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在加载中...
  • 王士禛

    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生长于山东新城(今桓台)世家,顺治十四年(1657)进士,初官扬州推官,入为部曹,转翰林,官至刑部尚书。康熙四十三年(1704)罢官归里。王士禛未仕时赋《秋柳》诗,崭露头角;官扬州五年,得江山之助,诗名大起。后名位日高,不改名士风流,朝野名流多出其门,被尊为诗坛领袖。论诗本之于严羽,以盛唐为宗,标举"神韵",以含蓄蕴藉、意在言外为最佳境界。诗作多流连风景,咏怀古迹,赠答友朋,大都着墨简淡,意境清远,饶有韵致,尤以七言绝句最富此特色。大部分诗是描写山水风光和抒发个人情怀的,偏于对艺术技巧和意境的追求,是他的创作理论的具体体现。诗文集为《带经堂集》,又删订其诗为《渔洋精华录》。笔记有《池北偶谈》、《古夫于亭杂录》、《香祖笔记》等。

    编辑摘要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姓名: 王士禛 性别:
    别称: 王士祯、王士正 字号: 字子真、贻上、豫孙,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
    所处时代: 清朝 民族族群: 汉族
    出生地: 山东新城 出生日期: 1634年
    去世日期: 1711年 主要作品: 《池北偶谈》、《古夫于亭杂录》、《香祖笔记》
    主要成就: 与朱彝尊并称“南朱北王”,被誉为清初诗坛一代诗宗

    目录

    人物生平/王士禛 编辑

    王士禛王士禛
    王士祯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家庭,祖父王象晋,为明朝布政使。士祯出生于官舍,祖父呼其小名为豫孙。五岁入家塾读书,六七岁时读《诗经》。顺治七年(1650年),应童子试,连得县、府、道第一,与大哥王士禄、二哥王士禧、三哥王士祜皆有诗名。顺治十五年(1658年)戊戌科进士,文名渐著,23岁游历济南,邀请在济南的文坛名士,集会于大明湖水面亭上,即景赋秋柳诗四首,此诗传开,大江南北一时和作者甚多,当时被文坛称为“秋柳诗社”,从此闻名天下。后人将大明湖东北岸一小巷名“秋柳园”,指为王士祯咏《秋柳》处。

    顺治十六年(1659年),任扬州推官,“昼了公事,夜接词人”,康熙十七年,受到康熙帝召见,转侍读,入值南书房。升礼部主事,康熙四十三年,官至刑部尚书。不久,因受王五案牵连,被以“瞻循”罪革职回乡。康熙四十九年,康熙帝眷念旧臣,特诏官复原职,因避雍正讳,改名士正。乾隆赐名士祯,谥文简。但其后,世人,包括正统的中国文学史对之却居然是“王士禛”或“王士祯”两存而使用着的。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当我朝开国之初,人皆厌明代王(世贞)、李(攀龙)之肤廓,钟(惺)、谭(元春)之纤仄,于是谈诗者竞尚宋元。既而宋诗质直,流为有韵之语录;元诗缛艳,流为对句之小词。于是士祯等以清新俊逸之才,范水模山,批风抹月,倡天下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说,天下遂翕然应之。”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评王渔洋的诗:“一鳞半爪,不是真龙”。

    王士祯的诗清新蕴藉、刻画工整,散文、词也很出色。他提出的神韵诗论,渊源于唐司空图“自然”、“含蓄”和宋严羽“妙语”、“兴趣”之说,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为作诗要诀。所传诗文中,有不少题咏济南风物,记叙济南掌故之作。曾为蒲评点《聊斋志异》并题诗共勉。

    一生著述达500余种,作诗4000余首,主要有《渔洋山人精华录》、《蚕尾集》、杂俎类笔记《池北偶谈》、《香祖笔记》、《居易录》、《渔洋文略》、《渔洋诗集》、《带经堂集》、《感旧集》、《五代诗话》。康熙四年(1665年),王士祯升任户部郎中,到京城为官。当时的京城才人墨客云集,为王士祯施展才华提供了舞台,他在诗歌创作中提出“神韵”说,开一代诗风。王士祯多才多艺,有大量名篇传世,他写景的诗文尤其为人称道,所作小令中的“绿杨城郭是扬州”一句,被当时许多名画家作为画题入画。王士祯的才华很快得到了康熙皇帝的赏识,康熙皇帝称其“诗文兼优”,“博学善诗文”。康熙十七年(1678年)王士祯受到皇帝的召见,“赋诗称旨,改翰林院侍讲,迁侍读,入仕南书房”,成为清代汉臣由部曹充词臣的第一人。康熙皇帝还下诏要王士祯进呈诗稿,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殊荣。王士祯遂选录自己300篇诗作进奉,定名《御览集》。从此,王士祯平步青云,常常得到御赐字画,还多次参加重要宴饮。

    当时,王士祯诗名扬天下,官位也不断迁升,成为清初文坛公认的盟主,一时间,诗坛新人、文坛后辈到京城求名师指点作品,往往首先拜见王士祯,如能得其一言片字褒奖,就会声名鹊起。蒲松龄是落拓不第的文人,《聊斋志异》也久不被世人认识,当蒲松龄找到王士祯时,王士祯“加评骘而还之”,还赠诗蒲松龄:“姑妄言之妄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为了让《聊斋志异》出版,王士祯在该书上大书“王阮亭鉴定”,使得各家书坊争相求索书稿,刊刻《聊斋志异》“以为荣”。当时的名流称赞此事:“国家文治轶千秋,扢雅扬风,巨公踵出,而一代正宗必以新城王公称首。”

    宋严羽“妙语”、“兴趣”之说,记叙济南掌故周村城西长白山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优越的气候条件,吸引了王士祯,他便在修建了别墅,名叫“夫于草堂”。每逢闲暇便来游玩小住。盛夏酷暑,则全家来此消夏。这里有漫山的森林,清碧的泉水,鹿鸣鹤舞,湖光山色,是难得的避暑胜地。附近又有繁华的周村,生活十分方便。苑城的袁守侗等大官僚,也都在山中见有别墅。

