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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两条主线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往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茶叶铜铁器四大宗,往中国国内运的主要是香料、花草及一些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于是海上丝绸之路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之称。在唐宋元的繁盛期,中国境内主要有泉州、广州、宁波三个主港和其他支线港组成。从贸易对象、内涵、性质上,明清时期中西方的贸易和以往的海上丝绸之路已属不同范畴。

    编辑摘要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中文名: 海上丝绸之路 外文名: Maritime Silk Road
    起点: 泉州
    别名: 香料之路、陶瓷之路、海丝 最早记载: 《汉书·地理志》(徐闻、合浦)
    形成时期: 秦汉时期 高峰时期: 宋、元
    主港: 泉州、广州、宁波 衰落原因: 明清海禁

    目录

    概述/海上丝绸之路 编辑

    (图)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比陆上丝绸之路历史更悠久

    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海上航线之一,中国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自古便成为国际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交通大动脉。广西少数民族先民的足迹远渡重洋,最远到达了美洲大陆,比哥伦布宣布发现美洲早了2500多年。海上丝绸之路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形成主因是因为中国东南沿海山多平原少,且内部往来不易,因此自古许多人便积极向海上发展,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两条主线路,南海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东海起航线始自周王朝建立之初,比起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更为悠久。[1]

    重要贸易/海上丝绸之路 编辑

    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仅运输丝绸,而且也运输瓷器、糖、五金等出口货物,和香料、药材、宝石等进口货物。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起点是福建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在陆上丝绸之路之前,已有了海上丝绸之路。它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海道交通大动脉。自汉朝开始,中国与马来半岛就已有接触,尤其是唐代之后,来往更加密切,作为往来的途径,最方便的当然是航海,而中西贸易也利用此航道作交易之道,这就是我们称为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通道在隋唐时运送的主要大宗货物是丝绸,所以大家都把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海道叫作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宋元时期,瓷器的出口渐渐成为主要货物,因此,人们也把它叫作“海上陶瓷之路”。同时,还由于输入的商品历来主要是香料,因此也把它称作“海上香料之路”。   
    丝绸之路是当时对中国与西方所有来往通道的统称,实际上并不是只有一条路。除了陆上交通以外,还有一条经过海路到达西方的路线,这就是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当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往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四大宗,往国内运的主要是香料、花草及一些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于是海上丝绸之路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之称。明初郑和下西洋时,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巅峰。郑和之后的两代,由于实施海禁政策,中国的航海业开始衰败,这条曾为东西方交往做出巨大贡献的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渐消亡了。

