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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温玉成”是个多义词,全部含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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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玉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

    温玉成(1915—1989),曾用名温振兴。江西省兴国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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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中文名: 温玉成 籍贯: 江西兴国县
    国籍: 中国 去世日期: 1989年
    职业: 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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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平概况/温玉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 编辑

    温玉成,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一方面军独立十二团政委、红八军团六十二团政委、红五军团骑兵团政委。1934年参加长征。后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科长、新四军第六师十八旅旅长兼政委、东北民主联军独立二师师长、东北野战军十二纵队三十四师师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一军副军长等职。建国后,任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一军军长、广州军区参谋长、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大事年表/温玉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 编辑

    (图)温玉成温玉成

    温玉成,192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0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江西红三军七师二十团宣传队宣传员、兴国县警卫营青年干事、江西中央苏区步兵学校学员。

    1933年1月起任江西红军独立十二团总支书记,1933年8月任团政治主任,1933年12月起任团政治委员。

    1934年4月起任红八军团二十一师六十二团政治主任,1934年8月起任团政治委员。

    1934年10月起任红八军团直属队总支书记。

    参加了长征。1934年12月起任中央纵队干部团上干队政治科学员。

    1935年4月起任川西北懋功独立营政治委员。1935年12月起任红五军团骑兵团政治委员。

    1936年6月起任红五军团政治部工作组组员。

    1937年5月起任援西军政治部组织干事。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起为抗日军政大学一大队一队学员兼区队长。

    1938年3月起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

    1938年5月起任新四军第三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

    1939年12月起任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三纵队纵队长。

    1941年初起任新四军第六师十八旅旅长兼政治委员。

    1943年12月至1945年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曾任苏中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11月起任松江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46年12月起任北满独立第二师师长,松江军区独立第二师师长。

    1947年1月至1948年3月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独立第二师师长。

    1948年3月至11月任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三十四师师长。

    1948年11月至1949年4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九军一四五师师长。

    1949年4月起任解放军第四十一军副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任陆军第四十军军长。

    1950年10月至1952年8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十军军长。

    1952年8月至1953年底任志愿军第四十军、陆军第四十军军长兼政治委员。

    1954年至1957年夏在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

    1957年9月至1960年5月任广州军区参谋长、军区党委常委(1958年2月起)。

    1960年5月至1967年11月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军区参谋长(至1964年8月)、军区党委常委。

    1967年11月至1970年6月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1968年3月起)、总参谋部党委副书记(1968年4月起),1969年4月至1971年10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1970年6月起任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1971年11月被撤销职务。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任中央军委委员。

    1989年10月29日在南京逝世。

    经历文革/温玉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 编辑

    奉调北京

    温玉成温玉成

    1968年1月1日,在广州军区任参谋长、副司令这两个职位上干了10年的温玉成突然接到军委调令,奉调北京,出任大军区正职的军委副总参谋长,主管训练、作战和通信。

    在广州军区,他和原四野老战友,共同在林彪麾下征战南北的黄永胜搭档在一个班子里,黄永胜是军区司令员,温玉成为其副手。

    时逢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在定夺副总长人选时,李天佑副总长推荐温玉成,林彪便委婉地向毛主席推荐了温玉成。毛主席一锤定音,温玉成在广州和黄永胜搞不到一起,那就叫他来北京嘛!

    温玉成就这样被调到了北京。当时,他正被黄永胜指使的造反派斗得不可开交。离开广州,对他而言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依照惯例,林彪在毛家湾寓所接见履新的温玉成,平时感情不易外露的林彪,很是怀旧地谈及了当年征战黑土地的那一幕。温玉成勇猛善战,过去打过不少硬仗、恶仗,执行上级命令不折不扣的作风给林彪留下了深刻印象。

    执掌京畿
    1968年3月24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杨余傅事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因不容于林彪,被诬为“华北山头主义”。一夜之间,或关或押,或被发配。

    3月24日凌晨,温玉成奉命到人民大会堂118号毛泽东主席办公室开会时,他在走廊上见到了神情沉郁的毛泽东。温玉成走上前,端正地行了个军礼,问候道:“主席好。”毛泽东一手夹着烟卷,一手倒背在身后,凝神注目,然后劈头问道:“你一个人去?单枪匹马去?”“主席,”温玉成如坠云雾中,不解地问道,“我去哪里哟?”“没有通知你?”“不知道。”“叫你到卫戍区去,”毛泽东将夹了烟卷的手往前一点,严肃地说,“执掌京畿重地。”

    “文革”中,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这个职务,主要负责拱卫京师,警护中央领导安全。位高权重,却不好干,温玉成的前任傅崇碧就是因为得罪了林彪,被秘密贬至沈阳

