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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强拆发展观

    2010年9月10日上午,江西省宜黄县凤冈镇发生一起因拆迁引发的自焚事件。10月12日,宜黄县一位官员以“慧昌”为名在网上发表了题为《透视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的文章。文章从一个地方官员的角度,对强拆事件进行解释和梳理,提出“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这篇被称为“宜黄投书”的文章体现了当下部分基层官员的理念和心态。人们有必要警惕地方官员一味追求经济发展的扭曲的强拆发展观,公权力泛滥,会使弱势民众的利益受到严重侵犯。

    编辑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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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介绍/强拆发展观 编辑

    2010年9月10日上午,江西省宜黄县凤冈镇发生一起因拆迁引发的自焚事件。3人烧成重伤,被紧急送往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抢救。3名伤者中,79岁的叶忠诚因伤势严重、抢救无效,于18日凌晨1时左右宣布死亡。

    强拆发展观强拆发展观

    对于这起恶性事件,9月17日晚,江西抚州市委对宜黄县“9·10”拆迁自焚事件中的8名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决定,其中,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宜黄县委书记邱建国、县长苏建国被立案调查;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宜黄县副县长李敏军被免职、立案调查。江西已对宜黄县党政主要领导作出调整,免去邱建国中共宜黄县委书记职务;免去苏建国中共宜黄县委副书记职务,提名免去其宜黄县政府县长的职务。

    大家原本以为这事就此截止了。然而让人惊讶的是,10月12日,江西宜黄县一位官员以“慧昌”为名在网上发表了题为《透视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的文章。文章从一个地方官员的角度,对强拆事件进行解释和梳理,提出“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人民日报》14日发表的时评称,“没有强拆就没有中国的城市化”、“每个人其实都是强拆政策的受益者”……这种似是而非的表述,在文中随处可见。联系到此前不久,某地法制办主任曾以类似理由,致信北大教授反对新拆迁条例,不难看出,这种逻辑在一些基层干部中颇有市场,许多强拆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

    违背理念 /强拆发展观 编辑

    在出席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时,胡锦涛主席发表致辞强调: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这次拆迁自焚事件,以及随后的“宜黄投书”,显然不符合总书记的“包容性增长”理念。

    “此次宜黄事件,从根本上说,是当地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无视,当地公权力在没有足够监督情况下由膨胀到张狂后的必然结果。该事件以及近几年频发的各类暴力强拆事件都充分暴露出,公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矛盾。此类事件中公权力的所作所为是违反我国宪法的,也是不符合‘包容性增长’理念。”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院院长陈剑对《经济参考报》说。

    陈剑表示,“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它涉及平等与公平的问题。只有公权力放下所谓的身段,眼中有群众,耳朵倾听群众诉求,心里尊重公民权利,行动中依法行权,才能保证“包容性增长”的实现。

    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瑞也表示,江西宜黄的强拆事件是一起典型的利益伤害事件,与总书记“包容性增长”的命题明显相悖。这说明当前我国一些地方官员政策水平低下,行事简单、以追求GDP增长为目标,不考虑以人为本,最终导致与当地老百姓之间发生激烈冲突。

    包容性增长”是与中央之前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一脉相承的,只不过“以人为本”是一个泛指的概念,可以应用到政治、经济、生活等各方面。具体到经济领域,这次中央就提出了“包容性增长”。当政府与民众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要以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为主。从中央提出这一命题来看,这一思路政府高层是明确的,但问题是基层还没有对这一精神充分领会。

    “包容性增长”的反义是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地方政府强制拆迁与老百姓发生冲突的问题不是近期才出现的,不过宜黄县居然导致住户以自焚进行反抗,实在值得反思。地方政府经常认为,他们要求拆迁本意是好的,是为了当地居民的长远利益,好像在为大家做公益事业一样,但是没有认识到,老百姓考虑的大多是眼前的现实问题,否则不会配合政府工作。
    当前地方政府不考虑民众利益的事件时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越多,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矛盾就越大。地方政府必须要认识到,只有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把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圆满解决,地方经济的发展才能没有瑕疵,这也是“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内涵。[1]

