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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桓谭

    桓谭(公元前40年前后-公元32年前后),东汉哲学家、经学家、琴师、天文学家。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人)人。17岁入朝,后因在刘秀面前公开批评图谶怪诞非经,几乎被下狱处死,后死于贬谪途中,历事西汉、王莽(新)、东汉三朝,官至议郎、给事中、郡丞。爱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喜非毁俗儒。著有《新论》29篇。

    编辑摘要

    目录

    个人简介/桓谭 编辑

    桓谭是东汉哲学家、经学家。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省淮北市相城区)人。爱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喜非毁俗儒。哀帝、平帝间,位不过郎。王莽时任掌乐大夫。刘玄即位,诏拜太中大夫。光武帝时,任议郎给事中。因坚决反对谶纬神学,“极言谶之非经”,被光武帝目为“非圣无法”,险遭处斩。后被贬,出任六安郡丞,道中病卒。他把烛干比作人的形体,把烛火的精神,提出“以烛火喻形神”的有名论点,断言精神不能离开人的形体而独立存在,正如烛光之不能脱离烛体而存在一样。王充称道他的著作是“讼世间事,辨昭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论衡·超奇》)对后来无神论思想发展有所影响。

    桓谭著作有《新论》二十九篇,早佚 。现传《新论·形神》一篇,收入《弘明集》内。《新论》以清严可均辑本较好(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另有赋、诔、书、奏凡二十六篇,今存《仙赋》、《陈时政疏》、《抑谶重赏疏》等文(见《艺文类聚》及本传)。《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五卷,已佚。传见《后汉书·桓谭传》。

    多才多艺/桓谭 编辑

    桓谭雕像 桓谭雕像

    其父于成帝时为太乐令。桓谭“以父任为郎”;或说桓谭入任,是由宋弘的推荐。 桓谭擅长音乐,善于弹琴。宫廷举行宴会,皇帝往往命他弹琴助兴。他博学通达,遍习《五经》,皆训诂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其喜欢古学,多次从刘歆、扬雄辨析疑异。还喜欢歌舞杂戏。穿着简易,不修威仪。对俗儒轻视讥笑,因此多受排挤。

    西汉末年,桓谭官位不高,不过当个郎官而已。他与傅晏相善。傅晏是傅皇后之父,起先颇为得势,稍后董昭仪受皇帝宠幸,其兄董贤因裙带关系而用权,傅皇后日益被疏远,傅晏因失势而闷闷不乐。桓谭告戒他要防宫廷之变,注意董贤的动向,要收敛、谦退,以避祸殃。傅晏接受了桓谭的意见,才免遭董贤之害,“故傅氏终全于哀帝之时”。

    董贤当上了大司马,闻桓谭之名,要与他结交。桓谭是正派人物,先奏书劝告他“以辅国保身之术”,未被接受,就不与他往来。王莽掌握大权时,天下之士大多数对王莽吹牛拍马,阿谀奉承,以求升迁。桓谭则不然,“独自守,默然无言”,故他这时仅为掌乐大夫。农民大起义时,桓谭参予了活动,被更始政权召任为太中大夫。

    议论时政/桓谭 编辑

    刘秀当上了皇帝(称光武帝),桓谭被征召待诏,上书言事“失旨”,即不符合光武帝的要求,未被任用。后来大司空宋弘推荐了他,任为议郎、给事中。

    他呈上《陈时政疏》,论说时政,主要内容是:

    任用贤人

    他说:“国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于辅佐。”故须任用贤能,争取“政调于时”。他在《新论》里论道:“治国者,辅佐之本。其任用咸得大才,大才乃主之股肱羽翮也。”意思是,皇帝的辅佐,乃治国之本;国家用了大才,犹如长了翅膀,就可以腾飞。他认为贤才有“五品”,最高级的是“才高卓绝于众,多筹大略,能图世建功者,天下之士也。”就是说,大贤的主要特点是能为国家出谋筹略,建功立业。

    他指出,自古以来在用人问题上有一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发现和使用人才方面存在三难:一是贤才少,而庸才多,“少不胜众”,贤才被凡庸所淹;二是贤才特异非凡,往往不被人所认识,“乃世俗所不能见”;三是贤才往往被谗、被疑,还往往受害。故他强调:“是故非君臣致密坚固,割心相信,动无间疑,若伊(尹)、吕(望)之见用,傅说通梦,管(仲)、鲍(叔)之信任,则难以遂功竟意矣。“(君)如不听纳,施行其策,虽广知得,亦终无益也。”意思是,君主招贤,能否使用并发挥其作用,关键在于勿疑而信任,采纳并施行其策。