    发展史/海上丝绸之路 编辑

    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几个历史阶段。一是唐代中期以前为形成时期,隋唐以前,海路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二是唐中晚期是转型时期;三是宋元两代为极盛时期。四是明朝时期为衰落期。
    秦代:海路西探,到达东南亚诸国,并且到达印度。
    两汉:最早、最详细记载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是著名的《汉书・地理志》。西汉初年,汉武帝平南越后,即派使者沿着百越民间开辟的航线远航南海和印度洋,经过东南亚,横越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的东南部,抵达锡兰(今斯里兰卡)后返航。汉武帝时期开辟的航线,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端。
    三国:三国时代,东吴雄踞江东,竭力发展经济,开创造船业,训练水师,以水军立国,并派遣航海使者开发疆土,与外通好。东吴时期因为同曹魏、刘蜀在长江上作战与海上交通的需要,积极发展水军,船舰的设计与制造有有了很大的进步。
    孙吴武装船队出海百余艘,随行将士万余人,北上辽东、高句丽(今朝鲜),南下夷州(今台湾)和东南亚今越南、柬甫寨等国,吴国灭亡时,有战船、商船等5000多艘。据有学者考证,当时孙吴造船业已发明了原始水密隔舱。孙吴发达的造船业对后世出海远航造成了更为有利便捷的条件,由于航海术的提高,三国孙吴多次派使者出海远航,成为开拓性的壮举。东吴黄武四年(225年)扶南国王范旃遣使来吴国,历时四年,在229年到达东吴,献琉璃。孙权派遣中郎康泰出使扶南国。黄武5年(226年)大秦商人到交趾、吴国首都建业(今南京)。法显陆上西行,海上归国,由印度多摩利底经狮子国、耶婆提、到山 东牢山。
    魏.晋.南朝: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广州已成为计算海程的起点。通过广州来中国经商的国家和地区大为增加.有15个之多。
    隋.唐.五代:与中国通商的国家:赤土、丹丹(今马来西亚吉兰丹)、盘盘、真腊、婆利等。中唐之后,西北丝绸之路阻塞,华北地区经济衰弱,华南地区经济日益发展,海上交通开始兴盛[3]。与中国通商的国家:拂菻、大食、波斯、天竺、狮子国、丹丹、盘盘、三佛齐。
    航路:由泉州或广州启航,经过海南岛、环王国(今越南境内)、门毒国、古笪国、龙牙门、罗越国、室利佛逝、诃陵国、固罗国、哥谷罗国、胜邓国、婆露国、狮子国、南天竺、婆罗门国、新度河、提罗卢和国、乌拉国、大食国、末罗国、三兰国。同时,唐代即有唐人移民海外。其中,2001年韩国林氏到泉州惠安彭城寻根谒祖更传为佳话,唐林氏始祖渡海韩国繁衍至今120万人。
    宋代:据中国古典文献记载,在宋元符年间(1098年-1100年),中国海船已经用罗针导航,到了明代海船普遍用罗针导航;当时掌管船只航行方向的舟师都备有秘密的海道针经,详细列出从广州或泉州往返西洋各地的针路。宋朝先後在广州、杭州、宁波、泉州、胶州、嘉兴府(秀州)华亭县(今松江)、镇江府、苏州、温州、江阴、海盐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其中以广州、泉州和明州最大。泉州在南宋中后期更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之一、东方第一大港。与中国通商的国家:占城、真腊、三佛齐、吉兰丹、渤泥、巴林冯、兰无里、底切、三屿、大食、大秦、波斯、白达、麻嘉、伊禄、故临、细兰、登流眉、中理、蒲哩鲁、遏根陀国、斯伽里野、木兰皮等总计五十八个国。 出现了《岭外代答》、《诸蕃志》,记载与中国通商国家情况的专著。
    元代: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由于连年对外征战和失败,因而先后进行了四次海禁。第一次“海禁”发生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年初。第一次海禁从公元1292年到1294止。第二次海禁1303至1308年止。第三次海禁从1311年到1314年止。第四次海禁从1320年到1322年结束。1322年复置泉州、庆元(宁波)、广州市舶提举司,之後不再禁海。中国大航海家汪大渊,由泉州港出海航海远至埃及,著有《岛夷志略》一书,记录所到百国。
    明代: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为了抵制蕃货,“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洪武七年(1374年),撤销泉州、明州、广州三个市舶司。洪武十四年(1381年),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为由,禁濒海民私通诸国。洪武二十三年(1390),再次发布“禁外藩交通令”。洪武二十七年(1394),下令一律禁止民间买卖及使用舶来的番香、番货等。洪武三十年(1397年)再次发布命令禁止下海通番。
    郑和下西洋,《明会典》记录了130个朝贡国,其中海上东南夷有62国。
    清代:清廷入关之后,清廷为了禁止和截断东南沿海的抗清势力与据守台湾郑成功郑经的联系,以巩固新朝的殖民统治,曾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十三年(1656年)、康熙元年(1662年)、五年(1666年)、十四年(1675年)五次颁布禁海令;并於顺治十七年(1660年)、康熙元年(1662年)、十七年(1678年)三次颁布“迁海令”,禁止人民出海贸易。
    1683年清军攻占台湾後,康熙接受东南沿海的官员请求,停止了清前期的海禁政策。但是康熙的开海禁是有限制的,其中最大的限制就是不许与西方贸易。康熙曾口谕大臣们:“除东洋外不许与他国贸易,“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而且此时日本的德川幕府为了防止中国产品对日本的冲击,对与清廷的贸易也采取严格的限制。因此,此时的海外贸易与明末相比,已经大为衰弱。
    到了乾隆以後,清廷开始实行全面的闭关锁国政策,一开始是四口通商,到後来只有广州开放对外通商,且由十三行垄断其进出贸易。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完全阻碍了清国与西方世界的接触,使清国丧失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最佳时期,为后来清国百年积弱落后埋下伏笔。当时西洋的科技发展蓬勃,渐渐地超越了以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为首的伊斯兰世界和以清国为首的东方世界。