    相关评论/强拆发展观 编辑

    宜黄拆迁自焚事件余火不尽,在江西省委宣布免去宜黄县委书记和县长职务后,有当地官员在新浪注册并认证微博,理直气壮地为强拆辩护。诸如“强拆在所难免”,“每个人都是强拆的受益者”,甚至推演出“没有强拆就没有‘崭新的中国’”的结论。这些振振有词的辩护,可以视作一种发展观,一种行政理念。

    发展当然是硬道理,但发展的方向和发展的手段一旦扭曲,就必然背离执政为民的理念,也背离发展的最终目的。一些地方大搞土地财政,成为房价持续高涨的幕后推手,一方面透支未来的成长,另一方面赤裸裸地掠夺民众权利,屡屡出现拆迁纠纷与命案。在城市化扩展、GDP、财政收入不断增长的光环下,私人财产权和人生尊严被蔑视及践踏。这种发展观实质上是掠夺式增长,是“带血的增长”,而不是“包容性增长”。

    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只看到经济发展,甚至只看到发展给自己带来的各种或明或暗的利益。宜黄拆迁自焚者与家属的血泪尚存,而在为强拆辩护的理由中,居然有“每个人都是强拆的受益者”,在这种论调中,那些被拆迁者受到的身体、精神和财物上的损伤分文不值,他们轻易被排除在“每个人”之外。这种逻辑建立在权力意志基础上,实质上就是罔顾民生权利和法治常识的“强盗逻辑”。

    一些官员心目中的所谓发展观完全背离了公民的权益,一则不具有可持续性,二则加剧社会矛盾,乃至民心背离,从长远来看必然得不偿失。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努力矫正扭曲的发展观的关键时刻,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代替掠夺式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必然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事实上,中国经济持续30年的发展,关键是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向法治社会迈进,社会发展建立在可以稳定预期的法治基础上。在国内也有不少地方依法推进土地征用,拆迁补偿公平合理,被拆迁民众的权利得到有效保障,这样的发展才体现出全社会受益的积极价值来。这绝非强拆之功,要消除新的强拆悲剧,就必须消除地方政府官员心目中的强拆逻辑。 [2]

    目前我国城市建设已取得了较快发展,但是在城镇房屋拆迁中之所以还会出现一些不得不采取事后补救措施予以解决的突出问题,关键就在于在旧城改造房屋拆迁中背离了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  

    近些年来,为改变旧城区基础设施,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居民居住条件,提升城市品位,许多城市加快了旧城改造步伐,加大了城市房屋拆迁力度,取得了明显的业绩,城市建设事业得到了较快发展,但是毋庸讳言,同时也随之出现了许多不可忽视的突出问题。  

     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的快速增长,为了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不顾本地经济的实际承受能力,不顾当地老百姓利益是否受损,纵容或变相纵容开发商,甚或直接出面组织大拆大建、乱拆乱建、强拆强建,从而导致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问题。拆迁户一般都是相对弱势的群体,他们当中,有的被停止供电供水供暖,有的被人绑架而房子一夜之间被推土机夷为平地,有的人房子被强行拆成危房而在危房中忍受拆迁的轰鸣声,有的人只得背井离乡长年上访,有的人走投无路甚至被迫跳河自焚,拆迁成了一部分被拆迁户的噩梦,因此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野蛮拆迁让开发商降低了成本、缩短了工期、挣到了大钱。野蛮拆迁也成就了部分官员的政绩,也成全了他们因此而得以升迁之梦。但与此同时,野蛮拆迁也严重地侵犯了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利,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据建设部2005年7月4日透露的一组数字表明,2005年以来到建设部上访的征地拆迁人数,截至6月22日共4026批、18620人,已超过去年全年的3929批、18071人;一季度的拆迁信访量比去年同期也增长3倍。  

    仅仅半年的拆迁上访人数,就超过去年全年的上访总量,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这是一个让人愤慨的数字。“拆迁上访” 越演越烈,透露出了什么?这一方面固然说明了我国政治文明有了进步,老百姓有冤敢大胆上访维权了,而且渠道也已经越拓越宽;但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在一些地方,“大拆大建、乱拆乱建、强拆强建”是何等的惨烈。  

    有关方面领导指出,老百姓上访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有理的。那么,建设部7月4日的这组数字,也就或多或少地说明了一些地方的拆迁工作确实出现了这样那样的背离“以人为本”的问题。要不然,如果拆迁本是为民办事,是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城市发展、促旧城改造,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旧城改造房屋拆迁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那么,为何有人还要因旧城改造房屋拆迁而到处长年上访,甚至于以死抗争呢?  

