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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卫反击战

    自卫反击战一般指对越自卫反击战。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国官方称为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或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在民间被习惯称作对越自卫反击战,越南称之为1979年北部边界战争或越中边界战争,国际上则又将其视为第三次印度支那战争的一部分),是指于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爆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以下简称越南)之间的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短时间内占领了越南北部20余个重要城市和县镇,一个月之内便宣布胜利,撤出了越南。越方在中方撤出之后也宣布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场战争令中越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直至最低点。进入八十年代后两国继续对抗,在罗家坪大山、法卡山、扣林山、老山、者阴山等地区又相继爆发了边界冲突,时间持续达十年。九十年代苏联解体后,两国关系逐步恢复正常,陆地边界也最终划定。

    编辑摘要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名称: 自卫反击战. 地点: 黑龙江.
    时间: 1979 交战各方: 中国 苏联

    目录

    1969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自卫反击战 编辑

    背景

    根据1860年清朝政府和沙俄签署的《中俄北京条约》,中俄以乌苏里江为界。由于该岛位于界河之上,归属在整个二十世纪没有定论,中国和俄国(苏联)都曾声称拥有该岛主权。中方认为,据《中俄北京条约》,中俄边境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上,而该岛明显在主航道以西(中国一侧)故归属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八月风暴行动之后,从1947年开始苏联红军在此巡逻。从1960年代初开始,中苏展开意识形态论战。1964年中苏边境谈判中,苏方准备将该岛归还给中方,但由于中苏关系日趋恶化而谈判中止。

    准备

    1967年到1969年初双方在边界上的若干地方,比如乌苏里江上的七里沁岛和珍宝岛,不断发生巡逻队冲突,从对骂到推搡、棍棒武斗等。从1968年开始中方准备在中苏东部边界进行武装行动。1969年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之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部署3月在珍宝岛进行“珍宝岛反击战”,为在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定基调。在筹划时说要立足于小打,“规模尽量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即这是一场局部的边界冲突!”

    珍宝岛位于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0.74平方公里,历来为中国领土,当地居民祖祖辈辈在这里从事生产活动,中国边防军也一直在这一地区执行巡逻任务。自六十年代初期后,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中苏边界开始多事。六十年代中期后,苏联不断对中国实施军事压力和威胁,在中苏边界上挑起事端,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2月,苏联军队在中苏边境地区挑起各种边境事件达4180余起。1967年后,苏联边防军开始入侵中国领土珍宝岛,阻挠中国边防部队巡逻队上岛巡逻,多次制造流血事件,打死打伤中国边防部队巡逻官兵多人,抓捕中国渔民。对于苏军的挑衅行径,中国边防部队严格执行中国政府、中央军委的指示,采取了极大的克制忍让,但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的严正抗议和警告置若罔闻,苏联边防军的挑衅行为毫无收敛。

    1969年3月2日8时,中国边防部队派出巡逻分队登岛执行巡逻任务。苏军发现后,立即出动70多人,分乘2辆装甲车、1辆军用卡车和1辆指挥车,从苏联境内分路向珍宝岛急进,接近珍宝岛后,列开战斗队形向中国边防巡逻分队进逼,并以一部兵力向中国边防巡逻分队的一个小组侧后穿插。入侵苏军不顾中国边防巡逻分队向其发出的警告,突然开枪射击,打死打伤中国边防巡逻人员6人。中国边防巡逻分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中国边防巡逻第二小组听到枪声后,在班长周登国的指挥下,给侧后的入侵苏军以沉重打击。随后,中国边防巡逻分队发起反击,但遭到丛林中苏军的猛烈射击。中国边防战士于庆阳猛然跃起,向丛林苏军射击,吸引火力。苏军火力向他射击,击中他的头部,他倒下后不久,顽强地站起,端起冲锋枪继续向苏军冲击,直至英勇牺牲。副连长陈绍光指挥一个班迂回到丛林中苏军侧后,但一股苏军又从他的侧后冲来,两面机枪夹击他们。陈绍光一面指挥分队英勇还击,一面奋勇向苏军一个机枪火力点冲去。这时他身受重伤,仍然坚持移动到有利位置,打掉了这个火力点后,倒在了血泊中。经1个多小时激战,中国边防部队击退了入侵珍宝岛的苏联边防军。

    3月15日凌晨,苏军边防军60余人在6辆装甲车的掩护下,从珍宝岛北端侵入。中国边防部队某部营长冷鹏飞奉命带领一个加强排登岛,与入侵苏军形成对峙。8时许,苏军发起攻击,冷营长沉着指挥,坚守有利地形,指挥部分兵力分割苏军,经一个小时激战,打退了苏军的进攻。9时46分,苏联边防军在炮火掩护下,出动6辆坦克5辆装甲车向珍宝岛接近,从南北两侧发起攻击,并以密集火力封锁江叉,拦阻中国边防部队登岛支援。坚守在2号阵地上的无坐力炮班长杨林,占领有利地形阻击苏军,待苏军坦克驶近到只有10余米远时,他接连投出5枚手雷,打乱苏军队形,使其一辆坦克闯入雷区被炸坏。杨林带两个炮班机动射击,他连续击中3辆装甲车,但他也不幸被苏军坦克炮火击中壮烈牺牲。

     自卫反击战

     中国边防战士与苏军进行交涉

    13时35分,苏军边防军纵深炮火猛烈袭击中国防御阵地,正面达10公里,纵深约7公里。炮击2小时后,苏军100余人在10辆坦克和14辆装甲车掩护下,发起第三次进攻。守岛的中国边防部队分割其步兵与装甲、坦克联系与苏军近战,减弱其火力。火箭筒手华玉杰越打越勇,在零下30多度冰天雪地里,甩掉棉衣和绒衣,先后击毁击伤苏军4辆装甲车。经50多分种激战,胜利地粉碎了苏联边防军的第三次进攻。

    这一天,苏军先后出动50余辆坦克、装甲车和100多名步兵,运用直升飞机和纵深炮火掩护,并炮击中国境内纵深地区。中国边防部队同入侵苏军共激战9个多小时,顶住了苏联边防军的6次炮火急袭,击退了苏联边防军的3次进攻,胜利地保卫了珍宝岛。

    17日,苏联边防军又出动步兵70多人,向岛上敷设地雷,企图阻止中国边防部队登岛并拖回被中国边防部队击坏滞留在江叉的一辆T-62型坦克。中国边防部队以炮火将其击退,被炸坏的苏军坦克被中国边防军缴获,成为苏联侵略中国领土的铁证。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国边防部队在严寒条件下,面对苏军的先进坦克、装甲战车,毫不畏惧,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采取灵活的战术,用鲜血和生命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作战中,人民群众积极支前,保证了反击作战的胜利。为了表彰黑龙江边防部队的英雄事迹,中央军委于7月30日发布命令,授予孙玉国、杜永春、华玉杰、周登国、冷鹏飞、孙征民、杨林、陈绍光、王庆荣、于庆阳等10名官兵以“战斗英雄”称号,给边防部队侦察连、一连和公司边防站等10个单位各记一等功一次。  

     自卫反击战

     苏军出动消防艇,用高压水龙喷射在乌苏里江上捕鱼的中国渔民



    1969年3月2日凌晨,苏联边防军出动70余人,装甲车两辆、卡车和指挥车各一辆,悍然入侵我国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的珍宝岛,首先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多人。我边防军在多次向苏边防军警告无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还击,给了入侵者以歼灭性的打击。

    在这次事件中,苏联政府称珍宝岛属于苏联,反诬中国边防军人侵苏联,并且公布了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的“抗议照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珍宝岛无可争议地是属于中国的领土,而且长期以来一直是在中国的管辖之下,有中国边防部队进行巡逻。苏联的所谓“抗议照会”是推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强盗逻辑。同日,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交了抗议照会,坚决要求苏联政府惩办这次事件的肇事凶手,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和武装挑衅,并保留要求苏方赔偿我方一切损失的权利。照会严正警告苏联政府,如果继续挑起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只能由苏联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自卫反击战