    王士祯被罢官后,曾长期在山中别墅居住,登峰观瀑,临池戏鱼。有时登临会仙高峰,谣望清河碧带,芽庄湖帆,乘兴吟哦“东山清风来,西涧凉雨度”。兴致高时,仰天长啸,空谷传响,极为惬意。他的《长白山录》对长白山周围的自然景色、山川风物做了详细记叙,《夫于草堂集》、《香祖笔记》等,也是在这里写成的。

    王士祯官至刑部尚书,颇有政声。渊源于唐司空图“自然”、“含蓄”和之作。

    王士祯是清初诗坛上“神韵说”的倡导者。后人所辑《带经堂诗话》,反映了他的论诗主张。王士祯论诗以“神韵”为宗,而其渊源则本于司空图和严羽。他鼓吹“妙悟”、“兴趣”,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诗的最高境界。强调淡远的意境和含蓄的语言。王士祯的诗歌创作,早年从明七子入手,“中岁逾三唐而事两宋”,晚年又转而宗唐,但是在这三次转变中,提倡“神韵说”是贯穿始终的最能体现王士祯“神韵说”理论,并且写得好的是他的七言绝句。

    王士祯倡导的神韵说,主宰诗坛数十年。他的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在清代达到了顶峰,从而在中国诗歌理论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为中华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士祯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去逝。享年78岁[2]。王家曾四代官至尚书,桓台境内至今还存有歌颂王家功德的全国罕见的砖牌坊,上刻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题写的“四世宫保”四个大字。

    轶事典故/王士禛 编辑

    藏书之家

    王士禛著王士禛
    清著名藏书家、文学家。字子真,一字贻上、豫孙,号渔洋山人,一号阮亭。曾为避讳更名为士正,新城(今山东淄博桓台人)。顺治十七年(1660),授扬州府推官,改韩林院侍讲,国子监祭酒,累官至左都御史,迁刑部尚书。康熙四十三年(1704)以案失察免官归。以诗文为一代宗师,其诗多抒写个人情怀,早年作品清丽华赡,中年后转为清淡苍劲。擅长各体,尤工七律。与朱彝尊齐名,时称“朱王”。家富藏书,其先父有遗书,然而因兵火散佚过半。他入仕途后,借他人的藏书录做副本。所得收入,悉以购书,长达30余年,从无间断。康熙四十年(1701)请假告归,惟载书数车以行,弟子禹之鼎为之画有《载书图》。作书楼“池北书库”,取白居易池北书库之名命名,藏庋之富,甲于山左。与“曝书亭”并称盛一时。有《池北书库藏书目》,收录宋元明本近500种,每书之下撰写有题记,现代藏书家王绍曾辑有《渔洋读书记》600篇。朱彝尊为之作《池北书库记》。又精于鉴赏,书贾卖书欲抬高书价,必说:此书经新城王先生鉴赏过。藏书印有“王阮亭藏书印”、“御史大夫”、“宫詹学士”、“忠勤公之世孙”、“经筵讲官”、“怀古田舍”、“琅琊王氏藏书之印”、“国子祭酒”、“宝翰堂章”等图章数十枚。谥文简。著有《带经堂集》、《渔洋诗文集》、《渔洋山人精华录》、《居易录》、《精华录训篆》、《池北偶谈》、《蚕尾集》、《香祖笔记》等数十种。

    扬州逸事

    红桥修禊,为清康熙年间王渔洋开了先河。王渔洋原名王士禛,别号渔洋山人,原籍山东诸诚,自幼聪明好学,精金石篆刻,顺治十五年考中进士。顺治十七年(1660年),26岁的王渔洋被任命为扬州府推官,可谓少年得志、春风得意。王渔洋来扬州之前,其实对扬州并不陌生。他的祖父王象晋曾于明崇祯元年(1628年)在扬州任职兵备副使,可见王家与扬州之缘分不浅。

    在扬州任职五年,王渔洋写下了很多诗词和游记。康熙元年(1662年),与张养重、邱象随、陈允衡、陈维崧等修禊红桥,王渔洋作《浣溪沙》,编有《红桥唱和集》。康熙三年(1664年)春,又与诸名士修禊红桥,赋《冶春绝句》,其中“红桥飞跨水当中,一字栏杆九曲红。日午画船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一首,唱和者甚众,一时形成“江楼齐唱冶春词”的繁荣盛况。诗人的红桥修禊,使得冶春社和红桥成为文化胜地。据《扬州画舫录》记载:“贻上司理扬州,日与诸名士游宴,于是过广陵者多问红桥矣。”冶春和红桥,因王渔洋的诗文蜚声文坛,扬州,也因王渔洋的红桥修禊而成为清初士大夫的向往之地。

    正是这些诗词作品的广泛流传,使王渔洋在诗坛和官场名声鹊起,成为清朝文坛的一代宗师。他的诗文风格清新平淡,摒弃了凄清愁怨的格调,对当时和后代都有很大影响。扬州这块沃土,滋养了王渔洋,而王渔洋又为扬州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诗风流韵,三百余载,当年王渔洋所题《冶春绝句》二十首,不只独步当时,至今仍被人所传唱。

    代表作品/王士禛 编辑

    王士禛王士禛
    提起清人王士祯,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是“三柳”——“《秋柳》诗”、“秋柳诗社”、“秋柳园”。

    王士祯是清初杰出的诗人。他自幼聪慧过人,尤喜赋诗。他少年时在济南居住,向以济南人自称,一生写有许多咏济南山水风光的诗作。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一个秋日的下午,济南大明湖上,王士祯正和几个文友观览游玩。此时,天气渐凉,大明湖岸边的垂柳,已是翠褪黄显,乍染秋色了。王士祯为眼前的景色所感染、触动,遂赋出了著名的《秋柳》诗四首:

    “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烟痕。愁生陌上黄聪曲,梦远江南乌夜村。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浦里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空怜板渚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水丰坊。”

    “东风作絮糁春衣,太息萧条景物非。扶荔宫中花事尽,灵和殿里昔人希,相逢南雁皆愁侣,好语西乌莫夜飞。往日风流问枚书,梁园回首素心违。”

    “桃根桃叶正相连,眺尽平芜欲化烟。秋色向人犹旖旎,春闺曾与致缠绵。新愁帝子悲今日,旧事公孙忆往年。记否青门珠络鼓,松柏相映夕阳边。”

    这四首《秋柳》诗,意韵含蓄,境界优美,咏物与寓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着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更叫人叹绝的,是全诗句句写柳,却通篇不见一个“柳”字,表现出诗人深厚的艺术提炼功底。

    王士祯写《秋柳》四首时,才24岁,在这之前,他已经高中进士,并以众多诗作声名在外,然而真正使他举国“文”名的,却是这《秋柳》四首。此诗传开,影响巨大,大江南北一时应和者甚众,连顾炎武也由京抵济,作《赋得秋柳》唱和。由于各地众名家对《秋柳》诗的唱和,因此产生了享誉当时文坛的文社——“秋柳诗社”。“秋柳诗社”在中国文学史上留有彩色的印记。

    《秋柳》诗四首,究竟是在大明湖什么地方作成的呢?王士祯在其《菜根堂诗集序》中云:“顺治丁酉秋,予客济南,诸名士云集明湖。一日会饮水面亭,亭下杨柳千余株,披拂水际,叶始微黄,乍染秋色,若有摇落之态。予怅然有感,赋诗四首。”这里清楚地说明,《秋柳》诗是在大明湖水面亭所作。据考证,所谓“水面亭”,全名应该是“天心水面亭”,位在当今大明湖南岸稼轩祠附近,早已毁佚。

    由于《秋柳》诗是王士祯的成名代表作,后人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诗人,就把大明湖东北岸汇泉堂附近的一处馆舍院落命名为“秋柳园”。(亦有人说秋柳园就是王士祯少年时在济南的故居。)旧时的秋柳园土墙木栋,柳丝袅袅,是个幽静清宁的地方。如今,秋柳园早已湮没,但其遗址风光依旧,从这里看去,水光粼粼,荷红芙绿,岸柳披拂,明湖风光尽收眼底。作为济南重要的人文景观,秋柳园在济南的人文史上有着显著的位置。


    个人概述/王士禛 编辑

    王士禛王士禛

    王士禛是以神韵诗倡导者的面目出现的。王士禛祖籍山东省济南府新城县,其祖上世代高官,家世显赫,王士禛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儒家教育,因为其家族要他通过学而优则仕的途径,以求取功名,光宗耀祖,王士禛也确实不负众望。他六岁入塾,二十七岁就中了进士,然后诠受扬州推官,开始了他的仕历生涯。在扬州做官期间,他写了大量意境含蓄、风格淡远的神韵诗歌。他与广大的民间诗人相来往,并显示了优秀的人格魅力,王士禛被推为祭酒,成为东南文坛的领袖。扬州任职期满,王士禛升迁京职,从户部主事一直做到吏部尚书,可谓一帆风顺,春风得意。在京任职期间,神韵说诗歌获得了全国性的承认,王士禛也因此受到了康熙帝的宠信。王士禛神韵诗歌的广泛流行,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甲申之变,文人士大夫虽然不愿意接受清朝的统治,但因清朝的统治日趋稳固,而无可奈何,心里的失落悲观无处发泄,只有从佛教、道教思想中获得慰藉。王士禛的神韵说以佛家的空灵、道家的虚静为底蕴,崇尚清远、淡逸,并以类似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的面目出现,符合广大士人的口味,因而大受欢迎。二是因为清朝统治者的推许。康熙帝本人喜爱清远一派的诗歌,况且王士禛倡导的神韵清远的诗歌有利于消解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能有效缓解社会矛盾,有利于清政府的统治。因此,王士禛的神韵说诗歌受到清朝统治者的欢迎。王士禛本人也一再受到康熙帝的嘉奖,因而官也越做越大。


    理论观点/王士禛 编辑

    王士禛王士禛书籍
    中国古代诗论的一种诗歌创作和评论主张。为清初王士禛所倡导。在清代前期统治诗坛几达百年之久。神韵说的产生,有其历史渊源。“神韵”一词,早在南齐谢赫《古画品录》中说已出现。谢赫评顾骏之的画说:“神韵气力,不逮前贤,精微谨细,有过往哲。”这里以“神韵”与“气力”并举,并未揭示出“神韵 ”的意蕴。谢赫还说过:“气韵,生动是也。”这里以“生动”状“气”,对“韵”也未涉及。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论画六法》中所说“至于鬼神人物,有生动之状,须神韵而后全”,也未超出谢赫的见解。唐代诗论提到的“韵”,大多是指诗韵、诗章的意思,不涉诗论。如武元衡《刘商郎中集序》说:“ 是谓折繁音于弧韵”,指诗韵;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所说“韵外之致”,即指诗章。今人钱钟书说:“‘气’者‘生气’,‘韵’ 者‘远出’。赫草创为之先,图润色为之后,立说由粗而渐精也。曰‘气’曰‘神’,所以示别于形体。曰‘韵’所以示别于声响。‘神’寓体中,非同形体之显实,‘韵’袅声外,非同声响之亮澈,然而神必 □体方见,韵必随声得聆,非一亦非异,不即而不离。”(《管锥编》)这段话对“气”、“神”和“韵 ”的概念以及它们的关系,作了很好的说明。

