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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理学

    理学是中国宋元明清时期的哲学思潮,又称道学。它产生于北宋,成熟于南宋与元、明时代,清代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但其影响则一直延续到近代。理学是北宋政治、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表现,是中国古代哲学长期发展的结果,是批判佛、道学说的产物。“理”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它持续的时间很长,对社会的影响很大,讨论的问题也十分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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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述/理学 编辑

    理学理学创始人周敦颐
    理学,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从不同的角度认识,祂有不同的名称,如天、道、上帝等),而且它是善的,它将善赋予人便成为本性,将善赋予社会便成为“礼”,而人在世界万物纷纷扰扰纵横交错中很容易迷失自己禀赋自“理”的本性,社会便失去“礼”,所以如果无法收敛私欲的扩张,则偏离了天道,不但无法成为圣贤(儒家最高修为者,人皆可达之),还可能会迷失世间,所以要修养、归返、并伸展上天赋予的本性(存天理),以达致“仁”的最高境界,此时完全进入了理,即“天人合一”矣,然后就可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时人欲已融入进天理中(灭人欲,不是无欲,而是理欲合一),无意、无必、无固、无我(从“毋”变成“无”),则无论做什么都不会偏离天道了。

    他还认为,由于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所以万物“之所以然”,必有一个“理”,而通过推究事物的道理(格物),可以达到认识真理的目的(致知)。

    “理学”在中国古代又称义理之学或道学,其创始人为北宋周敦颐邵雍张载。继后有程颢程颐等人继续发展,最终由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因此这种理学常被称为“程朱理学”,在元朝及其后的朝代中均为国家的官方思想。研究理学的学者称为“理学家”。

    起源/理学 编辑

    理学初起于北宋、盛极于南宋与元、明时代,清朝中叶以后逐渐没落。它是宋朝以后才发展出来的一种新儒学思想,除了传统儒学的自身更张和社会形势所迫之外,还与大量融入了佛老思想。宋明以降,著名理学名家有:周敦颐、张载、二程(程颢、程颐)、杨时、罗从彦、朱熹吕祖谦陆九渊杨简真德秀魏了翁许衡吴澄曹端薛瑄吴与弼邱浚陈献章王守仁王艮刘宗周……等。

    魏晋南北朝玄学盛行,在唐代佛、道思想盛行,儒家思想不再独尊于一家。但是南宋的朱熹却完成了新儒学的改革。朱熹的深刻之处在于,把孔孟置于正宗,同时又把董仲舒阴阳五行,把张载、周敦颐、二程的观点,以及佛学高度一元化的哲学和道家无为的思辨精神,加以整理,小心而细致地构造出内容精深的新儒学体系。儒学在世界观、方法论上的短处被克服了。这使佛、道等学说再也不会动摇它了。宋以后七百年间,理学一直被奉为正统,与宗法体制十分的适应。

    理学理学大家 朱熹
     朱熹将儒家思想推向了更高的境界,使其成为儒家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一提到理学,人们马上会想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在理学发达之前,“仁”是儒家中心思想,虽然是一种有等级尊卑的爱,但“仁”是以人性为基础。虽然传统儒学也主张孝道和贞洁,但其禁欲的色彩并不浓厚。儒学发展到理学阶段以后,已带有浓厚的禁欲主义色彩。二程说:“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与道难一”,并称:“无人欲即皆天理”。朱熹用饮食为例阐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语类.卷十三》),在宋朝以后,中国很少再出现像李白这样“狂歌五柳前”的诗人了。

           程颐严肃刚正,神圣不可侵犯,甚至不通人情,实为后世所见的“道学脸孔”。在妇女贞操方面,程颐认为:“……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有人问程颐先生曰:“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乎哉?”,程颐则提出“绝对不能,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作为借口,要知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作为衡量贤媛淑女的标准。他们的好后学朱熹(1130—1200)在〈与陈师中书〉也同意这样的说法:“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主张妇女“从一而终”、压抑“人欲”。

           程朱理学反对佛道的虚无主义,认为它忽略了伦理道德秩序,但同时又从道家思想里借鉴了许多关于道的论述,作为儒家形上哲学体系的材料。其实这正是儒家经典《大学》所谓“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的具体表现。

           朱熹的思想体系博大精微,教人的方法也较为平易近人,因此能集宋代理学之大成,朱子是继孔子后,儒学集大成者。他的许多著作都是下细功夫的。他与吕祖谦共同编撰了一本著作《近思录》作为理解四子书(指周、二程、张)的阶梯,而他认为四子书是通往五经的阶梯,《近思录》曾为后世儒生必读。继朱熹之后,明朝大儒王阳明(王守仁)将儒家思想再次推向了另一个极致--心学

           清朝以后,“反理学”的态势一度形成。颜元此后力反程朱的守静与虚学,痛斥朱熹是“满口胡说”、“自欺欺世”,“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又批程朱“徒见道于纸,谈道于口,考道于笔”。他深感“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也”,他说:“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做弱人病人无用人,皆晦庵(朱熹)为之也!”在五四之后,知识份子极力破除“吃人的礼教”,甚至对理学有一致的观点,中国的衰落自宋开始,其中,朱熹的理学曾被认为是所有这些衰落的罪魁祸首。

