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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迎臂效应

    迎臂效应(yes in mybackyard,缩写为YIMBY)指的是人们不排斥甚至欢迎相关项目的落地,认为其能给社区发展带来好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坚持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是推进各项工作的一个重要遵循,也是破解公共项目“邻避之困”,实现“迎臂效应”的一个有力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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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迎臂效应 编辑

    迎臂效应迎臂效应[1]
    在网络讨论和媒体报道中,“邻避效应”一词来自英文Not In My BackYard,指的是人们担心某些项目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带来负面影响,希望该项目“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而“迎臂效应”则正好相反,指的是人们不排斥甚至欢迎相关项目的落地,认为其能给社区发展带来好处。

    近年来,引发“邻避效应”的环保类群体性事件呈现高发态势。四川湖南湖北江苏等地,都曾先后出现市民因争议性项目而提出抗议的事件。而类似的项目,如果在建设过程中妥善征集民众意见,建立合理的风险补偿机制,很可能会“变废为宝”,让当地居民共享项目建设带来的政策红利,“迎臂”欢迎相关项目的落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单光鼐在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时认为,在当前中国的现实语境下,环保类群体性事件的多发,不能简单归因于“邻避效应”,还应探究更深层次的问题根源。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董学立则认为,需要从法治层面上确保相关企业项目的行为合法、程序正当,保证受影响地区居民的利益。[2]

    现象/迎臂效应 编辑

    据不完全统计,仅2016年一季度全国各地就有50多个垃圾焚烧项目拟投建和在建,但许多项目信息甫一公开,便遭到群众的集体抵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单光鼐领衔的研究团队统计显示,2016年上半年,规模较大的环保类群体性事件至少有52起,其中千人以上规模的就有12起。事件诉因中,涉垃圾类的有19起,涉工业污染的19起,涉变电站的6起,涉污水处理的1起。

    原因/迎臂效应 编辑

    许多人习惯以“邻避效应”来概括这类群体性事件。所谓“邻避”是个人或社区反对某种毗邻设施建设或土地使用,因为这类建设产生的利益由社会全体所共享,而带来的不良后果却多由当地居民承受,因此建设受到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从受到当地居民抵制的项目分类来看,从垃圾或污水处理到核电站等环境高风险项目,人人都有需要,但人人都想搭便车而不愿支付环境影响成本。

    但单光鼐认为,当前这类事件多发,不仅仅是因为“邻避效应”。单光鼐深入研究了2012年轰动全国的“什邡事件”和近年的类似事件后发现,许多环保类群体事件并不完全是“邻避”事件,也不是单纯的“环保运动”。它们可能涉及多个层面的利益博弈,因各地具体情况不同,而呈现出复杂的特点。比如,汕头等地的相关项目受到抵制,就与当地逼仄的环境容量有关;而在许多事件中,不科学的决策过程很容易成为群体聚集的导火索。

    单光鼐认为,行政主导式的决策机制已经难以适应当前老百姓对环境问题的关切。当前,在许多地方,垃圾污水处理等环保类设施建设主要是政府说了算——不仅立项选址等前期没有公开讨论,项目招标、建设等程序没有征求公众意见,项目敲定后也只是草草公示。这种封闭的决策过程无疑容易助长公众的不信任情绪,使得项目消息一公布就引发强烈反对。

    “其实,地方政府部门出发点是好的,但有时候是好心办成了坏事。”单光鼐说,现在不少城市都面临“垃圾围城”“污水围城”等环保困境,相关项目上马有迫切的需要,地方领导干部加快推进项目也是为地方发展考虑。但是,如果不能做到公开决策,就容易产生问题。比如,对垃圾处理站,过去人们顶多有点非议,远不至于强烈反对,但现在公众对环境的要求和社会事务的参与度在提高,单纯的行政主导往往就行不通了。

    单光鼐做过比较分析:在国外,环保高风险项目选址,都有广泛征求民意乃至公投的过程,而且时间往往会拉得很长。项目涉及范围内的公众要广泛参与、充分讨论,项目行还是不行要有激烈交锋,不行该怎么办也要引发公众思考。而在国内,单光鼐去年调研过3个核电站、2个火电厂和2个焚烧厂,发现这些项目选址都没有经过充分的讨论。

    不仅如此,与这些项目相关的沟通渠道还有被弱化的趋势。比如,过去的公告多是张榜公示,但现在改成了网上公示,这就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一般老百姓很少主动关注政府网站,这种信息公示实质上变成了走过场。[2]

    如何实现/迎臂效应 编辑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坚持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是推进各项工作的一个重要遵循,也是破解公共项目“邻避之困”,实现“迎臂效应”的一个有力法宝。

    潮南陆丰遵循共建共享的理念,关切群众愿望,呼应群众需求,促进了项目顺利推进。潮南垃圾焚烧项目,面对村民“为什么选在我们村”的质疑,当地按照“谁受益、谁付费,谁受损、谁受偿”的原则,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提出了做好征地补偿、提供社会保障、坚持利益共享、扶持当地发展等一揽子优惠政策,使全村每年综合获利500万元。如此优惠的方案,让邻边村民抱怨“怎么我们村没有摊上这个好项目”。

    陆丰甲湖湾火电项目在征地过程中,积极调节村民的合理诉求和企业的发展利益,引导企业在双赢的基础上,最大限度让利于民,积极解决村民提出的提高补偿数额、修建出海通道、村庄基础设施建设等诉求,打消村民在土地征收后生产生活的后顾之忧,实现了征地工作“零上访”。得益于征地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该项目从获批核准到奠基开工,只用了短短10个月时间。

    通过共建共享的思路,两个项目均实现了从“邻避”到“迎臂”,对类似公共项目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一方面,不能“各打各的算盘”,而应“共下一盘棋”。一些地方在推进公共项目建设中,只顾项目利益,不应群众诉求,最终酿成了“邻避冲突”。潮南、陆丰则是“让中求和”,在充分了解村民疑虑和诉求的基础上,通过信息透明、项目说明、实地科普等形式,消除群众对项目的负面情绪,赢得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如潮南先后组织三批100多名到四川成都,对已投入运营的项目实地考察,打消了村民们污染、环保的疑虑。

    另一方面,要让“共享”落到实处,让群众分享项目建设的成果。公共项目虽具公益性,但却不能以公共利益为搪塞,忽视群众的呼声和诉求。因为,项目建设地群众毕竟做出了更大的贡献,其利益理应得到相应的保障和维护。潮南、陆丰创新生态补偿机制和征地补偿模式,寻求项目的最大公约数。通过企业出让一定的预期经营收益,政府提供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务,让村民共享项目成果,实现了利益调节和利益共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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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1]^引用日期:2016-08-10
    [2]^引用日期:2016-08-10
    [3]^引用日期:2016-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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