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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票号

    票号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金融机构。票号也被称作票庄或汇兑庄,顾名思义,即汇兑银票的处所。早期以承担汇兑业务为主,而到清初许多票号又增加了存款服务,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有着类似近代银行的功能。

    编辑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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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票号 编辑

    票号票号

    票号是清代以经营汇兑业务为主的信用机构。亦称票庄、汇号或汇兑庄。明末清初汇票作为汇兑的工具。已有流行。乾隆嘉庆以后,由于埠际贸易扩展,汇兑业务发展迅速,专营汇兑的票号应时产生。道光初年山西平遥县日升昌颜料庄改组为日升昌票庄是最早的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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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后,平遥祁县、太谷三县商人继起,将原来由商号兼营的汇兑业务划出或重新集资设立票号。形成山西人独占的一大新兴行业,通称山西票号。外国人称之为山西银行

     

    历史背景/票号 编辑

    产生的历史条件:

    第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到了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国外白银流入的刺激,商品货币经济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这种发展延续到清代前期,特别是康熙、乾隆时期,国内政治安定,农业生产发展,商品货币经济较前更为活跃。国内市场扩展,不但有众多地方性市场兴起,而且全国的大市场也在逐步形成之中。清人刘献廷说:“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维汉口耳。”(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商品的转轨开辟了广阔的流通幅度,自然地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促使封建金融机构开始突破单纯兑换范围,逐步过渡到信贷阶段。另方面,埠际贸易开展,使商品流通幅度扩大,出现了不同地区债务清算和现金平衡等新问题,于是需要汇兑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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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社会商品货币经济已有所发展,对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条件。银币的广泛使用,大致是从明英宗正统时(1436——1449)田赋折收金花银开始,万历年间(1573——1620)实行一条鞭法,规定向政府交纳的田赋徭役土贡杂役等按人丁土地的一定比例全部并入地亩,折银征收。这一税制改革,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劳役经济转向货币经济的一大进步。但是后来由于社会危机的加深和货币使用普及受客观条件的约束,一条鞭法并未能全部贯彻执行。清初,对赋役规定银米兼收,后来除了部分清粮外,几乎全部征收银两和钱。17世纪后,清朝的征收赋役和发放薪饷一律用银。而且货币地租也有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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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镖局运现已不能适应越来越扩大的货币交割需要。在商品交易过程中,由于商人异地采购业务的不断扩大,现银调动额数也越来越大,次数也越来越多,因此既安全又快速运现就成为一个突出问题。镖局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应运而生的专门运现机构。所谓镖局,以“雇佣武艺高超的人,名为镖师傅,腰系镖囊,内装飞镖,手持长枪(长矛),于车上或驮轿上插一小旗,旗上写明师傅的姓,沿途强盗,看见标帜上的人,知为某人保镖,某人武艺高强不敢侵犯。重在旗标,故名标局。”

    因此,山西商人随着商业贸易的扩大,靠镖局运现确已远远不能适应业务发展要求,更何况镖局运现时间长、费用高,安全系数低。在这种情况下,以经营汇兑为主的票号自然就应运而生了。

    晋商首创/票号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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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

    其一,晋商资本积累比较雄厚。如前所述,早在乾隆时,山西商人资本“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

    其二,晋商经营活动的需要。山西商帮多数从事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和资本周转慢,垫支资本大,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就需要向社会借贷。例如山西商人贩运福建武夷茶,或安徽霍山茶,或湖广茶,经水陆之途运销至北京、归化城、张家口、蒙古草原、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恰克图和西北兰州、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路程数千里,资本用量大,周转慢,需要大量货款,为了适应营销活动需要,山西商帮首先创办了账局,经营存放款业务,后来,在账局的基础上而形成票号。

    其三,晋商的商号之间资金调拨和结算的需要。晋商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形成一定规模的商业网络。而各地商号的盈利,均须解回山西总号,统一结账分红,同时总号与分号之间,也要发生资金调拨。过去对此均采用由镖行保镖运现银形式。但是由于乾嘉以来社会极不安宁,保镖运现极不安全。为了解决运现银问题,于是以汇兑形式出现的山西票号就产生了。

    产生年代/票号 编辑

    山西票号具体产生的时间,学术界看法很不一致,这些看法主要有:

    一、明末清初说。据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转引《中国经济全书》称:“据说开始是山西的康(亢)氏。清初,顺冶年间李闯王造反,不利败走时,所有的金子携带不便,把军中所有的金银财宝放在康氏的院子里而去,康(亢)氏忽拾得八百万两,因此将从来谋一般人便利的山西汇兑副业改为本业,特创票号,至是该地的巨商都是康姓。”近人徐珂《清裨类钞》称:“相传明季李自成携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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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康熙朝说。李华教授认为:“山西票号在康熙年间早已产生,但在当时票号寥若晨星,可以肯定不会太多。”李华教授的根据有二:一是据何焯《何义门先生集》所载,康熙末年何焯在家时,因生活窘迫,曾将“一应冬衣,俱当在对门当内,因皮钱尤重”,赎不回来,其家人就由原籍苏州向北京天会号汇银九十两,使其“先赎皮袄”。又据康熙40年《康熙南巡秘记》载:“时济南票号适以银款纠葛事,须时敏亲自料理。”

    三、乾嘉时期说。民国十二年出版的《晋商盛衰记》称:票商经营,为山西极有名之商业,“创始放前清中叶,当乾隆、嘉庆间”。李宏龄《山西票商成败记》称:“溯我票商一业,创始放前清康熙、乾隆时代”。范椿年《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称:“雷履泰、李正华于嘉庆二年创立日升昌票号”。

