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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铭铭剽窃事件

    38岁的人类学家王铭铭在其1998年所著的《想象的异邦》一书中,剽窃哈维兰《当代人类学》中的大量内容。去年年底,校方免除了王铭铭民俗学研究中心主任职务,同时还免除了他社会学系博导资格,并停止他在人类学领域的教学和科研项目。同时,两年内王铭铭被剥夺博士生招生资格,尽管他还可以继续向在读博士生提供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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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王铭铭剽窃事件 编辑

    王铭铭剽窃事件王铭铭剽窃事件
    想象的异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按照王铭铭教授自己在“前言”中的说法,“本书是一部学术散论集,它收入了我在1987年以来写出的21篇人类学评论作品……在编选和整理过程中,我对原有的文章在内容、结构、篇幅等方面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动”;(第1页)“这本书中包括的论文所依据的知识,主要是我在留学英伦期间获得的,因而我对这些知识的重新解释,大多能够基于对原著的阅读”;(第1-2页)“本书包括的每篇都贯穿我自己的学术分析路径”;(第2页)“为了把分散的论文编成一本像样的书,我对本来体例十分不一致的论文作了较大幅度的整理”;“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有一定的体系隐含其中”;(第2页)“最后应说明的是,本书的部分论文是在原国家教育委员会‘九五’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下写就的,因而也应属于这两个基金资助课题的部分成果”。(第3页)显然,王教授强调的是,“本书包括的每篇都贯穿我自己的学术分析路径”;本书是由“分散的论文”、“本来体例十分不一致的论文”加以“较大幅度的整理”、“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动”后而编成的一本“像样的书”。
    可是,偏偏是这样一本“像样的书”,被一位非人类学专业的年轻人看出了破绽:当时正在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的王晓生,2002年1月10日在《社会科学报》发表《北大博导剽窃,叫人如何不失望》(署名“晓声”),揭露《想象的异邦》第二编《视野》“总共10万字左右全部抄袭自他自己所翻译的哈维兰的《当代人类学》”,“最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在《想象的异邦》书末开列的‘参考文献’中,王铭铭列举了120位中外学者的论著,却没有列举哈维兰的著作。这本由王铭铭自己翻译,且由王铭铭全篇搬运了10万字左右的学术名著,遭遇如此的待遇,实在是不公。”王铭铭是从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在北大从事完博士后研究而留校的“海龟”,当时是北大教授、博士生导师,而且还是国家“百千万工程”入选人、全国高校优秀青年教师。
    一石激起千层浪。于是北大教授抄袭再度成为报纸、网络、广播、电视关注的焦点话题,有严厉批评的,有冷静分析的,也有为王铭铭唱赞歌、鸣不平的,无奇不有。在这些为王铭铭抄袭辩护的人看来,对王教授“体无完肤的攻击”乃是一个“别有用心的群体”所为;“似乎成了竭斯底里发泄的典型”;乃“居心不良”、“别有用心”、“卑鄙”、“恣意玷污对方的名声”、“阶级仇恨”、“学术斗争”、“一棍子打死”、“整人”、“文革”,等等。王教授指导的博士生感到“自己敬爱的老师遭受恶意攻击”,并说“王老师之所以遭到这样的恶意攻击,就在于‘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就在于有人嫉妒他为中国人类学做出的突出贡献,嫉妒北大人类学在学术界的地位”。王教授教过的本科生则讨论如何“向铭铭献花”。包括清华、北师大在内的10多位教授向北大校长写信,要求“保护王铭铭”;武汉大学的一位教授把10万字的抄袭说成是王教授“放弃自己的言说能力而让一个或许并不比自己高明多少的哈维兰先生替自己作学术发言”。还有的认为“这样对待王铭铭过了”,因为“王铭铭在学术上是有贡献、有创见的,像他这样处在该学科前沿的人才,中国没有几个。费孝通先生年纪大了,精力有限,他名下的一些博士生,平时实际上由王铭铭指导。如果让王铭铭靠边站,有些事无人代替。”于是,“为王铭铭辩护”一度成为相当流行的关键词。

