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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甘肃花儿

    花儿是流行于甘肃、青海、宁夏等广大地区的一种山歌,是当地人民的口头文学形式之一。花儿结构分两段,前段比兴、后段是歌唱的主题内容。曲调具有浓郁的抒情性,演唱时用临夏方言,有浓郁的地方气息。“花儿”唱词和曲调分“河州花儿”和“莲花山花儿”两大类。

    编辑摘要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中文名: 甘肃花儿
    释义: 流行于甘肃、青海、宁夏等广大地区的一种山歌,是当地人民的口头文学形式之一 分段: 前段比兴、后段是歌唱的主题内容
    演唱语言: 临夏方言

    目录

    花儿简介/甘肃花儿 编辑

    甘肃花儿 甘肃花儿

    “花儿”是流传在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区)广大地区的民歌。“花儿”又称“少年”。男青年唱的叫“少年”, 女青年唱的称“花儿”。据说,“花儿”至少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它内容丰富多彩,形式自由活泼,语言生动形象,曲调高昂优美,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特色,深受回、汉、藏、东乡、土、撒拉等民族的喜爱。

    现在甘肃最具代表性的是“洮岷花儿”。岷县“花儿”传承的中坚力量,也是被省民协命名为“甘肃省花儿歌手”的有41人,大多年龄都在30岁到40岁之间,而他们当中大部分不识字,文化程度低。这一批歌手成长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家庭生活困难,没有机会读书,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锻炼成长为“花儿”歌手。相对而言,出生于80年代或90年代的小伙子大都走进了学校,他们基本没有机会学习“花儿”,而校园文化和流行歌曲等新兴的娱乐活动也在弱化着“花儿”对年轻一代的熏陶。

    花儿常识/甘肃花儿 编辑

    甘肃张家川甘肃张家川"花儿会"隆重开幕

    “花儿”分三类
    根据“花儿”的发源地,我们可把“花儿”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河州花儿”,发源于河州地区,即今甘肃省临夏县,现在遍及临洮、康乐、和政、广和、永靖、夏河等县,有的流传到宁夏。
    第二类叫“洮岷花儿”,在洮岷地区,即现在甘肃省的临潭岷县单尼一带。
    第三类是“西宁花儿”,发源于西宁地区,即现在青海省的西宁、湟源、贵德乐都循化一带。

    花儿现状/甘肃花儿 编辑

    流行曲目流行曲目

    “花儿”在当地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是随着经济大潮和现代文明的冲击和渗透,使原始古朴的“花儿”生存空间正面临着萎缩。

    “花儿”就是从农田和山野里练出来的,一些唱得好的人被称为“花儿把式”,都是经过多年劳作、放牧期间跟随大人学唱,熟悉掌握了曲调,而后自己才能即兴编词对唱或领唱。现在最有利于花儿成长的田园牧歌式的农村生活逐渐被打破,不少小伙子和姑娘已经不满足原有的生存方式,纷纷离开家乡寻找赚钱的机会和新的生活梦想,因此真正热爱“花儿”并能为此付出努力的传唱把式也就不多见了。
    岷县“花儿”传承的中坚力量,也是被省民协命名为“甘肃省花儿歌手”的有41人,这个数字应该是比较可观的,像董明巧、刘国成、刘尕文、郎雪慧、白绪娥、姜照娃等一批“花儿”歌手,大多年龄都在30岁到40岁之间,而他们当中大部分不识字,文化程度低。这一批歌手成长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家庭生活困难,没有机会读书,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锻炼成长为“花儿”歌手。相对而言,出生于80年代或90年代的小伙子大都走进了学校,他们基本没有机会学习“花儿”,而校园文化和流行歌曲等新兴的娱乐活动也在弱化着“花儿”对年轻一代的熏陶 。[1]