    突如其来的变故令温玉成始料未及,就这样,他以副总长身份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随后,成为“中央文革”碰头会旁听员。随着“文革”乱相的加剧,老帅纷纷落马或靠边站,军委领导班子为军委办事组所取代,温玉成进入中枢,成为办事组10成员之一。

    毛泽东对他是颇为信任的。常常把他找去了解首都的情况。一次,毛泽东特地把温玉成叫去了解工宣队进驻高校的情况,温玉成老老实实回答说:“现在北京的学生不怕解放军,就是怕工人。因为他们摸到解放军的底,有五不政策。解放军对学生没有办法,工人硬一些。”听了他的汇报,赞许他讲了老实话。

    不过,即便受到如此重用,温玉成始终觉得不舒心。因为顶头上司黄永胜像一幕阴云,罩在他头上挥之不去———这时,黄永胜也调来北京,出任总参谋长兼军委办事组组长。温玉成依旧在其约束之下。尽管这样,温玉成还是踌躇满志。由于深得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林彪的信任,温玉成一时名重京华。

    刘庆棠事件

    温玉成温玉成合影

    当时,文艺团体的支左部队要换班。这本是正常的工作调整。结果,不明就里的温玉成将支持刘庆棠一派的军队干部换走了,而把反对他的留了下来。

    刘庆棠凭借饰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中的“洪常青”一角而平步青云,升任文化部副部长,并得江青宠爱。为此,曾有人叹言:“红军长征二万五,不如跳曲芭蕾舞。”恃宠而骄的刘庆棠到江青跟前告了一状,江青勃然大怒,声称要追查这起“打击革命派的严重事件”。然后缠住周恩来,无理取闹,要求严肃处理温玉成。

    主管样板戏的谢富治以工作忙为由,对温玉成说:“你是协助我管样板团的。这样吧,我事多,工作忙,我们俩一起给江青写个检讨。你先写,我们一起签个名交给江青,事情就算了结了。”

    不料,温玉成写好检讨后,谢富治的签名并未在检讨人之列,而是在行文抬头上,这样一来,谢富治不但推掉干系,反而成了审阅检讨的领导。温玉成从此得罪了江青。

    李必达事件
    大约是在1969年夏,劳累一天的温玉成刚刚进入梦乡,便被一阵吵闹声惊醒,秘书进来报告说,黄总长的秘书李必达同志在楼下会客厅等,他说有封信要亲自交到你手上,由你转交江青同志。

    当时,黄永胜的秘书李必达年仅27岁,系“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这是一位年轻而富有正义感的同志,他对黄永胜的所作所为早就不满。“九大”前夕,他利用参知机要的条件,从各种渠道获知了林彪在选举“九大”代表期间,大肆进行篡党夺权活动,指明要一些代表投票。他担心他们会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继续这种分裂活动。

    几经踌躇,李必达毅然以一个党员的良知,向毛泽东主席写信揭发林彪集团尤其是黄永胜的行径。信写好后,怎样传递,李必达费尽心思。想来想去,他突然想到何不让温玉成转交给江青,以江青和林彪已经日渐公开的矛盾而言,这封信江青肯定会上达天听。再说,温玉成与黄永胜不和,他应该不会推辞的。

    于是,李必达在5月初的一个深夜,拿着信到了温玉成住处。开始,温玉成推辞道:“我和江青不太熟,不便转交。”须臾,秘书再次报告说,李秘书讲啦,首长不收下这封信,他就不走了。

    温玉成叹了口气,没再往深处想,只得点头同意了。然而,他看完信后,神情大变,出门对李必达说:“你依靠组织反映你所了解的情况是对的,但我比你更了解黄总长。我知道林副主席对我有误解。你这封信我交不交,交给谁,让我考虑考虑再说。”李必达这才忐忑不安地离去。

    这着实令温玉成为难。他不想接这封信,但李必达知道温玉成与黄永胜不睦,却又非得让他转交江青不可。烫手山芋接上手,温玉成辗转反侧,如就热汤。交,势必得罪林彪,不交,则江青迁怒。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思来想去,温玉成一横心,将那封信锁在抽屉里,可半年后,却鬼使神差地交给了林办。客观地说,温玉成的内心是倾向林彪的。

    温玉成的这一着棋并未讨好林彪。叶群、黄永胜大为恼怒,立即将李必达关押拘捕,对温玉成知晓信中内容,也如骨鲠在喉。更有甚者,“九·一三”事件后,这封信被查出,江青得知来龙去脉,数次找到周恩来总理,大为光火:“温玉成是林彪的死党,不能放过他!”所以,到了晚年,温玉成常对人说:“在这件事上,我对不起李必达秘书。”