     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
    西金达成协议,双方在有争议的地区脱离接触。

    以后苏军又多次入侵我珍宝岛,皆被我军击溃。

    后续

    战斗之后中苏双方都在江岸集结大量军队,之后由中国实际占领该岛[9][10]。1969年8月,中国在岛上修建了营房,派驻1至4名官兵常年驻守。

    事件之后,莫斯科迅速采取回应步骤:第一,抢先提出抗议;第二,召开记者招待会;第三,发动示威游行;第四,向西方投诉;第五,准备采取“集体行动”;第六,进行核威胁;第七,提出亚安体系的构想。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也做出了异乎寻常的反应:其一,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其二,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讲话[13]其三,在全国范围内掀起针对苏联的战备高潮;其四,对苏方提出协商要求不予回应。由于中国长期对苏联提出的协商要求不予理睬,使得苏方对中国采取了进一步措施,一方面,苏联在报纸上发布准备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打击的威胁;另一方面,苏联对中国实施军事报复。于同年8月,苏军在中苏西部边界铁列克提(今中国-哈萨克斯坦边境)对中方实行报复性打击,双方再次发生武装冲突。这一系列事件史称“中苏边界冲突”。

    1969年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参加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的葬礼后路过北京,和周恩来等会晤。举行了著名的机场会谈,双方达成了签署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四点临时措施的协议。[14]之后局势得到缓解。1990年,珍宝岛归属问题得以解决,1991年俄罗斯承认珍宝岛属于中国。

    2004年,中俄也达成了关于黑瞎子岛的协议。根据中俄双方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俄罗斯将把占领的银龙岛的全部、黑瞎子岛的一部分领土,以及额尔古纳河上靠近内蒙古满洲里的阿巴该图洲渚,归还给中国。2005年4月,俄罗斯政府批准了这个补充协定。而此前一个月,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也通过了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的决定。至此,不仅黑瞎子岛的领土争议尘埃落定,中俄长达4300公里的边界也全部得到了确认。2008年10月,中俄两国政府在黑瞎子岛上举行了中俄国界东段界桩揭幕仪式。

    各方反应

    苏联: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等人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准备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15]同时,苏联还与美国联系,试探性的提出联合对核武器发展尚处初级阶段的中国核力量实施摧毁性打击。

    中国:中国开展“深挖洞、广积粮”的全国性战备运动。 1969年10月14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10月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应付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经中央讨论决定: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办公,由周恩来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主席到武汉主持全国的大政方针,林彪副主席到苏州负责战备。同时,中央领导人及原中央负责人也相应疏散。同日,毛泽东离京去武汉。

    美国:反对苏联对华采取敌对、战争的行为。在尼克松召集紧急国防会议[16] (参加会议的有副总统阿格纽、国防部长莱尔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国务卿罗杰斯和基辛格)后认为:“对于眼前这场中苏一触即发的战争,我们当然应当阻止。如果苏联和中国执意要打,那不仅仅是他们的事情。”为了远水解近渴立竿见影,美国亮出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尚保留未及动用的一张牌──“用苏联已被破译的密码,发出向苏联本土183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工业基地进行准备核打击的总统指令。”一旦苏联有一枚远程导弹离开发射架,美国的计划便会开始。 

    对越自卫反击战/自卫反击战 编辑

    名称

    官方称这场战争为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或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广义上是指1979年到1989年近十年间的中越边境冲突),在大陆民间习惯上称这场战争为对越自卫反击战、自卫反击战、南疆战争。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方面称这场战争为反中国扩张主义战争、1979年北部边界战争或越中边界战争。
    国际上则也称这场战争为1979年中越战争或视其为第三次印度支那战争的一部分。

    背景

    领土纠纷
    现中越双方的陆地疆界长达1300公里。1885年前,中越属于宗藩关系,并未划定准确的陆地边境线,仅以地理习惯划分管辖区域。但中法战争后中国将越南的宗主权转于法国,这使中越陆地边境线必须明确化。在随后中法陆地划界中部分战前属于越南管辖的区域被归入中国,这成为中越两国陆地领土纠纷的源头。至于南海诸岛,当时中法均认为不属于越南(中方认为属于中国,法方认为是无主岛屿),两国划界时未涉及。中国虽然宣称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但此后长期并无完全实际控制。

    1930—1933年,法国先后侵占南海九岛。1933年7月19日,法国对外宣布占领南海九岛,后将其归入法属印度管辖。中华民国对此提出抗议,在民国海军海道测量局完成实地测量后,于1935年4月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会刊第二期专门绘制《中国南海各岛屿图》,确定了中国南海最南疆域线至北纬4°,把曾母暗沙标在了疆域线之内。

    1939年,日本乘欧洲局势紧张之机将法国势力驱逐,将南海诸岛归入日属台湾管辖。二战结束后,中华民国于1946年接收南海诸岛。

    1954年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之后,越南分裂。当时南方西贡政府声称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并派兵占领西沙、南沙部分岛屿。

    1958年9月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中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明确指出:“这项规定适用于包括西沙群岛……在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领土”。9月6日,越南劳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报》在第一版全文刊登中国政府领海声明。

    1958年9月14日,越南政府总理范文同照会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郑重表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承认和赞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8年9月4日关于领海决定的声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尊重这项决定”。

    1972年5月越南总理府测量和绘图局印制的《世界地图集》,用中国名称标注西沙群岛。

    1974年越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学校九年级《地理》教科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课中写道:“从南沙、西沙各岛到海南岛、台湾岛、澎湖列岛、舟山群岛,……这些岛呈弓形状,构成了保卫中国大陆的一座‘长城’。”

    1974年西沙海战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西沙群岛控制权。

    1975年,越南统一,河内政府接收原西贡政府控制下的南海岛屿,其对南海诸岛的归属权的官方立场亦开始改变。

    1978年9月起,中越双方开始相互指责对方军队越界。

    战前中越关系
    主条目:越南战争和中苏关系破裂
    法越战争(1945年—1954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有着近似于同盟的关系,双方都反对当时统治越南的法国殖民政权。在越战(1959年—1975年)期间,中国和苏联都向北越提供了援助,共同反对美国。

    1969年3月中苏爆发珍宝岛冲突,差点引发大规模战争。此后,中国与苏联持续处于敌对状态,而中美关系则开始正常化。1978年6月29日,越南加入苏联为首的经济互助委员会。苏联出于牵制中国的目的,1978年11月3日与越南签订了带有军事援助性质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支持越南在中南半岛的扩张。

    1975年前,河内政府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的主权并未提出正式异议。但1975年河内政府统一越南之后,不仅接收了原西贡政府控制下的南海岛屿,还对位于中越边境的陆地、南海诸岛提出主权要求。而其对南方的私人企业收归国有,致使为数不少的华侨华裔被没收财产,并受到残酷的政治压迫,许多平民遭到秘密逮捕和肆意杀害,迫使许多人不得不抛弃财产甚至家人逃亡。[6]在一些“战略要地”,华人要接受无穷尽的“忠诚测试”,直至被驱逐离开越南。由于无法容忍越南当时这种非人道的反华行为,中国政府一方面对于越南发出谴责,另一方面接收了大量沦为难民的越南华侨。[6]到1978年,中越边境上频繁发生了小规模冲突。

    中方认为越方上述种种举动威胁了中国国境安全和影响了东南亚的局势稳定,为了捍卫主权,惩治侵略者和保护华侨权益而对越进行自卫还击战。

    越南入侵柬埔寨
    虽然越共和红色高棉(赤柬)曾经有过合作,但是当红色高棉的领袖波尔布特建立民主柬埔寨政权后,自称信仰毛泽东思想,开始实施整肃与屠杀,其执政期间,红色高棉试图逐步将柬埔寨改造为不分任何阶级的社会,将所有城市居民强行驱赶至农村,实行恐怖统治和全国大清洗,屠杀平民两百万人。[7]红色高棉的这些作为,遭到世界各国谴责,越南则指责红色高棉政权屠杀居柬的越南人,且入侵越南领土,故两国关系开始恶化。

    1978年5月,在百春大屠杀发生后,大清洗激发了反波尔布特的起义,被镇压后,流亡者在越南成立了“柬埔寨民族团结救国阵线”,领导者是红色高棉曾任师长、省委书记的高层领导人韩桑林。1978年,苏联和越南签订友好同盟条约;同年12月25日,10万经历越战洗礼的越南“志愿军”发动势如破竹的进攻。1978年12月,越军进攻柬埔寨,是为柬越战争,不过一个多月,于1979年1月7日攻占柬埔寨首都金边,推翻了红色高棉,成立了“柬埔寨人民共和国”。

