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韶九

这是一个多义词 1.原红军总司令部秘书长,是富田事变的引发者。 2.原山东省卫生厅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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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原红军总司令部秘书长,是富田事变的引发者
2 2.原山东省卫生厅处长

这是一个多义词

 1.原红军总司令部秘书长,是富田事变的引发者。

2.原山东省卫生厅处长

 

李韶九 - 1、原红军总司令部秘书长,是富田事变的引发者

 

 简介

李韶九(1904-1935),男,汉族,别号昌喜,又名李柏成,湖南嘉禾县北街人,执行极“左”路线,错杀了一批共产党员和优秀红军干部,遭到部分人的反对,由李韶九激生兵变,发生“富田事变”,他被捕关押,后逃回总前委。

 作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领导下的方面军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在肃反过程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冤枉了一些好人,错捕错杀了不少人,严刑逼供,屈打成招,造成了很大损失,李韶九应负主要责任。但过分夸大李韶九的错误,把富田事变发生的责任全部归咎于李韶九,也与历史事实不符。就如周恩来在1932年初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的《关于处罚李韶九同志过去错误的决议》指出:“李在肃反工作中所做严重的错误是在党当时错误的领导下造成的,而他加以扩大化,甚至违背上级的决定去独断专行以致形成极错误的肃反中心论”。[1]

人物生平

成长经历

1904年,出生于殷实家庭。
 
1923-1924年,就读于嘉禾县甲种师范学校和衡阳成章中学。
1926年4月,入韶关湘军讲武堂学习。
1926年9月,加入国民革命军第6军54团机枪连,随军北伐,后任54团指导员。
1927年7月,第6军54团被派往江西南昌加强守备,防止“暴乱”。李韶九随团驻在南昌市内匡庐中学,并非起义部队,正好遇上了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8月1日凌晨,54团被起义部队包围歼灭,李韶九也成了俘虏。在俘虏营,他见到了同乡、时任起义部队叶挺第24师71团8连指导员的肖克,靠着林伯渠的介绍,李韶九参加了红军,并被选送到九江林伯渠主办的第6军政治训练班学习。
1928年,成为中共党员。不久,任中共湘西特委委员。刚到任即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后辗转到上海,又被派往长沙从事地下工作,护送革命同志赴醲陵、安源、上井冈山,因身份暴露遭通缉,后随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前往常德,任中共湘西特委会委员。不久,经由武汉转江西,参加与万安暴动的领导工作。
1928年春,他奉命到吉安东固李文林创建的江西红军独立第2 团工作。协助地方党组织负责人指挥工农革命军第七、九两纵队开展游击战争。
1928年夏,任第七纵队纵队长。为了巩固和扩大东固革命根据地,曾协助当地党组织加强革命政权建设,扩大工农武装,帮助群众发展生产,深入开展白区工作,利用有利地形打击来犯之敌,并率部攻克兴国县城。
1929年冬,任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团长。据肖克回忆,李韶九在这里与李文林等江西红军和赣南中共组织的领导人颇有“矛盾”,不受重用。
1930年2月,他被任命为由赣西南红色游击队和江西红军独立第2、3、4、5团编成的红军第6军(后改称红三军)第1纵队政委(师级)。
1930年6月,由红4军、红6军和红12军组成红军第1军团,他担任军团前委秘书长。
1930年8月,红1军团和红3军团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他被任命为方面军总政治部政务处处长。(毛泽东于1930年8月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

 

“肃反大员”

 
1930年11月,他又兼任了极为重要的方面军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军级),当年只有26岁。不到一年时间内数次升迁,职位越来越重要,李韶九的被重用,主要得益于身为江西苏区党政军主要负责人的毛泽东的信任。[3]
 
1930年12月3日,给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去信指出:‘党内地主富农分子现举行大规棋叛变.此问题在赣西南异常严重,必须运用敏捷手段镇压下去......特派李韶九同志率兵一连代表总前委及工农革命委员会,帮助省委、省苏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扑灭。”
1930年12月5日,总前委又发出了《总前委给韶九同志并转省行委的信》。信中写道:“据龙超清供称段良粥是省行委机关AB团总团长袁肇鸿是宣传科长,组织科长是江克宽,除江克宽已在东韶由我们捕捉外,段良弼、袁蟹鸿是重耍犯,须立即捉起详审。再则,李白芳比段、衰更重要,谅你们已捉了,并且你们要从这些线索中找到重要的人。”
 