    李必达被开除军籍,定为现行反革命。发配到南方一个偏远的劳改农场进行改造,受了不少苦。直到“九·一三”事件后才平反。

    被贬成都
    按理,党的“九大”时,温玉成走向人生辉煌的顶点,由于被安排为“九大”主席团成员,前排就座,包括外电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在议论,温玉成铁定要进政治局。然而,九届一中全会后,温玉成却出人意料,没有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

    温玉成打电话找到叶群,叶群装作茫然无知,并表同情,实际上,正是叶群和林彪力主拉下温玉成,以解他们“温玉成知恩不报”的痛恨。林彪、叶群满以为此举可以讨好江青。谁知江青并不领这个情。温玉成又被江青推入“炮膛”,藉此打击林彪。

    不久,北京天安门召开声势浩大的支持毛泽东主席“五·二○”声明大会。温玉成走上城楼,遇上江青,忙上前主动招呼,江青昂首挺胸,怒目而视,径直离去。温玉成立时呆若木鸡。

    未几,温玉成再次接到江青电话,说芭蕾舞名角白淑湘京西宾馆排戏很辛苦,生病无药,让温玉成立即送点药去。温玉成立即命人相送。岂料,过不几天,江青把温玉成找去,训斥道:“样板团的两派,都是革命造反派,你要一碗水端平。为什么药只送给白淑湘而不送给刘庆棠?”温玉成瞻顾四望,如履薄冰。

    1970年6月4日,林彪约温玉成单独谈话,走入林办,一向话语不多的林彪正襟危坐,既无寒暄,亦无问候,例行公事般地宣布道:“温玉成同志,经军委研究,你已经不能适应北京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调你到成都军区担任第一副司令。”

    闻听此言,温玉成恍若梦中,目瞪口呆。见此情景,林彪这才挤出一丝僵硬的笑意,故作亲切地说道:“这是军委领导的关心,你有什么想法?”温玉成猛然清醒,条件反射般地答道:“我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随后,林彪、叶群又向温玉成说,江青要求把他“立即抓起来”,是林彪想出了办法,让他远去成都避祸。由副总长降职为军区副司令,温玉成虽然想不通,却无力抗争。

    隔离审查
    花开花谢又一年。林彪叛逃坠机的“九·一三”事件爆发了。

    9月16日傍晚,温玉成刚刚吃完晚饭,便接到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打来的电话,让他去3号院开会,并特别强调,传达中央绝密文件,不要带秘书。走入3号院,20多个荷枪实弹的干部、战士如临大敌般,警惕地持枪张望。正在温玉成惊疑之际,张国华政委已在楼梯口叫住了他,然后礼貌地邀请他上楼。

    “他们还没到?”温玉成走入会议室,一坐下身,愈加好奇。“没有,”张国华有些尴尬地答道,然后转身关上了门,坐下后,便沉沉地叹了口气,“这个会只有我们两个开。”温玉成凭直觉,预感到今天叫他来,决不是传达什么文件了。“老温,”张国华一字一顿道,“我们是老相识了,你是知道我这个人的。”略一沉吟,张国华像背书似的说道:“刚刚接到通知,你被隔离审查了。”“隔离审查?”温玉成张大着吃惊的嘴,一时回不过神。“那我犯了什么错误呀?”温玉成苦笑道。“上面说你是林彪的死党,组织上要审查……”温玉成如同猛地听到一声惊雷,他一下子呆若木鸡、心乱如麻。这一切来得太突然,自己分明是被林彪贬出北京,现在却又成了林彪的死党,这如何说得过去?当晚,他便被秘密关押在邓家花园。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接着,温玉成的夫人宋琬明(时任成都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副处长)被停职停薪,勒令搬出“首长院”……

    平反
    1976年12月,在成都晦暗潮湿的一天里,温玉成最终迎来了人生的转机。这天,成都军区根据中央通知,将关押了5年的温玉成释放了出来。温玉成被释放出来后,生活待遇上有了改善,先是搬回军区首长院,接着子女允许参军入伍,夫人宋琬明亦恢复原职。但是,最核心的问题———组织结论却被挂了起来。

    温玉成温玉成、宋琬明与两个外孙在家中

    其间,温玉成曾经找过成都军区党委,也到北京上访过,但遗憾的是,无论是高层还是他所在的军区,对此爱莫能助,他的问题,始终得不到结论。

    所幸,拨乱反正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庐山会议”上与彭德怀一同蒙冤的黄克诚大将平反后再度出山,担任了中纪委常务书记兼军委纪委书记。这时,他已双目失明,但对“文革”中遗留下的纷乱如麻的问题,洞若观火。他得知温玉成上访无门,结论无着的情况后,便托人捎去口信:“让温玉成来北京解决问题吧!”

