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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环境诉讼

    环境诉讼是指环境保护法律的主体向人民法院申述自己的主张,请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的活动。由于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而且同一份资源要被同时用于两个或多个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目的,纠纷于是难以避免。这种因环境资源的利用而产生的冲突和矛盾就是环境纠纷。近年来,我国的环境纠纷的数量逐年增多。根据国家环境保护局的统计,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环境纠纷一直保持在每年10万件左右,但是自1998年以后,环境纠纷数量呈现急剧上升趋势,在短短6年多的时间里增加了约四倍,2003年突破了50万件。

    编辑摘要

    目录

    基本信息/环境诉讼 编辑

    面对因社会发展带来的新问题,人们开始重视环境纠纷的解决,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新的纠纷解决方式。在我国现行法律体制下,环境纠纷的解决方式包括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行政调解和诉讼等方式。面对不断增多的环境纠纷,传统的诉讼制度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审判实践的需要,环境纠纷解决的现状令人堪忧,因而环境诉讼应运而生。

    环境纠纷的特点/环境诉讼 编辑


    环境纠纷作为环境危机的出现和社会成员环境意识觉醒的产物,是一种现代型的纠纷。相对于其他纠纷而言,它具有以下特点:

    1.环境纠纷原因具有复杂性。

    首先,引发环境纠纷的原因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例如废气的排放,可直接造成附近居民身心健康受损,也可导致温室效应酸雨臭氧层破坏等衍生性的环境效应,从而间接地危害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的安全。一桩污染事故常常由多种原因所造成,导致环境纠纷的原因复杂化。其次,由环境纠纷原因的间接性延伸而来,环境纠纷的原因还具有发现的滞后性。许多环境上的危害行为或产品往往是在经年累月之后才被发现。例如农药DDT在被发现对环境生态有危害之前几乎像神药一样受到顶礼膜拜,又比如很多病人被告知病因是若干年前的某种化学或者辐射污染所致等等。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环境纠纷的原因具有复杂的科技关联性。由于环境问题在因果关系上的证明极为困难,动辄牵涉医学、生物学等高科技知识的综合运用,且经常超越现有科技知识的极限,使得人们在环境纠纷的认定以及责任的承担方面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

    2.环境纠纷主客体具有不确定性。

    第一,环境破坏的主体具有不确定性。与一般的民事纠纷(如甲拖欠乙的货款)、刑事纠纷(如丙将丁打成重伤)那种主体比较明确的纠纷不同的是,环境纠纷的主体往往难以确定。首先是加害主体的多元性。由于环境污染的原因多种多样,导致在某一环境事故发生之后,找不到确定的加害人,而只能由果溯因到一定范围内可能施加过污染行为的数个“嫌疑人”。例如,污染事故发生地的上游河段附近有工厂若干,究竟是哪家工厂实施的污染行为以及各自污染行为的程度分别如何,很难准确判定。其次是受害人的不确定性。由于环境污染或破坏属于社会公害,危害范围较广,受害者往往是多数人。加之因环境破坏而在特定受害者人身或者财产上的表现不完全一样,或者说由于多种原因导致损害表征复杂化,受害人的范围就更加难以确定。此外,如果某环境污染并未造成任何私人人身或者财产权益受到损害,而仅造成公共环境的破坏,这种情况下,环境纠纷的受害人更加不确定,是全体公民还是某些热心于公益事业的人士?是当代人民还是子孙后代?这些问题都还处于理论探讨之中。第二,环境纠纷的客体具有不确定性。环境的概念极为广泛,而作为环境权利义务的客体的“环境”在内涵和外延上都具有不确定性。当事人的人身、财产权益因环境污染行为而受到损害后,究竟是按照传统民法上的侵权责任给予救济,还是按照新的环境权责任给予救济?侵害公共环境算不算侵权,等等,这些都没有明确一致的看法。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性,使得环境权在理论上的构建和实务上的援引成为困难。由于环境权尚属于一种“形成中的权利”,其内涵和外延都不确定,有关的理论尚不够成熟,各种学说众说纷纭,法院在面对以环境权损害赔偿为案由的诉讼请求时常常采取否定的态度。这样一来,环境纠纷的主体寻求环境救济的资格也相应地呈现出不确定性,从而导致司法者无所适从。
    3.环境纠纷具有社会性。由于环境纠纷所涉及的人数众多,影响范围广,所涉及的利益冲突广泛而尖锐(譬如禁止某项可能破坏环境的项目施工,有利于保护环境,却可能影响经营者的利益与劳动者的就业),导致环境纠纷具有非常强的社会性,在处理时往往难以平衡各方的利益。因此,环境诉讼常常旷日持久,久拖不决。另外,环境问题还具有明显的公益性。环境是大家共同的家园,保护环境不只是某一个公民或单位的责任,而是全社会成员的责任,为遏制环境破坏行为、惩戒行为人而发动的环境保护运动、环境公益诉讼时有发生。这也是环境纠纷社会性的体现之一。

