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璇，1876年（清光绪2年）11月9日生，

字叔玑，浙江省瑞安人。世代书香。马叙伦所撰的墓志铭中有：许家源于湖南长沙，五代时避乱而迁浙江温州瑞安。他的七世祖，仕宋，官右丞，以理学名于世；他的曾祖，治商致富，父亲是举人，有子6人，他居长。从小就嗜学如渴，博通经史。17岁便人了县学，20岁为廪生。

许璇出生时，正值光绪即位，两宫垂廉听政，内忧外患，纷至沓来，19岁发生甲午战争，23岁发生戊戌政变，谭嗣同等六君子罹难，他愤而放弃一生俸禄，改习新学，入上海南洋公学，以后又留学日本，矢志攻研农学。辛亥革命后，他已经38岁，才从国外回来，投身农业教育事业，直到59岁去世，共计21年。这21年中，他在北京的工作时间约占3／4，其间适逢袁世凯帝制失败，北洋军阀混战，“五四”运动，国民革命军北伐，以及“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炮火连天，国无宁日，教育界也是一片混乱。以致他不得不经常变动他的职务，时而是教务长，时而是系主任，时而是院长、校长，甚至离京南下，任职杭州，但是始终坚持农科教学，以教授终其一生。

许璇国学根基深厚，诗文并茂，30岁以后，决心学农，博览群书，兼重实践。出任北农大农业经济学教授时，还能担任农场与林场场长，当时农科师资缺乏，他因任农大行政职务，责任所迫，不得已时曾兼授畜牧学、地质学、气象学等，而且认真备课，从不苟且。他的至交梁希教授曾在追忆文章中说，有一次他竟向梁借去《养蜂学》备课，可是当有人提到这些往事时，他都拒而不谈，说是怕人笑话。其实他是有相当基础的，只要承担了一门课程，就一定认真准备，决不草率。1918年毕业于该校农科的沈宋瀚在其回忆录《克难苦学记》里曾着重提到：“余在北农所得教益最多者为许师叔玑（许璇之号）之农政学、农业经济学、畜产及肥料”（原书38页），此书系其中年所作，许之渊博，由此可见。

当时，战乱频繁，时而直军占领丰台，时而奉军攻打芦沟桥，农大设在阜城门外，他家住在城内，时局不清，他全然不顾，住在学校每天除了教课就是备课，枪声炮声，听而不闻，只是经常备烛开夜车，不完成任务不入寝。据梁希和他的学生汤惠荪（农经学家）的回忆，无论在北农还是浙大，校舍里每晚一两点钟，总看见许璇的窗下还亮着灯光。走进去一瞧，满地烟头。20多年间，他走南闯北，无非是争取多做一点学问，多教几个学生。本来他身体健壮，以后逐渐不支，血压经常超过200，医生再三警告，他都一笑置之。

1913年许璇回国后开始主讲农业经济方面的课程，在他之前，国内基本上还没人开过这门课，因而必须事先编写讲稿，他的讲稿旁征博引，引用国内外有关调查统计资料，而且他对引用的数据，定稿前都要一一校订校正。据他女婿周邦垣教授回忆，他常常在家发动儿孙，帮着查书算数字，往往在星期日全家都忙。至于他辛劳的成品，据汤惠荪教授的回忆“先生的文章，确是淋漓尽致，令人百读不厌。先生的高足，常把他所编的讲义，都当做国文那样来诵读”。许璇在开农业经济这一学科时，首先就明确它的意义与范围，认为：“将关于农业之经济行为及自此而生之种种关系视为社会现象，或国民经济现象观察之，并就其与一般社会之经济关系详加研究、记述或解说其状态，且探究其间所应有之经济原理及法则”。同时，农业经济学因以农业为研究对象，但各国农业经济学之内容与发展，颇不一致，因而中国农业经济之研究，应以其特殊的历史、地理及社会情形为基础。他在开始授农业经济学的同时，兼任农场场长，在北京西郊进行农村经济调查，组织农村信用合作社；筹建农村建设实验区；在杭州，他设立了浙大农学院的农业推广部，兴办农村小学，创建浙江省农民银行，主办合作指导人员养成所。一贯密切联系实际，深入群众，并提出“融学术教育与农村事业于一炉”的办学方针，高瞻远瞩，不同凡响。

