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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慈善资本主义

    慈善资本主义是商业意识与社会活动。或者说社会企业家的概念,既高效率又财务上可持续,的确需要理念和实践上的辅助。在慈善资本主义的概念里,有两个主角,一个是慈善家即社会投资家,另一个是被投资的对象,即社会企业和其缔造者——社会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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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名称: 慈善资本主义 作者: 马修·比索普(MatthewBishop)
    语种: 中文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1年 装帧: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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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慈善资本主义 编辑

    慈善资本主义慈善资本主义——相关图片

    慈善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传统之一,进入现代以来,慈善事业成为现代国家支持民间社会兴办公益事业的统称,从而进入了公共领域。作为公共领域一个构成部分的慈善事业,必成长于一定的社会土壤,依托于一定的制度背景,体现着一定的时代氛围,代表着一定的文化精神。同样,时代的变化也必然在慈善事业上留下深刻的印记。在当代,不断变化的政治、社会和知识环境,导致慈善事业的发展战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新兴的资产阶级革命不仅发育了巨大的资本主义生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财富,而且,也导致了一场慈善的革命。这场革命自美国发起,不久即席卷全球。在这场革命中建立的新观念、新制度、新结构迄今仍然影响着整个世界。而在最近,许多新的迹象表明,一场新的慈善革命正在来临。

    如果说上个世纪的慈善革命的影响范围主要限于欧美等国的话,那么,21世纪初的这场慈善革命则在欧洲、美洲和亚洲几乎同时发生。其中的基本口号,是寻求高效率使用慈善捐赠的“慈善资本主义”,其中的领衔机构,是致力于将慈善家与社会企业家联盟为公益伙伴的新型基金会。

    这场目前只略见端倪的革命,其未来的发展前景应该是辉煌的。这是因为,无论从慈善家和众多的捐款者不满意现状和矢志改变现状的决心,还是他们以现代精神长久、审慎和清醒地观察和解释捐款使用中发生的诸多问题,编制得失清单,进行缺陷分析,以及他们和他们的协助者努力寻找以前从未表述过的慈善意图,发现那些以前表述过但却并被彼此取消和不相一致的意图,抛弃那些曾不自觉地做过的事情….等等这一切主要是从自身之外即远处而不是内部进行观察,但却是为了监控自我的慈善行为实现慈善意图,以构建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这样一个出自群体自我意识的自我监控行动,展示着一种人类文化自觉性的苏醒。

    概述/慈善资本主义 编辑

    2006年2月,美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慈善资本主义的诞生”的文章,明确提出慈善资本主义是指新一代慈善家对于自己作为社会投资家的一种认同。换言之,将资本投入慈善事业,自行监管以求获得最高的社会投资回报率,就是慈善资本主义。就这样,这些慈善家把自己看成当仁不让的“社会投资家”,视慈善捐赠为社会投资,通过慈善投资的方式解决社会弱势群体的增权问题,从而摆脱以往的“施舍性质的济贫院”方式,更能体现慈善的价值。

    “第三次分配”以及“慈善资本主义”理论的提出,无论对中国还是对全世界而言,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慈善家或公益事业家正成为许多企业家和社会名流超越自身职业头衔的最高目标,它昭示着慈善事业在未来的加速发展,中国和世界将面临慈善发展的巨大机遇。

    概念/慈善资本主义 编辑

    在慈善资本主义的概念里,有两个主角,一个是慈善家即社会投资家,另一个是被投资的对象,即社会企业和其缔造者——社会企业家。 

    社会企业家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源于法语,意为“从事者”),是两个世纪前由法国的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引入的,意指一批并非单纯的企业创办者的特别的经济参与者。2003年,戴维·博恩斯坦出版了第一本关于社会企业家的专著:《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和新思想的力量》。他提出,“社会企业家对于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然而,他们对于社会所起到的改造和修正作用,一直远未得到适当的理解和应有的评价。他们存在已久,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直到今天,他们的形象才刚刚开始凸显。”