    环境诉讼的意义/环境诉讼 编辑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始终保持着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但我国仍沿袭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随着社会主体环境意识的逐步觉醒,环境纠纷的数量逐年递增,据不完全统计,有关环境投诉的数量,每年的增加速率大约为30%。参见郄建荣:《环境投诉量逐年大幅递增,中央将派专门的环境督察员》,载《法制日报》2005年6月3日第6版。环境保护已经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诉讼作为解决环境纠纷、保护环境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由此可见,我国解决环境纠纷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机关根据行政程序进行处理,二是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审理。其中,诉讼是解决环境纠纷最终以及最权威的方式。
    尽管各种诉讼外解决环境纠纷的方式纷纷涌现,协商、调解、行政处理、仲裁及其混合机制在现代社会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但是就诉讼方式本身以及环境纠纷的特殊性而言,诉讼作为最后的、最权威的救济途径,在环境纠纷解决中仍占据着不可动摇的优势。

    1.诉讼本身的特点决定其优势地位

     
    首先,诉讼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通过预设的诉讼程序,由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法官根据法律规则、结合纠纷的事实作出具有拘束力的判决,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相对于其他的纠纷解决方式而言,诉讼更具有权威性。当事人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通过提起要求停止侵害之诉、排除妨碍之诉、恢复原状之诉、损害赔偿之诉和课以义务之诉,以获得司法救济。
    其次,诉讼判决具有判例效应。在判例法国家,法官在诉讼中所作出的判决对今后的同类环境纠纷案件和下级法院审理同类环境纠纷案件具有约束力,可作为今后案件当事人援引的依据;即使在不承认司法判决的判例效力的国家,判例对同类环境纠纷案件的审理也起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最后,环境诉讼的任务并非完全是私权纠纷的解决,它通过具体解决环境损害纠纷,隐含着对各种与环境公益有关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为全体社会确立有关环境公益的行为指南,确认环境公益的价值,甚至影响当地社会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并推动既有环境法律的发展。在众多的环境纠纷民事诉讼的推动下,各国制定了许多环境保护法律,为保护公害受害者提供司法依据,如日本的《公害健康补助法》就是在四日市公害诉讼判决之后不久制定的。环境民事诉讼对环境立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这类诉讼往往也被称为政策形成型诉讼。

