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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邓颖超

    邓颖超(1904年2月4日—1992年7月11日),原名邓文淑,祖籍河南光山,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她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她是20世纪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妇女的骄傲,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深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1992年7月11日上午6时5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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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中文名: 邓颖超 别名: 邓文淑
    性别: 出生日期: 1904年2月4日
    国籍: 中国 去世日期: 1992年7月11日
    民族: 汉族 籍贯: 河南光山
    出生地: 广西南宁 政党: 中国共产党
    职位: 中共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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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经历/邓颖超 编辑

    邓颖超(1904-1992)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1904年2月4日生于广西南宁。幼年丧父,靠母亲杨振德行医或当家庭教师过着清贫的生活。
    1913年至1920年,先后在北京平民学校、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后在北平师大附小、天津达仁女校任教。
    邓颖超青年时代投身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她和刘清扬、郭隆真、张若名等组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并参与组织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她还和周恩来马骏、郭隆真等天津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共同组织了进步青年团体觉悟社,参与领导天津学生的爱国运动。
    1923年她参与组织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1924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从此,她确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定信念,开始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奋斗的职业革命家生涯。
    1925年夏,邓颖超被调到广东,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妇委书记和国民党省党部妇女部秘书等职。她同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何香凝真诚合作,组织广大妇女投身国民革命。同年8月8日,她和周恩来结婚,从此他们结为终身革命伴侣。
    1926年,邓颖超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她为推进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她从广东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在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下,坚持党的地下工作五年。
    1928年5月,在莫斯科列席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32年至1934年,邓颖超转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参加党和工农民主政府工作。先后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和组织部干事、中央机关总支书记、中共中央局秘书长、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等职。1934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邓颖超在武汉、重庆等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先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委委员、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妇委书记。在这期间,她积极团结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妇女,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工作十分出色。
    1938年当选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理事。同年,任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的参政员。在历次国民参政会上,同董必武等中共方面的参政员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与中共方面的其他参政员一起,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抗议国民党的反共罪行。
    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任中央妇委副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邓颖超以中共方面唯一女政协代表身份,出席旧政协会议,为争取国内和平而积极奔走。同年,当选为国际民主妇联理事。全面内战爆发后,邓颖超随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
    1947年3月,任中共中央妇委代理书记。1949年3月,在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民主妇联副主席,并任党组副书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颖超历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1956年中共八大后,为历届中共中央委员。

    邓颖超邓颖超

    1976年后任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等职。这期间,她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为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为加强党的纪律,为维护妇女儿童权益,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付出了全部精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77年以后,邓颖超先后访问了缅甸、斯里兰卡、伊朗、柬埔寨、日本、朝鲜、泰国、法国和欧洲议会,会见了来自亚、非、拉、美、澳五大洲几十个国家的客人。
    1979年12月,担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1982年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为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与友谊,为国际和平与世界发展的进步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
    1984年任中国三S研究会名誉会长。
    1985年9月经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同意不再担任中央委员。
    1987年当选为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名誉会长。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至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
    1992年7月11日上午6时55分,邓颖超与世长辞,享年88岁。

    家庭背景/邓颖超 编辑

    邓颖超出生在一个晚清地方官吏家庭。父亲邓庭忠曾官任南宁镇台。母亲杨振德,出身官宦世家,从幼学习中医。在杨振德嫁给邓庭忠的第三年里,生下女儿“邓文淑”(即“邓颖超”)。由于传统“重男轻女”的思想,邓庭忠要将女儿送人,杨振德以死抗争。