    当时的中国对此不满,继续承认柬埔寨王国民族联合政府为柬埔寨的合法政府。

    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的抗法、抗美救国战争曾提供了无私的巨大援助,为越南人民争取独立解放斗争的胜利做出过重大牺牲。20世纪70年代中叶,越南结束抗美战争、实现国家统一后,把中国视为"头号敌人",中越关系急剧恶化,中国边疆的和平、安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在此情况下,从1979年2月17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在广西、云南开始对越南进行有限度的自卫还击作战。3月5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自卫还击作战的预期目的已经达到,自当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开始回撤。至3月16日,中国边防部队全部撤回中国境内。

    在中国与苏联关系交恶之后,越南公开倒向苏联,以苏联作靠山推行他们的地区霸权主义;同时,越南在柬埔寨制造了一个“韩桑林政权”,以扩大越南对柬的“移民空间”。并且在中越边界上不断挑起磨擦,对中国进行蚕食。 


    1978年8月,越南出兵占领了友谊关右前方的中国领土浦念岭。占领者高喊:不光这里是我们的,连广东广西也是我们的,凡是有木棉树的地方都是我们的。他们甚至公然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南沙群岛更名为黄河群岛。

    越南的扩张主义行径激怒了中国领导人。1979年2月17日在中国云南广西边境,中国军队向越南境内发起了猛攻。此前,在邓小平访美时曾说:“小朋友不听话,该打打屁股了!”2月17日凌晨,中国火箭炮群的火光划破长空。前线总指挥许世友、杨得志如期下达攻击命令。万马千军杀向越南。其时,莫斯科发表声明说:苏联将履行根据苏联和越南友好合作条约所承担的义务。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在亚洲共产党国家之间的斗争中,我们不偏袒任何一方。国务卿万斯会见中国大使柴泽民,要求中国撤军。日本一位著名军事研究员记录了当时分析到的情况,他写道:2月17日晨,集结在中越边境上的17个师,总计22万5千人的中国军队,以12个师的兵力,在国境线全线上对越南六个省11个县开始进攻。其中高平正面投入的兵力是6个师,谅山方向3个师,老街正面3个师。2月18日午后,中国军队在老街、高平、同登等地的进攻,受到越南军队的抗击而一度停止。

    19日至20日,谅山正面加强了一个师及40辆坦克;高平正面加强了两个连40辆坦克,再度展开攻击。中国军队20日占领老街,包围同登。其后,中国军队猛攻同登、高平,24日占领同登。27日占领高平。双方在谅山的战斗最为激烈。中国军队在陆续投入8个师的兵力之后,于3月4日占领了谅山。打下谅山后,中国命令撤兵。

      据有关方面透露,同越南的16天战斗中,中国军队歼灭越南兵力一万数千人,俘虏一千数百人。1984年,中国军队收复老山。1989年,越南宣布从柬埔寨全面撤军

    对越自卫反击战实录

    中国和越南曾有过一段“恩深、义重、情长”的美好时光;“友谊之光,万世辉煌”曾是越南伟人胡志明生前的宏愿。

    然而,从1973年起,越南开始推行地区霸权主义,自毁“越—中长城”,并以暴力驱赶华侨和变本加厉地武装挑衅引发了战争的导火索。

    穷兵黩武,黎民遭殃;鲜血玷污了情深义长的中越友谊;为保疆保国,中国迫不得已而又毅然决然地挚起了正义之剑……

    一段惊心动魄的战史跨越了10个年头……

    忆往昔:恩深、义重、情长

    对越对越

    “越中情谊深”曾是中越关系史上一段美好时光的生动写照。


    1950年1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

    1951年 1月15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部长黄明鉴致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周恩来部长,称赞中国此举“对于越南民主共和国是极大的光荣”。越南政府“决定以1月18日为外交胜利纪念日——一个越南举国欢腾的日子”。

    时隔十年以后,1961年7月3日,越共中央主席胡志明发表《中国革命与越南革命——为庆祝中国共产党40周年而作》一文,盛赞中越友好关系史。

    胡志明说,越南和中国是两个相邻的国家,多少世纪以来就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中国革命和越南革命的关系也就特别密切。例如:

    ——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大都是经过中国而后传入越南。

    ——“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1925年),统一越南的各个共产主义组织成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会议(1930年),印度支那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委员会(1935年),都是在中国成立和召开,并且得到了中国同志的全力支持。

    ——中国抗日的胜利也为越南八月革命的成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1946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在美(国)、蒋(介石)的重压下十分困难,但仍然全力支持越南人民抗战,直到取得完全的胜利。

    ——中国无私援助越南进行北方的社会主义建设,以作为越南实现和平统一的稳固基础。

    胡志明由衷地说:“中国革命和越南革命的关系真是: 恩深、义重、情长。友谊之光,万世辉煌。”

    巨大而无私的军事物资援助

    对越对越

    支持越南的统一事业,从1950年起,也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年起,中国开始对越南北方进行军事援助。

    1956年前,限于中国的国防工业基础的薄弱,中国力所能及地向越南提供旧杂式装备,未计数,也未计值。

    1956年以后,随着“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和国民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我对越南的援助数量与质量两方面都开始大幅度增加和增长。

    1956—1963年,中国对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北方的军援价值为 3.2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各种枪27万支(挺),炮1万余门,枪弹近2亿发,炮弹202万发,有线电机1.5万部,无线电机约5000部,汽车1000余辆,飞机15架,舰船28艘,单军服118万套。

    从1962年起,中国向越南南方革命力量提供无偿军援,根据越方要求,1962—1964年主要提供各种旧杂式武器和中国生产的无汉字新武器,三年间共提供枪 9万余支(挺),炮466门,枪弹2103万发,炮弹7.64万发。

    1965年以后,中国援越的武器装备,数量进一步增加,质量性能也有提高。同1964年相比,1965年援助北方的枪枝增加1倍多,火炮增加三分之一,枪弹增加1.6倍。炮弹增加3.5倍,无线电机和有线电机增加2.5倍。援助南方的枪炮弹药成10倍的增加,且全部提供新制式装备。

    1950—1974年中国援助越南的军事物资计有:枪213.8万支(挺),炮7万余门,枪弹124440万发,炮弹1807万发,舰艇176艘,中型和水陆坦克552辆,装甲输送车 320艘,飞机170余架,汽车1.6万辆,炸药18240吨,有线电机6.5万部,无线电机 3.5万部,军服1117万套……可以装备200万人,约合人民币42.6亿元。

    越南战争期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许多供应了越南,人民解放军换装需要的坦克和一部分大口径火炮很少得到补充,储备数量也很少。中国共向越南提供122毫米榴弹炮 280门,57毫米高射炮960门,各型迫击炮20237门。而1961—1972年的11年间,人民解放军军以上几种装备仅分别增加了约200门、2000余门和1.7万门。许多新型装备研制成功后,人民解放军尚没有配备使用,就优先大量向越南提供,以保证越南抗美救国之急需。1968年之前,中国生产63式电台3000余部,其中绝大多数支援越南南方,自己仅留下少数样机试用。

    人民解放军1965年开始建立战略储备,到1972年底,储备各种枪枝 150余万枝,炮2万余门,车辆3000余台,工程机械260部。与此形成对照,仅1972年一年中,中国即援助越南枪18.9万支,炮9166门,车辆8558台,工程机械380部。

    中国对越军援的无私性还表现在:当越南提出的要求超过中国的生产能力时,人民解放军不仅动用库存,甚至抽调现役装备满足越南的急需。1971—1972年间,属于这种情况的主要武器装备有:飞机1百架,红旗2号地空导弹 3个营的地面设备及导弹180枚,警戒雷达2部,水陆坦克20辆,舟桥2套,大口径加农炮204门,炮弹 4.5万发。

    1968年 6月,中国副总理李先念与越南副总理范雄会谈1969年援助问题时,越方提出急需 107毫米火箭炮,当时中国已停止生产老型号的这种火箭炮,但为了满足越南的要求,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决定毫无保留地将库存的该型火箭炮全部给了越南。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1965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援越运输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总参谋长罗瑞卿担任,组员有李先念薄一波杨成武李天佑方毅李强刘晓等。从1967年开始,中国动用500余辆汽车将经铁路运抵边境的物资运往越南。1972年6月至1973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抽调3个汽车团,2100余辆汽车分5路运入越南各种物资62.3万吨,总行程3545万公里,运输费用全部由中方承担。

