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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子周

    时子周(1879-1969),又名时作新,经名哈立德,回族,天津人,世居天津市西北角文昌宫之西。出生于前清光绪五年五月十九日。其父时震一,在私塾读过书,略有薄产,曾在一家鞋店当过记账先生,并有临街铺房出租。毕业于清末保定优级师范学校。1904年任教于天津敬业中学(南开中学前身),后加入同盟会。1917年赴日本考察,回国后任南开中学教务主任,开展社会活动,成为1919年“五四运动”中的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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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简介/时子周 编辑

    时子周(1879-1969),又名时作新,经名哈立德,回族,天津人,世居天津市西北角文昌宫之西。毕业于清末保定优级师范学校。1904年任教于天津敬业中学(南开中学前身),后加入同盟会。1917年赴日本考察,回国后任南开中学教务主任,开展社会活动,成为1919年“五四运动”中的活跃。当时学生联合会、女届爱国同志会、各界联合会等进步团体风起云涌,抵制日货,游行示威,声势浩大。时子周以回教团体代表身份积极参加,被推为评议员。他在群众集会上针对巴黎和会与日本侵华等问题发表讲演,激动人心。又率众参与抵制日货运动。1920年初各界代表被拘捕,时子周也被拘,与周恩来、马骏、马千里等被押在天津警卫厅两个多月,又被解送地方检察厅,经三个多月“侦察”后以所谓“私擅监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个多月”,因实际被羁押日期早已超过“刑期”,当即释放。他在被押阶段,与难友们一起绝食抗议,被捕人士中以他年岁较大,被尊为老师,难友们在被押中曾为他祝贺42岁生日。这是他早期的积极进步的表现。

    人物生平/时子周 编辑

    出生于前清光绪五年五月十九日。其父时震一,在私塾读过书,略有薄产,曾在一家鞋店当过记账先生,并有临街铺房出租。时子周毕业于清末保定优级师范学校,曾在当时闻人严范孙翰林所办的家塾担任数学、物理课程,与张伯苓共事。1904年,家塾扩充,改名敬业中学,即南开中学之前身。他和张伯苓均随之转入南开,并积极展开校内及社会各项活动,如成立新剧团,组织讲演比赛会等。他擅长讲演,口若悬河,内容新颖,颇受欢迎。该校演说竞赛会,周恩来曾任副会长(会长为施奎龄)。

    1917年4月,时子周曾同马千里等东渡扶桑,在游览观光,吸取教学经验,回到南开后,当教务主任,开展社会活动,成为1919年“五四运动”中的活跃人物。在地近京畿的天津市,对“五四”的反响迅速而热烈,学生联合会、女界爱国同志会、各界联合会等进步团体风起云涌,抵制日货,示威游行,声势浩大。他以回教团体代表身份参加天津各界联合会,被推为评议员,又经各界举荐为国民大会委员。他在大会上发表的演说,针对巴黎和会与日本侵华等问题,慷慨陈词,激动人心。在抵制日货运动中,天津市为劝阻奸商贩卖日本货而组成“跪哭团”,他也率众参与,迫使奸商答应停售。但由于东门里魁发成洋广杂货铺勾引日本人殴打检查日货的学生,酿成风潮,1920年1月24日各界代表被拘捕,时子周也在被捕之列,与周恩来、马骏、马千里等同被押在天津警卫厅两个半月,又被解送天津地方检查厅,经三个多月“侦察”后,以所谓“私擅监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个月”,因实际被羁押日期早已超过所谓“刑期”,当即释放。据刘及三、谢天培合写的《时子周其人》追忆,他在天津被押阶段,曾与难友们一起绝食抗议,并组织读书会、演讲会和各项文娱活动,他连续讲过世界工业革命史。在被捕人士中,以他年岁较大,被难友们尊为老师,5月19日那天是他的42岁生日,大家都给他拜寿,下午开茶话会,晚上演出节目表示庆祝。这是他早期的积极进步的表现。

