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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袁姓蒙古族

    出自少数民族。据《魏书·高车传》云:"高车,盖古赤狄之种,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有小异,其种有狄氏、袁纥氏、斛律氏、解批氏、护骨氏、异奇斤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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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出处/袁姓蒙古族 编辑

    ……无都统大帅,当种各有君长,为性粗猛,党类同心,至于寇难,翕然相依,斗无行阵,头别冲突,乍出乍入,不能坚战,其俗蹲踞亵黩,无所忌避,婚姻用牛马纳聘以为荣。俗无俗,不作酒,迎妇之日,男女相将,持马酪熟肉节解,主人延宾,亦无行位,穹庐前丛坐,饮宴终日,复留其宿,明白将妇归。颇讳娶寡妇而优怜之,其畜产自有记识,虽阑纵在野,终无妄取。俗不清洁,喜致雷震。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尸其中,张臂引弓,佩刀挟槊,无异于生,而露坎不掩,其迁徙随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产,尽与蠕蠕同,唯车轮高大,幅数至多。"高车之种有六:狄氏、袁(韦)纥氏、斛律氏、解批氏、护骨氏、异奇斤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卢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连氏,五曰窟贺氏,六曰达薄氏,七曰阿仑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分氏,十曰副伏罗氏,十一曰乞袁氏,十二曰右叔沛氏。"(见《北史·高车传》。)六种之袁纥氏,袁韦形近,韦回同音,实乃回纥部族。《唐书·回纥传》云:"回纥,其先匈奴之裔,在后魏时号铁勒部落,依托高车,臣属突厥,近谓为特勒,自突厥有国,东西征讨,皆资其用,以制北荒。"此回纥,即高车六种之袁纥氏。在以回纥为本核心的漠北十五部大联盟,其中就有蒙古土默特的先族和图瓦共和国的先民。唐谓之"都播"或"都波",《蒙古秘史》写作"秃马敦"、"秃巴思",《元史》写作"吐麻"、"秃马"。第十一姓乞袁氏,实即成吉思汗之始祖"乞颜氏",或称"乞引氏"。袁、颜、引,大致同音,是史官按自己的方言所注音。乞袁氏与"元朝"中的"元"是一定根据的,其后裔自谓出自蒙古族王公显贵乞袁氏家族,随后人以袁为姓。1368年秋,朱元璋推翻了元帝国统治,把大都原来居于统治地位的大量蒙古人驱散.有的退到了当时蒙古人统治的漠南阴山一带,有的无法北撤向南迁移至长江沿岸地区,易族改姓,化装成汉人,多姓袁、元、云、余、谭、张、花等。史料记载有元朝末任皇帝奇渥温妥欢贴睦尔八兄弟一直被朱军追赶到嘉陵江一带的凤柳桥头无奈离散时遗七言血书:“本是元朝帝王家,洪兵赶散入西涯,绿柳岸上各分手,凤凰桥头插柳桠,一姓改为几样姓,几姓分居百千家,要想兄弟同相会,一梦云游海推沙。后人记得诗八句,五百年前是一家。”。另有一部驻防江南(安徽、江苏、长沙、武汉)的拖雷支系因山高路险无法退到云南行省也只好由北向南再自东而西入川后又向西南落脚彭水(今重庆乌江河畔彭水县)。此系以谭姓为多。

    清代以前,无论是北方民族政权时期,还是中原封建王朝统治下,内蒙古地区从未形成为一个单独的地方行政区域。内蒙古作为地域名称,来源于明代的漠南。

    公元 1480年(明成化十六年) 巴图蒙克即汗位。称达延汗(大元可汗的异译)。再度统一了蒙古。他实行的分封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由此形成了漠南、漠北的各部,成为清朝在蒙古地区设立盟旗的基础。公元1517年(明正德十二年)达延汗去世后蒙古地区又逐渐出现了封建割据的局面。蒙古封建领主形成了三个集团: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漠西卫拉特(即瓦剌)蒙古。明末的漠南蒙古,东起今吉林,西至贺兰山,南接长城,北临瀚海,东面有嫩江流域的科尔沁和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巴林、扎鲁特、奈曼、翁牛特、喀喇沁、土默特部,西面有归化城土默特、河套地区鄂尔多斯等部;察哈尔居中,为漠南蒙古各部名义上的宗主部。

    公元1636年(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个封建主聚会于盛京(今沈阳),承认后金皇太极为蒙古汗的继承者,并上博克达·彻辰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同年,皇太极国号更为大清,即皇帝位,改元崇德。从此,漠南蒙古诸部臣属了清朝,并在清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出了力量。同年,清朝把明末的漠南各部的大部分地区划为“外藩蒙古”中的“内札萨克蒙古”六盟四十九旗。它们有兵权,直统于理藩院。这六个盟分别是哲里木盟(包括今哲里木盟、兴安二盟及黑龙江、吉林、辽宁的部分地区)、昭乌达盟(今赤峰市大部)、卓索图盟(今赤峰市南部及辽宁省部分地区)、锡林郭勒盟(今锡林郭勒盟北部)、乌兰察布盟(今乌兰察布、巴彦淖尔盟二市北部)和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及巴彦淖尔市河套部分地区)。公元1664年(清康熙三年),清朝将内札萨克蒙古和外札萨克蒙古,便以数千里大漠(今中国和蒙古国边界一带)为界,划为内蒙古和外蒙古。从此,内札萨克蒙古各盟、旗分布的地域,即称为内蒙古。“内蒙古”这个地区称谓,即自此时沿用至今。

