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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胡服骑射

    根据《史记》记载,赵武灵王召肥仪与议天下,大朝五日后决定胡服改革,"十九年正月,大朝信宫,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 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励行改革,改变了中国军队中宽袖的最初正规军装,以后逐渐演变改进为后来的盔甲装备。赵国所用的"胡服",因为衣短袖窄,类似于西北戎狄之服,所以被俗称"胡服"。减弱了华夏民族鄙视胡人的心理,增强了胡人对华夏民族的归依心理,缩短了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奠定了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服饰融合的基础,进而推进了民族融合。 梁启超认为赵武灵王是自商、周以来四千余年中的第一伟人,他与秦始皇、汉武帝以及南北朝的宋武帝(刘裕)一样,是中国历史上四位取得对北方游牧民族战争胜利的人之一,而且是最值得后代子孙骄傲的一位。1903年,梁启超发表《黄帝以后的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

    编辑摘要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名称: 胡服骑射 出处: 《战国策·赵策二》:“今吾(赵武灵王)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
    释义: 胡:古代指北方和西文的少数民族。指学习胡人的短打服饰,同时也学习他们的骑马、射箭等武艺。“胡服骑射”这个典故告诉人们不要固步自封,应学习别人的长处,勇于改革。 用法: 褒义 谓语
    结构: 联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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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解释/胡服骑射 编辑

    胡服骑射胡服骑射

    据《战国策·赵策二》记载:“今吾(赵武灵王)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也记载:“十九年正月,大朝信宫,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遂下令易胡服,改兵制,习骑射”。是说赵武灵王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后决定推行胡服、教练骑射,励行改革。

    当时所谓的“胡服”,是指类似于西北戎狄之衣短袖窄的服装,同中原华夏族人的宽衣博带长袖大不相同,所以俗称“胡服”;“骑射”指周边游牧部族的“马射”(骑在马上射箭),有别于中原地区传统的“步射”(徒步射箭)。从此,使军队中宽袖长衣的正规军装,逐渐改进为后来的衣短袖窄的装备。从而顺应了战争方式由“步战”向“骑战”发展的趋势,为国家的稳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基本介绍/胡服骑射 编辑

    【汉语文字】胡服骑射

    【汉语拼音】húfúqíshè

    【释义】

    指学习胡人的短打服饰,同时也学习他们的骑马、射箭等武艺。现代多用来比喻所进行的改革。

    【典故】

    溯源《战国策·赵策二》:“今吾(赵武灵王)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

    【注释】

    胡:古代指北方和西文的少数民族。

    【词语解释】胡:古代指北方和西方的各民族。指学习胡人的短打扮服饰,同时也学习他们的骑马、射箭等武艺。“胡服骑射”这个典故告诉人们不要固步自封,应学习别人的长处,勇于改革。

    【字词解释】胡:古代指北方和西方的少数民族。赵国所用的“胡服”,因为衣短袖窄,类似于西北民族之服,所以被俗称“胡服”。其实还是有中原服制右衽交领的特征的。

    【成语性质】中性词

    【成语用法】联合式;作宾语、定语。

    相关出处/胡服骑射 编辑

    《战国策·赵策二》:“今吾(赵武灵王)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

    《史记·赵世家》:“﹝ 赵武灵王 谓 肥义 曰:﹞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奈何?”参阅 王国维 《胡服考》。

    相关典故/胡服骑射 编辑

    胡服骑射胡服骑射

    赵武灵王是战国时赵国的一位奋发有为的国君,他为了抵御北方胡人的侵略,实行了“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改革的中心内容是穿胡人的服装,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其服上褶下绔,有貂、蝉为饰的武冠,金钩为饰的具带,足上穿靴,便是骑射。为此,他力排众议,带头穿胡服,习骑马,练射箭,亲自训练士兵,使赵国军事力量日益强大,而能西退胡人,北灭中山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现在胡服骑射这个建筑位于河北省东环路与邯大路圆盘处,就是来马台村东南处,附近村庄经济繁华,人们安居乐业,一天到晚都是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这个建筑屹立在一个大转盘中间,所有的车辆经过此处时都要绕过这个大转盘,这样防止发生车祸意外,它属于我们邯郸吉利的象征。