    花儿历史/甘肃花儿 编辑

    甘肃甘肃花儿

    早期的“花儿”研究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1922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主办的《歌谣周刊》创刊,该刊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三月十五日(第八十二号)刊载了我国著名地质学家袁复礼在甘肃做地质调查时记录整理的30首“花儿”歌词,题目叫《甘肃的歌谣——“话儿”》。这是“花儿”在全国文学中首次出现。
    著名音乐家王云阶1943年记录发表的《山丹花》是中国第一首“花儿”曲谱。王云阶是当时中国最高音乐学府——重庆青木关音乐学院作曲家,他在青海东部农业区进行教学和音乐采风时,找到撒拉族“花儿”女歌手哈图玛,记录下《山丹花》曲调,谱成曲发表在他主编的《青海民国日报》《乐艺》音乐副刊上,避免了像《诗经》那样只记词不记曲、后人难以演唱的遗憾。
    作为“花儿”研究专著出版的,是榆中人张亚雄1942年在重庆出版的《花儿集》。张亚雄利用在兰州担任《甘肃民国日报》编辑之便,公开征集流传于甘青宁的“花儿”,并在该报发表歌词和研究文章,在近10年的岁月中,张亚雄对征集到的3000多首“花儿”,精选了600余首加以整理,其中的《抗日少年》12首,用民歌形式激励人民抗战到底,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乔建中在2004年第三期《音乐研究》上撰文赞誉其“对于日后成为民俗学、音乐学界‘显学’的‘花儿’研究来说,是第一部内容丰富也有深度的专书,是现代花儿研究的第一块碑石”。
    1944年至1947年张亚雄住在西宁。他利用空闲时间,奔走于田间地头、河畔山野,将一些优美的“花儿”记录下来。1948年秋,当《花儿集》在兰州再版时,又加入了不少新内容。1950年,张亚雄准备第三次出版《花儿集》,但因受到不公正的历史待遇未能如愿。文革中虽以拣破烂为生但他仍然坚持“花儿”研究,正是:“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由不得自家,刀刀拿来头割下,不死就是这个唱法。”
    1981年,在甘肃省第二届文代会上,平凉农民作家、“花儿迷”戴笠人将一本1948年版的《花儿集》送给了张亚雄。1986年,年已76岁的张亚雄见到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再版的《花儿集》。

    艺术特点/甘肃花儿 编辑

    甘肃“花儿”不仅是一种表演艺术,科学的研究也是非遗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早已在学界得到了公认。遗产确是历史的、过去的,但我们还要看到它的变化和发展。“花儿”是多民族共同创造、共同享用的很有特点的民歌,它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社会价值倍受研究家青睐。

    申遗成功/甘肃花儿 编辑

    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公布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至2007年底,中国已经有昆曲艺术、古琴艺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和蒙古族长调民歌相继入选。过去,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申报工作每年举行一次,并规定凡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缔约国每次只能申报一个项目。在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努力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8年改变了以往的申报规定,不再限定成员国申报项目的数量,给“花儿”申报冲刺世界文化遗产创造了难得的机遇。

