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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梁漱溟

    梁漱溟(1893.10.18-1988.6.23),蒙古族,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因系出元室梁王,故入籍河南开封。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国学大师、爱国民主人士,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 。梁漱溟受泰州学派的影响,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并取得可以借鉴的经验。一生着述颇丰,存有《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唯识述义》、《中国人》、《读书与做人》与《人心与人生》等。

    编辑摘要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中文名: 梁漱溟 外文名: Liang Shuming
    别名: 原名焕鼎,字寿铭 籍贯: 广西桂林
    出生地: 北京 民族: 蒙古族
    国籍: 中国 去世日期: 1988年6月23日
    职业: 思想家 哲学家 国学大师 毕业院校: 顺天中学
    代表作品: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
    信 仰: 儒学 主要成就: 研究国学

    目录

    简介/梁漱溟 编辑

    梁漱溟梁漱溟
    梁漱溟(liangshuming)(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现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现代新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系出元室梁王,故入籍河南开封,清中叶官游广西桂林。与原配夫人黄靖贤(1921年至1935年)育有长子:梁培宽,次子:梁培恕。第二任妻子陈树芬。

    梁漱溟出身于“世代诗礼仁宦”家庭,早年颇受其父梁济(巨川)的影响。青年时代又一度崇信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辛亥革命时期,参加同盟会京津支部,曾热衷于社会主义,着《社会主义粹言》大册子,宣传废除私有财产制。二十岁起潜心于佛学研究,几度自杀未成,经过几年的沉潜反思,重兴追求社会理想的热情,又逐步转向了儒学。梁漱溟说:“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

    人物生平/梁漱溟 编辑

    简历

    梁漱溟梁漱溟

    梁漱溟先生,原名焕鼎,字寿铭,系出元室梁王系,1893年生于北京,先祖为元世祖六子忽哥赤,故入籍河南开封,清中叶官游广西桂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1988年6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1911年加入同盟会京津支部,顺天中学毕业后任京津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编辑兼记者。1916年任南北统一内阁司法总长秘书。1917年10月,应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1924年辞离北大,赴山东主持曹州中学高中部。1928年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1929年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并接办北平《村治月刊》。1931年与梁仲华等人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任研究部主任、院长,倡导乡村建设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最高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8年访问延安。1939年参与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与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等商定将该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并赴香港创办其机关报《光明报》,任社长。香港沦陷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撤回桂林,主持西南民盟盟务。1946年作为民盟的代表参加政协会议,是年再访延安,并以民盟秘书长身份,参与“第三方面”人士国共调停活动。1947年退出民盟后,创办勉仁文学院,从事讲学与着述。1950年初应邀来北京,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80年后相继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国文化书院发展基金会主席等职。

    学术地位

    梁漱溟梁漱溟

    1917—1924年受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师,后升为教授,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阐发其“东方精神文明论”和新儒家思想,在学术界颇有影响。1924年,他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菏泽办高中,又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发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等着作,推行乡村建设运动。1925年任山东省立六中(今菏泽一中)高中部主任。1928年至1929年,梁漱溟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今广雅中学)校长,他将广雅精神提炼为“务本求实”四个字,并成为延续至今的校训。

    1931年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抗战活动,曾在重庆北碚办勉仁书院。1939年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0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次年赴香港办“民盟”刊物《光明报》并出任社长。1946年,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并代表“民盟”参与国共两党的和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四川北上,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1950年后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等职。1955年,由于批评当时的农民政策等,遭到政治批判。以后主要在家从事理论研究,发表了《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中国人》等着作。八十年代后期,以九十多岁高龄仍然着文、演讲,继续宣传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梁漱溟先生与山东邹平有着不解之缘,在遗嘱中表示把自己的骨灰安放于邹平,现梁漱溟纪念馆坐落于邹平一中图书实验楼。

    学术定位

    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其学术思想自定位为:“中国儒家、西洋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画之根柢”(《朝话》),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他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又赋予中国传统哲学中“生生”概念以本体论和近代生物进化论的意义,认为“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在东西文化观上,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国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别。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断定中国是一个“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缺乏“阶级的分野”(《中国文化要义》),因此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以为应该通过恢复“法制礼俗”来巩固社会秩序,并“以农业引导工业的民族复兴”(《乡村建设理论》)。