    清朝时期,内蒙古(漠南)地区除了“外藩蒙古”中的“内札萨克蒙古”六盟四十九旗外,还有被清朝列为“内属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归化城土默特两翼旗、呼伦贝尔和西布特哈(今呼伦贝尔盟东部)各旗,以及列为外札萨克蒙古的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

    内蒙古远古以来不是只有“风吹草低见牛羊”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自然景观。北方少数民族“以自己的方式追溯时间与空间,在人类的文明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痕”。在今呼和浩特市东北郊保合少乡大窑村发现的遗址是国内外目前发现的最大的旧石

    喀喇沁为蒙古语地名,标准音为“哈日沁”。朝阳市有喀喇沁镇,位于建平县东部边陲;还有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蒙古语“准喀喇沁”。位于朝阳市西南部,大凌河上游。

    喀喇沁,原本是蒙古民族部落之一。《蒙古游牧记》载,元臣扎尔楚泰之子济拉玛,姓兀良哈氏,佐太祖定天下有功。七传至和通,有众6000户,游牧额沁河,号所部曰“喀喇沁”。“和通”是喀喇沁部之始祖,后由子格寻博罗特继之。

    明天顺六年(1462年)博罗特领胡骑1万余东行,归兀良哈地方。从此出现了兀良哈三卫的喀喇沁部。

    喀喇沁之名含义为“看守人”或“保卫者”之意。天聪二年(1629年),喀喇沁部元臣扎尔楚泰之子济拉玛十四世孙苏布地,偕同族叔父色楞,举部降金。封占喀喇沁左、右翼旗之地。天聪九年,苏布地之子固鲁斯齐布被任命为喀喇沁右翼旗札萨克掌管建平、喀喇沁等地,色楞被任命为喀喇沁左翼旗札萨克,掌管今喀左、凌源一带地方。

    喀喇沁左、右2旗和吐默特左、中、右3旗统属内蒙古卓索图盟领辖。元朝建立后,喀喇沁旗境属上都路辖区。成吉思汗的勋臣者勒蔑(济拉玛)为后来迁居喀喇沁地区的兀良哈部的先祖。。1958年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盟合并成锡林郭勒盟,察哈尔部落也融入到锡林郭勒草原上。其中察哈尔部落是从成吉思汗开始的黄金家族蒙古大汗的住帐部落,与成吉思汗有割不断的历史渊源。蒙古人把鹰当作神物象征加以崇拜,该节点中抽象的雄鹰雕塑隐喻察哈尔部的黄金家族的高贵身份,展现其傲气与雄姿。五个柱子代表锡林格勒大草原最早的五个部落,圆形向心的地面铺装象征锡林格勒盟的团结。亲水平台残缺的部分勾勒出了历史的沧桑,同时其飘逸的轮廓也与自然的水面相应成趣。周围的带状休息空间为游客提供了相对恬静 察哈尔姓

    察哈尔[察哈尔、察哈喇、多罗特,读音作chá hā ěr(ㄔㄚˊ ㄏㄚ ㄦˇ),满语为Cahar Hala、Duolot Mokun、Cahala Mokun]

    姓氏渊源/袁姓蒙古族 编辑

    单一渊源:源于蒙古族,出自元朝时期蒙古察哈尔部,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蒙古八旗姓》记载:蒙古族察哈尔氏,亦称察哈喇氏、多罗特氏,以部为氏,世居察哈尔(今河北张家口一带,包括河北、内蒙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一部、山西部分地区)、布尔噶苏台(今河北承德)、阿尔达额尔苏(今黑龙江勃力)、科尔沁(今内蒙古东部通辽地区、以及吉林西部一带)、萨喇穆鲁(今河北围场)等地。后有满族通过联姻方式引为姓氏者,满语为Cahar Hala、Duolot Mokun、Cahala Mokun。

    “察哈尔”,是古突厥语“汗之宫殿侍卫”之意。有近代法国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公元1878~1945年)认为,“察哈尔”一词来源于古波斯语,意为“家长”或者“臣仆”,隋、唐时期突厥汗国军队中的精兵被称作“柘羯”,而“柘羯”就是“察哈尔”一词最早的汉译形式,传入蒙古后音变为“Jaqar”。国内曾有几位学者利用古汉语音韵学试读柘羯古音,肯定了伯希和的观点。

