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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公权

    张公权(1889年-1979年),江苏嘉定人,有“金融钜子”之美誉,号称“中国现代银行之父”。早年游学日本学习金融,回国后在上海发起组织立宪团体国民协会及民主党,1913年任参议院秘书长,1917年任中国银行副总裁,1928年10月任中国银行总裁,1935年任国民党政府铁道部长,1938年任交通部长,1943年辞职赴英国考察经济,1945年9月任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兼中长路理事长。他经营中国银行20多年,逐渐成为江浙财阀的主要代表人物,长期跻身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中央信托局峰层,是蒋介石在财政金融上所倚重的一位人物。

    编辑摘要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中文名: 张公权 籍贯: 江苏嘉定
    国籍: 中国 去世日期: 1979年
    职业: 商业 号称“中国现代银行之父”

    目录

    基本资料/张公权 编辑

    张公权年轻时的张公权
    张公权1901年入上海广方言馆,后入宝山学堂。1904年中秀才,翌年入北京高等工业学。他的导师中有袁观澜和唐文治这样的文学名家。1906年,张公权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庆应大学攻读经济学,导师是倾向自由主义的堀江归一福田德三两位教授。可惜他后来家道中落,再付不起学费,于是1909年归国,在邮传部路政司谋了份工作,后又任北京《国民日报》、《交通官报》编辑、总编辑。辛亥革命时,张公权在上海筹建国民协会,后为浙江都督朱瑞秘书。民国元年,任神州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并将国民协会与张君劢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合并为民主党。次年4月,出席北京政治会议,任参议院秘书长。因对袁世凯独裁不满,弃政入金融界。

    民国2年,由梁启超推荐,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民国5年5月,与经理宋汉章共同抵制袁世凯“停止兑现令”,使袁氏镇压护国战争的筹饷阴谋破产。翌年,任中国银行总行副总裁。民国15年回沪成立副总裁驻沪办公处,通过知交黄郛,与蒋介石建立联系,“四一二”时与上海金融界代表人物钱新之陈光甫等给蒋以经济支持。6月蒋曾亲至张宅致谢。次年,张公权任中国银行常务董事兼总经理,不久出任南京政府财政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一二八”事变初,张公权曾向市政府提出“和平解决”,并在上海总商会议决罢市后,要银钱业首先开市,继后帮助在南翔等地建立战地医院,救护十九路军伤兵。民国22年,宋子文谋夺中国银行,调张公权为中央银行副总裁,愤而不就。民国24年,改任铁道部长,后任交通部长、公路运输总局局长。民国32年,以行政院顾问身份去美考察。次年8月,在纽约建中国投资公司。民国35年任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中国长春铁路理事长。民国36年任中央银行总裁,兼中央信托局理事长。第二年去职,次年移居澳大利亚。1953年起定居美国,讲学于洛亚拉大学,后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并为美国国防部从事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

    张公权对中国新式银行的建设建树颇多。民国10年、11年两次增加私人投资1976万元,收买北洋政府的股票,使中国银行基本上摆脱北洋政府的控制。民国18年起,又进行银行制度改革,在纽约、伦敦、大阪等地建立中国银行分支机构,设国外直接通汇处62个,特约代理处96个。行内建立完整的人事、会计、检查制度,并设经济研究室,收集国内外经济、金融情报,屹立于外滩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大厦,亦由张公权主持营建,其地下保险库的防火、防水、防盗设施,堪称一流。主铁道、交通部期间,对修筑铁路亦有雄心,如筑湘桂线之衡阳至桂林段,延浙赣线连结京广线路段等,对抗日战争时的运输起了很大作用。张氏重视发展民族经济,曾从资金上帮助荣氏、兴建国货大楼等,反对滥发纸币。民国37年曾反对发行金圆券,主张以公债进行有限借贷,既弥补财政不足,又控制通货膨胀。著有《中国铁道建设》、《通货膨胀的曲折线——1939年至1950年中国的经验》、《中共经济潜力的研究》等,后期发表多篇反映大陆经济发展、工业产品价格的论文。

