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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庆红卫兵墓园

    红卫兵墓群,在全国是唯一尚存的。 该墓地位于重庆市沙坪公园位西南角、人工湖岸的缓坡的一块墓地(紧邻一座1990年重建的天主教堂)。是中国仅存一座基本保存完好的文革武斗墓群。高约三至六公尺不等的块石叠砌而成的灰墙,把墓园大致围成船形;墓园西高东低,形成几级梯形台地;墓园占地约3000平方米左右(约合4.5亩)。墓群坐西朝东,寄寓着墓主永远“心向红太阳”的拳拳之意。由于常年失修,墓园不开放。

    编辑摘要

    目录

    基本介绍/重庆红卫兵墓园 编辑

    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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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死亡者年龄最小的仅14岁(2人),年龄最大的60岁。2、死亡者年龄:20岁以下的占35.2%(69人),21—30岁的33.7%(66人),31—40岁的20.9%(41人),41岁—50岁的7.7%(15人),50岁以上2.6%(5人)。

    ⒊死亡者职业:工人占58.9%(最多,176人),学生34.8%(104人),职员4.7%(14人),军人(军事院校学生)2%(6人),干部1%(3人),教师0.67%(2人)。

    墓穴

    位于重庆沙坪公园小溪亭阁不远的“八一五”公墓,基本上都是在1967年5月至8月间被打死的中学红卫兵和重庆厂矿企事业的工人造反派,年纪大的多在十几岁或二三十岁,年龄小的仅十几岁。公墓建在一片小树林里,这里依山傍水,鸟鸣清幽,很早以前曾是一处解放军烈士墓。“八一五派”所以选中这块风水宝地,据称还是请了风水先生的。首先,这里位于沙坪公园的僻静处,曾是解放前地下党常接头之处,有像征意义;第二,“反到底派”再强大不会攻到这里来,沙坪公园几乎是“八一五派”腹地的腹地。文革武斗时期,以重庆大学为首的“八一五派”,占据了沙坪坝所有的地盘,该地区的“反到底派”都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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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统计,该墓群共有113座墓茔,埋着1967年至1968年重庆武斗[注1]期间,战死或故亡的八一五派组织成员[注2]。造墓立碑时间最早的从1967年6月开始,最晚的到1969年1月结束。

    由于墓碑保存情况较差,当前仅能确认共113座墓茔,这里给出的有关墓主人人员数据,系后来的统计折算结果。按中国传统习惯,应一人一墓,合墓十分罕见。但此墓葬群中多人一个墓头的情况十分常见。因此推算数据又和现存墓数相距较大,并考虑到环境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这里的数据仅供参考。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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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园的布局没有统一规划,按先来后到的不成文法随意掩埋,有的位置的坟墓密度很大,有的位置则趋疏朗,没有对称性。建墓的主要材料是石板、青砖、三合土、水泥。单人独墓的款式一般较简单,没有独立的碑,刻石融在墓体中嵌于正前方,墓志、墓表、墓铭三者合一。

    内容

    117号墓铭文字 117号墓铭文字

    9 号墓摹仿人 民英雄纪念碑最为认真与酷似,墓基四周环绕着漂亮磨石栏杆。文的墓裙宽达十多米。碑身、碑顶一般饰有八一五派徽记(嵌着派别名号的火炬)。墓碑主体题字多为毛体狂草:“死难烈士万岁”。点缀其间的有时代特征鲜明的激烈口号:“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或表示悼念之意的毛泽东、鲁迅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碑文情况/重庆红卫兵墓园 编辑

