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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甲骨学

    研究“甲骨文”的学科叫做“甲骨学”。甲骨文,主要出自河南安阳殷墟,是晚商王朝利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的文字记录遗物,间有少量与占卜相关或其他类别的记事文字。自1899年为学人发现,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前后出土累计达10余万片以上,单字量约有5千左右。

    编辑摘要

    目录

    简介/甲骨学 编辑

    牛胛骨上的卜辞残片 牛胛骨上的卜辞残片

    甲骨学(英语:oracle bone studies)是以中国上古时期甲骨文字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甲骨学可分为狭义甲骨学和广义甲骨学。狭义甲骨学局限于研究甲骨文字本身的研究,是一门古文字学。广义甲骨学则举凡以甲骨卜辞为承载体论述上古历史文化皆得纳入,这包括整合古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历史文化学、历史文献学、文化人类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研究方法和材料来深入研究甲骨文所记载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甲骨卜辞的一些自身规律,这是一门多元的专门性学科。甲骨文发现初期,甲骨文被称作“契文”,甲骨文的研究被称作“契学”。1930年代以来,随着学者对甲骨卜辞的更深入的认识,以及对卜辞背后的一些内在规律的认知,甲骨学与甲骨文这两个概念逐渐分开。1931年,周予同首次提出“甲骨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王宇信强调,甲骨文是上古时期遗留下来的珍贵的文物和史料,但其对考古学、历史学的研究价值在于文字释读学之外的甲骨学,并随着甲骨学的发展,愈益为学者所认识。甲骨学则是对甲骨文自身固有的规律的一个系统的、科学的探究,并以此为基础来窥视上古的历史、社会、习俗。不能把甲骨文与甲骨学混为一谈。

    甲骨文书学发展简说/甲骨学 编辑

    郑州商城还出有商代前期两片有字卜骨;在山西洪赵县坊堆村、陕西长安张家坡、岐山县凤雏村、扶风县齐家村和强家村、河北邢台南小汪村、北京昌平县白浮村等地,又有数量不一的西周有字甲骨出土,计300余片,总字数约千余个。无疑是甲骨文字系统上下限时代的扩大和内涵的充实。这大批难能可贵的地下出土新材料,对中国上古史,特别是商代文化及古文字学研究,均具有极重要意义,同样,对现代书法艺术的推陈出新,对书学演进史的慎终追远,考竟源流,也有其不可低估的价值。

    甲骨文学故事/甲骨学 编辑

    甲骨文的发现还有一个故事:在清朝光绪年间,有个叫王懿荣的人,是当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主管官员。有一次他看见一味中药叫龙骨,觉得奇怪,就翻看药渣,没想到上面居然有一种看似文字的图案。于是他把所有的龙骨都买了下来,发现每片龙骨上都有相似的图案。他确信这是一种文字,而且比较完善,应该是殷商时期的。后来,人们找到了龙骨出土的地方——河南安阳小屯村,那里又出土了一大批龙骨。因为这些龙骨主要是龟类兽类的甲骨,是以人将它们命名为“甲骨文”,研究它的学科就叫做“甲骨学”

    推陈出新的甲骨文书法/甲骨学 编辑

    甲骨文书法,产生于甲骨文发现后的第二十二个年头,也即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刘鹗抱残守缺斋石印本《铁云藏龟》(1903)问世后的第十七年,始为之者当推罗振玉氏。盖缘出文人墨客之雅趣闲兴,大抵是集已识甲骨文字,瀚笔濡毫而书诗文联句,抒其心境逸情,或自赏自娱,或转辗宾朋同好,衬之裱之,古意盎然,又每集成多联,以备随时录用。1921年2月,上虞罗氏贻安堂石印版《集殷虚文字楹帖》,就是第一部这类性质的集甲骨文字为对联而属意书法的专书,罗氏在该书自记云:“昨以小憩尘劳,取殷契文字可识者集为偶语,先后三日夕,遂得百联,存之巾笥,用佐临池”。正可见他当初流连于甲骨文书法的那番雅致。

    甲骨文基本属性/甲骨学 编辑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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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字体的数量和结构方式来看,甲骨文已经是发展到了有较严密系统的文字了。汉字的“六书”原则,在甲骨文中都有所体现。但是原始

    图画文字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其主要特点:  (1)在字的构造方面,有些象形字只注重突出实物的特征,而笔画多少、正反向背却不统一。  (2)甲骨文的一些会意字,只要求偏旁会合起来含义明确,而不要求固定。因此甲骨文中的异体字非常多,有的一个字可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写法。  (3)甲骨文的形体,往往是以所表示实物的繁简决定大小,有的一个字可以占上几个字的位置,也可有长、有短。  (4)因为字是用刀刻在较硬的兽骨上,所以笔画较细,方笔居多。  由于甲骨文是用刀刻成的,而刀有锐有钝,骨质有细有粗,有硬有软,所以刻出的笔画粗细不一,甚至有的纤细如发,笔画的连接处又有剥落,浑厚粗重。结构上,长短大小均无一定,或是疏疏落落,参差错综;或是密密层层十分严整庄重,故能显出古朴多姿的无限情趣。  甲骨文,结体上虽然大小不一,错综变化,但已具有对称、稳定的格局。所以有人认为,中国的书法,严格讲是由甲骨文开始,因为甲骨文已备书法的三个要素,即用笔、结字、章法。

    发展

    殷王武丁占卜用的龟腹甲 殷王武丁占卜用的龟腹甲

    甲骨文因镌刻于龟甲与兽骨上而得名,为殷商流传之书迹;内容为记载盘庚迁殷至纣王间二百七十年之卜辞,为最早之书迹。殷商有三大特色,

    殷王武丁占卜用的龟腹甲

    即信史、饮酒及敬鬼神;也因为如此,这些决定渔捞、征伐、农业诸多事情的龟甲,才能在后世重见天日,成为研究中国文字重要的资料。  商代已有精良笔墨,书体因经契刻,风格瘦劲锋利,具有刀锋的趣味。受到文风盛衰之影响,其大至可分为五期,底下分别介绍。  一、雄伟期:  自盘庚至武丁,约一百年,受到武丁之盛世影响,书法风格宏放雄伟,为甲骨书法之极致。大体而言,起笔多圆,收笔多尖,且曲直相错,富有变化,不论肥瘦,皆极雄劲。  二、谨饬期:  自祖庚至祖甲,约四十年。两人皆可算是守成的贤君,这一时期的书法仅饬,大抵承袭前期之风,恪守成规,新创极少,但已不如前期雄劲豪放之气。  三、颓靡期:  自廪辛至康丁,约十四年。此期可说是殷代文风凋敝之秋,虽然还有不少工整的书体,但篇段的错落参差,已不那么守规律,而有些幼稚、错乱,再加上错字数见不鲜。  四、劲峭期:  自武乙至文武丁,约十七年。文武丁锐意复古,力图恢复武丁时代之雄伟,书法风格转为劲峭有力,呈现中兴之气象。在较纤细的的笔画中,带有十分刚劲的风格。  五、严整期:  自帝乙至帝辛,约八十九年。书法风格趋于严谨,与第二期略近;篇幅加长,谨严过之,无颓废之病,亦乏雄劲之姿。  甲骨上细瘦的笔迹,也受到刀刻的影响。占卜时常用“是”或“否”刻于龟甲中央纵线两侧,自此中线向左右书写,故两旁对称和谐,具有行款对称之美。且契刻后,大小字分别填上墨朱,或正反面分填朱墨,更深具艺术之意味,堪称书史奇迹。