    宋代谈“神韵”者历来以严羽为代表,他在《沧浪诗话》中说:“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实际上, 在范温的《潜溪诗眼》中就有论“韵”的内容(《永乐大典》807卷《诗》字引《潜溪诗眼》佚文,钱钟书《管锥编》予以钩沉、阐述),洋洋上千言,从各个方面对“韵”作了精辟而周到的分析,不仅表征了从齐梁开始的由画“韵”向诗“韵”的重大转变,而且“融贯综核,不特严羽所不逮,即陆士雍、王士禛辈似难继美也”。“范温释‘韵’为‘声外’之余音遗响,及言外或象外之余意,足徵人物风貌与艺事风格之‘韵’,本取譬于声音之道”(《管锥编》)。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明清时期,“神韵”一词在各种意义上被普遍使用。胡应麟的《诗薮》有20处左右谈到“神韵”,如评陈师道诗说:“神韵遂无毫厘。”评盛唐诗说:“盛唐气象混成。神韵轩举。”王夫之也多次谈到“神韵 ”,如《明诗评选》评贝琼《秋怀》说:“一泓万顷,神韵奔赴。”《古诗评选》评《大风歌》说:“神韵所不待论。”评谢□《铜雀台》说:“凄清之在神韵者。”他们标举“神韵”都在王士禛之前。而钟嵘《诗品序》中所提出的诗应有“滋味”;严羽《沧浪诗话》中所提倡的“入神”以及“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司空图所倡导的“味外之旨”、味在“咸酸之外”,以及明人徐祯卿《谈艺录》中所谈到的“神韵”,都是神韵说的滥觞。王士禛曾说:“余于古人论诗,最喜钟嵘《诗品》、严羽《诗话》、徐祯卿《谈艺录》。”(《带经堂诗话》)虽然他也说过“钟嵘《诗品》 ,余少时深喜之,今始知其□谬不少”(《渔洋诗话》),但他的意见主要是对钟嵘以三品评诗的做法,而不是对《诗品序》所提出的理论本身。王士禛对司空图和严羽的诗论,也曾多次表示称赞,如说“表圣(司空图)论诗,有二十四品。予最喜‘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八字。又云‘采采流水,蓬蓬远春’二语,形容诗景亦绝妙,正与戴容州‘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八字同旨”(《带经堂诗话》);又说自己“于(司空图、严羽)二家之言,别有会心”,并按照二家论诗的原则,选编唐代王维以下42人诗为《唐贤三昧集》。还有明末南宗画家董其昌关于南宗山水画的论述,也影响到王士禛的诗论。如王士禛在《芝廛集序》中,就曾论述了诗与南宗画的关系,并对董其昌高度推崇,誉之为明代“二百七十年”间画家“之冠”。在《香祖笔记》中,他还认为诗的妙处要象南宗大画家荆浩所说的“远人无目,远水无波,远山无皴”那样,“ 略具笔墨”即可,以为闻此可得诗家三昧。

    王士禛之前,虽有许多人谈到过神韵,但还没有把它看成是诗歌创作的根本问题,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范温论韵之文不传,神韵的概念也没有固定的、明确的说法,只是大体上用来指和形似相对立的神似、气韵、风神一类内容。到王士禛,才把神韵作为诗歌创作的根本要求提出来。

    他早年编选过《神韵集》,有意识地提倡神韵说,不过关于神韵说的内涵,也不曾作过专门的论述,只是在许多关于诗文的片断评语中,表述了他的见解。归纳起来,大致可以看到他的神韵说的根本特点,即在诗歌的艺术表现上追求一种空寂超逸、镜花水月、不着形迹的境界。神韵为诗中最高境界,王士禛提倡神韵,自无可厚非。但并非只有空寂超逸,才有神韵。可见神韵并非诗之逸品所独有,而为各品之好诗所共有。王士禛将神韵视为逸品所独具,恰是其偏失之处。

    王士禛王士禛文章

    从神韵说的要求出发,王士禛对严羽的“以禅喻诗”或借禅喻诗深表赞许,同时更进一步提倡诗要入禅,达到禅家所说的“色相俱空”的境界。他说:“严沧浪(严羽)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五言尤为近之。如王(维)、裴(迪)《辋川绝句》,字字入禅。”“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与净名默然,达磨得髓,同一关捩”。还说:“诗禅一致,等无差别。”认为植根于现实的诗的“化境”和以空空为旨归的禅的“悟境”,是毫无区别的。而最好的诗歌,就是“色相俱空”、“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 逸品”(《带经堂诗话》)。从诗歌反映现实不应太执著于实写这一点讲,他的诗论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从根本上来说,他是以远离现实为旨归的。

    从神韵说的要求出发,王士禛还一再强调创作过程中“兴会神到”的重要性 (即严羽所谓“兴趣”,参见“兴趣说”)。他说:“大抵古人诗画,只取兴会神到。”又说:“古人诗只取兴会超妙。”认为创作是“一时□兴之言”,“□兴而就”的(《带经堂诗话》、《渔洋诗话》)。诗歌创作不是理念的产物,当然应该“兴会神到”,有感而发;但一时的“兴会”只有来自于广博深厚的生活阅历,才是有意义的。离开了这些根本条件仅仅强调一时的“兴会神到”,便只可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也必将导致艺术远离现实的倾向。

    从神韵说的要求出发,王士禛还特别强调冲淡、超逸和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关于冲淡、超逸,如他曾赞扬孔文谷“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尚”的主张,于明诗特别推崇以高启等为代表的“古澹一派”,评论诗人标举“逸气”、“逸品”(《带经堂诗话》、《渔洋诗话》)等。他对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也专门推许其中“冲淡”、“自然”、“清奇”三品,强调“是三者品之最上”,而根本不提“雄浑” 、“沈著”、“劲健”、“豪放”、“悲慨”等品,这就更加发展了《二十四诗品》中注重冲淡、超逸的美学观点。关于含蓄蕴藉,如他反对诗歌“以沈著痛快为极致”,一再强调严羽的“言有尽而意无穷”和司空图的味在“咸酸之外”,“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等,并认为“唐诗主情,故多蕴藉;宋诗主气,故多轻露”(同前)。最明显的是他对几首咏息夫人诗的评论,认为杜牧的“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 ,是“正言以大义责之”,颇不赞成;认为只有王维的“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更不著判断一语,此盛唐所以为高”。这就更进一步发展了严羽的“不涉理路,不落言铨”的观点。
       