    其着作除以上所提到的之外,尚有:《印度哲学概论》、《唯识述义》等,今编有八卷本的《梁漱溟全集》。

    政治主张

    梁漱溟先生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甲午战争前一年出生的梁先生,与同时代的志士仁人一样,为民族独立、为国家富强积极追求探索。他曾醉心于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实现,先赞成“君主立宪”,随后又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后来他转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路向”。他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形态,必须从乡村入手,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社会,并积极从事乡村建设的实践。但由于他认为中国缺乏阶级,不赞成用暴力革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到头来他虽付出“一生心血、全副肝胆”的努力,仍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他的宿愿。新中国建立后,他“醒悟”到自己走的是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尽管如此,梁先生那种“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爱国初衷和为之奋斗的不懈努力是值得人们称道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梁先生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一起,坚决主张团结抗日,一致对外,提出“一多相容,透明政权”的主张。他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挑起“党争”、破坏抗战,忧心如焚。为联合中间势力,形成政团力量,促进联合抗日,梁先生发起参与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又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1941年梁先生在《光明报》发表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明确主张“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厉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1943年梁先生对国民党当局“民有痛痒务掩之,士有气节必摧之”的独裁专制极为不满,断然拒绝参加国民党一手操办的所谓“宪政实施协进会”。1946年梁先生任民盟秘书长,积极参加了当时的政治协商会议,同其他民主人士一道为争取国内和平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同年,梁先生受民盟总部委托赴昆明调查“李闻惨案”,发表《李闻案调查报告》、《李闻被杀真相》,旗帜鲜明,义正词严地痛斥国民党特务的暴行。他激愤地说:“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完!我在这里等着他!”梁先生在白色恐怖面前,不畏强暴,表现出崇高的气节。解放前夕,梁先生拒绝参与国民党策划的假和谈,在重庆等待解放,1955年,他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台湾同胞归来欢聚”,使“祖国统一达到完整无缺”。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他同情并敬重中国共产党改造社会的精神和为之进行的努力。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并没有妨碍他在争取独立、民主的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梁先生曾两次访问延安,与毛泽东主席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多次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全国解放后,他为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的形势所鼓舞,庄严宣布:“我已经认定跟着共产党走了。”并对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同时,他以“帮助共产党认识旧中国”为己任,对解放初期的政治运动提出意见和建议。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梁先生反对以非历史的观点评价孔子,反对把批判孔子与批判林彪相并提,并为刘少奇、彭德怀同志辩护。当受到围攻时,他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在“四人帮”猖獗一时,万马齐喑的境况下,梁先生不顾个人身处逆境,仗义执言,表现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敢于坚持真理的高尚品格。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梁先生对我们党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十分欣慰。他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是有希望的。

    着述

    梁漱溟先生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是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在半个多世纪里,他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着作,主要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乡村建设论文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我的自学小史》、《中国文化要义》等。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梁先生重新活跃于学术舞台,完成了50年前着手的《人心与人生》,出版了《我的努力和反省》、《梁漱溟教育论文集》、《人生的省悟——朝话》等。他还参与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并亲自为学员授课、答疑,接待来访的国际著名学者。梁先生为弘扬民族文化,扩展中外文化交流,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专着

    梁漱溟梁漱溟

    《究元决疑论》初刊于1916年《东方杂志》,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后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印度哲学概论》1918年1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转年12月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收入《全集》第一卷。《唯识述义》(第一册)1920年1月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印刷,北京大学出版部发行。后收入《全集》第一卷。《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10月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初版,1922年1月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收入《全集》第一卷。《乡村建设大意》1936年1月由山东邹平乡村书店初版。后收入《全集》第一卷。《乡村建设理论》1937年3月由山东邹平乡村书店初版。后收入《全集》第二卷。《答乡村建设批判》写成于1940年8月,1941年2月由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后收入《全集》第二卷。《中国文化要义》写作于1942年至1949年。1949年11月由成都路明书店初版。1987年6月由上海学林出版社重印。后收入《全集》第三卷。《人心与人生》写作于1960年至1975年。1984年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初版。后收入《全集》第三卷。《我的自学小史》1942年写成前十一节,连载于当年桂林《自学》月刊。1947年在上海出版单行本。1974年开始增写至十八节。全文首次发表于1987年出版的文集《我的努力与反省》。