    戴维尖锐地指出,迄今为止,对于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的认知大都集中在“如何把企业和管理技术应用到实现社会目标上”,“将非营利的基金运作用于营利性项目以产生收入”,而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企业家面对重大社会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法,并且为此不懈地努力。因此,社会企业家是“变革的动力”。特别是在贫困的国家,社会企业家要用很少的资金为众多的人做事情,必须用“极具创造力的方式,设计大规模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的洞察力和经验,对于所有想对这个世界有所贡献的人们来说,都是有益的。”不过,迄今为止,对于社会企业家和社会企业的认识尚有分歧,既有将慈善家即社会投资家混同于社会企业家的倾向,也有将社会企业家混同于工商企业家的倾向。例如,有人提出,每一位工商企业家都是社会企业家。因为他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也有人断定,社会企业家就是具有企业思维方式和行事方法的人,他们能为非营利组织运作资金增加财富。

    而戴维从数百个成功案例中概括出社会企业家的六种品质:乐于自我纠正;乐于分享荣誉;乐于突破自我;乐于超越边界;乐于默默无闻的工作;强大的道德推动力。这些共性的品质全都围绕着社会事业的推进能力,由此将社会企业家与工商企业家明显区分。

    社会企业家所建立的社会企业主要是指那些社会组织和机构呢?根据所接触到的资料判断,其主要领域为具有市场性和专业性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事务的运作,也即笔者曾提出的不同于志愿组织(第三域)的第四域的组织。它包括儿童保育、残障就业、社区健康、社区就业等等,以满足社会需求为最终目的,但是藉助商业模式来创造利润和社会福利。这类机构必须进行市场运作,必须与成本、价格谈谈打交道,因此在运作的手段和机制上与企业没有大的不同,所区别的主要是机构的目的和目标,不是为了机构本身的盈利而是机构以外的社会利益。

    可以说,为适应社会的快速转变,这种处于企业和无需经营的非营利组织中间、具有混合型态的社会企业组织越来越多了,但是普遍缺乏适用的法律。致使这类机构存在的形态五花八门:有的作为非营利组织的附属机构,抑或采取合作社法人的形式,还有的注册成企业,或者社团。总之,如何对待这种具有中间形态的机构,全世界都在探索之中。

    诞生/慈善资本主义 编辑

    新一代主要的慈善家们将自己看作是社会投资者。他们之间有个共识,就是要把慈善事业变得更像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资本市场,在金融界起家的巨子、富商尤其赞同这一做法。美国早期的慈善基金会都由企业家创立。卡耐基和洛克菲勒也会明白这种新型、以投资为导向的模式。 

    “见到自己的经济活动改变了整个世界,他们认为自己所留下的基金会将是能带来变革的组织。”埃温·玛瑞恩·考夫曼基金会的主席卡尔·施拉姆说。那些基金会做出了非同寻常的事情。施拉姆说,作为筹集捐款以及运营捐款所资助项目的渠道,它们志向远大,专注于清晰的目标,并愿意长时间作巨额投资来实现这些目标。比如说,洛克菲勒基金会就发现了黄热病的疗法,并推动了农业的“绿色革命”。卡耐基基金会在其他方面有所建树——它建立了成千上万的公共图书馆。

    然而,这种长线投资精神被证明只是一种例外的情况,而非常规。在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慈善事业的新议程:创造价值》中,迈克尔·波特和马克·克莱默阐明了美国存留至今的大多数基金会其普遍存在的问题。比如说,在衡量成果方面几乎未作努力,而且这些基金会的管理费用高得毫无道理。证据显示,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些基金会向他们所支持的组织拨款的方式。洛克菲勒基金会慈善事业顾问梅丽 莎·伯曼指出,大家太看重对个别项目的资助,而过分轻视运营项目的非营利性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日常管理开支被看作是坏事,且拨款趋向于短期计划。

    新一代的慈善家是否应该去尝试些不同于传统基金会的东西呢?eBay网的奥米迪亚先生就这么认为。他已经将其“奥米迪亚基金会”融入了“奥米迪亚网”,既能自由地以盈利为目的作投资,也能作慈善捐助,从而实现其“个人自强”的使命。“这么多年,我一直想要当个传统的慈善家,现在,我会问自己,如果是要做好事,想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为什么要把自己限制在非盈利性组织的框框里呢?”他解释说。虽然有为其基金会单独准备的支票簿,他的“投资小组”依然能自由地将他的钱投资到盈利性或非盈利性项目上。这个小组对每项投资的评判标准是它是否能够推动实现其社会使命。[1]