    处理结果/王铭铭剽窃事件 编辑

    抄袭事件被披露后,北大“有关领导多次找王铭铭教授谈话,对其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要求他做出深刻检讨,并通过适当方式向有关方面致歉”。王铭铭本人在《我的检讨与致歉》(2002年1月23日)中表示:“《想象的异邦》……在书中介绍学科研究领域、概念和著名描述性案例的过程中,我确实大量录入了《当代人类学》一书中的有关内容。当我意识到这事实上已构成对他人著作的抄袭时,我对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感到震惊,并感到深深的痛悔。在引用他人的论述时,不注明出处,显然不符合学术活动规范。对这一错误,我正在深刻反省,并将终生为鉴。”北大党委《关于在全校师生中开展师德学风教育的通知》称:“王铭铭事件在媒体披露以后,不仅在校内,而且在社会上都引起了广泛关注。这表明社会各界和全国人民对北京大学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也显示人们对学术腐败现象的强烈不满。”北大校发24号文件(2002年2月5日)《关于停止王铭铭招收博士生的决定》云:“鉴于王铭铭教授错误行为的性质,为严肃学术纪律,2002年2月4日,学校研究决定,停止王铭铭教授招收博士生。”
    王铭铭先生现在依然是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教授,也仍旧是该所的博士生导师(只是暂时停止招生而已)。而且,据《中华读书报》头版头条报道,王教授的书照样畅销。
    涉嫌剽窃国外名教材的北京大学教授王铭铭已受到严肃处理。记者从北京大学获悉,北大校领导已与王铭铭进行了严肃的谈话,他本人对此事也有了较深刻的认识。目前,王铭铭的学术职务基本已全部被撤消,其中包括北大民俗学研究中心主任、北大社会学系学术委员会委员、北大人类学教研室主任等职务。北大社会学系正准备以此作为教材,对全体教师进行关于学术道德的教育。
      据了解,揭露剽窃真相的是北京某大学中文系2000级博士研究生,真名为王晓生,专业是研究文艺理论。今年1月10日,《社会科学报》第七版刊登了王晓生以“晓声”为名写的稿子《北大博导剽窃,叫人如何不失望》,文章中所指的剽窃者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年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王铭铭。
      据王晓生说,王铭铭的书在高校文科生中比较知名。但在看王铭铭的近作《想象的异邦》(1998年出版)时,王晓生发现有些问题。他联想到了1987年出版的美国人类学家哈维兰的《当代人类学》(中译本)。最终,王晓生发现,除了个别字的修改或者语气的改变,《想象的异邦》第二编几乎与《当代人类学》第四部分、第五部分、第六部分相同,甚至连结构段落顺序也没有改变,大改的只是原书中的一些小标题给去掉了。为了证明问题的严重性,王晓生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终于算出,两本书竟然有10万字的内容是一模一样。
      《当代人类学》(中译本)和《想象的异邦》相隔出版的时间有11年,而王铭铭正是此书的翻译者之一。当年的王铭铭不到30岁,在厦门大学任职。后来王铭铭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留学,毕业后被北大引进回国,成为北大一名年轻教授。尽管两本书有如此多的内容相同,王铭铭在《想象的异邦》一书中的序言部分和参考文献部分没有一次提到美国作者哈维兰。这两本书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