    内容

    甲骨文的内容大部分是殷商王室占卜的纪录。商朝的人皆迷信鬼神,大事小事都要卜问,有些占卜的内容是天气晴雨,有些是农作收成,也有问病痛、求子的,而打猎、作战、祭祀等大事,更是需要卜问了!所以甲骨文的内容可以隐略了解商朝人的生活情形,也可以得知商朝历史发展的状况。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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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骨文引导炎黄子孙走上使图形记号表示意义而不约束其读音的文字发展历程。这既造就了绵绵数千年统一的文化意识,也导致汉民族语言扩张乏力。语言对象的丰富和对语言对象的认识深化,迫使象形规则产生更多字和升华象形规则(会意),迫使编撰字书词典成为标示字词含意、约束字词歧义的方法,迫使炎黄学校成为学习字读音的场所(对照的是,基于字母原则文字史真实可以正本清源文化与传统。记载了商王室的历史活动的甲骨是商时期学校用具。)甲骨文字打开了观察 3000 年前黄河流域人们生活的窗户。

    甲骨文学历程/甲骨学 编辑

    《甲骨文书法》窦中亮 《甲骨文书法》窦中亮

    在罗氏该书所出之前,甲骨文发现不算太多,释出的字更少,即以罗氏本人《殷虚书契考释》而言,初版本印行于1915年,才得485字,增订本印行于1927年,也不过571字。罗氏又有《殷虚书契待问编》,刊于 1916年,收未识字 1003个。当时罗氏所见甲骨文字汇只有1500字左右。至1920年,天津工襄出的一部《簠室殷契类纂》,收已识未识甲骨文字也才2867个。因此,罗氏之为属于草创期的甲骨文书法,自不可避免受到种种限制,其集甲骨文字也多有不确之处,然其书基本一遵甲骨文本形,不随意造作,文人笔墨之功底和学养匠心之独运,可谓新瓶陈绍,醇味透溢,实开甲骨文书法之先导。罗氏《集殷虚文字楹帖》一册,集有四言联语11对,五言61对,六言4对,七言5对,八言18对,共得99对。是时以甲骨文入书法者,莫不以罗氏为楷法。

    稍晚于罗氏为甲骨文书法者,有吴中文人章钰。据王季烈《集贞卜文叙》云:“我友雪公(按即罗振玉雪堂)用有商贞卜旧文,集为百联,?#93;之(按即章钰)同年复益以百五十联,合为一册。”该叙作于辛酉(1921年)六月,刊于1927年东方学会石印本《集殷虚文字楹帖汇编》(以下简称《汇编》)。是知章钰等人与罗氏“官喜同朝,游成莫逆,文洒燕乐”,为甲骨文书法乃受薰陶于罗氏,亦在1921年上半年,仅晚数月而已。《汇编》所见章钰“复益”的甲骨文对联,有四言26对,五言53对,六言8对,七言22对,八言22对,九言2对,十言1对,共134对,与王季烈说的“百五十联”不符,恐系发表有所删选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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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罗、章两氏之后,又有数家。《汇编》罗氏有新序云:“辛酉(1921)年仲春,集殷虚文字为偶语百联,以为临池之助。已而,老友吴中章式之外部钰、高远香文学德馨、王君九学部季烈,先后继作。予嗣是又有续集。于是四家合得四百余联,汇成一集。”高、王两氏亦为苏州人,皆仕于宦海。高德馨所集,有四言12对,五言34对,六言5对,七言20对,八言14对,共85对。王季烈所集,有四言6对,五言4对,六言4对,七言6对,八言4对,共24对。罗振玉自云的“续集”,实是在早先《集殷虚文字楹帖》99对基础上的增删和补订,如原四言11对,“续集”只收8对,删去了“左右文史,出入公卿”,“大智若鲁,至人无为”、“以燕以乐,在猷有为”3对,而原“岁以丰乐”一句,则改为“岁以康乐”,合新增得五言53对,六言5对,七言67对,八言44对,共177对。1925年罗氏将己集和章、高、王三氏所集汇为一编,总计420对,新自“缮写,付之手民”,也即上述《汇编》范本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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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编》之出,对甲骨文书法的推而广之,甚有影响,许多民间书家,无缘直接从甲骨文摩挲领会其神韵古风,常取此书作楷式,得以靠近这块富态的书法领地,其余绪历久不衰。日本书家欧阳可亮曾对《汇编》重加编辑整理,1961年由日本春秋学院出版发行。日本内山知也新近还对罗氏《汇编》作出译注,编为《甲骨文墨场必携》一书,1986年10月由东京木耳社出版行世。不久前,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亦对罗氏《汇编》作了整理,1985年 3月由该校出版社影印出版,书前增罗氏原件手迹影件9对,书后附罗氏后裔继祖跋文及姚孝遂校记,对当今甲骨文书法艺术的欣赏和普及,应有俾补,唯书名归用初先《集殷虚文字楹帖》,删“汇编”两字,有失视闻,恐更违罗氏当初不没同好之量度。罗、章、高、王四家,均是集甲骨文为对联,嗣后继之者,又出现集为诗的书法艺术形式。如浙江杭州名儒、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鹤庐丁辅之,1928年出有石印本《商卜文集联·商卜文集诗》,内收四言至十二言集联222对,集七绝诗30首,可谓别开生面。丁氏又有《观水游山集》墨缘堂石印本,刊于1937年,我们频年寻访,始终未见,但仍看到一批丁氏甲骨文书法遗作的印件,如1981年《书法》第6期著录丁氏书扇叶“游华山诗”五绝五首;1983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的《名胜书艺》卷二,有丁氏《观水游山集·华山纪游诗》甲骨文手迹印件;1987年11月20日《西泠艺报》第30期登有其甲骨文诗轴二帧,一为题画梅诗五律二首,一为七绝一首,又有集联一对,前诗又刊入《当代名人书林》;1990-1991年《西泠艺报》第59、61、62、66期连登丁氏遗作《甲骨文纪游诗卷》(一)-(四),为绍兴姚山纪游五言诗22韵、游处州诗七绝4首、游天台山诗五绝6首和七绝2首、雁山纪游诗五绝6首;1989年北京大地出版社出《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收有丁氏《题黄山天都峰望云海小影》七律1首书影。丁氏甲骨文书法,格调高古,笔划劲挺,字形好为变体,书轴气浓厚,自辟书道之一途。