    重整央行/张公权 编辑

    张公权中央银行
    张公权人生最重要的经历,就是在国民党行将败亡之际,担任中央银行总裁,成为蒋介石政权的敛财重臣,一时地位煊显,一言九鼎,以致他避走海外后,竟有追随者发出“天地闭,贤人隐欤”的哀叹。

    就职上任

    1947年,蒋介石政权日薄西山,他藉以“剿共勘乱”的经济大厦更是疲态尽露,物价飞涨,法币贬值,国库空虚,投机成风。在这种情形下,蒋介石决定对政府大换血,从根本上进行整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他的“钱袋子”——中央银行。

    1月2日,蒋经国拜访正在东北行营的张公权,送来蒋介石的亲笔信。张公权接读此信后,判断蒋已经决定调他到政府工作,不是财政部长就是中央银行总裁。但他并没有感到惊喜,知道自己生不逢时,现在“无论财政,或中央银行,均无法补救”,“至通货膨胀,已达恶性阶段,有何能力,可以遏止,再四思维,虽觉东北工作,已感日暮途穷,然究属范围狭小。若到中央,势必出丑”。他当即写信给蒋介石,托蒋经国带回。信中表示:“至全盘经济病况已深,非局部治疗所能救治。更非仅恃一二人之才力所能补救。深虑竭蹶,不能胜任,请予谅察。”

    但蒋介石决心已定。2月12日,他托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带口信,要张公权准备返回南京,出任中央银行总裁。熊为政学系官僚,此时又为张公权的顶头上司,还是他的至交,蒋特托熊带话,再顺当不过。张公权是推辞不掉了。

    25日,蒋派专机至沈阳,带来蒋当日早八时的亲笔函:“本日派机来沈,请明日回京。行动仍以不告人为宜。”27日下午三时半,张公权秘密抵达南京,五时就拜访了他的至交张群,知道蒋介石已决心改组政府,调他任中央银行总裁是重要的一步。翌日,蒋介石亲自召见张公权,说明认命他的原委,并透露出对宋子文和现任总裁贝淞荪的不满情绪。

    张公权是一个聪明人,既然不能不上任,就必须向蒋争取最有利的条件,以扫除可能的障碍,现在是最好的时机。由于经济利益上的冲突,他始终对宋子文心存芥蒂。中国银行是他的基础,但宋上任后,立即凭借手中权力,迫使中国银行在增资时接受官股,宋子文借机抢到董事长职位,在中国银行安插私人,最终把张公权排挤了出去。这是张公权一直对宋子文耿耿于怀的原因。当然任命张公权,是蒋介石利用矛盾,藉张公权牵制宋氏势力无限扩张的重要手段。

    宋子文此时还蒙在鼓里。3月1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常会及最高国防会议,宋子文被迫辞去行政院长,由蒋兼任,张群任副院长,同时正式决定张公权任中央银行总裁。

    在就职仪式上,张公权并没有多说话,只是由贝淞荪引荐给央行高层职员。实际上,贝也不用更多介绍,张公权从1935年起一直挂名中央银行副总裁,虽没有到任,但职务一直被保留。

    出任渊源

    张公权能够被蒋看重,与他个人的实力是分不开的。在他长期经营中国银行的过程中,不仅使该行事业如日中天,成为当时信用最好的金融机构,而且成功笼络了一批财政金融界实力派。蒋在经济上的主要靠山是江浙财阀,其主要领导人为陈光甫李馥荪,而张与他们关系向来密切,陈光甫更是他的终身至交。孔祥熙、宋子文主政行政院时,在金融界领导层安排了不少留美学生,引起早期主持兴办中国金融业的留日学生群体不满。蒋要除掉宋子文的班底,就必须擢用留日代表人物。张公权、李馥荪、钱新之、吴鼎昌周作民等都是留日学生出身,张是这一集团中的主要代表人物,这是蒋介石组织经济班子不能不考虑的。

    蒋介石将张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与张公权曾对蒋的帮助不无关系。早在蒋介石建立南京政权前后,张正以中国银行副总裁名义主持上海行务,1928年正式就任中国银行总裁,在蒋最困难的时候资助过他。两人第一次见面是1927年6月张母去世时,蒋曾以“谦卑礼下的风格和爱人的情操”到张宅吊丧,尽管张当时意识到“一定是在财政方面有需要我帮助的地方”,但仍然十分感激。1936年,他应蒋之邀,就任铁道部长,后又转任交通部长,在蒋介石看来“布置有序,举止得当,业绩显赫”。

