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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汪精卫

    汪兆铭(1883年-1944年),祖籍浙江山阴(原绍兴县),出生于广东三水,字季新,笔名精卫,因此历史上多以“汪精卫”称呼。早年投身革命,曾谋刺清摄政王载沣未遂,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21年孙文在广州就任大总统,汪精卫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1924年任中央宣传部长。后期思想明显退变,于抗日战争期间投靠日本,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沦为汉奸。1944年在日本名古屋因“骨髓肿”病死。

    编辑摘要
    词云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中文名: 汪精卫 英文名: Wang Jingwei
    别名: 汪兆铭 籍贯: 绍兴
    国籍: 中国 去世日期: 1944年11月10日
    职业: 政治 国民党副总裁 政党: 国民党
    代表作品: 《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

    目录

    人物生平/汪精卫 编辑

    满清时期

    汪精卫汪精卫
    汪兆铭年幼时每天为父亲汪椒朗读王阳明文章和陆游的诗,培养了汪兆铭演讲的口才。汪兆铭1901年参加科举考试,以广州府县第一名考取秀才。1904年和胡汉民等人一起考取赴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的公费留学生。1905年7月参加广东人的留学生组织“兴中会”。参与创建中国同盟会,被选为评议部部长。曾任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编辑,开始使用《山海经》中“精卫”作笔名。1906年以两百多学生中第二名的成绩毕业。1907年开始随孙文游走越南、马来亚等南洋各地,在马来亚的槟城结识了华侨富商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汪兆铭因为文采富赡,成为孙文革命事业的得力助手。

    1910年,为了回击梁启超保皇党讥讽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汪精卫、黄复生等谋刺清摄政王载沣,行前《致南洋同志书》中说:“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3月31日在北京后海银锭桥埋设炸弹时被人发现,事泄被捕,狱中赋诗,慷慨激昂,一时为人传诵。由于清肃亲王善耆在审理中对汪精卫之人品才学产生敬重,外加清廷担心如杀汪可能会导致革命党更加暴力革命,因此经过他对摄政王的斡旋,终令他们被判终身监禁。1911年11月6日,辛亥革命之后,汪、黄被释放。

    中华民国成立初期

    汪兆铭获释后参加南北议和,1912年9月和陈璧君结婚后,赴法国留学。1913年“二次革命”开始后被孙文急召回国。革命失败后亡命法国,入法国里昂大学攻读社会学,其间拒绝了袁世凯对他回国任高级顾问的邀请。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后回国参加“护法运动”。

    汪兆铭年少时期相貌英俊,被普遍公认为是美男子。1918年徐志摩在日记中写道:“前天乘着湖专车到斜桥,同行者有叔永、莎菲、经农、莎菲的先生(老师)Ellery,叔永介绍了汪精卫。1918年在南京船里曾经见过他一面,他真是个美男子,可爱!适之(胡适)说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爱他,他是男子…他也爱他”

    1924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任宣传部部长。1925年2月为临终的孙文起草了“总理遗嘱”,孙文一字未改。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成立,汪兆铭在加拉罕鲍罗廷的支持下,被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继续执行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11月23日国民党右派戴季陶、林森等召开“西山会议”,反对汪兆铭左倾。1926年4月1日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汪重申联俄容共三大政策。5月11日,中山舰事件之后,由于和蒋中正的政见分歧,汪兆铭离开广州前往法国马赛。

    蒋中正掌权后开始北伐。由于其独裁作风,国民党内大量人邀请汪兆铭回国。1927年2月汪乘火车回国,途经苏联受到斯大林的接见。4月1日乘船抵达上海。4月5日和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发表《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4月6日返回武汉,回国后就任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反对蒋的排共建议,坚持容共。4月12日蒋中正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件”,准备清除共产党。汪兆铭发表讲话,痛斥蒋介石的武力清党行为,也认为两党之间在长时间中目标一致,表示“反共即是反革命”,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一个新的国民政府,是为宁汉分裂。6月5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派人送《五月紧急指示》给中共中央,要其“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由各界工农代表取而代之”,也给汪兆铭看过。本来想拉拢他,但是引起汪的严重不满,逐开始提防中共。7月13日中共公开发表宣言退出国民党。7月15日,汪兆铭召开紧急会议,通过《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职的共产党员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停止职务。8月1日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8月8日汪兆铭的武汉政府开始大肆逮捕处死共产党人,实行武力分共。8月14日蒋中正下野,宁汉合流。9月,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掌握南京政府,汪兆铭下野。10月,汪兆铭到广东否定南京政府。11月,蒋中正回到上海,邀汪兆铭北上。12月11日,共产党在叶挺叶剑英的领导下发动广州起义。12月16日汪兆铭辞职赴法国。