    古代蒙古察哈尔部,原驻牧于阿尔泰山地区,强盛于明朝时期,遂成为蒙古各部的中心。成吉思汗的第十五世孙、阿寨台吉次子阿葛巴尔济济农之子孛儿只斤·巴图孟克(公元1474~ 1517年),蒙古察哈尔部人,在明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由寡母满都海福晋扶立即汗位,成为著名明朝时期蒙古大元可汗,亦称察哈尔蒙古达延可汗,为蒙古各部的“共主”,世袭蒙古汗位,成为察哈尔氏的鼻祖。

    明朝时期,察哈尔本部分八个分部(爱马克),其中称岭南四察哈尔的有敖汉部、奈曼部、苏尼特部、乌珠穆沁部,称岭北四察哈尔的有鄂托克部、主固特部、布里雅特部、阿刺齐特部。统称为察哈尔八部。

    清朝时期,满清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又将蒙古察哈尔部以分散驻防等形式,迁居于全蒙古各地,因此蒙古九部以及兴安岭至天山的三十八旗中,都有察哈尔部蒙古族人的分布。

    蒙古族、满族察哈尔氏,在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察氏、插氏、查氏、多氏、罗氏等。

    郡望/袁姓蒙古族 编辑

    察哈尔:中国旧省级行政区,简称“察”,以察哈尔蒙古族命名,宋、元两朝时期称察哈尔路,归属察哈尔万户所辖,其时地域包括河北、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锡林郭勒盟一部、山西等地部分地区。察哈尔建省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治所在张家口(时称张家口厅,原名张垣)。张自忠将军曾任察哈尔省主席。在清朝时期,察哈尔不是一个省,而是叫“张垣特区”。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察哈尔改为察哈尔特别区,有六个旗和十一个县,即张北、多伦、沽源、商都、宝昌、康保、兴和、陶林、集宁、丰镇和凉城。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 察哈尔成为一个省,兴和、陶林、集宁、丰镇和凉城划入绥远省,并自河北省口北道宣化府划入以下十县:宣化、赤城、万全、怀来、蔚县、阳原、龙关、延庆、怀安、涿鹿,全部的旗隶属于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省自民国二十六~三十四年(公元1937~1945年)被日寇占领并成为德穆楚克栋鲁普领导的日控制区蒙疆的一部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由冯玉祥将军和吉鸿昌将军在张家口成立于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3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行政区划重新进行了调整。1952年,察哈尔省废设,现主要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也有部分地区划入北京市和河北省。

    历史名人/袁姓蒙古族 编辑

    孛儿只斤·巴图孟克:(公元1474~ 1517年),蒙古族,又称察哈尔·巴图蒙克,成吉思汗第十五世孙,阿寨台吉次子阿葛巴尔济济农之子;蒙古察哈尔部人。著名明朝时期蒙古大元可汗,亦称察哈尔蒙古达延可汗,察哈尔氏鼻祖。

    据清朝康熙内府蒙古文抄本的史籍《蒙古源流》记载,孛儿只斤·巴图孟克六岁即汗位,称大元可汗。一说他在位七十四年,终年八十岁。

    孛儿只斤·巴图孟克的父亲孛儿只斤·巴延蒙克和其叔孛儿只斤·满都鲁结成联盟,本来要拥立孛儿只斤·巴延蒙克为大汗,但孛儿只斤·巴延蒙克主张拥立孛儿只斤·满都鲁为大汗。不久,孛儿只斤·满都鲁即大汗位,孛儿只斤·巴延蒙克为济农(辅政、副汗)。后来,因部族之间的纷争,二人同败,相继而死。

    孛儿只斤·满都鲁可汗逝世后,他的遗孀满都海福晋执掌汗廷大权,统辖着蒙古各部。她在寡居期间,拒绝非黄金家族贵族的求婚,精心抚育孛儿只斤·巴延蒙克之子孛儿只斤·巴图孟克,两部联合,加强实力。

    在孛儿只斤·巴图孟克六岁时,满都海福晋扶立他即汗位,尊称察哈尔蒙古达延汗,并同他结婚。她辅佐年幼的达延汗,执掌政事,发誓报仇,维护黄金家族统治。

    在明朝时期的蒙古史上,有两位杰出的女性:一位是满都海福晋,另一位是三娘子(忠顺夫人)。满都海福晋曾率军出征,驰骋大漠,打败枭雄,消灭仇敌,巩固了蒙古察哈尔部的统治地位。

    在孛儿只斤·巴图孟克年长后,亲自执政,厉行改革,废除太师制度,恢复济农,强化汗权,重分领地。据史籍《李朝成宗大王实录》记载,当时孛儿只斤·巴图孟克为人“贤智卓越”,控弦十万骑。

    在稳固了同志权以后,孛儿只斤·巴图孟克分封诸子,建左右两翼六个万户——左翼三万户为察哈尔部万户、兀良哈部万户和喀尔喀部万户;右翼三万户为鄂尔多斯部万户、土默特部万户和永谢布部(哈喇慎、阿苏特)万户。左翼三万户由孛儿只斤·巴图孟克自己直接统辖,大汗驻帐于察哈尔部万户;右翼三个万户由济农代表大汗行使管辖权,济农驻帐于鄂尔多斯部万户。