1930年12月7日,李韶九连续接到总前委的“尚方宝剑”后,立即率领红12军一个连的士兵来到江西省行委所在地富田。他先命令“将省行委机关重重包围”,然后亲率“士兵十余人荷枪实弹,闯入行委办公室内”,将段良弼(省行委常委)、李白芳(省行委代理秘书长)、谢汉昌(红20军政治部主任)、金万邦(省行委常委兼军事部长)、马铭(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周冕(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等尽行捆绑禁闭,其他工作人员一概软禁。
1930年12月7日晚,李韶九亲自开始审问,处于重刑,第一个被审的是李白芳,李韶九欲从这个书生模样的知识分子身上打开缺口,先是对李白芳进行悬吊抽打,继而施用“砧板烙肉“的火刑。“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对男“犯人”如此,对女“犯人”也毫不留情。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正好来看望丈夫,也被当作AB团抓起来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江西省行委《紧急通告第九号》,1930年12月15日。)。1930年12月12月7日到9日3个昼夜,经过这样的审问,“犯人”们一个个承认了自己是AB团,并被逼供出其他的“AB团成员”。如此这般抓-审-抓,“自七号晚上起截止十二号晚上富田事变以前,省行委省苏两机关及政治保安队共破坏AB团一百二十多名,要犯几十名。”(《曾山为富田事变发表的宣言》,1931年1 月14日。),8日起不经任何机关批准,分两批处决了38人。
1930年12月8日凌晨,李韶九在审问谢汉昌时逼供出红20军(1930年7月正式宣布成立)174团(10月增编)政委刘敌等人也是AB团,于是,他决定亲率红军一个排,押着“活口”人质谢汉昌,前往红20军军部东固,欲从该军“来一个大的破获”。

 1930年12月9日吃罢早饭,正要动身,蒋军飞机来这一带轰炸,为防犯人逃跑,李韶九便将不重要的AB团犯人,匆匆杀了一批,然后上路。临行前,他还布置将25人绑赴刑场枪决。
 1930年12月9日晚,李韶九到达东固,李韶九立即与20军军长刘铁超、政治委员曾炳春,向他们二人讲了总前委的指示,部署了在军中捉拿AB团的行动计划,同时通知174团政委刘敌从兴(国)、泰(和)边境前线率领第一营于11日奉召匆返东固。

 1930年12月11日上午,刘敌随即被李韶九召去问话,看在老乡的面子上,李找刘谈话说:“刘敌,不少AB团分子都供出了你。”刘敌惊出了一身汗,说:“我是不是AB分子,你还不清楚吗?”李韶九说:“可供你的人很多,我看有甚你就说罢,免受皮肉之苦。”刘敌说:“容我想想。”,后将刘敌放回。(刘敌给中共中央的信》,1931年1月11日。)

 1930年12月12日下午4时左右,刘敌回去后联合了一些军官,带队包围军部,放出了被抓的谢汉昌等“AB团”。李韶九闻风逃走。刘敌和谢汉昌为防李韶九回到富田杀害那些“AB团犯人”,带部队连夜赶到富田,缴了李韶九带来第12军2个排的枪支,释放出段良弼、金万邦等人。

 1930年12月12日晚,按照李白芳提议,在王诚教堂召开紧急会议,制定应变措施,众人一致认为:“此次富田肃反,抓遍了所有赣西南干部,是一个很大的阴谋,而李韶九大搞非刑拷问是一个完成阴谋的办法。”会议主张“公开反毛”,决定去信给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揭露毛的阴谋”。史称“富田事变”(工农红军的第一次兵变)。

 1930年12月13日一早,在富田召开了控诉李韶九刑讯逼供、滥杀无辜的军民大会。会场上群情激奋,有人领头呼喊了“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分裂主义的口号,并张贴了同样的标语。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及其余机关的几百名干部,随红20军离开富田,向赣江以西的吉安县永阳开拔。

