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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政闻社

    政闻社,是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成立的一个资产阶级立宪派政治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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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政闻社 编辑

    政闻社政闻社

    在立宪呼声日益高涨的背景下,梁启超决定成立政闻社。1907年10月,梁启超创办了《政论》,作为政闻社的机关报。《政论》总发行所设在上海,主编为蒋智由。1907年10月7日,《政论》出版第一期,刊载了《政闻社宣言书》、《政闻社社约》、《政闻社社员简章》。1907年10月17日,政闻社在日本东京神田区锦辉馆召开成立大会。社长暂时虚置,马相伯为总务员,徐佛苏和麦孟华为常务员。1908年2月,政闻社本部迁往上海,马相伯、徐佛苏、麦孟华均回沪主持工作。由于慈禧对康、梁的痛恨,所以许多热衷立宪的官员不敢接近政闻社。1908年2月10日,徐佛苏告诉梁启超:“吾社特别为政府所嫉视,故凡在社会无论如何有势力之人,一入吾社,即消灭其一部分势力。”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政闻社的发展,此外,政闻社也受到其他团体的排斥,其内部也有一些矛盾。政闻社在国内的发展并不顺利,1908年8月13日,政闻社被清政府查禁。 [1]

    1907年10月17日,清末立宪派梁启超等在日本东京成立政闻社,以配合清政府“预备立宪”。梁启超等提出“实行国会制度,建立责任政府;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等四大政纲。创办机关刊物《政论》,鼓吹君主立宪,以总务员、常务员主持日常工作。马良任总务员。次年总部迁上海,积极联络国内各立宪团体,发起国会请愿运动。不久,被清政府查禁。由于政闻社采取维护清朝统治的立场,故遭到革命党人反对。当东京召开成立大会时,革命党人张继、陶成章等闻讯到场轰散,并痛殴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在政治上既为慈禧所不容,又因为不能随时代前行,而为革命者所抨击。

    创办/政闻社 编辑

    梁启超梁启超

    1906年,国内立宪运动如火如荼,一片生机,梁启超在日本遥控立宪派人士,按照自己的设想进行着。 

    此时,梁启超的事业已经大成,成为了中国言论界领袖,立宪制度的权威,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地位,他的家庭也开始颇显生机。 

    梁启超到日后,住在东京,生活比较便利。当李惠仙携女来投后,住房显得越来越拥挤,而经济条件的拮据使得梁启超很难应付。1906年,一位十分敬重梁启超的倾心改革事业的华侨帮他解决了这一难题,他将自己位于神户郊外的一幢别墅借给了梁家,解了梁启超的燃眉之急。 

    这座名为“怡和山庄”的院落,虽然地处偏僻,但是依山傍海,风景秀丽,空气清新。对于梁启超来说,这是一个研读学说创作的理想之处,也是一个全新的开端;对于孩子们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个游戏的天堂。院落面对大海,浩瀚无垠,海风徐来,激起一波浪涛,涛声阵阵;后面是苍翠的山林,空气静谧,清风拂面,是那样的轻柔悠闲,松涛哗哗。幽雅别致的环境一下子吸引了刚刚来到的梁家人,梁启超心神为之一清,松涛遒劲、波涛拍岸,这不就是一个美丽诱人的“双涛园”吗?这里也成为了梁启超一生中最美最舒适的驿站。 

    美景的熏染让梁启超心旷神怡,这里的生活充满了无限乐趣。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整日在这里戏耍,笑声凝满了整个院落,梁启超置身其中,似乎又回到了自己的童年。紧张的工作之余,梁启超与孩子们一起玩乐嬉闹,生活的困苦,事业的不如意,还有那苦难中的祖国……一切一切不快似乎全都在孩子们的笑声中烟消云散,梁启超沉醉于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中,生活颇感充实。 