    对越自卫反击对越自卫反击

    值得一提的是,1965年以后,苏联开始援越。到1966年 4月,中国免费转运的苏联等国援越的军事物资达 8.5万吨。在越南抗美战争的十年中(1965—1975),中国转运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军事物资63万吨,免收运费(过境)8300万元人民币。苏联方面曾称赞中方的转运工作是“认真的,搞得好,搞得快”。

    除外,中国还投入大量外汇开辟了一条通过柬埔寨抵达越南南部的交通线( 即“胡志明小道”),把对越军援直接输送给越南南方的人民武装力量。

    1975年5月1日,越南南方完全解放。由于形势的变化,中国逐步减少、停止了对越军支援。但中国援建的鱼雷快艇修理厂、轻重机枪厂、高射机枪厂以及枪厂扩建、枪弹厂扩建等工程仍在继续进行。

    中国对越的军援是巨大而无私的,其产生的作用是不容低估也是难以估量的。直到1977年11月20日,越共中央委员会书记黎笋也不得不表示:“越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毛泽东主席情至义尽的讲话:‘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越南人民的胜利是与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强有力支持和巨大援助分不开的。越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这种慷慨的支援。”“越南共产党、越南人民过去、现在以至将来,将永远十分珍视由胡主席和毛主席悉心培育起来的越中友谊,决心尽力使这种伟大的友谊世世代代牢不可破。”

    越方开始自毁“越——中长城”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1973年,越共中央委员、越南祖国战线中央主席团主席、越中友协会长黄国越在答日本记者问时开始毫无根据地攻击我国的外交政策,说什么中国邀请尼克松访问是“向快要淹死的尼克松扔救生圈”,“大国间的行动有时会牺牲小国,把它压垮”。日本记者迅速利用先进的新闻媒介,将黄国越的讲话要点散发到世界主要大报上,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但越共对西方的报道竟没有任何否认的表示。

    无独有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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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越共中央委员、党报总编辑、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黄松又对一个叫埃里克·皮埃尔瑞典记者发表了对中国很不好的谈话。他说:“在越战期间,中国和苏联尽力帮助北越,这对越南来说,是重要的。现在,越南不再需要执行这一政策了。诚然,越南同中国这个大国的南部接壤,这种邻国关系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无论如何,来自北方的政治和文化压力必须消除。因此,今天同苏联的和睦对越南来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苏联强烈地希望削弱中国在世界的这个部分的影响,这一点正好同越南的利益相吻合。”

    这清楚地表明,1975年越南抗美战争取得胜利后,迅速地倒向了苏联的怀抱,地区霸权主义野心与苏联全球霸权主义紧密吻合,由此破坏了“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的中越关系。

    越南暴力驱赶华侨

    对越自卫对越自卫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在越南有一百几十万侨民,约有90%居住在越南南方。

    1955年,中国党和越南党曾经就旅越华侨的国籍、权利、义务等问题交换过意见,其后经过多次商谈,双方确认:旅居越南北方的华侨,在和越南人民享有同样权利的前提下,经过长期、耐心的思想说服和教育工作,按照自愿原则,可以逐步转为越南籍公民。至于居住在越南南方的华侨问题,则须等到越南南方解放之后,再由两国另行协商解决。这些原则是中国方面从增进中越两国人民兄弟友谊的愿望出发提出来的,既符合中国关于鼓励华侨按照自愿原则选择居住国国籍的一贯政策,也符合国际上关于不得强迫侨民入籍的一般原则。

    当时,越南党和政府对此表示赞成和支持,并曾在一些文件中反复强调:“华人转为越南籍应由他们完全自觉自愿,绝对不能强迫”,“有人还不自觉自愿地转为越南籍公民,则仍给予一切权利,不得歧视,也绝不能急躁地用命令方式强迫他们或轻视他们”;并确认旅越华侨在政治上享有与越南人民同样的权利,并尽同样的义务,在经济上享有依法从事工商业活动的自由,在文化上享有办学、办报的自由,其风俗习惯应受到尊重。

    然而从1976年始,越南政府完全违反中越两党协议,强迫华侨加入越南国籍,加紧推行歧视、排斥、迫害华侨的政策,严重损害华侨的正常权益,使广大华侨难以为生,直至把他们大批驱赶回国。

    在越南南方,越南政府背弃自己曾经公开宣布过的立场,竟然继承前南越反动政权的作法,采取十分粗暴的手段对待华侨。

    1956年 8月21日,南越反动政权曾颁布法令,强迫华侨放弃自己的国籍,加入越南国籍。

    1957年4月17日,南越反动政权又宣布华侨的华侨身份证一律作废。

    1957年 5月20日,我国华侨事务委员会曾经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和严重抗议南越反动当局,强迫华侨改变国籍的无理作法。当时,越南民主共和国表示赞同和支持我国的这一正义立场。越南劳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报》曾发表文章,谴责吴庭艳集团的非法行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也在1960年、1964年、1965年和1968年,在自己公布的政策和有关文件中规定:“废除美伪政权对华侨的一切法令措施”,“华侨有选择国籍的自由权利”。

    可是,1975年南方解放以后,越南政府却突然改变过去的立场,并违背两党协议的精神,不同中国政府协商,于1976年 2月,在南方人口普查和选举国会代表时发布一项决定,强迫越南南方的华侨一律按美国占领期间的南越反动政权强加于华侨的国籍进行登记。随后,又公然对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施加种种苛刻的限制,进行打击和迫害。

    自1977年初,越南方面就在与中国毗连的省份推行“净化”边境地区的方针,把很早以前从中国迁居越南的边民成批驱赶回中国境内。同年10月,越方即开始在越南西北地区的黄连山、菜州、山罗等省驱赶华侨,以后又逐步扩展到大批驱赶越南北方各地的华侨。中国政府为此曾一再劝告越南政府采取措施,制止驱赶华侨的行动,维护中越友谊。但是,越南方面非但不听劝告,反而在全国范围内制造了更为严重的排华事件。成千上万的华侨被越南从陆路运至中越边境的老街、同登、芒街等地,然后赶回中国;也有大批华侨被迫从海上乘小船回国。据统计,1978年 4月初被驱赶回国的华侨每天达数百人,5月下旬增加到数千人,到5月底总数已超过10万人。

    越南当局对中国侨民的种种迫害是难以尽述的。1977年初始,越南地方当局和公安人员随时都可以非法闯入华侨住宅,强令华侨填写“自愿回国书”,并乘机进行搜查和敲诈。大批华侨多年辛勤劳动所得被非法没收,多少家庭颠沛流离,无处安身。

    被赶华侨在离越途中受尽折磨和凌辱,不少人还被无故殴打,有的人甚至遭到越南军警开枪射击,被打死打伤。中国侨民在越南的悲惨遭遇,是国际关系中罕见的,骇人听闻的。

    中国撤消部分援越项目

    与越南驱赶华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对待越侨的态度。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待旅居中国的数千越南侨民,不但从未有过任何歧视,而且对他们正当权益一贯予以照顾和保护。他们在劳动、工作、升学、医疗方面,都同中国人民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在物资供应方面,则享受着高于中国公民的待遇。

    越南的背信弃义,昭然若揭!

