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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那斯图[少数民族语言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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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那斯图(1934-),男,内蒙古人,蒙古族少数民族语言学家。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副所长、所长、研究员,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土族语、东部裕固语和八思巴文字的研究工作。著有《土族语简志》、《东部裕固语简志》等。照那斯图能熟练使用汉语、蒙古语、俄语、土族语和日语,对八思巴文字的破译做出了卓越贡献。

编辑摘要
中文名: 照那斯图 性别:
民族: 蒙古族 国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34年 职业: 语言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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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那斯图[少数民族语言学家] - 人物简介

照那斯图,1934年5月出生,蒙古族。少数民族语言学家内蒙古沁尔沁右翼中旗人。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入北京大学语言文学系进修。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副所长、所长、研究员,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土族语、东部裕固语和八思巴文字的研究工作。著有《土族语简志》、《东部裕固语简志》等。照那斯图能熟练使用汉语、蒙古语、俄语、土族语和日语,对八思巴文字的破译做出了卓越贡献。

 (图)蒙古语言学、八思巴字研究专家--照那斯图蒙古语言学、八思巴字研究专家--照那斯图

照那斯图[少数民族语言学家] - 人物年表

(图)照那斯图照那斯图

1934年5月出生在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的一个蒙古族家庭。

8岁入本村私塾,背诵《百家姓》《千字文》 ,以至《大学》《中庸》。他天资聪颖,经初小和高小,交替学习蒙文和汉文,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1951年考入乌兰浩特市兴安中学,读蒙语授课班。

1952年秋,内蒙古师范学院文史科招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生,当时生源奇缺,只读了一年初中的照那斯图经学校推荐被录取。

195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1953年9月,被保送到北京大学东语系进修蒙古语言学。结业后被分配到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任教。

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蒙古语专业并分到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任教。

1954年,他带领一批在职干部班学员,到北京参加蒙古语族语言调查工作队。调查队工作结束后,他被调入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民族所前身之一),职业从教学转为科研。

1955年,照那斯图参加全国“蒙古语族语言与方言”调查队,连续两年在青海进行土族语的田野调查工作,为日后的科研工作积累了实践经验。

1957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该所1962年与民族研究所合并)工作,主要从事土族语、东部裕固语等蒙古语族语言研究。

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照那斯图先后数次赴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县同仁县土族居住地,实地调查土族语及其方言。

1966年“文革”爆发,“文革”初期,照那斯图被打成“5·16分子”,被批判、揪斗直至被隔离,人身自由被剥夺,身心蒙受了巨大摧残和屈辱。

1969年至1973年,他被下放到干校改造。劳动之余,逐步掌握了八思巴文的文字体系。    

(图)照那斯图照那斯图

1977年,照那斯图从以前对现代语言的平面描写研究转到八思巴字及其文献的研究领域。

1977年,他完成并发表了研究八思巴字的处女作《元八思巴字篆书官印辑存》。

1977年开始搜集、整理并研究八思巴字文献。

1980年,他发表了旨在全面探讨八思巴字系统问题的理论文章《论八思巴字》。

1982年发表了《南华寺藏元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的复原与考释》。该文曾被匈牙利《东方学报》译成英文转载。

1987年出版《蒙古字韵校本》,给八思巴字和汉语音韵研究带来了极大便利,资料的可靠性也得到业内专家的称道。

1988年9月,他应邀赴日本,担任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一年期客座教授。

《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Ⅰ研究文集》和《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Ⅱ文献文集》分别于1990年、1991年由亚非所刊行。

1994年,照那斯图从民族所所领导的职位上退休,但他退而不休,不断有新成果面世。晚年,他在进行“中华大字符集创建工程”的子课题《信息处理用八思巴字标准字符集》的研究。

照那斯图[少数民族语言学家] - 学术研究

照那斯图研究员科研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参加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语言大调查,调查研究蒙古语族的土族语、东部裕固语,出版《土族语简志》(1981,民族出版社)、《东部裕固语简志》(1981,民族出版社)两部专著,对语音、语法、词汇进行系统描写。