    东海航线/海上丝绸之路 编辑

    (图)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航线

    东海起航线始自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建立之初,武王派遣箕子到朝鲜传授田蚕织作技术。箕子于是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走水路抵达朝鲜。这样,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通过黄海最先传到了朝鲜。秦始皇(公元前221年)兵吞六国时,齐、燕、赵等国人民为逃避苦役而携带蚕种和随身养蚕技术不断泛海赴朝,更加速了丝织业在朝鲜的传播。

    汉代

    据日本古史记载,西汉哀帝年间(公元前6年),中国的罗织物和罗织技术已传到日本。公元三世纪,中国丝织提花技术和刻版印花技术传入日本。隋代,中国的镂空版印花技术再次传到了日本。隋唐时期,日本使节和僧侣往来中国频繁,他们在浙江台州获得青色绫,带回日本作样板,仿制彩色锦、绫、夹缬等,日本至今仍沿用中国唐代的名称,如:绞缬、腊缬、罗、绸、绫、羽等。

    唐代

    唐代,江浙出产的丝绸直接从海上运往日本,丝织品已开始由礼物转为正式的商品。奈良是当时日本的首都,可以说是中国丝绸之路的终点,正仓院则是贮藏官府文物的场所。此后,正仓院已逐渐成为日本保存中国唐代丝织品的宝库,其中的很多丝织品即使在大陆也很难见到,诸如彩色印花锦缎、狮子唐草奏乐纹锦、莲花大纹锦、狩猎纹锦、鹿唐草纹锦、莲花纹锦等,还有不少中国工匠当时在日本制作的、兼具唐代风格与日本民族特色的丝织品。

    宋代

    海上丝绸之路商船残骸海上丝绸之路商船残骸

    宋代也有很多的中国丝绸被运往日本。元代,政府在宁波、泉州、广州、上海、澉浦、温州、杭州设置市舶司,多口岸向日本出口龙缎、苏杭五色缎、花宣缎、杂色绢、丹山锦、水绫丝布等。明代则是日本大量进口中国丝绸的时期,这一时期日本从中国输入的生丝、绢、缎、金锦等不计其数。

    清代

    清初(1644年),统治者担心国内人民出海与明末抗清志士勾结,于是采取海禁政策,后由于国内外的强烈反对而陆续开放。此时,日本仍继续大量进口中国生丝。1633~1672年间,日本每年进口的中国丝仍在20万斤以上,这是由于日本人民服用丝绸十分普遍,而当时的日本国战乱连连、蚕业衰退,国内生产的生丝数量锐减、品质不良的缘故。此时还有山东、陕西、安徽、浙江等地的商人直接从事海上贸易活动,远航至日本等国,以中国的绸绫等换取椒、檀、铜、藤等货物。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中国政府为了换取日本出产的铜,允许中日官方往来,进行丝绸贸易。此后,中国的丝绸更源源不断地被运往日本。

    日本在大量进口中国丝绸的同时,积极引进中国的桑种、蚕种和先进技术,并于1868年前后确立了振兴蚕丝业的基本国策,积极学习欧洲的蚕丝实验科学,订立奖励专利政策,兴办科教机构,蚕丝业从此欣欣向荣。

    南海航线/海上丝绸之路 编辑

    南海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之一。在陆上丝绸之路之前,已有了海上丝绸之路。

    先秦时期

    先秦南和越国时期岭南地区海上交往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早在距今6000年左右,岭南先民已经利用独木舟在近海活动。距今5000~3000年期间,东江北岸近百公里的惠阳平原,已经形成以陶瓷为纽带的贸易交往圈,并通过水路将其影响扩大到沿海和海外岛屿。通过对海船和出土陶器,以及有肩有段石器、铜鼓和铜钺的分布区域的研究得知,先秦时期的岭南先民已经穿梭于南中国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岛屿,其文化间接影响到印度洋沿岸及其岛屿。

    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

    根据出土遗物以及结合古文献的研究表明,南越国已能制造25~30吨的木楼船,并与海外有了相当的交往。南越国的输出品主要是:漆器、丝织品、陶器和青铜器。输入品正如古文献所列举的“珠玑、犀(牛)、玳瑁、果、布之凑。”主要的贸易港口有番禺(今广州)和徐闻(今徐闻)。

