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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赵九章

    赵九章(1907~1968)中国气象学家,地球物理学家,空间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07年10月15日生于河南开封,1968年10月26日卒于北京。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后赴德国攻读动力气象、高空气象和动力海洋学,1938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他是中国动力气象学、地球物理学和空间物理学的奠基人。首先倡导了地球科学的物理化和新技术化,积极组织了地球物理各分支学科的协调发展,并致力于研究、教学和业务部门的合作。创建了中国的地球物理学研究机构,领导了50年代中央气象局中央气象台和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最先作了中国的气团分析,研究了信风带的热力学问题;首先探讨了西风带大气长波的斜压不稳定,并分析了准定常活动中心和海陆分布的关系;又从大量的资料探求西风环流指数和大型涡旋活动的联系,还研究了有关带电粒子和外层空间磁场的物理机制,开展了关于地球辐射带和太阳能的研究。

    编辑摘要
    词云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中文名: 赵九章 出生日期: 1907年10月15日
    性别: 籍贯: 河南开封
    出生地: 河南省开封市 民族: 汉族
    国籍: 中国 去世日期: 1968年10月26日
    职业: 大气科学家、地球物理学家、空间物理学家 毕业院校: 清华大学、德国柏林大学
    主要成就: 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
    信仰: 九三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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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简介/赵九章 编辑

    赵九章赵九章

    赵九章(1907年10月15日—1968年10月26日),出生于河南开封。气象学、地球物理和空间物理学家。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第三、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赵九章出身中医世家,幼年就读于私塾,预备从事文学。在“五四”运动影响下,改学科学,立志“科学救国”。1933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赵九章通过庚款考试,于1935年赴柏林大学从师气象学家Hvon菲克尔。

    赵九章1938 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西南联大任教,1944年经竺可桢教授推荐,主持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承担起继竺可桢之后中国现代气象科学奠基的重任。1946年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迁往南京北极阁,成为我国现代气象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解放战争后期,气象研究所奉命迁往台湾,赵九章和所内科学家们一起留下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为祖国的气象事业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九章促进组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在赵九章主持下,该所很快发展成一个人才济济的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兰州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等研究所中一批有成就的科学家都直接或间接受过赵九章的指导。

    赵九章1956年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气象组组长,1958年和1962年连续两届当选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赵九章在气象学、地球物理学、空间物理等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并为科学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新中国成立初期,技术力量薄弱,赵九章与涂长望携手合作,组建联合天气预报中心和联合资料中心,为新中国气象事业中两个最基本的分支(天气分析预报和气象资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和几个有名的科学家在这两个联合机构中担任业务领导并从事实际工作。

    赵九章把科学的发展与国民经济联系起来,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50年代初,赵九章主张在广东等地以种植防风林带方式改变局部小气候,为橡胶移植到亚热带地区创造了条件。50年代中期,国际上开始人工降水研究,在赵九章的积极倡议下,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研究人工降水,使中国的云雾物理研究开展起来,并取得了暖云降水理论和积云动力学等研究成果。

    赵九章十分重视气象学的现代化建设。50年代初,他通过大量的工作和研究,及时提出气象学要数理化、工程化和新技术化,并在工作中贯彻这一指导思想。这对我国气象学的现代化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赵九章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海潮观测研究对于中国国防和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但在当时却是空白。50年代初,赵九章亲自指导开展中国海区海浪及波谱的研究,研制出观测设备和一整套观测分析仪器,为认识我国海域的波浪特征,开发海洋资源做出了贡献。

    赵九章是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他积极促进空间科学发展。从50年代后期开始,赵九章以极大热情投入中国空间事业的创建工作。1958年,赵九章是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二部的主要技术负责人,负责卫星研制的各项准备工作。同年10月,他提出“中国发展人造卫星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要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重要建议。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赵九章及时调整发展计划,把主要力量放到投入资金和人力较少的气象火箭,逐步开展其他高空物理探测,同时探索卫星的发展方向。60年代初期,中国科学院成功地发射了气象火箭,箭头仪器舱内的各种仪器及无线电遥测系统、电源及雷达跟踪定位系统等,都是在赵九章领导下由地球物理研究所研制的。他们还研制了“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使用的多普勒测速定位系统和信标机。

    1964年秋,赵九章不失时机地向国务院提交了开展卫星研制工作的正式建议,引起中央的重视。1965年3月,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提出的方案。1965年10月起,在中国科学院领导主持下举行了卫星建造总体方案的进一步论证,会上赵九章提出了重要意见。

    紧接着,负责实施人造卫星发展计划的651设计院成立,赵九章主持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工作。他对中国卫星系列的发展规划和具体探测方案的制订,对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返回式卫星等总体方案的确定和关键技术的研制,起了重要作用。1985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赵九章在科学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赵九章是中国动力气象学的创始人。1938年,赵九章把数学和物理引入气象学,研究信风带主流间的热力学,完成了中国第一篇动力气象学论文——《信风带主流间热力学》。

    行星波斜压不稳定的概念是赵九章首先提出的。1945年,赵九章指出,实际大气在斜压状态下可以是不稳定的,即振幅将随时间增长而形成天气图上观测到的气压场的槽、脊分布和发展,这是现代天气预报的理论基础之一。1946年赵九章在芝加哥大学做这一学术报告时,引起国际气象学家的高度重视。在气象学发展史上公认“公元1946年,中国赵九章提出行星波不稳定概念”。