    幽雅的环境并没有使梁启超沉溺其中,祖国的呼唤仍然是他的心愿,在这里他依然忙碌,写书,汲取西方文明,时刻关注着国内的情况,为立宪运动提供着思想知识援助。和谐的家庭让梁启超心中充满了骄傲,梁启超的学识和思想造成了这个中国家庭的不寻常,西方的先进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使得这个家庭幸福温馨,西方与东方思想共融。家,不仅是梁启超最大的安慰和精神寄托,而且是梁家子女的生命中最美好的回忆。 这群天真的孩子给梁启超苦闷的生活带来了无限欢乐。 

    春天来时,樱花开满了院后的小山,孩子们这里前后飞奔、嬉闹,赏花之余,在松林中采寻新鲜的松蘑,烧烤后加上佐料,香气笼罩了整个山林。美丽的风景、香喷喷的松蘑、还有和谐的气氛,绘成了一幅幸福美满的全家图。 

    夏天的时候,梁家的欢乐跑到了海滨。冰凉的海水,雪白的浪花,柔软的沙滩,成为孩子们新的乐土。他们在海水中狂欢,最令人高兴的就是“报复”康有为。康有为的思想在戊戌变法后逐渐固步自封,与梁启超的思想再也不能引起默契与共鸣。每当康有为来到双涛园,都要和梁启超争个天翻地覆,这在孩子们的眼中,康有为的出现影响了这一家的安宁,成为了他们当然的敌人。每当游泳时,孩子们用刚刚学会的游泳技术在水中使劲揪康有为的胡须,康有为疼痛难耐却也无可奈何,引来了孩子们的哈哈大笑。 

    梁启超的博学,高尚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了这群孩子,他们从小以父亲为骄傲,看到父亲奔波劳苦,他们为之动容,为之感动,渴望自己能够如父亲般,成为伟大的“英雄”。 

    家庭的天伦之乐反而让梁启超斗志更盛,他在研读立宪制度的丛书后,深深明白了立宪政治必须以政党为基础,只有建立强有力的政党才能在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进而影响整个中国政局。自1906年开始,他就先后联系同志,以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以推动预备立宪的进程。 

    1907年7月,由于立宪运动的迅猛发展,梁启超把精力放在了联系同志,在国内建立政党上面,不断致函徐佛苏、杨度、蒋观云,商讨组织政党事务。由于不能兼顾《新民丛报》的社务,梁启超决定将《新民丛报》停刊,另外专门续刊另一报纸,以用来宣传法律政治经济。但是由于广智书局的经营不善,资金难以独立,只好放弃了这一计划。 

    9月20日,清廷颁布设立资政院上谕。“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着派傅伦、孙家鼐充该院总裁,所有详细院章,由该总裁会同军机大臣妥慎拟定,请旨实行。”(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四日《申报》) 

    10月19日,清廷颁设立谘议局上谕,命各省督抚在省会筹设谘议局,并预筹各府县议事会。 一大批具有先进思想的立宪人士进入到政界,开始为推动立宪运动努力拼搏。 

    同月,梁启超等人与杨度本来思想就相驳,意见不和,经过一次次的争斗,终于各行其是:杨度自己单独组织了宪政公会,梁启超与蒋观云、徐佛苏等则另外组建了立宪政治组织政闻社。 

    梁启超原来设想政闻社组织设总理、国务委员、常务委员、普通会员四个级别,总理暂时空缺,康有为暂不入党,梁启超自己为常务委员,行“冲锋陷阵”之职。后来由于形势的需要,组织发生了一点变化,但康有为仍然没有进入党会。 