 1930年12月15日,段良弼、李白芳丛允中等在永阳召开扩大会议,宣布成立江西省行委(永阳省行委),段良弼任代理书记(省行委书记李文林早已被捕)。会议建议中央“停止毛泽东总前委书记的职权”,“开除李韶九的党籍”、“派丛允中、段良弼去中央反映事变经过”,“送200斤金子到中央,2万元给红校”等(《省行委第一次扩大会议议案》,1930年12月18日于永阳区龙江)。
 1931年4月上旬,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共中央“三人团”来到江西苏区。“三人团”完全推翻了项英对富田事变的处理决定,把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4月下旬,“反AB团的英雄”李韶九重获重用,被任命为中共政治保卫局江西分局局长,整个江西苏区的肃反都在他的领导之下了。李韶九履任新的重要职务伊始就掀起肃AB团的新高潮。首先是把那些被定了性的富田事变领导人刘敌、谢汉昌李白芳丛允中等于4月和5月分别处死。没有参加富田事变的红20军前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后任军长肖大鹏也被处决。然后是把参与事变的红二十军从军长政委以下到副排长的700多名干部,都列为“AB团分子”加以审查。

 1931年7、8月间,李韶九因时任赣南特委书记的陈毅抓AB团不力,有心要把他也打成AB团,多次从侧面进行威吓,以致陈毅一度颇为紧张,他年轻的妻子也因受不住压力而自杀了。(王昊著《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16-1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

 1932年1月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做出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对肃AB团的“扩大化”进行了严厉批评,暂时扭转了风头,李韶九略有收敛。
 
1932年1月25日,中央苏区中央局专门讨论了对李韶九的处理,作了《苏区中央局关于处罚李韶九同志过去错误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央局决定予李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派到下层去做群众工作。”这显然是为了平息苏区中共干部中的恐慌和不满情绪。
 1932年6月,被任命为红军总司令部秘书长。
 1933年夏,被任命为福建军区长(汀)连(城)(第二)军分区司令员。
 1933年底,因扩充红军有功,经毛泽东提议,委任为瑞金卫戌区司令、任红军总司令部秘书长。
 1934年7月,毛泽东受王明路线排挤,李韶九被中央苏区政治保卫局逮捕,接受审查。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后,李韶九留在江西苏区“坚持斗争”。
 1935年春,在闽西战斗中“牺牲”。这位 “肃反大员”31岁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1949年后,李韶九被追认为革命烈士[5]

与陈毅矛盾

 

1931年4月,陈毅任赣西南特区委书记。李韶九是政治保卫局江西分局局长,亲临赣西南“肃反”。由于反“AB团”是当时压倒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于是陈毅与李韶九便暂时成为了主持这项工作的临时搭档。陈毅领导肃反不准捕风捉影乱抓人,不准刑讯逼供,不准涉连无辜,这些主张触怒了权倾一时的李韶九。他对陈毅说:“有人供认你是''AB团''的团长,只有自首才有出路。”陈毅说:“老子不是吓大的,说话要有证据!”陈毅有一匹奔走如飞的骏马,李韶九垂涎已久。肖克也回忆说:李韶九早已怀疑陈毅,有一天公开对我说:“过不了多久,我就要有匹好马,有条好枪了。现在骑这匹马的人可是个大人物!”陈毅不信邪,也当面回击:“老子有好几条枪,谁敢来!”陈毅被整了3年,最后还是毛泽东出面说话才挽救了他的性命。但是,他却永远地失去了爱侣萧菊英。
 
 陈毅和肖菊英戎马倥偬,转战吉安兴国于都宁都赣县等地。1931年夏,肖菊英为特委机关秘书。此时,“左”倾错误已经在中央苏区贯彻执行,肃反严重扩大化,到处乱抓乱杀,人心惶惶。在那种“红色恐怖”的气氛中,陈毅虽然很坚定,但也感受到巨大压力,特别是他的年轻妻子肖菊英对陈毅的命运十分担心,因为李韶九毕竟是掌握着苏区肃反大权的人物。美丽聪明的萧菊英是江西信丰人,出生知识分子家庭,18岁时与陈毅结婚。婚后夫妇时常诗词互答,情意深厚。在陈毅被围攻的日子里,他劝萧菊英说:“说不准什么时候被当作'AB团'抓了去,你还是回信丰工作吧!”萧菊英说:“不能患难与共,生死相随,算什么夫妻?我死也要跟你在一起。”李韶九看萧菊英年轻单纯,便吓唬她:“陈毅是''AB团''的总团长,早晨出去,说不定晚上就回不来了,你不要等他。”李韶九的恐吓,陈毅的担忧,加重了萧菊英的焦虑,她突然变得敏感、多疑起来,常常暗自流泪。
 
