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咏

沈德咏,男,汉族,1954年2月出生,江西修水人,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博士生导师。1977年12月参加工作,197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常委。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十八届中央委员。现任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正部级)、常务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一级大法官。2014年5月14日,经中国政法大学评审通过,评定为“中国政法大学第一届杰出校友”称号。主要编写有关死刑、刑事诉讼法修改、民事强制执行、审判监督等论着、文集及法律工具书十余部,其中1992年出版的《死刑制度比较研究》为中国研究死刑问题的第一本专着。

编辑摘要
中文名: 沈德咏 出生地: 江西省修水县
性别: 民族: 汉族
国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54年2月8日
职业: 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一级大法官。 毕业院校: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专业
政党: 中国共产党 代表作品: 《死刑制度比较研究》

目录

沈德咏 - 工作经历

1974.00—1977.00 江西师范大学外语系学习。

1977.00—1980.00 江西师范大学外语系助教、76年级主任兼党支部书记、系团总支书记。

1980.00—1983.00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院学习,获法学硕士学位。

1983.00—1988.00 中共江西省委政法委工作,任调研室副主任。

1988.00—1996.00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先后任刑一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正厅级)。

1997.00—1998.10 江西省纪委工作,任江西省纪委副书记。

1998.10—2006.11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同年12月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二级大法官。

1998年10月任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同年12月任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家法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研究中心教授。

1999年9月至11月在中央党校第27期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1986年以来,兼任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常务理事,刑事委员会委员、副会长。1993年兼任南昌大学、武汉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1999年兼任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教授。中共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中央纪委常委。中共第17届中纪委委员。

2006.11—2008.04 上海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2008.04—2008.05 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二级大法官。

2008.05起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一级大法官。

2002年11月,在党的十六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常委。

2007年10月,在党的十七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编写有关死刑、刑诉法修改、民事强制执行、审判监督等论着、文集及法律工具书十余部,其中1992年出版的《死刑制度比较研究》为我国研究死刑问题的第一本专着。

沈德咏 - 担任职务

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中共十六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常委。中共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沈德咏 - 工作情况

会见两会代表

2009年3月10日,一级大法官沈德咏同志亲切会见了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部分香港法律界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沈德咏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对各位代表委员表示亲切慰问,对他们长期以来给予法院工作的关注与支持表示感谢。

沈德咏向在座的代表委员简要通报了最高人民法院过去一年的工作情况。他指出,过去的一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大事多,喜事多,难事也多,人民法院坚持“三个至上”重要指导思想,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在审判执行、队伍建设、司法改革等方面都推出了开拓性举措,全面实现人民法院工作的与时俱进,较好地实现了自身科学发展与服务和保障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有机统一。

沈德咏还就汶川特大地震、金融危机等方面的司法应对等代表委员关注的话题与他们进行了深入交流。在座的代表委员就履行职责为推动法院工作和法治建设进程表达了拳拳之情。沈德咏表示,欢迎他们继续关心和帮助、监督和支持法院工作,为他们履行职责提供力所能及的便利。

办理重大案件

2008年初“两会”间,上海有史以来第一次公布了年度反腐十件大事。占据2007年前三条中的两条就是具体查案成果。

一直以来,不独上海,本应为地方强权部门的纪委,许多最高人民法院沈德咏院长调研地方法院工作时候,查案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最终“地位边缘,流于宣教工作或制度文章,”一位纪委官员说。

因此,上海纪委书记沈德咏不止一次在纪委系统内部会上强调,“查案是纪检系统的第一位工作”。

2007年3月,上海市房地局原副局长殷国元被查,成为社保案由中央纪委移交上海后,上海自行查出的第一个副厅长级官员,他的落马与挪用社保资金无关。7月,上海申能集团副总裁王维工、浦东新区原副区长康慧军相继案发。

在其主导下,2007年,上海市纪委不断从法院、检察院、反贪局等相关部门抽调业务骨干,充实纪委查案部门。这些人大都正值中青年,业务熟稔,并可优先获得职级的提拔。

和其他地方纪委一样,上海纪委过去的人员主要来自社会招聘、公务员招考以及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普遍专业性不强,制约查案能力。

“现在专业人才明显地被倚重。”纪委系统上述官员称。

纪委内部的机构功能也向查案倾斜,过去直接查案的只有一个处室,在沈的改革下,以前多负责信访、宣教功能的一些处室,也被赋予直接查案功能,并可一查到底。

沈德咏同志还多次强调,要办有影响力的大案,他说过,纪委系统“有作为才有地位”。康慧军案正是在此背景下由上海市纪委主导查处的。

2007年的成绩单显示着战果累累,结案981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914人,其中局级干部17人之多。这一力度前所未有。

“创造了更好的环境,提高了地位,团结了力量,锻炼了战斗力。”一位纪委官员用面貌一新来形容今日的上海纪委。

加强审判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常务院长沈德咏强调,要明确审判理论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始终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问题,确保审判理论研究工作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不断前进。着力研究司法基础理论问题,确保人民法院在党的领导下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着力研究影响公正司法的深层次问题,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和人民法院司法能力相对滞后的矛盾。着力研究审判权运行机制,结合即将开展的新一轮司法改革进行研究,确保审判权公正高效廉洁运行。

沈德咏指出,审判理论研究是事关人民法院工作全局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要进一步加强审判理论研究机制建设,加大审判理论研究成果的宣传、转化力度,完善理论研究工作机制和经费保障;要进一步加强审判理论研究人才队伍建设,努力形成人民法院系统内外理论研究工作的合力。