    在黄克诚的努力下,1983年,中央军委经过甄别调查,组织上对温玉成的审查结论是:办过错事,说过错话,不给予处分,恢复大军区副职待遇。不过,中央曾明文规定,1955年被首批授予中将以上军衔的开国将军们,离休时都要享受大区正职待遇,如原成都军区副司令韦杰就是例子。温玉成似乎是个例外。

    温玉成曾试图证明自己是深受林彪、“四人帮”两个集团的迫害,并要求恢复大军区正职的待遇,但未果。大军区正职的待遇没有被恢复,温玉成夫妇悄然来到南京定居。晚年,温玉成的离休生活抑郁而不寡欢,南京军区对他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在一栋花草掩映的独立小楼里,温玉成从此远离尘嚣,挣脱纠葛,种种花草,平静地度过了6年时光。1989年10月29日,温玉成在南京辞世,享年74岁。

    评论/温玉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 编辑

    2005年1月13日的《南方周末》刊登了《温玉成“文革”沉浮录》(以下简称《温文》),对温玉成在“文革”期间令人费解的大起大落的经历作了记述和剖析,特别对他后期的不幸遭遇深感不平。

    “文革”前的温玉成并无很大名气。他是1955年全军第一次授衔时的175名中将之一,在1960年代初广州军区的副司令员中,他名列第五。不料在“文革”初期他却突然“蹿红”:1967年底到北京任副总参谋长,仅3个多月之后便又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接着又成了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迅速成为政治舞台上一颗耀眼的新星。然而,在1969年4月召开的“九大”上,本以为可以稳稳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温玉成,却被莫名其妙地排除在外。他是12名“碰头会”成员中惟一没有进入中央政治局的人。一年后他又被贬到成都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据有的权威人士透露,温玉成的失势、遭贬,是因为关键时刻林彪没有拉他一把。然而,更让温玉成料想不到的是:“九一三事件”之后,他却又被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遭到审查,一关就是5年有余!

    温玉成的曲折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文革”期间那段极不正常的历史。通过对温玉成这段经历的剖析,有助于人们以史为鉴,举一反三。但是,《温文》却犯了写史之大忌,它回避史实,为尊者讳,把温玉成写成只因“对政治一窍不通”,“不会投机取巧,不会见风使舵”,因而“被利用、欺侮”的无辜受害者。据悉,此文作者是一位30多岁的年轻人,其生也晚,对温玉成可谓素昧平生。依他的条件,写这类反映复杂政治历史情况的文章,本应十分谨慎,广泛搜集资料,认真听取各种不同意见,慎重取舍。而他显然是轻信了某些一面之词,便轻率下笔。

    温玉成是1957年底同李天佑上将一起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广州军区的,李任第一副司令员,温任参谋长。到1967年底,温玉成调总参工作,在广州整整10年。这期间,我先后任军区司令员秘书、作战参谋、办公室秘书科领导。这几个岗位,都同军区首长有密切接触,因而对温玉成的情况比较熟悉。《温文》提到的几件大事,除他到北京后的个别事件外,我或是参与者,或是目击者,按过去政治运动中的提法,我属“重要知情人”。这里试就《温文》中提到的几个主要问题,指出其谬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温玉成与黄永胜关系密切异乎寻常

    《温文》于多处提到温玉成与黄永胜的关系,说温一到广州军区,便“因黄永胜为人霸道、作风蛮横,两人在工作中产生了较深的隔阂”,此后温玉成处处受制于黄。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温文》说温玉成与黄永胜是“四野老战友”,错了。黄温二人早年虽同属中央红军,以后又都在第四野战军,但二人却从未搭过班子。黄永胜对温玉成并不了解。1957年11月,黄在北京开会,总政治部送来一张温玉成的简历表征求意见,把即将从军事学院毕业的温玉成分配到广州军区工作。黄永胜在“意见”栏写下了“听说此人很懒,建议不要分到广州工作”。但是总政没有采纳黄永胜的意见,一个月后,温还是分到了广州军区。而更让黄永胜没有想到的是,经过一段时间,他发现温玉成并不懒,而是干劲十足,作风泼辣,工作中还常有独到见解,加之他又对黄永胜异常尊敬,黄永胜十分欢喜,对温大加倚重,其权力竟然超过排在他前面的几位副司令员。温玉成由此在军区领导班子内颇为孤立,同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李天佑关系尤为紧张,曾多次当众对李顶撞。李天佑过去曾任号称“万岁军”的第38军(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军长,论资历,论战功,都在温之上,军区机关干部对温颇有看法。当时有一种说法:在广州军区,温玉成眼睛里只有一个半人,“一个”是黄永胜,“半个”是以老谋深算著称的军区政委刘兴元。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强调突出政治,一时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的地位至高无上。温玉成却我行我素,对此漠然处之。1960年代初,台湾的P-2V夜航电子侦察机经常窜扰大陆,危害很大。解放军航空兵和高炮部队都把打 P-2V作为首要的战备任务。温玉成公开讲:“什么突出政治?你能把 P-2V打下来,就是突出政治!”很多人认为,这不就是早被毛泽东批评过的“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吗?在处理司令部与政治机关的关系问题上,温玉成也有一些很不利于团结的言行。军区政治机关不少干部对温十分恼火,说他“什么思想都有,就是没有毛泽东思想;什么作风都有,就是没有‘三八作风’”!