有一天,陈毅被召去开会。他暗忖此行凶多吉少,说不定一去就难回了。临行时,他特意对妻子肖菊英说,我去开会了,等到今天下午6点钟我还回不来,你就快走,到你老家信丰藏起来。如果我没事,我会派人把你接回来的。肖菊英眼里噙着泪水,目送陈毅策马而去。会上,陈毅无事。但在归来途中,陈毅遇到了白匪袭击,马被打死了,他只好和警卫绕道步行,于晚上8点钟才匆匆赶回家。肖菊英等至6点钟未见陈毅归来,误以为已被当作“AB团”抓走了。她着急、害怕,竟落井而死(一说,为躲敌机,不幸失足落井而死)。
 李韶九真的没有放过陈毅,他把陈毅当作“AB团”的团长给抓了起来。李韶九对陈毅说:你是“AB团”,只有自首方有出路。这样,整了3年,陈毅差点送掉了性命。多亏了毛泽东的支持和保护,陈毅才保住了性命。对于这件事,薄一波回忆说:1944年3月,在延安时,陈毅同他交谈过。陈毅说,从1930年上半年开始,根据中央的指示,在中央苏区首先开展了反对“AB团”的斗争。1931年初,王明上台后搞得更凶了。在这个斗争中,捕风捉影的事可多了,简直是“八公山上,草木皆兵”,谁都可能被怀疑为“AB团”分子,结果使不少优秀干部和群众遭到冤枉,白白被杀害了。我差点也掉了脑袋,幸亏毛泽东同志救了我。薄一波说,这件事毛泽东也对他谈起过,毛泽东说,打“AB团”,打得过火了,把陈毅也打进去了。1968年10月,陈毅在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小组会上也说:在中央苏区时,整我是“AB团”的团长,整了我3年多。李韶九对我说:你是“AB团”,只有自首才有出路。我写信报告了毛主席,两天就得到了毛主席的回信。他说,我支持你!并批准我把那些被打成“AB团”的同志分别轻重加以释放。当时如果毛主席不支持我,他们就要把我枪毙了。
 关于李韶九的结局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他于1935年春在闽西“壮烈牺牲”。还有一种说他是被“处死”的。关于这后一种说法,有一个传说:1944年春陈毅到延安,与毛泽东十年不见了,老战友间畅谈终夜。毛泽东偶然问起李韶九,陈毅说:被我毙了。毛问为什么,陈毅回答:他害死我老婆。(罗英才石言著《陈毅文学传记之三:探索》214 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3年3 月第1 版。)