    事件启示/王铭铭剽窃事件 编辑

    这几年学者抄袭剽窃的事件陆陆续续被抖落出不少,当事人有的挨了处分,有的被撤职,被调离,总之大部分是内部解决了事。而这一次不同,一是由媒体率先曝光,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想遮也遮不住了;再就是当事人的身份不同凡响,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优秀青年教师奖获得者。看着这一长串如雷贯耳的头衔,不由得人们不惊诧,惊诧之余,也就产生了一些想法。    诚信是立人之本,也是师道之本  据《社会科学报》一篇署名“晓声”的短文揭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北京大学著名青年学者王铭铭所著《想象的异邦》,存在着严重的抄袭问题。化名“晓声”的王晓生是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2001级博士生,王晓生很喜欢人类学,也很仰慕王铭铭的学问,凡是王铭铭写的书或文章都要找来读一读。在上人类学课时,读到哈维兰的《当代人类学》,觉得似曾相识,于是找出《想象的异邦》对照一看,发现问题严重。王晓生用了一个多月时间,逐字逐句地对照两本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拿着‘文曲星’一个字一个字对照的”。结果全书共32万余字,其中有10万多字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抄自美国人类学家哈维兰所著的《当代人类学》;更巧的是,《当代人类学》中译本,正是由王铭铭与别人在1987年翻译,也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翻开那本惹事的《想象的异邦》,我们可以看到一段令人羡慕钦佩的履历和响亮的学术头衔:  “王铭铭,1962年出生,曾就读于厦门大学人类学系(1981-1987),1992年获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此后在伦敦城市大学、爱丁堡大学、北京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学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伦敦城市大学名誉研究员。已出版《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社区的历程》、《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山街的记忆》等专著,《当代人类学》、《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等译著及学术论文40余篇。”   毫无疑问,王铭铭的学术地位并不是浪得虚名,能在全是人尖子的北大出类拔萃,自然有过人之处。常言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只不过这阵风是他自己搅起来的。在人类学界,王铭铭的荣誉和是非几乎一直是一样多的。两年前,复旦大学曹树基教授就曾在报上撰文,对王铭铭《社区的历程》一书中存在的粗制滥造和常识错误提出批评;王铭铭写文章回应,二人之间产生争论。不过,事情很快就过去了。在北大校方眼里,王铭铭是难得的人才。就像北大4位人类学博士在支持王铭铭的一封公开信中所说的,他“诲人不倦、学识渊博、胸怀宽广,乃是学生中的楷模”。很快他当上了博士生导师,还获得教育部第二届优秀青年教师奖。  然而,在学生形容导师的几个漂亮的形容词中,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漏掉了一个词汇:“诚实”,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诚信乃是立人之本。做学问要先学会做人。不知道王铭铭教授对他的学生有没有过这方面的教诲。如果有,那么他就是言不由衷;如果没有,那他至少不算是个优秀的教师。上过学的人都知道,从小学起,老师就不厌其烦地要求学生独立思考,不得抄袭同学的作业和试卷。违反这一条纪律的,最轻的处罚是成绩以零分计算。无论上学上到什么阶段,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抄袭和剽窃都是校纪校规明令禁止的。王铭铭对此不会不知道。知道而又明知故犯,要么是得意忘形,要么是有恃无恐,要么就是压根儿没把这当回事儿。  有学者说,现在的社会风气就是如此,急功近利、学风日下,都是学术机制不完善的恶果;学术腐败的根源在社会,其咎不在学者个人;王铭铭本人也是受害者。这种说法不能成为为其剽窃行为开脱的理由。倘若每个人都以“很多人都如此”为由原谅自己行为的不端,那将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灾难。现实中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和尚摸得我摸不得”,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听到这耳熟能详的话语,阿Q 的幽灵一直在中华大地游荡。社会道德的长堤就这样在一点点被侵蚀,被蛀空。人人都在抱怨道德的沦丧,但在板子打向自己屁股的时候却又希望能够得到赦免。  高校是神圣的学术殿堂,学者们在肩负着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的同时,也一直扮演着社会道德守护者的角色。他们不仅是知识的载体,也是维系社会道德的斗士。