    20世纪60年代初,赵九章指导他的学生,研究了地磁扰动期间史笃默(Stormer)捕获区变化和带电粒子穿入地磁场的机制等,并著有《高空大气物理学》专著。

    在他领导下还完成了核爆炸试验的地震观测和冲击波传播规律,以及有关弹头再进入大气层时的物理现象等研究课题。

    人物影响/赵九章 编辑

    赵九章是优秀的科学家,也是热心的教育家,培养了众多的科学人才。他勤于治学,也热心育人,我国一些著名气象学家叶笃正、顾震潮、陶诗言顾钧禧郭晓岚等都受过他的指导。赵九章重视基础教育,他任地球物理所所长职务期间,于1958年一手创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物理系,提出以“所系结合”的方式办系,亲自主讲高空物理学并指导研究生。赵九章重视人才,培养提拔人才,周秀骥、曾庆存、巢纪平等都是赵九章不断给予关心、爱护和鼓励而成长的杰出科学人才。

    赵九章鼓励学生要有自己的创见,注意培养民主的学术气氛,他组织的海浪组、磁暴组等研究集体,每周举办学术讨论会,中心发言之后,接着是热烈的争辩。在这个研究集体中,进行各种日地相关现象的研究,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成果,为中国空间物理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赵九章未能等到1970年4月24日那一刻。当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时,这位享誉国内外的卓越科学家已于一年半前含冤去世。人们是不会忘记这位把自己全部心血倾注在科学事业的科学家的。1997年,在赵九章先生诞辰90周年之际,由王淦昌等44位著名科学家倡议,并经中央批准为赵九章先生树立铜像,以缅怀他为我国的科学事业所作出的贡献。1999年在国庆5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赵九章院士是其中一位。

    求学经历/赵九章 编辑

    赵九章赵九章

    赵九章是中国著名科学家,“651”卫星设计院院长。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做出过巨大贡献。然而在“文革”那个混乱的年代里,面对现实,他无力承受从未见过的人身攻击。于是,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给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名字就叫:自杀!

    赵九章有生以来第一次失眠了。

    在赵九章的记忆中,他一生经历了三次较为重要的选择。但这三次选择,也从未导致过失眠。

    由于复杂的家庭关系,赵九章一来到这个世界,便与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戴季陶的外甥,并做过戴季陶的机要秘书。这样的条件,他若要走仕途,自然前程似锦、不可限量。但他不愿做官,一开始便选择了追求知识的道路。他看不惯国民党官场的腐败,与戴季陶时常发生矛盾,后来便离开了国民党机关。

    他靠自己的才干,先是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又考上公费留学,与蒋介石之子蒋纬国一同去德国攻读气象专业。他只用三年工夫,便获得博士学位。凭他的社会关系和自身的学业条件,他若要继续留在国外,完全不在话下。可他还是选择了自己的祖国。

    赵九章是1966年10月靠边站的。他人靠边了,心却无法平息。面对神圣的科学与强大的政治,他毅然选择了科学,并决意为此献身。他几乎没有一天不关心人造卫星。叫他反省,他想的是人造卫星;叫他汇报思想,他谈的是人造卫星;叫他关起门来写检查,他在纸上反复论证的还是人造卫星。

    1967年,中国科学院“造反派”开始夺权,赵九章自然首当其冲。他所有的权利统统被剥夺殆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补偿给他的,除了学习班,便是白天夜晚没完没了的充满野蛮与疯狂的批判和斗争。

    他有生以来几乎没逛过大街,这次倒好,每天他都被押到大街上游逛一趟,而且脖子上还要挂一块方方正正的广告牌,上写“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几个大字。等游街完毕,再回到科学院接受批斗,然后晚上还得赶写检查和交待。每次批斗,他都必须低头弯腰,老实认罪。可他不肯低头,不肯弯腰。再说人老了,腰又有病,也实在弯不下去;即便弯下去了,也无法达到造反派规定的标准。于是,造反派使用烟头烫他的腿,烫他的腰,烫他的嘴,直到烟头烫灭了,他的腰还是没有弯下去。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批斗一次次升级(后来他被强迫坐“喷气式飞机”),他脑子里原有的那个“也许过一阵子形势就好了”的念头渐渐打消,随之涌出的是一种从未有过的迷茫和惆怅。刚开始,他不时还能打听打听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情况,到后来,他连打听的权力也被剥夺了。于是,一种莫大的焦虑、莫大的空虚和莫大的失落一并向他袭来,使他每日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就在这时,他想起了一个人:外交部长乔冠华。乔冠华既是中央领导,也是他的朋友。他想给乔冠华打个电话,问问***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不是变了?