    “以人为本”意味着要尊重每个公民的权利,不管是政治权利、财产权利还是人身权利。在房屋拆迁过程中,只要有一户人家的权益、一个人的权利,在旧城改造房屋拆迁中没有经过法律程序而被无端剥夺,都不能说是实现了以人为本 ,因此应尽可能地帮助群众解决拆迁中的问题,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  

    有人曾作过调查,近些年来,无论是历史较短的新兴城市,还是拥有上千年历史的古都,都在大规模地进行旧城改造。旧城改造的最终结果成了“驱贫引富”运动。  

    城市拆迁问题与“三农”问题一样,都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利益失衡的现象,从根本上说,都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损害。如果任由这种牺牲弱势群体利益的趋势发展下去,那么,社会矛盾的空前激化也是不可避免的了。稳定压倒一切,如果连稳定都做不到了,那还谈何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中国的政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一切工作都应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检验、衡量政府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就是要看广大人民群众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房屋拆迁工作要做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做到决不能因为地方财力有限,就降低拆迁补偿安置标准;决不能为了招商引资,满足开发商的要求,而牺牲人民群众的利益;决不能为了要政绩、谋形象,用损害群众利益的方式搞建设。  

    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反映在旧城改造房屋拆迁上,就必须避免走那种 “不计成本,大拆大建,以地生财,透支未来”的发展道路。

    “不计成本,大拆大建,以地生财,透支未来”的旧城改造房屋拆迁之路,其本质上走的是“毁祖宗房,吃子孙饭”之路,既是对历史文化的割裂、对历史财富的破坏,更是对子孙后代未来发展的严重透支,无疑与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之路背道而驰,必须坚决废止。  

     据最近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许多城市房屋建筑寿命普遍较短,平均下来甚至不到30年,仅为设计寿命的一半(50年到70年),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由于房屋质量欠佳的关系,而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特别是近些年来超大规模、超大范围的旧城改造大拆大建所致。而相比之下,欧美则长得多:美国房产寿命约为80年;瑞士、挪威等约为70-90年;英国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居冠,居然达132年,真正成为了“百年老屋”。  

    虽然,辩证地说,建筑的“寿命长”并非绝对是一件好事,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讲,建筑的“短命”还是社会高速成长的标志之一;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建筑的“短命”,是对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也是一个社会不成熟的表征。  

    在历史上,战后的西方大城市,如伦敦、巴黎、慕尼黑、波士顿等历史悠久的名城,都曾走过一段大规模的旧城改造房屋拆迁的“城市更新”之路。即在市中心拆除大量被战争毁坏或者并未毁坏的老建筑,代之以各种崭新的高楼大厦。但是,改造后的城市空间却是一种单调乏味缺乏历史厚重感和当地文化沉淀个性的环境。这种大规模“城市更新”运动,后来被许多学者称为继战争之后对城市的“第二次破坏”。  

    而在我国各地的旧城改造房屋拆迁中,我们也看到了太多太多的旧街区和旧房子在推土机轰鸣中灰飞烟灭,这不仅使许多古城失去历史的记忆,而且也使太多太多城市历史积累下来的财富,几天之内化为灰烬。多少历史文化名城,少了最能代表自己城市特色的历史街区,多了各地风格雷同的现代新区。割断了历史文化的延续,许多历史名城也就失去了时间厚度,失去了自己的城市特色,历史名城又岂能名副其实?!  

    更为可怕的是,“不计成本,大拆大建,以地生财,透支未来”的旧城改造房屋拆迁之路,不仅仅只是对历史文化的割裂、对历史财富的破坏,而更是对子孙后代未来发展的严重透支。  