    越南的排华政策,导致大量的华侨被驱逐回中国,这突然而又必然地给中国在财政和物资上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和负担。中国政府按照“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的一贯政策,亟需立即对被越南驱赶回国的大批难侨作妥善的安置。为此,中国政府不得不作出决定,撤销一部分援越成套设备项目,以便抽出这部分资金和物资,用来安置被驱赶回来的难侨的生产和生活。事情很清楚,中国撤销部分援越项目,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必要措施,这完全是越南方面排华政策所造成的。

    众所周知,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后,越南的国民经济在恢复中增长。与此同时,中国由于天灾(唐山大地震)、人祸(十年动乱)的严重破坏,遇到非常巨大的困难,国民经济已接近崩溃的危险,百业俱废,百业待举。即使在这种条件下,中国仍然继续向越南提供多方面的援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承担很大数量的援建项目。自然,在战后和平时期,中国每年向越南援助金额,同战争年代的特殊情况相比,是有所减少,但这个原因是不难理解的。中国方面为此曾反复向越方讲清楚自己的困难,希望越方能给中国人民一个缓口气的时机。

    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重病中还曾对越南领导人说:“在战争期间,你们最困难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我们是从部队中抽调给你们的,为了支援你们,我们尽了很大努力。现在在援外方面,援越总金额仍占第一位。你们应该让我们缓一口气,养一养。”越南领导人当时也多次对此表示谅解。

    自卫反击战自卫反击战

    1976年11月15日,越南总理范文同致信中国,提交了一份对越援助的巨额清单,我国无力,也没有满足越方的要求。对此,1977年 2月24日,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在与越南外交部副部长阮筝的会谈中作了合理的解释,说明由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干扰和1976年严重的自然灾害,给我国的国民经济造成许多困难;同时指出:过去我们已答应向越南提供的援助,至今还有20多亿人民币的金额尚未使用,有100 多个成套项目尚待建设,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还要作出很大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些任务,所以实在无力向越南提供新的援助。李先念请阮筝向范文同总理报告中国的情况。1977年3月17日,阮筝向中国转达了范文同的回答,对此表示了理解。

    然而,1978年前后,越方却借机对我国进行诬蔑和攻击,传言“中国支持柬埔寨反对越南,中国和越南之间将爆发战争”,“中国号召进攻越南”。以此作为恫吓和欺骗华侨回国的一种手段;同时也作为对中国实施武装挑衅的无理借口。

    血染情义邦交

    1975年,美军败退越南后,越南缴获了价值超过 200亿美元的军事设备;加上长期以来中国给予的巨大而无私的军援;再加上苏联出于全球霸权主义的战略考虑而给予越南的鼎力支持……刚刚走出战争之穴的越南又做起了“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春秋大梦!

    历经战乱,国内经济凋零不堪,越南领导集团未思量休养生息以发展经济,却想出军事扩张,以掠夺邻国财力缓和经济困难的下下之策。1978年,越南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水灾,粮食欠收430万吨。于是乎,越南再次绑上战车,穷兵黩武几达登峰造极的地步。

    1977年12月至1978年初,越军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妄图一举吞并柬埔寨,却招致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和柬埔寨军民的坚决抵抗。从1978年 2月起,越南转换战术,采用逐步推进的办法继续对柬实施侵略。

    1978年7月8日,越人民军总政治局颁发《关于新的形势和任务的教育提纲》,以不言自明的“×国”为“敌国”,强调作战方针要采取早已确定的进攻战略,出其不意、主动地“在边界以外”袭击敌人,要准备打持久战,要争取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同情、支持和帮助。当前要加强侵柬,越军首先必须集中力量来完成紧急的军事任务,争取保卫西南边界战争的胜利。越早越好。

    自卫反击战自卫反击战

    言外之意,下一步再集中力量对付中国。

    与此同时,越南当局一面扩大对柬“战果”,扬言“24小时就能占领金边”( 越外长阮维贞语),一面加剧中越边境的冲突,狂言“一个兵能对付30个中国兵”。

    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越南当局在苏联的支持下,自认为有恃无恐,把中国方面的克制和和平愿望视为软弱可欺,越来越肆无忌惮,对中国边境地区的武装侵犯行动不断升级。越南当局沿中越边境集结了大量武装部队,一再侵犯中国领土。他们公然在中国的土地上埋设地雷,修筑工事,任意开枪开炮,毁我村寨,杀我军民,抢我财物,袭我火车,酿成严重流血事件。仅半年多,越南的武装挑衅就达 700余次,打死打伤中国边防人员和边境居民300余人。

    鲜血染红了中越边境,玷污了中越友谊。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中国人民,中国军人耳畔不断回响着毛泽东主席的这句名言!中国已忍无可忍!

    邓小平语出惊人

    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应邀访美。

    对越自卫对越自卫


    1 月29日,美国总统卡特在致词中邀请中国同美国一道“共同走向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邓小平在答词中郑重指出我们这个世界“很不安定”。

    1 月30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有人问:由于柬埔寨得到北京支持的政府被推翻以后出现的紧张局势,中国是否可能进攻越南? 邓小平回答道:“我们不能允许越南到处捣乱,为了世界和平与稳定,为了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可能不得不做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

    同日,邓小平在休斯敦同新闻界人士共进午餐时,再次强调:“尽管中国条件有限,但我们一定尽最大的可能支持民主柬埔寨。”

    同日在与卡特的第三次会谈结束后,邓小平在白宫的玫瑰园对卡特说:“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一边反对越南侵略者。中国永远站在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一边,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为了国家和平与稳定的长远利益,我们将坚决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甚至不惜承担必要的牺牲。”

    如果说到这里,邓小平所表明的中国对越南武装挑衅的态度还不十分明了的话,那么几天后,邓小平访日时的激烈措辞则吸引住了全世界的目光。

    1979年 2月初,邓小平飞抵日本,与田中首相会谈。邓小平明确指出:“对侵略者不给予惩罚,就有发生连锁反应的危险。”“正在考虑,为了惩罚,冒某种危险也要采取行动。”中国“有必要对越南加以制裁。”

    在东京的记者招待会上,当有记者问到越南侵略柬埔寨,中国如何看时,邓小平份量很重地说道:“越南同苏联签定的条约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越南对柬埔寨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入侵,并正在中国边境地区挑衅。……对付这样的人,没有必要的教训,恐怕任何其它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

    当有记者问到中国军队向中越边境调动时,邓小平直言不讳地说:“必要的军事调动是有的,这点你们很清楚。”

    记者问中国军队可能采取什么行动,邓小平幽默地说:“我们得等着瞧。” 最后一句,语惊四座,邓小平讲得铿锵有力:“我们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邓小平道出了对越南背信弃义的痛心,说出了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真诚愿望,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越南武装挑衅的极度愤慨!

    一个声音随着电波传遍了世界:中国已忍无可忍!

    此时,全世界的空气变得紧张、冷峻,全世界的眼睛盯住了中越边境……

    美国记者评述:“美国人很喜欢听到(邓小平)副总理关于苏联和越南侵略的谈话,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自己不便这样讲。”

    2月7日,法新社自河内报道:越南对于邓小平最近连续发出的威胁,保持沉着,表示“决不惊慌”。

    2 月12日,越南《人民军队报》的社论指出:“企图给我们教训的人,应该记取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的教训。”

    威慑,还是真打?

    邓小平震烁环宇的讲话抓住了全世界的新闻界。从莫斯科的红墙到美国的白宫,从柏林东京,从金边到河内……无数人在猜测:邓小平的讲话,是威慑越南,还是打一场正义之战!

    号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越南也在胆颤心惊的推测。

    据一位越南政府官员后来回忆说:1978年秋天开始,越南就开始研究中国将怎样惩罚越南的问题。并确定如果是“武力惩罚”,越的策略是三部曲:

    第一步,不惜出让金兰湾,不顾一切地倒向苏联,赢得大批援助,同时尽快签署名为友好合作实为军事联盟的苏越条约,以此限制中国的武力惩罚。1978年11月3日,越与苏联正式签订了两国友好合作条件,并吁请联合国安理会制止中国宣布要进行的惩罚。

    对越自卫对越自卫
    第二步,集中力量,用大兵力作战加速夺取金边和柬埔寨广大地区,建立亲越政权,在中国军队完成集结以前造成既成事实,从而迫使中国取消武力惩罚。1979年1月 7日,越军攻占邻邦柬埔寨的首都金边,翌日(1月8日)其外交部便发布指责中国当局在中越边界加紧集结大量军队的声明,并由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向安理会递交。

    第三步,“破釜沉舟”,在全世界面前展览一下其所谓“第三军事强国”的“面目”,与中国大打。

    实际上,越南情报机构始终密切注视着自1978年第四季度集结到北部正面中国云南广西的解放军精锐之师,认定这支数量大约为20个师的力量,已具有随时给予一重击的能力。

    越方高度警觉中越边境上中方的军事状况,几乎达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这也从反面印证了一个道理:在战争中,非正义的一方,无论外表是多么威武有力,多么狂妄自大,其内心则永远是虚弱和恐慌的。
    越方情报机构频频发出神经质般的警告:
    中国军队将于1979年元旦发起进攻;
    1979年1月5日中国军队将“大举入侵”;
    1月10日中国军队将要全面开拔;
    1月28日,越南战争警报再次奏响,再告失算……
    进入1979年2月份,越南实施先下手为强战略,开始了变本加厉的武装挑衅活动。2 月8日—12日短短5天里,越军侵犯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宁明、龙州、靖西、那坡等县和云南省富宁、马关、麻栗坡、河口等县所属边境地区近30次,打死、打伤中方人员34人,其中被越方潜入埋设的地雷炸死者10人、炸伤者10人;被开枪打死者4 、打伤者2人。

    2月12日17时零6分和18时30分,昆明铁路管内云南河口到开远的8704次和2992次列车,分别在距河口 2.5公里处遭到越南武装部队用步枪和冲锋枪猛烈射击。列车多处中弹,损失严重。该段中国铁路运输受阻,人民生活与旅客生命受到严重威胁。

    2月13日,中国无战事。

    自卫反击战自卫反击战

    战争爆发前的平静引起了世界舆论的猜测,联系邓小平访美措辞激烈的谈话和日益升级的中越边境冲突,人们不禁问到:“威慑,还是真打?”