    这种不断积累的不满情绪,终于借“文革”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之机而爆发。温玉成很快成为军区机关鸣放和大字报的众矢之的。1966年8月15日晚,军区政治部上百名干部,手持质问温玉成的大字报,涌入军区司令部大院,“勒令”温玉成接受并朗读大字报。司令部的不少干部,也表示支持政治部干部的“革命行动”。此时司令员黄永胜正在北京参加中央全会,这些干部便派代表向政委刘兴元请愿,要求“罢温玉成的官”。群情激愤,众怒难犯,刘兴元首先肯定了大家的革命热情,然后又表示他无权罢温玉成的官。不管代表们如何施加压力,刘兴元始终没有松口。这次行动,以后被称为“八一五事件”。

    关键时刻还是黄永胜和刘兴元向温玉成伸出援助之手。刘兴元和在北京的黄永胜都连夜向中央军委报告了8月15日晚间发生的问题,讲了他们的意见。第二天,传来了林彪的指示,对行动提出了批评,特别指出:要防止有人借机“捞一把”。后面这句话分量很重,很多人都被“震”住了。对刘兴元没有同意罢温玉成的官,林彪说“刘兴元同志是有原则的”。对温玉成,则肯定他“大节是好的”,而且说“温玉成同志是有干劲的”。“有干劲”是林彪选拔干部的重要条件之一,林彪的指示保了温玉成。

    1967年1月底,军队奉命全面“支左”;3月1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下令广州军区对广东省实行军事管制,黄永胜任省军管会主任。黄永胜要温玉成以主要精力帮他抓地方的“文革”。

    1967年6月上旬,黄永胜委派温玉成偕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和军区空军司令员吴富善,赴北京向周恩来请示对当时正在发展的港英当局镇压香港工人事件的斗争方针、策略,并汇报广州地区“文革”情况。

    从上述一系列活动中,谁能看出温玉成在广州军区同黄永胜有什么“较深的隔阂”、“搞不到一起”?

    黄永胜保荐温玉成当了副总长

    《温文》称:温玉成是经“叶剑英元帅推荐”,“毛主席一锤定音”,到北京任副总长的。这说明作者全然不了解当时的历史和中央高层人事情况。岂不知,当时叶剑英正因被打成“二月逆流”重要成员而处境艰难,已经“靠边站”了;其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是以杨成武为组长的军委办事组。而像副总长这一级干部的任命,也不需经过军委办事组,一般是经林彪认可后,报毛泽东批准。也巧,我是温玉成升迁的经办人之一。

    1967年8月,黄永胜和广州两派群众组织头头100多人应召进京谈判两派停止武斗、实现“大联合”和筹建省革委会问题。周恩来先后十多次接见这些头头,做他们的思想工作。黄永胜在他下榻的京西宾馆设了一个包括他的两位秘书在内的4人临时值班室,随时向周恩来办公室反映情况,请示工作。我以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科负责人身份,领导这个临时值班室。

    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正在值班室,黄永胜进来对我讲:“你给林副主席写个报告。”于是他讲我记。报告主要建议对广州军区军事领导干部进行调整,其中特别提到温玉成在广州处境艰难,建议将他调出另行安排工作。根据我对黄永胜的了解,估计在写这份报告之前,他很可能已将有关问题当面请示过林彪。

    大约半月之后,便听说中央军委已任命温玉成为副总长。一天晚上,又是我在值班,温玉成打来电话找黄永胜。值班室很静,温玉成又是大嗓门儿,我在一旁可以清楚地听到他的声音。他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问黄永胜军委的调令“是怎么回事儿呀”?并表示他“水平低”、“干不了”、“不想去”。黄永胜则用亲昵、得意的语气大声地说:“这是我向林副主席建议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你赶快来嘛!”几天之后,两派群众组织在京达成协议,黄永胜返回广州。温玉成马上到黄家拜望。没过几天,他便兴高采烈地到北京履新去了。