    赵九章赵九章

    然而,当他去查找乔冠华的电话号码时,翻遍了家里全部留有汉字的纸片,最终也没找到那个几乎寄托了他所有希望的电话号码。因为他的家早就被造反派不知翻腾过多少遍了。

    他不死心,就白天夜晚地回忆,回忆那个仅有四个数字的电话号码。无论是吃饭、睡觉,还是挨批、挨斗,甚至是蹲厕所,他也忘不了对电话号码进行一遍又一遍的回忆。也许是连续批斗对他脑子的刺激太大,这位能让地球在脑子里翻上几个个儿的一代科学巨匠,最终也没把四个简单的阿拉伯数码准确地回忆组合起来。

    不过,他并不就此罢休。利用一次打开水的机会,他悄悄找到一直跟随他工作了十几年的研究员邓增昆,让他尽快帮着查找乔冠华的电话。可邓增昆回去后使出全身解数,也依然没找到那个仅有四位数字的电话号码。

    工作经历/赵九章 编辑

    邓增昆后来这样回忆说:

    赵九章先生当时最渴望知道的,是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所以他要我查找乔冠华的电话。可在那个乱糟糟的年代里,什么本都被造反派抄走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没有找到。我怕伤赵先生的心,就躲在家里,不敢见他。

    后来,还是被他碰上了。那天,他刚一见到我,眼睛都亮了。当我告诉他没找到号码时,他的身子突然颤抖起来,两眼也顿时失去了光泽。我扶着他在原地站了足足有五分钟,他才一步步地挪回家里。从那以后,赵先生沉默了。他每晚睡不着觉,就一个人爬起来绕着院子走呀走,走呀走。他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并不时抬头望望天上的星星。有时,他干脆站在那里,长久地望着天上的星星一动不动,一望就是好几个小时。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他一边望着天上的星星,脸上还一边流着长长的泪水……

    从这时起,赵九章开始了痛苦的失眠,亦开始了石头般的沉默。

    赵九章赵九章

    但他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依然怀着一线希望。他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一个国家的知识者,怎么就可能永远是个“罪人”?!

    他不是党员,没有资格交党费,每次见别的同志交党费,他心里就会涌出一种复杂的滋味。但他是工会会员,他对中国科学院,对自己的国家,始终怀有一分责任,藏着一分爱心。没资格交党费,交工会的会费总是可以的吧。因此,从建国起,他每月只要领到工资,第一件事就是从工资袋里抽出100元钱。拿去交工会会费。现在,他虽然从科学家变成了“牛鬼蛇神”,但每月100元钱的工会会费照交不误。只不过有时当他拿着这100元钱去交费时,却到处找不见人;或者好不容易找见了人,别人又不肯理他。但他不管这些,只要时间一到,该交照交,该找照找,今天找不着明天再找,这个不理再找另一个,直到把这100元会费交出去才肯罢休。

    其实,身为大科学家的赵九章经济上并不富裕,生活上一向简朴。他不抽烟不喝酒,一日三餐几乎都是馒头稀饭咸菜,与一般科技干部是—个生活标准。在西南联大当教授时,他是中央研究院里有名的少壮派,可他和夫人长时间轮流合穿三条裤子!在当年工资如此微薄的情况下,在他身陷困境、惨遭迫害的日子里,他之所以要每月拿出100元人民币去交工会会费,无非是为表明他对党的忠诚,表明他作为科技队伍中一个分子的存在。

    获得成就/赵九章 编辑

    这一时期的赵九章,尽管身为“651”卫星设计院院长,可所有会议和科技方面的活动,他都不能参加了,也没有资格没有权利参加了,有关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情况,他无权过问,涉及到第一颗人造卫星方面的信息,也一律对他实行封锁。但他无法忘记人造卫星,也无权忘记人造卫星。他只要一想起苏联、美国一颗接着一颗的卫星升上太空,想起毛泽东“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伟大号召,想起两年前自己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发展中国人造卫星》的发言,就激动难抑,潸然泪下。

    同时,他也无法忘记那些同在一起研制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专家们。他深感自己已力不从心,爱莫能助,便把搞卫星的希望寄托于他们身上。因此,他对每个卫星专家火箭专家的命运,总是格外关注。他们之中任何一个稍有一点不祥风云,都会令他揪心不已,焦虑不安。尤其对卫星设计院的技术总体负责人钱骥的命运,他更是尤为关注,因为他深知钱骥对第一颗人造卫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便与钱骥中断了正常的工作联系。开始他还能有机会接触一下,偶尔也能见到一眼,可后来连影子也见不着了。他为此十分着急。

    一天,他终于逮住个机会,托人悄悄给钱骥捎去一张纸条。为怕钱骥因此受到牵连,他不得不用德文来写这张纸条,其意图只有一点:希望钱骥能尽快告诉他哪怕是一点点关于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进展情况。

    然而,这张书写着漂亮德文的纸条却石沉大海。

    本来沉默的赵九章变得更加沉默了。他当然无法知道,这时的钱骥其实已陷入了与他同样无奈的命运之中。

    文革时期/赵九章 编辑

    赵九章赵九章

    1968年春节刚过,赵九章就被押送到北京郊区的红卫大队劳动改造。造反派在他脖子上挂起一个大牌子,上写“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然后再在上面打上一个大黑叉。在押送途中,由于牌子重达十几公斤,而套在脖子上的又是铁丝,故他的脖子很快便被勒出道道血槽。加之他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所以行走起来极为吃力。但造反派不肯放过任何折磨他的机会,一会儿叫他走路的中间,一会儿又叫他走路边的水沟,他刚下到水沟里,又叫他爬上来,等他刚爬上来,又叫他再下到水沟里。如此反复,一路折磨不止。

    邓增昆后来回忆说:“赵先生每次劳动途中,被造反派像牲口一样赶着往前走,甚至连牲口都不如,因为老百姓对自己的牲口还知道爱惜呢!”