    张公权的出任与张群组阁也有很大关系。张群是政学系的中坚,而张公权与政学系的渊源很深。张公权的金融事业是由立宪派领袖梁启超引入门的,此后他凭此关系先入研究系,后转政学系,与政学系初期主要人物黄郛杨永泰、后期主要人物张群和熊式辉等人均过从密切。此次,蒋介石决意换马,由张群取代宋子文,自然在张群的力荐下,张公权就呼之欲出了。

    张公权的出任还有一个微妙的因素,这就是他的二兄张君劢。此时张君劢为中国民主社会党主席,长期处于国共之间的“中间力量”中。他的政治影响要比张公权大得多,是1946年的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中“宪草”的执笔者,在民盟中地位较高,号称“民国宪法之父”。蒋介石要改组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和民盟无望参加的情况下,急需民社党和青年党作“民主”陪衬。这样,重用张公权就成为蒋介石拉拢张君劢入伙的一着棋。后来的情况说明,蒋介石的这张牌打出了效果。张公权多次充当蒋介石与张君劢的联络者,极力劝说张君劢合流,最终使张君劢脱离民主阵营,背叛了民主同盟的立场,被周恩来称为“在关键时刻出卖了朋友。”

    经济头脑/张公权 编辑

    张公权中央银行第一任总裁宋子文
    张公权在经济上是一个颇为自负的人,对于自己作为央行总裁的工作能力,他是从不怀疑的。与其前任贝淞荪相比,他有更能发挥才能的条件。贝淞荪一切得听从于更谙此道的宋子文的指挥,而张群在金融上是外行,一切得听他的。张公权知道,蒋介石委以重任,是让他看好“钱袋子”,用好“钱袋子”,扩充“钱袋子”,而当务之急是保住“钱袋子”,弥补巨额财政赤字,抑制通货膨胀,使国库中的钱不至丧失殆尽。

    可他却没有其前任所拥有的经济条件,摆在他面前的难题是,经过宋子文、贝淞荪一年的挥霍,中央银行的外汇与黄金已经消耗了50%左右,现在只有4亿多美元,这就是他稳定币值可以动用的全部资本。宋子文虽耗费了大量黄金、外汇和物资,却弥补了一部分赤字,延缓了通货膨胀速度,可张公权手中没有足够的黄金、外汇储备,用什么来弥补赤字呢?他很清楚,如果没有预算平衡、获得外援、军事顺利,他的任务必告失败。而这三条恰恰不是他所能说了算的,因此“思之几于寝食不安。”但张公权还是很快拿出了自己的方案: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减少政府无限制的支出,力争使财政支出减少一半,由财政部负担一半赤字:由中央银行发行公债,吸收储蓄,负担另一半赤字

    在蒋介石的催逼和国人的关注中,张公权先后打出三张牌,第一张牌是发行公债,第二张牌是调整外汇管理办法,第三张牌是加强金融管理。

    发行公债

    张公权是很热衷于发行公债的,认为这是弥补财政赤字甚至聚敛财富的最好办法。在此之前,国民党政府超出预算的支出,一般都由行政院向财政部发出紧急支付命令,再由财政部向中央银行开发一张紧急国库支付通知书,由中央银行先垫付,年终结算时再由财政部开出一张国库证结帐。财政收支不足的部分,中央银行通过大量印发钞票来补充。

    张公权上任后强烈批评了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主张以公债代替国库证。当然,他考虑到发行公债的保本保值问题,想在这一问题上搞一点新花样,提出了一个发行美金库券和美金公债的办法。他的如意算盘是:以美金库券吸收市面游资,回笼货币,以美金公债吸收外汇资金

    1947年4月1日,他打出了发行公债牌:美金库券发行额为美金3亿元,按照中央银行牌价,用法币折合美金购买,还本期3年,每半年还本付息一次,年息二分;还本付息时,按照当时美金牌价付给法币;美金公债发行额为1亿元,须用美金美钞或其他外币存款,外币现钞以及黄金折合购买,还本期为10年,每年还本付息一次,年息6厘,一律以外汇结算本息。