率团访问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

应印度尼西亚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哈达·阿里,马来西亚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吞·阿里芬·宾·扎卡利亚和斯里兰卡司法部部长拉乌夫·哈基姆的邀请,2014年11月5日至14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一级大法官沈德咏率中国法院代表团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

在印尼期间,沈德咏先后会见了印尼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哈达·阿里、宪法法院首席大法官哈姆丹和司法委员会主席马祖奇。在工作会谈中沈德咏指出,中国和印尼隔海相望,两国友好关系源远流长,走过了很不平凡的历程。去年,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随着各方面关系的发展,两国司法合作也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今年9月,中国在广西南宁成功举办了中国-东盟大法官论坛,围绕“司法合作与中国-东盟自贸区发展”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并通过了《南宁声明》,与会各国一致表示将继续加强本区域内的司法交流与合作,共同构建互惠双赢的法治环境。此次率团来访,也是作为落实《南宁声明》的实际行动之一,希望通过此次访问,进一步推动两国司法交流,加强司法互信,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印尼与会各方向代表团详细介绍了印尼的司法体系和制度。

在马来西亚期间,沈德咏先后会见了马来西亚参议院议长阿布·扎哈,众议院议长班迪卡·阿敏,最高法院副院长、上诉法院院长默罕默德·本·谢里夫和法律部副部长拉查理·依布拉欣。在与马方的会谈中,沈德咏高度评价了中马两国业已存在的亲密友好关系,并向马方介绍了中国的司法制度以及司法改革的基本情况。沈德咏说,在过去的30年,中国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发展是第一要务、改革是促进发展的主要动力、稳定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保障。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具有比较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其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不仅是中国最根本的政治原则,而且是最重要的宪法原则。中国的司法制度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司法制度,中国的司法机关在党的领导下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当然,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司法制度也需要进行改革,中国正在积极稳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题讨论了依法治国问题,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司法改革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将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继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始终坚持严格公正司法,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马方在会谈中表示,马中两国一衣带水,政治上高度互信,经贸合作紧密,人员往来频繁。虽然马中两国的国情和司法制度有所不同,但并不妨碍双方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希望两国能够通过相互借鉴,为双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在马期间,沈德咏一行还考察了马来西亚法院的信息化建设情况。

在斯里兰卡期间,沈德咏先后会见了斯里兰卡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佩里斯、司法部长拉乌夫·哈基姆以及总检察长维贾亚提拉克。在与斯方的会谈中沈德咏说,中斯友好交往源远流长,正如今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斯时指出的,两国是患难与共的好兄弟,是共谋发展的好伙伴,是相亲相近的好朋友。当前,中斯真诚互助,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开启了新的起点,面临广阔发展机遇。其中,司法合作交流是两国合作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斯两国司法机关将共同努力为双方经贸等各方面的交流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斯方在会谈中提出希望进一步加强两国在商事仲裁以及法官培训方面的交流合作。此外,沈德咏还向斯方详细介绍了我国的司法调解制度。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忠厚随团出访。

大法官论坛主旨发言

2014年9月17日,中国-东盟大法官论坛继续举行以“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与区域经济繁荣”为主题的专题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大法官沈德咏作主旨发言。他强调,中国与东盟广阔的合作前景离不开法治的保障,公正高效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正是良好法治环境的重要基石;建立和发展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有助于便捷、灵活、高效地化解涉自贸区的各项争端,是实现中国-东盟区域经济繁荣的必然要求。

沈德咏指出,中国高度重视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着力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推动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工作机制。立法机关于2010年颁布的人民调解法、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相关司法解释和司法文件,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提供了制度保障。

沈德咏表示,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并不意味着弱化法院的司法职能,而是有利于法院的职能得到更加充分的彰显。近年来,中国法院在推动发展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突出表现在:一是坚持调判结合,依法公正审理案件。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框架下,诉讼依旧是解决纠纷的主要手段。去年,中国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国内民商事案件750多万件,审结一审涉外商事案件5364件。其中通过调解和撤诉方式处理的达到479.8万件,这是中国法院运用调解这一“东方经验”行使审判权的结果。但法院调解也面临着当事人对法官“先入为主”、“以判压调”的担忧,因此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制度安排中明确规定了适度的调审分离原则。

二是建立诉调对接机制,为大调解提供司法保障。中国“以和为贵”的传统与东盟国家奉行的“东盟方式”如出一辙。“东盟方式”强调非正式,包容性,强化磋商,和平解决争端,东盟国家的纠纷解决深受其影响,常常把友好解决作为其首选方式。当前,中国建立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三位一体”的大调解格局,综合运用多种渠道、多种手段、多种方式解决纠纷。人民法院正是通过诉调对接机制,在大调解格局中发挥着重要的引导和保障作用。

三是开展仲裁司法审查,支持仲裁事业发展。在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方面,仲裁的优势更加明显。中国与东盟国家中的新加坡、老挝、泰国和越南四国均签订有民商事方面的司法协助协定,且中国和东盟10国全部加入了1958年《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问题通过国际条约获得了法律保障。中国在民事诉讼法、仲裁法等法律中明确了仲裁制度,同时严格限定了司法对仲裁的监督权限。中国法院在涉外仲裁司法审查实践中,始终恪守条约义务,从严适用公共政策条款,最大限度尊重仲裁的特有规律,维护仲裁裁决的终局性。最高人民法院还制定了多部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严格规范仲裁司法审查权的行使。此外,对涉外民商事案件实行集中管辖制度,在特定管辖法院建立专门审判庭或相对固定合议庭,确保涉外案件的审判质量。

沈德咏最后强调,中国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进程中,既要坚持立足国情,及时总结自身经验,也要十分注重吸收东盟各成员国在发展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方面的宝贵经验,更加紧密地开展交流与合作,为促进中国和东盟各国的繁荣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沈德咏 - 重要活动