    汉代时期

    随着汉代种桑养蚕和纺织业的发展,丝织品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输出品。乳香(薰炉)和家内奴仆(托灯俑)乃以往输入品中所未见。由于两汉版图扩张到今东南亚的部分地区,政府加强了海上丝绸之路沿海港市的管理,例如在今徐闻“置左右候官,在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也出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商业城市,例如番禺、徐闻、合浦(今合浦附近)、龙编(今越南河内)、广信(今梧州)、布山(今贵港)和桂林(今桂林)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岭南与内地的水路和陆路交通也由此显得重要而得到修治。

    南北朝时期

    孙吴政权黄武五年(226年)置广州(郡治今广州市),加强了南方海上贸易。有史料可稽,东晋时期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对外贸易涉及达十五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包括东南亚诸国,而且西到印度和欧洲的大秦。经营方式一是中国政府派使团出访,一是外国政府遣使来中国朝贡。丝绸是主要的输出品。输入品有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翡翠、孔雀、金银宝器、犀象、吉贝(棉布)、斑布、金刚石、琉璃、珠玑、槟榔、兜銮等。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易的发展,致使对外贸易收入成为南朝各政权的财政依赖。

    明清发展史/海上丝绸之路 编辑

    海禁主因

    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
    1368年明朝建国以后,明太祖朱元璋即对本国商人的出海与从商采取了严厉的打击禁止政策,于是宋元以来发展起来的中国官商结合的航海贸易遭到致命打击。
    古代中国不论政治还是经济,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帝国广亵的土地与丰富的物产造成一种完全自足的农业经济,加上自古以来儒家思想重农抑商,因此,海外贸易对统治者并没有实际需要和吸引力。宋元时代之所以主动发展海洋,很大程度是因为宋朝武弱,岁贡需要以及后期偏安对海外营收的依赖,而元是外来民族建立的政权。
    因此,在宋元一段非常文化多元主义大航海贸易时代结束之后,从明代开始,以理学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儒学建立霸权地位。理学的意识形态体系也使官方对商业产生极大的戒备心理,对海内外的货物的流动采取否定,直接促使明朝廷放弃立国以前十分发达的官商贸易,而为了防范民间商业对正统意识形态的冲击,也变本加厉地限制私商贸易活动。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于明代回光返照。
    海禁在明清两代是基本国策,几次有限度开禁是无奈被动的权宜之策,是丢车保帅的妥协,通过开放控制某一两港口来化解因海禁形成的全局性走私贸易猖獗,有限度开放是为了更好贯彻实行全国性的海禁。

    郑和下西洋

    虽然明朝永乐年间有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从表面上看,郑和船队每次出海,“云帆蔽日”,浩浩荡荡,但从实质上看,却是“孤帆远影”,它的后面没有也不许跟随民间海商的船队,船队七下西洋期间,“片板不得入海”的海禁仍在厉行;造船出海、市番货、用番货,一律绳之重法,官方组织的畸形的海外扩张空洞而难以为继,所有的努力和辉煌在历史中昙花一现
    郑和下西洋,明廷意不在海外贸易,而在于恢复异邦他国对中华帝国的官方朝贡关系,以示“怀柔”。郑和之下西洋与之前海上丝绸之路性质完全不同,船队远航并不是为了通商,而为在外族面前显示中华帝国的威严,所以船队每次都“厚往薄来”,把大量财物奉送海外王公贵族,争取他们对中华帝国的尊重和承认。慷慨激昂的车驾郎中刘大夏,愤然将航海资料全部烧毁。他有许多正义的理由:远航劳民伤财,几十万钱粮几万人的生命,换回来的是帝王的奢侈品,奇珍异宝于国家何益?[10] 。
    郑和远航并不是始创性探险,他的航路上已走过无数中外海舶。郑和远航也不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高峰的开始,而是高峰的结束。另一条西欧人开创的新型海上贸易之路将在不久取代它,民间的贸易诉求和朝廷的禁令将使中国被动消极参与,然后在禁海和开禁中梦魇中轮回。