    文集

    《梁漱溟先生在晋讲演笔记》1922年2月由山西省教育会发行。《漱冥卅前文录》1923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漱冥卅后文录》1930年7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2年北京村治月刊社出版。《乡村建设论文集》1934年8月由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出版股发行。此文集有两种文本,标有“第一集”者所收篇目为多。《梁漱溟先生教育文录》1935年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出版。《朝话》1937年6月由山东邹平乡村书店出版,1939年由重庆乡村书店出版增订版。另有40年代商务印书馆版和中国文化服务社版。1988年1月教育出版社本仍有增删。后收入《全集》第二卷。《梁漱溟教育论文集》1945年开明书店出版。《漱溟最近文录》1944年江西中华正气出版社出版。《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论集》1949年11月成都龙山书局出版。《东方学术概观》1986年11月由巴蜀书社出版。《我的努力与反省》1987年6月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忆往谈旧录》1987年12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勉仁斋谈书录》1988年6月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论文

    《谈佛》原刊于1914年2月《正谊》,后收入《全集》第四卷。《东西人的教育之不同》原刊于1922年《教育杂志》,曾收入《漱冥卅前文录》。后收入《全集》第四卷。《办学意见述略》原刊1924年6月18日《北京大学日刊》,曾收入《漱冥卅后文录》。后收入《全集》第四卷。《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原刊于1929年11月《村治》,曾收入《漱冥卅前文录》。后收入《全集》第四卷。《主编本刊之自白》原刊于1930年6月《村治》,后收入《全集》第五卷。《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原刊1930年6月《村治》,后收入《全集》第五卷。《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原刊于1930年11月《村治》,后收入《全集》第五卷。《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1930年7月起在《村治》连载,后收入《全集》第五卷。《我们政治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1931年9月起在《村治》连载,后收入《全集》第五卷。《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初次刊登于1933年9月《乡村建设》,后收入《全集》第五卷。《村学乡学须知》原刊于1934年2月《乡村建设》,后收入《全集》第五卷。《精神陶炼要旨》原刊于1934年10月《乡村建设》,后收入《全集》第五卷。《儒佛异同论》写作于1966年,初刊于1986年11月出版的文集《东方学术概观》。后收入《全集》第七卷。《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写作于1974年,初刊于文集《东方学术概观》。后收入《全集》第七卷。《东方学术概观》写作于1975年,初刊于1986年文集《东方学术概观》。后收入《全集》第七卷。《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合印叙》写作于1965年3月。《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一书出版于1988年12月,后收入《梁漱溟全集》第四卷。《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写作于1969年,初刊于1979年《中国哲学》第一辑。后收入《全集》第七卷。

    人物轶事/梁漱溟 编辑

    佛学修养

    梁漱溟梁漱溟

    1916年,在其时的内阁司法部任秘书期间,梁漱溟曾经杜门研佛三年。梁漱溟终身不坐人力车,据他自己说是因为年轻时碰见一个老人拉着人力车,内心感到痛楚难忍。其后一年因为研究印度哲学被蔡元培延请到北大,中学毕业而荣登大学教授座席。在北大的七年时间,他发表了诸多影响深远的专着,1919年《印度哲学概论》问世,其后两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此书一度再版八次。

    信佛的梁漱溟却也有自己的规矩,后来在抗战时梁漱溟曾带着学生深入前线,他写信给儿子梁培宽称“时人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行盖践之以。”

    尽管对佛学钻研很深,但1918年其父亲梁济沉潭自尽后,梁漱溟开始折入儒学,多年以后有人称梁漱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濑溟曾对学生说,他与哲学无缘。他不懂什么叫哲学。他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地进了哲学的门。

    教育与实践

    《乡村建设理论》《乡村建设理论》
    梁漱溟认为,东西方教育存在根本的差异,中国人传统的教育侧重“情意”教育,例如孝悌之教;而西方人侧重“知识”教育,例如自然科学之教。东西方教育各有得失,应该相互借鉴。但是,近代以来,中国备受列强欺凌。为了民族自救,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教育模式也全部西方化。对此,梁漱溟尖锐地批评说:“学校制度自从欧美流人中国社会以来,始终未见到何等的成功,倒贻给社会许多的病痛”,“现在学校教育,是使聪明的人变成愚钝,使有能力的人变为无能力的废物”。在二三十年代的众多演讲和文章之中,梁漱溟反复抨击西式现代教育的种种弊端。