    1928年到1929年间,蒋中正取得蒋桂战争和蒋冯战争(亦称中原大战胜利后日益独裁。1929年9月

    汪精卫汪精卫

    17日,张发奎在湖北宜昌解除南京国民政府的一个师的武装,并发表反蒋通电,要求汪兆铭回国主政。11月汪兆铭回国,联合桂系共同抗蒋。1930年8月7日中原大战期间在北京召开“中国国民党党部扩大会议”。由于张学良的东北军挺蒋而造成反蒋阵营失败,1931年1月1日,汪兆铭在天津宣布下野。2月,蒋中正软禁胡汉民。5月27日,粤、桂等反蒋各派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汪精卫出任领袖。9月初,广州政府开始北伐,然而几天后九一八事变爆发,粤、宁合流,合组以孙科为首的政府,蒋下野,汪在野。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之际,孙科辞职,汪兆铭出任行政院长。汪在抗战初期抗日态度坚决。汪迁都洛阳,积极备战。然而由于指挥不动蒋的人马,只好请蒋出山指挥军队,自己主政。7月17日日军进攻热河,汪因为指挥不动张学良抗日宣布辞职,前往欧洲。1933年,由于民众的呼声,蒋请汪回国主持抗战。汪要求张学良先辞职,蒋说服张学良去欧洲考察,3月汪回国复职。此后汪兆铭主张对日和平交涉,得到蒋中正的支持。5月31日,何应钦与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天津塘沽举行会谈,共同签订了《塘沽协定》。这个普遍认为是卖国的协定引发人们对汪兆铭与何应钦等的谴责。

    1935年1月22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表示对中国“不威胁、不侵略”的政策,汪兆铭认为有谈判的空间。但由于国民党主战派的反对,汪兆铭于8月8日表示辞职,后在蒋中正的强力挽留下复职。11月1日国民党的四届六中全会上,汪精卫被军人、铁血锄奸团团员孙凤鸣击中三枪造成重伤,被救后前往欧洲疗养。之后主和派的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又遭暗杀,国民党内部的对日和解派开始凋零,对日强硬派成为主流。汪兆铭与胡汉民等早期孙中山的核心干部失势后,蒋中正独揽大权,在西安事变之后其声望更是达到顶峰。1937年1月,汪兆铭回国,但并未担任职务。

    抗战时期

    1941年汪兆铭接待一些德国纳粹党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汪兆铭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地位仅次于蒋介石。但是汪兆铭认为中国当时仍然没有与日本一战的资本与能力,主张“和平运动”。

    1938年8、9月间,周佛海的代表梅思平与日本首相近卫的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谈判,日方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支持汪兆铭搞和平运动。12月19日汪兆铭借道云南前往越南河内。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表示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12月29日汪兆铭发出《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和“艳电”(29日电报代码为“艳”),电文称: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尊重中国之主权”,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以“互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这样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然而由于近卫内阁数天后(1939年1月4日)突然辞职,以及云南军阀龙云没有如约支持汪兆铭,汪的和平运动归于失败。

    1939年初,汪兆铭和他身边的人在河内多次遇刺,日本派人将汪营救至上海。1940年3月20日在南京组建日本扶持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汪精卫政权,取消华北的王克敏和长江下游的梁鸿志的傀儡政权。汪任行政院长兼国民政府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最高国防会议主席。1943年汪兆铭曾经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名义,参与由日本主导的大东亚会议。年底,汪兆铭的健康恶化,1944年3月赴日治疗;11月10日病逝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今名古屋大学)医院;11月23日遵其遗愿归葬国民党总理孙文之侧,南京中山陵西南的梅花山。

    波折生涯/汪精卫 编辑

    加入同盟会

    1903年官费赴日本留学。

    1905年7月谒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8月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后以“精卫”的笔名先后在《民报》上发表《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一系列文章,宣传三民主义思想,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保皇谬论,受到孙的好评。

    1906年6月毕业后拒绝两广总督岑春煊令其归国服务的要求(日语翻译,每月可得稿酬五、六十元,不仅满足了自己的生活,还可以资助朋友)。1907年初,日本政府迫于清政府的压力,随孙赴南洋筹设同盟会分会,任南洋革命党报《中兴日报》主笔之一,与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报》进行论战。

    1908年赴缅甸设同盟会仰光分会,3月汪精卫在马来亚的槟城结识了华侨巨富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后又参加在新加坡筹设同盟会南洋支部等工作,并筹募革命经费。