    正因为如此,所以王士禛选《唐贤三昧集》,竟不选李白杜甫的诗。名之曰仿王安石《百家诗选》之例,实际上是不欣赏李、杜的诗。赵执信的《谈龙录》就曾说他“酷不喜少陵”,“又薄乐天”。翁方纲的《七言诗三昧举隅?丹春吟条》也说他“独在冲和淡远一派,此固右丞之支裔,而非李、杜之嗣音” 。这是有充分根据的。如他曾反复推崇王维、韦应物诗“趣味澄□”,并说过:“韦如菩萨语,王右丞如祖师语也。”据李重华《贞一斋诗说》的记载,他曾见到王士禛私下信手涂抹杜诗,因此曾指斥他为“矮人观场”。不仅对于李、杜,对于其他许多现实性较强的诗人如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杜牧、杜荀鹤、罗隐等,也都一概采取排斥、指责的态度。如他借司空图的话,指斥元、白“乃都市豪估”;认为刘禹锡的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等句“最为下劣”;认为杜牧、杜荀鹤的诗都是“恶诗”(《带经堂诗话》)等等。这充分体现了他的论诗旨趣。
       
    王士禛王士禛印章
    在王士禛之前,由于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运动,言必汉、魏、盛唐,造成了诗走向肤廓、貌袭的流弊,而公安派矫正前后七子之失,其弊又流于浅率。王士禛企图矫正两派之失,提倡神韵说,倡导诗应清远、冲淡、超逸,在表现上应含蓄、蕴藉,出之于“兴会神到”或“神会超妙”,片面地强调诗的空寂超逸、镜花水月的境界,反对现实性强的诗歌及沈著痛快、酣畅淋漓的风格,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吸收并进一步发展了司空图、严羽理论中所包含的消极因素,导致诗歌走上脱离生活、脱离现实的道路,抹煞了诗歌的积极的社会作用。王士禛曾赞扬有些诗“皆无香火气”以为可贵。别人对他的称赞也有不少集中在这一点上,如施愚山曾对他的弟子称赞他说:“子师言诗,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楼,缥缈俱在天际。”(《带经堂诗话》)这些,正好说明了王士禛神韵派诗论的实质。王士禛自己的创作也证明了这一点。他的诗,多描绘自然景物,如《真州绝句》、《藤花山下》、《江上》等,刻画景物很工致,并富有诗情画意;但是,除早期作品外,反映人民疾苦或现实性较强的诗很少,而且常常有意无意讴歌升平景象。这与他的诗论是完全一致的。


    翁方纲曾说:“渔洋所以拈举神韵者,特为明朝李、何一辈之貌袭者言之。”(《复初斋文集?坳堂诗集序》)但是以这样的理论和创作实践,企图纠正明代七子之弊,是不可能将诗歌引向康庄大道的。因而他的诗和诗论曾遭到当时和后人众多的批评和讥议。吴乔曾说他是“清秀李于麟”(《答万季□诗问》),意谓其诗作不过比后七子之一的李攀龙较为清秀而已。袁枚也为说他“喜怒哀乐之不真”;并说他的诗和方苞的散文一样,“俱为一代正宗而才力自薄”(《随园诗话》)。甚至连同样标举神韵、不同意对“ 口熟渔洋诗,辄专目为神韵家而肆议之”的翁方纲,也不赞成王士禛关于神韵的见解,批评他“犹未免滞迹”(《复初斋文集?坳堂诗集序》),“不免堕一偏也”。翁方纲认为“神韵者,彻上彻下,无所不该”,王士禛仅以空寂言神韵,“徒自敝而已矣”(同前)。这个评语应该说是中肯的。各种风格的诗,都应有神韵,并非只有“逸品”才有神韵。

    职业生涯/王士禛 编辑

    词学创作

    王士禛在扬州对写词应该比较在意,至少没有置于诗之下。康熙元年冒襄曾寄书于他,索《阮亭诗余》,似乎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当时词坛对他词创作的关注。另外,孙默康熙年间汇刻《国朝名家诗余》,王士禛曾为除他之外的各家作评,可见他对当时东南一地词学也了然于心。不过,王士禛是靠词学活动得到大名,他的创作从艺术上并不足以支撑他。王士禛的词作,据李少雍校点的《衍波词》,共132首,这个数量,在明清之际的词坛上,谈不上高产。例如,嘉兴王翊(1602—1653 )存词165首,仁和徐士俊(1602—?)存词203首,吴县徐籀存词164首,嘉兴王庭(1607—1693)存词 276首,云间李雯(1608—1647)存词129首,太仓吴伟业(1609—1671)存词118首,南通陈世祥存词164 首。当然,数量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但王士禛的词在艺术上怎么样呢?从其词多拟作以及追和古人之作来看,实则为晚明风气,开拓性并不大。而在风格上,则延续《花间》、《草堂》之风,基本上仍然可以说为云间词派所笼罩,尽管他也有意无意突破了云间的藩篱。况周颐曾经极力为明人辩诬:“世讥明词纤靡伤格,未为允协之论。……词格纤靡,实始于康熙中。《倚声》一集,有以启之。集中所录小慧侧艳之词,十居八九。”“小慧侧艳”一语,移以评王士禛词,也不失准确。陈廷焯对于孙默所编《国朝名家诗余》的去取颇为不解,认为王士禛诸人“于词一道,并非专长”。作为一个在词学鉴赏上有着独特造诣的批评家,他的意见无疑是值得重视的。