    比丁氏稍晚,还有数家。广东番禺琴斋简经纶有《甲骨集古诗联上编》,1937年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石印本,收诗37首,联句138对。是书颇有影响,叶恭绰、容庚、商承祚曾先后代序。商序云:“吾师上虞罗先生始集为联语,继之者章式之、王君九、高远香、戴迥云诸家,其集为诗者,则有叶葓渔之流。予于研究文字之暇,间尝集为楹联,书贻同好,愧弗工也。吾友简君琴斋,夙通欧西文字,归国后理董国故,比岁攻治甲骨文字,于形声义三者,时时观其会通,今夏(1936年)避暑莫干山,曾未帀月,集诗三十余首,联语百又四十余。”可见当时颇有一批文人学士,受启于甲骨文集联,又进而集诗,书法上追商殷旧迹,蔚然成风,使书法艺术开一新天地。戴迥云作品未见公开发表。又知商氏亦有为之赠同好者。镇江叶玉森葓渔的甲骨文集诗书轴,上海书画出版社《中国书法》、四川美术出版社《民国时期书法》、《当代名人书林》等书均有著录。唯简氏集诗,是继丁氏后收获较多的一位。叶恭绰氏序赞“独琴斋书法浸渍于古者日以深,其点画神态,间不期然而上追三代之遗,其既也,将融会贯通,别启涂辙,不复为往者之檠梏所限,于书法寝有推陈出新之望。”今案简氏的甲骨文书法作品,主要是以古诗句配联组诗,与丁氏书己作诗不同,自有一番意趣,他的“别启涂辙”,余以为恐怕更切合其以甲骨文治印,所钤印谱《琴斋印留》、《琴斋书画印合集》等中精品甚多,与同时代之南京杨仲子,其为最早以甲骨文奏刀入印者,后者有《漂泊西南印集》、《哀哀集》、《怀沙集》、《杨仲子金石遗稿》等。琴斋的《甲骨集古诗联上编》,书出两月,即有再版。1969年严一萍将是书与雪堂《汇编》及鹤庐《商卜文集联集诗》三种合成《集契汇编》,由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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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丁、简略约一时代者,还有汪同尘、陈邦福、王襄、董作宾等,均有甲骨文书法作品问世。1937年商务印书馆《现代书画集》,有汪氏“甲骨文琴条”集诗一首。王襄作品于4月3日《天津日报》曾有披露。特别是南阳董彦堂作宾,为甲骨学一代大家,作品格式丰富多彩,1967年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的《董作宾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集》及1978年出的严一萍《甲骨学》下册,印有不少董氏所书辞雅意隽的甲骨文集联集诗,他还喜好直接摹录卜辞原片为书轴。1950年他又与汪怡合作稿成《集契集》,集联182对,集诗91首,集词77首,北曲小令6首。此书于1978年由台北艺文印书馆稍作增选后正式公开发行。在此之前,1976年日本春秋书院已出有由欧阳可亮据原稿重新写过的《集契集》。

    近四十多年来,随着甲骨学这门国际性显学的宏扬光大,海内外从事甲骨文书法的书家辈出,偶而为之者更难尽数。举作品成专集专册出版者,如日本春秋学院甲骨学术研究室于1961年出有欧阳可亮《尧山甲骨美术第一集五十幅》。1985年欧阳可亮又辑有《甲骨文书道作品集》。1984年日本东京日贸出版社出有城南山人楠木美树《甲骨文字书道のすすめ》。美国魏乐唐1987年出有《魏乐唐书甲骨文集联》。台湾安国钧氏,有《甲骨文字集联诗格言》,书者自序其“来台三十年,公余,但以读书写字自娱,间亦习甲骨文字集古今佳句,或自试作,历时既久,得联一百零四副,诗六十一首,格言五十一则,回文五句,随兴书之,竟尔成帙。”该集已于l978年由台北维新书局出版。至1983年,安氏又先后推出《甲骨文字集联诗格言续编》及《甲骨文字书例》。台湾石叔明和林翰年,早在七十年代出有《甲骨文与诗》和《商卜文分韵》两集子。后台湾汉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又出版了石氏一本《甲骨集词》。1992年台湾董玉京出有《甲骨文草书集》。1991年香港文德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有黄孕褚《甲骨文与书法艺术》。

    在国内,四川成都何崝写有《甲骨文字歌》,凡千余言,后附字例及借用字表,其书体具契刻韵味,利用文字借代以克服甲骨字汇量不足,可见其用心良诣。艺林衷注锐意开拓,缩手蹙足,难臻新境界,此乃书者之苦绩也。1986年巴蜀书社以《甲骨文字帖》为名将是集出版,正充实了国内于斯领地数十年来的贫乏局面。同年中州古籍出版社亦出版了安阳刘兴隆书成的《甲骨文集句简释》,收成语短言143则,唐诗选句8则,集联25对,甲骨文治印43方,书作甚有刀笔尖锋,力量外露,文辞则甚粗憨,入俗流一路。1989年北京日报出版社又出版了刘氏《甲骨文集联书法篆刻专集》,内集联五言至八言凡201对,集句334则,刻印92枚。另外,长春东北师范大学1987年也出有孙常叙书写的《龟甲兽骨文字集联》。1991年安阳段长山、魏峰合编《甲骨文书法艺术大观》,由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适应甲骨文书法的推广普及和观赏水平的提高,历年来有不少专门性质的书法字书,别立于各类古文字字书之外而向世,得以自成一格。如马德璋编有《古籀文汇编》,1934年由上海中国书店石印出版。商务印书馆于同年也石印出版了徐文镜的《古籀汇编》。大抵均为萃集甲骨文、金文,古里古陶古币古兵器文字等,纂成一编。后书1988年武汉古籍书店有影印本。1988年北京博文书店出有赵侣编《七体书法字典》,收首文7030个,包括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草书、行书、楷书等字形3万余字。1991年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徐无闻主编《甲金篆隶大辞典》,收字头6930个,各类形体40527字。1990年上海书店推出的濮茅左、徐谷甫编纂的《商甲骨文选》,精选其字清晰、书法上乘者约千余字,重文6千余,进行放大,并据甲骨分期编排,附笔画索引表。这种利用当代印刷技术,再创就甲骨文书法揣摩范体,返本索真,殊属难得,可谓心裁机敏,堪为书林后法。

    八十年代后期,日本书道界亦先后推出一批甲骨文书法的工具性字书,较著者当数东京木耳出版的小林万寿所编三书:一为《甲骨文字字典》,共336页,附解说及索引;二为《甲骨文字精华》,有照相图版200页,附解说34页,印制精良,利于临摹;三为《五体篆书字典》,凡840页,收甲骨、金文、古里文、小篆、印篆,字汇达7万余字。