    1909年10月由南洋至日本,出任《民报》主编,秘密复刊发行《民报》第25-26号。

    1910年1月与黄复生等抵达北京,开设守真照相馆,暗中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事后被捕,判处终生监禁。在狱中起初决心以死报国,赋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时为人传诵,此后受肃亲王善耆软化,意境为之一变。武昌起义后,由袁世凯开释出狱,任南方民军议和总代表伍廷芳的参赞,暗中秉承袁的意旨,与君主立宪党人杨度等组织国事共济会,鼓吹革命、立宪两派联合拥袁,实现南北统一。12月与李石曾等在天津组设同盟会京津保支部,任支部长,阻拦北方革命党人发动起义。

    人格特征

    汪精卫死里逃生,幸获自由,出狱后原来的个性特点却更加强了。

    一是人的生命毕竟只有一次而已,绝处逢生,难免珍惜第二次生命,害怕得而复失,滋长恋生怕死的情绪,一想到被捕,就出现“莫向燕台回首望,荆榛零落市寒烟”的心境。

    二是对清室难免有感恩心理。他曾说:救我命的是肃亲王,我每当回忆这个时候的事,总想到清朝末期的伟大政治家。

    三是他仍是一个革命者,拥护孙中山的初衷并没有改变。

    于是,他陷入左右为难的处境,出现低沉消极的情绪,诗中出现了“豆萁何苦更相煎”的语句,产生了妥协心理。

    革命生涯

    青年汪精卫青年汪精卫

    谋刺事件后,汪的懦弱自卑、优柔寡断性格有所发展,成为他在以后革命过程中的后制力。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汪出狱并结识袁世凯。与杨度组织“国事共济会”,呼吁停战议和。12月,充当南方议和参赞,参与南北和谈,主张孙中山让权,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按孙嘱咐代起草临时大总统府就职宣言。后留在孙身边工作,力劝孙让位袁,并参加北上迎袁专使团。汪精卫提出“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六不主义” 陈璧君举办了结婚仪式后,8月携陈璧君一起赴法留学,中间几度返国,皆超然于政治之外。1913年“二次革命”开始后被孙中山急召回国。革命失败后亡命法国。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建中华革命党,由此孙中山黄兴分手。这一事件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具有转折点意义的,可惜汪精卫没有意识到。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后回国参加“三次革命”。1915年《小说海》第一卷刊登了一篇汪精卫署名季新的文章,题目是《红楼梦新评》,汪精卫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红楼梦》的主旨意在“家庭感化”。在此之前,人们读《红楼梦》大抵是用一种王国维先生所谓“考据眼”去读,着重在考证小说中的人物是谁,很少有人从“家庭革命”这个角度去解读它,这篇文章的出现可说是空谷足音,从此红学中关于《红楼梦》的解读就有了一个“家庭感化说”。

    1917年回国后参加护法运动。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

    1921年任广东革命政府高等顾问、教育会会长等职。次年任国民党本部参议,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1922年~1923年,孙中山筹备改组中国国民党,汪精卫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上被孙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出任中央宣传部长。11月随孙北上入京,任秘书。

    1925年3月孙病危时受命记录孙的遗嘱。孙逝世后以拥护三大政策的“左派”和孙的信徒面目出现。6月26日,由汪精卫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会上确定了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留给孙中山,今后国民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会议还决定撤销孙中山生前的大元帅府行政机构,将国民党的最高行政机关改称国民政府。

    与蒋争斗

    汪精卫汪精卫
    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宣传部长等职。7月2日,汪精卫在10万广州军民参加的国民政府成立庆祝仪式上,庄重宣布:“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

    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被迫辞职,出走法国。汪精卫于1927年2月下旬离开法国,乘火车经苏联归国。在汪精卫途径莫斯科时,斯大林专门接见了这位国民党左派领袖。4月归国,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一度与叛变革命的蒋介石进行争权斗争。4月5日,汪陈两人一起联名发表了一份《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4月18日,南京的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邀请国民党中的老牌反共分子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自己任中央军委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公开分裂成“汉”“宁”两个政府。7月15日在武汉实行“分共”,与蒋合流,但随后仍一直与蒋明争暗斗,蒋介石和胡汉民均已下野,汪精卫也于9月13日通电下野,12月16日发表了引退政界的声明,和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1929年回国后,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的名义发布命令,对各路“护党救国军”发出委任状和番号。1931年元旦汪精卫在天津发表下野声明,在汪精卫的主持下,于5月28日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否认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九一八”事变,完全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蒋介石迫于形势,将软禁的胡汉民释放,并派蔡元培、张继携带他写给汪精卫的亲笔信赴广州议和。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重组国民政府,广州政府随即取消。历任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等职。