加强诉讼证据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

由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政法大学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诉讼证据规定研究”第二次工作会议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召开,项目首席专家、一级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沈德咏副院长发表讲话。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坚出席会议并致辞。沈德咏同志指出,国家设立“诉讼证据规定研究”项目,旨在通过不同学科之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间的交流互动,研究推出对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对决策有重要参考价值、对学术有重要理论贡献,代表国家水准的标志性研究成果。完成好这个重大项目,必须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理论为基础,以实践为标准,着力推进诉讼证据规定的理论研究、实践探索、制度建设,为立法、司法、执法等领域的重大决策提供参考依据。他要求,开展“诉讼证据规定项目”研究,既要加强顶层设计,增强项目研究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又要鼓励参研专家和项目定点法院在项目整体框架下各显其能、各抒己见。要坚持理论联系实践,充分发挥理论对实践的引导作用,用正确的理论推动司法实践、引领证据制度的发展进步。扎实推进项目研究,要在发挥院校合作优势、开展实证调研、反复研究论证、推动成果转化等方面下更大功夫。沈德咏同志强调,要遵循司法规律,更新证据观念,把现代证据观念贯穿于项目研究和制度构建的始终。要立足国情,体现中国特色,充分考虑我国的司法体制、司法机构设置、司法权力配置以及诉讼程序和诉讼结构的特点,使证据制度在取证、举证、质证、认证司法证明各环节都能够发挥作用。要放眼世界,追求国际领先,全面考察、积极借鉴域外证据制度发展成果,致力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领先地位的科学、合理、务实、可行的证据制度体系。

法院干部要带头自我剖析、带头转变观念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交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学习体会。最高人民法院沈德咏副院长主持会议并讲话,他要求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紧密结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紧密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贯彻落实到执法办案的实践中去,转化为促进法院工作和队伍建设的强大思想动力。

沈德咏指出,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再学习再教育,是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根据中央政法委有关要求,从法院工作实际出发作出的重要部署,是继“群众观点大讨论”之后,全国法院系统深入推进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又一重要举措。沈德咏大法官强调,要把再学习再教育活动与学习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当前,学习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是全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具体部署。各级人民法院要把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再学习再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切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更加自觉的行动,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同时,大力推进法院文化建设,大力推进司法公信建设,把学习实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贯彻其中的主线,确保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占领法院思想文化阵地,引领法院队伍建设,指导审判执行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沈德咏同志指出,要正确把握再学习再教育活动的重点对象和重点内容。再学习再教育活动的重点和关键是法院各级领导干部。各级法院的领导干部,首先要搞好自身的再学习再教育,坚持从我做起,带头学习文件、带头宣讲辅导、带头自我剖析、带头转变观念,通过自身的示范带头作用和管理领导职能,切实解决执法办案中司法理念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沈德咏强调,要紧密联系审判工作实际开展再学习再教育活动。全国各级人民法院要注重在联系审判工作实际上下工夫,有针对性地选择具体案例,切实从司法理念上查找问题、剖析根源、总结教训、加以改进,真正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原则和精神贯彻落实到执法办案实践中,把再学习再教育的成效体现在审判质量和效果的提升上。沈德咏指出,坚持和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最高人民法院担负着特殊的、重要的责任,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再学习再教育活动中,要发挥好示范和导向作用。要通过以案析理等有效方式,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确保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再学习再教育活动贴近实际、扎实推进、取得实效,真正在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中带好头、作表率。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奚晓明、景汉朝,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周泽民等就学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结合分管工作作了主旨发言。党组成员、副院长江必新,党组成员、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黄尔梅出席会议。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学文和机关各部门以及直属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发挥审判专家作用 完善人才使用机制

第三届全国审判业务专家评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最高人民法院沈德咏副院长出席会议并讲话。沈德咏强调,建设一支高层次审判人才队伍是新形势下人民法院切实履行好审判职责的必然要求,要进一步提升全国审判业务专家评选工作水平,继续完善对全国审判业务专家的使用和管理机制,努力为高层次审判人才成长及作用发挥营造良好环境。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出席会议。

沈德咏同志指出,最高人民法院一直以来都高度重视加强审判业务人才队伍建设,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时期,新形势下人民法院要切实履行好宪法法律赋予的审判职责,必须建设一支思想素质过硬、理论功底深厚、审判经验丰富的高层次审判人才队伍,这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必然要求,是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迫切需要,也是推进法院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的有效途径。而评选“全国审判业务专家”则是团结凝聚广大高层次审判人才的重要平台,为此要进一步提升全国审判业务专家评选工作水平,按照坚持正确导向、突出专业水准、严格评选程序的要求,将政治上的严要求与专业上的高标准结合起来,将加强事前遴选把关、事中严格评选与事后科学管理结合起来,切实增强评选工作的示范性、导向性和权威性。

沈德咏同志强调,要继续完善对全国审判业务专家的使用和管理机制,不仅要把好评审关,更重要的是加强对全国审判业务专家的管理和使用,更好地发挥他们的示范作用。为此,要积极探索全国审判业务专家成长的特点和规律,以改革创新精神不断加强评审和管理制度建设,各级法院也要努力为高层次审判人才成长及作用发挥营造良好环境,使审判业务专家的评审、使用和管理工作有效衔接,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