    汉字书法,有其特殊的时空背景,时者乃各代前人出于自然或有意创育出的形形色色书法艺术类型,空者乃是书艺高境界的继承和开发天地。甲骨文出土,令书法界有幸再睹三千年前旧迹,把握时空新机遇。可以说,以甲骨文集联集诗集句,乃及以甲骨文书法施诸印章的方寸之间,刻求章法、刀法的千端造化,使书法治印艺术上追上古遗风,正是瞄准着这种时空新机遇,勾绘近现代书艺领地一大推陈出新的特色,许多书家学入为此已做出了出色的努力,取得了可观的收获。随着时代的推移,甲骨文书法定会出现更多更完美的形式和内容,必将更好地推动和促进现代书法艺术的发展。

    甲骨文在书学史上的地位/甲骨学 编辑

    甲骨文书法进入现代书艺行列,才不过短短几十年历程,但由于甲骨文遗物的出土,却已使追溯中国书法艺术史之源,大大提早到三千多年以前的商代。

    确立甲骨文在早期书学史上的地位,学术界存在着可与否两种截然相左的意见。持否定说者,可举黄简和王宇信两人的意见颇具代表性。黄简在《中国古代书法史的分期和体系》一文(收入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书学论集》),认为甲骨文属于应用工具的文字,不具备作为书法艺术文字的独立性和追求书法美的自觉性,也不具备已成熟的书法标准,“中国古代书法史的上限,从严格的狭义上说,当在汉末桓、灵之际;从广义上说,可推溯至春秋末期。早于这个时期不存在书法,或无所谓书法”。王宇信在《甲骨学通论》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445页),认为书法“不是为了实用,主要是做为艺术品欣赏,所谓‘法’,即法则、规范、效法。不能说,商代只有商王和少数几个卜人能见到的卜辞就是书法创作。也不能说商代卜人教弟子捉刀代笔刻写甲骨文就是有意识地把文字书写作为一种艺术实践。”他认为甲骨文金文虽以古朴、劲遒具有永恒的艺术勉力,堪称“书法”之祖,但毕竟与有意识的艺术创作之书法不同,若从广义方面理解书法,秦始皇靠行政命令统一文字,刻石纪功,命李斯写《仓颉篇》、赵高写《爰历篇》、胡毋敬写《博学篇》、以作全国范本,推行小篆,才是中国书法之始。

    1937年郭沫若在《殷契萃编》序中即说:“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神往。文字作风且因人因世而异,大抵武丁之世,字多雄浑,帝乙之世,文咸秀丽。细考于方寸之片,刻文数十,壮者其一字之大,径可运寸。而行之疏密,字之结构,回环照应,井井有条。固亦间有草率急就者,多见于廪辛康丁之世,然虽潦倒而多姿,且亦自成一格。凡此均非精于其技者绝不能为。技欲其精,则练之须熟,今世用笔墨者犹然,何况用刀骨耶?“他还举出一片习字骨,指出上有一行字精美整齐,其余数行仿照者歪剩几不能成字,但中间间有二三字甚精,与整齐一行风格一致,认为“盖精美整齐者乃善书善刻者之范本,而歪刺不能成字者乃学书学刻者之摹仿也。刻鹄不成,为之师范者从旁捉刀助之,故间有二三字合乎规矩。师弟二人蔼然相对之态,恍如目前,此实为饶有趣味之发现。且有此为证,足知存世契文,实一代法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这已明白无误肯定了甲骨文在早期书学史上的固有地位。

    事实上,海内外书学界大都均已把书法之源归诸甲骨文。如董作宾《殷人之书与契》(1938年商务印书馆《中国艺术论丛》)、丁文隽《书法精论》(1983年北京中国书店据1939年版影印本)、日本神田喜一郎《中国书道史》(1954年东京平凡社《书道全集第一卷·中国·殷周秦》)、吕佛庭《中国书画源流》(1956年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懿恭《漫谈甲骨文字的书法》(1957年《文物参考资料》第1期)、邓散木《中国书法的来龙去脉》(1957年《新观察》第11-13期)、殷伯衡和郑涌先《漫谈书法艺术》(1961年《中国青年》第18期)、日本三原研田《甲骨文字的书风》(1967-1968年《滋贺大学教育学部纪要》第17、18号,1969年《泊国》第8号)、李棪《从甲骨文看汉字结构和书法变化特征》(1967年美国密执根州安伯市第28届国际东方学会议论文)、美国蒋彝《中国书法》(1971年哈佛大学出版;又中译本,1986年上海书画出版社)、祝嘉《书学简史》(1975年香港中华书局)、凌云超《中国书法三千年》(1977年香港天风出版社)、日本伏见冲敬《中国书道史概述》(1977年东京角川书店《书道字典》附录)、冯亦吾《书法探求》(1983年北京出版社)、祝敏申主编《大学书法》(198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殷荪《中国书法史话——夏商周书法》(1986年《书与画》第3期)、海萌辉《甲骨文书法小史》(1989年12月 22日《中国文物报》)、朱歧祥《殷墟甲骨文字的艺术》(收入《甲骨学论丛》,1992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等等,大体均从各各的书学视角,肯定甲骨文为早期阶段的书法作品。

    1983年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钟明善著《中国书法简史》,直截了当指出:“严格地讲,只有到了甲骨文,才称得上书法。因为甲骨文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三个基本要素:用笔、结字、章法。”1984的中华书局出版的萧燕翼著《书法史话》、还进而分析说,甲骨文书法有前后期的不同风格,前期“纯系自然状态,全篇章法大小错落,随便不拘”,后期“渐渐地趋向分段方正,排行匀齐,每个字也大小均等,端正严整。这表明后期甲骨文已经开始注意字的修饰和美化了;这时书法艺术虽然还处于萌芽时期,但已可说是颇为精美的书法作品了。”另外,美国张光直《史前和商代的陶文——中国文字和早期书法史的一个侧面》(1977年耶鲁大学中国书法史讨论会论文),还认为上古陶文在早期书法史上有其地位。许之微《略论书法艺术》一文(1982年《江海学刊》第5期),也认为陶刻符号和后来的甲骨文、钟鼎文,可视为书法艺术的低级阶段或原始阶段,因为它们不只是作为书法艺术材料的汉字的前身,还反映了人类对于自然的审美关系。