    在民主革命的初期,汪精卫是有功绩的。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他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写了《民族的国民》等多篇文章驳倒梁启超的保皇谬论,为革命大张舆论。二是在南洋各地发展组织和筹款。三是谋刺摄政王载沣,给满清朝廷震慑不小。四是1920年归队后,做了很多组织和宣传工作,参加中国国民党“一大”筹备工作,1925年随孙中山北上,并成为中山“遗嘱”起草人。

    迎袁专使合影。前排左一为汪精卫。迎袁专使合影。前排左一为汪精卫。

    但是,基于他的性格,汪精卫在后来的政治活动中表现出了很严重的妥协性。这是他的致命弱点。

    中山先生逝世后,廖、胡、汪都成为领袖人物。廖因左派关系,得不到国民党右翼的支持。胡是民初“四督”之一,又是代帅,跃为国民政府主席,似乎顺理成章;可是他对平定“刘杨叛乱”不力,得不到许崇智的支持,加上平日尖酸刻薄,好骂人,党内恶感颇多,支持率也低。汪精卫在“一大”后支持“三大政策”,为人谦卑圆滑,长于调和,能左右逢源,既得左派支持,又避免右派的敌对,所以被推为广东国民政府的主席。

    1926年3月,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反共,蒋无视汪的国民政府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地位,先斩后奏,给汪难堪。汪意识到:“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委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了吗?第二天,汪想叫朱培德、李济深扣留蒋介石,但指挥不动。事后自觉威信受损。五月,以“迁地就医”为名秘密离穗。后来自嘲“责己不责人,所以引咎辞职”。这是一次政治上无能妥协的表现。

    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由于性格软弱,汪精卫一遇不利,动辄托病出洋或住院休息。1927年12月汪在广州,共产党利用时机发动“广州起义”,汪遭到国民党各派指责,于是宣布隐退,悄然出国。1932年7月汪以行政院长名义发表通电,压张学良进兵热河,张不听命。汪与张矛盾加剧,10月请病假赴德就医。

    汉奸岁月

    汪精卫汪精卫

    “九·一八”事变之后,汪找到了与蒋合作的机会。1932年1月28日在汪行政院院长履新之日,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肇事挑衅,给汪精卫一个下马威。

    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民心可用,士气高涨。

    而汪精卫一开始便被恐日情绪所围困。他被日帝的淫威压倒,只看到日本的强大,却看不到中国得道多助的优势,他认为:“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注:见《汪精卫传》,第120页)他害怕打仗,全力交涉言和。1932年5月在蒋、汪的同意下,国民政府跟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1935年5、6月间,他批准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把华北主权拱手让给日本侵略者,社会舆论哗然。同年11月1日,汪精卫在南京中央党部被王亚樵派遣的义士孙凤鸣刺成重伤,打进脊椎的子弹始终无法取出,医生断言:汪精卫活不过十年。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到了8月3日,汪就抑制不住言和的情绪。他说:张悌说“吴亡之际,乃无一人死节,不亦辱乎?”明知不能救吴亡,而惟一死自尽其心,然想自己死了之后,未死的人都要为奴为隶,这又何能瞑目到底,也不是办法。汪的弦外之音是:“死不值得”。他还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77页)虽然该语句上下文也有“打仗”、“抵抗”等语穿插其间,而媚日投降的心态则是十分明显的。

    1938年8、9月间,周佛海的代表梅思平与日本首相近卫的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谈判,日方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支持汪兆铭的和平运动。

    1938年12月,在汉口国防最高会议上,汪主持第54次常委会议通过接受日方所提条件的决议,煽动孔祥熙在日本所提的停战条件上签字。(注:见《汪精卫传》,第134页。)

    1938年10月,他在接见海通社和路透社记者时都表示“未关闭停战之门”,他置轰轰烈烈的抗战于不顾,醉心主和。(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89-190页。)

    周佛海策划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今井武夫、犬养健订下“重光堂协约”,起先汪不知道。等到周、梅以“日本认可汪精卫领导和平运动”的密约向汪精卫、陈璧君表功时,汪便如获至宝,心安理得地认为,与其抗战而亡,不如求和苟存。从此,他向媚敌卖国的深渊滑下去了。

    汪精卫在办公室汪精卫在办公室

    汪精卫优柔寡断,被手下“亲日派”分子摆布,为最终实现夺取国民党内最高权力的个人意愿,实现其“对日和平”的政治主张,加速了媚敌降日的步伐。

    汪精卫周围最重要的言和人物就是陈璧君和周佛海。

    陈璧君不满意汪久居蒋介石之下受蒋的闷气,对汪“反蒋夺权”之欲推波助澜,极力鼓动之,欲另开生面,独立经营,却昧于大义。陈为了取媚于日本,甚至认为“东北五省根本不是中国的地方”,“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191页)为了让汪独立掌权,恬不知耻地表示放弃东北领土主权。