另一方面,八思巴字文献研究是照那斯图研究员后期主攻方向,在搜集、整理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现的八思巴字文献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出版《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Ⅰ研究文集)》(1990)、《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Ⅱ文献汇集)》(1991)二部重要专著,成为国际知名的八思巴字文专家。照那斯图研究员共出版6部专著和有关八思巴蒙古文文献的数十篇论文。学术专长为蒙古语言学、八思巴字及其文献研究。

照那斯图[少数民族语言学家] - 人生经历

(图)照那斯图照那斯图

照那斯图祖籍辽宁朝阳,1934年5月出生在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的一个蒙古族家庭,祖父、父亲皆以种田为生。家徒四壁。父亲期望儿子能通过读书改变一家人的命运,全家省吃俭用,想方设法供他读书。科右中旗是汉蒙文化交汇并行的地区,当地人大都能讲汉蒙两种语言。照那斯图8岁入本村私塾,背诵《百家姓》、《千字文》,以至《大学》、《中庸》。他天资聪颖,经初小和高小,交替学习蒙文和汉文,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51年考入乌兰浩特市的兴安中学,读蒙语授课班。1952年秋,内蒙古师范学院文史科招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生,当时生源奇缺,只读了一年初中的照那斯图经学校推荐被录取。

照那斯图进入内蒙古师范学院(今内蒙古师范大学)后,学习积极性很高,成绩也很突出,思想上追求进步。在组织的培养下,1953年3月,19岁的他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同年9月,他被保送到北京大学东语系进修蒙古语言学,结业后被分配到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任教。半年后,他带领一批在职干部班学员,到北京参加蒙古语族语言调查工作队。调查队工作结束后,他被调入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民族所前身之一),职业从教学转为科研。

1955年,照那斯图参加全国“蒙古语族语言与方言”调查队,连续两年在青海进行土族语的田野调查工作,为日后的科研工作积累了实践经验。1957年后,他专门从事土族语和东部裕固语等蒙古语族语言的研究工作。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照那斯图先后数次赴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县同仁县土族居住地,实地调查土族语及其方言。这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语文工作者首次全面调查土族语。通过语言调查实践,用土族语进行直接交流,照那斯图不仅获得了对土族语的感性知识,而且积累了大批第一手书面资料,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专题资料和反映社会种种面貌的长篇纪实资料,为以后的全面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照那斯图的学术研究之根深深扎在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这块深厚的土壤之中。

(图)照那斯图照那斯图

尽管步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领域,不是照那斯图自身的选择,但在工作过程中,由于勤奋敬业,他很快就进入角色,并收获连连。当时的学术界很注重进行业务培训,1956年,在进行少数民族语言大规模调查之前,组织上对队员进行了专业培训。通过培训,他学到了语言调查的理论、方法和技能。此外,平时工作中遇到实际问题,便自己看书寻找答案。当年他独力撰写的《土族语简志》和《东部裕固语简志》,就是通过这样的反复学习、反复实践而完成的。

1966年“文革”爆发,十年浩劫,科研工作基本荒废。“文革”初期,照那斯图被打成“5·16分子”,被批判、揪斗直至被隔离,人身自由被剥夺,身心蒙受了巨大摧残和屈辱。1969年至1973年,他被下放到干校改造。劳动之余,经过认真思考,一种想法在脑海日见清晰:不可自暴自弃,不可虚度光阴,一定要学好一门学问,掌握一种本领。他发现一位同事手头有外国学者所撰《方体字》的蒙古文译本。所谓“方体字”,其实就是八思巴字,曾是元朝的国书,当今已成为死文字。于是他借来此书,只要有空,便偷偷地自学,且越学越感有趣。经过熟读、背诵、默写,逐步掌握了八思巴文的文字体系。经过数年潜心学习和研究,初步具备了从事八思巴文字研究的学术积累,为后来驰骋于这一高深领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7年,科研工作迅速步入正轨。照那斯图从以前对现代语言的平面描写研究转到八思巴字及其文献的研究领域。他兴致盎然地投入八思巴字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之中。多年的实践经验告诉他,收集资料是研究工作的前提。他从近处开始,首先在本所,再到北京城的相关图书馆和博物馆,随后扩展到全国各地。只要有线索,便抓住不放,只要有资料(当时还没有复印设备),便收集或复制,尤其注重收集实物,不惜时间,不计花费。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搜集到一批可观的资料,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元朝官印的实物和拓片。