1933年许璇重返北大时，原北京农业大学已改为北平大学农学院，任教授兼农业经济系主任，并着手整理多年来所授之《粮食问题》讲稿，时常为校正及新增有关数据或史料而废寝忘食，孜孜不倦。他患有高血压病，至此日益加重，医生屡屡规劝，他还是笔耕如故，终致以脑溢血猝死案头。

《粮食问题》与《农业经济学》

许璇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才开始转攻西学，特重数学，兼及生物、地质、理化等科，且注意实践。所以他能在讲授农经各科的同时，还担任农场、林场的场长，而讲授的课程，则包括农业政策、农业金融、农业关税、租佃制度、农村合作、土地问题、粮食问题等。这些课程，既要追溯中国历史渊源，又要参照国外的实际情况，这必须有大量资料数据为证。而在本世纪的初期中国几乎是空白，收集和整理数据资料是十分困难的。从许璇的遗作中，不但可以见到他从道光、同治等朝代的户部史料中摘录出来的数字，还有日本驻东北某某领事的调查报告，可见他下的苦功。数年间他编写的讲义盈尺，但他自己却认为“历年忝列大学讲席，所积文稿颇多，然皆不慊于心，未敢出而问世”。直到他去世前二三年，才着手整理，不意《粮食问题》刚刚定稿，即以脑溢血猝死。据当时北农院长刘远筹追忆：“一视先生之书案，则中外参考书10余册，尚展而未合，残稿罗列，以眼镜压之，墨盒不关，一枝毛笔方搁置于其次，先生力学，真可谓至死方休”。

许璇的着作存留下来的，除散见于报纸期刊者外，只有2册。一为《粮食问题》，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约15万字，除序言外，计五章十六节，引用中外统计共48个表。他首先从人口问题论起，然后为粮食之生产、粮食之自给、农业关税、粮食统制，最后论述战时之粮食统制问题，当时他已预见到战事即可能发生。

粮食问题之提出，源自人口，他认为人口问题自亚当斯密与马尔萨斯所论国民之富与贫的分歧，引发出生活资料与人口增殖的必然矛盾。接着阐述马克思的人口绝对过剩与相对过剩。他表示“马克思之主张，若现在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废止，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实现，则失业者消灭，人口问题自当随之解决。斯说也，确有相当之理由。惟失业问题是否可完全解决人口问题，不能无疑”。“若失业问题完全解决，而是养人口之食物能否充分供给，则又是别要解决的问题”。

至于中国的粮食问题，他考证洋米之输入，始自康熙61年（1722年），但为数甚少，直到民国以后，才逐渐增加到1000万担以上。他以1871—1875年进口洋米之年平均数为基点，到1932年已达55倍之巨，究其原由，首为历代民食政策之失当，长期禁止出口而奖励进口，“冠履倒置，莫过于此”。其次国内米谷流通不自由，各省甚至各县，层层设卡，人为地造成供应失调，否则完全可以自给。对此，他作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推论，主要是根据清乾隆6年（1741年）至民国12年（1923年）的182年人口增长的百分比，分为3个时期，最高15．14‰，最低0．81‰，年平均6．15‰，然后表示：“中国人口增加率之减少，则多为饥荒、兵灾、疫病等所致。马尔萨斯所谓天然的限制者，正与之暗合。中国将来果能打胜天然的限制，又不讲预防的限制，则人口增加率，当不下于欧美诸国。此粮食向题所以不能不预为筹划也”（原书13页）。以下乃就稻谷、小麦、杂粮三项，分别按国内国外统计之实际情况，具体说明其论证之所据，然后着重两个方面，分析粮食问题之症结，一方面为农业关税之未能自主；一方面为粮食价格、粮食生产、粮食输入等统制问题。他最后力主实行粮食统制，包括价格之统制与生产之统制。而统制之目的不完全在于扩大栽培面积，而在于提高单产，实行机械化以及施用化学肥料与推广优良品种。