    1938年10月梅思平携密件回重庆呈汪。汪在家为梅设筵,当送梅出客厅时陈璧君催促汪下定投敌的决心,说:“梅先生明天要走,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卫连声说:“决定了,决定了!”(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273页)

    1938年12月梅思平把日方希望汪脱离重庆另组政府的条件带到重庆,投降派分子在汪公馆连日“会商多次,不能达到最后的决定,陈璧君乃坚决主张就走”。(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326页)

    周佛海有政治野心,不满足于国民党宣传部长及侍从室副主任之职,老想有朝一日“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钟内在余笔下产生”,因此积极策划降日,开创“自家新天地”。1938年6月周佛海暗中指使高宗武赴日接洽,继而又催梅思平参与,最后周、梅请汪出马,再经高宗武、梅思平奔走,日本御前会议承认汪为谈判对手。周是整个降日运动的“始作俑者”。

    10月至11月两个月中,周对汪做了大量的动员工作,当汪犹豫时,周即劝驾:“您兼外交部长的时候,与日本人打交道,还可以称顺利吧!”周在心里却怪“汪之性格,咸认为无一定主张”、“无担当,无果断”。但他也摸透了汪的特点,“断定虽有反复,结果必仍如原计划”。(注:见《周佛海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汪尚未动身,周已扛着大旗打前站去了。

    在犹豫、妥协及动摇不定之中,又是梅思平,又是陶希圣,反复劝诱,推波助澜,汪精卫的“降船”就这样启程了。

    汪精卫访问日本时与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汪精卫访问日本时与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

    有人说:“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亦不能败事”(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461页)。某种意义上来说,汪沦为汉奸,也是坏在陈璧君和周佛海手里。

    懦弱自卑的性格导致汪氏被日本的淫威所压倒,未能辩证看待抗战,看不到中华民族的胜利前景;“恐日病”使他主和而投降。优柔寡断的性格,易被别人所左右,被人推向卖国求荣的道路上去。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离渝出走,12月29日发表艳电响应近卫第三次声明,在卖国的道路上一步步滑向深渊,最后身败名裂。其中汪氏个性之作用自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艰苦时期,1938年底日本近卫内阁两次发表“近卫声明”,公开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公然发表叛国艳电,表示响应“近卫声明”,走上了可耻的卖国道路。

    电文中,汪精卫提出了自己对抗战的理解:“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日本政府此前不久,发出旨在灭亡中国的第三次“近卫声明”,蒋介石对此怒斥,“骨子里实在是暗藏着机械利刃”,“这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

    汉奸汪精卫汉奸汪精卫

    汪精卫却在电文中对此辩护:“第一为善邻友好”,“第二为共同防共”,“第三为经济提携”。汪精卫最后说,“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

    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抛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时,汪精卫就发表了《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讲话,他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

    另据记载,某次汪精卫曾问冯玉祥,大家都呼“抗战到底”,这个“底”在何处?冯说打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便是底。在汪精卫这个秀才听来,“这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无知”。

    汪日勾结之后,西方国家纷纷发表声明,维护“九国公约”;美国国会不久后通过对华贷款;英法等国更于欧战爆发前抽调兵力增强远东防务。抗战曙光可谓初现。

    周恩来曾评价蒋介石,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战术家,但称得上一个好的战略家。这样的战略家眼光,却为汪精卫所没有。

    在早年刺杀摄政王之前,革命党内部曾认为刺杀意义较小而风险太大,汪精卫为此撰《釜薪论》,认为革命犹如烧饭,需釜和薪。釜者,不惧水火忍受长期磨练;薪者却一时轰烈瞬间辉煌。汪精卫自称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愿意为薪。

    当年各界对汪精卫卖国条约的评论报道!当年各界对汪精卫卖国条约的评论报道!

    陈立夫曾对此评论说,汪精卫最缺少的就是锲而不舍的韧劲,“书生难成大事”;

    而汪精卫的死忠派陈公博也有过评价,“汪先生遇事便出亡,合则留不合则去”,“一个国民有他自己应付的责任,责任所寄,不必求人合不合,也不必靠人留不留”。

    而八年抗战正是考验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韧性。汪精卫却在胜利前的黑夜悲观绝望,丧失了应有的判断力和良知,走向了无法回头的叛国之路。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从上海飞赴日本谈判。谈判一开始,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就奚落汪精卫:“我以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争取到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您对此一定有相当的把握,如果能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实为荣幸。”

    汪精卫汪精卫

    汪精卫降日投敌,建立傀儡政权之后,大力宣扬和推行源自日本的“东亚联盟”理论。他以所谓“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合作、文化沟通”的“东亚联盟”四大纲领,作为粉饰其卖国投敌行径的理论依据,妄图作为抵挡世人唾骂的挡箭牌,并以此卖国理论作为毒化的奴役沦陷区民众,瓦解抗日阵营的思想武器。

