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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战国文学

    战国文学是指中国古代战国时期的文学,指春秋末年到秦统一六国这一段时间的文学(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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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文学战国文学
    战国文学是指中国古代战国时期的文学,指春秋末年到秦统一六国这一段时间的文学(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就文学风格而言,此时是百花齐放。诸子的生活经历不同,文化教养不同,所处的具体环境不同,政治观点不同,文学观念也不尽相同,因此文章便表现出不同的风貌。战国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十分活跃,百家争鸣的局面促进了文学的繁荣,产生了不同于前代而又风格各异的散文诗赋,影响十分深远。

    概述/战国文学 编辑

    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变革时代。随着周天子的衰微,西周、春秋时代的礼乐制度颓然崩溃,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人生的关怀,著书立说,批评时弊,阐述政见,互相论辩,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战国文学战国文学

    西汉初,司马迁曾把“诸子百家”总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西汉末,刘歆于六家之外,又增加了农、纵横、杂、小说四家。这些学派各自从不同的出发点,分别探讨了自然、社会、人生、政治学理等问题。就其和方面的影响而言,以道家庄周儒家孟轲荀卿法家韩非以及纵横家最为重要,他们虽主张各异,但都秉有战国时代特有的文化气质

    战国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十分活跃,百家争鸣的局面促进了文学的繁荣,产生了不同于前代而又风格各异的散文和诗赋。清人章学诚说:“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文史通义》内篇《诗教上》)

    时代背景/战国文学 编辑

    春秋之后,也就是周朝的后半期,进入了七国争雄的时代,在后来西汉末年刘向编著的《战国策》中记载这一时期,所以人们称之为战国。《史记•六国年表》记载,战国始于前475年(周元王元年),至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战国时期,魏、赵、韩、齐、楚、秦、燕这七个诸侯强国,即战国七雄,连年征战,在军事、政治、外交各方面的斗争十分激烈。由于秦国的商鞅变法发挥了富国强兵的重要作用,秦国终于后来居上,逐一灭掉了其他六国,完成了“秦王扫六合”的统一大业,形成“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统一国家。

    战国文学战国时代

    七雄当中,为了富国强兵而竞相实行变法,魏国的李悝、楚国的吴起、秦国的商鞅等实行的变法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社会的进步。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人物在外交斗争中十分活跃。战国时期,商业交通的发展互相促进,出现了一些著名城市。都江堰郑国渠鸿沟等著名的水利工程不仅促进了当时的农业,而且造福后世。在文化和思想学术的发展上,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辩家鹊起,创造了辉煌的先秦文化,对后世有极大的影响。

    随着水利的兴修,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春秋中后期,各诸侯国的经济得到发展,政治形势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诸侯国内部卿大夫的势力逐渐发展起来,著名的如鲁国的三桓,齐国的田氏,晋国的六卿。他们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控制和瓜分公室,并互相争斗,以扩充领地。晋国的六卿争斗到最后,剩下韩、魏、赵三家。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周王正式承认三家为诸侯。周安王十一年(前391年),田民废除了齐康公,自立为国君,也得到周王的承认。三晋和田氏的胜利,宣布了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残酷政治法则。

    于是,以魏国的李悝改革为起点,各国争相进行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变法运动。变法的核心是将劳动者固定到土地上,以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社会文明程度的加深,使统治者对物质享受的贪欲急遽膨胀。增加剥削量的最直接的办法,是掠夺更多的土地,而掠夺土地的最便捷的途径是战争。所以,这个时期战争频繁。据统计,从周元王元年(前475年)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的二百五十五年中,有大小战争二百三十次。战争打起来,双方动辄出动几万至几十万人。西汉末年的刘向,将有关这段历史的各种资料编成一本书,取名《战国策》,从此,这一历史阶段称为战国时期。

    文化气质/战国文学 编辑

    首先,他们立足于现实,着眼于现实,很少提及春秋时流行的“天命”等思想。庄子的思想虽然较为玄虚,却是建立在对现实的清醒认识的基础上的,更不要说充满了功利色彩的法家和纵横家了,他们看重的是政治形势和政治手段。儒家思想在战国时代也有所发展,孔子“敬鬼神”、“畏天命”的思想在孟子那里就很淡薄了,《孟子》谈论的更多的是现实问题,是“保民”,为社会设计一幅理想的蓝图。正因为诸子具有更加清醒的现实意识,诸子散文所表现出来的对社会现实深刻的认识与尖锐的批判,都是前所未有的。

    战国文学百家经典

    其次,由于士人成为文化甚至政治的中心,所以他们不再盲目认同某种既定的秩序,他们的自觉创作精神大为增强。虽然他们所努力的方向不同,但他们都突破了春秋时温文尔雅的风尚,时常表现出强烈的个性和激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孟子和庄子。孟子自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以仁义蔑视君王的富贵,并以帝王师自居,因此行文极有气势,对待不称心的君王,责骂为“望之不似人君”,文章锋芒毕露,富有激情。《庄子》文章如行云流水,嬉笑怒骂,极尽渲染夸张之能事,无论是讽刺还是批判无不入木三分。纵横家也都各具个性,有争强好胜的苏秦,也有狡诈善辩的张仪,还有洁身自好、却强弱的鲁仲连,等等。