    甲骨文书类型/甲骨学 编辑

    甲骨文书作大致可分瘦削硬挺的细笔道和雄健浑重的粗笔道两大类型。如孙杰在《从甲骨文的书契谈及字体特色》(1983年《书法研究》第3期)一文有云,甲骨文笔画瘦硬挺直,平行规正,结构对称平衡,形态端严方正而不苟且,这些特点的总和,构成了甲骨文的端严、庄重、肃穆的风格。不过,若细而折之,甲骨文书风实代有推移的。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下册,1935年)将甲骨文断分为五期,论其书体书风说,一期大字气势磅礴,小字秀丽端庄,二期工整凝重,温润静穆,三期颓靡草率,四期粗犷峭峻,欹侧多姿,五期规整严肃,其作大字者峻伟豪放,作小字者隽秀莹丽。杨鲁安《甲骨文书体浅说》(1981年《书法》第6期),亦略同董说。上引冼剑民一文认为,一期有开创性之雄风,功深老到,气魄伟浑,二期书风柔弱丽质,但在结构工整、用刀规范方面却有艺术上的新开拓,三期风格脱却华饰,又尝试着草写急就的探索,四期是甲骨文众多书体及风格的溶合时期,五期用笔端庄匀称,文字书写定型化,其笔法上的一大突破则在于笔画的丰满圆润,堪称甲骨文书法全面趋向成熟时期。王慎行《卜辞书法的结体与布局初探》(1992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古文字与殷周文明》),除分期缕析了甲骨文书法的代变特征,还纵论了其结体与章法的特点。所谓结体,在书学上是指单个字形按照分当布白的疏密、宽紧、开合聚散等间架结构原则织造成的字体造型美;所谓章法,在书学上是指通篇布局设计、安排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艺术处理方法。他认为甲骨文书法的结体,具有稳与险、疏与密、蹙与展三大对立统一的“破体”之妙,在章法上则擅运用错落有致、纵中有敛、虚实相间的布局,别育成种种节奏感和建筑美的艺术魅力。行家里手烛精剖微的众多赏析和述评,诚难尽举,好此者若能返归甲骨文原片原拓原照细细揣摩,介身于斯学领地,自不难会有所体味鉴察。

    甲骨文书风及技巧/甲骨学 编辑

    甲骨文书法以其高起点和代有变宜的书风及技巧,表明中国早期书法自生成阶段始,即因领受意匠深沉的悠久历史文化积淀,而显出早熟性的特色,并一举具备了刀笔、结体、章法三大对后世书法流向始终相左右的要质,其书艺的本身即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后世。1927年胡光炜在《说文古文考》一书(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油印本),就曾认为,甲骨文之后,派别约分四途,一为殷派,下笔如楔而方折,为殷遗裔世守先代方劲之书风;二为周派,其书温厚而圆转,其结体或取从势,或取冲势,然使笔多不甚长;三为齐派,四为楚派,两者同出于殷,用笔皆纤劲而多长其结体,多取从势,所异者,齐书宽博,其季也,笔尚平直而流为庄严;楚书流丽,其季也,笔多冤曲而流为奇诡;两者盖又各有其前后期矣。前引丁文隽《书法精论》,亦以为:“商代书法见之殷契者为最多,商治尚质,故殷契书法质在简古。齐近于殷代故地,质直之风未泯,故齐书多存殷契遗意,笔画瘦直,结构严整,如《陈曼簠》、《陈纯釜》之类是也。”1982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侯景昶著《书学论集》也说:“甲骨文直笔方折的质朴书风,影响深远,春秋战国时期的齐《陈曼簠》和当时的一些货币文,均受其直接影响。”总之,甲骨文遗物不仅是中国书法的“鼻祖”和源头,其高起点、合规度、具变宜的书学素质,也是先声正源而导流后世书法能陶冶翫衡于较浓意趣境界和老有融古推新的原动因所在。

    大凡说来,甲骨文书法格调高古,今之复作者欲以笔墨再得其刀笔神韵,还真需有相当的书法功底。杨英侯《篆书琐谈》(1983年《书法研究》第2期)即说:“契刻甲骨文字的人,无疑是当时的书家,而且有高度的篆刻技巧。它的笔法有方有圆,笔画尖锐锋利,结构秀劲简古,从书法的整体来看总觉得它精神爽朗,古趣生新。用笔务求坚劲瘦硬,以紫毫、狼毫临之,可得其精神,不宜笔毫太软。”倘若要再创造出形式和内容均臻完美的今式甲骨文书法作品,仅有临写技巧或书法功底是远远不够的,学养的自我升华和掌握一定的古文字学特别是甲骨学知识,乃尤为要紧。后者好在当今已有百多种甲骨文著录书存世,有条件者如能揣摩一部《甲骨文合集》,几乎可省去寻阅百集之劳;此外,还可充分利用斯学的一些工具书,如日本岛邦男的《殷墟卜辞综类》、姚孝遂主编的《殷墟甲骨刻辞类纂》、孙海波的《甲骨文编》、高明的《古文字类编》、徐中舒主编的《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及《甲骨文字典》等。

    近世为甲骨文书法者,已有许多成功的经验,这方面的集子也出了不少,我们在前文已经列举了一批,有此雅好者从中当能获得种种启迪。但也必须指出,书学界颇有相当一批甲骨文书法作品,困于原有甲骨文的缺少和释字的不确,致弊病亦俯拾即是。陈炜湛《请正确书写古文字》(1988年《书法》第5期),曾力陈彼界三大弊端,一是不循甲骨文书体规范,任意书写,错别字迭出,二是沿袭过去的误释,不能吸收新的确释,以讹传讹,落后于甲骨学的新进展,三是滥用通假,任意拼凑杜撰字形。陈绍新瓶,集甲骨文字书诗文联句兼附今读文辞于一幅,不失为新的书艺及功能兼备的书法形式,但既寓意于甲骨文的陈绍,则作品的用字当然应尽量限于甲骨文的字汇范围,然命意遣辞毕竟不能总受字少不敷用的窘迫而无所施展,必要时当然可适当运用文字学上同音通假的原则,以同音字或同声旁字相借代,也可合乎情理地“造”些字,即依据小篆、玺印文、金文、陶文等稍晚后文字的结构,用甲骨文的偏旁析形再组合,用甲骨文的刀笔技巧相书写。但这类借代和造字,决不能滥而无法,应尽量少用,否则难免出现混乱,贻误世俗。若不同时期甲骨文的结体和书风,能维妙维肖、唯神唯情系之于墨卷,则可谓更臻入上乘真境界了。