    10月17日,政闻社成立大会在日本东京锦辉观召开。到会会员约有一千五百多人,气氛活跃热烈。日本维新元勋大偎重信、板垣退助两伯爵及犬养毅、矢野文雄、尾崎行雄诸君被邀与会演说。梁启超也在会上“演说约二时余,倡论‘世界各国政治革命不注重国内种族问题’之理由及‘政党政治’之先例”。 会上梁启超演说未毕,革命党人张继、陶成章等人率十数人到场哄闹会议,直扑演台。梁启超神情镇定,面色不改,口不辍演。“张继驰诣坛上,政闻社员持几格之,金明自后口其肩,格者僵,继得上。”诘问犬养毅“何故附会立宪”,犬养毅登台作酬应立宪语“*或革命,或立宪,任人为之,在速行耳。” 会场一片混乱。不久,日本当地警长率警卒数十人到场制止了这场混战,决定依法律来解决此事。梁启超深恐引起争端,有损国人尊严,便从大局出发,向警方解释纷扰纯属“本会中人偶起争论之故,既非他党来袭,亦未毁物殴人”,日警唯唯而退。 

    政闻社社社长一名,暂时空缺。另外设总务委员一人,常务委员两人,分别由马良、徐佛苏及麦孟华担任,实际工作仍由梁启超负责。马良,毕业于法国大学,邃于哲理法政诸学,并旁通拉丁、罗马、英德诸国文字。是年七十高龄,但仍然精力旺盛,身体康健,“冒万里风波之险,专为吾社员全体及中国前途”来到日本,为国民奔波。马良到后,到处演说,政闻社气势盛极一时。 

    10月,政闻社机关刊物《政论》创刊于上海,蒋观云为主编。该报第一号发表了《政闻社设月》、《政闻社社员简章》、《政闻社职员名籍》各篇,讲解政闻社机构,明确会员义务与权利,详述了政闻社成立的原因。最后,梁启超在宣言书中提出了报社所持主义: 

    一、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 

    二、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 

    三、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 

    四、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 

    政闻社正式成立后,大批社员陆续前往各地活动,联络发展社员,掀起了速开国会的请愿浪潮。 

    这年10月,原礼部尚书、李惠仙之兄李端棻逝世,梁启超悲戚不已,次年撰写墓志铭一篇以酬谢这位开明绅士、赏识自己的伯乐。 

    这年冬天,梁启超隐居在“双涛园”,漫步于大自然之间,思索天地风云。置身于松林飘雪中,浮想联翩,无尽的感想夹杂着自己的抱负融成了感怀诗两首: 

    腊不尽二日感怀 

    泪眼看云又一年,倚楼何事不凄然。独无兄弟将谁慰,长负君亲只自怜。天远一身成老大,酒醒满目是山川。上离念远何时已,捧土区区塞逝川。 

    其夕大风雨彻夜不寐重有感 

    三十年前心上事,为谁千转入中肠。学裁春胜同依姊,泥所年糕各唤娘。此日天涯空涕泪,他年夜雨莫思量。却缘诗梦翻无寐,送我何由致汝旁。  [2]

    宣言书/政闻社 编辑

    (1907年10月7日)

    今日之中国,殆哉岌岌乎!政府棼瞀于上,列强束胁于外,国民怨于下,如半空之木,复被之霜雪,如久病之夫,益中以沴疠,举国相视,咸儳然若不可终日。志行薄弱者,袖手待尽,脑识单简者,铤而走险,自余一二热诚沈毅之士,亦彷徨歧路,莫审所适。问中国当由何道而可以必免于亡,遍国中几罔知所以为对也。夫此问题亦何难解决之与有。今日之恶果,皆政府艺之,改造政府,则恶根拔而恶果遂取次以消除矣。虽然,于此而第二之问题生焉,则政府当由何道而能改造是也。曰:斯则在国民也已矣。

    夫既曰改造政府,则现政府之不能自改造也甚明。何也?方将以现政府为被改造之客体,则不能同时认之为能改造之主体;使彼而可以为能改造之主体,则亦无复改造之必要焉矣。然则孰能改造之?曰: 惟立于现政府之外者能改造之。立于现政府之外者为谁?其一曰君主,其他曰国民。