    105号墓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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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颇具代表性的105号墓碑文悼词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抒情语言,被用来寄托对死者的缅怀、称赞之情,着眼点是以死者性命证明对立方的反动、不义和己方的政治合法性。“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最优秀的战士张光耀、孙渝楼、欧家荣、余志强、唐晓渝、李元秀、崔佩芬、杨武惠八位烈士,在血火交炽的八月天,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辉照亮了后来人奋进的道路。死难的战友们,一想起你们,我们就浑身是胆,力量无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不周山下红旗乱,碧血催开英雄花。亲爱的战友们,今天,我们已用战斗迎来了欢笑的红云。披肝沥胆何所求,喜爱环宇火样红。你们殷红的鲜血,已浸透八一五红彤彤的造反大旗。啊!我们高高举起你们殷红的鲜血,已化入八一五熊熊的革命火炬。这火炬啊,我们紧紧握!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绝不丢,你们铿锵的誓言啊,已汇成千军万马、万马千军惊天动地的呼吼。你们英雄的身躯,犹如那苍松翠柏,巍然屹立红岩岭上,歌乐山巅。挥泪继承烈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成千成万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死难烈士永垂不朽!八一五革命派死难烈士永垂不朽!重庆革命造反战校(原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 1967年6月”。

    82号墓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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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碑文一般能提供死者生平较完整的资料,且间杂考绩式政治评语。如82号墓:“江丕嘉同志简历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江丕嘉同志(男)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生于重庆小龙坎一九六六年十月加入中学生红卫兵六七年三月加入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同年八月二十一日晨六点五十分为保卫中央赴渝调查组的安全英勇献身年仅二十岁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勇敢战斗在斗争的最前列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洒尽了最后一滴血江丕嘉同志为革命而死死得其所重于泰山”。

    碑文丢失,墓园所有碑文都遭到程度不同的风化、剥蚀:碑文姓名不全的有23名,姓名全无的24名。最严重的是71号墓,11位死者的姓名全被风化了,只有死者的岁数尚可辨认;此碑的死亡人数是根据岁数记载的占位推算出来的。85号墓则因有一整块墓碑石块被人撬走,故其中10名死者的姓名皆不可考。

    保留过程/重庆红卫兵墓园 编辑

    墓群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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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年前,山城重庆曾爆发过规模为中国同期之最的“文革”武斗。死难者被分散掩埋于重庆市区约24处。随着岁月流转,这些墓地或被搬迁或被铲除,至今保存完好的仅一处,位于沙坪公园。

    市级文物时间

    2009年12月15日,此处墓园被重庆市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红卫兵墓”作为特殊的历史记载者,自身也经历诸多波折,曾数次面临被拆除危险。而当时日久远,它记载历史、供后人反思的作用得以体现。沙坪公园内的红卫兵墓园,当前是中国唯一保存完好、具有规模的“文革”墓群。它成为文物的过程中也曾有过争议,但最终所有意见指向一个基点:它应当被保护下来。

    不同声音/重庆红卫兵墓园 编辑

    郑志胜的话

    红卫兵墓园的研究者、重庆出版社编辑陈晓文根据碑文资料考证,墓园中的逝者,工人约占到58.9%,红卫兵约40%。年龄最小的14岁,最大的60岁,其中26岁以上者46.5%。墓园占地约3000平米,正门右侧有“文革墓群”字样。有数个墓碑,高出了石墙。有些墓碑上的文字已剥落或模糊。

    专家认为,这个承载着历史的墓园,因风吹雨打正在自然损毁,必须提到法律高度进行保护与抢救。

    仅存的红卫兵墓园67岁的郑志胜说,他如今每次进墓园,都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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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重庆武斗期间,郑志胜是重庆大学电机系毕业待分配的本科生。他接到的任务是处理尸体,同学送他绰号“尸长”。经他手的尸体近300具,其中送往沙坪公园埋葬的200多具。据郑志胜介绍,墓园所在的地方,解放前是开明绅士饶国模的私产。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逝世后,饶主动捐地作为墓园,时称“八路军公墓”。周恩来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曾埋于此处,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迁移。在重庆市沙坪公园西南角,石墙围着一个特殊的墓园。它曾长久与世隔绝。