“大学教授”在历年的“社会声望调查”中依然名列前茅;在青少年的“职业选择调查”中,“科学家”和“大学教授”也始终位列前几名。这一切不是靠行政命令和媒体炒作得来的,而是多少代优秀学者身体力行、鞠躬尽瘁的历史积淀。让人痛心的是在今天这种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一些知识分子未能经受住利益的诱惑和驱使,一个失去道德约束的学者,纵然学富五车,纵然著作等身,也只能遭到同仁的鄙视。在这一点上,任何为王铭铭辩解的理由都是苍白无力的。    学术剽窃不是学术界的内部问题,它反映的是社会道德问题  半年多以前,面对学术界的世风日下,北大召开“树立北大文科精品意识”誓师大会,信誓旦旦地提出“清除赝品拒绝平庸!”副校长何芳川教授在会上义正辞严地指出:“如今,学术打假的呼声,开始不绝于耳。面对负面乱流,凡我北大文科同仁,皆应横眉冷对、拍案而起。首先,要从‘我’做起,北大人应有勇气向社会作出庄严承诺:清除赝品,拒绝平庸;同时,抱定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精神,以建设优良学风为己任,高举北大文科精品意识大旗,反乱流,出精品,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刊载此次消息的《光明文摘》用心良苦地写道:假如北大真的不负众望,在拒绝平庸、倡导精品方面,真心诚意,心口如一,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其功德将善莫大焉。  然而,距北京大学不久前召开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关于文科学术道德的大会仅仅数月,一直受到校方器重的王铭铭就让北大蒙受了近20年来最大的耻辱。  王铭铭的所有学术职务一夜之间被撤销了,而学术界对此事件的反映却各不相同。有人甚至认为同学科的学术著作,相互之间的启发、借鉴是正常的现象,“剽窃”行为难以界定;有的以为王铭铭事件是学术问题,应由学术界内部处理,媒体没有必要大肆炒作;有的说以王铭铭在人类学界的贡献和地位,不该被“一棍子打死”,不该对他求全责备。还有人怀疑,这一事件是学术派系之争的结果,王铭铭是牺牲品。  北大的几位博士居然说:“学术批评应该全面、客观、平和、公正,执一端而不计其余的做法是不正常的。”不知道他们是爱师心切,还是读书读昏了头。抄袭剽窃不能算是学术专业领域内的事情,不属于学术争论的范畴,而是关乎一个人的学术道德、关乎为人师表的思想品德问题。对抄袭剽窃的揭露和批评,也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学术批评。的确,我们不能因为某人的一个或几个错误而否定他的全部成绩,但是,如果这个错误已经影响到教师职业的神圣和尊严的话,对一位教师来说,那就是不可原谅的了。武汉大学邓晓芒教授说得好,对待学术抄袭应该像对待盗版一样,一旦发现就罚个倾家荡产。北大规定:对有严重学术道德问题者,实行一票否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学识渊博是一回事,道德品质是另一回事。犯什么样的错误就必须付出同等的代价,至于以后如何,那要看他今后的表现。  王铭铭已经向其抄袭的《当代人类学》的作者哈维兰道了歉,具体内容不得而知。面对国内媒体,他依然表示“无可奉告”,但承诺“会在适当的时候表态”。但不管王铭铭有何话说,学术剽窃,学术腐败就像官员贪污受贿一样要不得,它涉及的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学术界乃至社会的道德问题。    处理不力是学术剽窃行为蔓延的罪魁  想成为学者,在学术界谋得一席之地,首先要学会的是遵守学术规范。学术规范包括学术道德规范和学术操作规范。学术操作规范是硬杠杠。从文献检索到论文写作,从引文注释到参考文献,前辈学者已经创立了整套的规范,照着做就是了。而学术道德规范则是无形的,只能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耳濡目染,只能从师长的一言一行中去领会感悟。  在诸多学术道德规范中,最敏感的大概就是禁止学术剽窃了。学术剽窃,历来为学人所不齿。然而近些年来,在学术界屡有发生,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固然与整个社会风气恶化有关,恐怕和处理不力也不无关系。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地方利益讳,结果投鼠忌器,反而助长了这种歪风的蔓延。  在我们的教育实践中,有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那就是唯上、唯书;只注重上级评价,只看中考试结果,对个人的思想品质关心甚少。一个教师或学生只要能出成绩,能给学校或老师带来荣誉,就是好的,就会受到种种恩惠和关照。而他们犯的错误因为关系到他的成绩,关系到领导的面子,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有学者呼吁“以德治学”,也有人苦口婆心地提出“身为学者,以学术为主。就理应在道德操守上率先垂范,起码也要守住为人为学的底线”。然而,在功名利禄的强烈诱惑面前,“贵在自律”显得那么的书生气十足,那么的苍白无力。  王铭铭事件带给我们的思考太多了。在为一位青年学者惋惜的同时,我们呼吁有关方面加强学术道德的宣传和教育。幸运的是,党和政府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思想道德建设,我们有理由期待社会环境的净化。
    事件曝光后,北京大学对王铭铭迅速做出处理,撤销其包括北大民俗学研究中心主任、北大社会学系学术委员会委员、北大人类学教研室主任在内的全部行政职务。