    理学讨论的问题主要有:本体论问题,即世界的本原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理学家虽然有不同的回答,但都否认人格神和彼岸世界的存在。

    理学张载祠

    张载提出气本论哲学,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和心统性情的学说,认为天地之性来源于太虚之气。认为太虚之气是万物的本原。二程建立“天即理”的理本论哲学,认为观念性的理是世界的本原。朱熹提出理为“本”,气为“具”的学说。陆九渊、王守仁以心为本原,认为“心即理也”。心性论问题,即人性的来源和心、性、情的关系问题。程颢提出了心即天以及性无内外的命题,把心、性、天统一起来。程颐则提出性即理的命题,把性说成形而上之理。朱熹认为心之本体即是性,是未发之中;心之作用便是情,是已发之和;性和情是体用关系,而心是“主宰”。陆九渊认为,心即是性,即是理。王守仁提出心之本体即是性,即是至善。认识论问题,即认识的来源和认识方法问题。

    张载首先提出“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两种知识,并提倡穷理尽性之学,成为理学家共同讨论的问题。二程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学说;朱熹提出“即物穷理”的系统方法;陆九渊强调“反观”;王守仁则提出“致良知”说,认为格物致知就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从而完成由内向外的认识路线。
    1900年至1949年。在这五十年间,研究程朱理学的论文多以人物个案为主。最早研究二程的论文有两不的《程伊川之宇宙观》(1921年),最早研究朱熹的论文有程南园的《与友人论朱陆书第四》(1915年)此时也有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问世,其中都有关于北宋“五子”、朱熹及其后学思想的论述,但人物个案研究的专著很少。最早的中国哲学史的专著为1915年出版的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 。该书以简洁的笔法对道学(理学)的渊源作了追溯,并分述了周濂溪、邵康节、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程门诸子、朱晦庵、朱子门人之学。吕思勉的《理学纲要》(1931年)可以说是较早的一本断代哲学史论著。在该书中,吕思勉谢无量一样认为“宋学长河,当推安定(胡瑗)、泰山(孙复)、徂徕(石介)”,但宋儒言哲学之首出者则为周濂溪。吕思勉对明道伊川之学,有独到见解,认为洛学中之明道伊川,性质本有区别,学于其门者,亦因性之所近,所得各有不同。对晦庵之学,吕思勉的论述亦较恳切,认为其哲学思想则未有出于周、张、二程之外者,不过研究更为入细,发挥更为透辟,因此,朱子非宋学之创造家,而是宋学之集大成者。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亦对程朱一派道学作了详述。陈寅恪先生在审查此书时所作的《审查报告》对此书的评价颇中肯,认为此书于朱子之学多有发明。此时,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著作还有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1936年)。虽然此间对程朱理学的研究业已基本展开,但大多只是从总体上阐述,并且对诸多问题的解析还不够明确,故把这一时期的程朱理学研究称为开创期。
     从1950年至1965年。此间研究程朱理学的文章著作基本上都采用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划分的方法,普遍认为程朱代表了客观唯心主义学说。这段时间出版的有关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著作大致有杨荣国的《简明中国思想史》(1952年)、侯外庐等人的《中国思想通史》(1959年)、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1964年)等,其中都有专门章节分述程朱之学。此间研究程朱理学的论文亦有一些,其中专门研究二程的论文有两篇,研究朱熹的大致有十四篇。这些论著中的绝大多数对程朱理学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们的哲学思想和他们的政治立场相应,是极端反动的。
           朱熹的哲学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是对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起了一种刺激的作用,但如果对朱熹哲学没有批判、没有认识,就不能起到刺激唯物主义发展的作用,反而会起破坏作用。当然,亦有学者对程朱理学有肯定的一面,认为程朱的哲学思想中包含有辩证法的因素,认为这是二程哲学体系中的合理思想。但从总体上认定二程的思想是唯心主义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从总体上说,此间对程朱理学的研究多集中在北宋“五子”及朱熹等几个主要人物上,对程门及朱门后学则研究较少。虽然此时是以唯物唯心的方法进行研究读到,但相对于第一个时期,对问题的研究已相对深入了些。因为方法论上的偏差,故这一时期为探索期。
     从1966年至1976年。这一时期正值“文化大革命”,深受“唯心主义等于反动保守”之公式的影响,故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不断升温。这段时间研究二程的著作有批判文集一本,二程言论选批一本,分别为《程颢程颐及其思想批判》(1974年)、《程颢程颐言论选批》(1975年)。研究朱熹的论文大致有54篇。“文革”期间,对程朱理学批判的主要内容是把程朱放在儒法斗争史上,作为法家对立面的反动儒家人物而加以批判。另外还批判程颐要寡妇守节而带来的“贞节杀人不见血”的后果。总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程朱理学甚至整个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可谓百花凋残、野草满径,所以这一时期为挫折期。
    从1977年至20世纪末。此间程朱理学研究真正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中不仅与程朱理学相关的宋明理学断代哲学史的研究愈加深入,而且人物个案研究也得到了发展,大量的论文及专著问世。[1]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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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1]^引用日期:2010-05-16
    扩展阅读
    1《中国古代典籍一百种简介》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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