    词学活动

    所以,能够体现出王士禛重大影响的不是他的词学创作,而是他的词学活动,尤其是群体活动。他通过唱和等活动聚集了一批词人在自己的周围,同时,通过选评进一步确立了自己的话语权。同时同地的邹祗谟、彭孙遹通等都是著名词人,可能在词学上比他下的功夫还大,但不具备他在其他方面的条件。吴伟业等前辈词人创作上成就更大,但进入新朝,已经不复再有当年十郡大会一样的豪情,况且在东南敏感地区组织群体活动或也有一定顾忌。东南其他地区的作家也经常有群体社集唱和之事,但缺少一个像扬州那样的社会、自然和文化氛围,终没有多大影响。另外,龚鼎孳和梁清标等辇毂大臣在京城主持风会,孙默以此二家词入《国朝名家诗余》,虽然是王士禛离开扬州之后的事,但一定也体现了以王士禛为代表的扬州群体对词坛的认定。京城历来是文化中心,辇毂之下,这些位高之人确实起到了引领风气的作用,著名的秋水轩唱和就是最突出的例子。不过,秋水轩唱和并不是在群体活动中产生的,据汪懋麟唱和《词序》云:“《秋水轩唱和》一编,始于南溪学士,而广于合肥宗伯。纵横排宕,若瑜、亮用兵,旗鼓相敌。一时名流相与争奇夺险,愈出愈工。如糪子、方虎、伯通、雪客、古直、纬云、湘草诸君,俱各挥洒流畅,妙极自然,无复押韵险涩之迹。……词非一题,成非一境,统冠之以‘秋水轩’者,大都登坛树帜,鼓诸军之气,而卒以奏成功者,雪客之力为多也。”这一次对清初词坛风会转变非常重要的唱和活动,其构成方式却是“词非一题,成非一境”的,和王士禛主持的秋柳唱和与红桥唱和的反响方式,倒有非常相似之处。所以,尽管京城诸公的词学活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王士禛词学群体的活动似也有一定的区别,况且时间也推后了八九年。不过,京城的情况比较特殊,也许应该别作讨论。这样看来,在东南一带,能够具有王士禛这样的组织群体创作活动条件的,确实不多。特别是,到了扬州,王士禛的宗主意识已经明显出现,既有钱谦益和吴伟业等老辈的期许,又有同时俊彦的追随,因而就成为济南唱和之后的一个合乎情理的发展,即通过创作得到声望,通过选政加强声望。

    王士禛王士禛


    陈维崧回忆顺治七、八年间和邹祗谟、董以宁以词相交游时,曾对当时的词坛有一个判断,略谓:“方是时,天下填词家尚少。” 其实,所谓少,只是专门家少而已。事实上,从晚明以来,词学就俨然有振兴之势,写词的人并不少,存词数百首的人也不少,但真正有成就的却不够多。一直到王士禛从事词学活动的时期,词坛总体情况亦大略如此。在词学复兴的各种因素不断蕴积的过程中,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推动,王士禛正是被赋予了这种历史使命的人。尽管他的创作本身变革性不强,词学观念也有保守的一面,但他组织群体的词学活动,主持选政,确立经典,推动风气,给清初词坛树立了榜样,激发了对词学探讨的进一步展开,从而成为清词复兴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而这样的结果,在某些方面也许是他事先并未预期的。

    个人贡献/王士禛 编辑

    王士禛一生著述等身,而就成就、贡献、影响而言,最大者当属诗学方面。他为官四十余年,但吟诗和研讨诗艺是其生活的重要内容,无论官居何处,政务繁闲,不废登临吟咏,结交风雅文士。王士禛一生创作五千余首诗,其诗内容、格调不尽一致,集中阐发了自己的诗歌理论,成为清代“神韵”诗的卓越代表,故诗学作品也是《全集》辑录之重点。王士禛生前刻诗甚勤,单刻的诗集有二十余种,临终前删繁就简,多有删汰。《带经堂集》中有《渔洋诗》、《渔洋续诗》、《蚕尾诗》、《蚕尾续诗》四集,收诗三千余首,未收者尚有早年之《落笺堂诗》,汇刻《渔洋诗集》所删汰之诗也多达数百首。为尊重其意,《全集》仍以《带经堂集》中四诗集为主体,《渔洋诗集》未收之《阮亭诗集》、《阮亭壬寅诗》等集以及《同人集》中诗依作期先后,另编为《落笺堂诗》、《渔洋集外诗》,分别置于《渔洋诗集》之前后。

    此举既顾及了王士禛生前删存作品之用心,又最大限度地辑录和保存了其所有作品。另外,王士禛尝“日了公事,夜接词人”,也曾填词、评词,以小令为佳,但数量不多,《全集》收录了其词集《衍波词》。诗词之外,王士禛常倡议古今典制和人事、评论政务得失、辨别事理真伪、稽考亡佚、点评诗文、存文献掌故等,著述了大量散文、笔记、杂著等。《带经堂集》有《渔洋文》、《蚕尾文》、《蚕尾续文》三集。而集外佚文为数甚多,有散见于他书者,如吴嘉纪《陋轩集序》、查慎行《初白诗抄序》、与颜光敏、冒襄等人书札数十通;有的尚存其手稿,如与林佶、汪扶晨书札数十通。《全集》亦依次汇入《带经堂集》三文集,集外佚文汇编为《集外文辑遗》。王士禛在出使秦蜀、南海时著有《蜀道驿程记》、《皇华纪闻》、《陇蜀馀闻》等杂文,不仅记行程、经历,还采掇故事、考古述今。康熙二十八年(1689),他汇录以往多年笔记杂录为《池北偶谈》,后有《居易录》、《香祖笔记》、《古夫于亭杂录》、《分甘馀话》,专著《浯溪考》、《国朝谥法考》等。《全集》共收录了其杂著笔记十九部。