    私商贸易

    由于实行海禁,因此民间海外贸易只能被迫转型为走私性质的私商贸易。由于宋元时代的官方大港如泉州广州等港城受官府严格控制,走私只能在沿海小港口进行。因为官府控制不力,加上地方 商军官三者为了牟利形成一定的联合势力,使私商贸易有足够的生存空间成长土壤,走/私像野草般逆势生长形成规模。
    从贸易范围来看,私商的地区性贸易对象,北部以山东地区为重点,东部以江浙地区为重点,南部以广东地区为重点,对外通商对象包括日本和欧洲殖民势力。私商之所以能够获得大量利润,主要是因为他们所处地理位置正好介于农、工、商业发达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东西洋海上势力之间。
    这时期,尽管宋元的市舶官商制度已经为民间私营商业所替代,但民间商业的海上开拓力量已经大大下降。在宋元时期,泉州等中国海商能够主动出击,势力波及欧亚非洲沿海,而明清时期活跃于海上的商盗没有国家政治和军事支持只能被动地应战,利用来自东西洋的日本和欧洲海上势力与中国朝廷之间的空间缺环来展开贸易活动。
    面对沿海商民依托地理优势进行频繁的走私活动,明朝政府试图通过掌握某些港口来控制化解其他走私港口的非法贸易,其中的漳州月港便在官府有限度的几次开禁张弛中兴起做大,成为东南沿海第一大私商大港。

    倭寇之乱

    明朝时期的日本1477年至1583年处于“战国时代”,封建主之间连年战争不断,为了支持战争的开支或弥补战争中的财力不足,另一方面,一些破产的人民为了求生纷纷到海外掠夺财富,而中国成为他们掠夺的主要目标。从日本来的倭寇自十五世纪即已相当强悍,到十六世纪更因为明朝的抵抗不力而长驱直入,威胁中国沿海。但掩盖在倭寇之乱中的真相是,倭寇有两种,一种是真的日本倭寇,但更大的一种倭寇是东南沿海商民。
    在海禁及重农抑商政策的压力下的中国东南沿海的商人在无法开展合法的商业贸易情况下,只能依靠走私和“海盗”行为来组织货源和交易。有时,两股势力会合流一起对抗明朝政府,嘉靖年间冲击泉州沿海城乡地区的“倭寇之乱”的一部分便是当地沿海商民。 后来明朝政府发现:开放私商贸易时,海盗的数量即下降,大量人口转入私商;当海禁严厉时,海盗数量就大幅度上升。所谓“私商”与“海盗”的界线并不明显,其差别只不过是名义上的,他们可以随朝廷政策的变化而改头换面,因此,这也成了后来明朝隆庆开海,开放月港的重要原由。

    月港时代

    1567年明政府被动开海,自漳州月港发舶东西洋,月港的海上走私贸易在严格的限制中合法化。每年约150艘中国帆船从这里领“引票”放洋。“引票”注明海商姓名籍贯、贩洋去处(禁往日本)、往返时间。朝廷用意除了税收管理外,开海实际上是有限度的,一是限定发舶地;二是限定每年发舶数量;三是限定过番时间;四是限定海船式样与军器装备:严禁打造远洋双桅大船,严禁在商船上装置火炮。从开海政策上看,明朝政府对海上贸易和扩张的态度始终是否定消极的。

