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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石鼓[镇国之宝]

    石鼓(Shi-ku,Stone Drum)又称陈仓石鼓,中国九大镇国之宝之一,大秦帝国的“东方红”。被康有为誉为“中华第一古物”。627年发现于凤翔府陈仓境内的陈仓山(今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

    石鼓共十只,高二尺,直径一尺多,形象鼓而上细下粗顶微圆(实为碣状),十个花岗岩材质的石鼓每个重约一吨,在每个石鼓上面都镌刻 “石鼓文”(大篆),因铭文中多言渔猎之事,故又称它为 《猎碣》 。

    石鼓文记述了秦始皇统一前一段为后人所不知的历史,是中国最早的石刻诗文,乃篆书之祖。自明清以来,一字抵万金,创下中国文物史上的奇迹。

    韩愈著有《石鼓歌》,其真品藏于故宫博物院石鼓馆,而石鼓发现地宝鸡有中华石鼓园、石鼓阁。

    编辑摘要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中文名: (陈仓)石鼓 别名: 陈仓石鼓、陈仓石碣、岐阳石鼓
    出土地点: 凤翔府陈仓山(今宝鸡市石鼓山) 所处年代: 先秦时期秦国
    收藏单位: 故宫博物院石鼓馆
    尺 寸: 高二尺,直径一尺余 数 量: 十只

    目录

    流传历史/石鼓[镇国之宝] 编辑

    唐朝

    初次发现

    627年,在陕西凤翔府陈仓山(今宝鸡市石鼓山)的北阪,一牧羊老人发现了10面怪异的花岗岩大石。这些硕大的石体形似鼓,圆而见方,上窄下大,高约3尺,中间微凸,模样奇特。令人不解的是,当一块大石上的泥土被清除后,居然显露出大量的神秘文字,笔法奇异,竟无人能识。于是,流言四散,怪论频生。更有乡民闻风而至,焚香跪拜,惊为天赐之神物。
      自此,陈仓突然变得热闹非凡。文人墨客纷纷慕名而至,一窥究竟,并拓下石上的文字,遍寻名家研究。更有大户悬重金求解谜题。但文字之谜不仅未被揭开,反而借着民间传言,而变得神乎其神。
      安史之乱

    石鼓 石鼓

    100多年后,“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在战火中风雨飘摇。正在雍城躲避战祸的唐肃宗听到石鼓的传闻,心生好奇,责令州府官员将10面怪石运下陈仓山,迁往雍城城南,就是后来的凤翔县城之南,与驻扎在这里的文武百官赏

    玩。
      石鼓被迁至雍城短短几个月后,便随着战乱的来临而蒙难。当叛军逼近凤翔时,满朝文武百官出逃,为躲避战祸,石鼓被仓促移至荒野掩埋起来,并对外宣称“毁失”。一时间,天下人为之抱憾。

    再次出土
      石鼓被掩埋两年后,“安史之乱”平定,天下得以太平。陈仓石鼓的命运也迎来了转机。公元806年,地方官吏查访到了石鼓的埋藏之处,请朝内的名家主持挖掘。韩愈还因此上书朝廷,请求移石鼓到京城太学府内妥善保管并重立其学术。但韩愈的请求并未被朝廷所重视,奏折在朝堂上被积压了8年之久。
      公元814年,郑余庆就任凤翔尹,兼职国子祭酒,主掌国家学术教育、文化事业。他偶然看到尘封已久的韩愈奏章,深深为之触动。于是,重新奏请朝廷,希望能妥善保管陈仓石鼓。于是,曝于荒野的石鼓才被移送到当地孔庙。
      石鼓重新出世,已是蚀迹斑斑,石鼓上的字迹残缺不全,引得无数名家学者为之慨叹。更可惜的是,由于一直被弃于荒野,其中一面石鼓居然莫名遗失。这就是后来曾经轰动天下,也常引发历代学术争端的作原石鼓。
      9面石鼓在凤翔孔庙中呆得并不安稳。90多年后,曾经鼎盛的李唐王朝忽然间在接连爆发的战乱中坍塌。令人痛惜的是,风翔孔庙在战火中被焚毁,庙内所藏的9面石鼓也被人盗运一空。陈仓石鼓,在乱世中重新遁迹于草莽江湖。 