    汪精卫竭力利用“东亚联盟”理论来作为分化抗日阵营,摧毁抗战意志的重要思想武器。他在《对东京中日记者谈话》中,就其开展的东亚联盟运动对重庆国民政府有何影响一事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余确信东亚联盟运动之发展,将促使渝方抗日分子翻然觉悟,参加和平运动。盖抗日派之理论为中日两国绝对不能共存,东亚联盟则证明中日两国不但有共存之必要,并且有共存之可能,有此事实之证明,则抗日派之理论,自然消灭,而同归于复兴中国,复兴东亚之一途。”汪精卫这种以发展“东亚联盟”运动而谋瓦解抗日阵营的企图,并未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奏效。对于这点,他后来转而攻击道:“渝方的将士已完全失掉东亚人的灵魂……我们从前欲将理论感动渝方,使之觉悟,促成全面和平,现在知道单是这样决不够的,我们必须在和平区内整理起一条东亚同志的阵线,使英美所嗾使的走狗,无所施其侵扰。”

    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

    汪精卫还竭力利用“东亚联盟”理论,对日本侵略分裂我国东北,并扶植起伪满傀儡政权一事,为日本辩护,为自己承认伪满洲国的罪责开脱。他在《中日国交调整条约签署后对记者谈话》中诡辩道:“我们收拾时局要从大处着想。从远处着想。这次中日条约的签订,不是计较一时的便利,不是计较一事的便宜,而是从中日两国永久亲睦,东亚永久和平着想。至于东北四省,本来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然自九一八以至现在,已经十年了,在这十年中,事实之推移,是人所共见的。”他进而《在东京对日本国民广播词》中讨好说:“中国对于满洲,从前与日本抱着不同的见解,如今合中日满三国都向着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前途迈进,正所谓安则俱安,危则俱危,从前不同见解,一转瞬间便为一致了。”

    在一九四二年这一整年里日本一直要求汪参加它对英、美的宣战。汪的条件是废除他所厌恶的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的基本条约,包括所有秘密协定及附件,而这些协定和附件曾使汪与日本的合作蒙受巨大耻辱。他的条件最后得到了满足,汪政权乃于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对盟国宣战。

    得到更多自治权后汪精卫表现得对日本主子感恩戴德,极尽奴颜婢膝之态。由鼓吹“共存共荣”、“同甘共苦”,进一步提升到叫嚷与日本“死中求生”的程度。他叫嚷要“拿出全副精神,放在‘决战第一上面’”。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之后,汪在《宣战布告》宣称“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其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汪还宣称日本的侵略战争,“是中国生死存亡的战争,所有足以妨害决战意志之昂扬,丧民族精神之振奋的,必须一一摧毁而廓清之。”一副不顾一切效忠日本主子的嘴脸。但是当日本进一步要求其派兵参与太平洋战场时,汪却找借口拒绝了这个要求。

    死因疑点

    浙江泰顺首府罗阳的汪精卫夫妇跪像浙江泰顺首府罗阳的汪精卫夫妇跪像

    汪精卫虽为病死,但死因有不同的说法。汪精卫曾被王亚樵派遣的铁血锄奸团成员刺杀受伤,子弹深陷体内,无法取出,铅毒逐渐扩散,终至药石罔效。日本作家上坂冬子访问汪氏子女后写的书支持病死之说。一说是其妻陈璧君相信中医,贴了中药膏药,却促使铅毒扩散全身,才造成汪精卫病死。另一说则是汪精卫遭日本军下毒谋杀,但被汪精卫长女汪文惺、女婿何文杰断然否认。何文杰表示汪精卫患的是“多发性脊骨瘤肿”。

    主席声讨/汪精卫 编辑

    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出席延安民众声讨汪精卫大会,并发表题为《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的演说。这篇演说在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改题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

    汪精卫集团于1939年12月30日于日本秘密签订了旨在出卖民族利益的《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1940年1月,这件事被揭露后,中共中央于1月28日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的党内指示,指示各地应普遍举行民众大会,掀起全国反投降、反汉奸、反磨擦的热潮。于是,延安民众声讨汪精卫大会于2月1日召开。