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 扎实有效改进司法作风

最高人民法院沈德咏院长指出,要把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自觉践行“三严三实”要求贯穿教育实践活动全过程。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调研指沈德咏一级大法官导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时的重要讲话,按照“五个准确把握”的要求,认真抓好人民法院教育实践活动各环节的组织实施,时刻以焦裕禄等先辈先进为榜样,确保“三严三实”落实到位,让涉诉当事人和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人民法院的新变化、新气象。沈德咏要求,要把查找和解决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贯穿教育实践活动全过程。根据中央部署,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是抓住反对“四风”这个重点不放,同时着力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和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四风”在人民法院的集中表现是“六难三案”问题。要认真查找和解决“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立案难、诉讼难、执行难”、“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这“六难三案”问题,始终坚持严格公正文明廉洁司法,努力让当事人打一个人格受到尊重、输赢明明白白和裁判信得过的官司。要把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贯穿教育实践活动全过程。要始终坚持领导带头,充分发挥领导的示范推动作用;要始终坚持开门搞活动,敞开大门面对面听取涉诉当事人和老百姓的意见;要始终坚持求实务实,严格按照既定部署要求步步推进,认真落实实施方案,把教育实践活动与执法办案结合起来,以良好作风推进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使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会见中国政府“友谊奖”

2014年9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常务院长、一级大法官沈德咏在京会见了荣获2014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纳德·艾伦。沈德咏大法官代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并以个人名义对艾伦教授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的殊荣表示热烈的祝贺。

沈德咏同志说,十年来,艾伦教授积极参与中国司法文明和证据制度建设,为中国法治建设积极建言献策,作出了突出贡献,得到中国政府高度肯定。艾伦教授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诉讼证据规定研究》的外国顾问,全程参与课题研究工作,提出了许多具有较高价值的意见和建议。沈德咏指出,中国历来高度重视法治建设。目前,中国正在积极稳妥推进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致力于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证据乃正义之基础、诉讼之核心,这就决定了在推进法治建设中,无论将证据制度建设摆在何等重要位置都不为过。中国是成文法国家,证据法规范主要规定在三大诉讼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之中。改革开放35年来,特别是近些年来,中国立法、司法机关为完善证据制度、促进司法文明、保障司法公正作出了不懈努力。沈德咏同志表示,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交流不断深化,各国法律和司法制度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也在相互借鉴融合。中国法院在推进改革发展过程中,既要始终立足本国国情,又需要积极借鉴包括英美法系国家在内世界各国的有益经验和做法。艾伦教授是国际证据科学协会主席,是著名的证据法和诉讼法专家。希望艾伦教授一如既往为中国证据制度创新特别是《诉讼证据规定研究》项目研究献计出力。艾伦教授感谢沈德咏会见,表示将积极参与诉讼证据项目研究工作,同时愿意继续深化与中国法学理论与实务界的交流合作。中国政府“友谊奖”是国务院为表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而设立的最高荣誉奖项。美国西北大学威格摩尔特座教授罗纳德·艾伦(Ronald J·Allen)受聘于中国政法大学,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诉讼证据规定研究》的外国顾问。在2014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中,罗纳德·艾伦先生是法学类唯一获奖者。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胡云腾,国家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联席主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张保生教授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沈德咏 - 重要论述

树立现代刑事司法观念是正确实施刑事诉讼法的必由之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沈德咏院长出席授衔仪式》已由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中国刑事诉讼制度作出的重要补充和完善,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举措,也是近年来深化刑事司法改革的重大成果。修改决定共计111条,涉及修改补充之处有140多个,对任务原则、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程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完善。本次修改顺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彰显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巨大成就,回应了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对于更加有效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更加有效地实现司法公正和维护社会秩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做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贯彻实施工作,全国各级法院特别是广大刑事司法人员责无旁贷。笔者曾经在多个场合讲过,改革必须以观念更新为前提,以制度创新为基础,这是所有改革的基本路径。以往我们有一些改革措施之所以没有实现预期效果,很大程度上与司法观念的相对滞后有关。应当说,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所取得的制度创新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从司法层面讲,要使其得到不折不扣的实施,必须要大力推进刑事司法观念的转变和更新,在思想上牢固树立现代刑事司法观念并使之成为行动的指南。

观念是一种意识形态,司法观念是人们对司法这一社会现象的看法和见解的总和,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司法观念。司法观念在法治文化结构体系中,居于深层次地位,较之于制度,其对司法功能和效果的影响是潜在的。刑事司法观念是人们对刑事司法这一社会现象的看法和见解的总和,不同的历史时期亦有不同的刑事司法观念,现代刑事司法观念对刑事诉讼法的贯彻实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司法观念一旦形成并内化于心,将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司法人员的行为选择。“徒法不足以自行”。制度的效能是否能充分发挥出来,往往仰赖与制度相匹配的观念。可以说,刑事司法观念的转变和更新有多大力度,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就会有多大效果;刑事司法观念的转变和更新程度有多深,刑事司法能力和水平就会有多高。

树立现代刑事司法观念是国情世情深刻变化的必然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自1980年正式施行到1996年首次修改,其间经历了16年,而自1996年到2012年的再次修改,正好又是一个16年。这两个16年里,国情世情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深入人心,“依法治国”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相继载入宪法;同时,刑事司法领域也出现了不少新的情况,取得了许多新的进步,1996年以来我国已经签署或加入、批准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一系列国际公约,民主、文明、法治已成为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发展的基本取向。这一切对刑事诉讼法及其实施产生了直接影响,并对刑事司法实践中“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等传统观念提出了现实挑战。刑事司法人员惟有紧跟时代潮流,与时偕行,及时转变和更新司法观念,方能有效提升自身司法能力、切实履行司法职责。