    设法禁奸

    他建议,申明法令,惩办行凶违法者,包括知法犯法者,争取社会安宁。

    重农抑商

    他说:“理国之道,举本业(农业),而抑末利(商贾)。”打击兼并之徒和高利贷者,不让商人入仕做官,令诸商贾“自相纠告”,即互相揭发奸利之事,除了劳动所得,把一切非法所得都赏给告发者。这样,就可以抑制富商大贾盘剥百姓,而劝导百姓务农,多生产粮食而尽地力。

    统一法度

    桓谭 桓谭

    他说:“法令决事,轻重不齐,或一事殊法,同罪异论。”这就容易被奸吏钻空子而“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出生议,所欲陷则与死比”,这样上下其手,必然使奸猾逍遥法外,而使无辜者受害。现在应令通义理、明法律的人,“校定科比,一其法度”,通令颁布,使天下人遵守。这才可使吏民有法可依,而难以胡作非为。

    此书呈送上去,没有受到光武帝重视。桓谭著《新论》的旨趣在于“兴治”。他提倡“霸王道杂之”的治道,并对王霸之道作了阐释。何谓王?“赏善诛恶,诸侯朝事,谓之王。”王何术?“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然后教以礼义,使知好恶去就。是故大化四凑,天下安乐。此王者之术。”何谓霸?“兴兵众,约盟誓,以信义矫世,谓之霸。”霸何术?“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权统由一,政不二门。赏罚必信,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此霸者之术。”

    他认为,现实需要王霸杂用:“唯王霸二盛之义,以定古今之理焉。”王霸之道对时政一定有利:“王者纯粹,其德如彼,霸道驳杂,其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万民、垂统子孙,其实一也。”按他所论,“霸王道杂之”的大致内容是这么三个要点:一是除害、富民,以礼义教民;二是加强皇权,统一法度;三是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换句话说,就是把民生问题放在首位,同时注意巩固政权,防止政治腐败。这在两汉之际百姓遭殃、政权不稳、政治腐败的情况下,是有一定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的。

    批判谶纬/桓谭 编辑

    当时光武帝刘秀正迷信谶记,多以它来决定疑难。所谓谶记,是预言未来事象的文字图录。刘秀起兵夺权和巩固统治,就以它来笼络人心,作为思想统治工具。 桓谭针对于此,上《抑谶重赏疏》,劝谏光武帝。他说:儒家的传统,“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孔子难言天道性命,子贡等人不得而闻,后世俗儒岂能通之!“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

    他指出,谶纬的预言“虽有时合”,然如同占卜一样只是一种偶然性,不足为信。他希望光武帝听取意见,“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他深信自己的观点正确,有益于正道,“合人心而得事理”。同时,桓谭还向光武帝建议,在进行统一战争时,应当重赏将士,使其尽心效力,不可听任他们勒索百姓,“虏掠夺其财物”,使兵民各生狐疑,而不得早日安平。

    基于上述观点,桓谭还反对灾异迷信。他说:“灾异变怪者,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对于怪异现象,只要明君、贤臣等能够修德、善政“以应之”,就可以逢凶化吉,“咎殃消亡而祸转为福”。尽管他还保留了天人感应思想的因素,但在当时仍具有进步意义。

    形神明论/桓谭 编辑

    桓谭于《新论形神》篇,专论形神关系,对战国以来社会上流行的神仙方术迷信思想严肃地进行了批判。

    当时统治者幻想长生不死得以永久统治人民而尽享荣华富贵。方士投其所好,宣称只要“寡欲养性”、“服不死之药”,就可以“长生不老”。桓谭认为,人的生长老死和一切生物的自然本性一样,无可改易。他指出:“生之有长,长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时之代谢矣。而欲变易其性,求为异道,惑之不解者也。”意思是,人的生长老死乃自然规律,不可违背,所谓“长生不老”只是迷信和妄想。方士宣称精神独立于形体之外,而且对形体起决定性作用,故人“养神保真”就可以长生不死。