    邓颖超邓颖超

    在邓文淑三岁时,父亲因得罪上司遭到陷害,被流放新疆;随后,客死异乡。杨振德决心独自把女儿抚养成人。他们曾先后辗转广州、上海等地,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最后在天津落脚。杨振德以行医和当家庭教师为生,日子清贫,但却丝毫没有放松对女儿的教育。邓颖超因此,深受母亲的性格影响。2005年,天津电视台拍摄了《邓颖超和她的妈妈》的18集电视剧,展示了从邓颖超出生到母亲去世的36年中,母女的坎坷经历和不平凡的生活。
    在邓文淑考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后,老师为她改名“邓颖斌”;但她自己又改为“邓颖超”。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时年15岁的邓颖超积极发动同学参加到这场爱国运动中;她和郭隆真、张若名等人组织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自任执委、兼讲演队队长;走上街头,宣传鼓励各界妇女参加运动。后来,她和来自其他学校的学生——周恩来、马骏等人组织了觉悟社。

    1920年后,邓颖超先后在北师大附小、天津“达仁女子小学”任教。1923年她和觉悟社社员李峙山成立“女星社”,继续从事妇女社会活动;还于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出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

    人物荣誉/邓颖超 编辑

    邓颖超邓颖超

    一生追求真理

    邓颖超少年时就立志救国,在天津读书期间曾发出“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的誓言。1919年,她投身五四爱国运动,同周恩来等人共同发起组织进步青年团体———觉悟社,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忱和坚定的革命精神。1925年3月,邓颖超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此后,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她都勇于探索、不懈奋斗,经受住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表现出共产党人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

    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卓越领导人

    邓颖超曾担任第一、二、三届全国妇联副主席,第四届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她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对妇女工作的关心和责任,一直承担到生命的终止。”她坚持“只有求得社会解放与民族解放,妇女才能得到解放”的观点,始终把推动妇女解放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来完成。她参与领导起草的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成为中国妇女获得婚姻自由等权益的法律保障。她很早就致信党中央提出节制生育的意见。她还参与制定并积极贯彻党的妇女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重视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积极培养妇女干部,热情鼓励优秀妇女和先进典型,号召广大妇女奋发图强,做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新女性。邓颖超同志为增进中国妇女同各国妇女的友谊、推动世界和平运动做了大量工作,赢得了各国妇女的敬重。

    为党的统一战线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邓颖超以共产党员身份参加国民党中央妇女部的工作,同部长何香凝真诚合作,联合和组织各界妇女投身国民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她先后担任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唯一的女参政员和唯一的女政协代表,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争取国内和平进行了不懈努力。她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她积极推动落实党关于民族、宗教、华侨和知识分子的各项政策,致力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定地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为开创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政协工作的新局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各界人士的信赖和尊敬。邓颖超同志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协助周恩来同志积极开展对台工作。1979年12月,她担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后,认真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推动海峡两岸的交流和交往,为祖国统一大业倾注了大量心血。

    没有仪式的婚礼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一生都是在革命的道路上奋斗着,为了革命的利益,服从革命的需要一直都是他们分别的原因。

    1925年8月8日,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的日子,他们没有仪式、没有满座的高朋,有的只是久别重逢后的欣喜和温馨美好的新婚之夜……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就走了,他此时正在忙于指挥省港大罢工,邓颖超也离开了新婚的小家,到广东区委上班去了。也许这聚少离多的生活在一开始就已注定。

    1927年4月,中国大地上风云突变。原本正在进行合作的国共两大政党,因为蒋介石的叛卖活动突然交恶。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指挥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大开杀戒,中国大地顿成人间地狱。

    这时的周恩来正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他是1926年12月被调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1927年2月,任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在上海短短的3个多月时间里,他成功地组织和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革命工作的需要使周恩来和邓颖超不得不暂时分离。[1]

    孩子不幸夭折

    邓颖超与少年时的李鹏邓颖超与少年时的李鹏

    正当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动手了———此时的邓颖超正在广州一家德国人开办的医院里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难产。邓颖超肚子里的孩子体重超过了正常标准,三天三夜她都生不下来。当时的妇产医院还不能施行剖腹产手术,只能用产钳。孩子头颅受到严重损伤,生下后不幸夭折。邓颖超内心极度痛苦。

    这是她和周恩来的第二个孩子。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周恩来大革命时期随队东征时,被邓颖超私自做主打掉了。那时她心中所想的完全是工作和革命,总是觉得过一段时间再要小孩子也不迟。后来,邓颖超来到汕头见到周恩来,把偷偷打胎的经过告诉了他的丈夫。周恩来听后勃然大怒。新婚后,他从来没有发过这样大的火:

    “你怎么会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完全对立起来?!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利把他随随便便扼杀?而且随随便便糟蹋自己的身体。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嘛!身体是革命的资本,不专属于你自己,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必要时,我们随时准备为革命流血牺牲,可是决不允许随随便便糟蹋自己的身体。你要怎么处理,也该来信和我商量一下。怎么竟自作主张,这样轻率!”

