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

张国焘(1897年11月26日-1979年12月3日),字恺荫,又名特立,江西萍乡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 1916年入北京大学读书,五四运动中表现积极。1920年10月,参加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1932年前在中央机关工作。1932年进入鄂豫皖苏区,成为根据地事实上的领导者,曾大搞肃反运动杀害了曾中生、许继慎等一批红军根据地早期高级将领。1932年10月带领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创建川陕根据地。1935年4月放弃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6月懋功会师后,反对中央北上的决定,10月率部南下川康,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同年7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随后与红二、红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0月到达陕北。1937年3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受到批判,同年9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 1938年4月初,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4月18日被开除党籍。不久加入军统从事反共特务活动。1941年起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度出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1948年6月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继续进行反共宣传。同年11月去台湾,之后移居香港、多伦多等地。曾经写作《我的回忆》。1979年死于多伦多。 另有说张国焘晚年衣食无忧,生有三个儿子,住着别墅,他的晚景比许多开国领袖都要好,并不像政府宣传的那样。

编辑摘要
中文名: 张国焘 外文名: 阿莫索夫
别名: 张特立、张彪、凯音、天师、国焘 籍贯: 江西省萍乡市
性别: 国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897年 去世年月: 1979年
毕业院校: 北京大学
主要成就: 领导学生运动,组织红四方面军

目录

张国焘 - 人物生平

张国焘与毛泽东在陕北张国焘与毛泽东在陕北

张国焘(1897年-1979年)字恺荫,又名特立,笔名和化名有:张特立、特立、张彪、凯音、张特、天师、国焘、焘等。俄文名字: 阿莫索夫。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38年被开除党籍。

1897年11月26日

(农历冬月初三日)出生在今江西省萍乡市(旧时称县)上栗县金山乡山明村。童年时代在他父亲的好友廖石溪先生所办的私塾里与十几个孩子读诗书。

1908年,张国焘来到萍乡县县立小学读书。

1912年,张国焘来到由萍乡县县立小学改成的县立中学继续学习。

1914年,张国焘因为替“违纪”的同学辩护,受到舍监要开除他学籍的威胁,便离开萍乡中学,到南昌心远中学就读。心远中学是由著名教育家熊育锡创办的一座学校。学校主张崇尚科学,反对守旧;注重西学,反对八股。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张国焘“越过了攻读经书的范围,开始来敲近代知识的大门”。

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为理工预科一年级第三班的学生。

张国焘在延安合影张国焘在延安合影

1919年五四运动中表现积极,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人之一,被推为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并经常深入工人群体进行演说。此后一段时间积极筹备并进行长辛店补习学校的讲演(对象为工人),为以后的工人运动打好了基

础。

1920年10月,参加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出席并主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和李达为中央局成员,陈独秀为书记,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分管组织工作。会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兼《劳动周刊》主编,领导工人运动。

1921年年底参加莫斯科的远东劳苦人民大会,见到列宁。

1922年7月在中共二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3年2月领导组织了著名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

1924年1月出席国民党一大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1924年12月中旬,率领了一个数约十人的铁路工会的代表团到天津去探望抱病的孙中山,并与李大钊二人代表中共与北京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组织一个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以汪精卫为首),商讨孙中山在北京病危时的相关决策。

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并任中央工农部主任。

1926年后,面对国民党右派排斥、打击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活动,他执行妥协退让政策。

1926年底,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

1927年7月陈独秀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训令”改组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后补入瞿秋白为成员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同年7月,他受临时中共中央委托赴南昌贯彻中央决议,但张国焘不愿意去,仍对张发奎抱有幻想。

1928年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

1931年初回国,党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会议在米夫的操纵下,1月1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到鄂豫皖根据地,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他在鄂豫皖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并主持开展错误的“肃反”。

1932年10月撤出鄂豫皖苏区后,带领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与川陕边党组织创建川陕根据地,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张国焘晚年一家人张国焘晚年一家人

1935年4月放弃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6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

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为了统一指挥两大方面军作战,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两河口会议”,会议决定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但张国焘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10月率部南下川康,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并通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

中央红军在延安建立并巩固了根据地之后,南下期间损兵折将的张国焘被共产国际命令取消其“第二中央”,张被迫带领红四方面军和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一同北上,1936年10月在甘肃静宁县将台堡(今属宁夏)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会师之后张即被边缘化,被剥夺了军权并遭到批判。

国共第二次合作全面抗日后,1938年4月3日,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一说是代主席)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之名逃离延安,遇上蒋鼎文后到了西安,投奔中国国民党。4月11日周恩来到武汉汉口与张多次协商未果之下,4月18日,中共中央开除张的党籍(于4月22日《新华日报》发表)。不久,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从事反共特务活动。

1941年起任国民参政会第二、第三、第四届参政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度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