    而当其着手于改造事业,此两方面孰为有力,此不可不深察也。今之谭政治者,类无不知改造政府之为急,然叩其改造下手之次第,则率皆欲假途于君主,而不知任责于国民。

    于是乎有一派之心理焉,希望君主幡然改图,与民更始,以大英断取现政府而改造之者;或希一二有力之大吏,启沃君主,取现政府而改造之者。此二说者,虽有直接间接之异,而其究竟责望于君主则同。吾以为特此心理者,其于改造政府之精神,抑先已大刺缪也

    何也?改造政府者,亦曰改无责任之政府为有责任之政府云尔。所谓有责任之政府者,非以其对君主负责任言之,乃以其对国民负责任言之。苟以对君主负责任而即为有责任,则我中国自有史以来以迄今日,其政府固无时不对君主而负责任,而安用复改造为?夫谓为君主者,必愿得恶政府而不愿得良政府,天下决无是人情。然则今之君主,其热望得良政府之心,应亦与吾侪不甚相远。然而不能得者,则以无论何国之政府,非日有人焉监督于其旁者,则不能以进于良。而对君主负责任之政府,其监督之者惟有一君主,君主之监督万不能周,则政府惟有日逃责任以自固。非惟逃之而已,又且卸责任于君主,使君主代己受过,而因以自谢于国民。政府腐败之总根原,实起于是。故立宪政治,必以君主无责任为原则;君主纯超然于政府之外,然后政府乃无复可逃责任之余地。今方将改造政府,而还以此事责诸君主,是先与此原则相冲突,而结果必无可望。然则此种心理不能实现也明甚。同时复有一派反对之心理焉,谓现在政府之腐败,实由现在之君主卵翼之,欲改造政府,必以颠覆君统为之前驱。而此派中复分两小派:其一则绝对的不承认有君主,谓必为共和国体,然后良政府可以发生;其他则以种族问题搀入其间,谓在现君主统治之下,决无术以得良政府。此说与希望君主之改造政府者,虽若为正反对,要之认政府之能改造与否,枢机全系于君主,则其谬见亦正与彼同。夫绝对不认君主,谓必为共和国体然后良政府可以发生者,以英、德、日本之现状反诘之,则其说且立破,故不必复深辩。至搀入种族问题,而谓在现君主统治之下,必无术以得良政府者,则不可无一言以解之。

    夫为君主者,必无欲得恶政府而不愿得良政府之理,此为人之恒情,吾固言之矣,此恒情不以同族异族之故而生差别也。

    今之君主,谓其欲保持皇位于永久,吾固信之;谓其必坐视人民之涂炭以为快,虽重有憾者,固不能以此相诬也。夫正以欲保持皇位之故,而得良政府即为保持皇位之不二法门,吾是以益信其急欲得良政府之心,不让于吾辈也。而惜也,彼方苦于不识所以得良政府之途。夫政府之能良者,必其为国民的政府者也。质言之,则于政治上减杀君权之一部分而以公诸民也。于政治上减杀君权之一部分而以公诸民,为君主计,实有百利而无一害,此征诸欧、美、日本历史,确然可为保证者矣。然人情狃于所习,而骇于所未经,故久惯专制之君主,骤闻此义,辄皇然谓将大不利于己,沈吟焉而忍不能与,必待人民汹汹要挟,不应之则皇位且不能保,夫然后乃肯降心相就。降心相就以后,见夫缘是所得之幸福,乃反逾于其前,还想前此之出全力以相抵抗,度未有不哑然失笑。