    意义/慈善资本主义 编辑

    “第三次分配”以及“慈善资本主义”理论的提出,无论对中国还是对全世界而言,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通过对资源的配置,通过对劳动力的报酬,实现了第一次财富的分配;而政府作为公共机关,通过公共权力,利用税收、财政、金融等手段实现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这被称为第二次分配。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以“敦促国家出台政策鼓励慈善家”为由提出了“第三次分配”的理论,即个人或企业出于自愿,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捐赠出去。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缩小财富差距,关键在于财富的分配,因此应当有三次分配:初次分配一定要讲效率,就是让那些有知识、善于创新并努力工作的人得到更多的报酬;二次分配要讲公平,政府应当利用税收等手段来帮助弱势群体,建立全面、系统、适度、公平和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次分配要讲社会责任,富人应当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帮助穷人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的条件。

    一般而言,第二次分配之后,社会协调与发展方面依旧会留有空白,而“第三次分配”将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这方面的空白。由于“第三次分配”是人们自觉自愿的捐赠,它在促进社会协调发展,进一步均衡收入分配格局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无法比拟的。只有通过这三次分配,我们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

    当前,种国企业对慈善事业的捐助就总体而言仍处在起步阶段。但是,从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到西藏高原、云南新疆边陲,浙商不但投资兴办实业,而且乐善好施,在各地捐资公共事业和慈善事业。2006年4月发布的由民政部担任指导单位的《2006年度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上,入榜慈善家163人,浙商共有21人上榜。而同年5月由《福布斯》中文版正式发布的《2006中国慈善榜》则有18位浙商榜上有名,一批新兴企业家异军突起。与此同时,由胡润推出的“中国慈善家排行榜”再次表明浙商依旧是最乐善好施的团队,有29位浙商榜上有名。有的慈善榜上的名次是以有形的慈善捐赠数量为依据排定的,而还有一种慈善投入是以非捐赠形式的投资形式出现的。例如浙江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2006年曾在胡润排行榜上排名第五,捐赠金额为2.33亿元;但在民政部颁布的慈善榜上,他仅以710万元捐款排在64名。原因在于,民政部认为,李书福在教育领域的投入是投资而非捐赠。

    难道在教育领域的投入是投资而非捐赠,就不体现慈善了吗?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存在关于慈善捐赠的几种理论模型。一种是单向转让型,该模型认为,没有任何有形回报的捐赠是一种单向转让。多数分析家都强调,捐赠者通过给予而获得一定满足,捐赠者的效用是通过了接受赠者已收到效用而获得。另一种是双向交换型,该模型认为,慈善捐赠可以描述为一种双向交换,在交换中,双方能够收到具体有形的东西,而不是上述模型所提到的心愿或满足感,即人们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而捐赠。无论是单向转让型还是双向交换型的慈善捐赠,我认为均应当不问捐献者动机,而只求慈善项目实施的效果;只有实施效果才是真正评价慈善事业的价值标准,即不论何种形式,不论出于什么动机,只要是参与了慈善事业,便说明他已经开始了道德的积累。

    面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前所未有的发展,以及贫富差距的扩大和社会弱势群体的日益边缘化,作为转型时期先富起来的一个群体,民营企业的崛起客观上为社会增加了就业的机会,这难道不是民营企业对社会的贡献?某些企业将参与的慈善公益事业锁定于发展教育或贫困学生资助项目;他们除了捐款助教外,还投资办学,在一定程度上为普及民众的受教育权,为使受教育者特别是困难群体的子女通过教育而提升自我、改变命运创造了发展机会,这也同样是值得称道的慈善。尽管民政部的慈善捐赠榜单记录是以企业捐赠的钱财多少为统计依据,但客观上除了有形的捐赠记录外,还存在着无形的慈善记录,即企业通过对劳动者就业的吸纳、通过兴办教育事业赋予困难群体子女以发展资源,为缩小贫富差距和创建和谐社会作了贡献。从这一角度看,企业兴办教育是一种间接的慈善事业,投入的是善款,产出的是社会效益,回报的是全民利益,是既造福于社会又造福于企业的双赢事业。[2]

