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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贵卿

    张贵卿(1908年-1942年),革命烈士,河北顺义(今属北京市)人,中共党员。曾任中共浙东临时特委书记,处属特委、台属特委组织部长,衢属特委书记等职。1942年在龙游被捕,5月与刘英一起就义于永康方岩。

    编辑摘要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中文名: 张贵卿 出生日期: 1908年
    性别: 别名: 原名高一飞
    出生地: 河北省顺义县(今属北京市) 去世日期: 1942年
    职业: 革命烈士 毕业院校: 燕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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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生平/张贵卿 编辑

    张贵卿,原名高一飞,北京顺义县人。曾在天津水产专科学校、燕京大学等院校求学。一九三三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团河北省委交通。1934年初,调到上海做交通工作。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1月,他被捕入狱,在狱中坚持斗争。“七七”事变后出狱。因他身患重病,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派他来浙江,先在嵊县养病。数月后,他投入工作。开始时协助中共浙江省临工委工作,一九三八年二月,曾任浙东临时特委书记。后任中共浙江省委巡视员、处属特委和台属特委组织部长。1941年初,调任衢属特委书记。1942年4月初,张贵卿因叛徒出卖而被捕。5月18日,他和省委书记刘英一起在永康方岩就义,时年34岁。

    人物事迹/张贵卿 编辑

    张贵卿,原名高一飞,1908年出生于河北省顺义县(今属北京市)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贫寒的家境,加之连年的战乱灾荒,犹如雪上加霜。为了求生存,全家背井离乡逃荒到天津。不久,父亲因病去世,靠母亲做杂工所得的微薄的收入,省吃俭用,供他上学。他参加革命工作后,一直在外奔波,无暇顾及老母。难道他不爱母亲吗?不,他爱他的母亲,也爱祖国。危难中的祖国,更需要年轻人的热血。他要为祖国尽最大的力,就得离开母亲,舍小家为大家,这就是革命者的襟怀。

    在那风雨如磬的年代,坐监、砍头是革命者随时可能遇到的事。张贵卿经历了两次坐监的磨练,最后在烈火中永生。

    张贵卿第一次被捕是在1934年11月。这年3、4月间,张贵卿受团中央的调遣到上海做政治交通,他负责联络站的工作。为开展工作,他时常变换住址和身份,时而是《申报》特约记者,时而是阔气商人。一天,上海街头,警笛长鸣。这笛声撕心裂肺,越来越近。国民党军警特务如狼似虎地扑向张贵卿的家,猛砸他的家门。张贵卿凭依他地下工作的经验,马上意识到他这个联络点暴露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首先想到的是保护党的机密,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他迅速点燃火炉,焚烧党的文件。同时,他迅捷地把挂在窗前的一串作为联络暗号的鲜艳的风铃摘下来,以免党团组织遭受更大的损失。由于上海党团组织遭破坏,由于叛徒的指认,他的联络点遭破坏而被捕,他的爱人何渊及出生才几个月的女儿一同被捕。在这同时,李世农、刘顺元等同志也被捕。

    他们被关进了法租界巡捕房。法租界法院两次提审张贵卿,未得到任何口供。一个月后,张贵卿被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公安局,又被提审两次,他只字未吐。过了一周,张贵卿被当作“要犯”送到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关押。

    由于寒冷和饥饿,张贵卿年仅一岁的女儿在监狱中被折磨病死。他强忍着失子之痛,鼓励爱人坚强地活下去。他说只有社会革命成功,才有小家的安乐和幸福。与此同时,张贵卿也被监狱生活折磨得患了严重肺病。

    敌人对被捕在狱的人,进行威逼利诱。对那些贪生怕死、意志软弱的人,一面用欺骗的手段要他们“打报告”自首,一面利用叛徒做“转变”诱降工作。而对坚强的共产党人则采取判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并宣布刑期满三分之二时便送反省院,反省不好再送回原审机关判罪,再入监狱,敌人鼓吹“铁棒也要磨成绣花针”。

    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张贵卿一面声明自己抗日爱国无罪,一面同刘顺元、黄文杰等同志商量对策,揭露敌人的阴谋。他说:“现在(敌人)对付我们的手段不是采取立即枪毙,而是搞慢性屠杀,企图从精神上来消灭我们的政治生命。必须使所有的受难者看穿敌人的这一毒辣的阴谋,我们的人才可能更加沉着应战。”他经常用分析形势,揭露敌人阴谋来帮助难友认清形势,树立信心。他对难友说:“中国人民在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中一天比一天觉醒,只要我们坚持到底。‘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我们的作为远大得很!革命家在敌强我弱时,知不可为,还要有所为,为什么知大有为而不为呢?”