    甲骨文的发现/甲骨学 编辑

    安阳出土的甲骨文 安阳出土的甲骨文

    古代甲骨上的刻划痕迹被确认为是商代文字,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考古的第三大发现(敦煌石窟、周口店猿人遗迹)之一。可是它的发现过程,却是十分偶然而又富于戏剧色彩的。清末光绪25年(公元1899年)秋,在北京清朝廷任国子监祭酒(相当于中央教育机构的最高长官)的王懿荣(1845—1900)得了疟疾,派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的达仁堂中药店买回一剂中药,王懿荣无意中看到其中的一味叫龙骨的药品上面刻划着一些符号。龙骨是古代脊椎动物的骨骼,在这种几十万年前的骨头上怎会有刻划的符号呢?这不禁引起他的好奇。对古代金石文字素有研究的王懿荣便仔细端详起来,觉得这不是一般的刻痕,很像古代文字,但其形状又非籀(大篆)非篆(小篆)。为了找到更多的龙骨作深入研究,他派人赶到达仁堂,以每片二两银子的高价,把药店所有刻有符号的龙骨全部买下,后来又通过古董商范维卿等人进行搜购,累计共收集了1500多片。  他对这批龙骨进行仔细研究分析后认为,它们并非什么“龙”骨,而是几千年前的龟甲和兽骨。他从甲骨上的刻划痕迹逐渐辨识出“雨”、“日”、“月”、 “山”、“水”等字,后又找出商代几位国王的名字。由此肯定这是刻划在兽骨上的古代文字,从此这些刻有古代文字的甲骨在社会各界引起了轰动,文人学士和古董商人竞相搜求。  曾有人对王懿荣从中药中发现带字龙骨之说提出质疑,认为王懿荣在他的有关著述中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并认为王懿荣吃的龙骨在药店已加工成细粒,看不出刻痕文字来的。而且当时菜市口一带并没有达仁堂药店。对此,后来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周绍良说,当时龙骨在中药店都是成块、成片出售的,直到三十年代他到中药店买龙骨还是这样。至于达仁堂药店当时确实不在菜市口,但菜市口有家著名的西鹤年堂中药店,当时的人很迷信西鹤年堂,买中药都要去西鹤年堂药店,这也有可能是当时传误造成的结果。  在甲骨文还未确认以前,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的农民在耕作时就不断在农田里挖刨出古代甲骨。据说把甲骨当做药材到中药铺去卖的第一个人是一位叫李成的剃头匠。一次他害上一身脓疮,没钱去求医购药,就把这些甲骨碾成粉敷到脓疮上,想不到流出的脓水被骨粉给吸干了,而且发现骨粉还有止血的功效。从此他就把它们收集起来,说成是龙骨,卖到了中药铺。  经过许多学者专家考证研究,所谓龙骨其实是商代占卜用的工具。人们在占卜之前,先把龟甲和牛肩胛骨锯削整齐,然后在甲骨的背面钻出圆形的深窝和浅槽,占卜时,先把要问的事情向鬼神祷告述说清楚,接着用燃烧着的木枝,对深窝或槽侧烧灼,烧灼到一定程度,在甲骨的相应部位便显示出裂纹来。于是,占卜者根据裂纹的长短、粗细、曲直、隐显,来判断事情的吉凶、成败。占卜后,便用刀子把占卜的内容和结果刻在卜兆的近处,这就是卜辞。刻有卜辞的甲骨被当做档案资料妥善收藏在窖穴中,遂得流传于后世。甲骨文发现的故事,后来被人们称为“一片甲骨惊世界”的奇迹,在中国和世界考古史上写下了带有传奇性的篇章。

    相关研究/甲骨学 编辑

    首先对甲骨文作出确认的王懿荣还没来得及作深入研究并著书立说,八国联军便逼近北京城,他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  1900年7月,侵略军兵临城下,慈禧太后带领皇室人员仓皇出逃,王懿荣彻底失望了。他对家人说:“吾义不可苟生!”随即写了一首绝命词毅然服毒坠井而死,年方56岁。  后来人们称这位最先发现甲骨文的人荣誉为“甲骨文之父”,在甲骨文发现90周年的1989年秋,在他的家乡山东烟台市福山区建成王懿荣纪念馆,以纪念他的功绩。  王懿荣殉难后,他所收藏的甲骨,大部分转归好友刘鹗(即《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刘鹗又进一步收集,所藏甲骨增至5000多片,于1903年拓印《铁云藏龟》一书,将甲骨文资料第一次公开出版。不久,学者孙诒让根据《铁云藏龟》的资料,又写出了甲骨文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契文举例》。  甲骨文被发现之后,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古董商人为了垄断财源,对于甲骨的来源秘而不宣,以后又谎称出自河南汤阴、卫辉等地。直到1908年,学者罗振玉才首先访知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的小屯村一带,于是他派遣自己的亲属去安阳求购,又亲自前往安阳进行实地考察。先后共搜集到近二万片甲骨,于1913年精选出2000多片编成《殷墟书契》(前编)出版,随后又编印了《殷墟书契菁华》(续编),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继罗振玉之后,许多著名的学者,如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唐兰、陈梦家、容庚、于省吾、胡厚宣等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释和研究,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甲骨学。董作宾、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并称为“甲骨四堂”,被誉为甲骨学研究的一代宗师。  甲骨文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文献纪录,如今甲骨学已成为一门蔚为壮观的世界性学科,从事研究的中外学者有500多人,发表的专著、论文达3000多种。它对历史学、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一篇《殷本纪》,详细记载了商王朝的世系和历史。过去史学界许多人对这些记载将信将疑,因为没有当时的文字记载和留存的实物资料可作印证。  本世纪初,罗振玉在他搜集的甲骨中,发现了刻有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证实了这些甲骨的出土地小屯就是《史记》中所说的“洹水南,殷墟上”的殷墟所在地。  此后,学者王国维对甲骨卜辞中所见的商代诸先王、先公,对照《史记》记载作了详细的考证,证实了《史记》中《殷本纪》的可信性。殷墟是商朝第10代王盘庚于公元前1318年,把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附近)迁到殷(小屯村一带),从此历经至8代12王,在此建都达273年之久。这些研究成果,把中国有考据可信的历史提早了一千年。  从一片殷商甲骨上文字的发现和认定,由此发展到肯定了一个距今3000多年、长达600多年的朝代,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发现!这样就把本世纪20年代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可信历史始于西周的“疑古”思潮,予以彻底的否定。  殷墟甲骨的大量出土反映了商代占卜风之盛。王室贵族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门,等等,无不求神问卜,以得知吉凶祸福决定行止。于是,占卜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朝廷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卜官。有刻辞的甲骨,都作为国家档案保存起来,堆存在窖穴之中。因此甲骨上的卜辞成为研究商代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反映了从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1899年甲骨文首次发现到现在,据学者胡厚宣统计,共计出土甲骨154600多片,其中大陆收藏97600多片,台湾省收藏有30200多片,香港藏有89片,总计我国共收藏127900多片,此外,日本、加拿大、英、美等国家共收藏了26700多片。到目前为止这些甲骨上刻有的单字约 4500个,迄今已释读出的字约有2000个左右。  中国的文字萌芽较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就发现了各种刻划符号,成为中国文字的雏形,经过二三千年的孕育、发展,到了商代,我国的文字达到基本成熟阶段。甲骨文具有一定体系并有比较严密的规律,刻划精湛,内容丰富,对中国古文字研究有重要作用。过去,古文字研究的主要的依据是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甲骨文比《说文解字》要早1500年,而且它是来源于直接发掘出来的出土文物,可信程度更高,对研究汉字的起源和发展,纠正《说文解字》的疏失,解决青铜器铭文中悬而未决的问题,都有极大价值。  从甲骨上的文字看,它们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三要素。其用笔线条严整瘦劲,曲直粗细均备,笔画多方折,对后世篆刻的用笔用刀产生了影响。从结字上看,文字有变化,虽大小不一,但比较均衡对称,显示了稳定的格局。从章法上看,虽受骨片大小和形状的影响,仍表现了镌刻的技巧和书写的艺术特色。 “甲骨书法”现今已在一些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中流行,就证明了它的魅力。  由于弄清了甲骨出土的地点,从1928年秋到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人先后主持下,在小屯村一带进行了长达10年的15次考古发掘,不仅先后发现了总计24900多片甲骨,而且发现了商代后期的宫殿、宗庙遗址和王陵区,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铜器、玉器、陶器,从物质文化上提供了殷墟为商代王都的证据。殷墟成为世界闻名的古文化遗址,又一次震动了中外学术界。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又进行了多次调查、发掘,大体弄清了殷墟的范围和布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区西北郊的殷墟,它以小屯村为中心,东西约6公里,南北约5公里,总面积30平方公里左右。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一带是殷王居住的宫殿区,发掘出宫殿基址数十座,最大的一座面积5000平方米。洹河北部是殷王陵区,先后发掘出十几座大墓、一千多座小墓,以及大批祭祀坑。在宫殿附近发现了两座甲骨文档案库和铸铜、制玉、制骨、烧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殷墟发掘延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收获之丰,是中国考古史上罕见的。  为了纪念殷墟考古的伟大发现,1987年秋,安阳市在宫殿遗址区东北面修建了一座殷墟博物苑,复原和再现了3000年前殷王宫和一些建筑的风貌。  1976年春,在宫殿区附近,小屯村北偏西100米处,发掘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将军妇好的墓。甲骨文记载,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此后,武丁让她担任统帅,从此,她东征西讨,打败了周围20多个方国(独立的小国)。有一片甲骨卜辞上说,妇好在征战羌方时,统帅了1?3万人的庞大队伍,这是迄今已知商代对外用兵最多的一次。妇好墓是殷墟发掘的唯一保存完整的殷代王室墓葬,出土的很多器物上都刻有铭文,是唯一能与甲骨文、历史文献相印证,从而能确定墓主身份、年代的商代王室墓葬。  对殷墟70年的考古,特别要提出来的是对甲骨文的三次重要的考证与发现:  第一次是1936年6月12日,在小屯村北宫殿区发掘出一个甲骨坑,保存着带字甲骨17096片,记录着商王武丁时期的许多活动,看来这是武丁王室的甲骨文档案库,这批甲骨片的出土,对考证武丁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有极宝贵的价值。发掘时坑中还发现埋有一个身体蜷曲、侧卧的尸骨,其身躯大部分压在甲骨上,专家认为可能是档案库的看守人。  第二次,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又发掘出甲骨7150片,其中刻字甲骨5041片。与这批甲骨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器制品,这种甲骨与陶器共存的现象为甲骨文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宝贵资料。  第三次是1991年秋,在花园庄东地发掘出一个仅2平方米的甲骨坑,但其叠压厚度却达0.8米,出土1583片甲骨,其中刻字甲骨有579片,记载内容丰富,而且问卜者都是武丁时期的王族成员和高级贵族。说明这个时期,占卜活动已不限于最高统治者国王,王室贵胄都可以利用占卜来预测吉凶了。  甲骨文的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殷墟发掘,对中国考古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商代的历法与地理/甲骨学 编辑