    被释放后,他曾被推荐为天津工巡捐务处处长,开始从政。由于“班底”较弱,不久便辞职,应旧友吴子洲(梦兰)之约任华洋书庄北京分庄的经理。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他回到天津,就任河东中学教务主任,兼教英文课程,将南开办学经验施展到河东中学,驾轻就熟,使该校声誉为之一振。1928年直隶省改名河北省,省会设天津市。市长南桂馨贪赃枉法,怨声载道,时子周与天津绅士李廷玉等提出控告,使南氏被撤,改崔廷献接替市长之职。该市教育局筹建市立师范学校,落成后任命时子周为校长,致使他扎下了立足于社会并逐渐扩大影响之根基。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原南开中学学生张厉生(原名星舟,曾赶上赴法国勤工俭学高潮,与周恩来、刘清扬、张崧年等赴法留学)逐渐成为蒋介石亲信之一,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兼华北党务特派人员身份留居北方,安置自己的人员,便推荐他的老师时子周为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委员,还促使时子周与陈果夫,陈立夫之间发生联系,参加了CC集团,成为国民党在天津的嫡系。当时CC的两个外围组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和“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的天津分会均由时子周发起,会址都设在市立师范学校内。此外,还有不少头面人物发起的社团,如苏吉享创设之“绿蕖画会”,赵光震所创的“天津市经济调查会”,欧美留学生的“群一社”,刘孟扬筹组的“地方协会”,李廷玉等组织的“国学研究社”,施奎龄等联名创建之“中外联谊会”,都设于市立师范学校内,直接或间接地受时子周的指挥。在陈果夫、陈立夫和张厉生的赞许、支持下,他同国民党的因缘越来越深。1935年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不久又补为中央委员,并先后担任宁夏省、湖北省教育厅长。这时已是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被调往重庆,就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边疆教育班主任一职,长期住在重庆市观音岩附近的回教救国协会。该协会理事长是白崇禧,不经常到会;时子周作为副理事长,处理日常会务,直到抗战胜利,日本投降。他又返回天津,任国民党市党部主任委员和天津市临时参议会议长。但在国民党官僚相互倾轧夺权的斗争中,时子周终于失势丢官。上述两项职务分别被邵华和杨亦周夺走,仅保留一个国民党中央委员头衔。1948年10月,他悄然离开天津,经长沙、昆明绕道去台湾,至六十年代末病逝于台北,已年过九旬。《天津文史资料选辑》1988年7月出刊的第44辑,曾介绍时子周赴台湾前的经历。

    时子周 时子周

    涉猎广泛,不忘教门

    从时子周毕生的经历与影响看,他应该是个政坛人物或社会活动家,涉猎范围极广,但他热心教门,乐于奉献,没有忘本。例如抗日战争初期,他在郑州发起组织回民救国协会,担任过理事长。他曾经利用广播电台等宣传媒介宣讲回教教义,先是50讲,后来继续宣传达到100讲,并汇集成《回教教义百讲》一书,台湾有繁体字竖排本,大陆也有简体字横排本出现,改名《伊斯兰教义百讲》。每讲都有突出重点,也都比较简短,且通俗易懂。在台北,他还为筹建与扩建新生南路清真寺奔走、策划。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中,时子周生平的活动贯穿着较复杂的政治因素。但他也没有完全脱离文化教育的职业范畴,并以执教南开、河东中学和天津市立师范学校而起家。作为回族穆斯林,他对伊斯兰学术文化的宣传一向很热心。他的岳父,是回族著名医师兼新闻界名流丁子良(原名国瑞,号竹园,以字行,1869- 1935),清末曾创办《竹园白话报》,后改称《天津竹园报》有《竹园丛话》24册问世。丁先生对其女婿时子周之从事文教工作也有潜移默化之影响。 1927年,时子周曾与王静斋、杨敬修等著名阿訇在天津筹办中阿大学,以困难重重、阻力甚大而未能如愿以偿。但这三位天津人,后来都是汉文《古兰经》的通译者。他一向支持伊斯兰教文化宣传事宜,晚年仍在台北回教协会工作。在白崇禧晚年因病请辞回协理事长之职后。他被公推为第二任理事长,从1958年起直至归真。除经常在清真寺讲演外,还坚持完成《古兰经国语译解》,脱稿付印之际已年届八旬。故台、港、澳和海外华侨穆斯林,对他和他的译本,都有较好的印象。从这个角度去衡量,时老先生对伊斯兰教的贡献弥足珍视,尽管他本人在《自序》中谦逊地认为“译文仍多欠流畅”,对自己有更严格的要求。