    文学风格/战国文学 编辑

    就文学风格而言,此时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诸子的生活经历不同,文化教养不同,所处的具体环境不同,政治观点不同,文学观念也不尽相同,因此文章便表现出不同的风貌。如庄子为了表达对社会现实的嘲讽,表达玄妙精微的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了“寓言”、“重言”、“卮言”等文学手法,使其文章充满了奇思逸想。他正是以“不言之言”、“不言之辩”,让人们“得意忘言”,自觉运用一种言在此而意在彼,心神交汇的表现手法,从而达到“求之于言意之表,而入乎无言与意之域”(《庄子·秋水》郭象注)的境界。

    孟子深切地关怀社会现实,救世心切,道义感和使命感使他具有强大的人格力量,因此为人为文都极具气势。《孟子》之文纵横捭阖,凌厉逼人,再加上生动形象的比喻,使得文风至大至刚,而又饶有韵味。《荀子》文风与《孟子》相近,有辩才,而述理更密,善于譬喻,长于铺排,其总体风格,郭沫若以“浑厚”二字概括之。纵横家是战国时代最活跃的政治力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积极参加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因此语言的力量对他们显得无比的重要。他们充分运用了夸张、排比、寓言、用韵等各种文学手法,务使其语言具有煽动性。

    《战国策》一书由此显得奇谲恣肆、雄隽华赡、姿态万方。韩非子蔑视传统的礼乐德治思想,并对现实政治有深刻的认识,所论“势”、“法”、“术”,显示了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倾向。他的文章无所顾忌,峻峭犀利,入木三分,淋漓酣暢。战国时期除诸子之外,楚国屈原别开一朵奇葩,照灼古今,大放异彩。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他处在宗国倾覆的前夕,又身遭贬谪,报国无门,满腔愤懑,无可告诉,发为诗赋。屈赋以参差错落的句式,奇伟瑰丽的词藻,丰富奔放的想象,表现了屈原美好的政治理想和高尚的人格情操,是《诗经》之后的又一个诗歌高峰。

    作家作品/战国文学 编辑

    战国说理散文,在语录体的发展变化中逐步成熟。战国中期的《孟子》散文是语录体,篇题仍是撷取首章首句的二三字,每篇也不是围绕着一个主题来论述。全书不仅记录孟子的只言片语,更有一些章节就一个中心论点反复论述,形成了对话体的论辨文

    时代在孟子之前的《墨子》,和《孟子》同时代的《庄子》,则显示出由语录体向专论体过渡的迹象。《墨子》中反映墨子的主要思想和代表,其说理风格的是《尚贤》《尚同》《兼爱》《非攻》等10论。这些篇目的标题都概括了论述的中心思想,也许是编辑者的加文,文章结构完整,层次清楚,不再是三言两语的独白或对话。《墨子》尚未完全摆脱语录体的影响,大量的“子墨子曰”,表明这些仍是墨子后学对墨子讲学之辞的记录。只是这些语录,段与段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是在围绕同一个论题加以论述,因而就再不是语录的简单联缀,而是有内在逻辑论文,说理文体制在《墨子》中形成了。

    战国文学《庄子》

    《庄子》中的许多篇章虽然围绕论题仍有不少对话,但许多篇章整篇不是问答式的对话结构,而是以多则构思奇妙的寓言结构成文,并且在论述中,形象情感与逻辑思辩结合在一起,就文体形式来说,别具一格,可算是抒情性说理文。战国末期,《荀子》、《韩非子》中的专题论文,标志着说理散文体制的定型。荀、韩之文,往往是长篇大论,有一个标明全篇主旨的标题,论点明确,中心突出,论证精密,注意谋篇布局,结构浑然一体,表明在国说理文体制已经成熟。从此以后,专论体成为中国说理散文的主要形式。

    《战国策》凡三十三卷,杂记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军政大事。时代上接春秋,下迄秦并六国。主要记载了谋臣策士游说诸侯或进行谋议论辩时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其中文章不是一人所作,作者大多是战国后期纵横家,也可能有若干篇章是秦汉间人所作。最后由西汉刘向编校整理成书,定名为《战国策》。与《春秋》《左传》《国语》主要反映儒家思想不同,《战国策》表现了纵横家思想,反映了纵横家的人生观。在政治上他们崇尚谋略,强调审时度势,肯定举贤任能,在人生观上则是追求功名显达,富贵利禄。不过,《战国策》的思想内容又比较复杂,所记人物也反映出不同的价值取向。既有讲权术谋诈,图个人功名利禄的朝秦暮楚之徒,也有“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之士(《赵策三》)。《战国策》的思想价值,在于它反映了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崛起。“士贵耳,王者不贵”(《齐策四》)的声音,反映出士人精神的张扬。书中大量描写策士奔走于诸侯之间,纵横捭阖,令“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刘向《战国策叙录》)的重要作用和社会地位,可以说是一部士阶层,尤其是策士行迹的生动写照。

    战国时期出现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和《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史的源头。南方楚国文化特殊的美学特质,以及屈原不同寻常的政治经历和卓异的个性品质,造就了光辉灿烂的楚辞文学,并使屈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对后世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对屈原的人品、辞赋作了崇高的评价。屈赋的艺术成就对后世也有着巨大的影响。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说屈原的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世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与《诗经》相比,楚辞在艺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对中国文学史产生了极其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相关词条/战国文学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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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战国文学 编辑

    1、http://www.xici.net/b158310/d22712151.htm

    2、http://courses.gxnu.edu.cn/chinese/gdwx/zgwxs.html

    3、http://www.greatchinese.net/emperors/zhangu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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