树立现代刑事司法观念是刑事诉讼制度创新的必然要求

如果观念落后于制度,势必会造成“行动中的法律”与“纸面上的法律”之间出现“缝隙”。从实践层面看,观念更新与制度创新是相辅相成的,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因果。相对于思想观念,制度属于社会存在,它最终决定了司法人员的行为意识。树立现代刑事司法观念,教育固然非常重要,然而制度的引导和约束则带有根本性。因此,对司法人员而言,制度的创新仍然具有决定性意义。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在征求各界意见的过程中,部分条款之所以产生争议,多是由于现代司法观念与传统思想观念之间的碰撞所致。法律修订毕竟是在改革旧做法、创制新规则,如果一味迁就于过去,不适度超前,就难称真正意义的创新,对社会发展就难以起到积极推动作用。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创设和完善诉讼程序、证据规则等多个方面都较好地体现了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创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的最终通过,反映了社会各界在注重保障人权、强化程序正义等诸多基本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刑事司法人员应当顺势而为,积极转变和更新司法观念,确保修改条文的应有功效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树立现代刑事司法观念是贯彻实施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必然要求

人民法院是刑事诉讼法的实施主体之一。刑事司法人员必须根据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情况,适时对具体案件的运行方式、审判方法等进行动态调整。在此过程中,观念虽无法替代宏观的法律创制和微观的法律适用,却可以影响、决定审判人沈德咏同志调研上海市法院系统工作员的司法决策态度和方向,进而直接影响案件的裁判。从某种意义上说,树立现代刑事司法观念是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先决条件,毕竟制度最终是要靠人去实施的。尽管修正案草案在社会各界讨论过程中一直有着不同认识,但既然业已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变为国家意志并将付诸实施,全社会就应当一体遵循,及时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全国人大的修改决定上来,刑事司法人员更应及时转变和更新司法观念,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绝不能抱着过时观念、怀着抵触情绪去办案。

当然,在强调树立现代刑事司法观念的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观念的更新不可能一蹴而就。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历经数年,修改幅度大,涉及内容多,谓之“大修”名副其实,其推进难度也可想而知,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刑事司法观念的更新比制度构建更难。一方面,观念的更新涉及面更广。观念更新的主体和内容不仅涉及公安司法机关,而且涉及到党政领导机关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观念的更新周期更长。制度可以在一定时间内修改完成,而观念形成于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同时又受到诸多社会现实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转变。观念的转变和更新是一个需要长期积累的渐进过程,既不能抱残守缺,又不能操之过急。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颜渊》)。广大司法人员办理刑事案件,事关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责任重大,必须永不懈怠,依法履职,同时要以积跬步行千里的精神,逐步树立起充分体现公平、正义的现代刑事司法观念。

存在决定意识。当刑事诉讼制度逐步形成完整的法律规范时,不仅能使刑事司法活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而且还能极大地影响司法主体的行为意识。2009年开始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工作,之所以引起持续关注,尤其是自去年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后,社会各界积极贡献智慧,立法机关反复推敲,皆是因为这100多处的修改大部分不是一般的技术性改造,而多是涉及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和原则的重要问题。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有力推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的同时,亦极大地促进了现代刑事司法观念的更新,

一是强化人权保障观念

宪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国家根本大法,刑事诉讼法属于宪法的子法,法治国家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不仅规定在刑事诉讼法典里,而且直接体现在宪法条文中,宪政精神始终是刑事诉讼法典的灵魂。正由于这种天然的联系,刑事诉讼法素有“小宪法”之称,我国刑事诉讼法从制定之日起,一贯重视对人权的保障和对权力的制约。伴随着2004年“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日益重视人权保障工作,刑事诉讼领域的人权保障制度和观念亦取得显着进步。从一定意义上讲,刑事程序法律的精神就在于在惩罚犯罪的过程中注重人权保障。我们绝不能以弱化、限制甚至牺牲人权保障为代价去片面追求惩罚犯罪,导致错判无辜,冲击正常法制秩序,产生负面社会影响。实践反复证明,惩罚犯罪不应当也不可能通过弱化人权保障来实现,反过来,强化人权保障更加有利于实现惩罚犯罪的目的。当然,我们在努力摒弃“重打击轻保护”传统观念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刑事司法制度惩罚犯罪的本源功能。

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起统领作用的是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继续完善惩罚犯罪制度体系的同时,注重在制度和观念上进一步强化对人权的保障。最为重要的修改内容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的基本任务,这是其自2004年载入宪法以来首次写入基本法律。为充分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在刑事诉讼法的其他篇章也作了相应修改,如:完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程序,扩大法律援助适用范围,强化辩护人会见权和阅卷权,进一步加强了对被告人辩护权的保障;完善强制措施,严格限制不通知家属的情形,明确规定侦查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增加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既保证侦查活动依法规范进行,又保障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明确规定二审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仍然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不得加重被告人刑罚;等等。总之,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全方位贯彻了人权保障理念,统筹兼顾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与被害人等其他诉讼参与人权利的保障。刑事司法人员要牢固树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观念,在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础上,依法行使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正确处理各类刑事案件,切实实现对各类犯罪的惩罚和预防,全面实现刑事诉讼目的。

二是强化程序公正优先观念

美国学者戈尔丁曾说过,“理想的正义是形式要素和实体要素之和”。在刑事诉讼中,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二者缺一不可。实体公正是程序公正所要达到的重要目标,是裁判活动的基本价值追求,也是当事人进行诉讼的期望和目的所在。在法治环境下,程序公正的核心是规范和制约公权力,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裁判的实体公正必须经过一系列公正的程序。然而,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当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发生冲突时,牺牲的似乎多是程序公正。在我国传统司法观念中,一直较为注重实体公正,相比较之下缺乏对程序公正的应有关怀。正由于传统司法文化的影响,“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观念至今仍然对我国刑事司法人员有着很深的影响。