    毛泽东在演说中首先指出,我们延安的各界人民今天在这里开会,为了什么呢?为了声讨卖国贼汪精卫,又是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接着,毛泽东列举了日汪反共,利用国民党内部的顽固派,到处放火的行径:“在湖南就闹平江惨案,在河南就闹确山惨案,在山西就闹旧军打新军,在河北就闹张荫梧打八路军,在山东就闹秦启荣打游击队,在鄂东就闹程汝怀杀死五六百个共产党员,在陕甘宁边区就闹内部的‘点线工作’、外部的‘封锁工作’,并且还准备着军事进攻。此外,又逮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送进集中营;又雇请玄学鬼张君劢提出取消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八路军新四军的反动主张,雇请托洛茨基分子叶青等人作文章骂共产党。”毛泽东在驳斥要取消陕甘宁边区的谬论中,提出了陕甘宁边区有十大好处的著名论断:“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私营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毛泽东接着说:“为什么要取消它呢?只有不要脸的人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毛泽东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借统一之名,行取消共产党之实的假统一,提出共产党以抗战、团结、进步为基础的统一论;强调指出在形势下共产党的根本方针是,决不悲观失望,力争时局的好转,挽救时局的逆转。

    大会还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为大会起草的声讨汪精卫的通电,通电提出全国讨汪、加紧团结、厉行宪政、制止磨擦、保护青年、援助前线、取缔特务机关、取缔贪官污吏、实行《总理遗嘱》、实行三民主义等10项要求。建国后,这篇通电以《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家庭成员/汪精卫 编辑

    国家公敌汪精卫国家公敌汪精卫
    汪兆铭与陈璧君夫妇育有6名子女,除一名夭折外,其他5名为:

    长子:汪文婴(1913年-)曾留学德国学习政治经济,后来任汪精卫政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军需处处长。晚年定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长女:汪文惺(1914年-)早年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学习,后来在香港任教于多所小学。退休后定居美国新泽西州。

    次女:汪文彬(1920年-)曾任印度尼西亚政府医药部门高级主管,后来在印度尼西亚当修女。

    三女:汪文恂(1922年-2002年)早年为父亲汪精卫整理文稿,后来任香港大学教育系教授。

    次子:汪文悌(1928年-)自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来在香港从事桥梁建筑工作。

    死因和墓地/汪精卫 编辑

    汪精卫跪像汪精卫跪像
    汪兆铭虽为病死,但死因有不同的说法。一说10年前汪兆铭被铁血锄奸团成员刺杀受伤,子弹深陷体内,无法取出,铅毒逐渐扩散,终至药石罔效。日本作家上坂冬子访问汪氏子女后写的书支持病死之说。一说是其妻陈璧君相信中医,贴了中药膏药,却促使铅毒扩散全身,才造成汪兆铭病死。另一说则是汪兆铭遭日本军下毒谋杀,但被汪精卫长女汪文惺、女婿何文杰断然否认。何文杰表示汪精卫患的是“多发性脊骨瘤肿”。

    中国战胜后,1946年1月21日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奉命将汪坟炸毁,打开棺木时,见汪精卫的尸体上复盖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由于使用过防腐剂,尸体尚未腐烂,身穿南京政府的文官礼服,头戴礼帽。1994年墓地原址建造了一个汪精卫跪像,1997年拆除。另外2004年11月8日上午在绍兴市市区挖出一个汪精卫跪像,上刻有“汪逆精卫”四字。

    汪逆跪像为纪念抗战阵亡的将士而塑的大卖国贼汪精卫、陈璧君夫妇的跪像。温州、河南等地均发现汪逆跪像。

    最著名的是重庆磁器口的汪陈跪像,于1940年10月制成。汪精卫跪像高1.15米,上身裸露,背刻“汪逆精卫”。陈璧君跪像高1.12米,上身裸露,背刻“陈逆璧君”。同时刻有一块《汪逆夫妇跪像志》碑,高1.27米,0.27米,厚0.05米,碑文为:“相彼夫妇,汉奸之尤,民众公敌,举国同仇。男名精卫,汪家败类,妇曰璧君,陈门妖魅。认贼作夫,卖身倭奴。斫石肖像,跪诸道途,人人唾骂,万类见羞,臭闻当世,污流千秋。

    诗作选载/汪精卫 编辑

    《菊》

    菊以隐逸称,殆未得其似,志洁而行芳,灵均差可拟。

    生也不逢时,落叶满天地。枝弱不胜花,凛凛中有恃。

    繁霜作锻练,侵晓色逾美。忍寒向西风,略见平生志。

    一花经九秋,未肯便憔悴;残英在枝头,抱香终王坠。

    寒梅初破萼,已值坚冰志;相逢应一笑,异代有同契。

    《被逮口占》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

    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狱中杂感》其一

    西风庭院夜深沉,彻耳秋声感不禁。伏枥骅骝千里志,经霜乔木百年心。

    南冠未改支离态,画角中含激楚音。多谢青燐慰岑寂,残宵犹自伴孤吟。

    《狱中杂感》 其二

    煤山云树总凄然,荆棘铜驼几变迁。行去已无干净土,忧来徒唤奈何天。

    瞻乌不尽林宗恨,赋鵩知伤贾傅年。一死心期殊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

    《狱中闻温生才刺孚琦事》

    血钟英响满天涯,不数当年博浪沙。石虎果然能没羽,城狐知否悔磨牙。

    须衔剑底情何暇,犀照矶头语岂夸。长记越台春欲暮,女墙红遍木棉花。

    《展堂死而复生》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余在北京狱中闻展堂死事,为诗哭之,才成三首,复闻展堂未死,遂辍作》