    根据沙坪公园管理处的数据,墓园里有113座墓碑,共掩埋有531人,其中约404人死于“文革”中的武斗。

    当地人称它为“红卫兵墓”,据称, 这是一个全国仅有的保存完整的“文革”墓群。

    纳入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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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围绕这个墓园的一直是去留的问题。“销毁”还是保存,争议一直持续到2009年底。2009年12月15日,红卫兵墓被重庆市纳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墓园西高东低,布局杂乱,有一条通往深处的中央小道勉强做中轴,左右两侧的墓碑皆疏密无序。曾在武斗中指挥掩埋尸体的郑志胜老人回忆,“最初就是乱埋,各个单位就近找地方,先来先埋,先左后右,逐步往后移”。这里多是合葬墓,最大的墓埋了37人,分三层掩埋,层与层之间用预制板分隔。墓园中碑型各异,有的碑顶嵌有派别名号的火炬。碑文有“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等。

    仇恨

    重庆一名受过“文革”迫害的老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里面所有墓碑都是‘文革’的耻辱柱,一看见它们,想起它们,我的心就会痛起来。”

    重庆民间学者王康曾亲眼目睹人们对红卫兵墓的仇恨。上世纪70年代,“曾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重庆一中某校长,亲手把埋了几十人的红卫兵墓炸了。

    面临被铲除

    墓板被撬走

    围绕红卫兵墓的“拆除”声一直存在,而到了房地产开发的年代,它又面临了被地产商铲除的危险。根据陈晓文、李中华等研究者的调查,“文革”武斗结束后,上世纪70年代,红卫兵墓园曾一度损坏严重。

    根据陈晓文《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的描述:“当时墓园仅靠一堵失修颓圮的土墙与相邻的农村生产队隔断,附近农民逾墙撬走上好的石板、建房做宅基石、盖猪圈。

    不过石墙仍不能使该处墓地免遭破坏。郑志胜回忆,1976年底,因武斗中牵扯命案他正处于羁押状态,他与几名狱友外出运粮时,向看守请求到墓园看看。他们刚进门口,便看见一群农民正猛撬墓基,打算抬着墓碑石回家。

    意见分歧

    而随葬品中有钢盔、枪械的传闻,也让盗墓者时常明目张胆在墓地里挖掘,死者的遗骨被散落一地。

    因墓园的特殊性,如何处置“文革”墓群,对当地官方来说一直是敏感问题。研究员李中华介绍,上世纪70年代,时任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曾向上级请示此处墓地作何处置,后来没有下文。

    沙坪公园管理处主任钱立全介绍,1985年,有一名退休老干部给四川省委写信,要求拆除此处墓地。

    此信被转发回重庆市后,沙坪坝区政府及区委的部分干部产生了激烈的意见冲突。一方赞成把墓地炸掉,以“清除‘文革’遗迹与‘文革’记忆”,而一方,则以警示后人为名希望把它保留下来。

    “三不”原则

    据沙平坝区文保部门介绍,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廖博康到墓园走了一圈,并未直接表态。随后,他批示了 “三不原则”:不拆除、不宣传、不开放。

    随后,由民政局拨款修建了更高更结实的围墙。后来,沙坪公园修建了一条从公园通往墓园的石板路,形成了今天的格局。

    墓园的再一次拆除危机,则与房地产开发时代的到来密切相关。

    据传,1993年曾有某港商的一个建设项目,把墓园划入了拆除范围,但后来此规划不了了之。

    引发了文保关注

    2005年,因开发地产要拆红卫兵墓园的消息广为传播,人们也从此知道了有这样一个墓地围绕墓园的“拆除”风波并未就此平息。

    沙坪公园管理处主任钱立全介绍,到2005年,重庆再度传出有房地产开发商要将红卫兵墓园拆除,对这一地段进行商品房开发的消息。此消息一出,引发强烈关注。重庆众多人士积极奔走,呼吁保护墓园。

    而许多人通过互联网了解到了重庆有一处红卫兵墓园。“这个传言刚出来时,我很高兴,这是好事。”钱立全认为,正是这一消息,使更多人关注了墓园,而这对墓地的保护是有好处的。

    沙坪坝区原文物局书记吴波介绍,沙坪公园附近地理位置好,商业价值高,2005年前后商业开发正如火如荼。不过,当年开发商的意见一提出,即遭到众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强烈反对。