    劳动改造期间,赵九章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接受批斗,或者赶写交待。他的腰因挨批斗时给折腾坏了,劳动时弯不下去,只好蹲在地上干活。白天劳动时准许他摘下牌子,但劳动一结束,十几公斤重的牌子必须重新挂回脖子上。然后等着接受批斗。由于体力耗费太大,他每晚躺在床上,连身都不能翻,痛得无法入睡,他的妻子每晚都用烟草为他熏腿、熏腰、熏背,一边熏,一边抹着眼泪。等熬到天亮,他又被押着去劳动、去改造。

    尽管如此,赵九章那颗痴迷于人造卫星的心,依然“死不悔改”。身陷困境的他,虽然无法准确预测出中国空间技术将来到底会是什么前景,但有一点他却非常清楚,即发射人造卫星的路必须有人往前走,不仅竖着要走,横着也要走。他深知,他们这一代科学家,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未来,而只属于现在。他们的选择,就是让现实拥抱自己,吞没自己,甚至与现实同归于尽;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创造,就是牺牲----以牺牲自己作桥梁,为后人架设一条通向明天的路,而且尽可能让这条路少一点曲折,多一些平坦。

    然而,1968年6月,当火箭金属材料研究专家姚桐斌的死讯传来时,他一颗本已伤痕累累的心,仿佛一下又被人猛地插了一刀。

    姚桐斌是中国极其优秀的一位火箭材料及工艺技术专家

    1968年6月8日这天,由于第七机械工业部两派群众组织连日不断地发生冲突,许多人都不上班了,也不敢上班了。身为所长的姚桐斌出于对工作的负责,照样顶着武斗的危险坚持上班,并打算找几位干部商量一下,如何解决生产中停工的问题。中午下班时间到了,有人听说他家附近形势紧张,劝他留在办公室。可他家里还有几岁的女儿,他放心不下,还是回了家。

    回家后的姚桐斌刚刚拿起碗筷,还未来得及吃上一口饭,几个气势汹汹的“左派”人物便冲进家门,架着他就往楼口推。随之几个戴红袖章的人也冲上来,一边扔掉他的眼镜,一边扇他的耳光,还一边恶狠狠地骂:“打死你这个反动权威!”

    姚桐斌被打得满脸是血,一个家伙又朝他阴部猛踢一脚,接着,又有两个家伙举起铁棍向他头部猛烈击去。他顿时鲜血直涌,倒在了地上。

    但几个家伙仍不罢休,拖着他就走。途中,他脚上的鞋袜全被拖掉了,也没人理睬,照样将他光着脚丫拖到了所谓的“左派”总部,然后接着拷打。很快,姚桐斌连话也说不出来了。他靠在一张木椅上,两眼发直,随之便瘫在了地上……

    “左派”头头们见状,便吩咐手下人将姚桐斌拖回去。于是,几个家伙又将姚桐斌拖回他家楼前的人行道上,然后又朝他身上猛踢几脚,这才扬长而去。

    一位邻居发现了倒在地上的姚桐斌,忙跑去请求将姚桐斌送医院抢救,可得到的答复是:“不行!”。邻居只好把姚桐斌抬到家里,放在客厅的沙发上。

    由于姚桐斌头部几处遭到铁棍的重击,一直昏迷不醒,流血不止,下午3时,他终于停止呼吸,惨死家中。

    姚桐斌的死,震惊了研究所,震惊了国防部,也震惊了党中央。当秘书将这一消息告诉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的周恩来总理时,周恩来手中的茶杯竟掉在了地上……

    姚桐斌之死,对赵九章与其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莫如说是一个绝望的信号,一个微妙的暗示。

    姚桐斌死后的几天时间里,他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吃不喝,不言不语,甚至整夜不睡。如果说在姚桐斌死之前,他对眼前的这场“大革命”多少还抱有一种幻想心中还默默燃烧着一盏希望的灯火,那么姚桐斌死后,他的这种幻想消失了,心中那盏本来就不明亮的灯火也开始变得暗淡微弱了。

    在那几天里,他的头发陡然增白,恍惚中,他像沿着自己曾经走过的人生之路重新走了一遍,而一路拾到的,都是迷茫、疑问和困惑。

    一种人生的巨大困惑像阴云般笼罩着他,让他无法排解,无法超越,他第一次在自己71岁的生命中深深触感到一种本质上无法消化的痛苦。

    每晚夜幕降临,他便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从未有过的恐惧感,直至深夜,他也无法入睡。一合上眼,街头巷尾、门前楼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便像雪花般飞来,每一张大字报上,他都仿佛看见写着两个血淋淋的大字:吃人!

    为了躲避这人间的恐惧,他只好披衣下床,踱至门外,把一双孤独无望的目光举向繁点点的夜空。

    那一时刻,他恍惚感到,法国罗马塔楼上那悲壮的钟声忽然划破夜空,徐徐飘入他的耳际----他想起了伟大的科学家布鲁诺!透过茫茫夜空,他仿佛看见通往鲜花广场的街道两旁站满了人,僧侣们手中高举的熊熊火炬充满着杀气;布鲁偌被宗教裁判所的刽子手们用铁链绑在一根高高的柱子上,特制的钳子死死夹住他那呼唤真理的舌头;他脚下的干树枝被点燃了,熊熊的火焰炙烤着他的全身,一根长长的杆子将耶稣受难头像朝他慢慢伸了过去……蓦地,布鲁诺转过脸来,一双愤怒的眼睛射出太阳般的光芒……

    赵九章禁不住浑身一阵颤粟,再也无法忘记布鲁诺那双眼睛。布鲁诺一生都在异国四处流浪,却始终无限思念自己的祖国,然而当他最终回到自己的祖国时,祖国迎接他的却是熊熊的火刑架!布鲁诺那双充满悲愤与不屈的眼睛仿佛在告诉他:人类是经过火刑架才飞向宇宙的!