在广泛掌握资料的基础上,照那斯图不断推出科研成果,且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很高的起点和非凡的悟性。1977年,他完成并发表了研究八思巴字的处女作《元八思巴字篆书官印辑存》。此文一共收录95方元八思巴字官印资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首次被他发现并予译释。此“辑存”是历史上,也是迄今为止数量最大的八思巴字元官印汇集,为文物、考古历史、语言文字研究提供了一份宝贵资料。元八思巴字官印文字均属篆体,不具备专业知识的人无从考释。他边辨识、边研究,完全掌握了专有字母的书写规律,发表了《八思巴字篆字母研究》一文,推进了八思巴文字学的研究。

其后,他与杨耐思合作,校勘了《蒙古字韵》。《蒙古字韵》是八思巴字和汉字对音的汉语韵书,属于汉语历史上译写汉语的第一个拼音方案,也是研究近代汉语语音系统和汉语音韵史的一份宝贵资料。他们于1987年出版《蒙古字韵校本》,给八思巴字和汉语音韵研究带来了极大便利,资料的可靠性也得到业内专家的称道。该书既是研究的对象,也是用来考释八思巴字文献文物的工具书,因此成为这一领域不可或缺的专业手册。与此同时,他还对多种八思巴字百家姓版本进行校勘,发表了《八思巴字百家姓校勘》一文。后又编了一部非常实用的《新编元代八思巴字百家姓》,给每个姓加上编号,做八思巴字索引和汉字索引,为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了又一部方便、可靠的工具书。

1980年,他发表了旨在全面探讨八思巴字系统问题的理论文章《论八思巴字》。首先提出了八思巴字字母表的“原字母表”和“总字母表”的新概念,并通过论证确定了两者的界限和具体内容。他认为,原字母表由41个字母组成,在八思巴字实际资料中多出的其他字母为后增字母,属于总字母表范围。八思巴字的“'”字母不表示任何实际语音,它不是表示元音a的专门字母,而是表示某些元音前的零声母零辅音)符号;元音a在八思巴字里没有自己的专门字母,只有自己的表现形式——零形式,这个零形式与其他元音字母相对立而存在。据此,他提出八思巴字的所有表音单位不是音节而是音素,据此断定八思巴字不是音节文字,而是典型的音素文字。此文是该领域具有创见性的研究成果。

(图)照那斯图语言学家照那斯图著作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他发现了迄今除西藏以外从内地发现的唯一一份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原件,并在80年代初对其进行了考释和刊布。根据线索,他远赴广东南华寺,实地考察了该寺所存重要历史文献。该文献钤有李根源(1879-1965)等观赏印鉴十方,有张之洞(1837-1909)光绪己丑(1889)十月题记四行。于1937年广州等云阁印行的《南华小志》,称该文献为“不能识别之异域文书”。他经过鉴定,于1982年发表了《南华寺藏元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的复原与考释》。该文曾被匈牙利《东方学报》译成英文转载。

1988年9月,他应邀赴日本,担任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一年期客座教授。在此期间,除编辑一部论文集外,主要是撰写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研究的文集。《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Ⅰ研究文集》和《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Ⅱ文献文集》分别于1990年、1991年由亚非所刊行。其中《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Ⅰ研究文集》,收录论文18篇。《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Ⅱ文献文集》,收有当时所收集到的所有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包括官方文书和元朝中央部门所颁禁约榜等。该文集对每份文献进行了考释,首先是做题解,其后是提供原文照片、拉丁转写、蒙古文转写和汉文译文(包括白话含义原文)。该文集的主要特点是资料收集最全,其中多数资料为作者所发现,除前文提及南华寺两道圣旨外,另有四份圣旨、一份懿旨和一份法旨。对此书,日本著名蒙古语学者小泽重男评价说:“拜读了《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一、二册,这是‘百岁’(此为照那斯图这个蒙语名字的意译)先生获得的最新成果。第二册,最全面地汇集了有关八思巴字的文献,这无疑为各国学者,尤其为日本学者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其后,随着新著述的不断发表和资料的不断增加,照那斯图的国际影响不断扩大,是该领域学者所公认的占有资料尤其是孤本最多、发表文章最多、质量最高的,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八思巴文字学大家。

