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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济历史学派”是“ 德国历史学派”的同义词。

    德国历史学派

    德国历史学派是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期在德国出现的庸俗经济学流派。它强调经济发展的历史性和国民经济的有机体现,代表德国产业资本的利益,对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派对后来的经济史学家(如法国的年鉴派) 产生了影响,但罗雪尔、施穆勒等人,从来都把自己视为经济学家,而非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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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中文名称: 德国历史学派 别称: 历史学派
    产生时期: 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期 流行地域: 德国
    代表人物: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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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 /德国历史学派 编辑

    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此后威廉·罗雪尔将以 F.K.von萨维尼(1779~1861)为代表的法学研究中的历史方法,应用到经济学方面,奠定了这一学派的基础。继之有B.希尔德布兰德(1812~1878)和K.G.A.克尼斯(1821~1898),形成了旧历史学派。1870年后,由于工人运动和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在旧历史学派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以G.von施穆勒为首的新历史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L.布伦塔诺(1844~1931)和A.瓦格纳(1835~1917)。20世纪初期从内部批判历史学派,并促进历史学派的解体的主要人物有M.韦贝尔(1864~1920)和W.桑巴特。

    背景 /德国历史学派 编辑

    19世纪前半叶,英国完成了产业革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代表了英国产业资本的利益,而德国还处在封建割据的农业国阶段,为了发展德国本国的工业,对来自英国的工业品,必须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并在意识形态上对抗英国的斯密理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一书中指责英国古典经济学不强调经济生活中国民有机体的重要,是“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经济学。他的国民经济学则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他反对古典学派的抽象、演绎的自然主义的方法,而主张运用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的具体的实证的历史主义的方法。在经济理论方面,李斯特提出发展国民生产力的理论,批判斯密的单纯“交换价值”的理论。在经济政策上则主张采取国民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李斯特的这种历史主义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形成了德国历史学派的传统和基本特征。

    历史主义 /德国历史学派 编辑

    历史主义是德国历史学派反对与抨击经济学的主要思想,在历史学派的先驱者亚当·米勒和李斯特那儿就已经萌芽,经过罗雪尔的发展,到施穆勒的达到顶峰。

    德国历史学派强调以一种动态的观点来看待事物

    所谓历史主义,它强调以一种动态的观点来看待事物,认为人类社会处于不断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具有不可逆性。并且每个民族、国家具有不同的发展过程,影响及形成不同发展道路的原因在于每个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精神,不存在适用于所有民族的经济规律。因此,只存在以个别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为研究对象的“国民经济学”。也只有通过对各国发展史的研究,才能归纳出某些可能存在的经济规律,以演绎推理为基础和特征的普遍规律并不存。

    亚当·米勒首开反对古典经济学的先河,强烈批评古典经济学的世界主义。李斯特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开篇第一编就回顾了西欧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史,旨在说明各国有不同的发展道路,不存在具有普适性的“世界主义经济学”。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提出了与“世界主义经济学”相对立的“国家经济学”,认为后者的研究主题是“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国际关系下,怎样来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注: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文版,第109页。)并着重“研究如何使某一指定国家(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凭农工商业取得富强、文化和力量”。(注: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文版,第106页。)

    罗雪尔则进一步指出:人们是“为很不相同的和非经济的动机所驱使,并且是归属于完全一定的民族、国家和时代”,(注:罗雪尔:《政治经济学原理》第1册,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1878年英文版,第105页。)认为“历史学家则尽量忠实地描述现实生活,寻求人类的发展及其关系的记述”。(注: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文版,第11页。)因此,他在《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一书的序言中,将历史方法的原理归纳为:1.通过记述各国的经济发展史,解决“如何才能更好地增进国家富强这个问题”,(注: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文版,第7页。)并认为“这样的记述同有关国民经济生活的其他科学,特别是同法制史政治史以及文化史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做到”;(注: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文版,第8页。)2.研究“过去各文化阶段”,因为过去文化阶段的“任何一种情况,都是现代一切未发达国民的最好教师”;(注: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文版,第8页。)3.对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作比较,“如果新的国民经济表现出一种同过去的国民经济相类似的倾向,我们在认识这种倾向时就可以从这种类比关系中得到极为宝贵的启示”;(注: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文版,第8页。)4.中性地对待任何制度,因为“经济学的任务在于指出:为何以及如何逐渐发生‘从合理的变为不合理的’、‘从幸福的变为有害的’”。(注: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文版,第8页。)只有深刻地了解制度的变迁过程,才能把握制度变迁规律。