    盖先见之难彻,而当局之易迷,大抵如是也。故遍翻各国历史,未闻无国民的运动,而国民的政府能成立者;亦示闻有国民的运动,而国民的政府终不能成立者;斯其枢机全不在君主而在国民。其始也必有迷见,其究也,此迷见终不能久持,此盖凡过渡时代之君主所同然,亦不以同族异族之故而生差别也。而彼持此派心理者,徒着眼于种族问题,而置政治问题为后图,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毋惑夫汹汹数载,而政治现象迄无寸进也。由后之说,同君主苟非当国民运动极盛之际,断未有肯毅然改造政府者,夫故不必以此业责望于君主。由前之说,则虽君主毅然欲改造政府,然必有待于国民,然后改造之实乃可期,夫故不能以此业责望于君主。夫既已知舍改造政府外,别无救国之图矣,又知政府之万不能自改造矣,又知改造之业非可以责望于君主矣,然则负荷此艰巨者,非国民而谁!吾党同人,既为国民一分子,责任所在,不敢不勉,而更愿凡为国民之一分子者,咸认此责任而共勉焉。此政闻社之所以发生也。

    西哲有言:国民恒立于其所欲立之地位。谅哉斯言!凡腐败不进步之政治,所以能久存于国中者,必其国民甘于腐败不进步之政治,而以自即安者也。人莫不知立宪之国,其政府皆从民意以为政。吾以为虽专制之国,其政府亦从民意以为政也。闻者其将疑吾言焉,曰:天下宁有乐专制之国民?

    夫以常理论,则天下决无乐专制之国民,此固吾之所能信也。

    虽然,既已不乐之,则当以种种方式,表示其不乐之意思,苟无意思之表示,则在法谓之默认矣。凡专制政治之所以得行,必其借国民默认之力以为后援者也。苟其国民,对于专制政治,有一部分焉为反对之意思表示者,则专制之基必动摇;有大多数焉为反对之意思表示者,则专制之迹必永绝。此征诸欧、美、日本历史,历历而不爽者也。前此我中国国民,于专制政体之外,曾不知复有他种政体,则其反对之之意思无自而生,不足为异也。比年以来,立宪之论,洋洋盈耳矣,预备立宪之一名词,且见诸诏书矣,稍有世界知识者,宜无不知专制政体不适于今日国家之生存。顾在君主方面,犹且有欲立宪的之意思表示,虽其诚伪未敢言,然固已现于正式公文矣。还观夫国民方面,其反对专制的之意思表示,则阒乎未之或闻,是何异默认专制政体为犹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

    国民既默认之,则政府借此默认之后援以维持之,亦何足怪!以吾平心论之,谓国民绝无反对专制之意思者,诬国民也;谓其虽有此意思而绝不欲表示绝不敢表示者,亦诬国民也。一部分之国民,盖诚有些意思矣,且诚欲表示之矣,而苦于无可以正式表示之途。

    私忧窃叹,对于二三同志互吐其胸臆;或于报纸上,以个人之资格发为言论。谓其非一种之意思表示焉,不得也,然表示之也以个人,不能代舆论而认其价值;表示之也以空论,未尝示决心以期其实行。此种方式之表示,虽谓其未尝表示焉可也。然则正式之表示当若何?曰:必当有团体焉,以为表示之机关。夫国体之为物,恒以其团体员合成之意思为意思,此通义也。故其团体员苟占国民之一小部分者,则其团体所表示之意思,即为此一小部分国民所表示之意思;其团体员苟占国民之大多数者,则其团体所表示之意思,即为大多数国民所表示之意思。夫如是则所谓国民意思者,乃有具体的之可寻而现于实矣。国民意思即现于实,则必非漫然表示之而已,必且求其贯彻焉。国民诚能表示其反对专制之意思,而且必欲贯彻之,则专制政府前此所恃默认之后援,既已失据,于此而犹欲宝其敝帚以抗此新潮,其道无由。所谓国民恒立于其所欲立之地位者,此之谓也。吾党同人,诚有反对专制政体之意思,而必欲为正式的表示,而又信我国民中,其同有此意思同欲为正式的表示者,大不乏人。彼此皆徒以无表示之机关,而形迹几等于默认。夫本反对而成为默认,本欲为立宪政治之忠仆,而反变为专制政治之后援,是自污也。夫自污则安可忍也?此又政闻社之所由发生也。