    争论焦点/王铭铭剽窃事件 编辑

    王铭铭剽窃事件王铭铭剽窃事件
    1月25日又有媒体报道,王铭铭于两个月前已向哈维兰教授写信道歉,哈维兰对记者表示他已原谅王的“失控行为”。
    对王铭铭的批评和处分到底对不对?此事在各类媒体上成为争论焦点。

    众说纷纭:同情之声渐占上风

    意味深长的是,此事在各类媒体上被大规模报道和批评之后,近日网上的反应来了个大逆转:在新浪网、人民网、世纪中国等网站里,人们对王铭铭事件由原来的群起而批之,变为千姿百态的同情、理解和辩护,对学术硬伤的揭露者,则予以各种猜测和抨击。以下是网上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学生:
    我们发觉这些批评越来越不正常,严肃的学术批评失去了可能性,代之以上纲上线的夸大和炒作。有的批评,专事挑三拣四,以找语病“硬伤”为能事;有的批评,言词尖刻,不惜发动人身攻击;有的批评,空穴来风,对作者引用的著作,几乎一本没读,竟轻言作者“食洋不化”。王老师曾多次表示,没有必要为这些不具备专业水准的批评申辩。不想,一些人变本加厉,炮制大字报式的文章,肆意进行人身攻击。而某些传媒则为了制造轰动效应,推波助澜,对学术问题指手划脚、以讹传讹。我们认为,学术批评应该全面、客观、平和、公正,执一端而不计其余的做法是不正常的,尖酸刻薄的言辞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学术批评应该激励学术创新,应该树立学术标准的自主和自尊,而不是泄私愤,不是行政干预,更不是无限上纲的大字报。一句话,绝不能用非学术标准评判学术。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生:张宏明梁永佳褚建芳杨渝东《致校领导的一封公开信》
    同行: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张XX:本来完全可以在一个小圈子内进行,为何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是不是炒作,已经昭然若揭。现在的问题在于,学术批评毕竟是非常专业的事情,是不是普通民众有能力作出判断,我个人对此怀疑。……新闻媒体刚刚披露王铭铭涉嫌抄袭,还没有等到学术论证,还没有等到学术委员会的界定,就匆匆地作出处分,是不是有点太快了。北京大学是否坚持了学术自由的传统?是否坚守了学术规范?是否北大屈服于新闻媒体的压力?我个人对此表示疑问。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郭于华女士:王铭铭教授涉嫌抄袭哈维兰著作固然有其个人的原因,也从根本上离不开整个学术评介制度的不完善、数字量化等简单化管理。但是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在学术研究上非常有天分和素养的王铭铭教授被当作了学术明星,被抬到了很高的位置。实际上王铭铭教授处在那样的一个位置,不能不试图最大限度地作出努力来适应整个社会对他的评价。他实际上是无法完成这样的任务的。某种意义上,他也是一个受害者。 北京某高校研究所青年学者对“学术媒体化”颇有微词,他说:“经过媒体的一番集中轰炸,使得像王铭铭教授这样推动学术创新机制、具备创新能力的中青年学者胆战心惊,噤若寒蝉,谁站出来说句公道话都很可能会招致无尽的攻击。”

      网友:
    至于公开道歉,既然陈章良也没有公开向全社会道歉,凭什么要王铭铭向全社会道歉?既然大家都做不到,曹教授单单要求王这么做(指曹树基撰文要求王铭铭向读者道歉,并公开自检还有哪些专著曾有抄袭。———记者注),还不过份吗?……这次批王铭铭,注定是要发生的,这倒不是因为王铭铭确有其事,当然了如果王铭铭没有这样的事,那些自认为自己是学者的人们不会认为这次我可是吃准了,要大举攻击王铭铭。但是,就是这些“学者”认定了这次的攻击必然得手,恰恰反映的就是一种丑陋的以学术名义,但事实上是要通过非学术手段打倒对方的行为!