    对于各界是否踊跃认购,张公权心里并没有绝对信心,在公债基金监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他不无忧虑地说:“此次发行公债实为一大试金石,由此可以测验人民对国家债券是否信任。”但他也心存幻想。公债库券先由各家金融机构吃下,再把一部分转到市场,按过去情况,银行认购公债是有利可图的,如果再允许公债库券作为银行准备金,那他们可能会乐于认购。如果各家银行能够认购,市民自然会追风而至。为此,他成立了募销委员会,聘请金融业及社会各方头面人物担任委员,并在基金监理会及募销委员会中安排1/3左右的金融界代表。为了扩大社会影响,他还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广为宣传,如不断进行广播与文字宣传,印刷彩色标,在电影院放映幻灯片,组织学生进行街头宣传,举行各种招待会、游园会等,一时闹得声势很大。但金融界和市民的冷淡反应却出乎他意料。由于战场上的不断失利和恶性通货膨胀,币值迅速下跌,各界对公债库券完全失去信心,尽管用了“美金”这个装饰词,但由于过去多次失信,金融业感觉无利可图,反而要承担很大风险,因而很不热心,即使被迫认购,也要与张公权讨价还价。

    在美金公债实销的2355万美元中,中国银行迫于张公权的特殊身份认购了1000万,但最后张公权不得不答应的条件是:在中国银行外汇头寸紧张时,可用美金公债按七折向中央银行作抵,订立透支契约;各地推销美金公债所收外汇资金,均须存入纽约或伦敦的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在国外存款增加,应加拨一部分存入中国银行。从张公权许诺的这个条件看,所谓认购公债,实际上等于以空对空,转了一笔帐,自欺欺人而已。

    调整外汇管理办法

    这一招不行,8月17日,张公权打出了第二张牌,出台了新外汇管理办法:在官价外汇之外,另外开放商汇市价。除五种日用品仍按官价结汇外,其余进出口贸易以及非贸易收支均由指定银行按市价买卖,此项市价由新成立的外汇平衡委员会随时根据市场情况调节,逐日挂牌公告。

    这是张公权的一个大胆尝试,是他希望通过经济手段增加外汇、取缔黑市的最后努力。这也是当时一些“守法”商家的主动要求。因为持续通货膨胀,此时的官价汇率已经远远低于黑市汇率。此时如果他们按照外汇官价经营出口,则损失极大,如果在黑市兑换外汇,就有冒杀身之祸的风险。在张公权看来,部分开放外汇市场,是取得管制外汇市场的一个根本办法,这个办法对促进出口,增加外汇,减少走私,进而对平衡国际收支可以起安定作用。

    新办法公布后,开始市面反映还好,证明张的办法产生了一定效果。但此法最终未遂张公权之愿。关键问题还是因军费日涨而造成的通货膨胀,财政收支和国际收支不能平衡,平衡基金委员会又无力提供大量外汇储备金,其结果必然是黑市经过短暂低迷后,又迅速回升,变得更加猖獗,走私更加严重。债信一失,就如洪水猛兽,开放的外汇市场顿时更加混乱起来,张公权用经济手段无力回天了。

    张公权张公权在台湾(右一)
    加强金融管理

    采用经济手段达不到目的,张公权所能打出的最后一张牌,就是求助于政治高压手段,实行严厉的金融管制,打击金融投机活动,取缔黄金、外汇黑市。尽管这不是他的特长,但不愿轻易服输的性格使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了达到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的目的,他可谓殚精竭虑。上海有名的大金钞案就是在这时发生的。他抛出了一块石头,却险些砸了自己的脚。

    为了取缔金钞及套汇黑市交易,必须派人打入黑市,掌握情报。这时他自然想到了军统。东方经济研究所是军统的一个经济情报机关,所长邓葆光曾是军统局经济科长。双方一拍即合,张公权允许其组织名为“沅通行”的商行,同意设立两部专为套汇而用的电台,允许其参与金钞黑市买卖,每天供给金管局黑市交易情报,在检举破案时按照规定付给百分之三十的奖金。

