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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查建英

    查建英(笔名:扎西多):女,北京人。1978年至1987年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哥伦比亚大学,1987年回国,90年代返回美国。2003获美国古根海姆写作基金,再回中国。曾为《万象》、《读书》、《纽约客》、《纽约时报》等撰稿。已出版非小说类英文著作《China Pop》,杂文集《说东道西》,小说集《丛林下的冰河》等。其中《China Pop》被美国Village Voice Literary Supplement 杂志评选为“1995年度25本最佳书籍之一”。 最近出版有八十年代访谈录,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

    编辑摘要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中文名: 查建英 出生日期: 1959年
    性别: 别名: 扎西多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北京
    毕业院校: 北京大学 代表作品: 杂文集《说东道西》,小说集《丛林下的冰河》

    目录

    简介/查建英 编辑

    查建英 查建英

    查建英(笔名:扎西多):原籍江苏宜兴,生于北京。父查汝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自然辩证法研究员。1978年至1987年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哥伦比亚大学,1987年回国,90年代返回美国。2003获美国古根海姆写作基金,再回中国。曾为《万象》、《读书》、《纽约客》、《纽约时报》等撰稿。 出版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

    相关信息/查建英 编辑

    查建英 查建英

    李陀先生的一段话倒像是给所有写“80年代”这题目的人提醒一下:“历史的反省需要一定的时间,不过时间距离还是不能保证你的批评性回顾一定有深度。八十年代虽然不过十年左右的时间,但是这十年太复杂了,千头万绪,无论是研究,还是反省,都要考虑从一个什么样的视角进入。我始终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仅仅写个回忆录不太难,可是要达到像“伊甸园之门”那样的水平,不太容易。”

    参与对话的人物有:

    阿城,北岛,陈丹青,陈平原,崔健,甘阳,李陀,栗宪庭,林旭东,刘索拉,田壮壮

    主要著作/查建英 编辑

    已出版非小说类英文著作《China Pop》,杂文集《说东道西》,

    小说集《丛林下的冰河》以及文化评述《八十年代访谈录》等。

    其中《China Pop》被美国Village Voice Literary Supplement 杂志评选为“1995年度25本最佳书籍之一”。

    《八十年代》/查建英 编辑

    查建英的新书《80年代》已由三联书店出版,她选择了11位在80年代的“文化热”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访谈。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查建英说:“我一直认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年代。随着岁月流逝,当年发生的那一切会不会逐渐被人淡忘?中国人的生活这十几年来一直处在令人晕眩的急速变化之中,大家对‘现在’尚且应对不暇,又能有多少精力去认真清理‘过去’?再说,‘历史’作为消遣、娱乐是一回事,如果真正直面反省,可能马上就显得沉重起来,甚至成为烦人的包袱。经历了太多动荡、挫折,中国人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想告别过去、瞄准未来、轻装前进。”

    关于80年代

    查建英在《八十年代访谈》所叙述的80年代,是“80年代出道的文艺家”,其中阿城、栗宪庭、北岛生于1949年,陈丹青、甘阳、李陀、刘索拉、林旭东、田壮壮生于50年代,崔健1961年生人。有人说,80年代人没有承接来自某一时势、某一思潮的全盛阳光,但却全面领略了每一种日出的瑰丽与日落的温暖。他们震撼和叹服于尼采“上帝死了”的结论,随即和北岛一起嚎叫“我不相信一切”,崔健又带着80年代的青年开始了“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回忆:浪漫的温情

    “我一直认为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充满温情的开场白是查建英在《八十年代访谈录》序言中的第一句话。就在这样的基调中,一段曾经文化狂欢时代的回忆之幕被缓缓拉开。查建英找到12位谈话者,阿城、北岛、陈丹青、陈平原、崔健、甘阳、李陀、栗宪庭、林旭东、刘索拉、田壮壮,以及未被收录的刘奋斗,他们中好几位都是和查建英私交甚好的朋友,关于回忆的记录,最终结集成《八十年代访谈录》。一时间,“80年代”,成为文化界人人谈论的名词。

    “对于过去一些被悬置的话题,我以为,总要有一个回顾、调整的实践。只是这个实践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我的一些朋友甚至认为,80年代都是些过去的老生常谈,不需要再多说什么。”查建英说。