    宋朝

    司马光之父司马池导演的北宋文物造假工程
      当北宋王朝一统天下,并逐步剿灭割据一方的诸侯之后,全国的经济与文化在短短数十年得到恢复,并取得了飞跃。当宋仁宗查阅前朝遗留下的经史档案时,无意中发现了关于石鼓的传奇纪略,对遗失百年的陈仓石鼓产生了浓厚兴趣。
      宋仁宗是中国历史上颇为有名的书画君王,他不惜以高官厚禄相许,令天下有才德之士遍地寻访、查找陈仓石鼓的下落。
      时任凤翔知府的司马光之父司马池闻得此消息后,便竭尽心力去寻找传说中的10块大石,试图投君王所好。
      司马池经过几番周折,终于使消失百年之久的陈仓石鼓重见天日。只可惜,寻到的石鼓只有9面,早在唐末便已遗失的作原石鼓仍没有踪迹。
      心急的司马池施展了画蛇添足的拙劣招数,私下遣工匠连夜采集相似石材做伪。很快,他便参照石鼓拓本仿制出一面假的“作原石鼓”。这一招果真让他以奇功得到了仁宗的褒奖。
      只可惜,饱学的宋仁宗与受命而来的名家学者们很快就辨别出了伪造的石鼓。司马池先建奇功受封赏,又因造伪欺君而获罪。
      9面石鼓现世,又经历造假风波,因而失踪的“作原石鼓”立即名动天下,坊间认为其价值能以一敌九,随即便引发了豪强们一掷万金寻找“作原石鼓”的风潮。然而,直到1052年,金石收藏家出身的向传师到了风翔后,石鼓残断的历史才获得转机。
      屠夫家中寻到失踪的“作原石鼓”
      向传师是北宋时期颇有名望的金石收藏家。最初与石鼓的渊源,来自于他重金求来的一份太氏石鼓文拓本。在对照自己手中的其他石鼓文拓本时,他意外发现,这份新的拓本居然保留有“作原石鼓”的文字。但事实上,“作原石鼓”已遗失了200多年,不可能再有新拓本问世,否则宋仁宗又怎会满天下张贴黄榜以高官与重金相求呢?
      “作原石鼓”拓本的发现,令向传师彻夜难眠。经多方探查,终于查明这份拓本源自关中的太氏家族。唯恐夜长梦多,他立刻便备马出发。
      当抵达太氏村庄后,他被眼前的景象彻底惊呆。原来,太氏一家半年前全部死于瘟疫。官府为了防止瘟疫蔓延,把太氏的房子、财产全部烧光。这个噩耗,对于千里跋涉而来的向传师而言,可谓晴空霹雳。
      身心疲惫的向传师怀着无比失望的心情就近找了一家客栈安顿下来。隔日清晨,向传师被后院传来的磨刀声惊醒。原来,客栈后面一个屠夫正在磨刀,向传师循声走到屠夫门前,只见屠刀被磨得寒光闪烁,而令向传师一惊的是屠夫所用的磨刀石,虽然破旧却有几分石鼓的风貌。他走近细看,磨刀石上隐约浮现的一些熟悉的字迹依稀可辨。原来,这就是那面失踪了200多年,引得几朝几代人魂萦梦绕的“作原石鼓”。
      石鼓已面目全非,上部已被乡民削去,中间被掏成凹状用来捣米,而上面断裂开的两道边被屠夫用来磨刀。石鼓上面的文字,更是被磨去了大半,损毁严重,仅余下半部的4行文字。
      不久凤翔知府接到一封向传师的书信。于是,连夜调集军兵赶往关中,护佑石鼓与向传师回到风翔。随即又将石鼓送往汴梁。向传师因寻石鼓有功,得到朝廷诸多封赏,并获得一整套石鼓文拓本。
      至此,10面石鼓终得团圆,但它们颠沛流离的命运却仍在继续。
      石鼓颠沛流离命运屡因战乱难止
      自诩为“天下第一学士”的宋徽宗是北宋王朝的又一个书画皇帝。在对待石鼓的问题上,他不仅继承了先王宋仁宗的痴迷,更多了一重溺爱。公元1110年,“作原石鼓”被运抵京城后,10面石鼓便被正式移送至太学之内保存。随后,又被他搬进了保和殿朝夕相伴。
      日后,宋徽宗居然突发奇想,下令在10面石鼓上的文字槽缝之间填注黄金,为其装了金身。