    近年来我国一些城市那种大规模地摧毁旧建筑,建设新小区的模式之所以得以盛行,主要是一些地方政府被短期的、眼前的利益所驱使。而这种利益驱使,主要是通过“经营城市,以地生财”的方式实现的。具体来说,也就是,政府主导下的旧城拆迁,其主要毁灭的是划拨土地上的房子,而得到的则是拆除房子后,可以用“招拍挂”方式予以出让的土地使用权,“收获远远大于付出”,因此,一些地方政府也就往往乐此不疲。而这种“收获远远大于付出”即“以地生财”的目的之所以得以实现,关键在于透支了老百姓的未来。说详细一点,也就是说,在现在这一时点,一些地方政府之所以毁坏了前人财富(拆除不到经济耐用期限的住房),却还能做到资金的“盈余”(即以地生财),其关键是将拆迁而得的土地几十年的土地使用权一次性批租给房地产开发商,而开发商在此地皮上造房出售,将这几十年的地租转而一次性分摊到购房的老百姓身上。从本质上来讲,现在炒得热火朝天的所谓经营城市(其核心内容即经营土地),无非就是地方政府通过收取今后几十年地租的方式,来弥补对“前人财富”的毁坏,从而实现收支的“盈余”。  

    拆得多,自然卖得多,卖得多,自然“盈余”多,所以受短期的、眼前利益的驱动,一些地方政府就好比穿上了“魔鞋”,欲罢不能了。这也就是一些城市为什么拆迁规模会越来越大,拆迁范围会越来越广的最根本原因。  

    由于历史原因,旧城区往往是所在城市的中心区。因此,当城市发展需要扩张、改造时,旧城区就被视为“黄金地段”。高档次的商厦、写字楼和金融大楼等大型建筑常常有着高回报率,所以,许多开发商就喜欢选择城市中心区,进行投资开发建设大量高档建设项目。  

    旧城改造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从根本上解决旧城区存在的各种城市问题,确保城市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从某个角度,可以说旧城改造是以城市土地合理利用,改善城市环境质量、强化城市整体功能为主要目的的。但是“黄金地段”大兴土木的结果往往是与人的意愿背道而驰的。  

    旧城区大肆开发的结果往往是,人流、车流、物流依旧集中在老城区。于是,由于城市人口膨胀,而带来的交通拥挤、基础设施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依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却是毁灭性的。  

    而且毁坏前人建设基础上的旧城改造房屋拆迁之路,不仅仅只是对历史文化的割裂、对历史财富的破坏,更是逆“可持续发展”而动,不符合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一方面,大量处于设计使用年限的建筑被拆除,价值灭失,不能做到物尽其用,是建筑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另一方面,拆除过程要消耗可观的人力、物力、运力,同时产生大量的粉尘和废弃物,造成环境污染;更重要的是,拆除意味着新建,要补充和输入更多的资源,从而消耗大量的能源、排出大量的二氧化碳。  

    可见,立足于尊重和保护前人建设基础之上,保证住宅建筑的设计使用年限,并确保建筑的“长寿命”,对缓解大量新建住宅所造成的资源约束,提高资源利用率,减轻环境压力负荷,实现人居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十分有益的。具体地讲,进行旧城改造建设,不能单纯地只走房屋拆除这一条道路,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进行科学规划,走包括再开发、修复、保护综合发展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对于那些布局混乱、城市功能完全丧失、城市环境质量严重恶化的城区,要走城市再开发之路。对于那些布局部分混乱、城市功能部分丧失、环境质量正在恶化的城区,要走城区修复之路。而对那些现状良好,但将来可能恶化的城区要走保护之路。  

     一些住宅寿命没有超过经济耐用年限的廉价住宅区,在任何一个城市都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市场经济下的消费是分层次的。先富起来的人自然可以住得宽敞些,装修得豪华些,居住的小区环境优越些。但是,城市的主体是中低收入群体,加快城市现代化进程,更应以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为根本出发点。而当这些廉价住宅区内原有的居民生活条件改善、逐渐移往新区后,留下的房子又可以出租给其他中低收入者,如外来民工居住。政府可对租金适当征税,将税收用于改善这些小区的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他们中的成功者又可以逐渐移往城中的其他区域。而他们留下的空房。又可由新的外来人口填补。这样,城市房产就能流动起来,并能最大程度地利用现有住房容纳尽可能多的外来人口。  

     只有当一个城市能够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时,这个城市才不是个畸形的城市,才是一个能够稳定发展的城市。“流水不腐,户枢不蠢”,一个城市只要当人口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实现流动时,这个城市才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而只有能够稳定发展的城市和充满活力的城市,才是一个可“可持续发展”的城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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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1]^引用日期:2010-10-15
    [2]^引用日期:2010-10-15
    [3]^引用日期:2010-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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