    桓谭与此论针锋相对,论说精神依赖于形体,形体对精神起决定性作用。他以蜡烛与烛火的关系,作为形体与精神关系的比喻,论道:“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然(燃)烛矣,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就是说,蜡烛点燃而有烛火,蜡烛烧尽,烛火就熄灭,就不可能凭空燃火。人老至死,就不可能再存在精神,“气索而死,为火烛之俱尽矣”。至于养身,可能延长人的寿命,但也不能使人长生;生命是有限的,“至寿极亦独死耳”。他认为,明智之士不会相信长生不死的谎言,只有愚昧者才迷信之,“明者知其难求,故不以自劳”,徒劳是无益的。

    桓谭的形神论是唯物主义的,批判了精神可以脱离形体单独存在的唯心主义观点,其反对方士的长生说带有反对一般宗教迷信的意义,对稍后的王充有很大的影响。尽管其论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贡献。

    坚持己说/桓谭 编辑

    桓谭上书指出皇帝听纳谶记是错误,光武帝看了很不高兴。 中元元年(公元56年),东汉皇朝“初起”灵台。当时的灵台,是观察天象的地方。光武帝迷信天命,对于建筑灵台十分重视,事先诏令群臣会议灵台建造在什么地方,并对桓谭说:“吾欲以谶决之,何如?”桓谭沉默了一会儿,说:“臣不读谶。”意思是,我对谶不感兴趣。光武帝追问他什么原故。桓谭又极言谶之“非经”,不是正道而是迷信把戏。光武帝大怒,指责桓谭“非圣无法”,当即下令将桓谭迁出为六安郡丞。

    桓谭受此打击,内心“忽忽不乐”,忧郁成疾,在赴任的路上逝世,大约死于初起灵台中元元年,终年七十余岁。

    主要著作/桓谭 编辑

    所著《新论》,言“当时行事”二十九篇。李贤注《后汉书·桓谭传》,列举其篇名有《本造》、《王霸》、《求辅》、《言体》、《见徵》、《谴非》、《启寤》、《祛蔽》、《正经》、《识通》、《离事》、《道赋》、《辨惑》、《述策》、《闵友》、《琴道》等。除了《本造》、《述策》、《闵友》、《琴道》各一篇外,其余均分上下篇。

    其中《琴道》篇由班固续成。《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十七卷,宋时亡佚。今有清人孙冯翼、严可均两种辑本。他还写有“赋、诔、书、奏,凡二十六篇”。

    史籍记载/桓谭 编辑

    后汉书 卷二十八

    《桓谭研究》 《桓谭研究》

    桓谭字君山,沛国相人也。父成帝时为太乐令。谭以父任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杨雄辨析疑异。性嗜倡乐,简易不修威仪,而憙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抵。哀、平间,位不过郎。傅皇后父孔乡侯晏深善于谭。是时,高安侯董贤宠幸,女弟为昭仪,皇后日已疏,晏嘿嘿不得意。谭进说曰:"昔武帝欲立卫子夫,阴求陈皇后之过,而陈后终废,子夫竟立。今董贤至爱而女弟尤幸,殆将有子夫之变,可不忧哉!"晏惊动,曰:"然,为之奈何?"谭曰:"刑罚不能加无罪,邪枉不能胜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更艰难,或驱使医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番。

    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宾客,必借以重势,贻致讥议。不如谢遣门徒,务执廉悫,此修己正家避祸之道也。"晏曰:"善"。遂罢遣常客,入白皇后,如谭所戒。后贤果风太医令真钦,使求傅氏罪过,遂逮后弟侍中喜,诏狱无所得,乃解,故傅氏终全于哀帝之时。及董贤为大司马,闻谭名,欲与之交。谭先奏书于贤,说以辅国保身之术,贤不能用,遂不与通。当王莽居摄篡弑之际,天下之士,莫不竟褒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谭独自守,默然无言。莽时为掌乐大夫,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

    世祖即位,征待诏,上书言事失旨,不用。后大司空宋弘荐谭,拜议郎给事中,因上疏陈时政所宜,曰:

    臣闻国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辅佐。辅佐贤明,则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务;辅佐不明,则论失时宜,而举多过事。夫有国之君,俱欲兴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谓贤者异也。昔楚庄王问孙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为国是也。"叔敖曰:"国之有是,众所恶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独在君,亦在臣乎?"对曰:"居骄士,曰士非我无从富贵;士骄君,曰君非士无从安存。人君或至失国而不悟,士或至饥寒而不进。君臣不合,则国是无从定矣。"庄王曰:"善。愿相国与诸大夫共定国是也。"盖善政者,视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兴,文武迭用,然后政调于时,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国譬若琴瑟,其不调者则解而更张"。夫更张难行,而拂众者亡,是故贾谊以才逐,而朝错以智死。世虽有殊能而终莫敢谈者,惧于前事也。

    且设法禁者,非能尽塞天下之奸,皆合众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国利事多者,则可矣。夫张官置吏,以理万人,县赏设罚,以别善恶,恶人诛伤,则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杀伤,虽已伏法,而私结怨仇,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而俗称豪健,故虽有怯弱,犹勉而行之,此为听人自理而无复法禁者也。今宜申明旧令,若已伏官诛而私相伤杀者,虽一身逃亡,皆徙家属于边,其相伤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赎罪。如此,则仇怨自解,盗贼息矣。

    夫理国之道,举本业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业,锢商贾不得宦为吏,此所以抑并兼长廉耻也。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货,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是以众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诸商贾自相纠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界告者。如此,则专役一已,不敢以货与人,事寡力弱,必归功田亩。田亩修,则谷入多而地力尽矣。

    又见法令决事,轻重不齐,或一事殊法,同罪异论,奸吏得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出生议,所欲陷则与死比,是为刑开二门也。今可令通义理明习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国,蠲除故条。如此,天下知方,而狱无怨滥矣。

    书奏,不省。

    是时,帝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又酬赏少薄,天下不时安定。谭复上疏曰:

    桓谭 桓谭

    臣前献瞽言,未蒙诏报,不胜愤懑,冒死得陈。愚夫策谋,有益于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

    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陛下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又臣闻安平则尊道术之士,有难则贵介胄之臣。今圣朝兴复祖统,为人臣主,而四方盗贼未尽归伏者,此权谋未得也。臣谭伏观陛下用兵,诸所降下,既无重赏以相恩诱,或至虏掠夺其财物,是以兵长渠率,各生孤疑,党辈连结,岁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为取,而莫知与之为取。"陛下诚能轻爵重赏,与士共之,则何招而不至,何说而不释,何向而不开,何征而不克!如此,则能以狭为广,以迟为速,亡者复存,失者复得矣。

    帝省奏,愈不悦。

    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出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乐,道病卒,时年七十余。

    初,谭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上书献之,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肃宗使班固续成之。所著赋、诔、书、奏,凡二十六篇。

    元和中,肃宗行东巡狩,至沛,使使者祠谭冢,乡里以为荣。

    后世影响/桓谭 编辑

    桓谭的论著很受时人和后世学者重视。稍晚的王充很推许《新论》,他说:桓谭作《新论》,“论世间事,辨昭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这个评语是很高的。范晔写《后汉书》提到,桓谭是两汉之际著名学者,与杜林、郑兴、陈元等人“俱为学者所宗”。

    对于他坚持反对谶纬迷信的态度而遭受打击以至“流亡”的命运,不胜感叹,一者说“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再者说“桓谭以不善谶流亡”,对于他坚持明智的学术观点深表赞赏,对于他被害至死无限同情,可谓对桓谭为人为学恰当而公允的总结。 桓谭治学,求知求实,追求真理,不唯命是从,不怕打击迫害,这种治学精神,难能可贵,值得士人学者学习。

    弹琴遭罢/桓谭 编辑

    桓谭对民间音乐很有研究,平时公开称赞先秦时期的“郑声”,因此他弹奏的也都是一些根据民间曲调创作的新曲。

    桓谭把民间风味很浓的琴曲拿来在宫中弹奏,刘秀听惯了宫中的乐曲,听到桓谭的新曲,感到新鲜,大为赞赏。

    宋弘得知此事,很不满意。在他看来,民间乐曲都是低级趣味的。宋弘找了个机会,派人把桓谭叫到家来,特地穿上朝服,正襟危坐在堂上。一见桓谭进来,怒冲冲地劈头就是一顿训斥。