     ———燕园秋士
    现在发表的一些批评文章已经从“吹捧”这个极端走向了“打倒”这另一个极端,很像“文革”做法。那些自我标榜的“学术警察”之所以会尽其大批判之能事来打击别人,表现出对违反学术规范的学者的刻骨仇恨,而不将学术批评当成是学术的事情来做,是因为他们嫉恨其他学者的成就和社会影响,是因为这些学术警察除了抓人之外,不知道学问需要冷静地做,更不知道学海无涯。……这样的情况如果延续下去,就只能导致学术批评的品质变化,使学术批评成为“整人”的手段。

      ———成真言

      当然,也有人士对此持明确看法。刚从香港回来、对此事尚未听说的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博士听记者介绍了大致情况之后,说,如果王铭铭的情形的确如王晓生所指出的那样剽窃了近10万字,那么别管批评者动机如何,只要事实成立,都没什么可辩白的,剽窃就是不对,学术研究决不能沦为不顾起码的学术规范、单纯博取名利的手段。

    学术评定机制:问题出在哪里?

    面对轰动的“北大博导涉嫌抄袭事件”,公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集体性的庇护倾向?如果说“王铭铭事件”反应的是一种学术评定机制的弊端,那么它的弊端究竟在什么地方呢?为此,记者采访了几位学界中人。

      吴宝科:我不清楚评审委员能否看完每部专著

      当记者拨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党支部书记吴宝科先生的电话,表示关于王铭铭的事要采访他一下时,吴先生立刻表示不接受采访。记者赶忙请教他评定教授和博导的标准,吴先生解释道:一是看“参考分”,它又分为“教学参考分”和“科研参考分”,后者以成果数量计分,作为计分依据的专著却不一定会被审读。另外,申请职称还须走三个步骤:述职、提交成果由评委会审阅、投票。吴先生特别指出,提交的成果一般是申请人代表性的而非他的全部成果。评委会分系、学部、校三级,共有几十名委员。记者问:“这些评委能保证把每位申请人的著作都看一遍吗?”吴先生回答:“不清楚。”

      何光沪:学术评委会产生得不合理

      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系教授何光沪认为,王铭铭涉嫌抄袭事件暴露了我们的学术体制存在已久的问题。每个国家的学术界都会有试图投机的人,为什么我们这里却会成风呢?首要一点在于,西方有专利制度,保护知识产权,它要求一个人在著作里引用他人著作的词语超过三个以上就必须用引号标示出来,并且对学术著作和通俗著作加以严格区分。学术鼓励原创,重“质”胜于重“量”。

      在我们这里,首先是学术委员会产生得不合理,在多数单位,它的成员是由上面指定的,而西方是由学术同行选举产生的。我们有些单位的学术委员会往往由退休官员组成,不具备专业上的权威性,工作上无章可循,官本位,学术创造性不被了解和重视,必然会出现人情票、论资排辈、重数不重质等弊端。学术评审总要求在“核心学术刊物”发表文章,而不少核心学术刊物是腐败的,你给他钱他就给你发文章,真正有价值的文章他们却可能并不发表。

      金雁:量化评定逼使学人无法踏实做学问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东欧问题专家金雁女士说,王铭铭事件和整个社会的素质下滑有关,学界这种情况太多了,不只是王铭铭一个人,所以会有很多人为他辩护,而这就更可悲。如果是同声谴责,表明学界还有救。