    他说,当年高校、民主党派反对拆墓的声音尤其强烈,他们希望此事得到慎重对待。不过,也有一些人认可拆除,认为铲除承载着痛苦记忆的物质,可消灭精神上的伤痕。

    吴波回忆,此提议原本不在政府规划中,最终也未被列入土地开发议事日程。

    钱立全说,对于墓地的“威胁”除了商业开发之外,还有家属提出要迁移尸骨。他回忆,2003年或2004年,有个家在贵阳的死者家属提出,希望把死者的尸骨迁出,以便进入其家族墓地。钱立全说,那是个合葬墓,虽然公园方清楚死者埋在哪个角,但只要迁出一个,就会造成墓地的严重破坏。

    于是,钱立全接连两次给那家人写信,希望从文物、从历史的角度,不要迁移。“我还说,他在这里有战友陪着,不孤独。”最终,家属方放弃了。“假如他要迁,你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人之常情。但如果这个例子一开,其他家属知道了要迁。又怎么办?这墓地就完了。”钱立全介绍,正是接踵而来的“危机”,使沙坪坝文物保护部门及公园管理处产生了一些想法。他们认为,只有使红卫兵墓园成为文物,才能从法律上避免类似情况一再发生。

    艰难的证人调查

    研究者李中华说,有的人不愿提及往事,有的人已老去,甚至有的人约好了,等要见面时却中风或去世。

    还在2004年末的时候,沙坪坝区文物局联合沙坪公园管理处,便开始了为红卫兵墓园申报文物的前期准备工作。

    吴波说,文物并非是一个东西摆在那里,有一些年头及与什么事情有关,就能成为文物,它还需要见证者提供相关史料进行支撑。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落在了沙坪公园管理处的头上。钱立全介绍,因管理处无资金、无政策支持,此项工作一直处于“半休眠”状态。一直到2007年,转机出现。

    这年的4月4日,国务院下发了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通知。此时有人建议,沙坪公园应抓住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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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公园管理处聘请了李中华、王友群、秦本志三人组成调查组,开始半公开地对墓园的史料及当年的经历者、死者亲朋等进行调查。三人调查小组从2007年9月开始运作。李中华介绍,此后连着两个春节,他们都在墓园中度过。因为死者的家属、同事、同学、朋友等,春节期间会到墓园吊唁。此外就是清明节时来人多。李中华等人的任务之一,就是与他们进行对话,搜集原始资料,“这是非常艰难的过程”。通常,对方都不愿提往事,“不想谈,不愿谈”,而一旦旧事重提,伤疤带来的痛苦可能“殃及”李中华他们,有人会骂人,“他们很大一股怨气,40年来无处发泄”。

    此外,时间太久远了,很多人记忆模糊。李中华说,另一方面,当事人纷纷老去,有时约好了见面,要见面时却发现人死了,或者中风了,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十几次。还有一种情况,公园可以确定某人埋在墓园里,但找不到一个人证。例如当时在此求学死亡的学生,而他的同学后来又都在四面八方。

    为了让家属提供相应帮助,公园管理方想过很多办法,李中华甚至以家属的立场写了很多文章,他们才慢慢吐露情况。“你仅仅说‘这是历史,我们应当承担责任,我们要保存历史’,他们听不进去。”

    李中华介绍,工作组共走访了2000多人,其中1200人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最终,形成了30万字的文本。当前,已了解了100多人的生平、死亡日期和原因,但仍有300多没有搜到。

    钱立全说,工作组的目标是争取把每个死者的生平都调查清楚。他认为当前资料搜集已进入非常困难时期,并且越往后越困难,因为很多人都去世了。

    论证会无异议

    专家吴涛认为,红卫兵墓园成文保单位,说明国人看待历史的态度更加成熟和理性。

    钱立全回忆,重庆市领导内部曾有不同意见,不过到了专家论证阶段时,已毫无悬念。就红卫兵墓园评文物的申请,重庆市文物局副总工程师吴涛等20名文史、党史、建筑史、规划专家等,开了两次讨论会。

    吴涛介绍,参与论证的专家是从国家文物局专家库选出的,大多经历过“文革”。第一次会是2009年八九月份,第二次会则在10月。两次会上,他都提出:“我们要面向未来,不要忘记沉痛的历史。”吴涛回忆,两次论证会,无一专家有异议,都认为该申报文物。会上还有专家指出,这个承载着历史的墓园,由于风吹雨打,正自然损毁,必须提到法律高度进行保护与抢救。