    “沅通行”的卧底活动的确曾让张公权兴奋过。当时上海黑市交易,一般是先在电话中讲定数量价格,在约定地点,买卖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次,上海金管局委托“沅通行”抛出二千两黄金,并派警察装扮成“沅通行”人员当场将对方逮捕,绝大多数人都是人赃俱在,没法抵赖。经过侦讯,对交易较多的人移送法院惩办,后来有三个人被判刑。由于采取的是突然袭击方式,黑市投机商人受到严重打击,金钞黑市交易在一个时期完全停顿。当时张公权可谓兴高采烈。

    但张很快发现问题并不简单。东方经济研究所每天抄送套汇电稿,多的时候有三五十份,这些电稿都不敢公诸于众。每次大规模投机活动背后,总有政界要人幕后动作,这些人是张公权不敢得罪的。

    减少政府开支

    在张公权实施其计划的过程中,他遇到了来自财政部的强大阻力。当时的财政部长是俞鸿钧。起初张认为俞在财政金融界没有很深的基础,此人又性格懦弱,应当是可以很好合作的。但到任伊始,他就感觉到这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

    张公权方案的核心是减少政府开支,中央银行的政府垫付应有限度,将发行法币的数量压到最低,以达到减少赤字的目的。作为蒋介石的“会计”,俞鸿钧对此极力反对,他所强调的理由是,在国家紧急状态下,要事先规定政府开支的限度是不可能的,随着战局的发展,随时要补充军费,中央银行必须保证战事的需要。事实上,财政部非但没有实施张公权所设想的压缩一半开支、承担一半赤字的计划,相反血口大张,不断催逼张公权拿出钱来,每次都是师出有名,言之凿凿,使张无法拒绝。

    张公权不甘心使中央银行成为财政部予取予用的出纳与附庸,他将中央银行资金的流失归咎于俞鸿钧,迁怒于财政部。他在1947年5月1日、5月3日、5月6日、6月18日、7月1日、7月24日多次向蒋介石求援,指望蒋能为自己说句公道话,甚至要蒋撤掉不负责的俞鸿钧。但在此问题上,蒋始终站在俞的立场上,因为俞只是执行了自己的命令而已,这使张最终彻底失望。

    引咎辞职/张公权 编辑

    张公权蒋介石
    张公权在担任中央银行总裁期间,有点像王熙凤治理大观园,虽然卖尽了气力,但一点也无补于“贾府”败亡的结局。

    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后果的严重性,他不是没有警觉。在他担任中央银行总裁期间,始终感到忧心忡忡,就是担心国民党在军事上没有办法,最后败下阵来,使自己最终没有出路。正如长期在其手下供职的人所说,“此人官瘾极大,一心想跻身上层”,可见,他在极困难中心存侥幸、勉为支撑也就不足为奇了。对于国民党彻底失败的危险性,对于和共产党和谈之事,他决口不谈、讳莫若深。只有一次他道出自己的苦衷:“对于和平之事,张群也不敢谈,更不用说我,要谈和平首先得离开政府,得离开蒋总裁。”

    就这样,他在中央银行位置上坚持了一年零三个月,与他的前后任贝淞荪、俞鸿钧、刘攻芸等人相比,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但形势的发展使他不得不知难而退,做出“离开蒋总裁”的决定,他再也不愿将自己绑在蒋记战车上做别人的殉葬品了。

    8月29日,张公权起草了给蒋的辞呈。第二天,张公权带着辞呈向蒋面陈苦衷,恳请辞职。但此时蒋介石还离不开这位金融专家。他先入为主,没等张公权仔细解释,就堵住了张的嘴。此后,张公权再没有上任时的心气了,干脆虚以委蛇,勉力支撑,坐视国库日益空虚,物价日益上涨,投机日益猖獗。