    黄温交恶

    黄永胜和温玉成的关系后来确实“崩”了。这要从黄永胜升任总参谋长讲起。

    1968年3月下旬,发生了举国震惊的“杨余傅事件”: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被打倒,黄永胜紧急应召进京,被任命为总参谋长;温玉成兼任卫戍区司令员。黄、温又在北京聚首。

    说起江青对温玉成的重用,不少人感到事有蹊跷。1967年6月9日晚,温玉成受黄永胜委托,正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向周恩来、康生、陈伯达等中央领导人汇报广州军区战备工作和广州地区“文革”情况,江青突然从外面进来,直奔温玉成,与他握手寒暄,并对她因事不能听温的汇报而深表遗憾。江青为什么对温玉成如此亲热?她是什么时候、如何认识温玉成的?这让当时在场的广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李维英百思不得其解。

    众所周知,江青掌握的几个京剧、芭蕾舞剧“样板团”是她的王牌,是她在“文革”中起家的资本。而江青竟把这些“样板团”交给温玉成管。温玉成对此也确实很卖力气。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江青与黄永胜的关系却格格不入,日趋紧张。江青不时插手军队工作,黄永胜屡予抵制,有时甚至在会议上发生冲撞。江青对黄、温的一冷一热,自然引起黄永胜对温玉成的猜疑。而更让黄永胜恼火的是,他发现温玉成常以卫戍区司令员的身份向江青汇报军队工作情况。从此两人隔阂日深,终至形同冰炭。黄永胜曾多次在熟人面前讲温玉成是他保举进京的,现在却怀有二心,是“忘恩负义”。黄永胜的后面有林彪。林彪对江青素无好感。在黄永胜和温玉成之间,林彪自然是选择前者。由此,温玉成不但得罪了黄永胜,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也都对他怀有戒心,视为异类。

    江青的介入,是黄、温交恶的主要外因。

    扑朔迷离的李必达事件

    《温文》说李必达事件是个错案、冤案,温玉成也受此案牵连,这是对的。但是,此文对案情的叙述和分析却破绽百出,经不起推敲。

    李必达入伍前是武汉大学学生,入伍后分配到第41军锻炼,1966年在该军121师362团4连代理副指导员。此时362团政委是曾任黄永胜秘书多年的于贯文,对李必达产生了良好印象。1967年12月底,军区机关从41军为黄永胜选调秘书,此时已升任121师政治部主任的于贯文举荐李必达中选。初任秘书的李必达干劲十足,黄永胜夫妇都很满意。于贯文于1968年初被借调到军委办事组工作,黄永胜到北京工作后,他与黄永胜夫妇常有接触。作为李必达的举荐人,他自然关心李必达的表现。他曾向担任总长办公室主任的黄永胜夫人项辉方了解李的情况。项说李“表现很好,人老实,能写东西,文字水平超过语言表达能力,首长很满意”。项辉方对李必达关爱备至,光是为他找对象就费尽心机,多次亲自出马。李也知恩图报,他出狱后于1972年写给老领导于贯文的信中依然承认“过去,我对黄、项也有一种感恩的思想”。

    李必达与黄永胜夫妇闹翻,始于一场误会。1968年底,“黄办”按照上级统一部署,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学习。这期间,李必达因为一件小事引起“黄办”主任、党支部书记项辉方的怀疑,曾发动“黄办”工作人员对他进行“帮助”。李必达多次检讨都未过关。入伍后一帆风顺的他难以承受这意外挫折,自感前途渺茫,内心痛苦之极,多次找老领导于贯文倾诉。一次,于贯文当着李必达的面给项辉方打电话,委婉地指出对李的问题是否看得太重了,建议不要抓住不放,“好聚好散,实在不行,叫他回广州算了”。但是,项辉方一下子来了原则性,坚持要把问题弄个水落石出。

    李必达感到自己被逼到了绝境。1969年4月28日,他最后一次来看于贯文,突然冒出了一句:“难道我就任凭他们摆布不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终于决定铤而走险:向毛泽东、江青告状,扳倒黄永胜,或者还可绝处逢生。他哪里想到,他请温玉成转呈江青的信,却被温玉成交到叶群手里!

    李必达的告状信里究竟写了什么?《温文》说,李必达在“九大”前夕,“利用参知机要的条件,从各种渠道获知了林彪在选举‘九大’代表期间,大肆进行篡党夺权活动”,“他担心他们会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继续这种分裂活动”。这段文字本身就语焉不详,作者大约是想说林彪操纵“九大”中央委员选举,却误为“九大代表”──代表已经都到会了,还选举什么?至于“九大”中央委员的选举,自始至终都是由大会秘书长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组织进行的。我是参加了“九大”会务工作的,林彪并未、而且他也没有条件插手中央委员的选举活动。再说,李必达向毛泽东、江青写信时,“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的选举都已结束,他的信岂不成了马后炮?