    当他突然醒悟到这一点时,整个身心似乎都被某种怪异的东西击垮了。面对夜空,他无法抗拒宇宙间那巨大的诱惑;面对现实,他又无力承受从未见过的人身攻击。于是,他也想写一张大字报,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给自己写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名字就叫:自杀!

    1968年10月10日晚,赵九章独自一人伏在走廊里的一张桌子上,写着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份检查。

    事实上,一封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请柬在国庆节的前三天已经发到了中国科学院。但革命“左派”分子见到这封请柬后,当即便给扣压了。

    赵九章对此当然不知。假如他知道有此事,假如他知道他一直忠爱的国家依然还没忘记他,那么,或许他人生的态度会来一个根本的转变,至少他在人间的时日还可再延长一些。

    然而,他被政治的黑手死死蒙在鼓里,不但请柬没见着一眼,甚至连一点点信息也毫无所知。

    于是,他心中剩下的那一点点希望之火熄灭了,他对自己的命运彻底绝望了!

    时针已指向两点。赵九章工工整整写完最后一份检查的最后一个字,起身走进属于自己的卧室,刷了牙,洗了脸,烫了脚,做完平常每晚睡觉前该做的一切,然后再翻身上床。接着,他轻轻拉开抽屉,拿出一个纸包,把平时一粒一粒攒下的几十粒安眠药全部倒进嘴里,这才静静地躺在了上……

    就这样,中国的一代科学巨匠赵九章永远离开了世界。没有任何嘱托、任何遗书,甚至连一句话一个字也没留下。或许,他对这个世界已懒得再说什么了?

    赵九章自杀后,国防科委的罗舜初将军很快打电话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报告。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顿时流下了热泪。据有关工作人员回忆说,当年吴玉章先生去世时,周总理也没如此伤心过。并且,日理万机的周恩来还第一次停止了办公,当即向有关部门打电话查问这一情况,随后又委派专人去中国科学院进行追查。

    然而在那混乱的年代里,一个科学家“畏罪自杀”,其结果又会怎样又能怎样呢?   

    突出贡献/赵九章 编辑


    我国卫星事业的先驱者

    1970年4月24 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全世界为之瞩目,这是中华民族的创造智慧和拼搏精神所凝结而成的一颗“明星”。为了它,多少人精心构思和呕心沥血,原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赵九章,以他渊博才学和远见卓识为之所创的业绩,使他成为我国卫星事业和空间科学的一位先驱者和创始人。
    早在50 年代初,国际上在筹备“国际地球物理年”(IGY1957——1958)时,科学家们就有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探测空间的考虑。作为我国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气象学家、IGY中国委员会副主席的赵九章,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将为地球物理科学的发展、气象科学研究和天气预报开辟新的局面。当苏联于 1957年 10月 4日成功地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后,赵九章除为之振奋外,多次应邀发表讲话、作报告、写文章,积极宣传人造卫星在地球科学发展中的意义和重要性。同时他开始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考虑我国如何发展以人造地球卫星为主的空间探测科学。
    1958年,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这体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气魄,也体现了我国领导人对科学赶超世界水平的决心。1958年7—8月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581组,专门研究卫星问题、赵九章为副组长,组长是钱学森,另一位副组长是地球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卫一清。这个组经过反复讨论、综合分析,由赵九章提出总的方案,确定先从火箭探空搞起。
    那时正值“大跃进”年代,日夜苦干,一两个月内就完成了这两种箭头模型,向国庆献礼,并参加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前来参观,当时造成很大影响。但是通过这一段工作,赵九章深深感到,冲天热情不能代替科学,作为展览模型已费了很大的劲,火箭要真正上天,工作还差得很远,对许多技术问题都要冷静地思考解决。正好当时中国科学院决定组织大气物理代表团去苏联考察卫星工作,从而以赵九章为团长,于1958年10月 16 日赴苏考察卫星工作。回国后,对比苏联和我国国情,经过认真总结和冷静分析,认为发射人造卫星要有强大的工业基础和很高的科学技术水平。我国空间探测事业要由小到大,由初级到高级发展,要立足国内,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根据当时国情,认为发射卫星条件远未具备,应先从火箭探空搞起,这是一条适合国情的技术路线。
    1959年,赵九章带领同事们,着手落实火箭探空的实施计划。组织了箭头总体、遥测、雷达跟踪、天线、电源和环境模拟设备等探空技术的研制队伍;同时开展了中层大气、微流星、磁场、电离层、太阳辐射以及宇宙线等的空间探测器的研制。经过一年多努力,研制成了探空火箭箭头。1960年9月13日,由上海机电设计院科学家领导下研制成功的T—7型火箭发射升空。随后进行了多次探测实验,探测项目不断增加,探空高度不断增高,探空技术逐步成熟。
    通过火箭探空的实践,在遥测系统研制和运行、雷达应答机定位技术、超短波色散干涉仪电波传播研究、多种空间探测仪器研究和箭头总体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宝贵的经验,为以后的卫星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自1959年到1961年底,中国科学院581组先后组成和完善了6个研究室,即火箭、卫星探测总体室,遥测遥控雷达跟踪研究室,中高层大气探测研究室,电离层研究室,空间光辐射研究室和磁层研究室。在火箭探空、卫星总体、空间探测器及其标定、卫星遥测、卫星遥控、卫星温控、卫星太阳电池电源系统、卫星天线以及卫星空间环境试验技术等方面的预研究取得了进展,并开始酝酿第一颗卫星的技术方案。   