    当听到有人自首、动摇了,张贵卿鼓励难友们坚持斗争。他说:“死的威胁在头上盘旋时,出现新的甚至较多的动摇分子是不奇怪的。何况好些人虽然在革命队伍中有十年八年乃至更长的历史,可是他们并不是也不可能都受到足够的锻炼和考验。这些不稳定分子,甚至混进了领导机关,现在敌人都为我们清洗得一干二净,他们的原形毕露,这使我们党纯洁了,以后更经得起战斗了。”

    监狱的残酷折磨,张贵卿的肺病愈来愈严重,咯血不止,脸色苍白而发黄。但他顽强地与病魔斗,与敌人斗。1935年9月,他被国民党政府定为“政治犯”,以“危害民国罪”,判十年徒刑,投入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不久,他的爱人何渊也被押送苏州反省院。

    局势风云变幻。随着日本侵略的深入,东北沦陷,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为捍卫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独立,中华民族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我们万众一心,迎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国共两党“兄弟阋于墙而御其侮”,捐弃前嫌,共同抗日。1937年8月上旬,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南京与国民党达成了释放全国政治犯的协议。一大批被囚于国民党监狱的共产党人获得了释放,奔赴抗日救亡的前沿。

    8月底,张贵卿、张三扬等20多位同志从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获得无条件释放。他们犹如被囚的小鸟回到了大自然母亲的怀抱,他们渴望战斗。次日,他们找到南京富厚岗八路军办事处,要求立即分配工作。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接见了他们,并热情洋溢地说:“我代表党向你们宣布,无条件恢复你们的党籍。你们几位的判决书,是反革命为坚持无产阶级立场与气节的战士所作的可靠的鉴定。……事实证明你们是未向敌人低头的硬骨头,是经得起考验的好同志。”办事处安排他们先住下休息,听候分配。不几天,张贵卿爱人何渊也从苏州反省院释放来南京,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协助工作,直至南京沦陷前去延安。

    张贵卿与朱镜我、张三扬等由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派到浙江从事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工作。1937年11月,在杭州成立中共浙江临时工作委员会,徐洁身任书记,张三扬任组织部长,张崇文任宣传部长。张贵卿带病协助省临工委工作。他在当时浙江省国民政府所在地金华,布置和领导各地来浙江青年进行抗日救亡工作;他指导、帮助组建了“中共浙南特别工作委员会”,指定汪海粟任书记。接着为了做好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带病奔波于金华、宁波、温州和平阳等地,同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坚持下来的老党员和一部分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并经受考验的党员,接上组织关系。在平阳时,张贵卿曾向刘英、粟裕等领导汇报工作并接受了任务。1938年2月以后,张贵卿根据组织的决定,先后在宁波担任中共浙东临时特委书记,在丽水担任中共处属特委委员、组织部长,在台州担任中共台属特委常委、组织部长,在衢州担任中共衢属特委书记等职。在这期间,他以蜡烛精神自勉,兢兢业业为党工作。他的肺病经常复发,身体十分虚弱,走起路来都喘不过气来,但他忍着病痛,经常一天行走几十里,有时还得翻山越岭,过河爬坡。有一次,他正咯血厉害,但工作需要他立即从天台赶往临海,他坚强地用双手叉着腰部坚持走了25里夜路,然后乘船去临海。1939年夏,张贵卿为了在台温交界处开辟建党工作,曾在院桥区铺上村一农户家隐蔽一个多月,白天睡在这户农民的谷仓里,夜间外出,去开展群众工作。

    他不管地下斗争多么艰苦复杂,从不放松马列着作的学习。他不但自己潜心研读,而且很重视党员骨干的培训。他在天台期间曾主持办过四次学习班和讨论会,他亲自授课辅导。参加学习的同志说:张贵卿同志的辅导,生动简练,通俗易懂,听得进,记得牢。在每次学习讨论会结束时张贵卿总是勉励同志们学习、学习、再学习。

    张贵卿在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同时,也积极利用国共合作的形势,进行抗日救亡工作的指导。1939年冬,张贵卿在天台具体指导了一场闻名全省的壮举——组织天台志愿兵团运动。组织志愿兵团所发的文件都是由张贵卿提出内容要点并最后修改定稿,然后由政工队长交给较开明的国民党天台县长梁济康批准,由县政府公布实施。张贵卿指示政工队中的中共党员以政工队员的名义分赴各乡镇进行宣传发动,又通过基层地下党组织去动员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积极响应,报名应征,组织发动了1714名青年开赴抗日前线。张贵卿还经常化装成商人走街串巷,察访民情,掌握各种思想动向。在组织天台志愿兵团运动中,张贵卿被人们誉为“未登台的总导演”。

    张贵卿工作卓有成效,深得领导的信任和关心。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曾多次对爱人丁魁梅说:“张贵卿是个好同志,很有工作水平的,关在敌人监狱很长时间,身体很差,你要多加照顾。”在组织的关心下,张贵卿的爱人何渊也调到浙江工作。