    相传,邯郸市西的插箭岭就是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训练士卒的场所。

    战国时,今河套地区属赵之云中郡九原县地。杰出的社会改革家赵武灵王,曾一度君临北至阴山西达高阙塞的西北边疆地区。

    赵武灵王即位的时候,赵国正处在国势衰落时期,就连中山那样的邻界小国也经常来侵扰。而在和一些大国的战争中,赵国常吃败仗,大将被擒,城邑被占。赵国眼看着被别国兼并。

    赵国地处北边,经常与林胡、楼烦、东胡等北方游牧民族接触。赵武灵王看到胡人在军事服饰方面有一些特别的长处:穿窄袖短袄,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都比较方便;作战时用骑兵、弓箭,与中原的兵车、长矛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机动性。他对手下说:“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来如飞鸟,去如绝弦,是当今之快速反应部队,带着这样的部队驰骋疆场哪有不取胜的道理。”

    为了富国强兵,赵武灵王提出“着胡服”“习骑射”的主张,决心取胡人之长补中原之短。可是“胡服骑射”的命令还没有下达,就遭到许多皇亲国戚的反对。公子成等人以“易古之道,逆人之心”为由,拒绝接受变法。赵武灵王驳斥他们说:“德才皆备的人做事都是根据实际情况而采取对策的,怎样有利于国家的昌盛就怎样去做。只要对富国强兵有利,何必拘泥于古人的旧法。” 赵武灵王抱着以胡制胡,将西北少数民族纳入赵国版图的决心,冲破守旧势力的阻拦,毅然发布了“胡服骑射”的政令。赵武灵王号令全国着胡服,习骑射,并带头穿着胡服去会见群臣。胡服在赵国军队中装备齐全后,赵武灵王就开始训练将士,让他们学着胡人的样子,骑马射箭,转战疆场,并结合围猎活动进行实战演习。

    公子成等人见赵武灵王动了真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在下面散布谣言说:“赵武灵王平素就看着我们不顺眼,这是故意做出来羞辱我们。”赵武灵王听到后,召集满朝文武大臣,当着他们的面用箭将门楼上的枕木射穿,并严厉地说:“有谁胆敢再说阻挠变法的话,我的箭就穿过他的胸膛!”公子成等人面面相觑,从此再也不敢妄发议论了。

    在赵武灵王的亲自教习下,国民的生产能力和军事能力大大提高,在与北方民族及中原诸侯的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胡服骑射的第二年起,赵国的国力就逐渐强大起来。后来不但打败了经常侵扰赵国的中山国,而且夺取林胡、楼烦之地,向北方开辟了上千里的疆域,并设置云中、雁门、代郡行政区,管辖范围达到今河套地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次大变革,被历代史学家传为佳话。特别是赵武灵王以敢为天下先的进取精神,在中原王朝把少数民族看作“异类”的政治背景下,在一片“攘夷”的声浪中,力排众议,冲破守旧势力的阻挠,坚决实行向夷狄学习的国策,表现了作为古代社会改革家的魄力和胆识。赵武灵王不愧是一位值得后人纪念和效法的杰出历史人物。

    成语人物/胡服骑射 编辑

    先秦时,这两族与鬼方等族同时出现在商周以北。据《伊尹朝献商书》记载:楼烦居商正北。《史记》中也记载:春秋时期晋北(今山西北边)有林胡、楼烦。可见林胡、楼烦是内蒙古自治区中部最古老的原始部族。