    殷墟甲骨刻辞的发现亦为研究商代历法提供了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数十年来在这方面已有较多的研究成果。1945年在四川石印出版的《殷历谱》是董作宾以12年时间利用甲骨文等资料撰写的研究殷代历法与周祭祀谱的巨著。在本书第一卷中提出商人采用干支纪日,一直连续至今日而未间断;商人之月为太阴月,有大小月之制(小月29日,大月30日),过14或16月后连置两大月;他认为当时采用阴阳合历之年,故有置闰月之法,19年而7闰,并依其新旧派之分的见解,指出旧派(如武丁)年终置闰(设13月),新派(如祖甲)则为年中置闰。在第三卷他还讨论了卜辞所见日、月食,企图证明当时已有古四分术与正月建丑之制。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进一步肯定了董氏的一些说法,同时作了修正,认为年终或年中置闰在一个时期(祖庚、祖甲)内曾并行。但陈氏批评董氏所提出的殷代历法为古四分术及正月建丑之说,认为“是完全错误的”。1981年出版的由天文史学家撰写的《中国天文学史》肯定了董、陈氏对阴阳合历与大小月的看法及董氏提出的干支纪日从殷代至今未间断的看法,并肯定了年终置闰,但否定了殷代有年中置闰的可能性[142]。  殷代以太阴纪月,治甲骨文的学者如董作宾过去多认为是朔日为首。上举《中国天文学史》与1984年张培瑜等发表的论文[143]均认为应是以新月出现为首。同样的看法,日本学者薮内清在1957年即已提出[144]。但1990年冯时发表《殷历月首研究》[145]一文仍认为殷人是以朔日为月首,因为相对疏阔的朔还是可以通过观测取得。由此可见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今后还会继续下去。  有关商代地理的知识对于商代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前,文献中有关的记载寥寥可数,因此殷墟卜辞中出现的地名便格外引起学者的注意。开殷墟卜辞地理研究之先河者为王国维,他在1914(或1915)年撰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从当时已能见到的200余地名中选了8个距今安阳较近而又见载于文献的地名,考释了其地望。此时还谈不上地名间系联。真正为卜辞地理研究创立了一种行之有效而又科学的方法的学者是郭沫若。他在1933年出版的《卜辞通纂》(日本文求堂)中以商王田猎卜辞为研究对象(此种卜辞多附记当日占卜地名,即田猎驻地),通过同版几条卜辞干支之日差计算地点间的距离,而后又通过异版同名联系其他地名,从而结合文献记载建立起地理区域构架。此后,虽有不少学者继续开拓商代地理研究领域,但采用的方法皆本自于郭氏的干支系联法。至80年代末,治商代地理成绩突出的有董作宾、陈梦家、李学勤、岛邦男、松丸道雄与钟柏生[146]。董氏的成绩在于将黄组卜辞的征人方卜辞中经过地点系统地收集起来,按干支系联,借以考释其地望,并绘出路线图。陈氏则较全面地讨论了商晚期诸种地理结构,如大邑商所在之王畿地区与沁阳田猎区,勾画了卜辞地名网,并在伐人方路线上修正了董氏之说。李氏的专著将沁阳田猎区作了更细致的区域分划,更正了郭沫若将“衣逐”之“衣”释为地名的错误,指出“衣”当读为“殷”,训“同”或“合”。松丸道雄的著作则从理论上讨论了田猎地之间距离的推定方法,这是他超出其他诸家之处。钟柏生的论文集将卜辞地名作了分类,分为田游地理、农业地理、部族方国地理等。他详细评析了以前诸家研究的成绩与方法、观点上存在的问题,在田猎地名研究上虽仍主要采用干支系联法,但对辞例的条件作了较严格的规定[147]。  有关殷墟卜辞地理研究的最新成果是1994年出版的郑杰祥的《商代地理概论》[148],其特点首先是对地名作详细的文字考证,以求字识准确;其次是卜辞资料更为齐全,不仅利用了《甲骨文合集》,而且有《小屯南地甲骨》等新资料,是他书所未采用的;三是书中充分利用了最新的田野考古资料。