    皖南事变后,国共合作形势日益恶化。中共衢属特委贯彻中共中央关于“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指示,相应地减少了公开斗争,将一些身份暴露的共产党员调离工作岗位,有的转移到新四军部队工作。特委书记张贵卿隐蔽在龙游县会泽里村,坚持领导衢州地区党的工作。1942年2月在温州的中共浙江省委被敌人破坏,由于叛徒出卖,中共衢州特委也遭破坏。张贵卿不幸在住所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调查统计室逮捕,随即被解送到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临时驻地永康县方岩。

    这是张贵卿革命生涯中的第二次被捕。他被关押在方岩鸡鸣峰南麓的万成庙内,这里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专门对付共产党人的刑审室。敌人对张贵卿昼夜轮换用刑,要他“自新”,交待整个中央衢属特委组织的党员名单及活动情况。张贵卿任凭敌人严刑拷打,不屈不挠。敌人无计可施,把他转押到关押政治犯的方岩橙麓村程氏宗祠左侧牢房。

    他又开始了第二次监狱斗争生活。张贵卿拥有丰富的狱中斗争经验。他被囚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期间,他针对监狱当局克扣“政治犯”伙食费的行径,发动难友们开展绝食斗争。他代表难友们向狱方严肃地提出:“干饭不掺石,稀饭不掺水,不吃腐烂的菜,不吃狗食的饭,每天给足二钱盐,三钱油……”等条件,迫使狱方答应条件。这次被囚禁的方岩牢房,环境相当恶劣。一间十多平方米的牢房竟关押着五个政治犯,大家挤在一起睡地铺。房屋木栅栏上钉满了木板,密不透风,房内又黑又潮,屋角还放着一只大小便桶,臭气冲天。张贵卿发动难友,为改善牢房卫生进行斗争。他们联名向省党部提出抗议:“取下木棚上钉着的木板,移掉大小便桶,若不解决问题,一概拒绝对话”。经过几天的坚决斗争,省党部被迫答应他们提出的要求,斗争取得了胜利。这次斗争使难友们看到了团结的力量,同时他们也更加崇敬张贵卿了,亲切地称他“张大哥”。狱方对他们恨之入骨,以克扣囚粮来报复,一日两餐,一餐只给一小碗饭。他们吃不饱饭,整天饥肠漉漉。张贵卿就抓住时机进行鼓动:这饥饿折磨是狱方对我们的报复,我们不能忍让,应该团结起来,开展绝食斗争。有的难友犹豫着:“张大哥,你患严重肺病,身体非常虚弱,前几天还咯血,你和我们一起绝食,我们真不忍心啊。”张贵卿坚定地说:“共产党人杀头都不怕,还怕饿肚子吗?”难友们深受鼓舞,次日早晨就宣布绝食。国民党省警察大队慌忙派侦缉队长前来制止绝食斗争。他气势汹汹地威胁说:“抗战时期,囚粮受限制,我们是公事公办。你们再捣乱,小心脑袋!”张贵卿斩钉截铁地说:“共产党人宁愿站着死,也不愿跪着生,我们不会屈辱地生活。”在难友们的团结斗争下,绝食斗争又取得了胜利。但张贵卿的肺病却愈来愈严重了,咯血不止。

    一天,特务陈家壁提了一袋礼品来“看望”张贵卿。他劝说道:“张贵卿啊,你何必一条胡同走到底。只要你答应办个手续,跟我们一起干,就让你先去住院治病。”张贵卿一听敌人以给他治病为诱饵,劝他自首,气愤难耐,斥责道:“要我跟你一样当叛徒,休想!”他迅疾把陈家壁带来的礼品摔向门外。然后,他昂着头,大步走回牢房。他心潮起伏,浮想联翩。他走上革命道路,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早在天津水产专科学校、北平燕京大学和民国学院求学期间,他就积极寻求革命真理,经常去图书馆,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着作和进步书刊,经常深入到工人中去考察。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和实践,他明确了革命的前途和方向,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张贵卿这时又回想起不久前与被囚在方岩的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的见面情景及刘英通过看守给他的信,刘英的勉励还在耳畔回响:我们要坚持立场,紧紧握手到最后一口气!张贵卿更坚定了革命意志,以后敌人多次逼迫他,也都被他严词拒绝了。

    1942年5月初,日军发动了浙赣战役。永康方岩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准备撤离。张贵卿对难友说:“我的命运不外乎三种可能:一是带走,二是释放,三是杀掉。我身患重病,带走是个累赘;像我这样的共产党干部,敌人释放我又不甘心;因此,很可能把我杀掉。”他又恳切地对即将出狱的难友程绍庭说:“如果我死了,劳烦你写信告诉我妻子,请她坚强些,要继续革命;拜托她照顾好我的老母亲。”

    1942年5月18日,张贵卿怀着对亲人的深深眷恋和对革命的执着追求,在永康方岩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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