    四、道光初年说。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称:“大概是道光初年天津日升昌颜料铺的经理雷履泰,因为地方不靖,运现困难,乃用汇票清算远地的账目,起初似乎是在重庆、汉口、天津间,日升昌往来的商号试行成效甚著。第二步乃以天津日升昌颜料铺为后盾,兼营汇票,替人汇兑。第三步在道光十一年(1831)北京日升昌颜料铺改为日升昌票庄,专营汇兑。”

    票号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最初以商号和个人为对象,以内陆商埠为重心,咸丰以来,又为清政府大量汇兑公款。

    营业内容/票号 编辑

    票号票号

    山西票号的营业内容和范围,主要是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关于汇兑有以下六种情况:

    一、同业对交,各凭各信,不立字据,汇水随市面松紧,临时酌定。

    二、迟票。除以兑期另加汇水外,所占之期,按月估算递加。

    三、兑条。手续于定汇之后,立一对条,齐中剪为二纸,汇款者持上半页,承汇者将下半页寄往所汇之地验兑,交条付银,即不找保立收据也可。

    四、信汇。各凭各信,字号对字号,下付人堂名,须得保付给,汇水随行市。

    五、汇票。凭票给付,汇水随行市。

    六、电汇。如用明电,见电后讨殷实承保用款,错则退款,如系各家之密电,用款手续亦与明电同,电费皆由汇款者出。

    关于存款,又分往来存款及定期存款二种,前者系商家浮存,随市面之疲快,临时定日利,但存款利率较市面利率略小;后者则有定期一年者,亦有定期一、二、三、四、五、六月者,存户如在存款未到期提取利息,须立一借据。

    关于放款,又分信用放款及抵押放款二种。前者放放款时须立一字据,也有随市面习惯办理者。其日利随市面而定,活期者较小;后者抵押货物,须订立合同,执其凭单,押品如系不动产,则须执其红契,并立字据,由承保者垫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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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号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最初以商号和个人为对象,以内陆商埠为重心,咸丰以来,又为清政府大量汇兑公款。

    衰落/票号 编辑

    一个原因是票号经营遇上危机。

    这种危机是与经济危机和政治动乱相联系的。19世纪70年代,由于外商压价,丝茶发生危机,华商亏损倒闭,在苏州、汉口的票号倒帐数十万,倒帐,意味亏损或亏空,一旦发生挤兑,就必然会因放款收不回来而倒闭。胡雪岩经营的“阜康”票号就是因为经营丝业受洋商欺骗而产生亏损,最后倒闭的。全国性的信用危机波及整个金融业。20世纪初,以经营豆油生产和出口为主的营口“东盛和”五联号商行倒闭,亏歉外商银行、户部银行、票号炉房500多万两,其中票号200万两。外商银行、户部银行是抵押放款,又各有特权,它们借出的款几乎全部收回;票号是信用放款,虽同是债权团组成人员,然而收回连一半都不到。“东盛和”之后,又发生上海的橡皮风潮。在这次风潮中,“源丰润”、“义善源”票号相继倒闭,亏歉公私款项数百万,又一次引起票号业的信用危机。清末前,票号倒帐损失之所以严重,就其经营方式说,致命的弱点,是它只做信用放款,而不做抵押放款。大量放款没有任何物资作保证,在经济危机和政治动乱中,收不回贷款的风险是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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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商号商行因为经营不善出现倒闭,往往连带将放款给它们的票号也一并拖垮。每次经济危机一来,就有许多票号因挤兑而又无款支付而倒闭。

    另一个原因是:清政府成立户部银行,票号遇到了强大的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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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前,虽有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四明等十几家商业银行的成立,对山西票号都构成了竞争威胁,但构成票号竞争主要对手的,则是官商合办的户部银行交通银行和一些省办的银钱行号。因为户部银行(后改大清银行)具有代理国库、收存官款的职能和雄厚的资本,所以能够左右市场。过去由票号收存和承汇的官款业务,几乎全部被户部银行包揽而去;由于户部银行在金融业中具有垄断和控制的作用,它对票号的经营有强大的影响。在市场竞争中户部银行要提高存款利率或降低放款利率,票号亦不能不跟随进行,这种做法直接威胁着票号的生存。

    尽管如此,在清末以前,票号依然拥有相当大的势力。随着时间的推移,票号经营方式的落后性越来越突出,票号是经营存款、放款和汇兑的银行业。作为银行业,除自有资本外,它发展的规模,决定于存款开展状况。存款多,放款就多;放款多,收入利息多,除支付存款利息外,利润就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存款户挤兑,因放款收不回来无法支付存款,那么贷款愈多就倒闭得愈快。加之金融利润又大多归于户部银行,票号所赚利润日益减少。“船漏偏遇顶头风”。

    山西票号终于在辛亥革命的战乱中遭到致命的打击。辛亥革命中,许多商业都市,如汉口、成都、西安、太原、北京、天津等,都发生过战争。工商业和银钱行号都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损失。北京是票号吸收款最多的城市,占其全部存款的3O%。

    因而,山西票号搁浅倒闭,就从北京分号开始。战争和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和政治风波,使许多票号开始倒闭。在倒闭声中,山西22家票号除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大盛川等四家票号,因资本实力雄厚,拿出大量现款,应付辛亥壬子挤兑风潮,信用未失,继续营业外,日升昌等十多家票号,因无力应付挤兑风潮而相继倒闭。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大盛川四家票号又延续了二三十年,最终还是逃不掉倒闭的命运。

    相关文献

    扩展阅读
    1晋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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