    2月10日,《马来亚通报》以《中国会惩罚越南吗?》为社论标题,指出:“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前日完成美国日本之行返回北京后,中越边境局势显得更加紧张,双方剑拔弩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慨。”“自越南驱赶华侨,侵占柬埔寨,并在边境与中国军民经常发生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后,中国显得不能不有所行动了。”

    社论指出:“邓小平所说的惩罚、教训,就像当年中国攻打印度一样,是有限度的打了就撤退而不占人领土的。这种闪电似的一战,既可大快各国人心,也可压一压越南这个东方古巴的气焰。”

    同日,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发表《集结兵力准备在边境上打一仗》一文指出:“中国在边境一带集结了16万军队、700 架飞机和大量装甲车辆、大炮,上星期有充分证据表明,北京很可能把它‘教训一下越南’的扬言变成行动。河内也表明它认真对待这种局势,迅速在边境防御网中增加了一个新的导弹发射场,并把一些米格 -21飞机从南方抽调到北方。”“北京领导人现在将在下最后的动手干的命令之前,先听听邓对全球形势的估计以及世界各国对中国打击越南的可能反应。西方情报机关人士说,中国人是认真的,他们花了那么大力量不仅仅是要吓唬越南,他们会付诸行动的,不管在我们看来这是多么不合理。”

    2 月12日,日本《每日新闻》报道说:“据一直在追踪中越边境军事形势的美国政府人士说,看来,中国已具有发动军事进攻的现实可能性。中国是否开始大规模进攻,还要看今后一周的动向而定。美国政府判断,集结的中国军队大约在10日前完全作好了战斗部署,根据一个月来中国军队集结及后勤兵站动向、各部队之间通信联络判断,如今后一周不对越开始大的攻势的话,以后相当期间,发动这样攻势的现实性就将变得微乎其微了。中国军队将选择两条路线进攻:(1) 从友谊关到越南同登这条路;(2) 在此西北约一百公里,与越南高平连接的公路,这在美国专家之间已成为固定的看法。”

    纵观 2月上旬的国际舆论,大抵一致的看法是:中国正在酝酿、准备反击越军的武装挑衅!

    全世界再次睁大了眼睛: 进攻,将起于何日?

    先礼后兵

    1979年 2月16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越南驻华大使馆,最强烈抗议越南当局接连派出武装人员侵犯中国领土,杀害中国人员,枪击中国列车,制造新的严重流血事件。

    2 月17日,新华社奉我政府之命发布声明,郑重指出:“越南当局无视中国方面的一再警告,最近连续出动武装部队,侵犯中国领土,袭击中国边防人员和边境居民,局势急剧恶化,严重威胁我国边疆的和平与安全。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奋起还击。”

    中国人民热切地关注着中国方面的战况。

    备受十年动乱破坏的人民解放军默默地担起了10亿人民的重托。

    捷报传来,全国人欢欣鼓舞:

    我边防部队自 2月17日起,经过28天的作战,连续攻克了谅山、同登、禄平、高平、复和、七溪、广渊、下琅、脱浪、和安、东溪、重庆、茶灵、通农、朔江、老街、柑糖、孟康、坝洒、沙巴、铺镂、郭参、封土等20多个越南城镇和军事要地,摧毁了越南针对我国构筑的大量军事设施。给越南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以歼灭性的打击,先后共击毙37300多名越军,俘敌2200多名。

    在我军强大攻势下,越南“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美梦被彻底粉碎了。1979年2月27日,邓小平在会见陪同美国财政部长访华的美国记者时说:“越南说他是世界第三军事大国,我们除了要打破它这个神话以外,没有其它目的。我们也不要他们的领土。我们还要使他们懂得,他们不能任何时候都为所欲为。”

    失道寡助

    1979年 2月19日,越南总理范文同给越国防部长武元甲打气说:“我方有苏联跟着,毫无畏惧。”

    中越开战以后,苏联作何反应,一时间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

    战前,美国国务院的一位专家说:中国集结的军队,超过了它只是为显示一下力量所需要的实力,中国攻越很可能引起河内在莫斯科的保护人的报复,莫斯科在中国边境上驻有44个师,虽然中国有几百枚核弹头和导弹,但它的武装部队——尽管数量庞大——装备太差,以致无法阻止俄国人入侵。

    与此同时,《纽约时报》也发表一篇名为《苏在中国边境上可以有多种选择》的专文指出:苏向中国进攻最有吸引力的路线是西北部的准噶尔盆地,但也是最没有好处的进攻路线,没什么工业目标和政治目标。而满洲是一个始终吸引着苏联入侵的地区……

    自卫反击战自卫反击战

    中国方面对苏的反应战前也做过充分预测:第一,恶骂;第二,恐吓;第三,局部入侵。由此,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是:根据事态发展,将充分揭露,据理驳斥;坚决顶住,决不示弱;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从最坏的可能设想,做好充分准备。

    期间,为防不测,东北、华北、西北“三北”我边防部队均进入战备状态。

    正义的战争是无所畏惧的。

    后来的事态表明,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苏联由于其世界霸权主义的战略考虑,慑服于国际舆论的中立导向,没有采取武力入侵中国的举动。

    2 月18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说“苏联将履行根据苏联和越南友好合作条约所承担的义务。”但莫斯科的反应到18日晨为止,只限于在沿中国边界地区增加侦察飞行的次数和增加了在南海靠近越南海岸的间谍船的数量。

    2 月24日,两架苏联运输机抵达河内机场,卸下首批苏制军援。西方分析家注意到:苏联对越南的援助,规模和速度均远不及它对安哥拉埃塞俄比亚的紧急空运。

    纵观国际舆论,大部分国家采取了中立态度:

    2 月18日,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在亚洲共产党国家之间的斗争中,我们不偏袒任何一方。美国国务卿万斯会晤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要求中国撤军。美国政府发言人说:我们正在劝告中国、越南和苏联保持冷静。美国国务院同时否认苏联指控的卡特总统事先对邓小平副总理表示赞成中国进攻越南。

    2月22日,新华社汇总了各国对我自卫还击的态度:

    第一,谴责我国,支持越南,要我撤军、停火的:苏联、古巴捷克保加利亚东德匈牙利波兰蒙古阿富汗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阿尔巴尼亚安哥拉柬埔寨亲越的韩桑林政权。基本上是苏联及其卫星国。
    第二,对我表示遗憾,要我撤军的:老挝、印度。
    第三,反对中国、越南在越南和柬埔寨的军事行动的:加拿大瑞典;并要我撤军的:新西兰
    第四,要求中国从越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美国、日本、东盟五国、澳大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英国、意大利、荷兰、挪威、芬兰、伊拉克。
    第五,对我和越都表示遗憾、希望越南和柬埔寨都能支配自己命运的:欧洲共同体的其他的国家。
    第六,呼吁谈判解决问题的:埃及、马里、利比亚、马达加斯加、孟加拉、塞浦路斯和北欧其他国家。
    第七,公开声明不表态的:葡萄牙。


    第八,支持中国的:民主柬埔寨。

    在以中立为导向的国际舆论中,中国显得十分冷静、从容,有理、有利、有力、有节的战略运用地十分娴熟、得当。北京平静如初,人民安居乐业,新闻媒介仅限于播发一些有关的外交文件和社论等。前方的捷报使中国人长期忧患的脸上渗透出喜色和光彩。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越南乱了!