1948年6月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继续进行反共宣传。同年11月去台湾。

1949年转居香港。

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伦多。曾经写作《我的回忆》。

1979年12月3日因病去世。

张国焘 - 学生领袖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经过长达四年的战争,至1918年11月以德、奥等同盟国失败而告结束。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对协约国的胜利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11月15日、16日,北京大学连续在天安门举行了两天讲演大会,有11人登台演讲。校长蔡元培亲自讲了《劳工神圣》。11月28日至30日,北京大学又于每天下午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内外举行讲演大会,许多知名教授参加了这次活动。李大钊就是在这次讲演活动中发表了他著名的演说——《庶民的胜利》。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

5月2日,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学生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100余人开会。他讲述了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

5月3日,当蔡元培得知国务院已发出密电,令代表团签字后,立即告诉了国民杂志社的负责人许德珩和新潮杂志社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段锡朋等人。许德珩当即约集国民杂志社的各校代表,在北大西斋集会商讨对策。蔡元培与会并发表讲话说: “巴黎和会的情势,对我国极为不利。列强对日本要在山东夺取我许多权益之无理要求,有认可之意,而我政府将被迫在和约上签字。倘不幸而如此,国家前途不堪设想。”会议当即决定5月3日晚在北大三院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

北京学生得知中国外交失败,政府准备妥协后,久压心头的不满和愤慨之情一下子迸发了出来。

张国焘张国焘

5月3日晚,除北大全体学生到会外,北京高等师范、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中国大学、朝阳法理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医药专门学校、汇文学校、民国大学、铁路管理学校、税务专门学校、高等警官学校等12所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也参加了大会。会议先由《京报》社长、北大新闻学讲师邵飘萍报告

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的经过和当前的形势。然后,学生们争相上台讲演。张国焘也以他特有的萍乡口音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

会议一直开到晚11时,最后通过四项决议: (1)联合各界一致奋起力争;(2)原定5月7日的国耻游行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答复“二十一条”。故5月7日为国耻日。,提前于次日(5月4日)举行。各校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3)通电巴黎专使,不准签字;(4)通电各省5月7日一律举行爱国示威游行。

5月4日下午,北京十几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3000多人,挥舞白色小旗,高举标语牌,上写“还我青岛”、“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等字样,在天安门前汇集。学生们不顾军警和教育部官员的阻挠,纷纷发表演说,痛斥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卖国行径。

会后,开始进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沿途散发传单,高呼口号,吸引了很多市民观看。队伍到达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后,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并放火烧了曹宅。

在这次集会和示威游行中,北大学生起了主力军作用,张国焘则与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人起了核心领导作用。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从此拉开了帷幕。

像所有的爱国青年一样,张国焘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场运动之中。

学生们激烈行动碰到的第一个打击,就是32名学生被捕。学生们的爱国热忱没有因遭到打击而低落,反而更加高昂。

5月4日晚,北大三院礼堂挤满了学生。对被捕学生的同情和对卖国政府的痛恨,使这群热血青年决意采取进一步行动,联络各校举行同盟罢课。这次会议一个最显着的成果就是“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的诞生,张国焘也在干事之列。这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出现于学生运动的前列,也使他成为不可否认的学生运动领袖之一。

5月5日,在北大学生干事会号召下,北京各高等学校开始举行同盟罢课。学生们在罢课声明中说: “各校学生既痛外交之失败,复愤同学之被拘,更有何心研究学问?此罢课之第一理由也;青岛问题当以死力争,被捕同学亟待营救,全体奔走,日无暇晷,学虽至宝,势难兼顾,此罢课之理由二也。”

下午3时,北京14所高校3000多名师生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大会,讨论决定下一步斗争计划如下: (一)立即开展营救被捕同学活动,各校一律罢课,至被捕同学回校为止;(二)敦促各高等学校校长与政府交涉,营救保释被捕同学;(三)联合上书政府,要求惩办曹、章、陆;(四)打电报给巴黎的我国专使,对青岛问题要死力抗争,决勿签字;(五)通电全国教育会、商会,一致行动。

北京学生的爱国通电,得到各地、各阶层人士的积极响应。人们的爱国热情被激发了起来,一时间各种类型的电报飞向京城,飞向巴黎,不仅一般团体和公民,而且国会议员、社会名流都纷纷通电要求释放学生,谴责军阀政府。

为了进一步把爱国运动引向深入,5月6日,在北京大学倡议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是为我国有“学联”这一名称之始。成立,北京大学学生中的先进分子是这个组织的主要骨干,其中有: 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段锡朋、易克嶷、张国焘、康白情、陈宝锷等。据张国焘回忆,他是学联讲演部部长。

对于手无寸铁的学生来说,最能表达自己爱国情怀和最能唤起民众的方法,莫过于在街头讲演。

5月12日,当军阀政府正在为学生运动引起的全国呼应而束手无策的时候,由学联组织的大大小小的讲演团忽然遍布京城的大街小巷,使京师警察厅立即感到手足无措。学生们手执各色旗帜,演说情真意切、慷慨激昂,吸引了不少听众。他们的讲演均围绕山东问题展开,号召民众急起救国,反对卖国的军阀政府,反对横暴的日本帝国主义。