    南洋华商网络

    月港时代也是东南亚近现代华商网络和华侨社区形成的阶段。虽然唐宋时期就有很多商人船员等中国人移民南洋,包括百年来走私经商的移民,但经过明朝不停禁海剿海 开海,早期那些移民不是凋零殆尽便已彻底本土化。月港时代,大帆船不停往来于中国与菲律宾之间,贸易不断。西班牙从墨西哥运到菲律宾的白银经由中国海商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而中国商品、移民则流向菲律宾。华商网络和华商社会开始形成。
    官方禁航日本无效,日本实行“朱印船”制度后,月港时代的中国海商全盘代理了日本的海外贸易并很快掌控菲律宾与中国、日本间的大帆船贸易。西洋航线中的印支马来半岛的航运贸易也掌握在华商手里,巴达维亚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挑战华商网络失败之后也曾想与华商谋求贸易与航运上的合作。但很快,在西方人发现华商和背后母国大陆是矛盾冲突的关系后,华商将很快付出血的代价。
    这些华商都是无政治军事组织的经济性移民,原本就是冲禁出洋的商人,已被明朝政府视为弃民。面对大航海后军事商业高度合一的西方殖民势力,没有政治军事武装政治组织与理念的中国海商是没有竞争力的,他们每次做大就会遭到西方殖民政府的清洗屠杀。海外每隔二三十年一轮的屠杀骇人听闻,家乡政府不闻不问视为罪有应得。但华商一旦有政治组织军事武装,又无法见容于中国内陆政权,面临的将是双面剿杀。只有后来一个时期是例外:郑氏时代。
    著名的海盗李旦于16世纪末本于菲律宾经商,因与西班牙统治者不合转至日本九州岛定居,后借由日本海盗集团帮助,筹组武装船队专事中日走私贸易并成为当地华侨领袖,成为东亚海域重要的海上势力。
    郑芝龙原是李旦手下,在李旦死后兼并继承其大部分产业,一跃成为东亚海域举足轻重的人物。自立门户后,郑芝龙离开了急速滑向“锁国时代”的日本,来到台湾建立新的根据地,不仅建立了一支实力强大的私人海军,而且效仿明朝在台湾设官建置,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割据政权。郑芝龙海上势力的快速扩张引起明朝统治者的恐惧,但是多次派兵追剿均告失败。明政府无力剿灭郑芝龙便转而招安,企图利用他与荷兰人在台湾和海上贸易的矛盾与之抗衡,同时利用郑来镇压其他海盗[2] 。
    郑芝龙接受招抚,明朝内陆政治军事力量被迫与民间海商海盗势力结合,而中国海商们则第一次摆脱大陆朝廷的追剿,完成集团化集权化过程,以一个具有政治组织军事武装的重商主义力量,重出外洋挑战西方的势力。
    1633年的料罗湾海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郑芝龙在郑和船队退出南中国海200年后,重建了中国的海上霸权,并成为东方海洋世界的唯一强权,海氛平靖,商舶出入都悬挂着郑氏的令旗,荷兰人也开始向他纳税。
    海外华商及移民第一次得到民族政治军事实体的支持,可以与西方人在东南亚海上展开对等的竞争。
    但好景不长,不多久改朝换代,大明王朝轰然倒地。1646年,一度扛起反清复明大旗的郑芝龙最终降清,只有其子郑成功以水军之利占据泉州的金门厦门两个海岛苦守抗清。

    围海迁界

    自1647年1月在小金门起兵抗清后,郑成功转战浙闽粤等东南沿海,在北伐南京失败后,郑军元气大伤且面临军粮不足的问题;为了解决大军的后勤给养问题,郑成功决定收复由荷兰殖民者侵占的台湾岛,以台湾为基地开拓生存空间。
    为切断郑军与内地的联系和物资供应,早至1654年,清廷便厉行 海禁迁界 令,俗称“辛丑播迁”,早在1647年,广东已先行海禁。郑军清廷争夺沿海地区,使海禁实际上无法全面执行,直到南京之役郑军败走,1660年才进行正式的迁界,勒令闽浙粤等沿海居民分别内迁30里到50里,尽烧沿海民居、船只片板不得下海,村社田宅被毁无数,沿界筑墙戍卒,百姓颠沛流离。禁海使桅杆林立的港湾空空荡荡,迁界使千里海岸无复人烟。
    1661年,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后鼓励军民垦荒,大力招徕失地贫困的闽粤沿海百姓移民垦殖台湾。在中国近千年的东南海外移民历史上,拓殖台湾是唯一一次在政治组织、军事武装实体支持下的民间海外扩张活动,其直接成果是,台湾与东南亚其他华人移民区不同,它彻底并入华夏文明的政治文化体系内,后来成为中国领有主权的地区。
    台湾成为郑氏海上中国参与东南亚海上竞逐的基地,但他们将重新面对双重压力:大陆的征讨与西方的扩张。 郑成功的设想是以台湾为基地,以领海统治领土,建立一个覆盖整个东南亚各华人移民区的中华海上王国。收复台湾只是第一步,下一个征讨目标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宾,可惜英年早逝。其子郑经利用清廷三藩之乱空隙出兵福建,占领厦门又再次失去,这次西征使郑氏海上势力受损巨大,以后只能求自保。
    1683年,清康熙帝在前郑成功部将后投清的施琅再三请求下,乘台湾郑成功之子郑经病卒、郑经其子郑克爽年幼初立和台湾本土出现内讧之际,成功收复台湾,帮满清政府解决了一个心头大患。清廷并不想要台湾这块地方。康熙说:“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 清廷对台湾弃留犹豫不决,施琅上书力争,最后从守土的角度说服康熙皇帝设一府三县:’台湾是大陆江浙闽粤四省门户,“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
    清廷收复台湾后,迁界复还了,海禁复开了,但后者是被动的应对之策,是应付那些纠缠不休请求通商贸易的西方人,而且只允许一种方式:走广州道,这是为了保证能让那些外夷尽量远离中国经济腹地和中国的海岸,而广州已是中国最南的大港,丢车保帅,有限度开放广州仍然是为了更好的实行全国性的海禁政策。此时,和明朝海禁时期的情况差不多,走私一直在各港口存在着。乾隆年间,正式确认只留下广州海关,允许西方人通过广州进行通商贸易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
    一口通商后,民间商舶则又可以借机开始在严格的限令下出海了,但船大只能在双桅500石以下,火炮则不得超过两位。民间私自出海贩洋,严格仍属非法。出洋的中国海商又成为“背叛帝国的移民”。