    经周恩来这一顿批评,邓颖超知道自己做错了事,不住地道歉。可是这一次分娩竟然又是这样不幸,同时还赶上了一个血雨腥风的时节,周恩来也不在身边。邓颖超此时多么需要丈夫的安慰和爱抚啊![2]

    邓颖超说“委屈”

    七妈(指邓颖超———编者注)说:“今天我倒要说说我的委屈。你们做了名伯父的侄儿、侄女,名兄的弟弟、弟媳妇,没有沾光,反而处处受限制,是不是感到有点委屈?可你们知道吗?我做了名夫之妻,你们伯伯是一直压我的。他死后我才知道,人家老早就要提我做副委员长,他坚决反对。后来小平同志告诉我说,就是你那位老兄反对。“解放初期,政务委员会,人家要我上,他不让。我也君子协议,我不与他在同一个部门工作。我就向主席报告去妇联工作。组织上安排我在妇联做副主席,他和人家吵架,不同意我上。定工资时,蔡大姐(蔡畅当时是妇联主席,邓颖超是副主席)是三级,我知道他的作风,我按部长级待遇不定四级而定到五级,报到他那里审批时,又给压到六级。国庆十周年上主席台,他看到名单有我,又画掉了。因我是名人之妻,他一直在压我。我的工作是党分配的,不是因为他的关系,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又是副委员长,又是政治局委员、纪委书记,都是因为你伯伯的关系。这是党员选的,是我自己的工作决定的。我们党内开会,都是会上反映的意见,人家认为应提我选我,如果你伯伯在,他一定不会让我担任。”

    邓颖超邓颖超

    生前写给中共中央的信

    中共中央:

    我是1924年在天津成立共青团的第一批团员。1925年3月天津市党委决定我转党,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人总是要死的。对于我死后的处理,恳切要求党中央批准我以下的要求:

    1、遗体解剖后火化。

    2、骨灰不保留,撒掉,这是在1956年决定实行火葬后,我和周恩来同志约定的。

    3、不搞遗体告别。

    4、不开追悼会。

    5、公布我的这些要求,作为我已逝世的消息。因为我认为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所作的工作和职务也都是党和人民决定的。

    以上是1967年7月1日写的,此次重抄再增加以下两点:

    1、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

    2、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以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以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我无任何亲戚,唯一的一个远房侄子,他很本分,从未以我的关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顾。以上两点,请一并予以公布。

    个人感情/邓颖超 编辑

    邓颖超邓颖超
    “我与你是萍水相逢,不是一见倾心,更不是恋爱至上。我们是经过无意的发展,两地相互通信的了解,到有意的、经过考验的结婚,又经过几十年的战斗,结成这样一种战友的、伴侣的、相爱始终的、共同生活的夫妇。……我们的爱情是深长的,是永恒的。……”1988年春,当西花厅的海棠花再度盛开的时候,年已84岁的邓颖超抚花思人,倾诉着对周恩来无限的思念和真挚的情感……

    邓颖超与周恩来相识在1919年五四运动的急风暴雨中。热情活泼的邓颖超在话剧《木兰从军》中的优美形象,吸引了台下一名男青年的注意。他就是天津学生运动领袖周恩来

    1920年11月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后,开始了与邓颖超的书信往来。从共谈理想追求到互诉爱慕之意,经过近5年的感情碰撞,1925年8月,他们终于在广州喜结连理。从此,邓颖超和周恩来相濡以沫、互敬互谅、同甘共苦,携手走过了50年的风雨人生。