    1928年梁漱溟在河南进行过短期的村治实验,1931年又来到山东的邹平,进行了长达七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后来实验区逐步扩大到全省十几个县,在海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

    梁漱溟甚至把他的这种教育方法用到了自己的政治试验上。

    1917年,梁漱溟出任北大讲师的时候完成了他的巨着《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在这一时期显露出入世济人的心怀,称“吾辈不出如苍生何”。他把解决中国问题的重点,落实在社会改造上,他想出的办法是“乡治”。

    在成功说服军阀韩复榘后,梁漱溟得以在河南、山东开始他的“乡村自治”试验。梁漱溟发起的这一运动因为抗战被迫中断了。

    与毛泽东

    梁漱溟与毛泽东梁漱溟与毛泽东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1918年,两人在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梁漱溟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里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谈,有两次是通宵达旦。

    1950年1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再三邀请下,梁漱溟由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还专门派车接他,招待吃饭,由于梁漱溟吃素,毛泽东大声嘱咐:“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当毛泽东得知他还借住在亲戚家里时,马上派人安排,让他住进颐和园内的一处小院里。

    在这段时间里,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十分融洽,经常来往,两人之间有时谈得兴高采烈,有时又不欢而散。也许正是不分上下的朋友关系,使梁漱溟一时忘乎所以,才惹出1953年的那段公案。

    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后来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梁漱溟的发言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

    梁漱溟认为,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

    对于梁漱溟的发言,毛泽东很不以为然,此后几天,会议对梁漱溟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梁漱溟震惊不已。他的牛脾气又犯了,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并与毛泽东激烈争吵,直到有人在会场上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匆匆结束。

    随后,毛泽东给梁漱溟的问题定下了基调: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

    30年后,90岁高龄的梁漱溟谈及此事,意味深长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那件事后,我的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也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理,我知道那是毛泽东的意思。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善于思考

    梁漱溟梁漱溟

    梁漱溟在家里亦不苟言笑,爱好和人讨论,也爱好书法。但他最大的爱好却是思考问题。

    梁漱溟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有思想,而且本着自己的思想去行动的人。因为思考问题,梁漱溟经常失眠。脑子一开动起来,很难刹住车。后来到北大教书,因为失眠,他还向学校提出过辞职。每隔一段时间,梁漱溟会躲起来安静思考、潜心推究。

    梁漱溟耗时最长的志业,在于沟通中西文化鸿沟。“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1955年7月,梁漱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自序。梁培恕回忆,这年初夏,父子同游北海公园,先生说起他即要动手写的《人心与人生》,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书完成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直言文革

    与毛泽东争吵之后,梁漱溟开始深居简出,很少开口。1956年11月,在“大鸣大放”的高潮中,许多朋友认为梁漱溟应当出来说说话,出出气,但梁漱溟沉住气,决定旁观一段时间,结果,在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中,那些朋友当中的许多人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梁漱溟却侥幸躲过一劫。

    1966年,“文革”浪潮席卷全国,梁漱溟也在劫难逃,他的家被抄,不得不栖身于北京鼓楼铸钟厂两间小破屋中,政治上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补戴了一顶“右派”帽子。

    1972年底,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参加政协组织学习近一个月,却一言不发。于是,有人说梁漱溟与孔子有着割不断的“阶级感情”。梁漱溟终于开口了,他花了两个半天时间,讲自己对“批林批孔”的意见。他说,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批孔,至于批林,我认为林彪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路线,不过一心要搞政变夺权而已。

    梁漱溟这番话一出口,政协学习组立即开始批判梁漱溟。从1974年2月到9月,先后6个月地分小组批判,然后是两个月的批判大会。然而,当组织者询问梁漱溟有何感想时,他却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1976年,“四人帮”垮台,在“两个凡是”笼罩的气氛中,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此时,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有开始,梁漱溟的话可谓先声夺人。

    同时,在1978年的政协会上他又说道:“我国过去的成功和胜利,的确是靠毛主席的领导”。他还一再强调:“我并不因为说他,批评他,而否认他的成功”,“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二三十年来,中国国内的建设、国外的威望,没法不承认是了不起的成功”。