    2.特殊性也是环境诉讼优势地位的影响因素

     
    鉴于环境纠纷的特殊性,环境诉讼相对于其他类型纠纷的诉讼也有其特殊性,在环境纠纷的解决中相对其他的纠纷解决方式而言,占有一定的优势地位。
    首先,环境诉讼的模式不仅包括可以向法院起诉请求加害者对已经发生的健康或财产损害进行赔偿,在有些国家(如日本),还可以在损害将要继续发生的情况下向法院诉请设置除害设施或停止加害活动,对受害人的保护更及时。
    其次,集团诉讼是环境诉讼的典型形式,它克服了仅凭个人的力量单独提起诉讼难以获胜、举证艰难等缺陷,不仅有利于当事人节约诉讼成本,及时、有效地保护受害人,而且有利于法院提高审判效率,符合诉讼经济原则。集团诉讼强调公众的参与,影响面广,对于防治环境污染与破坏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提高环保机关的行政效率也具有积极作用。
    最后,环境诉讼通过当事人适格当事人适格又称正当当事人,是指在具体的诉讼中,对于作为诉讼标的的民事权利或法律关系有实施诉讼的权能,即能够以自己的名义起诉或应诉的资格。这种资格,又称为诉讼实施权。的扩张、举证责任倒置以及延长诉讼时效等方式加大对受害人的保护力度,鼓励受害人提起诉讼解决纠纷。
    不过,尽管环境诉讼对于环境纠纷的最终解决具有积极的意义,随着我国开发利用环境与资源力度的加大,污染环境渠道的增多,社会变迁和利益冲突的加剧,环境纠纷层出不穷,传统的环境纠纷诉讼制度在纠纷解决方面逐渐力不从心,捉襟见肘,暴露出许多问题和缺陷,尤其是“直接利害关系原则”对环境诉讼原告资格的限制,已经成为受害民众请求司法救济的巨大障碍。

    环境诉讼原告资格的扩张/环境诉讼 编辑


    按照传统诉讼法学理论,社会公众不得对与自己无关的利益主张权利,只有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违法侵害,才具备起诉的资格,这种标准被称为“直接利害关系原则”。该原则对防止公民滥用诉权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传统的诉讼制度对原告起诉资格的限制,与环境保护的要求是相矛盾的,因为环境权益作为一种特殊的财富,不仅仅属于私人利益,更属于社会公益,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必然会直接或间接损害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利益,社会公众拥有天然的保护环境的积极性,公众必然是环境保护的一种重要力量。为此,公众作为环境保护的一种基本力量已经在许多国家达成共识,许多发达国家出于保护环境的需要,扩大了公民诉权的范围,允许公民可以为保护环境而向排污者提起诉讼,而不再要求该公民是环境的所有权人。
    在环境法领域,放宽能够提起环境诉讼的主体资格的限制,已成为世界各国环境立法的趋势。如英国《污染控制法》规定,对于公害诉讼的原告认定,无须考虑资源的所有权归属,也无须考虑其是否是某一污染或破坏行为的直接受害者,只要他有权使用或者享受某些资源或者他本人的生计依赖于这些资源,即可以“保护环境公益”为由提起环境诉讼。再如美国最高法院在环境诉讼中对原告资格也采取了一种比较自由的观点,美学上的损害即可以为诉因,即原告除了遭受到身体伤害或财产损失等经济利益上的损失可以提起环境诉讼以外,还可以环境给予人们的舒适感受到破坏等非经济上的损失为由向法院提起环境诉讼,只要原告能够提出某一行为将使其在美学性质上受到损害的事实,法院就可以受理案件。如当事人可以被告的行为破坏了自然景观,侵害了自己的优美环境享受权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与此相关的著名案例是“山脉俱乐部诉莫顿案”与“合众国诉反对制定规章机构程序的学生案”。在“山脉俱乐部诉莫顿案”中,商家Morton要在一地区建立滑冰场,而这地区恰好是山脉俱乐部成员常常进行徒步旅行的场所,他们认为建立滑冰场会造成对当地自然风景的破坏,于是山脉俱乐部向法院提出诉讼。美国最高法院在此案的判决中指出,滑冰场的建立会对山脉俱乐部成员在该地区进行徒步山野旅行的环境造成破坏,使他们无法享受到在具有自然风光的荒野中进行徒步旅行的乐趣,这种损害足以构成事实损害,这种损害的主体可以归于山脉俱乐部本身,因此山脉俱乐部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在“合众国诉反对制定规章机构程序的学生案”中,5名法学院学生联名对联邦州际商务委员会起诉,反对该委员会批准铁路部门征收25%的附加运费的决定。他们认为,增加运费将导致很多可循环利用的物质得不到运输,从而引起伐木、采矿活动和垃圾的增加,这些都危害他们的享用华盛顿州山区自然环境的利益,而且由于这项决定,国家的自然资源要遭到更多的开发和浪费,国家的环境质量要受到损害。最高法院认为,原告对环境的精神权利构成了法律需要保护的权利,认定了原告的资格。美国麻萨诸塞州宪法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人民拥有对于清洁空气和水、对于免受过量和不必要的噪声侵害和对于他们的环境的自然的、风景的、历史的和美学的质量的权利。”