    战国时期,七强争雄,燕赵两国为割据地盘,经常以武力兼并四邻。由于林胡和楼烦比较弱小,迫于燕赵的压力,他们一迁再迁,先从晋北迁到燕北,又从西南迁到赵北。

    公元前三零六年,赵武灵王打败林胡,林胡从属于赵。林胡的在战国时期的活动地区在今大青山以南黄河以东地区,主要是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清水河一带。赵武灵王臣服林胡后,“礼服”楼烦,征集了他们的军队。这样,把林胡、楼烦两国上千里的土地并入自己版图,设置中、雁门、代三郡治之。而且修筑了从今河北宣化沿阴山山脉西行,直达今河套五原以北狼山缺口止的长城,以之来达到巩固土地、防御北胡的目的。

    赵孝成王时,赵国大将李牧大破匈奴十余万骑,同时降服林胡。从此以后,林胡的名字便消失了。但楼烦仍然存在,活动在鄂尔多斯地区。

    战国后期,活跃在河套地区的匈奴兴起,占领黄河以南的河南(鄂尔多斯地区)地区,楼烦从属于匈奴。秦灭六国后,秦将蒙恬收复“河南地”,楼烦又归在秦的统治下。秦被灭后,匈奴东灭东胡,西击月氏,南下吞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楼烦一直隶属于匈奴。西汉武帝年间,汉将卫青率大军于公元一二七年重新夺回黄河两岸的河套地区后,楼烦并入汉朝,从此楼烦不复为国。

    林胡和楼烦,是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生活的游牧民族。林胡、楼烦所盛行的“胡服骑射”,很受中原各族的欢迎。赵武灵王曾在呼和浩特市东南的大黑河东岸,训练骑兵,把只宜于平原作战的兵车变为轻快的、突击力很强的骑兵。

    林胡和楼烦人散居塞内,或并入匈奴,或融入汉族,渐渐地从历史舞台上消失。

    相关详述/胡服骑射 编辑

    赵国在地理位置上,东北同东胡相接,北边与匈奴为邻,西北与林胡、楼烦为界。这些部落都是以游牧为生,长于骑马射箭,他们常以骑

    ①以上参见《史记》卷四十《楚世家》,卷七十《张仪列传》。

    兵进犯赵国边境。胸有大志使赵国强盛的武灵王,对胡人骑兵的优越性,认识真切。他认为以骑射改装军队是强兵的道路,就对将军楼缓说:我国处在强敌包围之中,怎么办?"吾欲胡服"。实行胡服,便于骑射。

    胡服就是采用胡人的服装,即改穿短装,束皮带,用带钩,穿皮靴。这同中原华夏族人的宽衣博带长袖大不相同。赵武灵王的胡服改制很彻底,他不仅要使军队将士改穿,还要全国上下臣民都改穿,所以这一改变穿着的革新触及的层面就很广。

    赵武灵王预知反对者必强、阻力大。于是先找大臣肥义和将军楼缓商议。肥义和楼缓都十分赞同。武灵王乃下定决心,下令全国实行胡服。他自己首先穿了起来,又派专人去告诉他的叔父公子成,请他穿胡服。

    使臣回报公子成持不赞成的态度,武灵王便亲自去说服公子成,这样公子成也穿胡服上朝。

    贵族赵文、赵造、周袑、赵俊等劝阻不要实行胡服。赵武灵王反驳他们说:"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势与俗化,而礼与变俱,圣人之道也。"并指出,"便国不必法古,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对于衣服,他说"衣服之制,所以齐常民也,非所以论贤者也。"赵武灵王得到大臣们的支持,反驳了一些贵族的责难,特别是像公子成这样很有影响的贵族,也穿上胡服,于是胡服就在赵国上下推行开来。

    后来赵国攻下原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后,把它改作"骑邑",以训练骑兵。有位叫牛赞的又出来反对,说"国有固籍,兵有常经,变籍则乱,失经则弱。"武灵王驳斥他说:"古今异利,远近易用"。"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今子以官府之籍,乱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赞忙下拜说"臣敢不听令乎!"