据《北京大学日刊》载: 邓中夏讲演的题目是“青岛交涉失败史”;周炳琳讲“山东与全国之关系”;廖书仓讲“青岛关系我国之将来”;张国焘讲“自卫”;易克嶷讲“抵抗强权”;李秀龙讲“真正民气”;罗运磷讲“争回青岛”;潘宗翰讲“五月四日”;黄耀华讲“亡国之痛苦及救国之方法”,等等。张国焘作为学联主要骨干之一,在整个讲演活动中积极负责,以身作则,起到了带头作用。

学生们的讲演活动使反动政府大为恼火。5月15日,军阀政府下达警备令,禁止学生聚众讲演。巡警在得到命令后,开始对讲演活动横加干涉。学生们每到一处,总有巡警随行,只要一开口讲话,立即被制止,甚至押到警备区盘问。但学生们仍然坚持讲演,并散发各种传单。

5月18日,当得知政府仍未表示拒绝签字时,学联便组织了北京市中等以上18所学校的学生集会,决定于19日举行全体北京学生总罢课。19日,学联通电发布《罢课宣言》,揭露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号召学生一律罢课,坚决斗争到底。从此,学生运动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不仅讲演团更为活跃,而且“国货维持会”、“十人团”等爱国团体也应运而生。

学生运动深入发展,越来越引起了广大市民的同情,也使军阀政府越来越感到恐惧,它想尽快扼杀学生运动,恢复京城往日的秩序。但这完全是徒劳!学生运动在政府的压迫下不仅没有停歇,反而愈加风起云涌。军阀政府只得拿出它最恶毒的一招,这就是逮捕。凡是上街讲演的学生,只要被军警发现,即被殴打和捉拿起来,失去行动自由。被捉的学生多了,监狱容纳不下,便将北大三院辟为临时监狱。

在这一场爱国与迫害的抗争中,张国焘和讲演团的团员们进行了不屈的斗争。

6月2日,他们以卖国货为名,又走上街头进行讲演。结果张国焘与其他六名北京大学的学生遭到警察的逮捕。内左一区警察署署长的一份报告中这样记述了张国焘等人被捕的经过:

6月2日下午二时余,又据东安市场巡官白祖荫电称,有北京大学学生刘仁静、陈用才等二名,在市场南门内售卖国货,并有该校学生牟谟用大洋一元购买,故意因钱惹人注目。经巡官、巡长等婉言劝说,而该学生等大声疾呼,谓警察阻制人民买卖自由,并齐声喧嚣。当前办公室内等情。当经电饬婉劝,令其到署。经职在外接待室内接见座谈,告以卖物之理由并警察劝阻之用意,劝至三小时之久。其时并该校执事人林冠英自行到署,帮同劝说。该学生等坚称警察为不法之干涉,既被巡警送来,即不能走等语。该管理员无法,先行走去。复经职多方譬解,该学等见又有巡警送学生来,始行走去。于是又将第二起学生接见……其劝说辩论情形大略与第一起之学生相同。正劝说时,而第三、四、五起学生相继而为巡警送至,共计钟笃余等七名,均系北京大学学生也。其所执之理由则谓售卖国货并不犯法,巡警干涉即为滥用职权,送其到署则为违法逮捕,不但不能停止卖货,如无稳妥之答复即不能去署等语。职以彼等蓄意矫情,故婉譬曲解,百端劝说。不料该学生等无理顽赖,决不转圜。乃经电禀将其送厅,而该学生又只推出二人代表到厅,其余五人在署候信。遂先将钟笃余、张国焘二人送厅后,又向在署之陈锡等五人劝解良久,始终坚持既不赴厅亦不走去。后据要求非有先赴厅学生之电话,彼等不能出署等情。在职署本不难强制将其关厅,惟该生等势必叫嚣,殊于观听有碍,于是复电知司法处令学生通电话后,在署之陈锡、倪品真、刘宝华、龙石强、刘云汉等始允赴厅。此本天学生顽赖之情形也。

张国焘等被捕后,当天即由司法处对他们进行审讯。张国焘等人在审讯过程中与审讯人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警察厅档案这样记载:

讯据该行等同供,此次贩卖国货,各本良心上之主张,既不致影响外交,亦不致妨害秩序,警察因何干涉?请宣示理由等语。当晓以营业有一定之规则,市场尤有特定之章程,且现奉明令学生不得借端旷废,致荒本业。果如该生等行动,群相撞扰,既荒学业,复碍秩序、背定章。警察有保卫治安之责,无可放任。一再晓导,该生等始终不悟。至谓贩卖国货,如官厅认为违法,则请依法惩办。否则仍须贯彻初衷,自由售卖。滔滔逞辩难以理喻。在工人罢工的相应下6月8日,张国焘等被捕学生被用汽车送回学校。