    人物评价/王士禛 编辑

    王士禛是一位政绩卓著的好官,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勤于著书,著有《带经堂集》、《渔洋诗集》、《池北偶谈》等数十种560多卷,其诗论“神韵说”造诣极深,影响深远,一时门生半天下,诗友数百人,他主持风雅达五十年之久,被尊为“一代诗宗”,“文坛领袖”。王士禛之所以这样显赫,于他的家庭背景是紧密相关的,他出生在一个世代仕宦家庭里,这个家族自明后期至清中叶前后二百多年间出进士 31名,举人46名,出仕为官者100多人,其中文学著述者50余人。王氏家族可谓科甲蝉联,簪缨不绝,人才辈出,成为“江北青箱”。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王渔洋先生萌发对诗文的兴趣,除去本人勤奋学习,刻苦努力外,家学渊博即是重要的因素。  

    王士禛自幼聪颖超人,有神童之誉。8岁能诗,12能赋,15岁出版第一本刊物《落笺堂初稿》。清· 顺治元年(1644年)王士禛11岁,某日祖父王象晋,偕从弟王象咸会饮,酒阑兴酣,象晋把酒命诸孙与他即景作诗对句,看到正在挥毫的王象咸,便随口吟道“醉爱羲之迹”,诸孙面面相觑无应对答,王士禛应声答道“狂吟白也诗’’两位老人惊喜,齐声称好。并说:“此子必早成”。王士禛24岁时,八月游济南,与诸名士云集于大明湖,会饮水面亭上,举办“秋柳诗社”。当时秋高气爽,绕亭杨柳千余株,披拂水面,叶始微黄,乍染秋色,王渔洋触景生情,怅然有感,即景作《秋柳》诗四章。全诗借秋柳的衰色为触机,以委婉的笔调,巧妙用典,感慨盛衰无常,悲叹故物飘零。当时正是明代灭亡不久很容易引起汉族知识分子“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的情感。《秋柳》诗的问世,极易引起共鸣。因此大江南北,一时不径而走,文士纷争唱和不下数十家,从此诗名大噪,为后来在诗坛上地位奠定了良好基础。

    王士禛《池北偶谈》

    王士禛是一代诗宗,主盟诗坛被尊为“泰山北斗”在诗坛上独创诗论“神韵说”,由于诗论和创作顺应了清初社会发展历史潮流,反映由此带来的诗风转变的共同趋势,又取得很高成就,产生广泛影响,因被人屡以“博学善诗文”之名兴荐,受到康熙召见,应康熙之命,择取自己诗作300首为《御览集》呈上,诗歌的秀雅与温厚进一步赢得最高统治者的欢心,从此受到格外恩宠,屡屡得到亲笔字画的赏赐和康熙专让为他写的“带径堂”、“信古斋”两堂额。能蒙皇帝如此垂青,是封建社会文人中不多见的,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从而宦途通达,其诗起了相当的辅助作用。其诗得到了皇帝的褒扬,进一步确立并稳固了诗坛领袖地位,引导了一代诗风。王士禛素有山水之癖,每当投身大自然便诗兴澎湃,一秘而不可收,如顺治十六年(1659年)委命为扬州推官,扬州为东南名胜之地,一些明末文士多聚于此。王士禛与诸名士诗酒文宴,来往甚密,并组织共同倡和,编有《红桥唱和集》不少诗人以诗记载当时盛况,时传为扬州文坛一段佳话,扬州5年是文学生涯中十分难记的岁月。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编定《渔洋山人精华录》大部分选自《典试四川》、《南海集》和《雍益集》。这些诗歌的产生均是“典试四川”、“祭告南海 ”沿途得“江山之助”之作,也是其诗刊歌创作的精华。

    造成王士禛蜚声海内的另一个原因是注重以诗会友;以文论交。他主观上不恃官高位重,凡是同好,不论贫富总乐于之结交。最值一提的便是先生与蒲松龄的交往。蒲松龄是山东淄川人,是清代初年的著名作家,与渔洋同时,而籍贯邻县,然而两人社会地位及处理却很不一样,王士禛身贵族势居高位,而蒲松龄始终是个穷塾师。但王士禛很赏识蒲松龄的道德学问,蒲松龄也很敬重王士禛为官清正,及诗文造诣,彼此从文字结交为好友.蒲松龄著《聊斋志异》,王士禛为之评点扬誉。除了文坛上的成就,政绩也相当显赫。26岁任扬州推官,5年后提拔京城,历任翰林院侍读、都察院、国子监祭酒,直至16任刑部尚书,为官至45年,恪守“清、慎、勤”。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王士禛的子王启彷官唐山县令,唐山当时土脊民贫,对儿子以书生骤升县令重任,王士禛放心不下,专门写下《手镜录》一册给他,予以教诲,全书由数十条作官和生活经验构成,其中心思想在于审慎处事,洁已爱民,虽然是让儿子,“置座右”实际上,也是王渔洋自身思想品格之写照。

    纪念馆/王士禛 编辑

    王士禛墓王士禛墓
    王士禛纪念馆座落在桓台县新城镇。王士禛纪念馆址忠勤祠原是明万历十六年(1588)为纪念王士禛的高祖王重光而建,距今400余年。整组建筑系砖木结构,分东西主跨两院,保持了典型的明代建筑风格。馆内设7个展室和石刻园。其中石刻展室展出国家三级以上刻石185块;王士禛生平展室,详细介绍了王士禛历仕及吟咏不缀的一生。石刻园是在忠勤祠东跨院的基础上与古代园林建筑相结合修建的。元代礼部尚书,散曲家张养浩的“苍云”“振玉”两巨型太湖石和国家一级石刻“水月松风”亦在园陈列,供游人观赏。与忠勤祠毗邻的四世宫保坊,建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是国内仅存的砖坊,坐北朝南,气势雄伟,集古代建筑,雕刻,书法艺术于一体,有很高的文物价值。
    王士禛纪念馆于1986年12月9日建馆并对外开放,1992年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定为山东省优秀社会教育基地,1998年公布为首批山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王士禛纪念馆所辖忠勤祠、渔洋祠、渔洋墓、四世宫保坊、王士禛故居等。每年接待游客约五万人次,其中包括数以千计的国外友人和港澳、台胞。[1]