    2月21日,两位美国参议员飞抵越南进行实地考察,他们看到的是这样一副景象:老街和谅山一带,大批越南难民从两市撤离,人群长达数英里。在老街通往内地的公路上,大批越南伤兵躺在路边,等待运往医院。谅山的越军已经全部撤走,只留下一些民兵和不愿走的居民,很多建筑已被炸毁。谅山如同一座死城。在越南首府河内,气氛十分紧张,火车站挤满了急于离开首都的居民。

    穷兵黩武,只能咎由自取,祸国殃民!

    正义班师

    1979年 2月24日,中国一位领导人在回答共同社记者问时指出:还需要再给越南一点“教训”;同时又强调了邓小平副总理在战前表明的中国还击行动的三项原则:第一,有限的;第二,不长期化;第三,不扩大。

    3月4日,我军经过浴血奋战,占领越南首都河内东北部边防重镇——谅山,此间仅距河内 130公里,通往河内已无任何险隘。中国正义之师就此打住,没有乘胜进军河内,充分表明了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而战的诚意。

    3月5日,新华社奉我政府之命发布声明指出:“由于越南侵略者不断对我国进行武装挑衅,中国边防部队自 2月17日起,被迫自卫还击,现在达到预期目的。中国政府宣布,自1979年3月5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全部撤回中国境内。”

    “中国政府重申,我们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也决不允许别人侵犯我国领土。我们要的只是和平和安定的边界。我们希望中国政府这一正义立场,将受到越南政府和世界各国政府的尊重。我们正告越南当局,在中国边防部队撤出以后,中国方面保留继续自卫还击的权利。”

    然而,中国的正义和诚意并没有换来越方的醒悟和反省。越南已自缚于战车之上,
    一意孤行,不能自拔。

    3月5日,与中国方面发布撤军令的同时,越南发布全国总动员令:要求男性18—45岁,女性18—35岁,符合条件的全部公民,都要参加民兵游击队、民兵自卫队。

    即后,越方恶态复萌,再次占领边境上大多数骑线点,公然修筑军事设施,重新燃起了武装冲突的导火索,迫使中国再次拿起正义之剑,开始了新一轮的自卫反击战争。我边防军先后在云南、广西的法卡山、扣林山、老山等地,多次打退越军的侵犯,为保卫边疆、保卫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而无私的贡献,“新一代的最可爱的人”由此光荣诞生。

    1989年9月26日,最后2600名侵柬越军列队开过了柬越边境的得胜门;与此同时,鉴于形势的变化,中国野战军向英雄老山吻别北上;1992年12月,中越关系终于正常化。

    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取得了最后的光辉胜利。

    愿历史不再重演。

    自卫反击战自卫反击战

    老山战斗

    老山位于中国云南省麻栗坡县船头以西,主峰海拔1422.2米,扼越南西北部河江市通向中国云南省的咽喉要道。1979年春,越南军队第313师第122团抢占了老山主峰及附近有利地形,建立了4个军事据点群,频繁袭扰中国边境。至1984年3月,侵占老山地区的越军向麻栗坡县境内发射炮弹2.8万余发,打死打伤中国边民300余人,炸毁民房上百幢。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边防部队于1984年4月28日发起老山反击作战。当日凌晨,炮兵对老山主峰和662.6高地实施火力急袭,突击部队采取两翼多路攻击和侧后穿插的战法,不到5个小时即收复了老山主峰。另一支部队只用了9分钟即收复662.6高地。1426高地的越军亦于当日弃阵撤逃。5月15日,云南边防部队又清除了封锁中国船头通道的八里河东山越军据点。至此,全部收复老山地区被越军侵占的中国领土。

    法卡山战斗

    自卫反击战自卫反击战

    法卡山位于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宁明县上石地区边缘,海拔500米,由3个高地组成,面积为1万多平方米。越南军队侵占法卡山后,利用其有利地形,经常袭击中国边境军民。1981年5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边防部队某部第2营第4连进行反击,收复了法卡山,并随即转入保卫法卡山的作战。10日黄昏,越军向法卡山发射炮弹约2000发,随即以1个加强连的兵力发起进攻,占领第4连前沿阵地。第4连在友邻分队配合下实施反冲击,夺回了前沿阵地。16日晨,越军又以猛烈炮火轰击法卡山,以1个团的兵力分三路发起进攻。接替第4连坚守阵地的第5连面对10倍于己的越军,顽强奋战2小时,终因寡不敌众,部分阵地失守,情况十分危急。此时,在山下的第6连主动增援,登上法卡山主阵地,勇猛地将越军击退,夺回了失去的阵地,尔后连续打退越军的7次进攻,恢复了法卡山的防御态势。19日和6月7日,越军又各以约1个营的兵力向法卡山及其两侧高地进攻,均被击退。至此,越军5次进攻法卡山均遭失败。广西边防部队某部第2营在保卫法卡山战斗中表现出色,被中央军事委员会授予"法卡山英雄营"称号。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自卫反击战 编辑

    是指1962年6月或10月至11月间发生在中国和印度在藏南边境战争,在中国被普遍称为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印度则称之为瓦弄之战(Battle of Walong)。因为解放军在进入西藏后,与印度领土接壤而产生一系列边界问题,印度把英国过去殖民地时期划的边界作为自己的边界,但中国政府拒绝承认。在双方会谈破裂后,1959年的达赖喇嘛丹增嘉措逃往印度受庇护,中印两国开始交恶,后来一连串交火冲突更使印度开始进军藏南地区建立军事据点,并出兵造成此次战争。美国的古巴导弹危机和此次战争几乎于同一时间爆发。
    中印战争最为人注意的是战斗大多发生在恶劣的环境下,尤其是在高海拔的情形下,不少大规模的冲突都发生在超过4250米以上的高度,中印双方同时也存在着物流和补给不易的问题。这场战争普遍聚焦在陆军的战斗上,因为地形的关系,双方的海空军几乎没有参与这次战争冲突。

    196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地区对侵入中国领土的印度军队进行的自卫反击作战。

    印度1947年独立后,不仅继承了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占中国的部分领土,还进一步扩大占领范围。到1951年前后,印度军队先后侵占了中印边界东段传统习惯线以北、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约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中段2000平方公里以及西段的巴里加斯,并企图侵占西段的3.3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印度政府还私自改画地图,把已占领和想占领的中印边界东段、中段、西段的中国领土划入印度版图。

    1959年以后,印度军队多次越过东段和西段双方实际控制线,在中方一侧设立据点,在西段中国领土上建立了个43个据点。与此同时,印度政府加紧进行进攻中国的准备和部署。中国政府多次提出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均遭印度政府拒绝。

    自卫反击战自卫反击战

    1962年10月20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向中国发动了大规模全面进攻。当天,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反击战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国边防部队在东段收复了达旺地区被印军占领的中国领土。在西段,中国边防部队拔除了43个印军据点。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印度政府再次拒绝,并于26日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成立"应付紧急情况内阁",进行战争动员,继续增兵。11月14日、16日,印度军队再次在中印边境发起进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实施了第二阶段的反击。在东段击溃各路进犯之敌,并拔除印军据点16处,一直追击到传统习惯线附近。在西段,中国边防部队收复了班公湖地区

    11月2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中国边防部队自翌日起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停火。12月1日中国边防部队开始后撤,至1963年3月1日,全部撤出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20公里以内地区。中国边防部队还奉命将在反击作战中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和军用物资交还给印度,并于1963年5月26日前释放了印军全部被俘人员。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胜利,维护了国家尊严,提高了中国和中国军队在国际上的威信,并开创了胜利之师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主动交还缴获物资和俘虏人员的先例。

    1962年印度政府坚持侵略扩张政策,蓄意制造边界紧张局势,大肆蚕食侵占中国领土,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反击。这次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发生的第一个反侵略战争。它融军事、政治和外交斗争为一体,充分反映了边境地区反侵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创造了我军在高山密林高原严寒地区作战的光辉范例,取得了军民共同保卫边疆的宝贵经验,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值此作战胜利30周年之际,全面客观地介绍这场战争的起因和经过,对于总结其经验,进行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印度政府继承与扩大英帝的衣钵,挑起边境冲突

    中印边界全长约1700公里,习惯上分为东、中、西三段:东段长约650公里,从中国、印度、缅甸三国交界处至中国、印度、不丹三国交界之处的底宛格里中段,长约400公里,从西藏普兰县的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
    处至札达县的6795高地;西段长约650公里,从札达县的6795高地至新疆的喀喇昆仑山口。整个边界从来没有正式划定过,但根据双方历史行政管辖所及,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边界线,东段是沿喜马拉雅山脑南麓,中段是
    沿喜马拉雅山脉,西段是沿喀喇昆仑山脉。中印边境战争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背景。