    夫所谓改造政府,所谓反对专制,申言之,则不外求立宪政治之成立而已。立宪政治非他,即国民政治之谓也。欲国民政治之现于实,且常保持之而勿失坠,善运用之而日向荣,则其原动力不可不还求诸国民之自身。其第一着,当使国民勿漠视政治,而常引为己任;其第二着,当使国民对于政治之适否,而有判断之常识;其第三着,当使国民具足政治上之能力,常能自起而当其冲。夫国民必备此三种资格,然后立宪政治乃能化成;又必先建议立宪政治,然后国民此三种资格乃能进步。谓国民程度不足,坐待其足然后立宪者妄也;但高谈立宪,而于国民程度不一厝意者,亦妄也。故各国无论在预备立宪时,在实行立宪后,莫不汲汲焉务所以进其国民程度而助长之者。然此事业谁任之?则惟政治团体用力常最勤,而收效常最捷也。政治团体,非得国民多数之赞同,则不能有力。而国民苟漠视政治,如秦越人之相视肥瘠,一委诸政府而莫或过问,则加入政治团体者自寡,团体势力永不发达,而其对于国家之天职将无术以克践。故为政治团体者,必常举人民对国家之权利义务,政治与人民之关系,不惮晓音瘏口为国民告,务唤起一般国民政治上之热心。而增长其政治上之兴味。夫如是,则吾前所举第一着之目的,于兹达矣。复次,政治团体之起,必有其所自信之主义,谓此主义确有裨于国利民福而欲实行之也,而凡反对此主义之政治,则排斥之也。故凡为政治团体者,既有政友,同时亦必有政敌。友也敌也,皆非徇个人之感情,而惟以主义相竞胜。

    其竞胜也,又非以武力,而惟求同情。虽有良主义于此,必多数国民能知其良,则表同情者乃多;苟多数国民不能知其良,则表同情者必寡。故为政治团体者,常务设种种方法,增进一般国民政治上之知识,而赋与以正当之判断力。夫如是,则吾前所举第二着之目的,于兹达矣。复次,政治团体所抱持之主义,必非徒空言而已,必将求其实行。其实行也,或直接而自起以当政局,或间接而与当局者提携。顾无论如何,而行之也必赖人才,苟国民无多数之政才以供此需要,则其事业或将蹶于半涂,而反使人致疑于其主义。故为政治团体者,常从种种方面,以训练国民,务养成其政治上之能力,毋使贻反对者以口实。夫如是,则吾所举第三着之目的,于兹达矣。准此以谈,则政治团体,诚增进国民程度惟一之导师哉!我中国国民,久栖息于专制政治之下,倚赖政府,几成为第二之天性,故视政治之良否,以为非我所宜过问。其政治上之学识,以孤陋寡闻而鲜能理解;其政治上之天才,以久置不用而失其本能。故政府方言预备立宪,而多数之国民或反不知立宪为何物。政府玩愒濡滞,既已万不能应世界之变,保国家之荣,而国民之玩愒濡滞,视政府犹若有加焉。丁此之时,苟非相与鞭策焉、提挈焉,急起直追,月将日就,则内之何以能对于政府而申民义,外之何以能对于世界而张国权也?则政治团体之责也。此又政闻社之所由发生也。

    政闻社既以上述种种理由,应于今日时势之要求,而不得不发生。若夫政闻社所持之主义,欲以求同情于天下者,则有四纲焉:

    一曰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

    吾固言之矣,凡政府之能良者,必其为国民的政府者也。

    曷为谓之国民的政府?既对于国民而负责任之政府是也。国民则夥矣,政府安能一一对之而负责任?曰:对于国民所选举之国会而负责任,是即对于国民而负责任也。故无国会之国,则责任政府终古不成立;责任政府不成立,则政体终古不脱于专制。今者朝廷鉴宇内之势,知立宪之万不容已,亦既涣汗大号,表示其意思以告吾民。然横览天下,从未闻有无国会之立宪国,故吾党所主张,惟在速开国会,以证明立宪之诏,非为具文。吾党主张立宪政体,同时主张君主国体。