    由于实行胡服,赵国建立起以骑兵为主体的一支军队,它在战争中的作用即刻显示出威力来。就在行胡服的次年,赵国就向觊觎已久的中山国发动进攻,一直打到宁葭(今河北获鹿县北)。又西攻胡地,到达榆中(今内蒙古河套东北岸地区),"辟地千里"①,林胡王向赵贡献良马以求和。赵武灵王让代地的相赵固专主管所夺取的胡地,向内地提供骑兵。

    赵武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05年),分三路大军进攻中山国,夺取了中山国的丹丘、华阳、鸱之塞、鄗、石邑、封龙、东垣等地。中山王献4邑请和,赵军才停止攻击。赵武灵王决心要灭掉中山,于二十三年、二十六年相继再攻中山,到赵惠王三年(公元前296年),终于最后灭掉中山,把中山王迁到肤施(今陕西绥德县东南)。

    赵国在加紧进攻中山的同时,还向北方的匈奴出击,"攘地北至燕、代"。向西边林胡、楼烦用兵,到达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

    在赵武灵王二十七年时,他把王位传给王子何,是为赵惠王,自号主父。他打算让儿子治国,自己腾出手来,身穿胡服,率领将士专事征讨西北的胡地。并且打算从云中,九原出发,向南攻击秦国。他还装扮成赵国的使臣到秦国去见秦昭王。秦昭王未发现,只觉得这位使臣气度

    ①参见《战国策·赵策二》,《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

    非凡,不像一般人臣。于是派人追赶,而主父已逃出边关。经查问知是主父,秦昭王大为惊讶。赵主父亲自入秦,是要观察秦国地形,以及秦昭王的为人,以便作出对策。可见赵武灵王是打算直接同强秦对抗的。

    经过"胡服骑射"改革的赵国,成为当时除秦国、齐国外,国力最强的国家。

    后世影响/胡服骑射 编辑

    赵武灵王赵雍,赵国迁都邯郸后的第四代国君,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改革家,为了拓展疆土、富国强兵,他不为旧制和保守势力所束缚,力排众议,勇于革新,于公元前307年推行以“胡服骑射”为中心的军事改革,获得了巨大成功,使赵国的军力显着增强,成为战国后期东方六国中唯一能与强秦抗衡的国家。

    “胡服骑射”虽然是一场军服改革,但影响却是多方面的,使人们的心理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打击了“先王之道不可变”的保守思想,勇于革新的思想得到树立,减弱了华夏民族鄙视胡人的心理,增强了胡人对华夏民族的归依心理,缩短了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促进了二者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为以后的民族大融合和国家大统一奠定了心理基础。现对“胡服骑射”所导致的服饰变化及其对后世服饰的影响略陈管见。

    对赵国军队的影响

    “胡服骑射”前的赵军,以步兵和车兵为主,官兵的衣服都是根据步战和车战的要求而做,基本类似于平民的短打;用在骑兵上,则显得不太适合作战,在与胡人骑兵的交战中往往处于劣势。相反,胡人都是身穿短衣、长裤,作战骑在马上,动作灵活方便。因此,在实行“胡服骑射”前的18年中,赵屡败于齐、秦、魏等国,损兵折将,不得不忍辱割地,甚至林胡、楼烦也乘此机会,连年向赵发动军事掠夺,赵国几乎没有还击之力。