    施穆勒系统论证了历史学派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将之归纳为“历史归纳法”、“历史生理法”和“历史统计法”三类。认为罗雪尔的研究是“历史生理法”的代表,他自己的方法是更科学的“历史统计法”。他力图通过归纳历史和统计资料,建立他所谓的国民经济学,全面讨论所有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因素。在此认识的指导下,他创立与主编了被称为“施穆勒年鉴”的《德国立法、行政和经济年鉴》,全面搜集和记录历史资料。因此也使历史学派成为当时德国的主流经济学派,他本人则长期握有审批德国社会科学界教授职位的权力,成为领袖人物。德奥方法论之争也主要在他和门格尔之间展开。在论战中,他坚决反对门格尔所采取的“英国演绎学派”的方法,认为他们将经济学说建立在一两个心理命题上的做法,把经济学弄得过于狭隘,演绎方法的使用要服务于和从属于归纳方法。他宣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崭新时代是从历史和统计材料的研究中出现的,而绝不是从已经过一百次蒸馏的旧教条中再行蒸馏而产生的。”(注:转引自汤在新主编:《近代西方经济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2页。)

    施穆勒将历史主义推崇到了极致,桑巴特则将历史主义方法论具体运用于对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分析,写出了三卷本的《现代资本主义》这一巨著,从而使历史学派达到了学术上的顶峰。在这本书中,桑巴特已经意识到历史学派轻视经济理论的缺陷,声称“‘历史的’和‘抽象的’国民经济学间的对抗,已经丧失了一切意义和一切重要性”。(注: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二版序言,商务印书馆1958年中文版。)他要“借助于有秩序有系统的范畴”,“给予死材料以生命”,认为“只有对全部科学材料作根本的力量的深入检讨,才能够发现见诸现象中的最普遍联系。只有一个在理论上受过完全锻炼的,尤其认识现代经济生活的经济学者,才能够著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史”。(注: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二版序言,商务印书馆1958年中文版。)但他对古典经济学(他称之为“曼彻斯特学派”)的评价仍然不高,认为那只是一种技术学说,是“商会秘书的国民经济学”,“不受历史的或哲学的重负压迫,……为着日常状况去处理日常经济问题”,(注: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二版序言,商务印书馆1958年中文版。)强调只有在历史的、哲学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编制“人类社会生存的大联系中”的经济生活史。

    历史主义是历史学派的代表性特征。在这一方法论的指导下,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埋头专注于对经济史料的整理分析。在他们的著作中充斥的都是丰富的史料,但材料之间缺乏理论联系。可以说,在李斯特之后的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的理论创新水平再没有高过李斯特。然而,这并不表明历史学派缺乏存在基础,也不表明他们对德国的经济发展没有贡献。历史主义虽是历史学派的重要特征,但并不是全部特征。

    代表人物 /德国历史学派 编辑

    李斯特

    李斯特的发展观由他提出的“生产力理论”、“工业优先理论”和“国家干预理论”三部分组成。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李斯特首先回顾了西欧各国历史,指出存在着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接着,他针对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提出了他的“生产力理论”,写下了他的名言:“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注: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文版,第118页。)。

    在探讨如何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李斯特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1.重视教育、科技在生产力进步中作用;2.突出强调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对生产力进步的作用;3.认为产业部门间的协调发展可以促进生产力的进步;4.指出民族精神的进化是发展生产力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李斯特重点强调了优先发展工业的重要意义,认为工业可以促进形成新的民族精神,可以完善国家经济结构,尤其是可以完善农业等传统产业部门。这显然是针对当时德国仍以农业为主、工业落后的现状而言的。