    文明兴衰

    后海上丝绸之路时代,从明朝伊始的海禁政策导致了民间贸易外拓诉求力量和中央朝廷政策的冲突矛盾,在世界进入海权的时代,明清两朝的海禁导致中国退出海洋竞争,直到鸦片战争后国门被外夷强行打开。鸦片战争只不过是几百年海禁的结果,早晚之事。“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称霸海上才能称霸世界”这番道理,中国皇帝或许要到几百年后,从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可悲教训中获得。
    海禁是个历史错误,但绝非偶然,它根植于“中华帝国”的政治理念与体制本身。面对世界海洋的竞争,中国的内陆皇朝与民间海商力量相互抵消,是中国的灾难,西方的机会。自15世纪葡萄牙船队到来起,一拨又一拨西方列强的船队沿着海上航线东来,一步步靠近中国海岸,从试探到有实力发动战争,不过300年,而这300年间,西方不断壮大,而中国消极对待海洋不断积弱落后。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做大了的西方红毛夷、佛朗机们凶焰甚炽,清廷只能被迫割地让权。又过了100年,大规模的“倭寇”终于进犯,中国再次濒临灭亡的边缘。
    至于宋元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另一端,阿拉伯世界,他们在蒙古浩劫之后迅速复兴,建立了三大穆斯林帝国(莫卧儿帝国、萨菲帝国、奥斯曼帝国),再次覆盖了从印度洋到地中海的广袤大陆。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灭亡东罗马帝国,将东方扩张推向最后的高峰,也更进一步促使葡西两国加速探寻通往东方的新航道。15世纪下半叶,郑和远航停止的同一世纪,葡萄牙舰队绕过好望角来到印度洋,轻松击溃了无武装的阿拉伯穆斯林船队,取代穆斯林们控制了西亚南亚贸易网。接着来到亚洲海域,中国正在海禁,南海一片权力真空,葡萄牙人迅速以海权优势制定规则建立新的海上秩序。
    阿拉伯的统治者们在这之前一样不重视海洋,从未想过对它加以利用。印度西海岸的古吉拉特是东西航海与贸易的枢纽,莫卧尔帝国被征服后同样不予理会,面对葡萄牙人的挑战,巴哈杜尔的苏丹说:“海战是商人之事,无关国王尊严。” 此后,三大穆斯林帝国先后出现停滞与腐败,退出了海洋竞争。
    东西消长,大国兴衰,一切都决定于那200年,1450到1650年,东方退守内陆,西方向海洋扩张

    申办世遗/海上丝绸之路 编辑

    海上丝绸之路输送的陶瓷器皿海上丝绸之路输送的陶瓷器皿

    2008年7月世界遗产中心向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2届会议提交审议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丝绸之路申遗概念文件。鉴于丝绸之路线路漫长、涉及国家众多,应分段申报世界遗产,首先由中国和中亚国家联合推进丝绸之路沙漠之路申报世界遗产。“丝绸之路”中的“沙漠之路”于2010年申报世遗,中国与中亚五国联合跨国申报,中国初步确定48处遗产点。

    2011年10月,北海、广州、泉州、扬州、宁波、蓬莱等6个城市代表达成一致意向,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联手向联合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2]