    孛儿只斤·巴图孟克的这些举措,为后世蒙古各部落形成的起源,重新划定蒙古各部的行政版图等,均影响极为深远。此后,察哈尔成为蒙古重要的部落姓氏。

    察哈尔·巴尔斯博罗特:(公元?~1519年),蒙古族,达延可汗的三子;蒙古察哈尔部人。著名明、清之际蒙古塞音阿拉克可汗。

    察哈尔·图鲁博罗特继达延可汗之后,统领蒙古察哈尔部。

    察哈尔·博迪:(公元?~1547年),蒙古族,又称卜赤,图鲁博罗特可汗长子;蒙古察哈尔部人。著名明、清之际蒙古博迪阿拉克汗。

    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博迪台吉带领左翼三万户官臣到鄂尔多斯成吉思汗八白室祭祀,并威胁其叔叔。

    巴尔斯博罗特看局势不妙,给博迪让位。十七岁的察哈尔·博迪在成吉思汗八白室前即汗位。

    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察哈尔·博迪去世,终年四十四岁,在位二十八年。

    察哈尔·阿剌克:(公元1519~1547年),蒙古族,达延汗长子图鲁博罗特之长子;蒙古察哈尔部人。著名明、清之际蒙古阿剌克可汗。

    察哈尔·达赉逊:(公元?~1557年),蒙古族,又称达莱逊,阿剌克可汗之长子;蒙古察哈尔部人。著名明、清之际蒙古库登汗。

    明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二十九岁的察哈尔·达赉逊即汗位,统领蒙古察哈尔部。

    察哈尔·达赉逊继可汗位后,举部东迁,驻牧于蓟、辽地域(今辽宁、内蒙古东部和河北北部地区)。他的迁徙之举产生了重大历史影响:冯瑗在《开原图说》中记述:“辽左始有虏患”。日本学者和田清在《明代蒙古史论集》一文中认为:“率领所部十万东迁,移牧于兴安岭东南半部,不仅是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罕有事件;由于移动的结果,在蒙古内部引起了重大变化,并使明廷辽东大为疲敝,不久便形成了清朝兴起的基础。”

    蒙古察哈尔部东迁后,与明朝长期反复、激烈地厮杀,损失惨重,两败俱伤。明军大将李成梁守辽,重点就是针对着蒙古的察哈尔部。而当时满洲后金的佟·努尔哈赤则隐藏于赫图阿拉地区,暗自发展,形成气候。所以,辽东地区明朝与蒙古的厮杀,为满洲崛起提供了历史机遇。

    公元1557年,察哈尔·达赉逊去世,终年三十八岁,在位十年。

    察哈尔·图们:(公元1539~1592年),蒙古族,库登汗之长子;蒙古察哈尔部人。著名明、清之际蒙古札萨克图汗。

    明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 察哈尔·图们在二十九岁时即汗位。

    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察哈尔·图们五十四岁时去世,在位三十五年。

    察哈尔·布延:(公元?~1603年),蒙古族,札萨克图汗长子;蒙古察哈尔部人。著名明、清之际蒙古薛禅汗。

    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察哈尔·布延即大汗位。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去世。

    察哈尔·林丹:(公元1592~1634年),蒙古族,又称陵丹、灵丹,打来孙可汗的四世孙;蒙古察哈尔部人。著名明、清之际蒙古呼图克图汗,简称林丹可汗。

    在史籍《明史·靼鞑传》中,记载察哈尔·林丹则取谐音为“虎墩兔憨”,是满族对他带有轻蔑的意思。

    据清朝康熙内府蒙古文抄本的史籍《蒙古源流》记载,林丹汗是蒙古察哈尔部首领,也是蒙古最后一位大汗,出身于蒙古黄金家族,是成吉思汗的第二十二世孙。黄金家族指的是大蒙古帝国成吉思汗的后裔。

    察哈尔·林丹于明朝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即察哈尔蒙古大汗位,时年十三岁,后驻帐广宁(今辽宁北宁)以北。十二年后,比察哈尔·林丹年长三十三岁的佟·努尔哈赤登上后金政权的可汗位。后来继承汗位的后金天聪汗爱新觉罗·皇太极与察哈尔·林丹同岁,他成了蒙古察哈尔·林丹的致命克星。

    其时,蒙古察哈尔部实力雄厚,其势力范围东起辽东,西至洮河,拥有八大部、二十四营,号称四十万蒙古。在史籍《明神宗实录》中记载,林丹汗有“帐房千余”,牧地辽阔,部众繁衍,牧畜孳盛,兵强马壮,自称全蒙古大汗。

    察哈尔·林丹自称:“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边止我一人!”因而,察哈尔·林丹冀图继承大元可汗的事业,南讨明朝抚赏,东与后金争雄,号令漠南蒙古。