    不过,“生产力理论”和“工业优先论”都只是铺垫,李斯特的最终落脚点在于对国家作用的强调上。他认为后进的德国只有在强有力的国家力量的扶持下,才能实现强国之梦。保护关税,在他看来,是当时德国可采取的提高生产力的最有效手段。可以认为作为古典经济学对立物的生产力学说和工业优先论是关税保护政策的理论准备,后者是前二者的逻辑结果和案例分析。关税保护政策是李斯特为后进德国开出的强国方良,因此而得到大书特书。尽管李斯特的发展观并不成熟,但他在学说史上,第一次论证了生产力问题,提出并论证了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及其路径问题,从而较好地回答了德国经济上升过程中提出的理论问题,基本完成了历史所赋予他的使命。

    罗雪尔 :旧历史学派的创始人。他1843年出版的《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被称为“历史学派的宣言”。他提出国民经济学是研究国民经济发展的科学,不是单纯的“货殖术”。他不主张树立什么经济理想,而主张研究国民经济的性质和需求、满足国民经济任务的法律措施以及它们所带来的效果。他称这种方法是国民经济的历史的解剖学和生理学。他认为人类的经济动机,既有利己心,也有公德心。他尊重国民经济的自然法则,这和后来的克尼斯以及施穆勒等人有不同之处,但他本人对自然法则究竟是什么,也并不明确。他的主要著作《国民经济学体系》(5卷,1854~1894),成为德国大学的教科书和文官考试的参考书,广为普及,为德国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反对工人运动进行辩护。马克思称之为“庸俗经济学的教授形态”。

    希尔德布兰德 

    1832年进入莱比锡大学学哲学、历史和语言学。1836年任布雷斯劳大学历史学讲师,1839年任教授,1841年转到马尔堡大学任国家学教授。1844~1845年任该校校长。1846年因在伦敦参加了德国共产主义者俱乐部的活动,被免去职务。在三月革命期中一度任议会议员,以后亡命瑞士在苏黎世等地大学任教。1862年和J.康拉德教授(1839~1915)一起创办《国民经济学与统计学年鉴》。他本是历史学家和统计学家,成立“储蓄银行”以及“寡妇年金金库”,设立统计局等。1848年他出版了《现在和将来的国民经济学》(第一卷),从对过去经济学说的发展过程的分析,开始研究“现在和未来的经济学”,表明了他既不同于古典学派又不同于社会主义的立场。该书序言说要将经济学改造成为各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科学,使经济学对国民经济生活的认识,要采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他的1863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的当前任务》,叙述了他的方法。但是,他的历史语言学派和罗雪尔的历史法学派都是19世纪中叶反启蒙思想,反理性主义的反动思潮,它们强调民族固有的所谓“民族精神”。

    希尔德布兰德介绍过恩格斯和P.-J.蒲鲁东的学说,他认为妨害普鲁士德意志的政治和经济的统一和发展的原因,以及福利的最大障碍,显然是由于“贫困”。他提出经济发展阶段的过程是实物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他企图借“信用”来消除资本主义的统治和贫困,他把信用经济阶段理想化,看成为道德的平等的世界。他认为贫困者可以借助“信用”的力量而获得资本,从而解决贫困这个社会问题。

    德国历史学派克尼斯

    克尼斯:克尼斯生于德意志黑森的马尔堡,曾学习神学和国家学。1846年任马尔堡大学讲师。1855年任弗赖堡大学国家学教授。1861~1865年在巴登国会任大学选举的议员。1865~1896年任海德堡大学教授,直至去世。他的主要著作有《历史方法观的政治经济学》(1853)。他批判斯密的理论是一种“世界主义”、“永恒主义”、“理论的绝对主义”,忽视了各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差异。他称自己的经济学是“相对性原理”,也就是研究国民经济生活发展,是经济学的特殊课题。他不同意李斯特、罗雪尔和希尔德布兰德的历史发展阶段理论和假设,而强调必须通过类比,去探索国民经济现象的规律性。他反对用单一的公式来规定经济生活发展的因果关系,认为各国国民经济不存在共同的发展规律,而各自有它的特殊的具体的发展进程。他认为,这种经济学只与人类的或某一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中某个时代有着有机的联系。