个人评价

肖克说:“李韶九这个人的品质是不好的,早年在家乡时,我就知道不少。”(王昊著《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2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为人阴险狡诈,喜怒无常,经常以“湖南老乡”讨好总前委领导人。肖克说:李韶九的父亲“是嘉禾城里的流氓头子之一。”李韶九曾在衡阳的中学读书,但没有毕业。有种说法说他由于“从小跟父亲染上了许多不良习惯,在中学读书时,因胡作非为被开除学籍……”(戴向青、罗惠兰著《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9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
 据肖克将军后来回忆:“我……那天给俘虏讲话,李韶九站了出来。我说:‘你也在这里?’他把自己在第6军的情况讲了,并说要找原第6军党代表林伯渠。我答应他去找林老。据说他找到林老后参加了起义军。起义军南下时,我还见到过他。”(王昊著《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2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可见,李韶九当时虽然没有加入中共,但在林伯渠的眼里还算是个“进步青年”,因而说得上话。
 “富田事变”的主要发起人刘敌(当时的红20军174团政委,也是湖南人)在事变后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指出:“李韶九是素来观念不正确,无产阶级意识很少的一个惯用卑鄙手腕制造纠纷的人。”(戴向青、罗惠兰著《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10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
 黄克诚大将的老战友何笃才(后也被当作AB团杀害)当时也指出:“李韶九这个人,品质很坏,就是因为会顺从,骗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黄克诚自述》10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
 关于他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情况,最权威的应该是1932年1月25日《苏区中央局关于处罚李韶九同志过去错误的决议》中的说法:李韶九被“逮捕后虽曾营救了一个被捕同志,但自承为三民主义忠实信徒,且为敌军起草快邮代电,这表现他在艰危的环境中完全失掉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客观上完全是政治的叛变。”
一般对于李的评价是:“李在一纵,大部分人不满意他,因李只于未出发前的训话非常的勇敢,作战则畏惧怕死”。
 李韶九接着就是在苏区“把一切工作都停顿起来,用全力去打AB团”。这次高潮比前次范围更广,力度更强,审讯的手法也变本加厉,除了以前那些外,还有“捆着双手吊起,人身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指甲内。”一时间整个江西苏区AB团帽子满天飞,严刑逼供无以复加,以致许多地区的中共机关中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员都成了“AB团分子”。(《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1 月。)现在他领导肃反“工作有力”是可以想见的。
 苏区中央局在《关于处罚李韶九同志的过去错误的决议》中指出李韶九同志在1928年已经入党,不久后曾在安源被国民党军队逮捕,逮捕后虽曾营救了一个同志,但自承为三民主义忠实信徒,且为敌军起草代邮快件,这表现他在艰危的环境中完全失掉一个工们党员的立场,客观上完全是政治叛变;次之,李韶九同志当江西省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时候竟与被罚款的商人女儿结婚,这种严重错误最是以损害党苏维埃政府特别是肃反工作在群众中的威信;再则他韶九同志在他有钱的时候,又时常向党内滥要钱,这亦是一个非共产党的行动)但李韶九却深得毛的信任,委以肃AB团的大权,放肆屠杀红军和地方党的干部,成为一个令人闻名丧胆的人物。

事件影响

李韶九的所作所为,除直接削弱了红军队伍外,还有产生了以下后果:[7]
一是影响了毛的威信:“本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中,已经有了很高的威望,大家都公认他的政治、军事路线正确。然而,临时中央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后,轻而易举地夺了毛泽东的权,以错误的政治、军事路线,代替了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之所以会如此,苏区同志相信党中央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页166)但毛恐怕不会认同此说,没有李韶九,他何以能成为苏区的列宁?

二是造成苏区群众与红军的疏离。“主力红军长征之后,留大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无法坚持,这除了敌人的'围剿'封锁之外,还与打'AB团'扩大化而脱离了苏区的人民群众有关。以后陈毅同志曾与我讲起过,他说胡灿原来在兴国一带的人民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肃反中胡灿被杀,当地群众无不痛哭失声,他们对这种做法非常不满意。后来陈毅到了兴国,当地群众对他很冷淡,胡灿的母亲还当面质问陈毅:'我儿子究竟犯了什么罪?你们为什么要把他杀掉!'问得陈毅无法回答。”(页139)

 对于肃AB团运动和富田事变,几年后的毛泽东仍然坚持是“一些红军部队公开叛乱了,并逮捕江西苏维埃的主席和许多官吏,并根据李立三路线从政治方面攻击我。这件事在富田发生,就叫‘富田事变’。”(《毛泽东自传》第四章)但1956年9 月10日,毛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谈及往事,又曾就当年江西苏区肃AB团运动说了这样一句话:“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党的文献》1991年第3 期,第7 页。)没有见到毛泽东对李韶九的评价。