    发展前景/甘肃花儿 编辑

    甘肃花儿的“申遗”成功,为我们更好地保护、传承“花儿”这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甘肃理应主动牵头做好“花儿”的保护工作,据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政府和宣传文化部门应高度重视“甘肃花儿”申遗成功后的相关工作,应对本次“申遗”成功进行广泛宣传,扩大本次“申遗”成功的影响力,进一步引起人们对“甘肃花儿”的关注,明确“甘肃花儿”的文化意义,增强甘肃人民的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
    政府需制定配套政策,并投入一定经费,对“花儿”进行静态和活态两种保护,其中活态保护尤为重要,以确保“花儿”的传承和发展。
    一是建立“花儿”文化生态区,加强对“花儿”的文化空间“花儿会”的活态保护。“文化空间”也称“文化场所”,是指历史上传承下来的、特殊的民间传统文化活动的地方(或地区),在时间上具有周期性的特点。“花儿会”作为“花儿”的文化空间,是“花儿”得以存续传承的时空载体。近年来,“花儿会”上经贸洽谈成分日益强化,演唱“花儿”的歌手日益减少,“花儿会”所在地的自然环境也在不断遭到破坏。因此,政府应制定政策,并投入相应资金,对“花儿会”的原生态进行重点保护。比如,花儿会场附近不许搞破坏性建设,美化花儿会场的自然环境,在“花儿会”期间由政府文化部门出面举办各种“花儿赛唱会”等活动。我省目前已有全国性的3个“花儿保护基地”、“花儿传承基地”,可先在这些地方设立试点和示范基地,进而推广到全省。
    二是保护“花儿”传承人,扶持著名“花儿”歌手,培训青少年歌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活态保护,主要是对传承人的确认和保护,他们是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发展的重要载体。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对“花儿”传承人的保护和扶持。其中应包括对著名歌手的认证、扶持,给予他们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补贴,以及定期举办培训班,邀请专家和著名歌手对有一定潜力的青少年进行培训,培养年轻歌手等。此外,培养年轻传承人还可考虑让“花儿”逐步进入校园,让更多的年轻人接受它、喜欢它,这样,“花儿”的传承队伍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将有很大提高。
    三是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实现“花儿”文化的产业化。有专家指出,绝大多数“非遗”,除非融入现代社会生活,否则必然消亡。文化创新才是保护“非遗”的根本出路。“花儿”的传承发展必须要顺应时代发展,努力探索出一条市场化、产业化的发展之路。这方面的工作我省已做过许多尝试和努力,还应进行进一步的探索。为适应时代要求,要逐步将一些曲目进行包装提炼,借鉴近年来“藏歌”流行、传唱的成功经验,邀请著名作曲家利用“花儿”音乐素材进行再创作,使“花儿”能够产生一些流行歌曲式的通俗歌曲,由著名歌星和流行歌手进行演唱,使“花儿”能够得以流行。在包装过程中要突出“花儿”的文化特质,保留“花儿”的基本音乐品性。还可出版、发行“花儿”的系列音像制品,创排大型花儿剧。通过以上工作,打造“花儿”文化品牌。
    四是联合各学术团体、高等院校,开展学术研究活动,建设学科队伍,提高基层“非遗”工作人员的学术素养和工作能力。建议各级文化主管部门与省内及全国、国际各相关学术团体、高等院校联合,不定期地举办高层次的“花儿”学术研讨、交流活动。同时,邀请资深民俗学家、“花儿”研究专家为基层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人员进行“花儿”文化方面的专业讲座,全面提高他们的学术素养,改进他们的工作方法,强化他们的工作能力。此外,文化部门应与教育部门联合,在已有一定基础的高校加大“花儿”研究方向的博士、硕士研究生的招生力度,提升“花儿”研究的整体水平。
    五是建立“花儿”资料数据库,存留珍贵资料。当前我们急需在政府统一规划下制定科学的数字化保护方案,建立“花儿”学特色数据库,并创造性地利用它。“花儿”数据库的构建应包括“传承人模块”、“研究者和研究成果模块”、“花儿新形式模块”等,其中“传承人模块”要尽快建立,将著名歌手登记造册,按身体和年龄状况排出次序,尽快确定采录重点,全方位地抢救录音、录像、照相等音像资料,避免发生断档危机。[2]

    保护传承/甘肃花儿 编辑

    建立健全组织机构,确保“花儿”的保护传承工作扎实有效。
    建议由政府主管部门牵头,邀请省内和“花儿”传唱地的“花儿”研究专家、民俗学家加入,组成由省到县的各级组织机构,对“花儿”的保护、发展工作进行有力的监管,以确保此项工作扎实有效地开展。
    形成投入保障机制,保证各项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
    经费投入方面,除国家财政拨款外,各级政府应拨付一定数额的配套经费,以保证此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也可吸纳社会各阶层的捐助和国际援助,建立保护“花儿”的基金会,用于“花儿”保护和发展的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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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1]^引用日期:2010-05-18
    [2]^引用日期:2010-05-18
    扩展阅读
    1网易博客
    2中国残疾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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