    境公益诉讼的构建/环境诉讼 编辑


    原告资格的放宽最终将演化为公益诉讼制度。公益诉讼相对于私益诉讼而言,早在古罗马时期,其程式诉讼中就有了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之分。前者是保护个人所有权利的诉讼,仅特定人才有权提起,而后者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凡公民均可提起。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经济、垄断经济的发展,一些政府部门、垄断集团有能力从自身利益出发挑战公共利益,使得保护公共利益成为公众的实际要求,为公共利益而进行诉讼的案例增多,促进了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巫玉芳:《美国联邦环境法的公民诉讼制度》,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6期。20世纪中期以来,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逐渐高涨的环保运动使环境权作为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了公众的关注,欧美各国的环境法普遍建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以保护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环境权。因此,我国环境诉讼的主体资格的认定条件,已经不能再仅限于《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了,而应尽快扩大环境诉讼的主体范围。
    虽然就我国目前的诉讼制度而言,诉讼主体还不可能一下扩大到一般民事主体,包括个人或非政府组织等,不过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公益诉讼的模式即由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方式,在已有实践的情况下,2003年,山东省乐陵市检察机关就对非法炼油污染环境提起了民事诉讼;四川省阆中市检察机关对某骨粉厂侵害环境一案亦提起过民事诉讼。2004年底,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正式在全国推出了“公益诉讼人”办法,规定今后凡涉及弱势群体的合法民事权益受到强势方的侵害时,检察官将以“公益诉讼人”的方式,出庭支持起诉。也许更为现实可行。待到条件成熟时,逐步扩大环境诉讼的主体范围,从环境问题的受害者扩大到检察机关,扩大到政府环境保护部门,扩大到具有专业资质的其他环保组织,再扩大到更广阔的公众主体,赋予公民个人、社会团体、行政机关部门、检察院及其他相关组织等环境诉讼的主体地位。陈泽伟、王强:《潘岳:朝着和谐公平的社会前进》,载《商务周刊》2004年第24期。
    在一些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有权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比如法国,早在1806年法律就赋予检察机关在公法秩序受到损害时,有权为维护公法秩序而提起民事诉讼。检察机关是国家利益的代表,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凡是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公民的重大利益的民事活动,检察院都有权提起诉讼和参与诉讼,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除对以保护公益为目的的协会诉讼和个人诉讼有明确规定外,该法典还规定凡是在公共秩序受到危害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可以“代表社会”的名义,以“主当事人”或“从当事人”身份参加公益诉讼;德国也确立了行政诉讼的公共利益代表人制度,检察官可以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人,可代表联邦或地方独立提起或参加行政法院的行政诉讼;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中,检察权是作为行政权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设置的,因此检察官提起公益诉讼是代表行政机关履行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的职能。在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诉讼法典》中,也规定检察官有权提起民事诉讼。
    当然,赋予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环境纠纷都应当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社会、大众来起诉。在涉及有直接利害关系人的环境利益时,完全可以由这些直接利害关系人自己行使起诉权,在涉及不特定多数间接利害关系人的环境诉讼中,则可以由间接利害关系人提起诉讼,在没有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人时的纯公益性环境损害情形下,检察机关则有权起诉。也就是说当涉及到具体的利害关系人时,应把诉权留给具体的利害关系人,国家没有必要干预。国家检察机关本身的性质和职责表明它实质上具有国家整体利益的维护者或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身份,这种身份决定它应当充当公共利益的代表,具有对无人控告的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益的环境违法行为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从而保障国家利益、社会公益不受侵害。