    人物评价/王士禛 编辑

    王士禛是一位政绩卓著的好官,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勤于著书,著有《带经堂集》、《渔洋诗集》、《池北偶谈》等数十种560多卷,其诗论“神韵说”造诣极深,影响深远,一时门生半天下,诗友数百人,他主持风雅达五十年之久,被尊为“一代诗宗”,“文坛领袖”。王士禛之所以这样显赫,于他的家庭背景是紧密相关的,他出生在一个世代仕宦家庭里,这个家族自明后期至清中叶前后二百多年间出进士 31名,举人46名,出仕为官者100多人,其中文学著述者50余人。王氏家族可谓科甲蝉联,簪缨不绝,人才辈出,成为“江北青箱”。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王渔洋先生萌发对诗文的兴趣,除去本人勤奋学习,刻苦努力外,家学渊博即是重要的因素。  

    王士禛自幼聪颖超人,有神童之誉。8岁能诗,12能赋,15岁出版第一本刊物《落笺堂初稿》。清· 顺治元年(1644年)王士禛11岁,某日祖父王象晋,偕从弟王象咸会饮,酒阑兴酣,象晋把酒命诸孙与他即景作诗对句,看到正在挥毫的王象咸,便随口吟道“醉爱羲之迹”,诸孙面面相觑无应对答,王士禛应声答道“狂吟白也诗’’两位老人惊喜,齐声称好。并说:“此子必早成”。王士禛24岁时,八月游济南,与诸名士云集于大明湖,会饮水面亭上,举办“秋柳诗社”。当时秋高气爽,绕亭杨柳千余株,披拂水面,叶始微黄,乍染秋色,王渔洋触景生情,怅然有感,即景作《秋柳》诗四章。全诗借秋柳的衰色为触机,以委婉的笔调,巧妙用典,感慨盛衰无常,悲叹故物飘零。当时正是明代灭亡不久很容易引起汉族知识分子“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的情感。《秋柳》诗的问世,极易引起共鸣。因此大江南北,一时不径而走,文士纷争唱和不下数十家,从此诗名大噪,为后来在诗坛上地位奠定了良好基础。

    王士禛是一代诗宗,主盟诗坛被尊为“泰山北斗”在诗坛上独创诗论“神韵说”,由于诗论和创作顺应了清初社会发展历史潮流,反映由此带来的诗风转变的共同趋势,又取得很高成就,产生广泛影响,因被人屡以“博学善诗文”之名兴荐,受到康熙召见,应康熙之命,择取自己诗作300首为《御览集》呈上,诗歌的秀雅与温厚进一步赢得最高统治者的欢心,从此受到格外恩宠,屡屡得到亲笔字画的赏赐和康熙专让为他写的“带径堂”、“信古斋”两堂额。能蒙皇帝如此垂青,是封建社会文人中不多见的,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从而宦途通达,其诗起了相当的辅助作用。其诗得到了皇帝的褒扬,进一步确立并稳固了诗坛领袖地位,引导了一代诗风。王士禛素有山水之癖,每当投身大自然便诗兴澎湃,一秘而不可收,如顺治十六年(1659年)委命为扬州推官,扬州为东南名胜之地,一些明末文士多聚于此。王士禛与诸名士诗酒文宴,来往甚密,并组织共同倡和,编有《红桥唱和集》不少诗人以诗记载当时盛况,时传为扬州文坛一段佳话,扬州5年是文学生涯中十分难记的岁月。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编定《渔洋山人精华录》大部分选自《典试四川》、《南海集》和《雍益集》。这些诗歌的产生均是“典试四川”、“祭告南海 ”沿途得“江山之助”之作,也是其诗刊歌创作的精华。

    造成王士禛蜚声海内的另一个原因是注重以诗会友;以文论交。他主观上不恃官高位重,凡是同好,不论贫富总乐于之结交。最值一提的便是先生与蒲松龄的交往。蒲松龄是山东淄川人,是清代初年的著名作家,与渔洋同时,而籍贯邻县,然而两人社会地位及处理却很不一样,王士禛身贵族势居高位,而蒲松龄始终是个穷塾师。但王士禛很赏识蒲松龄的道德学问,蒲松龄也很敬重王士禛为官清正,及诗文造诣,彼此从文字结交为好友.蒲松龄著《聊斋志异》,王士禛为之评点扬誉。除了文坛上的成就,政绩也相当显赫。26岁任扬州推官,5年后提拔京城,历任翰林院侍读、都察院、国子监祭酒,直至16任刑部尚书,为官至45年,恪守“清、慎、勤”。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王士禛的子王启彷官唐山县令,唐山当时土脊民贫,对儿子以书生骤升县令重任,王士禛放心不下,专门写下《手镜录》一册给他,予以教诲,全书由数十条作官和生活经验构成,其中心思想在于审慎处事,洁已爱民,虽然是让儿子,“置座右”实际上,也是王渔洋自身思想品格之写照。

    相关文献

    添加视频 | 添加图册相关影像

    参考资料
    [1]^引用日期:2017-09-13

    互动百科的词条(含所附图片)系由网友上传,如果涉嫌侵权,请与客服联系,我们将按照法律之相关规定及时进行处理。未经许可,禁止商业网站等复制、抓取本站内容;合理使用者,请注明来源于www.baike.com。

    登录后使用互动百科的服务,将会得到个性化的提示和帮助,还有机会和专业认证智愿者沟通。

    互动百科用户登录注册
    此词条还可添加  信息模块

    百科秀

    上传TA的照片,让词条焕然一新

    上传大图背景

    WIKI热度

    1. 编辑次数:23次 历史版本
    2. 参与编辑人数:14
    3. 最近更新时间:2017-09-13 15:32:08
    立即申请荣誉共建机构 申请可获得以下专属权利:

    精准流量

    独家入口

    品牌增值

    广告

    人物关系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