      金雁认为王铭铭事件仅仅是学术评定量化弊端的一个例子而已。现在的科研单位都实行量化的评审制度:每年年底有考核,把科研成果量化成分数,比如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得多少分,发在非核心刊物多少分,电视脚本多少分,出镜率多少分,专著多少分……分值相加,就可以评定你称职与否,一年一次,立竿见影,这就要求你必须重视短期效应,把研究快餐化。这样学者就没法沉下心来做踏实深入的研究,更不可能“十年磨一剑”出一个大成果了。即便你磨出一部厚重的著作出来,社会也不接受,现在大众趣味是快餐化、儿童化,什么读物都以能否在地铁、厕所阅读为尺度,那么厚重的著作自然吃不开。

      金雁说,现在有的单位“出镜率”也要计算在成果里,这其实就鼓励了学者明星化,而学者的真正义务却是学术研究啊。可如果扎实的研究者的心血之作和一个人出几次镜的分数相当,谁还愿意耐着寂寞去做学问呢?如果你老是没有著作,就不会有分,一两年这样下去,就会被淘汰出局。于是学术界争相急功近利,抄外国人,抄自己,只要有好处,就什么都干。再过几年,学术界就会跟娼妓差不多了。可如果你在体制内吃这碗饭,就会把你往这个方向上推。
    另外,评职称就必须要拿课题。首先有些课题的设置就有问题,常常向媚俗化和政治化的方向靠拢;其次课题分配给谁,往往是黑箱操作,得需要搞人际关系才能拿到课题,没有课题,你的评议就会受到很大影响。另外,许多评委并不懂专业,他们的评定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自然就有问题。
    所以,追究王铭铭个人的事情固然重要,但更应追究的是当前的这种学术评定机制,它是一个大问题,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北大的反应/王铭铭剽窃事件 编辑

     

    王铭铭剽窃事件王铭铭剽窃事件

    北京大学的恼火是可以想象的。2001年4月27日,北京大学召开的“树立北大文科精品意识”大会上,北大副校长何芳川言犹在耳:“北大人应有勇气向社会作出庄严承诺:清除赝品,拒绝平庸。”  

    北京大学此次对于王铭铭事件的反应出奇地迅速,很快宣布,王铭铭的学术职务基本已全部被撤消,其中包括北大民俗学研究中心主任、北大社会学系学术委员会委员、北大人类学教研室主任等职务。

    此消息发布出去之后,叫好者认为处理得严肃及时,同时也有不少人提出疑问,学术处理应该有规范可循,何以北大因受到传媒的压力就匆忙做出决定?

    后来,北京大学新闻中心有关官员又称,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已对此事进行调查。不过,这种说法有些自我矛盾,既然学术委员会还没有查清王铭铭的错误,为什么处理决定已经做出?

    消息人士说,北京大学对王铭铭的处分其实是在去年11月份而不是在今年1月份做出的。处罚事因应该差不多。在事态被炒大之后,为了面对大众媒体的质询,北大统一了口径。因此,“北大迫于公众压力,对王进行惩罚措施”的说法不成立。

    对王铭铭的处罚看来还没有结束,据传,他的教授职称和博导资格也有可能不保。

    北大清除“学术腐败”的决心和力度固然可嘉,但北大在一定程度上也应付责任。

    比如说,对于去年影响很大的那次“树立北大文科精品意识”大会,《史学月刊》编辑部副编审周祥森就曾经毫不客气地评论,尽管言之凿凿,但“北大领导层的讲话,浸透于其中的依然是学术的功利性,而且不乏浮躁的气息”。

    周尤其反感的是所谓“春种秋收”理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产品,不是工厂流水线上生产的产品,可以按照一定的标准或模式,保质保量按时完成,甚至大规模批量生产。它必须经过研究者相当的知识储备、理论酝酿、方法论的创新等,才能生产出来。文科精品的生产尤其如此。4月份种下精品意识,指望几个月后的秋天就能有‘最前沿的科研收获’,这不显然是操之过急吗?”

    郭于华就指出,在学术研究上非常有天分和素养的王铭铭教授被当作了学术明星,被抬到了很高的位置,所以他不得不试图最大限度地作出努力来适应整个社会对他的评价。

    “春种秋收”会不会导致“拔苗助长”?需要反思的大概不止北大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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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1]^引用日期:2010-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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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打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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