北京学生的反帝大示威

6月28日,是巴黎和约签署的日子。27日,在巴黎的旅法华工、学生和华侨包围了中国代表团的驻地,强烈要求拒签和约。在国内外一致的压力之下,中国代表团总代表陆征祥终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批以爱国救国为职志的知识青年。张国焘就是其中之一

张国焘 - 苏区肃反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中国有六大苏区,其中最大的两块就是江西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1931年4月,中共中央派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到鄂豫皖苏区,由张国焘任鄂豫皖苏区中央局书记兼军委主席,陈昌浩任鄂豫皖苏区少共中央局书记,全权领导鄂豫皖苏区。张国焘到来不久,就对鄂豫皖特委和红军进行了全面改造,打出“布尔什维克的改造”、“加紧肃反”等旗号。

张国焘张国焘

1931年8月,有人给红12师师长许继慎送来一封信,内容是国民党大特务曾扩情写的劝降书。许继慎当即连人带信交给了徐向前和曾中生,二人认为这是国民党的反间阴谋,将信上报给了中央分局。张国焘见后如获至宝,立即对许继慎展开调查。不久,保卫局“破获”了一个兵变阴谋,在严刑拷打下,当事人供认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等人都牵涉其中。张国焘立即命令逮捕一切与“此案”有关的人员。

很快,许继慎、红11师师长周维炯、红11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10师参谋主任柯柏元、原红33师政委姜镜堂、军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陈翰香、红12师政委庞永俊、继任政委吴荆赤、红12师副师长肖方、红10师副师长程绍山、参谋主任范沱、政治部主任关叔衣、红28团团长潘皈佛、28团副团长丁超、红30团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红35团团长王明、红12师参谋长兼红36团团长魏孟贤等人相继被捕。

两个月后,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姜镜堂、王培吾、陈翰香、吴荆赤、肖方、关叔衣、庞永俊、程绍山、柯柏元、魏孟贤、潘皈佛等人及一大批营、连级将领被杀害。许继慎的妻子王望春是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也被秘密杀害。

在清除掉这批“反革命”后,张国焘又命令全苏区审查整肃。这场“整肃”杀害了红四方面军多少人,至今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仅1931年11月22日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一文内就承认:“这次共计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

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载:“从9月13日到11月中旬,先后以所谓‘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罪名而逮捕杀害的红四军中的高级干部就有: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第12师师长兼皖西军分会主席许继慎,第12师政治委员庞永俊、副师长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10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参谋主任柯柏元,第28团团长潘皈佛、政治委员罗炳刚,第29团团长查子清、政治委员李奚石,第30团团长高建斗、政治委员封俊,第32团政治委员江子英,第33团团长黄刚、王长先,政治委员袁皋甫,第34团政治委员吴荆赤,第35团团长王明,第36团团长魏孟贤,第38团政治委员任难,以及十二个团的政治处主任等,在白雀园遭杀害的军事系统的高级干部,还有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前任皖西军分会主席和第12师政治委员姜镜堂,原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等多人。”1929年冬,程训宣与徐向前在程维德村结婚。1931年“肃反”时,程被关押于王锡九村,双手被捆绑吊于梁上,并遭毒打,逼她供认徐向前是“改组派”、“AB团”,未果。1933年秋,在王锡九村附近的黑洼被杀害。

后来徐向前在延安问周纯全: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有什么罪过?周说:‘没有什么罪过,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嘛!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四军不过1.5万人,足足肃掉了六分之一!

之后,继续扩大肃反,并在转战中又杀害了很多的高级将领。1933年6月,邝继勋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于四川通江县洪口场,时年36岁。1935年,胡底红军长征途中惨遭杀害,年仅30岁。1935年8月,曾中生被秘密杀害于卓克基的密林中,时年35岁。许继慎和曾中生是建国后中央军委确定的解放军36名军事家之一。

另立中央

“密电”问题产生的过程

1937年3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出了“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66页)这就是后来称之为“密电”

1951年8月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版,在对“巴西会议”的注释中,有这样的叙述:“这时,张国焘率领一部分红军和中央分裂,不服从中央的命令,并企图危害中央。中央在这次会议上决定脱离危险区域,并率领服从命令的红军向陕北前进。”(《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根据1952年8月第一版重排本,1966年改横排本第501页)这里的“企图危害中央”、“脱离危险区域”,就较“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大大地跨前了一步。

“文革”前后,时任沈阳空军副司令员的吕黎平说得更为具体:“密电”是他亲自参与译出的;“密电”内容性质更明确,即“武力解决”;还回忆了“密电”的全部文字;同时也把当年收译和送交“密电”的全过程作了展示。

20世纪80年代,。除了前面吕黎平“译电”的吕氏“密电”之说外,又出现了一个贺俊桢“破译电”的贺氏“密电”之说。译电和破译电是两种不同的渠道。译电是内部的通讯,破译电是对敌方的电讯侦察。这就是说,按他们的说法,这两种途径中双双获取了张国焘“武力危害中央”“密电”。