    马革平生志,君今幸已酬。却怜二人血,不作一时流。

    忽忽馀生恨,茫茫死后忧。难禁十年事,潮上寸心头。

    落落初相见,无言意已移。弦韦常互佩,胶漆不曾离。

    杜镵朝携处,韩檠夜对时。岁寒乐相共,情意胜连枝。

    日日中原事,伤心不忍闻。赋怀徒落落,过眼总纷纷。

    蝙蝠悲名士,蜉蝣叹合群。故园记同眺,愁绝万重云。

    《重九登北极阁》

    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

    阑干拍遍,心头垒块,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

    《自嘲》

    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北宫丸上作》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舵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半月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

    车轮为薪

    《见人析车轮为薪,为作此歌》

    年年颠蹶南山路,不向崎岖叹劳苦。只今困顿尘埃间,倔强依然耐刀斧。

    轮兮轮兮生非徂徕新甫之良材,莫辞一旦为寒灰。君看掷向红炉中,火光如血摇熊熊。待得蒸腾荐新稻,要使苍生同一饱。

    寄感广州之役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余在北京狱中,偶闻狱卒道一二,未能详也,诗以寄感》

    欲将诗思乱闲愁,却惹茫茫感不收。九死形骸惭放浪,十年师友负绸缪。

    残灯难续寒更梦,归雁空随欲断眸。最是月明邻笛起,伶俜吟影淡于秋。

    珠江难觅一双鱼,永夜愁人惨不舒。南浦离怀虽易遣,枫林噩梦漫全虚。

    鹃魂若化知何处,马革能酬愧不如。凄绝昨宵灯影里,故人颜色渐模糊。

    《秋夜》

    策策西风万木秋,玉箫哀怨未能收。繁星点点人间泪,聚作银河万古流。

    《满江红》

    蓦地西风。吹起我乱愁千叠。空凝望。故人已矣。青燐碧血。魂梦不堪关塞阔。疮痍渐觉乾坤窄。便劫灰冷尽千年。情犹热。

    烟敛处,钟山赤。雨过后。泰淮碧。似哀江南赋。泪痕重湿。邦殄更无身可赎。 时危未许心能白。但一成一旅起从头。无遗力。

    《虞美人》

    空梁曾是营巢处。零落年时侣。天南地北几经过。到眼残山賸水已无多。

    夜深案牍明镫火。阁笔凄然我。故人热血不空流。挽作天河一为洗神州。

    《忆旧游·落叶》

    叹护林心事。付与东流。一往凄清。无限留连意。奈惊飙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诉讽零。

    天心正摇落。算菊芳兰秀。不是春荣。槭槭萧萧里。要沧桑换了。秋始无声。伴得落红归去。流水有余馨。尽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

    《豁盦出示易水送别图中有予旧日题字并有榆生释戡两词家新作把览之余万感交集率题长句二首》

    酒市酣歌共慨慷,况兹挥手上河梁。怀才盖聂身偏隐,授命于期目尚张。

    落落死生原一瞬,悠悠成败亦何常!渐离筑继荆卿剑,博浪椎兴人未亡。

    少壮今成两鬓霜,画图重对益旁徨。生惭郑国延韩命,死羡汪踦作鲁殇。

    有限山河供堕甄,无多涕泪泣亡羊。相期更聚神州铁,铸出金城万里长。

    杜鹃花》

    昏啼到晓恨无涯,啼遍春城十万家。血泪已枯心尚赤,更教开作断肠花。

    讽刺对联/汪精卫 编辑

    之一(据说汪于1941年旧历除夕在自家门口贴对联“立民族民权民生之宏愿,开为党为国为民之大业”,结果被改成):

    立泯族泯权泯生之宏愿,

    开伪党伪国伪民之大业。

    之二(据说伪国民政府成立时,有人在送来的贺联中混杂了一幅讽刺联):

    昔具盖世之德;

    今有罕见之才。

    之三:

    近卫,汪精卫,你自卫,我自卫,兄鲁弟卫;

    陈群,李士群,来一群,去一群,狗党狐群。

    之四:

    国祚不长,八十几日袁皇帝;

    封疆何仄,三两条街汪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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