    周恩来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的一次通话,或者有助于揭开李必达告状信内容的谜底。大约是“九一三事件”之后第三天的晚间,广州军区党委常委开会,研究几天来的应变工作情况。会间休息时,丁盛在走廊里踱来踱去,忽然,他拿起了保密电话机,要通了周恩来,汇报军区清查工作情况。他特别提到黄永胜有个叫李必达的秘书,关押在军区政治部管训队,请示该怎么办。周恩来当即表示:“这件事我知道了。把李必达关押起来是错误的。当然,秘书偷听首长的电话也是不对的。这个人先不要放,对他的处理稍后再通知你们。”周恩来的话表明,李必达的信里讲的,主要来自偷听黄永胜的电话。在李必达出狱后回到北京接受专案组审查时,他也承认确实偷听过黄永胜的电话。黄永胜在电话里究竟讲了什么犯禁的话呢?据项辉方说,李必达曾向她汇报,一次黄永胜在与叶群通电话时,大骂江青“想当清朝那个女人”。李必达当时反映这个情况,当然是出于对首长的关心,因为黄永胜住地小翔凤胡同是居民区,他讲话一向是高嗓门儿,李必达是怕隔墙有耳,造成不良后果。从以上情况再联系到李必达刚被关押之后,叶群和吴法宪都曾讲过:李必达的主要问题是“挑拨中央关系”,因而,李必达在信中很可能讲的是黄永胜等人私下议论、攻击江青的情况。在当时,反江青就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弥天大罪。黄永胜历史清楚,战功卓著,像他这样的老革命,最怕的就是这种“现行罪”。倘若黄永胜的这条罪状能够坐实,即使他一时不被打倒,告发者的境遇却可大大改变。这方面此前早已有过先例。

    “九一三事件”之后,不断有人写文章颂扬李必达敢于在林彪、黄永胜等人如日中天之时,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揭发他们的“阴谋活动”。但是,没有一篇文章公布信的具体内容。不少局内人对信的内容表示怀疑。有的人提出:李必达说自己如何先知先觉,干嘛不把信全文公开发表,让大家来品评、受教育,并用以消除大家的疑惑呢?

    李必达的老首长于贯文,大约是最关心李必达事件、与此事关系最为密切、也最了解此事复杂关系的一人:李必达是由他举荐给黄永胜的;李必达在“黄办”受到怀疑,是他极力在两面做工作,试图化解李必达与项辉方的紧张关系;以后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又眼巴巴地看着李必达被逮捕,被押上由北京飞往广州的飞机;随后他又极不情愿地被派往李必达的家乡调查李的家庭出身,继而到广州了解李在狱中的情况;而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他竟又被某些人说成是“迫害李必达的帮凶”,还说他“反对敬爱的江青同志”(粉碎“四人帮”后,则又说“林彪集团”和“四人帮”是一丘之貉),备受凌辱,从此在政治上入了“另册”。李必达事件成了于贯文晚年无法摆脱的梦魇。而落实政策后的李必达,在给于贯文的信中和通电话时,则一再表示感谢过去于贯文对他的关心爱护,并对于贯文因他而受株连深感遗憾。我与于贯文是交往三四十年的挚友。1993年10月,他与我从探讨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出发,就李必达事件长谈了9个下午。在场的还有曾任刘兴元秘书和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的一位老友。事后我们共同整理了一份长篇记录稿。在谈到李必达给江青写信的动机和此信的内容时,于贯文说:“我同情李必达的遭遇。但是,他把自己同黄永胜、项辉方的矛盾,说成是政治、路线之争,他向江青告状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回避了他是为项辉方所迫而导致矛盾转化这一事实,对此我不能苟同。‘九大’刚开过,林彪成了法定接班人,当时一片拥护声,他当时就能看出林彪等人是坏蛋?我不相信。”

    温玉成失势之谜

    温玉成的失势来得意外、突然。从1969年4月到1971年9月,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连遭3次重大打击。

    第一次打击是1969年4月末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温玉成自己和许多人都认为,他作为中央“碰头会”成员,进入中央政治局顺理成章。谁知他却根本未被提名。相反,与他资历相仿、原来并非“碰头会”成员的李作鹏、邱会作却都成了政治局委员。“九大”之后,“碰头会”停止活动,温玉成只剩下了副总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头衔,完全成了黄永胜的下级。

    第二次打击是1970年6月,被莫名其妙调往成都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这个职务比副总长降了一级,等于是不宣布处分的处分。

    第三次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温玉成被当做林彪的同党关押审查。他本来是林彪在位时遭贬成都的,他似乎可以宣称自己是受林彪等人迫害的,谁知还是在劫难逃,而且一关就是5年有余!