 在“富田事变”中红二十军的一些人曾提出反对毛泽东,拥护朱、彭、一黄的错误口号,这是当时作为“反革命暴动”的根据之一,也是沉冤近半个世纪不得平反昭雪的重要原因之一。必须指出,毛泽东同志当时是中央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在全党并不是领袖地位,而朱、彭、黄和毛泽东同志地位几乎相等,均是红军的创始人。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提出反对谁,拥护谁,固然是一种严重的政治错误,是一种不利于团结的分裂行为,应本着党内斗争的方法予以解决,但不能作为“AB团头子”“反革命暴动”的根据。当然,作为党内斗争,采用包围省苏维埃政府,并缴了警卫连的枪械是非常错误的。如果仅抓住红二十军“包围省苏”“缴了警卫连的枪械”这种表现形式,不分析事情的前因后果,不看红二十军的革命本质,硬定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是不妥当的,也是不科学的。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306、307页中严肃指出:“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很多的冤假错案。”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来,肃反AB团当然包括富田事变在内其实都是根本性的错误,而不是什么扩大化,著名党史专家、《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的作者戴向春先生也作文指出富田事变不是扩大化而是根本的错误。如果这些个20军的干部从军长到排长如果真的是什么改组派、AB团的话,他们为什么还要束手就擒?还要在事变之后重新归队呢?多年以后在新四军中再次发生所谓的“抢救运动”这类变相的肃反,黄克诚对谭震林说:“你快回去给人家平反吧,你那么整人家,人家一个都不跑,哪有这样的特务?”(黄克诚著,《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第二版,该书206页)就在富田事变发生后,红二十军的一些领导人曾经错误的进行了一次离间的活动,这起活动虽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而且也很快被识破,但是,错误本身是不可原谅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这样一起错误,红二十军的头头也是在党的范围内完成的,红20军参与富田事变的人迄今为止考证尚无一人投降国民党。

 

李韶九 - 2.原山东省卫生厅处长

李韶九(1900-1988),原名李凤仪,字韶九。费县新庄镇信兴庄人。父亲李殿一,曾任清政府费县衙门班总。

 经历

李韶九幼年跟父亲在费城小学读书,在他12岁时父亲病故,家境日渐贫寒。母亲含辛茹苦,供他继续上学读书。他自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学习倍加努力,成绩常常名列前茅。但终因家庭困难,16岁便辍学到梁邱街点心店学徒,后又到临沂县城中西药铺当伙计。 

李韶九青少年时期,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封建割据的年代。当时兵祸乱,灾荒连年,农村凋零散落,民不聊生,加之各种疾病的常年流行,农民贫困潦倒。极富正义感和同情心的李韶九,不能眼巴巴地看着乡亲们被病魔夺去生命。便买来医学书籍自学,根据民间验方采集中草药为乡亲们治病。后来又到日照普济医院学习西医。由于他刻苦钻研,医术不断长进,很快成为费县南部有名的医生。 

李韶九通过行医治病,广泛接触社会各界人士,深受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他清楚地看到,拯救劳苦大众,光靠医术是不行的,只有进行社会变革,才能改变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1925年9月, 李韶九毅然参加了由进步青年教师袁永平等人领导的兰陵农民起义。起义军很快发展到两万多人,并于10月间攻破临沂城,打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1927年在大革命浪潮推动下,李韶九被推选为临沂县十一区农民协会主任委员,与临沂县白山的宋宜安、漫子的宋慎之和临沂县七区副区长宋道藩一起组织农民协会,与当地的反动势力进行了多次斗争。

1929年春,攻打向城税务局是一场很有名的战斗。当时按规定卖每百斤黄烟叶需交3元钱的税款。 因一农民协会会员到向城只卖了70斤烟叶,税务局竟要他交100 元罚款,并把人抓走。李韶九得知此事,怒不可遏,组织了卞庄、兰陵等地农民会员千余人,以铁锨、镢头、扫帚为武器,攻打向城税务局。税务局长逃住临沂。农民到省里告状,迫使省税务局将向城税务局长革了职。这一胜利使农民欢欣鼓舞、扬眉吐气。也使这一带农民运动迅速得到发展。