南下过程中,张国焘另立中央,遭到抵制,威胁要枪毙朱德,甚至杀了朱德的坐骑,撤换朱德的警卫,开除毛周张闻天博古党籍甚至通缉他们。

张国焘 - 叛变经过

张国焘张国焘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从搞学生 运动到搞工农运动,亲力亲为,勇于负责,但从未当上一把手,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他有8万多人,毛泽东仅不足一万人马,便想争夺中央领导权,结果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继而对党的批评心怀不满,屡屡拒绝挽救,最后竟然于1938年4月私逃叛党投靠国民党,上演了一幕“中共缔造者反对中共”的丑剧。

张国焘叛党投靠国民党阵营,真实的原因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给他带来死亡恐惧的是王明。事情的经过大致是:

1938年,王明奉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苏联启程回到延安后,俨然以钦差大臣和中共领袖自居。张国焘挨过王明的整,对他表示冷淡。

当王明与张国焘单独谈话时,问起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的错误行为。张国焘说:“除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夺军事领导权。”王明说:“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诉张国焘:“您的四方面军老部下李特、黄超都是托派,他们在新疆迪化经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注:1936年11月,李特担任西路军参谋长、黄超担任作为开路先锋的红五军政委。西路军失败后,与李先念等一起指挥西路军余部转入祁连山打游击。后在中央代表的接应下,进入新疆。1937年11月,李先念等人从新疆返回延安不久,李特、黄超被王明诬指为托派分子,于1938年初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惨遭杀害。”)

张国焘听到他信任的部下竟被处决,痛心地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王明赶紧解释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张国焘再也忍耐不住,厉声指责王明把自己同志当托派来清除,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王明见张国焘神色愤怒,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吧。”便匆匆离去。

从这天起,张国焘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如果说前一段中央对他的斗争和批判,他还能接受。但王明的归来却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怖。他不会忘记,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上海地下党领导人何孟雄、林育南就是在王明的打击陷害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于龙华。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也曾杀害过不少红军将领。如果中央清算他的这些罪恶,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从这时起,张国焘就打算叛变革命了。

不久,王明离开延安去武汉主持中共长江局工作。张国焘仍然当边区政府的代主席。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忙于指挥八路军抗战,没人理会张国焘。张国焘表面悠闲自得,暗中却在寻找逃离延安的机会。

1938年4月4日,是国共双方共同祭拜黄帝陵的日子。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代主席身份前往参加祭拜活动,在黄帝陵前见到了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祭拜完毕,张国焘对护送的人说他到西安有事,请他们先回去,就带了一个警卫员上了国民党方面的汽车扬长而去。到西安后,住进国民党的西京招待所,却不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4月7日国民党方面准备安排张国焘去武汉,当时的蒋介石国民政府驻地,张国焘才打电话给林伯渠,要他到车站来谈话。张国焘对林老发泄一通不满,并说他要到武汉去。林老劝他到八路军办事处好好商量,被张拒绝。林老只好回办事处给中央和长江局发报,报告张国焘的情况。4月8日早晨,长江局收到中央和西安的电报后,周恩来立即与王明、博古、李克农等负责人商量,一定要抢在国民党之前,把张国焘接到长江局来。周恩来把这个任务交代给李克农,要他带着机要科长童小鹏,副官丘南章、吴志坚一道去汉口火车站等待张国焘。

从西安到汉口的火车每日一班,他们一连等了三天都扑了空。11日19时他们第四次接西安来的火车,到站后有的在站口监视,有的上车去找。丘南章找到最后一节车厢,终于发现了张国焘。李克农上车对张国焘客气地说:王明同志和周副主席派我们来接你。张国焘显得十分恐惧,护送他的两个特务见李克农带了武装副官,也不敢动手。李克农陪张国焘坐上小汽车到长江局办事处去,两个特务一个尾随,一个去报信。张国焘坚持要住在外面,死活不肯去长江局。李克农只好给他找一个小旅馆住下,留下丘南章、吴志坚“照顾”张国焘。

夜里,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等长江局负责人在李克农陪同下来到旅馆,和张国焘谈话。张国焘表情紧张,语无伦次,说什么边区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王明不同他讨论这些问题,只是批评他不报告中央就出走的错误,希望他回办事处,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不管众人怎么说,张国焘就是不肯去。最后周恩来要张打电报给中央承认错误,张国焘只好写了一个电报稿:“毛、洛: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国焘。”交给周带回去发。周恩来说:你既然来到武汉,那就在这里等待中央的指示再说吧。周恩来等回到办事处后,即向中央报告并请示处理办法。

12日中央书记处复电王明、周恩来等同志:“为表仁至义尽,我们决定再给张国焘一电,请照转。”电文是:“国焘同志: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弟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