    他的译本,在海峡两岸处于隔绝、封闭的特殊形势下,弥补了台湾等地穆斯林不易读到大陆译本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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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翻译的缘起,译者在《自序》中有所说明。主要是从大陆到台湾后,“主麻”日(聚礼日,星期五)到台北清真寺礼拜,多次为教胞讲解伊斯兰教义,常需要引用《古兰经》为依据,听众苦于找不到适当的译本。时先生觉得已问世的几种译本,“或则文辞过于艰涩,不易使人了解;或则仅译大意,未能存真;而且印刷有限,流传不广,教胞由大陆迁台,携来更属有限”,不仅“教内人士颇感研读教义之苦”,而且,教外人士也“更加莫测高深”,于是,决定自己动手翻译。

    时先生虽然不懂阿拉伯文,但英文造诣很深,经常阅读各种英译本,通过比较、选择,决定参照尤素福·阿里的两种译本着手翻译。他很欣赏这两种英译本,因为它们“注辞精辟,使我领悟最多”。

    起初,译文部分他本想以王静斋阿訇译解的丙种本为基础,只“稍作文字上的修正”,争取“尽早付印”。但在进行过程中却感到修改更吃力,“反不如另译较为便捷”,就干脆重译,另起炉灶。待原经正文译好以后,为满足读者要求,又附加注解。因右手微感不适,执笔不灵便,只好口述,请隋承礼先生代为速记;又请三位精通阿拉伯语的学者据原文逐节校正,算是集体协作的成果。因此,封里的扉页上由主译者一人署名,但卷末版权页上的署名为四人联名,即:“译述者——时子周、熊振宗、常子萱、定中明”。译者亦深切感到译经之难,“一字一句务求存真,未敢有所增删,以致译文仍多欠流畅”。

    卷首有《凡例》8条。其中第1条希望研读者对这部“含义深邃”的“基本法典”应具“高见卓识,平心静气,探微启隐”,才会“其义自见,其理自明”(与王静斋阿訇丙种译本的《例言》之二大体相同);第2条说明译文“尽力运用国语”,“与纯粹经堂语语气不同”;第3条是叙述所依据的原文和英译本;第4-8条主要涉及翻译技术,标点等的处理问题,卷末附录买德麟哈吉编辑的《中文古兰索引》,分为“一般索引”与“教法索引”两部分。

    时子周 时子周

    此译本为布面精装32开繁体字竖排本,分卷编排,各卷单列页码,每卷从22页至59页不等;同时加排相互衔接之总页码。正文(包括译文与注解)共908页,由于译文与释文字体大小有别,每页行数及每行字数均不相同,不易精确统计其总字数,估计当在70万字以上。

    版面编排清晰醒目,译文字体较大,采用逐章分节提行方式,节次标号均置于节首顶格处理,查索非常方便。穿插于译文间的注释一律用小号字体,每条释文亦分行另起而不连排。书眉辟内容提要,概述某节重点所在。版面设计做到主次分明,突出正文。特别是按节分行,首冠序数,比在它之前出版的七种译本大有改进(铁铮所译《可兰经》,虽曾逐节分行排列,但未标注节次,查检耗时费力),显然是吸取了英译本编排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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