    1979年初,全国第五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当选全国政协主席,梁漱溟当选为政协常委。升了“官”的梁漱溟在这次会议上再次向“文革”开了火,时年他已85岁。尽管一批老干部在私下场合对“文革”已经开始否定,对“两个凡是”也表示了不同意见,但公开讲话否定“文革”的还没有,梁漱溟是第一个。10个月之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梁漱溟担任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

    个人评价/梁漱溟 编辑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①为什么他又能当上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呢?中共为什么提他做这个委员呢?就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还有一点欺骗的作用。他就是凭这个骗人的资格,他就是有这个骗人的资格。②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

    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在梁漱溟身上看见了甘地。

    著名学者林毓生认为:梁漱溟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是构思宏大的社会改造试验,尝试将西方现代化的优点与中国文化的优点融合起来,为此进行了积极而可贵的探索。

    著名学者许纪霖:①现在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学者专家,为稻粱谋,有专业精神,但不再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中国社会仍然处在转型期,我们还需要梁漱溟式的人物。②放着北大教授不做,梁漱溟居然去进行乡村建设的尝试,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他看来,儒家的义理不是在课堂谈谈就可以,而是要在生活中特别是乡村生活里去实践的。

    1988年7月8日,新华社播发了《人民日报》纪念文章《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梁漱溟走完百年人生旅程》。

    新华网、人民网《梁漱溟诞辰120周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操守与担当》:梁漱溟认定,尽管目前东方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几有断绝之虞,但这却是暂时的,中国文化不仅仅不应该断绝、也不会断绝;不仅仅会在中国复兴,实现中国的富强,更是会走向世界——正如古希腊文化在近代西方的命运一般。

    家庭成员/梁漱溟 编辑

    梁漱溟和儿子梁漱溟和儿子

    梁漱溟远祖为元朝宗室,父梁济(巨川)(1858-1918年),内阁侍读,着有《桂林梁先生遗书》。母张氏,大理人,白族。曾在北京女学传习所任教。兄焕鼐,日本明治大学商科毕业;妹焕诘、焕绅,均毕业于京师女子师范学堂。

    梁漱溟原配夫人黄靖贤(1921-1935)育有长子:梁培宽,次子:梁培恕。第二任妻子陈树芬。

    人物纪念/梁漱溟 编辑

    山东梁漱溟纪念馆

    梁漱溟纪念馆,始建于1993年梁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由山东邹平县一中、县政协、梁漱溟在京家属联合创办,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题写馆名。2013年,为纪念梁先生诞辰120周年,邹平一中又对纪念馆进行了扩建。该馆为全国唯一的梁漱溟纪念馆。新馆位于邹平一中务本楼七楼,建筑面积600平米,建有“生平馆”“乡建馆”“书画馆”三个展厅,共展出展板200多块,图片1000多幅,梁先生生前遗物、各种版本的图书、手稿、书画900多件。

    重庆漱溟馆

    重庆勉仁中学位于嘉陵江畔缙云山下的金刚碑五指山11号。漱溟馆位于学校门口左边的一角,由梁漱溟半身雕像和一道扇型的回廊组成,石雕像的基座上有费孝通题写的“漱溟馆”三个大字,回廊里陈设着梁漱溟生平简介、在重庆时期的主要活动照片和各个时期的书法复印件。

    北京小铜井一号

    梁漱溟在北京所居多处,但以西城积水潭畔小铜井一号居住最久。小铜井一号,原为其父梁济(字巨川)先生书斋。居所背倚古都城墙,左挽汇通古刹,右涟大小铜井,前俯净业湖水,住宅与西花园占地达一千多平方米。

    名言/梁漱溟 编辑

    我若死,天地为之变色。

    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

    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

    我这里没有旁的念头,只有一个念头:责任。

    我认为凡人都应该就自己的聪明才力找个适当的地方去活动。

    一个人必须有他的兴趣所在才行,不在此则在彼,兴趣就是生命,剥夺一个人的兴趣就是等于剥夺他的生命,鼓舞一个人的兴趣便是增强他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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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民族分类树

    我要提建议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指得是多民族国家中人数最多的民族以外的民族。新中国成立后,通过识别并经中央政府确认的民族共有56个。由于汉族以外的55个民族相对汉族人口较少,习惯上被称为“少数民族”, 如壮、蒙古、回、藏、维吾尔、哈萨克、苗、彝、布依、朝鲜、满等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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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展阅读
    1国学网/国学大师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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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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