许璇作此书时，正值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之前夕。他不顾血压高逾200，每天工作超过18小时，奋笔疾书，在最后的结束语中，他以满腔热情，写下了一般农业理论书籍罕见的语句：“故中国为备战计，宜早振兴垦务，更宜于肥料及农具之补充，三致意焉。”“中国粮食之一部分，向恃外国米麦为给源，至战时，势不得不力谋自给的图存，倘奖励粮食之代用法或混用法，或不至于匮乏，非力求节约不为功……此又必须有公正无私之官吏，为之督率，精明廉洁之警察为之监视，庶不至病国而扰民，凡此诸点，皆应早注意及之。”时过境迁，难以评论其观点，而其治学的态度，当为后人所敬佩。

许璇遗作，除《粮食问题》外，另一则为《农业经济学》，全书181页。在他去世8年后，由他当年在浙大农学院的助教杜修昌教授整理，于194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1948年出至四版，全书分十一章，第一、二章分述农业经济学之定义、范围、地位及其发展；第三、四章说农业经济特性与世界各国农业情况之变迁；第五至十一章，则属各论，分别论述农业土地、农业经营、自耕农及佃农、农产物价、农业机械、农业金融及农业关税。

二三十年代，农业经济学在中国农科院校中已成为一门主要学科，但其性质与作物、园艺、植保、土肥、畜牧兽医等有所不同。许璇还认为“农业经济学以农业为对象，各国农业经济之内容与发展，颇不一致”，而中国的农业经济学由于中国农业以其有特殊的历史、地理及社会情况，“必须本学术情形，自辟途径”，为此应对照国外情况，阐明中国农业经济的特性，申述其研讨之途径。

首先，中国农业的集约经营为劳力的，而非资本的。因此应速行土地重划，以谋土地之改良。

其次，中国农业深受租佃制度之严重影响，必须实行减租，并规定佃权之期限，不准增租。同时凡佃地之一切改良设施，不问地主之承从与否，佃农得自为之，其终约时，改良费用应由地主偿退。而最终应以耕者有其田为上策。

第三，关于农业机械化。西北诸省旷土甚多，倘能一面兴办水利，一面购入大机器进行垦殖，则以北方平原之气候，均能适于机械器之使用；中部及南方诸省，当以简便之新式农具与机械推广之。总之不论何地，均应逐渐减少劳力之浪费。

第四，中国亟宜革新关税制度，对内将各国唾弃之出口税及各种厘捐，一扫而空，俾农产得以自由流通，以促进生产之增加；对外则创行谷物关税，并对其他农产物及其加工品，酌增税率，以防患于未然。

许璇的《农业经济学》虽系其当年助教杜修昌在他去世后10年编印出版，但均依据他原来编号的讲义原稿。与40年代中国同类书籍相比，仍属拔萃。故一经问世，三年四版，而杜修昌校勘整理之辛苦，自不殁。可是书中从未只字语及，迄80年代杜晚年时，始偶尔在与人闲谈中提起，尊师重道之精神，亦堪为风范。

许璇的论着，除上述两书外，其单篇讲义演讲记录，亦为数不少，在他逝世后，由中华农学会在该会会报第138期（1935年）为之出版的纪念刊中，即选辑了约20余篇（包括追悼会文稿），计有：农业经营2篇，农业合作4篇，农业关税2篇，农业发展2篇，以及租佃制度、农地价格、农业金融、蚕丝经济等各篇。