    靖康之变时,金兵攻入汴梁,掳走了徽、钦二帝,押解到东北荒原之中囚禁。而10面石鼓,则因鼓身被填注的黄金,而被金兵视为珍宝,尾随着被掠的徽钦二帝北迁。
      石鼓被运到燕京后,不甚了解中原文化的金人并未发现其价值,只是剔去了石鼓上填注的黄金,便将它们丢弃荒野。至此,石鼓第三次因战祸而遗失。 

    元明清

    藏身燕京

    公元1234年,南宋和蒙古的联军攻破燕京,随军而至的御史大夫王檝于机缘巧合之下发现了掩藏在废墟之中的10面石鼓。王檝出身于凤翔虢县(今宝鸡市陈仓区),与石鼓同根同源,他将其保存于孔庙之中,并请专人看护。而后的元、明、清3代,石鼓一直没离开过北京。

    近代

    然而,10面石鼓在北京的安稳日子只持续到上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10面石鼓随着故宫的国宝不断迁徙,在南京短暂停留后又被艰难地运送至重庆。
      抗战胜利后,这批石鼓又从重庆运回南京。运送途中险象环生,运载石鼓的汽车先后经历了两次翻车事故,10面石鼓险些再遭劫难。
      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见大势已去,仓皇筹备撤退,将国宝文物大量地转运至台湾。此时,已被送回北京故宫保管的陈仓石鼓,被仓促运抵机场。但临近起飞时,飞行员却报告说,飞机已严重超载,无法保证飞行安全。经过一行人的再三商讨后,这10面石鼓只好留下,终得保全。
      石鼓颠沛流离的命运,与中华民族所经历的苦难一直紧密关联,它所背负的那些残断的历史,以及笼罩在身上的未解谜团,让它在跌宕的历史潮汐中更显独特与珍贵。 

    文物特征/石鼓[镇国之宝] 编辑

    石鼓共十只,高二尺,直径一尺多,外形象鼓而上细下粗顶微圆(实为碣状),因铭文中多言渔猎之事,故又称它为《猎碣》。以籀文分刻十首为一组的四言诗,其字已多有磨灭,其第九鼓已无一存字。

    秦石鼓文 秦石鼓文

    10面石鼓上的文字虽然自成篇章,但又有一定的联系。它是描写秦贵族阶级畋猎的一首长诗,有两面石鼓(“千沔鼓”、“车工鼓”)的诗句较完整,其余石鼓文保存不好,只留只言片语,但其大致意思还可以体会到。

    “汧沔鼓”描写的是千河的美丽景色。原文大意为:“在婀娜杨柳笼罩之中,汧河里潺潺流水清澈透明,鲇鱼、鲤鱼在水里成群结伴,君子在垂钓,有很多小鱼在缓缓游动,白鱼正在抢食水草,黄白相间的鱼便鱼,影子照在河底的石头上清晰可见。”这是多美的意境,让人感叹,使人陶醉。“车工鼓”记述了秦公出猎的情景。盛言车徙之多,角弓之美和随从张弓射箭,追赶猎物的场面。

    “田车鼓”:记述秦公及随从登原游猎的盛况。

    “銮车鼓”:记述秦公游猎经虢城,銮车上悬挂彤弓、彤矢,从人齐聚,进献猎物,这时人群如障,非常热闹。

    “酃雨鼓”:记述秦公及随从涉汧河时,从低处看到的情景。

    “作原鼓”:记述在山上整修原地的场景。

    “吴人鼓”:记述虞人为秦公献祭而奔忙。

    “吾水鼓”:叙述秦国水清道平的美好河山。

    “而师鼓”:记述秦公的述志诗。

    “马荐鼓”:记述打猎而归时路遇之情景。  

    石鼓文字/石鼓[镇国之宝] 编辑

    石刻文

    由于石鼓上的文字,使石鼓身价倍增,被当时得文人墨客大为赞颂。张怀瓘《书断》云:“《石鼓文》开阖古文,畅其戚锐,但折直劲迅,有如铁针而端委旁逸又婉润焉。”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谓:“《石鼓》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采。”当时的书法家,如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等都十分推崇石鼓,并亲自临摹做拓。传世墨拓善本有元代赵孟頫藏本。许多当时的文学家,如杜甫、苏轼、韩愈等,都为石鼓作诗。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做石鼓歌”——韩愈这些文字记录着秦统一前的历史。

