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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红卫兵

    红卫兵,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殊产物,开始由年轻的学生组成,后来发展到所有的自认为是革命派、造反派的人或组织都称作红卫兵。红卫兵并不是真正的国家军队,而是一种特殊的群团组织,是文化大革命中冲击原政权架构的重要力量,对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造成这一时期全国动荡及悲剧的重要因素。1978年8月19日,红卫兵组织在历史舞台消失。

    编辑摘要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中文名: 红卫兵 英文名: Red Guard
    别名: 红小兵、红小将 职业: 学生、青年人
    国籍: 中国 信仰: 共产主义
    领袖: 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等 罪行: 毁坏文物、迫害民主人士
    成就: 摧毁农村宗族势力

    目录

    定义/红卫兵 编辑

    红卫兵组织红卫兵组织
    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上,史学家往往将红卫兵分为广义与狭义的两种定义。广义的红卫兵泛指将自己系上红色袖标的各种民间团体,包括工人、农民、军事院校的学员和机关、文艺团体的从业者等,狭义的红卫兵则是指大学和中学里青年学生所自发组成学生团体。
    红卫兵是通称,每个学校里都有几支或十几支分别取不同名称的红卫兵组织。如:“全无敌”战斗队、“丛中笑”战斗队等,名称多来自毛泽东诗词或当地当时的重大事件的日期。许多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因观点一致而联合,又称兵团。红卫兵的宗旨包括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和“资产阶级保皇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手段有大字报、大批斗、“破四旧”、“抄家”等。“打砸抢”行为时有发生。他们的造反行动冲垮了各级党政机关现成的运行体系,成为毛泽东进行文化大革命、达成其政治目标的工具之一。
    红卫兵的典型着装是头戴绿军帽、身着绿军装、腰间束武装带、左臂佩红袖标,手握红宝书

    背景/红卫兵 编辑

    “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间由毛泽东主席发动和领导的一次政治运动,历时10年。是由于毛泽东同志错误的评估当时我国的政治形势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而发动的,并被林彪和江青的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内乱,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在苏联出现修正主义以后,毛泽东认为:要严格的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以及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复辟,捍卫初生的新中国的文化,于是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在第一次国共内战之前,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曾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对敌人的同情就是对革命事业的犯罪”,“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于是“红卫兵”在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后,奔赴全国各地,都以各样的方式开始了破除和批判他们所认为的“封资修”,他们忠心不二,红卫兵对毛泽东的崇拜狂热情绪过激,导致了盲目和极端,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

    基本过程/红卫兵 编辑

    红卫兵红卫兵

    “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全国性的以大、中青年学生为主的群众性组织,于1966年5月下旬最早在北京出现,并首先在首都的青少年中发起了红卫兵运动。毛泽东认为青年学生是推动“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展的突击力量,并于同年8月1日写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表示支持他们起来“造反”。从此红卫兵运动迅速向全国发展。8月18日,毛泽东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并且再次表示支持红卫兵运动。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上,是一望无际的人群,在南到前门和东西两侧的长安街上,都是人山人海。人们的口号声惊天动地。林彪在大会的讲话中,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造反的“革命精神”,鼓动红卫兵“打倒一切”。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共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1300多万。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大中学校学生或学生代表、教职工免费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使红卫兵和学校师生的大串连走向高潮。这是造成社会大动乱的一个严重步骤。在中央文革小组煽起的所谓捍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狂热下,各地大批红卫兵冲向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和社会,对他们认定的所谓“封、资、修”的事物进行大破坏;许多人被当作“黑帮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斗、抄家侮辱、殴打和迫害。红卫兵组织也由于观点不同和利益的争夺,发生分化和改组。他们打出各种派别旗号,展开剧烈的派系斗争。这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践踏民主和法制的行为,引起人民的普遍不满。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一条“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则在会议的讲话中,对红卫兵的破坏行动竭力加以吹捧。会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种种越轨不法行为不再受到约束,对不法行为的干预则被扣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社会因而不断陷于动乱之中。