周恩来拿着中央的电报到旅馆给张国焘看过,又耐心地劝张国焘到办事处去住,一切都可商量。张国焘说不出什么,只是坚持不肯去。于是14日晚周恩来、王明、博古、李克农又去找张国焘,劝说无效,李克农便拿出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本事,半拉半拖把张国焘塞进汽车,拉回长江局办事处来。

张国焘搬到办事处后,总找借口外出。他一再向周恩来提出要见蒋介石,向蒋报告边区政府工作。因为张国焘还没被罢免,周恩来不好拒绝。16日上午陪张国焘去武昌见蒋介石。张国焘见到蒋就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周恩来立即针锋相对地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蒋介石看到这场面,也不好多说,敷衍了几句就结束了接见。回到办事处,张国焘态度消极地说:“我感到消极,请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去,我家里饭还有得吃。我此后再不过问政治了。”当天下午张又找借口外出,周派吴志坚随从。张国焘在街上转到天黑,又提出要过江去。在轮渡码头,当客人走完要关铁栅门时,张突然跳上船,想摆脱吴志坚。吴志坚早有防备,紧跟张国焘上了船。张国焘到了武昌不肯再回去,硬要找个旅馆住下。吴志坚趁张国焘休息,赶紧打电话通知长江局。办事处正在四处寻找张国焘,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人把张国焘拉回汉口。这次张国焘死活不肯再回去,只好把他安排在太平洋饭店住下来。

17日上午,周恩来、王明、博古一同来到饭店,与张国焘作最后的谈话。周对张提出三条,供他选择:1.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我们所希望的。2.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3.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张国焘表示第一条不可能,可以从第二第三条考虑。并要求考虑两天再答复。周恩来等走后不久,张国焘就打电话约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来饭店谈话,表示了投靠国民党的意向。军统很快派来两辆车和几个特务,两个上前抱住看守张国焘的丘南章副官,一个拉着张国焘上车。等张国焘走了,才把丘放开。丘南章回到房间,看到张国焘留给周恩来等的字条。上面写着:“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

得知张国焘“弃暗投明”后,蒋介石大喜过望。他首先吩咐戴笠,为张国焘“照料一切”。戴笠不敢怠慢,立即在武昌为其找了一座漂亮的小洋楼,并委托张国焘的同乡、武昌警察局长蔡孟坚负责“保护”他,简直把他当成“宝贝”一般。1938年9月抵达重庆后,戴笠让他领导国民党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训练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工人员。至此,张国焘才明白蒋介石是要他参加军统,干特务工作,这实在说不上是“抬举”和“重用”。张国焘很快成为军统最受关注的“热门人物”,电话不断,客人不断,宴会不断,走到哪里,哪里都簇拥着一大堆人,其中不乏因好奇而欲一睹这个“共产党领袖”尊容的。不久,竟然向戴笠提出“策反八路军一二九师”。张国焘胸有成竹地说,一二九师主要是由红四方面军改编的,而红四方面军是“我的队伍”,故而自信对这些部属有感召力。策反失败后,戴笠立刻大光其火,派人叫来张国焘指着鼻子大骂一通后,当场宣布:立即撤销张国焘的一切职务和一切生活待遇,包括专用汽车。张国焘立时变成了“霜打的茄子”,垂头丧气,备受冷落。这个被蒋介石视为“对延安的致命打击”而交给戴笠“妥善运用”的叛党分子,在连连受挫后似已变得“黔驴技穷”了,失去了可利用的价值。

不久,张国焘参加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中统头子朱家骅也是北大毕业,对张国焘这个校友可说仰慕已久。当即拍板,聘张国焘为“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的中将设计委员兼主任秘书。可是中统众多特务对他这位“中将设计员”的不服气。特务们除了在暗地里骂他是叛徒、恨他到中统来抢饭碗外,甚至公开奚落他为“笨蛋”、“饭桶”,拿他在军统被戴笠责骂的经历开玩笑。尤为不幸的是张国焘在“对共斗争设计”方面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主意。他所知道的共产党的情报,或者已经有人告诉了军统,或者共产党那边做了准备,根本没有了价值。几个月过去了,张设计员一直“无计可设,无员可用,无公可办”。

张国焘晚年一家张国焘晚年一家

1946年,在投靠国民党七八年中一直挂着虚衔的张国焘,一下子成了有实权的地方官。在他的同乡熊式辉的推荐下,当上了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这是一个肥缺,而且江西又是自己的桑梓之地,张国焘马上有了“衣锦还乡”的荣耀感。岂料,当他踏上故土,得知江西省主席是王陵基,想当年,红四方面军入川时,曾在川北将在刘湘手下任师长的王陵基打得大败而逃。刘湘气急败坏,当时欲将王陵基枪毙,幸亏有人说情,王陵基才免去一死,但却被撤职,又被拘禁了几个月。这件事,成了王陵基终身引以为恨的奇耻大辱,如今仇人相见,他怎会对自己善罢甘休呢!就在张国焘上任就职的当天,王陵基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那一天,张国焘被王陵基请去赴宴。宴会未开始,王陵基一帮人就拿张国焘“变节”的经历打趣他,弄得他坐立不安,只得提前告退,落荒而逃。可王陵基的报复并未到此终止。张国焘开始办公后,王时时处处掣肘,屡屡制造障碍,使其备感难堪。在署长的位子上忍气吞声呆了两个月后,张国焘感到再也无法干下去了,便辞掉职务,离开江西,避居上海。

