,你有没有责任?(按:柯曾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上海党代会作过一个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内容重提多快好省,要十五年赶超英国,具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大跃进”精神,极为毛赞赏,成为南宁会议的先声。)钢铁你要搞六百万吨,(按:一九五八年六月华东计划会议,确定华东一九五九年钢铁指标为六百万吨,引起一九五九年指标全面高涨,也影响到五八年钢铁指标的变化),我要搞一千零七十万吨。北戴河会议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绝孙。补贴四十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当”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

    就在这天的讲话中,毛泽东说:“顶了十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

    七月二十七日又开了一次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说:“……我晓得你彭德怀从延安整风以来就不服气,憋了那么久,这次就发到庐山上来了。好家伙,简直要把汉阳峰推下去!你我共事30年,你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有意见为什么不在郑州会议上提出来?不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来?庐山会议快结束了,怕是没有了机会,是不是?所以,就下了战书。你骂了20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还要怎么样了?”

    毛泽东的话音刚落,彭德怀就“嚯”地站起来,说:“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还不行?”

    七月三十日上午,毛泽东委托聂荣臻、叶剑英两位元帅去做彭德怀的工作。就在这天一早,毛泽东找黄克诚、周小舟、周惠和李锐去谈话,谈了一个上午。对这次谈话,李锐后来说:“应当说,气氛还是比较缓和的。”并没有怪罪他们的意思。

    七月三十一日是“索性开到月底”的最后一天。但在这最后一天却出现了更大的突变——会议又一次延长并升级为: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全会掠影/庐山会议 编辑

    据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回忆庐山会议时说:“彭总的做法使人感觉要追究个人责任,这不是要导致党的分裂吗?少奇是把党的团结看得高于一切的。”王光美还说:“庐山上批彭总的会,毛主席一般不参加。但少奇、周总理他们是在第一线工作的,不能不参加,还要主持。有时会场乱得都开不下去了,有人甚至要打彭总,被少奇同志喝住。”

    庐山会议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上,国家主席已经是刘少奇。庐山会议前的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八日,中共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被选举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并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有一篇叫《庐山会议·彭德怀逼宫》〔语迟〕的文章中说:彭德怀等人的目的是“要中央检讨”“有人要下台”。谁下台?“当时不会有人打毛的主意,想都不可能去想”;因为“毛这时已经退居二线,彭的矛头对的是刘……”

    另据权延赤在《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一书中说:“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

    转折/庐山会议 编辑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折。

    庐山会议前期,纠“左”。彭德怀意见书印发以后,纠“左”中断了,来了个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本来的困难没有克服,经过这么一搞,更加困难了。从我看到和听到的情况和材料来看,有多种因素。

    一种因素,邓小平同志对此也讲,彭老总写信、说话,特别是说话,确有不妥当的地方。当时有人揭发,说他在从北京出发到庐山的火车上讲了这样的话,说:中国问题的严重,困难继续下去,也许只有靠苏联红军帮助我们才能解决了。这种讲法,虽然是气话,但是让毛主席听了这个话不能不反感。

    恰在这个时候,驻苏使馆发来一个情报,说苏联的报刊、领导人讲话,指责我们的错误,这些说法同彭德怀的说法又大同小异。因此引起一种怀疑:里外互相呼应。

    在庐山会议期间,北京留守的只剩下陈毅。一次,他见到苏联大使尤金。陈老总说:他们都开会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也不知道尤金是出于什么意思,是否开玩笑,竟说:这样你就可以搞政变了。陈毅同志很警惕,马上报告毛主席。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对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说这样的话,问题尖锐了。

    加上会议之前,苏联政府正式通知我们,停止提供原子弹制造的设备。联系起来看,可是不一般呀。

    这些因素,造成了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造成了这样一个可悲的历史性转折。

    参加人员/庐山会议 编辑

    庐山会议参加人员庐山会议参加人员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彭德怀、彭真、聂荣臻、叶剑英、黄克诚、周小舟、周惠、田家英、李锐、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柯庆施、李井泉、林铁、欧阳钦、张德生、陶铸、刘建勋、吴芝圃、王任重、罗瑞卿、李富春、李先念、杨尚昆、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曾希圣、叶季壮、贾拓夫、韩哲一、宋平、张闻天、赵尔陆、陈正人、余秋里、程子华、贺龙、张仲良、王鹤寿、康生、万毅、邓洁、林彪、王稼祥、刘澜涛、杨勇、李志民、王震、萧华、黄永胜、苏振华、安子文、张霖之、彭涛、孙志远、吕正操、薄一波、刘亚楼、宋任穷、江华、廖鲁言、甘泗淇、谢富治、谭政、王任重、舒同、黄火青、江渭清、张国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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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或简称史,指对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行动,以及对这些事件行为有系统的记录、诠释和研究。历史泛指所有事物的演变过程,一般专指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演变情形,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或个人的经历。简而言之,即为对过去事实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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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展阅读
    1《庐山会议实录》
    2《王光美:庐山会议前后的毛泽东、彭德怀、刘少奇》
    3《外说庐山惊魂》
    4《毛泽东论党的建设》第六十六页
    5《毛泽东与周恩来》《红墙记事》379页
    6《庐山会议·彭德怀逼宫》
    7《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8《毛泽东与刘少奇建国路线再比较(作者:马也)》
    9吴冷西《忆毛主席》
    10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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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庐山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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