    赵武灵王认识到:赵国被动挨打,并非赵国国弱民衰,而是在于军队军装不适于骑兵和车战的作战形式。他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弘扬先祖赵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诸胡”的伟业,靠中原传统的步兵和战车配合作战的方式是不能成功的,因为笨重的战车只宜在较为平坦的地方作战,在复杂的地形中运转十分不便,众多的步卒也无力对付那奔驰迅猛,机动灵活的骑兵。只有学习诸胡的长处,以骑兵对抗骑兵,才能增强赵国军事力量,彻底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同时,只有改中原地区宽袖长袍的服装为短衣紧袖的胡服,才能适应骑战的需要。鉴于这种情况,赵武灵王于公元前307(武灵王19年)年开始实行“胡服骑射”,推行服制改革。其步骤是首先要求朝中官员改装,此后“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又命将军、大夫、适子、戍吏皆貂服”(《竹书纪年》)。

    自此以后,赵军改穿胡服。“胡服”的具体式样史载不详,只能从间接途径了解。汉人所刻画的匈奴人肖像,具有如下特征:身材矮小,粗壮,头圆而硕大,脸宽,颧高,鼻翼撇开,眉毛浓重,眼睛凸出,如杏仁一般,目光灵动有神;上唇须稠密,除了在颔上的一簇硬毛外没有胡子,耳上戴穿孔的长耳环。除了头顶上留有一束头发之外,头一般是剃光的。他们穿着宽大的、两旁开口、长到下腿的袍子,腰带的两端垂在前面。因为天冷,他们的袖口紧紧地密封在手腕上。他们肩上披着一条毛皮的短围巾,头上戴着皮帽子,鞋是皮制的,宽大的裤子用一条皮带紧紧地系住。弓袋系在腰带上,垂在腿的前面。箭筒也系在腰带上横在胸前,箭尾朝右边。汉代距战国为时不远,赵武灵王所推行的“胡服”,与此相近,是穿窄袖短衣、长裤,脚登皮靴,腰系皮带,戴有貂尾蝉蚊装饰的武冠,束金钩。赵国所推行的胡服,文献资料称其为“貂服”。“貂服”,据清代学者全祖望研究,当为貉服之误,北方豸种曰貉,用貉之皮毛制作的衣服称为貉服。

    对后世服饰的影响

    大体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改进了军队的服装装备。胡服,在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之后成为中国军队中最早的正规军装,以后逐渐演变改进为后来的盔甲装备。胡服的推广,它不仅直接为赵国赢得了赫赫武功,而且对军队历史的发展演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开创了我国古代骑兵史上的新纪元,从此我国军事史中除车兵、步兵和舟兵外,出现了骑兵这一崭新的兵种。同时,它也改进了军队的服饰装备,便利了作战。

    其次,弱化了服饰的身份标示功能,强化了其实用功能,使“习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国服饰变化的总体倾向。服饰,具有防寒保暖、遮羞的实用功能及显美功能,也有身份标示功能,“胡服骑射”前的华夏族服饰,既是每个人身份高低的标志,也是夷夏不同民族身份的标志。在“胡服骑射”以前,统治者以严格的等级服饰来显示自己的尊贵和威严。 “胡服骑射”之“胡服”首先是为便“骑射”,也便利了人们的生产劳动与其他社会活动,这就强化了服饰的实用功能,同时,因其打破了服饰的民族界限,弱化了身份界限,使君臣、官民服饰的差别大大减小,自然弱化了服饰的身份标示功能。自此以后,“习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国服饰变化的总体倾向,汉族居民不断吸取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来丰富自己的服饰文化。赵武灵王虽并没有强制百姓改穿胡服,只在官吏、军队中强制推行,但上行下效,自古皆然,加上胡服的便利性,赵国百姓纷纷效仿。貉服、胡服之冠、爪牙帽子、带钩等胡人风格的服饰开始在赵国百姓中流行。汉代,穿开裆的裤子,外罩以裳或深衣。裤子显然来源于胡服。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大量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胡服成为社会上司空见惯的装束,一般平民百姓的服饰,受胡服的影响最为强烈。他们将胡服中窄袖紧身、圆领、开衩等因素吸收到原有的服饰中来。汉族贵族也在胡服的基础上加以变化,方法是将其长度加长,加大袖口和裤口,改左衽为右衽。