此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着。张国焘开始“弃官从文”,以120两黄金做资本,在上海创办新闻周刊,取名《创进》,圆了他十年前即已有之的“从思想上反共”的夙愿。1949年蒋家王朝大势已去,国民党许多高官显要纷纷逃到台湾。张国焘慌忙把《创进》停刊,携带全家逃到了台北。张国焘携家眷逃台后,举目无亲,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当时正是冬天,他急于找地方将全家安顿下来,奔波数日,才终于在台北租到了一栋房子。张国焘想继续为国民党效力,可一年过去了,国民党既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尽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国民党六届中央委员”,但国民党已将他遗忘了。不久,他居住一带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辟作东南行政长官公署,强行征收。他怒气冲冲地前往行政院找人理论,一番闹腾过后毫无结果。房子终究还是被人占了,潦倒的张国焘深知“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于迁台后的第二个冬天,再次带着全家迁移,迁居当时的英国殖民地香港。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张国焘已在香港安顿下来。他每天没什么事,便订了几份报纸,专门研究战争的前景问题,有时也就此写点评论寄给小报,赚点零钱花。随着战争的继续,黄金价格一路飞涨。于是他以全部家当50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场上干起了“炒黄金”的生意。果然不出张国焘所料,黄金价格一直持续走高。但是突然间黄金一夜之间价格大跌,等张国焘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是跌得惨不忍睹了。他此时才匆忙将黄金脱手,但为时已晚,原来的5000美元,仅剩二千多一点了。张国焘的发财梦未醒即灭,真是哭都哭不出声来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为生活奔波摔断盆骨,成了跛子。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后,张国焘注意到国内形势宽松了许多,一直寄人篱下感到日子不好过的他,遂萌生了回国的念头。他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自己的请求。不久,中国共产党来人了,告诉他:回去可以,但前提条件是承认错误。他虽早已料到有这样的条件,但对方真的提出来时,他又犹豫了。他考虑再三,最后拿定主意不回去了。1961年,张国焘应美国肯萨斯大学之约,开始撰写回忆录,美国肯萨斯大学每月付给张2000港币作为生活费用,以后十余年间,张国焘多靠卖版权维生。

1966年,张国焘离开香港,迁居加拿大,投奔留学加拿大的大儿子张海威。1977年12月,张国焘刚刚过了80岁生日,突然中风,从此卧床不起。根据加拿大政府规定,65岁以上的老人都可申请享受政府福利救济,杨子烈住进了官办养老院,张国焘则住进了官办老人免费病院。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病逝。张国焘有三个儿子,长子张海威在加拿大多伦多教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在美国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张渝川在加拿大多伦多当工程师。

张国焘 - 着作作品

长篇回忆录:《我的回忆》

在早期党的重要领导人中,只有张国焘写了长篇回忆录《我的回忆》,1980、1981年由现代史料编刊社内部印行,后又由东方出版社数次印行,说明其真实性受到一定重视。

张国焘的贴身警卫何福圣也有口述历史,为后人研究张国焘提供了重要史料。

关于西路军节选

“上述军事行动计划,在军事上说来,是企图拥有西北的一大片地区,即以陕北的红军居右翼,红四方面军在夺取河西走廊之后,居左翼.二方面军到达甘北后,则居左右两路的中间地位.在政治上说来,是增加我们与张学良联盟的资本.即红军不是局限于陕北的弹丸之地,而且握有甘北甘西一带地区,这不仅可为西安的张学良保障后方,而且可以打通往苏联的道路.

陕北同志赞成我们这个军事计划,一直在催促我们北进.似乎没有我们的实力作资本,就不能形成西北的抗日局面.二、四方面军的同志都很满意这个决定.在二方面军来说,他们居于中路,无论在军事上或政治上都可以起桥梁作用.而四方面军的同志,也觉得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于和一方面军挤在一块,再发生磨擦.可是,后来的事实发展,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这是四方面军的失败,也是我的失败.”