沈德咏同志考察地方法院工作基于程序公正在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地位,我们在追求实体公正的同时,不但要强调程序公正的重要性,还应当树立起程序公正优先的观念。这里强调程序公正优先,不是说程序公正比实体公正更重要,而是说要高度重视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从一个案件的处理过程看,客观上程序公正是先于实体公正而存在的,更为重要的是,程序公正作为一种“看得见的正义”,对于人格尊严的保障、诉讼的公开、透明、民主以及裁判的终局性和可接受性等方面,都具有更深层次的独立价值和意义。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在重视以公正程序保障实体公正的工具性价值之外,全面加强了对程序公正独立价值的维护和弘扬。比如,通过完善强制措施制度、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排除程序、明确控方举证责任、增强证明标准的可操作性、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等,加强了对法治精神和当事人权利的维护与尊重;通过完善侦查期间的辩护、阅卷、开庭前准备程序、法庭调查和辩论等制度,加强了对控辩平等原则的落实,为控辩双方提供了较为平等的诉讼攻防机会和公平待遇。

在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确立程序正义理念的背景下,要想真正实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相统一的司法公正,关键还是要使程序公正优先观念深入人心,否则设计再多再好的法律条文也可能会落空。所有的司法活动,首先所表现的就是程序公正,程序公正往往在较长时间内代表着司法机关公正的形象,而实体公正则要在司法活动终结时才得以体现。对于实体公正,当事人和社会公众一般都较为重视,甚至可能会因为一味追求实体公正而要求司法机关突破繁琐刻板的程序制度和证据规则。此时,司法人员决不可感情用事而随意突破诉讼程序和证据制度的规定,务必要保持头脑清醒坚定,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要理智对待,坚持依法办案,敢于坚持原则,否则就可能带来诉讼运行和证据运用上的混乱和无序,在人云亦云中失去司法的独立品格和公正属性。

三是强化无罪推定观念

在当代社会,无罪推定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是衡量一国刑事司法文明进步和法治化程度的重要标志。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第162条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从无罪推定原则的内涵一般可以引申出以下证据规则:(1)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诉方承担,被告人不负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2)被告人有权拒绝陈述,不能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也不能以其沉默作为有罪的根据;(3)在对被告人是否有罪或罪行轻重有怀疑时,应当从有利被告人的方面做出解释。在现代刑事诉讼中,无罪推定原则根本改变了刑事被告人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刑事被告人是作为诉讼权利和义务主体参与诉讼活动的,从任何意义上讲,都不能再成为诉讼的客体。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继续保留了刑事诉讼法第12条和第162条(分别是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12条和第195条)的规定,明确规定了控方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增加规定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这些都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要求,立法上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18条仍保留了“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我们尚不能求全责备。在刑事诉讼法进一步体现无罪推定原则精神的情况下,更为重要的应当是促进观念的转变和更新。相对于制度方面的差距,我们在观念方面的差距其实更大。

尽管我国在16年前就已基本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尽管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已经在很多方面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内涵及其引申规则,但从观念上来看,有罪推定的思想在一些司法人员心中依然是根深蒂固的。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视为诉讼客体的现象仍不同程度存在,纠问式的办案思维并未彻底消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仍不够稳固,其人格尊严和法定权利难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司法实践中重视控方证据而忽视辩方证据的倾向仍然存在,被告人的积极辩护权往往不能受到足够重视;偏重于打击犯罪的思维导致对疑罪从无原则很难真正理解贯彻甚至明显抵触,从而使无罪推定观念在司法实践中的落实还存在不少困难。没有无罪推定的思想观念,与无罪推定相关的诉讼程序和制度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建立起来,即使完整建立起来也难以在实践中转化为实际行动。

被称为美国世纪大审判的辛普森案,堪称诠释无罪推定的经典案例。1995年辛普森被宣告无罪,虽然也曾备受争议,但没有多少人说司法不公正,权衡个案处理和制度维护,最终显然是“得大于失”的。在我国,“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的观念盛行已久,但从实践上看,效果并不理想。一项好的制度并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做到不放掉一个坏人,但应当百分之百地保证不冤枉一个好人。当实行无罪推定而可能导致放掉一个坏人时,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而轻易否定该项制度,任何一项好的制度的确立和实施,都不可能是没有任何代价的。在社会秩序能够得到有效管控、社会整体和谐稳定的情况下,更加侧重于保障人权无疑是科学和理性的选择。贯彻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刑事司法人员应当切实树立起无罪推定观念,彻底抛弃或多或少残存的有罪推定思想,将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确立为刑事诉讼不可逾越的一条底线,努力引导全社会树立起科学的司法观念。

四是强化证据裁判观念

众所周知,证据是诉讼的基石。在刑事诉讼中,从立案、侦查、起诉到审判,全部诉讼活动都是围绕着证据来展开和推进的。任何案件都发生在过去,时过境迁之后,除了某些符合司法认知和推定的事实外,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必须依赖于证据。根据证据裁判原则,在刑事诉讼中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必须以证据为根据,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则不能作出有罪裁判。或者可以说,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就等于证明他无罪。