    再次,减弱了华夏民族鄙视胡人的心理,增强了胡人对华夏民族的归依心理,缩短了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奠定了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服饰融合的基础,进而推进了民族融合,促进了秦汉时期全国各民族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实施促进了各地区,尤其是中原汉族与边地各少数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汉人因为胡服劳作方便而穿上胡人的服饰,胡人因汉人的服饰飘逸而穿上汉人的服饰。“胡服骑射”导致了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融合,也缩短了赵人、胡人心理上的胡汉差异,胡人开始从感情上亲近赵人。西周末年,民族矛盾激化,华夷之辨渐兴。至战国之世,东方各国已经形成一种崇尚中原文化、贬斥戎狄之俗的华夷观,这使经济文化本就落后的周边少数民族在心理上更加自卑。在此情况下,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身穿胡服进行教化,自然被胡人视为对其最友好的表示,开始从感情上亲近赵人。胡服令下达后,林胡王献马,楼烦王致其兵,这两个赵国的强敌归顺了赵国,起到了化敌为友的巨大功效。它转变了民风民俗,振奋了精神,凝聚了人心,促进了民族向心力、国家凝聚力的形成。正如华梅所言:“由军服而民服,胡服的引进使中国汉族服饰文化增添了新气象。这次民族服饰融合,奠定了中华民族服饰由交流而互进的良好基础。”北魏孝文帝改革实行与汉族同化政策,禁胡服胡语,表面上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相反,实际上却发端于由其形成的胡人对汉族及其文化的亲近感。正是这种亲近感,促成了以后的民族大融合,匈奴、鲜卑、羯、氐、突厥、契丹、党项等曾在我国历史上繁盛一时,甚至统治过中国的民族反而融化入汉族之中。这种民族向心力、国家凝聚力的形成,直接促进了秦汉全国各民族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成了我国历史大统一占主导地位的精神动力,也是今天维持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精神支柱。

    其他资料/胡服骑射 编辑

    附录华夏民族的服饰

    中国的传统服饰------华夏民族衣冠服饰历史上可追溯至三皇五帝时代,大约在夏商时期服饰制度初见端倪,到了周代渐趋完善,并被纳入“礼治”范围。当时的服饰依据穿着者的身份、地位而有所不同。

    从考古资料来看,夏商周时期,中原华夏族的服饰形式贵族主要采用上衣下裳制,上衣的形状多为交领右衽,用正色,即青、赤、黄、白、黑等五种原色;下裳类似围裙的形状,腰系带,下系芾,用间色,即以正色相调配而成的混合色。平民服饰以小袖为多,衣长通常在膝盖部位,腰间则用条带系束。河南安阳出土的石雕奴隶主雕像,头戴扁帽,身穿右衽交领衣,下着裙,腰束大带,扎裹腿,穿翘尖鞋。这大体反映了商代服饰的情况。周初制礼作乐,对贵族和平民阶层的冠服制度作了详细规定,统治者以严格的等级服饰来显示自己的尊贵和威严。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一种名为“深衣”的新型连体服饰,它同当代的连衣裙结构类似,上衣下裳在腰处缝合为一体,领、袖、裾用其它面料或刺绣缘边。深衣的出现,改变了过去单一的贵族服饰样式,故此深受人们的喜爱,不仅用作常服、礼服,且被用作祭服。至此,形成了我国传统服饰的两种基本礼服——上衣下裳制和深衣制,而上衣下裳制要比深衣制等级高。一般平民百姓由于等级制度和生活水平的限制,也为了方便劳动,只能穿窄袖贴身的短打。

    进入汉代以后,华夏衣冠制度进一步完善,并且有了一个统一的称谓:汉服。 这种服饰体系一直影响到17世纪。近年来,为了复兴民族文化,有志之士开始了汉服运动,力图恢复被满清统治者“剃发易服”而失去的华丽衣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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