    事隔不久,刘秀大宴群臣,在宴会上让桓谭鼓琴。桓谭看到宋弘杀气腾腾地用眼盯着自己,不由得心中发怵。在这种场合下,他只好耐着性子奏了一首宫中日常所奏的雅乐。由于心不情愿,弹出来的琴音断断续续。

    刘秀觉得奇怪,就问他是怎么回事。宋弘马上离席跪在皇上面前,越俎代庖答道:“陛下,臣荐桓谭,是希望他以雅乐引导陛下。没想到他却终日弹奏亡国之音给皇上听,今天是因我在场,他心中有愧,所以弹雅乐也不成调了,这是为臣我的罪过。”

    刘秀听了宋弘的话,方知平日所听桓谭弹奏的原来是“亡国之音”。宴后,桓谭就被罢了官。

    藏书故实/桓谭 编辑

    相传他早年他曾向班嗣借书时,被班嗣拒绝,并说绝不把书借给不懂庄子教义的儒生。遂留心刻意蓄书。专辟有藏书室,后称为“桓君山藏书室”,在今安徽淮北市相山。1975年由安徽大学中文系等单位在相山南麓,发掘出明崇祯时所立的“桓君山藏书处”石碑。清人王岩写有《过桓君山藏书处》诗,诗称:“当年石室虽云古,此日风流犹可睹。图书插架犹连云,翰墨淋漓尚如雨。”

    新论/桓谭 编辑

    桓谭(公元前40年- 公元32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淮北市)人,生活于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曾在农民起义的更始政权中担任过太中大夫。他好音乐,善鼓瑟,遍习五经,精天文,主张浑天说。因宗弘荐拜议郎给事中。桓谭的主要著作《新论》早已失散,现在见到的本子是后人辑录的。

    桓谭明确指出,谶记纬书是 奇怪虚诞之事 ,并非 仁义正道 ,应该而且必须抛弃。他指出,谶纬预言虽然也有偶然巧合的时候,但完全不足凭信。他说,王莽崇信谶纬,临死时还抱着他的符命不放,但这并不能挽救他灭亡的命运。王莽的失败,是由于 为政不善,见叛天下 ,并非什么天意。所以,在桓谭看来,唯一 有益于政道者,是合人心而得事理 (《后汉书·桓谭传》),从这种观点出发,桓谭反对一切的灾异迷信,他说 灾异变怪者,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 (《新论·谴非》)也就是说,灾异的变化是自然的现象,并没有什么奇怪。他批判当时的儒学信徒把灾异当作上天的谴告,认为这是很荒唐的。他认为连孔子都讲不清楚天道性命 ,后世的浅儒怎么会知道呢·因此桓谭公开对刘秀说自己不读谶,对谶纬表示轻蔑。刘秀非常恼怒,说桓谭 非圣无法 ,要杀他的头。结果桓谭被贬为六安郡丞,在赴任途中病卒。

    桓谭还反对方术士所宣扬的通过服 不死之药 ,达到 长生不老 、 羽化成仙 的神仙思想,桓谭认为, 生之有长,长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时之代谢矣。而欲变异其性,求为异道,惑之不解者也。 (《新论·形神》)他把人的生死现象看成是一种自然现象,这对秦皇、汉武以来,方士之流所宣扬的长生不老 是有力的批判。

    神仙思想的认识论基础,是认为精神可以脱离形体而存在,精神对形体起决定性作用,如果 养神保真 ,就可以长生不死。桓谭认为,精神是依赖于形体的,形体对精神起决定性作用。他用蜡烛和烛火的关系来说明形体和精神的关系, 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燃烛矣,……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 (《形神》),脱离形体的精神是不存在的。

    桓谭的思想直接受到杨雄的影响,在其著作中,桓谭曾多次高度赞扬杨雄及其《法言》和《太玄》,甚至把杨雄比作孔子,《汉书·杨雄传》记载桓谭评论杨雄说: 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学,然后世好好者尚以为过于五经。……今杨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若使遭遇时君,更阅贤知,为所称善,则必度越诸子矣。杨子之书 指的就是《法言》,可见他对杨雄和《法言》的推崇。

    当时,除了杨雄、桓谭外,就连在斗争中动摇不定、比较温和的贾逵,也曾历数谶纬之说的弊端。这说明了思想界反对谶纬之说的广泛性。这种反对谶纬迷信的思想斗争,对于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桓谭,他所阐发的唯物论和无神论观点,在哲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并对稍后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有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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