    1948年4月,蒋介石成为第一任“行宪总统”。当蒋要求张群继续担任行政院长时,身心疲惫的张群再也不愿意干了。张群在行政院会议上公开表态后的当晚,张公权即前去看望,表示自己愿与老朋友同进退。这次张公权是辞意甚坚,蒋介石怎么慰留都不起作用了。24日,蒋介石提名翁文灏接任行政院长,任命张公权的对手俞鸿钧任中央银行总裁。对于张公权的苦心经营,蒋介石不是不知道的。他不想一脚踢开这个替他受过的银行家。28日,文官长吴鼎昌奉蒋介石命令询问这位隐寓之人是否愿任财政部长。这是张公权所没有想到的,但已深谙蒋介石政治风格的他很快做出判断:“显系一种慰藉之意。”更何况,经过一年多国民党中枢层的工作,他已经对国民党政权彻底失望,立即对吴鼎昌说:“任职中央银行已感竭蹶,何敢担任财长重任,请代向总统说明,此事万万不可。”

    张公权心灰意冷,还与他在下台前后受到立法院攻击有关。他们指责张公权在任期间有严重徇私行为,曾利用职权将外汇非法拨给自己的亲属,而且点出受惠于张的人,一个是张的胞弟张嘉铸,时任中国植物油公司总经理,一个是张的妹夫朱文熊,时任南洋企业公司总经理。此事对张公权刺激很大。29日,他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托吴鼎昌转达。信中对此事做了辩解,希望蒋介石能出面说个话。20天没有接到蒋介石回应,张公权比较紧张。他紧急约见了张小楼律师,介绍了外面对他的种种指责,希望他能够去南洋企业公司一次,与其妹夫详谈一切,制定出一个“应付问题”的方案。

    蒋介石还是给了他一个面子。7月19日,蒋在吴鼎昌所转信上批示:“尊件奉批,由予负责,不必另查。”7月20日,蒋又电张进行安抚:“兄主持中行谨严有法,中所深知。一切无稽攻讦,不必介意,亦不必派员审查,徒增纷扰也。”张公权总算得到了一个说法,也就顺水推舟,不再“徒增纷扰”了。

    避走海外/张公权 编辑

    张公权张公权与夫人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之职。这时,张公权对国民党政权控制政局的能力彻底失望,开始为自己找出路。蒋隐退的第三天,他就写信给当时的外交部长吴铁城,要求办理赴澳大利亚的护照。他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政府军事节节失利,东北已失,平津危在旦夕,徐州亦已不保”,“军事情势日非,新政权政策是否许我自由研究,实难推测,恐须长期出国。”

    正在张公权积极策划逃离大陆时,李宗仁又看上了他,使他哭笑不得。3月19日,李宗仁亲自到住处拜访,希望他能出任财政部长。张公权立即拒绝,表示已决定今后从事研究工作,对于政治工作既无兴趣,亦无勇气。李宗仁见劝说无效,又先后派张的好友翁文灏、陈光甫轮流劝说。第二天,李宗仁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再次打电话询问,当张公权回答完全不可能时,李宗仁才作罢。

    4月26日,张公权飞离上海赴香港。但他此时还没有彻底死心,5月11日,又赴广州,探看新政府有无转机。但在广州他所遇到的不再是礼遇,而是来自立法院的压力。15日,张公权在报上看到若干立法委员联名提出一项提议:为了解决财政极度匮乏问题,政府可向宋子文、孔祥熙、张公权三人征借十亿美元。张闻讯极为被动,对将自己与孔祥熙、宋子文放在一起更是感到恼火。

    18日,他在中央社发表公开声明:自中国银行以及铁道交通两部、东北经济委员会、中央银行,皆系担任以公薪为收入之职务,从未自营任何产业。除中国银行离职时,董事会给予退职金十六万元,作子女教养费外,并无任何私人财产。特请政院派员澈查。如发现有国内外私人财产,在中国银行所给予退职金以外者,甘愿一律贡献国家。

    公开声明之后的第二天,张公权就以复杂的心情逃离大陆,去了香港,一年半后到澳大利亚,最后到美国定居,晚年长期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从事经济研究。1979年10月13日,张公权在美国加利福尼亚逝世,终年91岁,据称晚年“对人心平气和,治事无怨无尤。故临终既无遗憾,亦无痛苦”。临终前,他曾留下遗嘱,希望将骨灰运回祖国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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