    1967年为稳定局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一系列通知、批示,要求学校师生停止大串连,复课闹革命。此后,红卫兵的活动逐渐停息。在毛泽东“推翻”以刘少奇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目的达到以后,以“从大乱达到大治”夺回红卫兵过度膨胀的权力为目的,红卫兵运动终于被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所取代,1968年底,红卫兵运动寿终正寝。红卫兵运动第一个高潮是破“四旧”,即所谓的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四旧”从改路名、店名、校名、厂名、影剧院名、公园名开始,一切被认为与封、资、修等“四旧”沾边的百年名店、老店招牌被砸,高档商品禁止出售。

    红卫兵还对被他们视为奇装异服的行人采取粗暴行动,如剃时髦发型、剪小裤脚管、剁尖头皮鞋等。甚至违反党的宗教政策、文物保管法规,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有数据统计。文革时期破坏的文物远超抗日战争时期和国共内战时期)。破“四旧”过程中,由北京刮起的打人抄家风也迅速在全国盛行开来。抄家的对象起初只是所谓“牛鬼蛇神”,以后逐步遍及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中学教师,而且生活用品及私人财宝也被抄走,许多图书、唱片被销毁。一些知名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名演员,更是红卫兵抄家的集中目标。

    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造所谓“牛鬼蛇神”的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党委,并造成群众之间派别纠葛和纷争。在北京红卫兵冲击政府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情况越来越频繁,这一切都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当红卫兵象流星般划过中国的政治天空之后,留下的,是对中国文化遗产前所未有的破坏和对几代中国人(也包括他们自己)从精神到肉体的摧残。但红卫兵作为一种群众性组织,则一直延续到1976年。

    特征/红卫兵 编辑

    简介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毛泽东接见红卫兵
    红卫兵运动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它主要是由一群单纯、热血沸腾和政治挂帅的大、中学生组织起来的,随着红卫兵“北上、南下、东征、西进”的大串联如火如荼地展开,红卫兵运动逐渐远离了它的初衷,从而严重地困扰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正常次序的维护。它的特征具体表现为:

    崇拜性

    红卫兵对偶像的崇拜,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是维系千百万红卫兵的精神纽带,一切传统和现实的社会思想、准则以及一班的社会习俗,都以毛泽东教导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因此,无论红卫兵中什么派别、组织都是以对毛泽东的无限忠诚为旗帜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是红卫兵组织的目的,而是红卫兵组织的手段。[1]

    破坏性

    红卫兵运动最流行的语言是:不破坏一个旧世界,就不能建立一个新世界。红卫兵运动对于物质和精神的破坏是繁杂的、无目的和无序的,他们的破坏涵盖着政治上的冲动、青春期反叛心理的表现和缺乏理性的情绪宣泄。同时,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否定,以“破四旧,立四新”去创造一个水晶般纯洁的社会,在对“走资派”、“牛鬼蛇神”进行肉体打击和精神折磨时,他们给未来编造了一幅空幻的蓝图。[1]

    空幻性

    红卫兵运动具体表现在缺乏理性精神,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过于情绪化、观念化和绝对化,阶级感情、思想道德被看成是第一位的。[1] 红卫兵的幻想一般来说其出发点是好的、是善意的,可惜的是,他们的观念不是以事实为依据,而是被畸形的政治宣传所困惑。他们的绝对化体现为,没有民主的论争与科学的分析,只有绝对的专制和服从。