1936年8月间,陈昌浩提出了改变整个军事计划建议:“他主张四方面军应在甘南建立新根据地,与陕北苏区互成犄角之势”。“这是我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的意见冲突”。通谓会议“陈昌浩便撤销了他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提议,认为应照原定计划,迅速从靖远渡河西进”。“但多数干部不满陈昌浩这个冲动的主张,指责他独断的进攻岷山,使第九军蒙受骑兵的创伤……;接着又按兵不进,要求举行会议,延误了渡河时机。这件事破坏了高级干部间的和谐,也种下了西路军失败的根苗”。(我的回忆455页)

“蒋介石侦知了我军在靖远渡河的行动,一面派飞机轰炸渡口,一面严令各军迅速向会宁靖远前进,企图乘我军半渡时截击。……。当时左路军的人数约为三万五千人,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渡过去的只有第九军第三十军第五军团,总司令部的直属机关和徐向前陈昌浩的总指挥部等共约两万多人。我和朱德率总司令部人员、红军学校大部学生以及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在会宁能靖远的大道上,节节抵抗敌军的追击”。(456页)

“我们(司令部)至此不能渡河了”。“徐向前与陈昌浩率已渡河的各单位,在河西开始了单独行动。”

1936年9月底,“徐向前陈昌浩来电希望我们能继续渡河。……。”

“我们根据当时的情况,电告徐陈二人,渡河已不可能,要他们率已渡河的部队,单独行动。……。”(457页)

“从此,徐陈所率的西路军便与我们分道扬镳了。他们遵照我们的电令,……,我们则……逐渐向东移动,靠近陕北苏区。”(458页)

“当时,西路军的败象已经显露出来,我们在同心城时即接到徐陈电告,谓我第九军在古浪为马步芳骑兵所袭击,损失惨重,……。”(463页)

“西路军的处境,使我们大感忧虑,我和朱德周恩来曾再三商讨,想不出应援的办法。……。在军事上,我们自顾不暇,无法策应,……。”(464页)

“我当时最注意西路军的情况。正在西移的西路军,沿途与骑兵苦战,……。这种情形,使我十分焦虑,我和中央研究各项情况,并试用各种可能方法,冀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予西路军以助力,以期挽回厄运”。(我的回忆474页)

“在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内,每日都有谈话会,大家都避谈往事。毛泽东、张闻天等似因过去的分裂,心理上不无芥蒂,他们对援助西路军的事,并无积极表示,而且言词之间,总有些推推诿诿。为了挽救西路军的厄运,我只有耐着性子和各人商谈,但无法找出补救的办法,奇迹是不会从天而降的。”(474页)

“西安事变,使我们一时为之扬眉吐气,似乎一切都可迎刃而解。我们希望张学良电令马步芳不可破坏抗日大局,应即对西路军停止作战,这事张学良照做了,但马步芳并未接受这个命令。”(475页)

“西路军的失败,对中共以后的发展,和当时的西北局势,都有相当影响,尤其使我这个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大受打击。中共党内斗争的矛头,因而就指向着我,打得我无法抬头,……。”(492页)

“当时我引咎自责,声言我应负担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我不愿诿过地人,从未指责过别人,只说一切错误都直接间接与我有关。我曾要求举行一次中共中央高级干部会议,来探讨西路军事件,但毛泽东等不予理会。”(我的回忆493页)

一班同情和支持我的同志们,主要是第四方面军的干部,则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陈昌浩同志的指挥错误,如果张国焘同志也过了黄河,亲自策划指挥,则不会失败,反会胜利。他们对批评者答辨:(一)西进计划为莫斯科批准,如何能说是逃跑主义;(二)四方面军是中共的基干劲旅,如何能加以毁谤;(三)诱发蒋氏围剿之说是有意架祸于人,……。”(493页)

“毛泽东自然不会放松攻击我的机会,因而他自己和他的追随者便漫无拘束的乱说一通。总括起来,当时这些批评的言词大约有三个要点:(一)西进军事计划根本就是逃跑主义,至少是带有逃跑主义色彩;

(二)张国焘对四方面军的领导完全破产,总之是一无是处;

(三)西路军的失败很为丢脸,蒋氏将更看不起红军,在西安事变的今天,将诱发蒋氏的报复和进攻,遗害全党全军。

“朱德当时的立场颇偏袒毛泽东,但对西路军的失败,持论还算公平。他曾向我慎重指出不能说西路军的失败根源于西进计划根本不对,应当认定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陈昌浩犯了战术上的错误。……。他批评陈昌浩勇猛有余,稳重不足。徐向前虽较稳当,但遇事太尊重政治委员陈的意见。……。”(我的回忆494页)

“我当时即与张闻天恳谈,曾指出下列各要点:(一)……;(二)……;(三)我对西路军失败,负有严重责任,将正式自请处分”。(我的回忆495页 )

张国焘 - 故居

张国焘张国焘

张国焘的故居位于金山镇山明村,距江西上栗县15公里。

两年前,江西上栗县打算启动修复张国焘故居,曾引起全国热议。有人称,张国焘叛党,是历史罪人,不应修故居。

2010年4月15日,上栗县文化馆馆长刘中海说,县政府投资近千万修复张国焘故居,当前主体工程已完工,正在做内部装饰,准备于2010年7月正式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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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阅读:
1《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广西人民出版2社2004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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