    察哈尔·林丹即位后,进行全面的政策调整。察哈尔·林丹极力争取黄教僧侣封建主的支持,接受沙尔巴呼图克图的灌顶戒教,称“林丹呼图克图汗”。又下令将一百零八函的《甘珠尔》经典译成蒙古文,用金字抄写在蓝纸上。继而编纂蒙古文《大藏经》,并兴建了著名的寺院“察干召”(白寺)。在察哈尔·林丹的积极倡导下,黄教在蒙古左翼诸部传播开来,寺宇林立,僧众遍地,每个家庭都派一子出家为僧,喇嘛教迅速为蒙古贵族和民众所接受。喇嘛们用千金铸造嘛哈噶喇金佛。传国玉玺、嘛哈噶喇金佛、金《甘珠尔》经被视为三大法宝。不过,在察哈尔·林丹改奉红教后,信奉黄教的漠北喀尔喀和右翼三万户的各部汗、济农、诺延、台吉,与林丹汗逐渐有所疏远。

    由于漠南蒙古东介于明朝与后金之间,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而成为后金与明朝的争夺对象。在明朝、后金与察哈尔部之间鼎立的矛盾中,明廷与后金的矛盾是主要的。明朝主要采取“以西虏制东夷”的策略,联合林丹汗,共同抵御后金。林丹汗向明廷提出“助明朝、邀封赏”。明朝政府则每年给林丹汗的赏银先为四千两,后增至四万两,再增至四万两,尔后增至十四万两。

    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崇祯皇帝朱由检命大臣王象乾与袁崇焕共商对策。在《明史·鞑靼传》中记载:“象乾至边,与崇焕议合,皆言西靖而东自宁,虎不款,而东西并急。因定岁予插(察哈尔林丹汗)金八万一千两,以示羁糜。”就是明朝政府以牛羊、茶果、米谷、布匹、金银为抚金,换取察哈尔林丹汗不犯边,而求得西边安靖,明廷得以集中力量对付后金政权。

    察哈尔·林丹接受了明朝的抚赏,显然妨碍了后金攻明的大政方针,后金天聪汗爱新觉罗·皇太极决定首先征抚察哈尔·林丹。因此,后金天聪汗与林丹汗之间的争战根本就不可避免。结果,爱新觉罗·皇太极先后三次出兵进攻蒙古,察哈尔·林丹势穷力竭,最终死在青海。

    察哈尔·林丹对明朝索要抚赏,忽即忽离。而对待后金政权则由轻慢而迅速转为畏惧。

    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公元1619年)农历10月,察哈尔·林丹遣使至后金,狂称“统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问水滨三万人满洲国主”云云。后金的诸贝勒大臣见了察哈尔·林丹来书,皆勃然大怒,要将其来使一半斩杀、另一半劓鼻馘耳放归。当时佟·努尔哈赤说:“使者无罪,暂加扣留,待派使臣返回后再做处理。”随后,后金天命汗佟·努尔哈赤遣使赍书报察哈尔·林丹。察哈尔·林丹把后金使臣也关了起来,并对佟·努尔哈赤的国书做出了傲慢的回答。

    佟·努尔哈赤误闻自己派遣的使臣被察哈尔·林丹所杀,怒斩蒙古使臣,但后来,后金使臣却却买通了蒙古看守,逃回了后金。不久,在佟·努尔哈赤成功地攻占了明朝的沈阳、辽阳后,后金政权同察哈尔蒙古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

    察哈尔·林丹在蒙古实行错误政策,加速了察哈尔内部的分崩离析。他自己掠土地、劫牛羊、穷奢极欲、暴虐无道,“炰休悖慢,耳目不忍睹闻”。察哈尔·林丹自恃士马强盛,横行漠南,破喀喇沁,灭土默特,逼喀尔喀,袭科尔沁。史载察哈尔部属五路头目的妻子,被林丹汗重臣贵英强占,受害头目含愤投巴林部首领炒花,“炒花不能养,投奴酋。奴酋用之守广宁”。因此,察哈尔蒙古的许多部落因对察哈尔·林丹不满,逐渐背离而转而依附于后金政权,与后金盟誓。例如科尔沁等部在后金军队的及时援助下,打退了林丹汗的军事进攻。

    之后,后金天命汗佟·努尔哈赤凭借有利的形势,开始向漠南蒙古发动军事攻势。在此次战役中,后金大军扫击巴林、巴岳特、乌济业特三部牧地,俘获五万六千多人畜。这是后金政权大规模进攻蒙古的开始。此后,又有许多蒙古部落依附于后金政权。

    在爱新觉罗·皇太极继承后金汗位后,开始重点进攻蒙古诸部,并直接威逼到察哈尔部。据史籍《崇祯实录》中记载:后金天聪二年(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农历6月,察哈尔“拔帐而西,骚动宣、云,已逾半载”。察哈尔·林丹率察哈尔部开始西迁到宣府、大同塞外。