    然察现今中央政治机关之组织,与世界一般立宪君主国所采用之原则,正相反背。

    彼则君主无责任,而政府大臣代负其责任。君主代政府负责任之结果,一方面使政府有所诿卸,而政治末从改良;一方面使君主丛怨于人民,而国本将生摇动。

    故必崇君主于政府以外,然后明定政府之责任,使对于国会而功过皆自受之,此根本主义也。

    二曰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

    国家之目的,一方面谋国家自身之发达,一方面谋国中人民之安宁幸福。而人民之安宁幸福,又为国家发达之源泉,故最当首注意焉。人民公权私权,有一见摧抑,则民日以瘁,而国亦随之。然欲保人民权利罔俾侵犯,则其一,须有完备之法律,规定焉以为保障;其二,须有独立之裁判官厅,得守法而无所瞻徇。今中国法律,大率沿千年之旧,与现在社会情态,强半不相应,又规定简略,惟恃判例以为补助,夥如牛毛,棼如乱丝,吏民莫知所适从。重以行政、司法两权,以一机关行之,从事折狱者,往往为他力所左右,为安固其地位起见,而执法力乃不克强。坐是之故,人民生命财产,常厝于不安之地,举国儳然若不可终日,社会上种种现象,缘此而沮其发荣滋长之机。其影响所及,更使外人不措信于我国家,设领事裁判权于我领土,而内治之困难,益加甚焉。

    故吾党以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为次于国会制度最要之政纲也。

    三曰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

    地方团体自治者,国家一种之政治机关也。就一方面观之,省中央政府之干涉及其负担,使就近而自为谋,其谋也必视中央代谋者为易周,此其利益之及于地方团体自身者也。

    就他方面观之,使人民在小团体中为政治之练习,能唤起其对于政治之兴味,而养成其行于政治上之良习惯,此其利益之及于国家者,盖益深且大。世界诸立宪国,恒以地方自治为基础,即前此久经专制之俄罗斯,其自治制亦蚤已颁布,诚有由也。我国幅员辽廓,在世界诸立宪国中,未见其比,而国家之基础,又非以联邦而成,在低级之地方团体,其施政之范围,虽与他国之地方团体不相远,在高级之地方团体,其施政之范围,殆埒他国之国家。故我国今日,颁完备适当之地方自治制度,且正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实为最困难而最切要之问题。今地方自治之一语,举国中几于耳熟能详,而政府泄泄沓沓,无何种之设施,国民亦袖手坐待,而罔或自起而谋之。此吾党所以不能不自有所主张而期其贯彻也。

    四曰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

    外交者,一部之行政也,其枢机全绾于中央政府。但使责任政府成立,则外交之进步,自有可期。准此以谈,似与前三纲有主从轻重之别,不必相提并论。顾吾党所以特郑重而揭橥之者,则以今日之中国,为外界势力所压迫,几不能以图存,苟外交上复重以失败,恐更无复容我行前此三纲之余地。故吾党所主张者,国会既开之后,政府关于外交政策、必咨民意然后行,即在国会未开以前,凡关于铁路、矿务、外债,与夫与他国结秘密条约、普通条约等事件,国民常当不怠于监督,常以政治团体之资格,表示其不肯放任政府之意思,庶政府有所羁束,毋俾国权尽坠,无可回复。此亦吾党所欲与国民共荷之天职也。

    以上所举,虽寥寥四纲,窃谓中国前途之安危存亡,盖系于是矣。若夫对于军事上,对于财政上,对于教育上,对于国民经济上,吾党盖亦皆薄有所主张焉,然此皆国会开设后责任政府成立后之问题。在现政府之下,一切无所着手,言之犹空言也,故急其所急,外此暂勿及也。