    评价/红卫兵 编辑

    本来是阶级(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斗争,却演变成了一场全民运动,在这种革命激情冲击之下,红卫兵成为一股力量,“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红卫兵无比狂热的革命热情却变成了破坏的主力。这些昨日课堂的学生,家长膝下孩子,转眼间就变成了暴徒,对国家行政体系、社会秩序、文化价值观念以及千千万万人的无辜生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这也是文革冲击原政权架构的重要力量,对文革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极权政治幕后操控者使用的杀人机器,无数知识精英,社会名流死于它们的屠刀之下,举凡中华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夕扫地荡尽。给中华千年文明带来了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传统文化几乎毁于一旦。但官方说另一方面,也彻底扫除了宗法社会在新中国的残余影响,为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它相关/红卫兵 编辑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

    1966年8月27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简称“一司”);9月5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第二司令部,简称“二司”)。一司、二司是由一些高等院校中的多数派组成的,他们的基本态度是保老干部。9月6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作为一司、二司的对立面,三司是由高等院校中的少数派组成的,他们的基本态度是造各级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反。

    红卫兵红卫兵

    三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非常复杂。争论的核心问题是“革”与“保”。中央文革小组越来越明显地支持三司,这样一来更是加剧了三个司令部之间的激烈斗争。由于有中央文革的支持,参加三司的群众组织越来越多,三司在全国的名声越来越大。在名声显赫的五大红卫兵领袖中,三司司令蒯大富的名声雄踞榜首,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三司的影响和感召力。

    1966年底之后,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继续分化、动荡、组合。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天派和地派。

    天派:以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北航“红旗战斗队”为首;

    地派: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北师大“井冈山公社”、清华大学“井冈山公社”为核心。

    天派和地派的矛盾十分激烈,最后导致了动枪动炮的惨烈武斗。说起原因来,很是复杂。

    中学里的各红卫兵组织

    在中学里,各红卫兵组织也分化组合,成为三大派系:“四·三派”、“四·四派” 和“老红卫兵派”。

    “老红卫兵派”由文革初一批最早造反的红卫兵组织构成,如清华附中红卫兵、北京八中红卫兵等。这些“贵族学校”的红卫兵是最早造反又最先倒戈的一拨人。其组织形式主要有“联动”、“西纠”、“东纠”等。

    “老红卫兵派”作为一种政治力量退出历史舞台后,北京中学的红卫兵组织主要分为“四·三派”和“四·四派”。“四·四派”:他们以1967年4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的一篇讲话为旗帜,主张复课闹革命,肯定绝大多数红卫兵组织是好的。“四·四派”后来构成了带有执政色彩的“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主流。“四·三派”以1967年4月3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一篇讲话为旗帜,他们大多是被运动排斥、不允许参加红卫兵组织、甚至受到各种冲击的中学生,其家庭背景要么是知识分子,要么是“黑五类”或者“黑七类”,要么是家属和亲友中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当时,红卫兵组织中的混乱普遍存在。

    北京市率先起来造反的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的老红卫兵们,向社会散发了《红卫兵紧急呼吁书》。该《呼吁书》中说:“我们向全市真正革命的红卫兵、红旗及其他左派组织呼吁:一、各校真正的左派联合起来,行动起来,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禁止乱打人,耍流氓,破坏国家财产等坏行为。提高警惕,监视、管制反革命分子,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二、毫不留情地勒令那些故意破坏党的政策的混蛋们滚出红卫兵、红旗及其他真正的左派组织,假左派组织一律解散!今后谁还胆敢破坏党的政策,我们绝不答应……”

    北京市八中、四中、六中等31所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在北师大附中集合,发起并成立了第一个跨校际联合性的红卫兵组织,命名为“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不久,海淀区、东城区红卫兵也相继成立了“东纠”、“海淀分队”等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

    西纠等红卫兵组织的真实想法和用意,是按照毛泽东关于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指示,用纠察队去纠正、控制某些红卫兵组织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

    西纠等红卫兵组织的成立,很快得到了周恩来、陶铸、王任重、廖承志这样一些尚在台上的“稳健派”的支持。周恩来通过当时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周荣鑫,为红卫兵纠察队提供了房屋、电话、交通工具和印刷设施,甚至还包括红卫兵冬夜值班所需要的军大衣。西纠等红卫兵纠察队还受周恩来的嘱托,在运动中保护了诸如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程潜、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民主爱国人士的宅第安全和人身安全。