    相关资料/甲骨学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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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文解字话甲骨网站

    《甲骨文字典》,徐中舒,ISBN:7806822321,四川辞书出版社

    《新编甲骨文字典》,刘兴隆,ISBN:780173355X,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甲骨文画帖字典》,刘星池,ISBN:7533016947,山东美术出版社

    《甲骨文编》(考古学专刊,乙种第十四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ISBN:7-101-00523-3/H·43,中华书局出版

    甲骨文书法网站

    甲骨文收藏

    中国国家图书馆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收藏甲骨最多的单位,共藏有35651片。多系名家捐赠和从私人、市肆收购而来。其中以刘体智先生的庋藏数量最多,装在150个盒内,共28000余片。国家图书馆所藏甲骨还曾著录于罗振玉《殷墟书契》、胡厚宣《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郭沫若《殷契粹编》、郭若愚《殷契拾掇》中。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甲骨拓片也很丰富,除正在传拓中的《馆藏甲骨集拓》外,还有《善斋书契丛编甲骨拓本》十八册四函,共28000余张。在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中还收录有该馆所藏甲骨拓本十余种之多。

    甲骨文学的破坏/甲骨学 编辑

    1、由于药铺老板拒收上面有刻画痕迹的龙骨,小屯村的农民就用小刀将上面的痕迹刮掉,以6文钱一斤的价格,将挖出的龙骨卖给药铺。于是许许多多的商代史料被磨成粉,当作药吃进肚里,这就是所谓的“人吞商史”。  2、甲骨文发现后,金石学家、古董商人、外国人开始大量搜购。这些非科学的发掘,往往只取甲骨,而忽略甲骨埋藏的情况,使所出甲骨的价值大失。据统计,从1889年到1928年,私人挖掘出土的甲骨就达十万片以上。

    藏品辨伪/甲骨学 编辑

    刻在肩胛骨上的甲骨文 刻在肩胛骨上的甲骨文

    甲骨文的作伪并不高明,鉴定时须注意如下几点:

    第一,看卜骨之新旧

    甲骨埋入地下三千余年,被有的学者称作“亚化石”,自然有一种古朴感。作伪者常用大版新鲜牛骨来刻字(因龟甲较难刻契,且易碎裂),故凡遇大版牛骨刻辞须谨慎。如英国驻安阳长老会牧师明义士(James Mellon Menzies)于1914年起开始搜集甲骨文,结果初次所购之大骨版,全系新鲜牛骨仿制,收藏不久,即腐烂发臭。

    第二,若能目验实物,可看切口之新旧

    即便是利用出土之甲骨新刻文字,因切口新,作伪者常用粘性泥土涂抹。将甲骨浸泡水中不久,即可用刷子刷去泥土,切口便一目了然。而真品则因土色深入刻痕内,一般是洗刷不掉的。

    第三,看内容是否符合卜辞的文例文法

    因作伪者并不懂甲骨文的内容,多数是胡乱抄袭真片上的文字,东拼西凑,甚至倒写、刻错亦浑然不觉。因此,在鉴别时要注意看刻辞是否连成文句。一条完整的卜辞,由前辞(又叫叙辞,写占卜日期,以干支表示,同时又写占卜者名,通常是商王的史官)、问辞(又叫命辞,是要问的事)、占辞(商王看了卜兆以后所下的是非结论)、验辞(占卜后结果的应验情况)这样四部分组成,不过许多卜辞都不完整,一般只具有其中的几部分。

    第四,看刻辞格式

    在龟甲上的刻辞,分两种式样:刻在左右边缘部分的,由外向里读,确切地说,刻于左甲边的文字,从左向右读,刻于右甲边的,则从右向左读。另一种是龟腹甲的中缝两边文字,皆由里向外刻,即在中缝左侧的文字,由左向左读,在右侧的,由右向右读。在牛骨上的刻辞,一般刻在骨的边缘,是由外向里读。几条卜辞刻在一起,一般由下而上排列。

    第五,看字体

    商代甲骨文跨越了自盘庚到帝辛12位商王计270余年,卜辞年代明确可以判断的是武丁到帝乙8位商王。在这段时期内,文字写法有过变化。有学者根据这些变化和其他考古成果将殷墟卜辞分为五期,第一期为武丁时期,字体相对大一些,第五期较小,有些在写法笔划上也有不同,可以从甲骨学工具书(如高明《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查对。

    第六,看贞人(卜人)名字

    贞人即当时替商王占卜之人,为史官。贞人生活于一定的时期,贞人名是断代的依据之一。早期与晚期的贞人不可能共主占卜之事,故不应在同片甲骨上出现。不少专著对此有研究,且列表对照,一目了然(如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

    总的说,甲骨文辨伪较其他文物的鉴定要简单些,只是遇到利用出土的无字卜骨仿刻全部真片或一片甲骨上真伪参半须倍加小心。前人在这项工作的研究上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一般西人所著录的甲骨书中伪刻较多,如《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柏根氏旧藏甲骨文字》、《金璋所藏甲骨卜辞》等,引用时要注意。如《金璋所藏甲骨卜辞》第668片左上部“癸丑王卜贞旬无祸王占曰吉”等 三条卜辞系真迹,而下半部字虽大而清晰,于文义却不通,系伪刻。作伪者有的本是刻字出身,便被古董商相中,专干伪刻卜辞勾当。如董作宾《甲骨学五十年》中提到的蓝宝光,便能仿刻完整的真片,其工细程度几可乱真。幸而此人不懂文例文法,否则在甲骨上大肆“创作”,会给今日的辨伪工作平添许多麻烦。

    除商代卜辞外,1954年起又发现了大量西周甲骨,其中有字的不少,时距殷墟卜辞的发现已半个世纪,作伪之风无存,当然也就谈不上辨伪了。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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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展阅读
    1《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中国古代典籍一百种简介》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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