    解析/慈善资本主义 编辑

    新一代的慈善家还需要弄明白他们想要做什么,并坚持做下去。这是来自盖茨基金会的一个经验,这个基金会已经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就——由于其规模庞大,因而能做出其他基金会无法企及的事情。其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解决全球健康状况不平衡的问题,主要致力于六大领域:传染病、艾滋病、结核病、生殖健康、全球健康战略和全球健康科技。至关重要的是,它已经找到“将钱用在刀刃上”的方法。盖茨先生的宏伟愿景是有策略地利用他手中的钱替贫民刺激医疗产品和服务的供应,使其得到所需的药品和治疗,从而消除因市场失灵而给贫穷的医疗保健消费者带来的痛苦。比如说,把这些钱投入到医疗保健市场,刺激药品公司投放部分资源为贫民服务。盖茨基金会也主张建立合作关系,即便其规模已经大得足以独立运营许多项目。此外,该基金会正寻求方法使其效能最大化。其他慈善家也纷纷效法,采取类似策略。 

    有些基金会正在探寻新的方式向组织机构捐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萨拉蒙先生认为,他们行事应该开始更接近于慈善银行,提供一系列的金融产品,例如贷款、贷款担保以及补助等。有些慈善家也开始思考应该如何最佳地运用管理自己投入到各种慈善事业中的所有资产,而不是仅仅着眼于他们当前捐出的那笔钱。最近杰夫·斯科尔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的慈善计划之一就是要拍摄传递社会信息的影片。

    而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去衡量一个慈善组织的表现呢。在这方面有大量的工作正在进行,但大部分停留在主观评价,而非客观测量——特别是当某些慈善家的目标原本就相对含糊不清的时候,例如“激励人心”、“增强民权社会的效能”或“抗衡气候变化”等诸如此类。涉及到所谓的“双重底线”(金融及社会绩效)或“三重底线”(金融、社会和环境)的衡量标准都容易出现统计数字受人为影响而出现偏颇的情况。危险之一就是太过于关注管理的投入,因为投入比产出更容易衡量。另一个危险就是将捐助集中于那些容易衡量的活动中,例如提供接种疫苗的数量,即使那可能并不是解决某个问题的最有效途径。

    捐助人也需要保持适当的平衡,所以,一方面他们要能让受捐组织提供足够的信息以监督其效能,另一方面又不能让这些组织陷入层层填表申请的官僚作风中。盖茨基金会在恰当保持两者平衡及因人而异方面口碑甚佳。

    “任何一种衡量标准都具有这样一种风险——人们会将其看作是对事实的一种描述而不是一种用以谈论事实的准则,”来自斯科尔基金会的罗威娜·杨说,“只有当管理者明白他们衡量的原因以及对象时,某种衡量标准才能充分地发挥作用……谈到社会价值的创造,大环境才是王道。”

    结语/慈善资本主义 编辑

    面对由新一代慈善家即社会投资家们发起的新的慈善革命,非营利组织准备好了吗?不少组织迄今还在不停地埋怨社会不理解、企业太悭吝,政府不优惠,而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在这场新的慈善革命大潮中,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企业做不好要破产,非营利组织低效率耗费资源作无效慈善,难道能长期容忍吗?随着这场革命的深入,非营利组织的内部管理问题将直接威胁着机构的生存。社会企业将是大部分非营利组织应予以仿效的模式。  

    其次,新的慈善革命改变了捐款者与受助机构的关系。由以往更类似于从属性的关系向着真正的合作伙伴关系过渡,能不能成为慈善投资者的公益伙伴,取决于非营利机构(社会企业)的综合能力。显然,非营利机构面临较之以往更为严格的监督。

    公益效果的评估是一个需要重点突破的关键环节。如何度量公益目标的实现程度?如何判断社会投资效率是否提高?可能最重要的是要掌握其中的平衡点,以及搜集足够的信息加以有效监控。在这方面,独立监管机构与评估工具的研究都是必要的。而前者的有效性可能更大些。

    最后一点,是非营利组织转换为社会企业的法律形式有待于抓紧研究。对非营利组织来说,社会企业可能面临重重的法律问题,特别是当前与非营利组织有关的法律尚未健全,留下许多解释不清的灰色地带。

    从社会政策的视角,以上的种种问题都属于非营利组织发展政策问题,当着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环境改变了,社会政策就必须适应环境的变化而调整或这革新。中国关于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政策迄今尚未跟上工业社会的常规革命阶段,遑论新的科学慈善革命?

    要跟上全球慈善革命的新发展,不错过未来20年慈善事业发展的巨大机遇,自现在起,中国就必须深入思考和为未来彻底调整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政策做好准备。是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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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1]^引用日期:2010-09-26
    [2]^引用日期:2010-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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