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并未在文本上明确写入证据裁判原则,但在具体规范上,则全面体现了该原则的精神。比如,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49条首次对刑事诉讼举证责任作出明确规定,进一步强化控方的举证责任,这对于处理事实真伪不明刑事案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当控方不能履行举证责任,法院经过全面审查核实,指控犯罪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达不到证明标准时,应当按照疑罪从无原则的要求作出无罪裁判。至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积极收集并提供证据的行为,并不是法定举证责任的要求,而是其行使积极辩护权和对“于己有利”事实进行证明的权利,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反驳控方的指控。又如,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3条完善了刑事案件证明标准。长期以来,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部门,都认为“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比较笼统、过于客观,实践中还是要靠刑事司法人员进行主观判断。事实上,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和大陆法系的“内心确信”都是以裁判者内心对事实认知程度作为证明标准。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在总结实务经验并借鉴域外做法的基础上,确立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以求刑事司法人员从主观方面印证“证据确实、充分”的客观要求。根据立法精神,刑事司法人员对一个案件的处理,在所有的环节上都不应当存在符合常理的、有合理根据的怀疑,否则就不应当按照诉讼的程序向前推进。再如,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强化了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对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非法取证情形的,要依法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4至58条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这“五条八款”总体上与“两高三部”2010年出台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精神是一致的。基于刑事诉讼法全面强化人权保障的趋势,刑事司法人员要及时转变和更新观念,时刻思考着如何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角度确保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落到实处。对于第54条第1款“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中“等非法方法”的理解,我们要尊重立法精神,不宜单纯限定在“刑讯逼供”或者“暴力、威胁”的范围内。具体案件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从实践上看,非法取证的情形远非如此。对于违法程度、强迫程度达到与刑讯逼供或者暴力、威胁相当,并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证人、被害人不得不违背真实意愿陈述的非法取证情形,应当归入“等非法方法”的范畴。以这些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不仅内容容易失真,而且还可能存在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同样极易导致出现冤假错案。至于以“引诱、欺骗”方式收集证据,由于很多时候与审讯技巧、侦查谋略难以区分清楚,尚不可一概而论,但如果根据实际情况,可能导致言词证据虚假或明显以非法利益进行诱骗的,则也要考虑综合全案情况审酌予以排除。

审判既是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也是最后的阶段,对于强化证据裁判观念,落实证据裁判原则,刑事法官责无旁贷。我们要注意通过具体案件的审判,引导侦查、起诉活动以审判阶段定罪量刑的证据要求作为衡量标准,致力于推动提升刑事司法活动的整体质量和水平。总之,贯彻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所有刑事司法人员都需要树立证据裁判观念,坚持从证据出发认定案件事实,共同维护刑事司法公正。

五是强化程序法治观念

法治首先表现为程序之治,没有程序保障的法治是不完整的,反之,没有法治保障的程序不能认为是符合良法之治的正当程序。刑事诉讼事关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剥夺,必须要按照程序法治原则的要求,建构正当的诉讼程序,既要具有完备的法制形式,又要能够充分体现民主、文明、正义的程序法治精神。程序法治原则的核心要素在于约束司法公权力的行使,保护被追诉者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在程序法治观念和制度下,刑事司法人员必须遵循法定程序,严格依法办案,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要采取相应的制约和制裁措施。严重的程序违法不仅要追究有关人员责任,还可能导致诉讼不能进行,被告人被宣告无罪的后果。

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从立案、侦查到起诉、审判,在诸多方面均强化了程序法治原则方面的要求。比如,对于以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行为,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了调查核实处理程序,进一步明确了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后果,人民检察院“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又如,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71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对于二次补充侦查的案件,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修改了原刑事诉讼法第140条“可以”不起诉的规定,使经补充侦查仍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的法律后果更为明确。再如,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11条明确要求,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前要“确认被告人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审判人员只有经过审查核实程序,才能决定是否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违反上述规定势必侵犯被告人程序选择权等重要诉讼权利,将会直接影响被告人能否受到公正审判,因此,二审法院发现此类情形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无论是检察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还是法院经审查适用简易程序,只要在开庭审查核实阶段,被告人不同意适用简易程序或不符合简易程序适用范围,法院都应当果断决定将案件转入普通程序审理。再比如,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42条完善对申诉应当再审的适用范围,将“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列入其中。根据这项规定,对于影响裁判正当性或者侵犯当事人基本诉讼权利的严重程序违法情形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基于以上法律规定,通过第二审程序或者审判监督程序推翻原有裁判,正体现了对严重程序违法行为的程序性制裁。除此之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鉴定人应出庭未出庭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根据等规定,也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程序法治原则的要求。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虽然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了程序性制裁机制,但从确保司法公正的要求上来看,显然还是有差距的。比如,虽然规定了侦查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制度,但由于没有明确制裁性后果,其实施效果将会受到影响;虽然规定技术侦查措施必须按照批准的种类、对象和期限执行,但却并未明确规定违反这些要求的后果;等等。一般认为,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应由假定、处理和制裁构成,没有制裁的处理只不过是建议和忠告。在立法明确提出法定程序要求之后,必须要有相关的配套机制予以保障,特别是要建构相应的程序性制裁机制,方能确保程序性法律规定得到充分贯彻和落实。

六是强化司法效率观念

公正是司法固有的品格,但我们在追求司法公正的同时也要讲求效率。有句耳熟能详的西方法律谚语叫“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就是说不能只求公正、罔顾效率。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必须进一步强化司法效率观念,努力以最低的诉讼投入产出最好的诉讼效果,以最低的成本、最快的速度、最便捷的方式来维护和实现司法公正。这一点不仅攸关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更攸关诉讼当事人权益的依法保护。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诉讼程序、证据规则等方面统筹兼顾了对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的追求。在诉讼程序上,既强调程序上的公正,又注重提升司法效率。比如,通过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以促进刑事案件的繁简分流;完善开庭前准备程序,建立庭前会议制度,提早确定庭审重点,避免不当启动庭审程序,进而影响庭审效率。在证据制度上,同样也兼顾了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考量。比如,赋予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启动证据收集合法性调查程序的权利,但要求“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这样规定一方面是因为当事人是非法取证的亲历者,有条件也有动力向法庭提供线索或者材料以证明启动调查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司法效率的考虑,防止滥用诉讼权利,随意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妨碍正常的诉讼秩序。又如,规定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但同时规定只是在使用其他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情况下才适用这一制度,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要求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这样规定有助于避免耗费过多司法资源、影响诉讼进程。