    1964年10月,赵九章应邀去酒泉基地参观导弹发射试验。他除了参观发射外,还和搞火箭的人员座谈。在充分了解情况后,赵九章认为从运载火箭的条件来看,已可以把卫星工程提上日程了。于是赵九章在1964年12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呈书总理,从发射卫星和发射洲际导弹的关系,人造卫星可直接用于国防或服务于国防,人造卫星的工作规模和尖端科学及工业的关系等方面论证发射人造卫星的重要性。并指出我国尖端科学力量已有相当规模,“1958年以来,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一批与新技术有关的单位,一支科学技术队伍已经成长起来。从1960年起和五院合作,已成功发射了一批气象火箭,取得了高空风和温压资料,在探空技术上,取得了初步成绩。但这仅是我国空间研究的开始,我们还必须再接再厉,努力取得更多的成绩,为我们国防多做一些工作。从战备的观点来看,我国极须进一步准备发射侦察卫星、通讯卫星、气象卫星等工作。这是我国科学上继原子弹之后的一个重大任务,由于总理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曾提到要尽快解决运载工具问题,由于人造卫星和洲际导弹有密切关系,它的发射可以配合洲际导弹的发展,本身又可以为国防服务,并带动我国尖端科学技术。为此我特向中央领导提出这个建议。如果中央领导决定了发射卫星的计划,在国防科委及国家科委的领导下,军民合作,大力协同,像21号任务那样,把科学院、有关院校及工业部门的力量组织起来,相信一定可以提前完成国家这一项重大科学任务,争取在建国20周年前放出第一个人造卫星。”
    赵九章的这封信,高瞻远瞩,结合实际,论据充分、清晰,体现了一位爱国科学家的真知灼见,受到周恩来的重视。
    随之在1965年,中国科学院受周总理委托,组织各方面专家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论证,完成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升空!虽然当时赵九章己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幸逝世,没有亲见看到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但赵九章当年为我国开创空间事业的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精神是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的。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于“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决定。赵九章荣获了这一颗奖章。

    奠定气象业务化和科学现代化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气象事业十分落后,技术力量薄弱,远不能适应当时军事、经济建设的需要。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赵九章积极与当时全国业务领导机构军委气象局局长涂长望教授携手合作,共同组建联合天气预报中心和联合资料中心。这两个联合机构的建立,为新中国气象事业中两个最基本的分支(天气分析预报和气象资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培养了一批后来在气象科学方面取得出色成绩的科技人才。
    赵九章十分重视与国民经济有关的应用科学的发展。50年代初,他派人到广东等地进行实地小气候观测研究,以种植防风林带等方式改变局地小气候,为把当时我国正需要又缺少的橡胶移植到亚热带地区创建了条件。50年代中期,国际上开始人工降雨研究,赵九章认为对于农业大国的中国来讲,这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于是积极倡议、支持这方面的工作,在顾震潮的协助下在黄山、衡山建立云雾观测台,并在西北以及其他各地进行人工降雨试验。在这些实际工作的推动下,我国的云雾物理从此开展起来。
    赵九章也十分重视气象学的现代化建设,50年代初,他指出,从现代科学的发展来看,气象学是一门边缘科学,它一方面联系着当地的地理环境,有其地域特点,另一方面,则遵循着物理变化的法则,而与数理科学有共同性。同时,为进一步揭露天气变化的本质,必须广泛积累天气和气候的观测事实,利用现代科学的成就,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各个有关科学之间的相互渗透,促进气象科学的发展,于是,他及时提出气象科学要数理化、工程化和新技术化。我国气象科学发展到具有现代化水平,这一指导思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50年代初,计算机的问世使天气预报从定性向定量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即可以应用计算机从解描写天气变化的流体力学方程出发,进行数值预报。他注意到这一发展方向后,在国内没有计算机的条件下,支持鼓励从国外回来的顾震潮应用手算的图解法解微分方程,并做出了24小时和48小时的天气形势预报,从而逐渐使我国的数值天气预报发育成长起来,并培养了一批科技力量,为60年代我国正式发布数值天气预报奠定了基础。
    现代大气科学的发展除应用计算机外,需要遥测和遥感技术来取得常规方法和手段所不能取得的资料。赵九章十分重视把新技术应用到大气科学中,50年代中期,他支持应用空气动力学的风洞和先进的测试仪器研究大气湍流;60年代初期,他支持把激光技术应用于发展大气激光雷达,以及从观测开始推动我国的臭氧研究。 