许璇教授一身正气，他处在当时社会环境，而且几度担任领导工作，开创新的事业，却始终刚正不阿，殊非易事。他与林学家梁希相交最深，既是浙江同乡，又是东京帝大同学，回国后在北农、浙大、中华农学会同事一二十年，而且有时住在紧邻，聚谈特多。梁希在追悼他的悼文中，语重心长地指出：“许璇生平的长处，不在有为，在有所不为……非必不得已不干，干要干个彻底，不彻底就走，是一丝一毫也不肯迁就的。”所以许璇在1913—1934年的21年中，时而北京，时而杭州，变动频繁，但每一次他的变动，都为群众所理解，并得到群众的拥戴。

如1932年他拒不接受浙大当局无理要求，愤然辞去农院院长职务时，全院60多位教师辞职，学院所在地览桥一带的农民，数百人争相送别。又如1928年，他兼任中华农学会会长时，与德商爱礼司洋行在上海真如合办农业试验所，并附设农事试验场，从事化肥肥效对比等试验。德商提供图书仪器及每年经费官银1000两，学会提供技术人员，并由会长许璇亲任所长，开办两年，成效显着，对该公司所产狮马牌肥田粉在中国推广，起了很大的宣传作用。这时德方竟提出要直接派人参加农学会的理事会，兼充会计。许璇认为这是洋商要挟，侵犯我学术团体的自主权，断然拒绝，试验工作乃告停顿。

至于学术问题，许璇也经常和人家争论得面红耳赤，决不作无原则的谦让。名教授黄枯桐回忆说，当年他常和许璇讨论问题，他认为在教育界、大学里，只能用学术绝不可施权术。所以当年许璇辞浙大农学院长时，他也和金善宝等一同“挂冠”而去。可是有一次，在南通召开的中华农学会执委会上，他们两人的意见恰恰相反，彼此争论，声色俱厉。不过，一到讨论终了，议出了结果时，许却笑嘻嘻地对他说“你们广东先生，确实富于革命精神，哈哈哈。”

许璇具有诗人气质，极富感情，爱学生、爱农民，还爱校园内外的山山水水。有一次，梁希离京南归，两人依依不舍，梁许均善诗词，互相咏吟赋别。许璇逝世后，原定次日举行之农学院院庆及农民联欢会停止举行，以示哀悼，并经北平大学校委会决定，12月16日为许璇教授举行公祭和校葬。是日，由南京、上海、杭州及天津、保定等地赶来之生前友好门生，以及梁希等中华农学会代表的京郊卢沟桥等处农民，各大学教职员工学生代表共达300余人，由校长徐诵明主祭，各学院院长许寿裳、白鹏飞等陪祭。卜葬于校园邻近之普会寺村，并修筑墓园，树立墓碑和由马叙伦撰写之墓志铭。

1876年出生于浙江瑞安县。

1893年入县学（入沣）。

1896年补廪生员，每年可得俸禄。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转习新学。

1902年入上海南洋公学。

1904年任湖北编书局编辑员。

1905年任广东学务公所编撰。

1907年公派留日，入东京帝国大学农科。

1912年辛亥革命，同年获农学士学位，归国。

1913年京师大学改为北京大学校，应聘任该大学农科教授兼农场场长（农场设芦沟桥）。

1914年北大农科改为农业专门学校，仍任教授兼农学系主任。

1919年被推为中华农学会北京地方干事。

1920年改任北京农专教务主任，率学生赴日参观。

1922年代理北京农专校长，力求整场，不得行其志，乃请辞本兼各职。

1923年出任浙江农业专门学校校长。

1924年北京农专改北京农科大学，回任该校校长。

1925年因不屑与其上峰某为伍，愤而辞职。相从者多人，是年秋，某去职，复回任。

1926年张作霖执政，某亦复职，愤而南下。

1927年回任浙江农专教授，不久农专改第三中山大学农学院，仍任原职。

1928年兼任中华农学会会长，浙江省合作人员讲习所所长。

1931年回任北平大学农学院长。

1932年回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长。

1933年愤而辞浙大农院校长，相从者60余人。回任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兼农经济主任。

1934年11月9日脑溢血逝世于北农任内，终年59岁，经北平大学校务委员会决定，举行校葬。^[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