    察哈尔·林丹西迁之后,明朝中断了抚赏,因此其内部困难加剧,众叛亲离,四面楚歌。在这种情况下,后金天聪汗爱新觉罗·皇太极对察哈尔部连续发动了两次军事进攻。

    第一次,明崇祯元年(后金天聪二年,公元1628年)农历9月3日,爱新觉罗·皇太极亲率大军,会同归附的蒙古诸部征讨察哈尔部。爱新觉罗·皇太极第一次以“盟主”的身份发号施令,统率蒙古诸部军队向察哈尔·林丹发起进攻。9月6日,皇爱新觉罗·皇太极率领大军离开沈阳,西征林丹汗。9月8日,联军经都尔鼻(今辽宁彰武)时,敖汉、奈曼等部兵来会。尔后,喀尔喀、科尔沁、扎鲁特部、喀喇沁各部兵来会。随后,爱新觉罗·皇太极指挥满蒙联军,乘胜前进,追捕败军,直至兴安岭。在史籍《清太宗实录》中记载:“遣精骑追捕败军,至兴安岭,获人畜无算。”爱新觉罗·皇太极亲征察哈尔大军,于农历10月15日回到沈阳。是役,为后金政权第一次由天聪汗亲自统率,会集蒙古诸部兵马,共同进击察哈尔部林丹汗。爱新觉罗·皇太极通过对察哈尔部的第一次进兵,确立了对漠南蒙古东面诸部的盟主地位,建立了蒙古归附各部对后金政权的臣属关系。察哈尔·林丹在受到爱新觉罗·皇太极威逼后,再次西迁,于是,爱新觉罗·皇太极对察哈尔部发动了第二次征伐。

    第二次,明崇祯六年(后金天聪七年,公元1633年)农历4月1日,爱新觉罗·皇太极发动了第二次对察哈尔部的进军。4月9日,大军到西拉木伦河时,沿途蒙古各贝勒率所部兵来会,共同大举进攻察哈尔部。据史籍《天聪朝臣工奏议》中记载,这次满蒙联军出征的目的:“一欲为我藩国报仇,一欲除却心腹大患。”察哈尔·林丹闻警大惊,“遍谕部众,弃本土西奔,遣人赴归化城,驱富民及牲畜尽渡黄河。察哈尔国人,仓卒逃遁,一切辎重,皆委之而去”。察哈尔部众散处黄河河套及套西一带。

    在史籍《清太宗实录》中关于皇太极第二次亲征察哈尔林丹汗之役,是历时四十天,仅斩一人、获六人,又获马一匹、骆驼一峰。满蒙联军始终未同察哈尔部的军队相遇,无果而还。爱新觉罗·皇太极在深入察哈尔境地后,遇到的主要困难一是缺水,其时,以一只黄羊换水一碗,可以看出水之珍贵。二是缺粮,大军“分道而猎,及合围,见黄羊遍野,不可数计,遂杀死数万。时军中粮尽,因脯而食之”。

    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农历4月,察哈尔·林丹抗清失败,自己也“发痘”病死在青海的打草滩阿拉他拉。其子察哈尔·额尔克孔果尔额哲拥众过万,仍驻扎在河套地区外围。

    经过后金政权两次大的打击和西迁,察哈尔部人心离散,势不可为,“食尽马乏,暴骨成莽”。为了逃窜,舍弃故业,西奔图白忒部落,牲畜死得很多。许多部民没有吃的,彼此“杀人以食”。察哈尔部的许多部众已经不愿再随察哈尔·林丹继续西迁道吐蕃、青藏一带地方,许多部落首领纷纷投归后金政权,就连他的一位妻子也率其八寨桑,以一千二百户归降爱新觉罗·皇太极。

    爱新觉罗·皇太极鉴于形势发生变化,谕率兵诸贝勒大臣曰:“察哈尔知我整旅而来,必不敢撄我军锋,追愈急,则彼遁愈远。我马疲粮竭,不如且赴归化城暂住。”于是大军回返,趋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满蒙联军经宣府、张家口等地时,大肆抢掠,饱欲而返。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农历7月24日,爱新觉罗·皇太极率军回到沈阳。

    爱新觉罗·皇太极征蒙古的最大收获,是得到了察哈尔·林丹的传国玉玺,他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天命所归,于是做出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决定:改“后金”国号为“大清”。

    察哈尔·林丹,这位成吉思汗以降的最后一位蒙古帝国大汗,成为了满清王朝爱新觉罗氏族立朝统世的最大奠基石。

    察哈尔·额尔克孔果尔额:(生卒年待考),蒙古族,呼图克图汗之长子;蒙古察哈尔部人。著名明、清之际蒙古汗。

    明崇祯六年(后金天聪七年,公元1633年)农历闰8月,爱新觉罗·皇太极连续得到来自察哈尔的奏报:察哈尔·林丹出病痘,殂于打草滩地方阿拉他拉。又得到奏报:察哈尔·寨桑噶尔马济农等送察哈尔·林丹的窦土门福晋,带着人来归附。于是,爱新觉罗·皇太极决定三征察哈尔。