    邓颖超是一个崇尚自立的女性。她认为,作为一个女性,首先应该有自己的事业,然后才会得到属于自己的爱情。所以她始终保留着一片施展自己才能的天地。从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中共广东区委妇女部长,到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共中央妇委书记、中共中央局秘书长、中共中央机要科科长;从抗战时期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妇委书记,到新中国第一届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以不懈的努力为自己的生命增添了耀眼的光华,同时也赢得了真正的幸福和爱情。 

    “战友”这个名词,对于所有的人都不陌生,然而对于邓颖超来说,却有着非凡的含义。

    邓颖超写给周恩来的诗邓颖超写给周恩来的诗

    邓颖超认为,她同周恩来首先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其次才是一个屋檐下的伴侣。无论是危险丛生的战争年代,还是曲折艰难的建设时期,她都是周恩来最亲密的战友和助手,同周恩来生死与共、福祸同当。 

    伴侣”,这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名词,然而在邓颖超看来,它却凝聚着深厚的夫妻情义。

    邓颖超是个很重感情的女性,作为周恩来忠诚的伴侣,她无怨无悔地践行着自己的职责。

    邓颖超是个浪漫而又充满激情的好伴侣。无论在什么环境下,也无论在什么年龄段,她对周恩来的爱都始终不变。

    几十年来,每当她与周恩来分别两地之时,山间的红叶,田中的小花,盆中的水仙,庭院的海棠,都成了她寄托情思的信物,都会随着信件,伴着她的思念和嘱咐,飞过千山万水到达周恩来的手中。

    邓颖超是个通情达理的好伴侣。周家是个大家庭,亲戚朋友很多。凡是需要照顾的,都由邓颖超一人料理。她不仅细致周到,而且用钱大方,她和周恩来两人的工资,基本上有三分之一用来帮助周家,而她自己的生活却很简朴。对此,周恩来看在眼里,感在心头。他曾对著名剧作家曹禺说过这样的话:“小超忙,我更忙。我们周家是个大家族,亲戚来找我的太多了,都是小超替我料理。我家的事,不叫我操心,真感谢她了。”

    邓颖超是个知冷知暖的好伴侣。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妻子,她深深懂得丈夫身体健康的重要性。每当她睡醒一觉,发现周恩来办公室的灯还在亮着,总要轻步走进去,提醒他该休息了。

    两人分处两地时,邓颖超也总是写信给周恩来,叮嘱他注意身体。为了引起周恩来的重视,她在信中常常将身体与工作联系起来,告诉周恩来健康的身体是“迎接新任务必不可少的条件”。

    周恩来到晚年后,心脏病时常发作,后来又患了癌症,但仍然在拼命地工作。眼看丈夫日益消瘦,邓颖超痛在心头。她深知他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不愿用过多的提问打搅他,也不敢阻挠他外出工作,只能用温柔的关怀来抚慰他。多少个寒风呼啸的冬夜,多少个天方破晓的黎明,邓颖超惦记着外出的周恩来,时而看看室内的温度计,时而试试暖气的热度,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归来。

    1975年秋,周恩来终于倒了下来。在周恩来住院期间,邓颖超每天都要到医院看望。她知道周恩来来日无多,便尽量给他以安慰和温存。当时邓颖超也遭受着高血压和眼结合膜下水肿出血的痛苦折磨,但她依旧保持着往日的镇静和坚强,不给周恩来增加任何思想压力。

    “功成辅贤相,藏光不轻吐。景云增日明,美锦助衮辅。”对于赵朴初的这个赞誉,邓颖超确实当之无愧。

    邓颖超将对周恩来的一往深情践行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乃至去世之后。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去世。根据她生前的嘱托,人们用1976年装盛周恩来骨灰的那个骨灰盒,盛装着邓颖超的骨灰,运到海河,将其撒在16年前抛撒总理骨灰的同一个地方。