    问者曰:政闻社其即今世立宪国之所谓政党乎?曰:是固所愿望,而今则未敢云也。

    凡一政党之立,必举国中贤才之同主义者,尽网罗而结合之,夫然后能行政党之实,而可以不辱政党之名。今政闻社以区区少数之人,经始以相结集,国中先达之彦,后起之秀,其怀抱政治的热心,而富于政治上之知识与能力者,尚多未与闻,何足以称政党。

    特以政治团体之为物,既为应于今日中国时势之必要而不得不发生,早发生一日,则国家早受一日之利;若必俟国中贤才悉集于一堂,然后共谋之,恐更阅数年,而发生未有其期。况以中国之大,贤才之众,彼此怀抱同一之主义而未或相知者,比比皆是,莫为之先,恐终无能集于一堂之日也。本社同人,诚自审无似,顾以国民一分子之资格,对于国家应尽之天职,不敢有所放弃。且既平昔共怀反对专制政治之意思,苟非举此意思而表示之,将自侪于默认之列,而反为专制游魂之后援。

    抑以预备立宪之一名词,既出于主权者之口,而“国民程度”说,尚为无责任之政府所借口,思假此以沮其进行,则与国民相提挈以一雪此言,其事更刻不容缓。以此诸理由,故虽以区区少数,奋起而相结集,不敢辞也。日本改进党之将兴也,于是先有东洋议政会焉,有嘤鸣社焉,以为之驱除。世之爱国君子,其有认政闻社所持之主义为不谬于国利民福,认政闻社所执之方法为足以使其主义见诸实行,惠然不弃,加入政闻社而指挥训练之,使其于最近之将来,而有可以进而伍于政党之资格,则政闻社之光荣,何以加之!又或与政闻社先后发生之政治团体,苟认政闻社所持之主义与其主义无甚刺谬,认政闻社所执之方法与其方法无甚异同,惠然不弃,与政闻社相提携,以向于共同之敌,能于最近之将来,共糅合以混成政党之资格,则政闻社之光荣,又何以加之!夫使政闻社在将来中国政党史上,得与日本之东洋议政会、嘤鸣社有同一之位置,同一之价值,则岂特政闻社之荣,抑亦中国之福也。此则本社同人所为沥心血而欲乞赉此荣于我同胞者也。

    问者曰:政闻社虽未足称政党,而固俨然为一政治团体,则亦政党之椎轮也。中国旧史之谬见,以结党为大戒,时主且悬为厉禁焉,以政闻社置诸国中,其安从生存?政府摧萌拉蘖,一举手之劳耳。且国中贤才,虽与政闻社有同一之政见者,其毋亦有所惮而不敢公然表同情也!应之曰:不然。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

    此今世立宪国国民所常履之迹,匪有异也。今立宪之明诏既屡降,而集会、结社之自由,则各国所咸认为国民公权,而规定之于宪法中者也,岂其倏忽反汗,对于政治团体而能仇之。若政府官吏不奉诏,悍然敢为此种反背立宪之行为,则非惟对于国民而不负责任,抑先已对于君主而不负责任。若兹之政府,更岂能一日容其存在以殃国家!是则政闻社之发生,愈不容已,而吾党虽洞胸绝脱,而不敢息肩者也。取鉴岂在远,彼日本自由、进步两党,与藩阀政府相持之历史,盖示我以周行矣,彼其最后之胜利,毕竟谁属也?若夫世之所谓贤才者,而犹有怵于此乎,则毋亦以消级的表示其默认专制政体之意思,而甘为之后援耳。信如是也,则政府永不能改造,专制永不能废止,立宪永不能实行,而中国真从兹已矣!呜呼,国民恒立于其所欲立之地位,我国民可无深念耶!

    可无深念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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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1]^引用日期:2011-01-11
    [2]^引用日期:2011-01-11
    [3]^引用日期:20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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