    团体诉讼制度的确立/环境诉讼 编辑


    随着现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大规模的群体纠纷也随着发生。由于诉讼主体众多,依靠单一诉讼制度难以解决,共同诉讼制度也无能为力,集团诉讼作为一种新的诉讼模式便应运而生了。学界通常把集团诉讼定义为:一个或数个代表人,为了集团成员全体的共同利益,代表全体集团成员提起的诉讼。法院对集团所作的判决,不仅对直接参加诉讼的集团成员具有约束力,而且对于那些没有参加诉讼的主体,甚至对那些根本料想不到的主体,也具有约束力,即将人数不确定的但各个人所具有同一事实或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拟制为一个群体,群体中的一人或数人提起诉讼视为代表整个群体的提起,判决效力扩及群体中的每个个体。它具有以下特点:其一,诉讼代表人成立方式简单;其二,诉讼主体无限扩大;其三,判决书效力的扩张;其四,救济功能强大。集团诉讼在英美法系国家得到长足发展,最初因保护消费者权利而产生,现已被广泛应用到保护环境权领域。
    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正是在吸收英、美等国集团诉讼制度优点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结合了我国的法律传统和发展水平,以共同诉讼制度为基础,吸收了诉讼代理制度的机能,在解决环境纠纷问题上有其独特的优势。
    首先,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是伴随着社会的高度产业化而出现的,其危害范围也随着社会产业化程度的提高而扩大,加上环境本身的流动性、扩散性等特征,在大多数情况下,受到环境损害的往往不是特定的某个人或某几个人,而是不特定的、广泛的人群。对于这类人数众多的诉讼案件,如果按一般的共同诉讼案件审理,诉讼程序变得十分复杂、繁琐;如果按个别诉讼进行,就可能造成重复审理甚至判决相互矛盾,而且旷时费资。代表人诉讼制度以其特有的机制和功能保证了群体性环境纠纷的合理解决,通过代表人参加诉讼的方式,使多数主体的诉权得以集中行使,减轻了法院在审理群体性环境纠纷诉讼主体众多产生的压力,简化了诉讼程序,加快了争议的解决进程,减轻了当事人的各种负担,节省了人力、物力和财力,使司法资源得到合理配置,起到诉讼经济的作用。
    其次,环境纠纷中双方当事人之间往往存在着强弱之差,一般而言,污染源是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工厂、企业等,有时还有地方政府的扶持;而受害人一方是普通的居民,相对于污染源而言,是弱势群体。因此,以单个的环境受害者行使环境请求权,来对付强大的经济财团,往往显得势单力薄,甚至于“以卵击石”,代表人诉讼则将多数的弱者联合起来,使他们的力量壮大,足以与侵权者相抗衡,比起个人干预政府和财团的不合理行为效果要好得多,使众多的小数额的受害者的利益保护成为可能。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使代表人诉讼在环境诉讼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王清军:《环境保护领域中的代表人诉讼制度浅析》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网页
    不过,代表人诉讼虽然也涉及众多的当事人,但实际上诉讼主体资格的要求并没有放宽,法律要求众多的当事人必须是与被诉事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由于环境侵权的性质特殊,个体受害者缺乏对抗企业或行政机关的能力,而且环境争议和生活质量问题多属于团体性纠纷,因此可以依赖公民团体的介入,由团体代替受损害的个别人或多数人提起诉讼,以实现公益和私益的社会保护。现代社会注重个人权利,但个人权利的实现往往通过其所在的社会团体来实现。在环境诉讼中,国家、社会团体的公益和公民私益是统一的。法律可以明确授予环境保护团体以诉权,赋予其直接提起侵权之诉和不作为之诉讼的权利。团体诉讼制度实际上是对代表人诉讼制度的一个有益的和必要的补充。肖建华:《群体诉讼与我国代表人诉讼的比较研究》,载《比较法研究》1999年第2期。我国著名环境法学家蔡守秋教授也认为:当群众的社会权益受到环境污染者的侵害时,环境保护组织可以根据该国的法律或代表群众以该组织的名义提起环境民事诉讼特别是集团诉讼,或者支持该成员提起的环境诉讼,达到保护其环境权益或其团体所代表的利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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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展阅读
    1福建省法学会,环境诉讼,2009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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