    创始中国动力气象学

    1928年中国著名气候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创建了一个小小的但生命力很强的气象研究所,开始了我国气象学研究。但在3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气象学基本上属于地理学范畴,描述性工作占绝大多数。我国真正把数学和物理学引人到气象学,解决气象学问题的第一篇文章,当属赵九章的“信风带主流间的热力学”。此后,他就不断地在中国把数学和物理学方法引入到气象学中来,如在1943年他发表的讨论摩擦层中风随高度变化规律的论文,就是用求解数学物理方程进行的;而且他不遗余力地引导后辈青年沿这个方向发展,譬如他和他的学生顾震潮合作的“蒸发方程及其新解”,以及在他指导下朱岗昆发表的“东亚大型涡能动力”等,都可以说明赵九章在发展动力气象研究中的努力。
    赵九章于 1944年出任气象研究所所长,使他把中国气象学引上数理化道路有了进一步发挥作用的机会。这里有一个例子说明他对动力气象研究的造诣,这就是长波(又称行星波)的不稳定性概念的提出。1939年,美籍瑞典气象和海洋学家罗斯贝(C.G.Rossby)提出了现代气象学基础性的长波理论。1946年,赵九章指出,由于实际大气是斜压的,长波在斜压大气的状态下可以是不稳定的,即振幅将随时间增长而形成天气图上观测到的气压场的槽、脊分布和发展。这是现代天气预报的理论基础之一。长波斜压不稳定概念,是赵九章首先提出的,比美国气象学家查尼(J.G.Charney)的工作早发表了一年。当1946年赵九章访问芝加哥大学作这一学术报告时,引起国际气象学家们高度重视。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大气科学卷)》中记载“公元1946年赵九章提出行星波不稳定概念”。 

    开创我国海浪观测研究

    在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赵九章就提出中国是个海岸线很长的国家,对海洋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并从需要和可能出发,选定海浪观测研究为突破口。50年代初与有关单位合作,在地球物理研究所组建了海浪组,他亲自指导我国海区海浪波谱的研究,在青岛建立海浪观测站,研制出观测设备和一整套观测分析仪器,以后毫无保留地把技术和观测分析系统移交给有关部门,为认识我国海域的波浪特征,开展物理海洋研究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创建我国空间物理学

    1957年,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卫星,我国也决定要搞自己的人造卫星,于是这位年过半百的气象学家又开始新的征途,创建我国的空间物理学。1959年,他首先在地球物理研究所组建了以开展空间物理研究为目的的磁暴组,继而筹建等离子体模拟实验室。虽然地磁与空间现象有一定的联系,但对空间物理本身,大部分人包括他自己都比较生疏,为此赵九章亲临第一线举办讨论班,又当老师又当学生,每个主要成员负责讲授一部分和自己工作有关的基础理论,而他则主讲刚自学的宇宙电动力学。等离子体实验室是在地球物理研究所大楼前面,是由一个自行车棚改建的,而就在这一简陋的实验室中,开展以国际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阿尔文教授的等离子体模拟实验工作为基础的利用气体放电方法,开展磁扰动期地球辐射带变化的等离子体模拟实验这样国际前沿研究。
    人造卫星上天不久的 1960年,美国范阿伦教授第一次发表了在地球周围存在辐射带的研究成果,因此辐射带研究成为当时空间物理的一个最新、最活跃的研究领域。刚投入空间物理研究的磁暴组,在赵九章指导下很快投入这一新领域的研究。当时国际上认为,在地球周围被捕获的大量带电粒子所形成的电流环,可在地面上产生磁暴。但带电粒子是如何进入捕获区的,捕获区能否打开使粒子自由进出,这在当时是一个未解决的重要问题。
    于是,赵九章带领大家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在调研大量文献的过程中,他以普通一兵的姿态一起和年轻人看文献、推导公式,他一旦学到一个新概念,总打电话叫室里的同志到办公室或家里,他家的小黑板也成了讨论和学习的重要工具。赵九章不顾自己有病的身体经常讨论到深夜,有时他的心绞痛复发,就从口袋里拿出几粒药片应付。他有严重的失眠症,一般安眠药已经对他不大起作用,就这样年过半百又有病的赵九章和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一起忘我工作。通过辛勤的工作,在短短一年内,完成了“磁暴期间史笃姆捕获区的变化”一文,文章提出了在磁扰期间引起的地球磁场的变化可以使地球周围的捕获区打开,使大量带电的粒子进人到地球附近而被地磁场捕获。接着进一步以这个结果为依据,开展了磁扰动期粒子运动区变化的模拟实验,其结果与理论非常一致。1962年赵九章参加国际空间研究会议时,这些结果得到国际同行的好评。以后,在赵九章带领下,磁暴组的工作蓬勃发展,取得许多可喜成果。
    1960年在磁暴组刚成立时,我国地磁科学基本上属描述性的工作。赵九章根据多年开展气象研究成功的经验,将数学物理引人到中国的地磁学研究中去,并吸收国际上开展空间等离子体模拟实验的经验,结合空间物理本身的特点,提出理论研究、地面观测、空间探测和实验模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1965年,赵九章在《中国科学))14卷11期发表的题为“辐射带结构及其在磁暴期间的变化的理论研究和模拟实验”的文章,充分体现了他提出的研究方法。