    社会评价/海上丝绸之路 编辑

    所谓“海上丝绸之路”是相对陆上丝绸之路而言的,作为古代中外贸易的重要通道,海上丝绸之路早在中国秦汉时代就已经出现,到宋元时期达到鼎盛,宋元时期东西方世界格局的变化,航海技术的突破和空前经济贸易诉求使海上丝绸之路达到鼎盛,中国的丝绸、陶瓷、香料、茶叶等物由东南沿海港口出发,经中国南海、波斯湾、红海,运往阿拉伯世界及亚非其他国家,而香料、毛织品、象牙等等物产则从海外带到中国。
    人类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所进行的活动内容也非常广博,包括航线的拓展,航海技术的交流演进,外来侨民的流动,官方使节的往来,宗教、音乐艺术的传播,异域物种的扩散等等。
    元朝时马可波罗由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又由海上丝绸之路的泉州港返回意大利,他的游记深刻影响了中世纪还在蒙昧时代欧洲对东方的向往。海上丝绸之路对西欧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产生了直接促进影响。
    海上丝绸之路自明朝海禁后就走到了尽头。从海丝的兴衰史中,我们能看到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杰出成就,也能看到其与国家兴衰荣辱相伴的经验教训。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演变上,我们可以以史明鉴,看出海洋及海洋航海贸易对大国和文明兴衰的深刻影响,也可以看出商业力量是如何推动国家政策的变化,以及国家和民间商业力量如何合力应对国际间的竞争,这些对当前国家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启发上尤其有当代意义。

    主要作用/海上丝绸之路 编辑

    丝绸之路不是具体的一条路,而是后世对中国与西亚、中亚、西方所有来往通道的统称。最重要的两条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唐中期前,对外主通道是陆上丝绸之路,之后由于战乱及经济重心转移等原因,海上丝绸之路取代陆路成为中外贸易交流主通道,在宋元时期是范围覆盖大半个地球的人类历史活动和东西方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载体。
    海上丝绸之路的雏形在汉代便已存在,目前已知有关中外海路交流的最早史载来自《汉书·地理志》,当时中国就与南海诸国就已有接触,而有遗迹实物出土表明中外交流或更早于汉代。海上通道在隋唐时运送的主要大宗货物仍是丝绸,所以后世把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海道叫作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宋元时期,瓷器出口渐成为主要货物,因此又称作“海上陶瓷之路”。同时由于输入商品历来主要是香料,因此也可称作“海上香料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是约定俗成的统称。
    海上丝绸之路涵盖了中国的港口史、造船史、航海史、海外贸易史、移民史、宗教史、国家关系史、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史等诸多具体内容[4] 。“丝绸之路”一名是德国地貌学地质学家李希霍芬1877年提出,原指中西陆上通道,因为主要贸易是丝绸,故名。此名出现后,学术界又延伸出海上丝绸之路。最早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是法国汉学家沙畹。中外很多学者都对海上丝绸之路做了很多研究。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说法源自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1年海丝综合考察中对泉州保存的众多丰富多元的海丝历史文化遗存及其在海丝高潮期历史作用的肯定,是象征性的荣誉认定,而非学术概念。学术上用‘起点’易起分歧,实际上要用“某时期的主港”来准确描述。海上丝绸之路是由当时东西洋间国际主港,支线港喂给港,中转港,补给港等分工紧密组成的洲际贸易网,在高潮期中国沿海很多港口都是其组成部分,分担相应功能,当时货物产品由内地汇聚到海岸线上的各大小渡口港口,然后再集中到泉州、广州等主港装上大船再运往海外。
    海丝概念虽已被学术界广泛接受,但还没对之进行权威性断代界定,范畴容易被宽泛化,大部分学者都倾向于断代于明初,之后的中西方间贸易应该用新的名称以区别前后性质内涵的不同。
    官方研究机构: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 ;相关博物馆:中国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南海一号(广东阳江),中国航海博物馆(上海)。

    航海技术/海上丝绸之路 编辑

    据中国古典文献记载,在宋、元符年间(1098年-1100年),中国海船已经用罗针导航,到了明代海船普遍用罗针导航;当时掌管船只航行方向的舟师都备有秘密的海道针经,详细列出从广州或泉州往返西洋各地的针路。

    贸易对象/海上丝绸之路 编辑

    朝鲜、日本、琉球位於今中南半岛上的国家 东南亚沿岸岛屿南洋阿拉伯人欧洲各地,因为此海上丝路多只到阿拉伯,因此其他到欧陆的物品须经由阿拉伯人转运。

    相关文献

    参考资料
    [1]^引用日期:2011-11-02
    [2]^引用日期:2011-10-24
    扩展阅读
    1乐途旅游网:海上丝绸之路水下宝藏探秘
    2苍梧晚报:港城离“海上丝路”申遗有多远,2009-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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