在斗争中,李韶九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就在这年春天,李韶九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李韶九斗争更坚定,斗志更旺盛。他在地方镇开办“惠民医院”时,结识了爱国进步知识分子、地方小学校长王兰斋同志,两人情投意和并借此机会向学生宣传爱国思想,宣传马列主义。在他俩的熏陶下,学生们的脑海里深深留下了“共产党好”的印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我东北三省,全国人民深恶痛绝。李韶九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广泛结交上层进步人士,与抱犊崮山区有名的开明地主万春圃及其长子万国华,梁邱镇魏立久、地方镇马柏华、高桥乡乡长卞永祥结拜为兄弟,他们后来都加入了共产党并成为领导骨干,壮大了革命队伍。

1932年,为了开展党的工作,李韶九舍家撇业,辞别妻子儿女,奔赴枣庄,以开办“同春堂药店”为掩护,建立了中共枣庄矿区临时工委。在工委的领导下,枣庄工人举行了“五一”大罢工,并取得了胜利。在此期间,李韶九认识了枣庄矿区工委书记郭子化同志,接上了党的关系。以他的机智勇敢,为党做了大量工作,对党组织在这一地区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35年2月,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成立, 这标志着苏北、鲁南地区党的工作和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新的阶段。李韶九看到党的力量在不断壮大,兴奋异常,更加忘我地为党工作,他把开药店的收入全部交给党组织作活动经费,从未顾及家庭。当时他家里有四个孩子,最大的才11岁,妻子种着两亩山岭薄地,生活极为艰苦,只好一年到头在外乞讨,但李韶九从没有向组织谈过自己的家庭生活。

1935年4月, 中共苏鲁特委决定创建抱特崮山区根据地。李韶九是当地人,熟悉这里的风土人情;又领导过农民运动,群众基础好,与上层人士关系也较密切,特委决定派他和郭致远以医生身份进入抱犊崮山区,开辟党的工作。

进入抱犊崮山区后,首先到了与李韶九交往较深的开明地主万春圃家里,并发展万的长子万国华入了党。随后他们经过艰苦细致地工作,在大炉、车辋、长新桥、尚岩、信行庄、高桥、梁邱等地发展党员40多名,建立、恢复了党的基层组织。

1936年2月,苏鲁边区特委决定,李韶九任峄县县委书记。同年夏天,特委决定成立临沂中心县委,调李韶九任县委书记,统一领导临郯费峄四县的党组织。6月叛徒朱大同带中统特务桑春田,在枣庄“同春堂药店”将特委书记郭子化逮捕,押住徐州。李韶九听说后,不顾人个安危,于当晚赶到徐州,以枣庄药业工会会长的名义出面保释郭子化。他与特务斗智斗勇,终于将郭子化保释,平安回到枣庄。

郭子化回到枣庄后,立即召开特委紧急会议。认为特委在枣庄的活动已暴露,应迁住抱犊崮山区,由李韶九安排机关驻地。李韶九利用与高桥乡长卞永祥的朋友关系,找了几间房子,开办了“广德堂药店”。特委书记郭子化以坐堂中医先生为掩护开展工作。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李韶九先后任四县边联办事处卫生股长、八路军山东纵队卫生部科长,鲁中行署卫生科长,鲁南行署和鲁中南行署卫生局局长。建国后先后任山东省卫生厅处长,烟台市卫生科长,一直战斗在党的卫生战线上。

李韶九一生艰苦朴素、勤奋好学。建国初的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个马扎直用到去世前,这是他的全部家具。1954年妻子给他做的一条棉裤,他补了又补一直穿到1983年,最后还是妻子再三强迫他换了一条新的。他的工资除了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几乎全部用来买书订报刊,最多时每年订34份。他买的书不单是自己看,相当一部分赠送给了附近商店、学校、解放军干部战士,甚至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1986年在他86岁高龄时,把自己的唯一财产──珍藏多年的3500多册书刊,无偿献给了他曾工作过的临沂市委。用他的话说就是“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理应再还给党。”

李韶九一生坚信共产主义,忠于共产党。就是在1953年受到错误处理时,也从没有一句怨言,他仍如往常一样,勤勤恳恳为党工作。 对自己的问题从未向组织提出过。1982年,中共山东省纪委决定,撤销对李韶九的处分,推翻原定错误事实。30年冤情终于昭雪,他对党的坚定信念又一次得到证实。他对工作兢兢业业,光明磊落,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高尚品德,无私奉献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为“四化建设”奋勇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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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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