    邓颖超几乎用自己的一生演绎着对周恩来的战友之情、伴侣之爱。这情、这爱,既撼天动地、荡气回肠,又缠绵百转、余味无穷……[3]

    人物评价/邓颖超 编辑

    邓颖超邓颖超

    邓颖超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心里装着党和群众,一贯严于律己,为人师表,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她的一生是战斗的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党的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她的丰功伟绩,将永垂史册,永远为人民所铭记;她的嘉言懿行,将彪炳千古,永远是共产党人的楷模。[4]

    她作为纪检战线上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为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党风党纪建设、维护党规党法、端正党风、严明党纪,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特别是她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事事处处以身作则,为人表率的高尚风范![5]

    邓颖超同志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表现了一个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思想情操和博大胸怀,体现了一名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和优秀品德。她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对党、对人民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百折不挠,战斗不息;她一贯坚持党性原则,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政治生活准则,艰苦朴素,廉洁奉公,谦虚谨慎,胸怀坦白,光明磊落,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她密切联系群众,平易近人,事事出以公心,一直保持着人民公仆的本色。邓颖超同志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她在中国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深受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邓颖超同志一生追求真理。她少年时就立志救国,在天津读书期间曾发出“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的誓言。1919年,她投身五四爱国运动,同周恩来等人共同发起组织进步青年团体———觉悟社,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忱和坚定的革命精神。1925年3月,邓颖超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此后,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她都勇于探索、不懈奋斗,经受住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表现出共产党人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   

    邓颖超同志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卓越领导人。她曾担任第一、二、三届全国妇联副主席,第四届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她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对妇女工作的关心和责任,一直承担到生命的终止。”她坚持“只有求得社会解放与民族解放,妇女才能得到解放”的观点,始终把推动妇女解放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来完成。她参与领导起草的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成为中国妇女获得婚姻自由等权益的法律保障。她很早就致信党中央提出节制生育的意见。她还参与制定并积极贯彻党的妇女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重视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积极培养妇女干部,热情鼓励优秀妇女和先进典型,号召广大妇女奋发图强,做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新女性。邓颖超同志为增进中国妇女同各国妇女的友谊、推动世界和平运动做了大量工作,赢得了各国妇女的敬重。[6]

    邓颖超同志为党的统一战线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她以共产党员身份参加国民党中央妇女部的工作,同部长何香凝真诚合作,联合和组织各界妇女投身国民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她先后担任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唯一的女参政员和唯一的女政协代表,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争取国内和平进行了不懈努力。她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她积极推动落实党关于民族、宗教、华侨和知识分子的各项政策,致力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定地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为开创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政协工作的新局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各界人士的信赖和尊敬。邓颖超同志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协助周恩来同志积极开展对台工作。1979年12月,她担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后,认真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推动海峡两岸的交流和交往,为祖国统一大业倾注了大量心血。   

    邓颖超同志是实践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楷模。她始终坚持党性原则,严守组织纪律,襟怀坦白,光明磊落,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她始终坚持严以律己,功高而不自满,位高而不自居,一贯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待人诚恳,严格要求亲属不搞特殊化,为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出了表率。   

    邓颖超同志敢于坚持真理、抵制错误。“文化大革命”期间,她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协助周恩来同志保护了党内外一大批干部和知名人士,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邓颖超同志始终坚持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精神。改革开放以后,她不顾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仍以顽强的拼搏精神继续为党和人民兢兢业业地工作。她积极参与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为确立和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新时期我国对外友好事业作出了巨大努力。“春天过后不是秋,何必为年龄发愁,你的生命要与人民的事业结合起来,白发就上不了你的头”这是邓颖超同志喜爱的诗句,也是她晚年精神风貌的生动写照。1988年,邓颖超同志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仍以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的精神,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关注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她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6]

    参考资料
    [1]^引用日期:2017-11-23
    [2]^引用日期:2017-11-23
    [3]^引用日期:2017-11-23
    [4]^引用日期:2017-11-23
    [5]^引用日期:2017-11-23
    [6]^引用日期:2017-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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