    明崇祯八年(后金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农历2月26日,爱新觉罗·皇太极命属下多尔衮、岳讬、萨哈廉、豪格为统兵元帅,率骑兵万人,三征察哈尔,往收察哈尔·林丹之子察哈尔·额尔克孔果尔额哲。农历3月,爱新觉罗·多尔衮等在宣府水泉口,招抚了察哈尔·林丹的遗孀囊囊福晋,从她口中得知了察哈尔·额尔克孔果尔额哲等人的驻牧地。

    爱新觉罗·多尔衮等迅速率领后金大军继续前进,前往黄河河套一带,收抚察哈尔部众,并寻找苏泰太后及其子察哈尔·额尔克孔果尔额哲等人的下落。苏泰太后是爱新觉罗·皇太极母舅、贝勒叶赫·金台石的孙女,台吉叶赫·德尔格勒之女。3月28日,后金大军进抵察哈尔·额尔克孔果尔额哲等人所驻牧的托里图地方。其时,天雾昏黑,额哲没有防备。爱新觉罗·多尔衮等议商决定,派遣随军的叶赫·金台石贝勒之孙叶赫·南楮等,先见叶赫·南楮之姐、林丹汗遗孀苏泰太后及其子察哈尔·额尔克孔果尔额哲。

    叶赫·南楮等受命后,急驰至苏泰太后大营。到大营后,叶赫·南楮高声喊道:“尔福晋苏泰太后之亲弟南楮至矣,可进语福晋!”苏泰太后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后,既惊又喜,但怕有诈。苏泰太后遂令她的旧叶赫部随从亲自加以辨认,回来报告说:“是真的!”苏泰太后恸哭迎出营帐,与久别的弟弟抱头相见。随后,苏泰太后令其子察哈尔·额尔克孔果尔额哲率领众寨桑,归附后金政府。这是爱新觉罗·多尔衮巧妙地利用姻亲关系,取得了政治与军事“一石二鸟”的生动史例。

    明崇祯八年(后金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农历3月29日,苏泰太后偕同察哈尔·额尔克孔果尔额哲设宴,奉送给爱新觉罗·多尔衮等驼马、雕鞍、貂裘、琥珀、金银、苏缎等物。除了驼、马外,多尔衮等把其余礼品都收下。爱新觉罗·多尔衮等亦设宴款待,并赠以雕鞍、马、黑貂裘等礼物。

    到明崇祯八年(后金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农历8月3日,爱新觉罗·多尔衮偕同贝勒岳讬、萨哈廉、豪格等完成了征察哈尔部的任务,同时获得了历代传国的玉玺,玺文为“汉篆‘制诰之宝’四字,璠玙为质,交龙为纽,光气焕烂,洵至宝也”。(本书按:后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之“玉玺”,纯系为无聊的伪造赝品。)

    爱新觉罗·多尔衮等见到宝玺后大喜道:“皇上洪福非常,天锡至宝,此一统万年之瑞也。”农历9月,爱新觉罗·多尔衮率后金大军凯旋回到沈阳,把察哈尔·林丹偷偷持有的传国玉玺献给了爱新觉罗·皇太极。

    爱新觉罗·皇太极将蒙古察哈尔部安置于义州,分设左右翼察哈尔八旗,设都统和副都统管辖;再封察哈尔·额尔克孔果尔额哲为察哈尔亲王,并将次女爱新觉罗·马喀塔格格嫁给了他。

    当察哈尔·林丹的“八大福晋”归顺后,满洲贝勒济尔哈朗娶了察哈尔·林丹的大福晋苏泰太后(额哲之母)为妻,皇太极娶窦土门福晋和囊囊福晋为妃。后囊囊福晋生下了察哈尔·林丹的遗腹子察哈尔·阿布奈。在察哈尔·额尔克孔果尔额哲因病去世后,其弟察哈尔·阿布奈承袭为亲王,又尚爱新觉罗·马喀塔格格为妻。

    综观察哈尔·林丹,他不仅是蒙古察哈尔部的大汗,而且是蒙古各部的宗主。因此,蒙古察哈尔部的灭亡,既是漠南蒙古全部归于后金政权统治的标志,也是成吉思汗所创立之大蒙古帝国在其故土最终覆灭的标志。