    一般人都认定,温玉成遭受的第一、二次打击,林彪、黄永胜难脱干系。九届中央政治局的人选,是毛泽东委托由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组成的三人小组提名的。前面已经讲过,温玉成进京不久便因与江青关系异常而引起林彪、黄永胜的猜忌,那么,在酝酿新一届政治局人选时,黄永胜的态度可想而知。至于温玉成遭贬成都军区,则是“九大”人事安排的继续。黄永胜是军委办事组组长,其职权相当于已往的军委秘书长,而林彪则是军委第一副主席,对温玉成的任免,都要经由他们“把关”。

    但是,不少人忽略了一点:即使在“九一三”之前,对温玉成的安排,也须得到江青的首肯。当温玉成调成都的消息刚刚传出之时,曾有一位与黄永胜关系极亲密的人问他:为什么要把温玉成调走?即使调走,为什么不能让他回广州军区?黄永胜回答说:“是江青要赶他走!他过去在广州搞得那个样子,还怎么回去?!他到成都去,梁兴初对他总还了解嘛!”梁兴初是成都军区司令员,以前曾是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对温玉成当然熟悉。黄永胜的话少了一句潜台词:既然江青要把温玉成赶走,他乐得顺水推舟。黄永胜的话还表明,倘若是林彪、黄永胜想把温玉成调离北京却不合江青心意,她完全可以打出毛泽东的旗号加以阻挠,林彪、黄永胜是抗不住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刚刚几天,温玉成便遭到伤害最重的第三次打击,说明江青不曾忘记了他,他无论到了哪里,也跳不出江青的手心儿!

    温玉成为何由受江青重用的红人而突遭遗弃和迫害?揣测和说法甚多,主要有两种“版本”。

    其一是以吴忠为代表的“揽事招祸”说。吴忠是温玉成的同僚:温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时,吴任第一副司令员;温调成都军区后,吴接任司令员;他还是中共北京市委分管政法工作的书记。他对江青、温玉成都有深刻了解。1977年,他因“丙辰清明天安门事件”调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我与他接触频密,彼此无话不谈。一次谈起温玉成与江青的关系,他说,温玉成坏事就坏在不知利害,揽事太多:江青让他管“样板团”,他可谓竭智尽忠,不遗余力;他意犹未尽,见江青忙得风风火火,很想为她减轻一点负担,便主动做了一些江青并未交代的工作,其中包括处理江青的群众来信。哪知江青心中有鬼,性情多疑,竟认为温玉成是对她进行“特务活动”,于是翻脸。

    其二是温玉成夫人宋琬明(《温文》误作婉明)的说法,说温因管“样板团”不称江青心意而获罪。1987年,我途经南京,曾特意去拜望在那里安家的老首长温玉成。不巧,他下乡钓鱼去了,他的夫人宋琬明接待了我。我们也是老相识。交谈中,我直言不讳地问起温玉成为何得罪了江青?她说,事情还是由“样板团”引起的:一次,江青当众指责温玉成对“样板团”管理无方,特别是芭蕾舞团管理混乱,导致演员基本功和演出质量下降。受不得委屈的温玉成便掏出记事本来,说某月某日江青有何指示,这段时间对“样板团”的管理完全是按江青要求做的。“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以毛泽东化身自居训惯了人的江青,岂容温玉成当众辩白顶撞!登时大发雷霆,歇斯底里地叫喊温玉成“撒谎”、“不老实”!从此,温玉成便交上了厄运。

    两种“版本”,哪个更能反映实际情况,或者两者都有道理?请读者自己判断。

    史作贵在存史贵在真实

    《温文》的错误还可举出很多。例如,为了突显温玉成没有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意外和不公,竟连温是九届中央委员这一铁的事实也不承认了。这其实只要翻一下九届中央委员会名单便一目了然了。再如,说温玉成到北京工作后,毛泽东“常常把他找去了解首都的情况”。其实,他并没这种“殊荣”,即使地位比温玉成再高的人,也很难受到毛泽东的单独召见。又如,说温玉成收到李必达的告状信之后,便“一横心,将那封信锁在抽屉里”,直到半年之后,才“鬼使神差地交给了林办”。而实际情况却是,在收到信的当天,温玉成便立即把信交给了林彪的妻子叶群,于是,才有了“李必达事件”。

    个人荣誉/温玉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 编辑

     温玉成 温玉成温玉成温玉成 

    中将军衔

    二级八一勋章

    一级独立自由章

    一级解放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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