    “人性的苏醒,自由的精神,创作的个性都在80年代明确起来。”80年代,承接着70年代的沉重,开启着90年代的复苏。不仅仅对查建英们,对于许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普通人来说,80年代是记忆的宝库。亲历者在叙述者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未亲历者通过文字,凭借可能的想象遥望当年的嘉年华舞会。

    “超越个人的得失来评价80年代和当下,我觉得二者各有千秋。我个人对于80年代有很特别的感情。那是一个饥渴、激情、梦想的时代,它充满希望,但是80年代的根基不厚,甚至脆弱。从之前的冰冻期脱胎而生,80年代有青春期的生命力,但这种感人的爆发力没有足够的时间继续生长,也缺乏让自己根基深厚乃至枝繁叶茂的土壤。

    “进入90年代后,一些在80年代开始的东西又被搁置了。庆幸的是,90年代的中国在其他方面有很多发展。经济、资讯、新一代人的成长心态……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我个人不希望把不同的两个时代看成为黑白的对立。我希望通过《八十年代访谈录》把一些过去美好的东西重新拉进人们的视线,但决不是一味地浪漫过去。”

    对电影的讨论/查建英 编辑

    查建英喜欢电影,这个爱好由来久已。20世纪90年代,她住在芝加哥时,国内的朋友会定期到她家看电影。黄子平、甘阳、刘再复、李陀等等都是她的座上宾。当时身居海外,西方的影片可能会看得多一些,但看到陈凯歌的《黄土地》时,她也很激动、意外。

    回到中国虽然不再有定时定点的看电影时间,但查建英间或也会看看时下的电影,比如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

    “总体看来,和第五代导演喜欢的宏大叙事相比,现在个人化、小叙事的电影多了,大叙事的电影少了。个人化的电影,突出的是个人对时代的体悟、思考以及经验。这也反应出现在人们多元化的个性。80年代的电影恰恰缺少这些。现在反观80年代的电影,有气势,但‘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宏大’的容易让人产生空疏感,故事里的感情描写往往是粗线条的,煽情的,不够细腻,对生活捕捉描摹的态度也不够谦卑。从这些大的方面看,80年代的电影和现在电影的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一些更加年轻的导演拍的片子,我看得并不是很全。偶然我看到灵光一闪的作品,但至于‘一闪’之后的发展,需要更长时间的观望。最近我看了王全安在柏林电影节得奖的片子《图雅的婚事》,我认为这部片子拍得挺到位,表达的感情很朴实,我看了很感动。看看之前那些‘第五代导演’们,好像现在全都赶去拍大片了?!”

    艺术:内在价值与商业无关

    当全世界都受到商业文明的冲击,对于“坚持”的惶惑、焦虑不无例外地在中国也有显现。

    “商业对于艺术的影响,可以说从90年代初写《中国波谱》(China Pop)开始,我就在关注。与商业合作是否就意味着堕落?一旦参与合作了,是否就不再是艺术家?坚持艺术,以不合作的态度对待商业是否就是穷酸文人,没有价值?……这些都是需要想想的问题。”

    商业与艺术之间的选择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这不仅要看艺术家选择了什么,也要看他们以什么姿态来面对自己的选择,以及在选择之后他们做出东西的品质到底怎样。“有的人选择了商业,做出的东西也仍然保留了自己的个性艺术;有的人则彻底被商业俘虏了,不仅同流合污,干脆成了商业的奴隶。还有一些人,因为他们所选择的艺术范畴本身就非常小众,其超前性和私人性并不具备商业特性。当然,这部分小众作品的价值需要通过时间来给予判定。需要小心的是,这个‘理由’很容易成为一些人的借口——他们的作品不为人们所接受并非因为理解的人少,而是真的没什么价值内涵。”

    “再说说电影。很多观众爱看大片,大片中也有艺术口碑较好的,也有艺术口碑较差的。小众的艺术片也有不少质量很差,毫无才气的作品。量化的思维方式要不得,还是得有一个可以衡量的艺术标准,而且标准还需细分,比如说:商业的、大众化的艺术标准是什么;小众艺术的标准又是什么。但是不论大众也好,小众也罢,都有做得好与做得不好的区别。具体的问题还是具体看,武断粗糙的判断与党同伐异的狭隘心态都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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