    1966年11月27日,在北大附中教学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正酝酿一项重要的决定。参加会议的是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工业大学附中、八一学校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他们大多数是革干、军干子弟,历史的使命感和严峻的现实使他们紧紧地抱作一团,努力要形成一只铁拳头,准备朝他们认为应该打击的地方打过去。

    关于这个组织的名称,会议上进行了一些推敲。有提议叫“红卫兵第四司令部”的,以示与蒯大富的“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相抗衡;也有的提议叫“造反兵团”,意思是要再造一次那些一窝蜂出现的造反派的反。经过协商,大多数人赞成用“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字,并且在前面加上“首都中学红卫兵”的字样,和大学红卫兵有所区别。

    经过几天的筹备,“联动”宣告正式成立。当天夜里,“联动”成员冒着刺骨寒风倾巢出动,四处张贴标语和《“联动”宣言》。北京工业大学附中邹建平等人竟爬上了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成了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联动”成员大多有背景,是“红色 贵族”,在文革初期他们秘密成立红卫兵组织,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更是出尽了风头,有浓烈的优越感。可是那些大学中的红卫兵更非庸常之辈,他们是在人生道路上经历了种种拼搏之后,才跨进大学门槛,考进高等院校的,他们并不把“红色 贵族”怎么放在眼里。何况,“联动”成立前后,其前身主体“西纠”、“东纠”等红卫兵纠察队组织大搞“红色恐怖”,打人抓人甚至杀人,在北京城的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

    在“联动”组织的冤家对头、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出版的红卫兵战报《井冈山》上,有“联动”六冲公安部的记载。

    以首都中学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接着,“联动”设在北京101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师大附中、人大附中、十一学校、八一学校等校园内的“联动”据点先后被摧毁,分散在上海、沈阳、武汉、南京、广州、长沙、新疆等全国各地的“联动”力量均遭到镇压,大批“联动”头头被逮捕。

    北京建工学院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曾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蹲点。刘少奇被打倒以后,建工学院的造反派多次要求批斗刘少奇。

    1967 年4 月下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等组织成立“揪刘联络站”。6 月3 日,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到中南海游行示威,要求党中央将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交给他们批斗。他们后来又在“揪谷”的旗帜上加了“揪刘”的字样。此后,“新八一战斗团”等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揪刘火线指挥部”,并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表示要“坚决揪出刘少奇”。

    建工学院新老“八一”的行动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和鼓励,很快引起了北京各大中学校及各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造反派的纷纷仿效。

    北京钢铁学院红卫兵

    在北京是有过反周总理的“五一六”造反兵团,1967年5月底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奇(旗)为首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6月2日,张建奇(旗)就贴出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提出23个问题责问周总理,大字报贴在了许多地方。紧接着,大概是6月1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的头头刘令楷与张建奇(旗)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筹划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 1968年的时候,外国语学院“红旗”造反派成员章含之向毛主席写信,告市里谢富治的状(谢当时兼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她说谢富治支持的一派“六一六兵团”是反周总理的,是反周保谢的,海军宣传队进驻外国语学院后一屁股坐在“六一六兵团”一边。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成员。

    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

    “八一纵队”和“八一野战团”

    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八一纵队”和“八一野战团”,连续贴出《一问中央文革小组》、《二问中央文革小组》、《三问中央文革小组》和《也问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对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少数派”却没有注意团结其他红卫兵,甚至扩大了红卫兵之间的矛盾的做法提出了质问。大字报说:“最近又有一些人采用新的形式,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把另一批人打成‘反革命’、‘右派’、‘保皇派’、‘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并且全国通缉,四处捉拿,封街道,开斗争会,搞人身攻击,与前一阶段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相关文献

    参考资料
    [1]^引用日期:2016-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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