    教书育人,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1938年赵九章回国后就担任了当时西南联大气象系教授,后为系主任。任气象研究所所长之后,还在当时的中央大学授课。50年代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刚成立,在所系结合、全院办学的方针下,赵九章出任地球物理系(13系)系主任,并亲自主讲空间物理学。无论在学校里,还是在研究所里,他都非常注意对青年学生的培养。他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科技人才,不少直接受他教导或随他进行科研工作的同志都对我国气象学、空间科学或其他科学做出了很好的贡献。在他培养的两代人中,目前在世的仍有 8位中国科学院院士。直到现在,他的不少学生仍在科研领导岗位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赵九章在学术上从不固执己见,鼓励学生发表不同意见,尤其赞赏能在学术见解上驳倒他的学生。如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大气物理研究所所长陶诗言受赵九章指导时,赵九章经常鼓励陶诗言提出不同意见,对陶的不同意见,赵九章总是认真考虑。中国科学院院士巢纪平,在60年代初还非常年轻,他写了一篇关于建立中、小尺度大气运动方程组的文章送给赵九章审阅,当时中、小尺度大气运动的研究刚开始,熟悉的人不多,而巢的文章写得过长,体系和条理都不够清晰。两个月后赵九章把巢纪平叫到家里说:“我看第一遍时不知你在说什么,想把稿子退给你,一想你还不是那种爱胡说的人,就把稿子放在旁边。放了两个月,又看了第二遍,才清楚你在说什么,当然这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关于这篇文章,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大气科学卷)》中写道:“公元1962年,中国巢纪平建立中、小尺度运动方程组。”赵九章这种爱护年轻人,帮助他们成长的精神,至今巢纪平铭刻在心,他为学报审稿时,从不轻易全盘否定的意见。
    赵九章十分重视讨论班式的学术活动,活动不定期地在他的办公室或家里举行,1960年前后的困难时期,有时还在友谊宾馆的小学术会议室举行。赵九章自带茶叶,每人清茶一杯,就某一科学前沿问题各自先发表意见,然后他概括大家的意见,提出我们可以进一步做的工作。虽然在学术上的争论有时比较激烈,但从不影响彼此的良好关系。赵九章在学术上很民主,但对公开发表的论文要求很严谨,研究所的一些重要论文送刊前他是要亲自审阅的。当时大气环流数值模拟在国际上刚开始不久,有一位年轻同志利用当时国内很小的计算机做了一个在国内是首次的大气环流数值模拟试验,结果是相当不错的,但模拟风速成按计算机算出的结果写了10.11米/秒。赵九章阅后说,风速的观测误差至少是1米/秒,在计算结果中小数点后面还加上两位数,这有什么意义,把一些无用的数字写上去,看上去很严谨,实际上是不科学。从这一个小事也可以看到赵九章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年轻人的严格要求。
    赵九章非常爱才,对有才华的年轻人给以特殊培养和照顾。前任大气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曾庆存从苏联学成归国后,赵九章就关照一定要千方百计把曾庆存要到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曾庆存来所后一度身体不好,他又关照所里给予特殊照顾。过去地球物理研究所其他有才华的人,如顾震潮等都受过赵九章的特殊关照。
    赵九章不拘一格用人和培养人,这方面的例子很多。1951年地球物理研究所招进一批高中毕业生,他没有看不起中学生,而是大力培养他们之中的可造就之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周秀骥,来所后在清华大学气象台做观测工作。赵九章先送他到北京大学学了几乎所有物理系本科的数学物理课程,1956年地球物理研究所派送留苏副博士研究生时,赵又极力推荐保送他。在当时一个无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青年,要公派到苏联学习,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在赵九章的大力努力下,周秀骥去了苏联。1962年周秀骥获得了副博士学位归国,被定为副研究员,成为地球物理研究所云雾物理和大气物理这两门在国内新开创的分支学科的学科带头人。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长许绍燮和在地震仪器制造方面有重要成绩的张奕麟等也都是这批高中生中培养起来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名誉主任巢纪平,195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二年制的气象专修科,分配到地球物理研究所任技术员,1956年写了一篇气流越过青藏高原的理论文章,深得好评。赵九章不顾阻力将他和另外几个年轻人,从技术系列改到研究系列,任研究实习员。1962年通过以华罗庚教授为主考的评议组的考核后,于1964年晋升为副研究员。

    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突出的例子是对王宝根的培养。王宝根原来是赵九章的司机,赵发现他非常好学,是可造之材,就送他到北京工学院就读,并做了特殊安排,使他从北京工学院毕业,成了有专业知识的技术骨干。另一个例子是陈建奎,他原是一个工人,赵九章见他勤奋好学,在他没有学历的情况下,于1961年将他送到清华大学学习精密机械,毕业后当了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工厂厂长,后又成为中国科学院科学仪器厂的重要骨干。

    重要论著/赵九章 编辑


    1. Jaw Jeou-Jang, Zur Thermodynamiu der Paeat, Gerundstromung, Abgedruckt aus Veroffentlichungen des Meteorologischen, Institutes der Universitat Berlin,Bd, II, Ht. 5, 1937
    2, Jaw Jeou-Jang, The formation of the semi-permanent center of action in relation to the horizontal solenoidal field, Journal Of Meteoro. 3(1946) pp. 103-144
    3, 赵九章,高空大气物理学,科学出版社,19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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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1]^引用日期:2018-10-26
    扩展阅读
    1新华网
    2浙江在线
    3小说网
    4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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