    他强调研究经济现象、经济生活必须与其他各种文化现象结合,而不能采取孤立的抽象法。他特别强调历史的统计的考察,主张归纳法才是经济学的方法。他认为经济学既不是精神科学,也不是自然科学,而是以第三种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克尼斯是路德派的新教徒,他的历史方法以精神因素为动力,有浓厚的宗教信仰。他是新历史学派伦理主义的先驱,其货币理论属于金属主义。

    新历史学派 /德国历史学派 编辑

    德国历史学派瓦格纳

    19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产业资本壮大,日渐走向垄断资本主义,其内在矛盾开始显露。1873年的经济危机引起了中产阶级没落,工人阶级失业和贫困,社会问题严重。德国社会民主党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了工人运动。为了对抗马克思主义,缓和阶级矛盾,新历史学派一方面继承了旧历史学派的遗产,一方面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社会改良主义。他们认为只要求工人克制和节约,不能解决问题,还必须从意识形态上批判“世界主义”、“经济人”的利己心的理论前提,以及古典学派的“唯物主义”。在施穆勒等人的发起下,1872年成立了“社会政策学会”,参加这个学会的经济学家一般都属于新历史学派,也被称做“讲坛社会主义者”。其中著名的除施穆勒、瓦格纳和布伦塔诺之外,还有A.黑尔德(1844~1880)、G.F.克纳普(1842~1926)和K.比歇尔(1847~1930)等。

    解体及影响 /德国历史学派 编辑

    德国历史学派韦贝尔
    随着1890年俾斯麦的下台和取消反社会党人法,新历史学派存在的基础开始动摇,进入了衰退解体的过程。1883年奥地利经济学家C.门格尔发表《关于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研究》,批判历史学派不能区别理论科学、历史科学和政策实践的关系,将经济现象的历史记述和经济理论的历史性相混淆,在方法论上缺乏理论分析和抽象,陷入了世俗的经验主义,因此缺乏“精密的方法”,放弃对“精密法则”的研究。门格尔强调理论经济学正像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化学一样,主张理论是经济学的中心,而历史只不过是它的辅助。

    施穆勒立即在《施穆勒年鉴》上发表了反批判文章《国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1883),接着门格尔又针对施穆勒的文章,发表了《德国国民经济学中历史主义的谬误》(1884),施穆勒不予回答。他们二人之间的争论虽然就此结束,但在双方门下弟子之间却持续了20多年,学说史上称之为“方法论论争”。从此以后,历史学派逐渐衰落解体,而完成这解体过程的还有待于历史学派内部韦贝尔的批判,即所谓“价值判断论争”。

    韦贝尔1904年发表了《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批判施穆勒将伦理道德和经济科学的名义混合在一起,用道德和法律来挽救经济生活中由于利己心所带来的弊端,这是在科学中渗进了“价值判断”。他主张在社会科学中应该将经验的认识与价值判断加以区分,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科学,任务在于寻求客观真理。

    桑巴特、布伦塔诺等都支持韦贝尔的主张,桑巴特在《现代资本主义》(1902)一书中,则运用他自己的发生论的、体系论的方法研究经济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出现了空前的通货膨胀,历史学派缺乏理论,束手无策,许多经济学家都纷纷脱离历史学派,历史学派终于解体。德国的社会政策学会也在1935年被纳粹党所镇压而解散。[1]

    从根本上看,影响历史学派的思想主要是浪漫主义和黑格尔的历史主义。[2]

    历史学派的思想精髓并不是历史学,而是源自德国浪漫主义传统的对个体独特性、相对性的强调,以及对人类现象整体联系的强调。后一基调突出理论的相对性和比较方法的应用,从带有黑格尔色彩的历史主义那里继承了历史的发展与进步、个人自由通过国家得以实现等观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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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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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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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1] ^ 引用日期:2010-06-03
    [2] ^ 引用日期:2012-11-01
    扩展阅读
    1http://www.studa.net/lishi/060430/141948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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