    石鼓文,亦称《猎碣》或《雍邑刻石》,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无具体年月,唐人韦应物和韩愈的《石鼓歌》都认为是周宣王时期的刻石。宋人欧阳修的《石鼓跋尾》虽设了三个疑点,但还是认为属周宣王时史籀所作。宋人郑樵《通志略》则认为《石鼓》系先秦之物,作于惠文王之后,始皇之前。近人罗振玉《石鼓文考释》和马叙伦《石鼓文疏记》都认为是秦文公时物,与韦、韩说法出入不大,只相差十七年。据郭沫若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距宣王更近。所不同者,出于宣王时史籀手笔或秦臣手笔罢了。

    其书传为史籀手笔,体态堂皇大度、圆活奔放,气质雄浑,刚柔相济,古茂遒朴而有逸气。横平竖直,严谨而工整,善用中锋,笔划粗细基本一致,有的结体对称平正,有的字则参差错落,近于小篆而又没有小篆的拘谨。在章法布局上,虽字字独立,但又注意到了上下左右之间的偃仰向背关系、其笔力之强劲在石刻中极为突出,在古文字书法中,是堪称别具奇彩和独具风神的。

    康有为称其“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我,自有奇采。”其书体为大篆向小篆过渡时期的文字,学《石鼓文》可上追大篆,下学小篆,百无一失。后世学篆者皆奉为正宗,无不临习。杨沂孙、吴大澄、吴昌硕、王福庵等皆得力于此。

    拓本

    石鼓文的拓本,唐代就有,但没有流传下来。宋安国所藏石鼓宋拓本,被民国秦文锦售给日本东京河井荃庐氏。此外,社会上所流传的早期拓本有北宋的《先锋》、《中权》、《后劲》三种,其中天一阁藏北宋拓存四百二十二字本为最。然原拓己失,现只能见到郭沫若30年代在日本收集的此三种拓本的照片。安国所藏的宋拓本《先锋》本,旧商务印书馆、文物出版社有影印本,收在郭沫若所著《石鼓文研究》一书中。上海艺苑真赏社、日本鳹 堂有《中权》本影印本。中华书局、日本二玄社出版的《书迹名品丛刊》中,有《后劲》本影印本。上海书画出版社《书法》1984年第三期,也刊有石鼓文的宋拓影印本。

    文物争议/石鼓[镇国之宝] 编辑

    争议一

    石鼓的刻凿年代一直没有定论,韦应物和韩愈的《石鼓歌》认为是周宣王时期的刻石,欧阳修的《石鼓跋尾》也认为属周宣王时史籀所作。罗振玉的《石鼓文考释》认为是秦文公时物,又一说是公元6世纪的南北朝,郭沫若以为秦襄公时物,唐兰考定为秦献公叶十一年(前374年)刻。前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石鼓文秦刻石考》中认定石鼓刻于先秦时期,但具体年代说法不一。

    争议二
      10面大石应有排序,而石鼓上所刻的10首长诗,自然也有先后顺序。只可惜,石鼓自荒野中被发现时,无人对此细节给予重视,后又几经迁徙,更使考证难上加难。
      不过,历代学者还是依据石鼓上的文字取前两个字为其起名,即汧沔鼓、车工鼓、田车鼓、銮车鼓、酃雨鼓、作原鼓、而师鼓、马荐鼓、吾水鼓、吴人鼓。随后,金石学者们为它们作出了多种版本的排序,但都未能使世人信服。

    文物评价/石鼓[镇国之宝] 编辑

    九大镇国之宝之一, 大秦帝国的“东方红”

    关于石鼓文的确切年代,几千年来学者讨论不断,提出各种看法,至今还没有一个能够被大家都赞同的确定的结论。有多位学者认为它是秦景公时的作品。高明先生又对这一问题加以讨论,提出了新的见解。他根据石鼓文字形体、刻制工具与秦君称谓这三方面的证据。

    认为石鼓文的时间应该在战国晚期,秦惠文王是唯一可以既称公又称嗣王的,比较符合石鼓文的内容,文字特征与刻制工具也属于这一时期。唐兰先生曾指出诅楚文和始皇刻石皆晚出,认为石鼓应在前四世纪(献公时)。Gilbert L Mattos (马几道)在研究秦石鼓时也认为刻石的风气在中国出现较晚,所以石鼓应该是前五世纪的作品。这种见解与高明的看法结合,可以为石鼓文产生于战国晚期的说法提供比较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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