1994年,照那斯图从民族所所领导的职位上退休,但他退而不休,不断有新成果面世。

照那斯图[少数民族语言学家] - 治学心得

(图)照那斯图照那斯图研究的文字
在治学方面照那斯图有以下成就:

首先,要明确目标,确定目标最好要结合实际和兴趣,经过深思熟虑,能够发挥自身优势。一旦确立目标,就要抓住不放。

其次,要重视资料的收集,在全面分析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掌握资料是研究工作的前提,没有资料就无从研究。而且掌握资料要全面、可靠,如果不全面,势必导致片面的结论;如果不可靠,势必导致错误的结论。资料要自己亲自收集,如果要用第二手资料,一定要核实其可靠程度。有多少资料,就说多少话,即要使实际材料与理论概括相一致。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和理论,必须要靠足够的相应资料的支撑。资料对研究而言,是第一位的,研究工作必须牢牢地建立在丰富的资料基础上。当然,理论对实际材料分析、处理的指导作用不可忽略,以理论指导具体实践,但理论要不断随实践的检验而修正、充实和完善。在研究工作中,只有占有资料才有发言权,有资料才有题目,有文章可写,写文章就是揭示、阐明事务的内在规律,如果你能做到全面、深刻、准确,就可以概括出相应的科学概念,这就是理论;如果你提出的是一种科学的新概念,那就属于理论创新。

另外,还要注重在前人基础上创新。对前人及其成果要全面了解和掌握,要虚心学习,认真领会。特别是对权威人士和自己的恩师首先要尊重,要恭恭敬敬向他们学习。对者继之,缺者补之,错者改之。对于学术空白,要有予以填补的壮志豪情。在学术问题上决不能盲从、迷信,借鉴前人成果时,要带着一个问号。如发现问题,应该提出来请教、讨论,必要时辩论。学术面前人人平等,这是追求真理的科学工作者必备的勇气。

针对近年来包括八思巴文字学在内的一批原有优势学科后继乏人的问题,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产生的各种民族文字是该民族进入一个历史新阶段的标志,不仅促进了该民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丰富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宝库,是祖国灿烂文化宝库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对这些民族古文字进行发掘、整理、研究,是国家民族平等政策的体现,有助于加强民族团结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

各民族古文字都有自己独特价值,其中的所谓“死文字”,尤其那些作为“国字”的死文字,例如契丹字女真字西夏字、八思巴字和满文,对于现代人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这些文字现在没有人再用,也很少人能懂,就是说,祖先创造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现在扶持的目的、意义就在于要有若干人掌握、精通这些文字,研究这些文字系统,介绍这些文字文献的内容,使其对相关学科的发展,对全社会的进步,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

(图)八思巴文八思巴文

六、学术著作

照那斯图研究员共出版6部专著和有关八思巴蒙古文文献的数十篇论文。

1.独著

《土族语简志》

《东部裕固语简志》

《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Ⅰ研究文集》(1990)日本东京:处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刊行

《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Ⅱ文献汇集》

《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Ⅰ研究文集)(1991)

《新编元代八思巴字百家姓》

2.合著

《蒙古字韵校本》照那斯图、杨耐思著,民族出版社,1987

3.论文

《元八思巴字篆书官印资料辑存》发表于《文物资料丛刊》1997

《蒙古文和八思巴字元音字母的字素分析》发表于期刊《民族语文》1999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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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阅读:
1中国社会科学院
2北方民族语言研究室
3中国文字网
4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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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社会科学人物 语言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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