当然,强调树立司法效率观念,须以确保案件质量为前提。没有质量的效率是一种无价值的效率。本次修法基于正当程序理念和程序法治原则,对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进行了完善,使具体的办案机制和制度变得更加严谨、细密,目的就在于实现程序正义,确保办案质量,适当延长案件审理期限就是一例。可见,在任何时候,效率都要服从于质量。在刑事诉讼中,讲求司法效率,主要在于防止发生不必要、不合理的诉讼拖延,因此,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上,刑事司法人员在确保案件质量的前提下应当尽力提高办案效率,实事求是地使用办案期限,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拖延。

七是强化特殊保护观念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矫治未成年人犯罪,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司法机关的应尽之责。考虑到未成年人的心智和身体尚未发育健全等身心特点,未成年人犯罪虽有其自身原因,但责任更多在于家庭、学校和社会。同时,与成年人相比,未成年人犯罪动机一般比较简单,犯罪行为盲目性较大,主观恶性一般不是很深,在教育改造方面可塑性较强。基于上述考虑,国家在先前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无不充分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给予特殊保护的原则,强调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应以教育、矫治为主。对于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形象一点说就是“拉一把成就一生、推一把毁掉一生”。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在总结以往20多年未成年人司法经验和合理借鉴域外少年法院做法的基础上,在“特别程序编”中设立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专章,这既是我国刑事立法科学化的重大进展,也是我国人权保护事业的重大进步。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66条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根据这条规定,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全程强制性辩护、社会调查、严格限制适用强制措施、合适成年人到场、附条件不起诉、不公开审理、犯罪记录封存等一系列诉讼制度,所有规定的共同目的,都在于强化对未成年人实行特殊的司法保护。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必须及时转变和更新司法观念,正确处理教育与惩罚的关系,坚持把教育作为主要目的,把惩罚视为有效的教育措施,使惩罚服务于教育、感化、挽救。

刑事司法人员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时应当注重查清犯罪事实,确保法律准确适用,依法保护涉案未成年人合法权利,同时根据犯罪成因进行有针对性的法制教育,以矫正未成年人的犯罪心理和不良行为习惯,促进其改过自新、回归社会。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强调“教育为主”并不是说不加惩罚,在实践中亦要防止盲目减轻处罚甚至不处罚的做法,对于那些社会危害严重、主观恶性大的未成年犯罪人应当给予必要的刑事惩罚,以有效发挥刑罚所具有的惩戒和教育功能。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在理念、原则、制度创新方面均取得重大进步,对有效惩罚犯罪、切实保障人权、全面实现司法公正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未来的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必将产生重大影响。2013年1月1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正式施行。我们要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深化司法改革与推进司法实务相结合,坚持加强学习培训与开展法制宣传相结合,牢固树立现代刑事司法观念,准确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强化程序正义,坚持依法办案,以公开、公平、公正的司法审判,弘扬法治精神,营造理性、平和的社会环境,让社会公众更广泛、更直观、更深刻地亲历民主、文明、法治、科学的诉讼文化和法律价值,为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做出政法工作者应有的贡献。

沈德咏 - 晋升最高法院副院长

空降任职

2008年4月25日上午,未及正式告别,54岁的沈德咏即已离开上海宛平路上的纪委大院,飞赴北京。一天前,他被全国人大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这位特殊时期“空降”至上海的纪委书记,只在上海停留了17个月。3天前的4月22日,对陈良宇的一审判决正式生效,而沈的此时离任亦被解读为使命完成。

低调进京

4月24日,全国人大宣布任命当天,沈德咏召开了其上海任内最后一次中层以上干部会议,会上他与大家郑重告别,并表谢意,次日一早,即赴北京。

对普通工作人员而言,一切显得突然,甚至未有一个正式告别仪式,也未有中央人士到沪宣读决定,沈的离去一如他的到来般低调。待第二天新闻披露这个消息,三楼的办公室已没了主人。

2006年12月,沈德咏以中纪委常委身份到上海时,亦是如此,也只是通过一则前往世博局调研的短消息,予以披露。

依惯例,每年三四月份,纪委要召开部署全年工作的各类会议,离任在即的沈德咏一如平常,出席了宣教工作会议、国有企业倡廉会议等。4月15日他还出席了江西代表团访问上海的接待活动,沈是江西九江人,这是其在公开报道中的最后一次亮相。而4月16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12版刊登其署名文章《开展贯彻落实“七个不准”专项工作扎实推进国有企业反腐倡廉建设》,可算是其作为纪委书记最后的工作交代。更早些的年初,“说有领导要更换,但没有想到是他,毕竟才来一年半时间。”上海纪委系统一官员称。但细心的人还是揣摩出迹象。

两个多月前的系统内春节联欢会上,一向严肃的沈叮嘱大家,愉快生活,愉快工作,并且说,生活应排在工作前面。他提醒下属,要注意身体,祝愿“大家万事基本如意”,并感慨“岂能万事皆如意”?

“以前纪委领导,一般都是强调为党为国奉献”,此番话后来被部分官员理解为临别寄语。

沈离任后的上海纪委暂由副书记唐周绍主持工作,新书记人选尚不明朗,但纪委内部官员相信,会延续“空降”做法。

而沈此次重返最高法,已被证实担任常务副院长,由副部擢升正部,并成为最高法惟一的一级大法官,他的前任曹建明已荣升最高检检察长。

此次晋升,外界解读为,系中央对沈上海任内工作的充分肯定。

2012年11月14日,经选举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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