    一、英国种下中印边界纠纷的祸根

    西藏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与印度在历史上有着长期的交往和传统友谊,过去中印两国的地图场按照传统习惯线标画边界,两国人民亦遵守这条传统习惯线。只是在英帝国主义统治了印度以后,英属印度当局的印
    度为基地,把侵略扩张的矛头指向中国的西南和西北边疆地区,这才逐步使中印边界发生了分歧。英印政府利用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的状况,对中国西藏和新疆进行侵略扩张活动,从而埋下了争执的种子。

    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西藏地方处于混乱的局面,英国殖民主义者认为这是向中印边界东段——从阿萨姆平原的边缘向喜马拉雅山进行侵略扩张的大好机会。于是,英印政府除了派遣“讨伐队”向中国这部分地区的部落种
    族进行武力镇压、金钱引诱以及所谓订立契约外,还派大批测量探险队,化装成僧人、商人、探险旅行者,窜入西藏东南部中印边境地区,偷偷地进行大量的侦察、测绘(偷测)等活动,为英印政府外务大臣麦克马惯画一条侵占中国
    西藏大片领土的所谓印藏边界线作技术上的准备。

    1914年3月,英国侵略者为了实现其侵略企图,施展阴谋手段,趁“西姆拉会议”之机,英国趁辛亥革命鼎革之际,策划中、英、藏三方会议,于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在印度北中西姆拉召开,企图把西藏从中国领土分袭出去,由于中央政府代表未在正式条约上签字,英国阴谋未能得逞。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及其助视尔诱惑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夏扎,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在德里进行私下秘密交易。麦克马洪等人以赠给西藏5000支枪、50万发子弹,支持西藏“独立”,帮助西藏赶走汉军等条件为诱饵,胁迫夏扎在秘密换文上签字,骗夺中国9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1914年3月24日,麦克马洪在德里交给夏扎秘密换文,换文的附件以粗略红线划了一条划分印藏边界东段边界线的地图,要求夏扎在上面签字盖印。麦克学洪在换文中,对此图既没有文字上的描述,也没有说明是依据什么原则,条件画出的,而仅划在比例页为1英寸等于8英里的地图上。当夏扎在签字时,表现推委、迟疑不决俚,贝尔马上变了脸色,发脾气,夏扎在威胁利诱之下,在“麦线”图上签字。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内维尔 ·马克斯韦尔曾指出:所谓“麦克学洪线,”是一九一四年西藏一个代表团与印度政府外交秘书亨利·麦克马洪爵土在德里所作的一桩未经授权的秘密交易的产物,麦克马洪以威逼利诱(表示愿意支持西藏反对中国中央政府)的手段,说服西藏人同意了一种边界线的划法——把边界线向北推移了大约一百公里。1987年5月英国《南方》月刊,载《中国藏学》1989年第2期。麦克马洪划的这条粗略红线,西起不丹边境,向东伸延至西藏察隅。其范围包括西藏在南之门隅、珞瑜和下察隅三大地区,把历史上长期属于中国的9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约等于我国的渐江省,有着丰富的矿物、生物和水利资源)划归英属印度。划定后的印度东北边界,就从喜马拉雅山足向北推到了喜马拉雅山的山脊。对于这条非法的“麦克洪线”,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后来,英国给西藏提出的两个承诺并未能实现,因此西藏地方政府对“麦线”也不承认。英国知道炮制这条“麦线”的非学性,所以英国政府长期对此保密,不敢公开。然而,英国侵略者既作贼心虚,又贪婪成性,在时隔20多年后,于1938年又故态复萌,干起偷偷模模的不光彩勾当来,采取伪造证据、偷梁换柱的手法,重新出版1929年的《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篡改该卷中关于西姆拉会议的原始记录,伪造有关“麦线”内容,塞进该卷的西姆拉公议内容之中,重新出版该卷,而出版日期仍用1929年原版日期。这样,1938年印刷的标明1929年出版的《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伪本中,出现了“麦线”秘密的非法文件。

    伪版本出版后,英印政府即下令把1929年的原版本大量销毁了。与此同时,英印政府在出版《西藏高原与周围国家的地图》中,第一次改变过去同中国主张的传统习惯边界线相同的画法,用“未经标定”的符号,画出了“麦克马
    洪线”。这样,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就炮制出来了。由此可见,“麦线”是非法的,失效的,但从此埋下了中印边境东段争端的祸根。

    1962年印度政府坚持侵略扩张政策,蓄意制造边界紧张局势,大肆蚕食侵占中国领土,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反击。这次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发生的第一个反侵略战争。它融军
    事、政治和外交斗争为一体,充分反映了边境地区反侵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创造了我军在高山密林高原严寒地区作战的光辉范例,取得了军民共同保卫边疆的宝贵经验,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值此作战胜利30周年之
    际,全面客观地介绍这场战争的起因和经过,对于总结其经验,进行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沙自卫反击战/自卫反击战 编辑

    1974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一部与陆军分队、民兵协同,对入侵西沙群岛的南越军队进行的反击作战。

    位于南海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东沙群岛,历来是中国领土。但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越南南方当局侵占西沙群岛之珊瑚等岛屿,并对南海其他诸岛怀有领土野心。1973年9月,南越当局又非法宣布将南沙群岛的南威、太平等10多个岛屿划入其版图。1974年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谴责南越当局对中国领土主权的肆意侵犯,重申中国对南沙、西沙、中沙和东沙各群岛拥有领土主权,中国政府决不容许南越当局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任何侵犯。南越当局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于1月15日派驱逐舰16号("李常杰"号)侵入西沙的永乐群岛海域,对在甘泉岛附近从事捕鱼生产的中国402、407号渔轮挑衅,无理要求渔轮离开甘泉岛海域,并炮击甘泉岛;17~18日,又增派驱逐舰4号("陈庆瑜"号)、5号("陈平重"号)及护航炮舰10号("怒涛"号)侵入上述海域,强占金银、甘泉两岛,企图作为继续侵占其他岛屿的据点。

    面对南越当局的侵略行径,为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反击入侵之南越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奉命派出猎潜艇271、274号组成编队,在舰队航空兵掩护下,于1月17日驶往西沙永乐群岛海域执行巡逻任务,保护中国渔轮安全生产。18日,扫雷舰389、396号也驰援永乐海域,加入巡逻编队;猎潜艇281、282号部署于宣德群岛之永兴岛,准备随时支援巡逻编队作战。

    19日晨,南越海军10、16号舰由广金岛西北向中国巡逻舰艇接近;4、5号舰由金银岛以南向琛航、广金两岛接近。中国海军扫雷舰389、396号将南越海军10、16号舰拦阻于广金岛西北海面,猎潜艇271、274号进至琛航岛东南海域,与南越4、5号舰对峙,形成分割南越舰艇的态势。7时40分和49分,南越4、5号舰先后以40余人,强登琛航、广金两岛,当即被中国守岛民兵在海军舰艇编队支援下击退。10时22分,南越4舰同时向中国舰艇编队发起攻击,中国舰艇被迫奋起自卫,各舰群近战歼敌,集中火力猛烈还击。与此同时,增援的281、282号艇由永兴岛向永乐战区急进,于12时12分加入战斗。经4个多小时激战,南越护航炮舰10号被击沉,驱逐舰4、5、16号被击伤后逃逸。

    19日海战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遵照上级指示,为输送、掩护陆军分队收复被南越军队侵占的岛屿,并准备打击可能再次入侵的南越舰艇,迅速调集各型舰艇15艘,载运陆军4个步兵连,于20日8时以前,分批抵达永乐群岛海域。9时35分,步兵分队由海军舰艇和渔轮输送并在海军航空兵掩护下,向被南越军队侵占的甘泉、珊瑚和金银三岛逐岛发起攻击,至13时45分收复三岛,全歼入侵的南越军队。

    这次战斗,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共击沉南越海军护航炮舰1艘,击伤其驱逐舰3艘,俘49人(战斗结束后不久,中国即将全部俘虏遣返),收复被南越军队侵占的永乐群岛中的3个岛屿。这一胜利,沉重打击了南越当局的扩张主义,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战斗结束后,参战部队和民兵受到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通令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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