    蒙古察哈尔部被爱新觉罗·皇太极征服后,明朝失去了北面屏障,入塞通道被完全打开。在史籍《明史·鞑靼传》中记载:“明未亡,而插(林丹可汗)先毙,诸部皆折入于大清。国计愈困,边事愈棘,朝议愈纷,明亦遂不可为矣!”察哈尔·林丹之死,他的儿子察哈尔·额尔克孔果尔额哲降附后金政权,标志着漠南蒙古完全归入满清,满蒙已经结成联盟,扩大兵员和实力,囊括了自东海到青海的版图,具有更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与明王朝争夺天下。明与清的力量对比,由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当时,明朝的力量仍然强大,实际控制着长城以南大约五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满清王朝兴起之后,持续对明朝发动攻势,将明朝打得焦头烂额。蒙古自从元顺帝北退之后,始称北元,亦从未间断向南骚扰,把明朝折腾得二百多年不得安宁,仅一个蒙古瓦剌部(蒙古卫特拉部),就在土木堡打了胜仗,还俘虏了明英宗皇帝。后来俺答汗又带军队打到通州,威逼北京。满蒙两个拳头联合起来打明朝,明朝处于了一种明显的劣势。佟·努尔哈赤和爱新觉罗·皇太极的高明之处就是积极建立满蒙联盟,以语言、习俗相近来说服蒙古,宣称明朝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应该联合起来进行报仇。不仅如此,爱新觉罗·皇太极还采取了很多措施来加强满蒙联盟。

    爱新觉罗·皇太极在统一蒙古过程中,对蒙古各部,颁政策,定制度,封官爵,重管理,加强满蒙联盟,合力对付明朝。

    联姻。早在后金天命时期,佟·努尔哈赤不仅娶科尔沁两贝勒的女儿为妻,他的儿子也相继纳蒙古王公的女儿做妻子。仅在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佟·努尔哈赤的四个儿子,次子爱新觉罗·代善娶扎鲁特部钟嫩贝勒女为妻,第五子爱新觉罗·莽古尔泰娶扎鲁特部纳齐贝勒妹为妻,第八子爱新觉罗·皇太极娶科尔沁部莽古思贝勒女为妻,第十子爱新觉罗·德格类娶扎鲁特部额尔济格贝勒女为妻。尔后,第十二子爱新觉罗·阿济格娶科尔沁部孔果尔女为妻,第十四子爱新觉罗·多尔衮娶桑阿尔寨台吉女为妻。在佟·努尔哈赤在位时,同科尔沁部联姻十次,其中娶入九次、嫁出一次。爱新觉罗·皇太极在位时,同科尔沁部联姻十八次,其中娶入十次、嫁出八次。爱新觉罗·皇太极的皇后就是莽古思贝勒之女,两位爱妃是寨桑贝勒之女,其中庄妃辅育顺治、康熙两代皇帝,定鼎中原,功在社稷。爱新觉罗·皇太极的儿子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两位皇后也都出自科尔沁部。蒙古科尔沁部与后金政权通过联姻,巩固了同盟,加强了自己的势力,在对抗察哈尔部的争斗中占据了上风。总之,由于蒙古科尔沁部归附后金政权最早,且博尔济吉特氏与爱新觉罗氏世为懿亲,清太祖佟·努尔哈赤、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和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先后有四位皇后、十三位皇妃,皆出自蒙古科尔沁等部。蒙古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影响了清初五朝(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康熙)四帝(太祖、太宗、世祖、圣祖)的政治与血缘,而以爱新觉罗·皇太极的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尤为突出。

    在后金天聪一朝,满洲与蒙古察哈尔部联姻也是一例。爱新觉罗·皇太极先娶察哈尔·林丹的遗孀窦土门福晋巴特马·璪,后封为衍庆宫淑妃。又娶其遗孀囊囊福晋那木钟,后封为麟趾宫贵妃。囊囊福晋先生下察哈尔·林丹的遗腹子察哈尔·阿布奈。她后来又为爱新觉罗·皇太极生下一子,名爱新觉罗·博穆博果尔。爱新觉罗·皇太极还将第二女爱新觉罗·马喀塔下嫁给察哈尔·林丹之子察哈尔·额尔克孔果尔额哲为妻。察哈尔·额尔克孔果尔额哲逝世后,爱新觉罗·马喀塔再嫁其弟察哈尔·阿布奈。清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察哈尔·阿布奈之子察哈尔·布尔尼乘吴三桂反乱时发动叛乱,遭满清王朝击溃,察哈尔·布尔尼被杀。康熙大帝命诛戮察哈尔·阿布奈及其诸子,后裔女子皆没为官奴。蒙古察哈尔可汗的嫡系后嗣至此遂绝。

    当时,和硕贝勒爱新觉罗·济尔哈朗的妻子已死,继娶其妻妹、察哈尔·林丹的遗孀苏泰福晋为妻。大贝勒爱新觉罗·代善娶察哈尔·林丹之女、额哲之妹泰松格格为妻。皇太极之子爱新觉罗·豪格娶察哈尔·伯奇福晋,皇太极七兄爱新觉罗·阿巴泰也娶察哈尔·俄尔哲图福晋。此后,满清政权与蒙古察哈尔部由昔日之仇敌,成为后世之亲家,结成了坚固的政治联盟。

    此外,爱新觉罗·皇太极还通过编旗、册封、赏赐、重教、会盟等一系列措施,不仅加强与密切了满清政府同蒙古诸部的关系,而且为以后的清朝入关后对蒙古诸部的政治管理,提供了有效的模式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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