    2009年12月15日,重庆市公布了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共193处,红卫兵墓园名列其中。

    据介绍,申报文物时,有关方面对墓园名称作过斟酌,考虑过武斗墓、文革墓等,民间研究者曾钟还曾建议恢复原名“复元寺公墓”。最终,定名为红卫兵墓园。

    墓园成为文物后,钱立全认为公园管理处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避免“建设性破坏”。

    红卫兵墓地在阳光雨露下已经很久,钱立全认为,操之过急反而容易损害文物。文物修整还需要请专家讨论、规划、出方案,园内当前暂时什么都不动。

    沙坪坝区文物局局长李波也表示,文物审批刚下来,暂时还没有修复的时间表。

    据悉,当前重庆红卫兵墓园在做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前期准备工作。不过,吴涛接受采访时说,当前申报时机还不成熟。

    钱立全认为,红卫兵墓园成为文物,体现了重庆市政府的开明。

    吴涛认为,红卫兵墓园成为文物保护单位,说明国人以史为鉴意识、在对历史的认识上更加成熟,看待历史更加理性。

    文物申报

    直到国家文物局长单霁翔提出,要对“文革”期间代表性建筑物保护,墓园的申报才得以公开。没有“合法地位”就没有文保经费,沙坪坝区文物局吴波说,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能做到“保存”,离“保护”还有距离。

    为防盗墓及游人翻越铁门进入墓园,沙坪公园管理处聘请了3名保安全天进行监控。

    李中华回忆,他们刚开始调查墓园资料时,连沙坪公园内部员工都不理解:这一个坟墓有啥好搞的?而公园和区领导有压力也不敢说,大家都闷着。

    直到 2008年4月10日,国家文物局在无锡召开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提出,应对“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等时期的代表性、典型性的建筑物、构筑物采用正确的方法进行合理保护”。此后,重庆红卫兵墓园的调查组,和申报文物,才处在了公开状态。

    钱立全回忆,沙坪坝区市人大、政协领导也敢说这个事了,区和市文物局才高度重视这个墓地,多次到现场查看,反复组织专家论证。按照文物申请的流程,先由沙坪公园管理处向沙坪坝区申请成为区级文物,再由沙坪坝区文物局向重庆市文物局提交申请,方能成为市级文物。

    李中华说,向沙坪坝区提交申请很顺利,2008年七八月填申报,很快获得通过。之后,2009年年初,沙坪公园专门组织了人,重新整理资料递交申请到重庆市。

    历史/重庆红卫兵墓园 编辑

    20世纪60年代初期,墓园埋葬了几名中印战争中牺牲的烈士。

    “文革”期间,重庆武斗惨烈,在1967年夏至1968年夏一年左右的时间,重庆市武斗见于官方记载的就有31次,动用枪、炮、坦克、炮船等军械兵器计24次,645人死亡。沙坪公园内墓园的造墓立碑,是1967年6月到1969年1月。沙坪公园地处武斗中“八一五派”控制范围的核心地段,隐秘、幽静,这是它成为红卫兵墓的原因之一。

    “文革”武斗结束后,20世纪70年代,红卫兵墓园曾一度损坏严重。1975年全面整顿时修葺公园,才砌整了与外界隔离封闭的院墙,墓园方始得到最低限度的保护。

    1985年,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批示了“三不原则”:不拆除、不宣传、不开放。随后,由民政局拨款修建了更高更结实的围墙,沙坪公园修建了一条从公园通往墓园的石板路,形成了今天的格局。

    2013年3月,媒体报导称清明节将对市民开放。其管理方予以否认,称墓园年久失修存安全隐患,清明期间不会开放。

    建筑风格/重庆红卫兵墓园 编辑

    该墓地位于重庆市沙坪公园位西南角、人工湖岸的缓坡的一块墓地(紧邻一座1990年重建的天主教堂)。高约三至六公尺不等的块石叠砌而成的灰墙,把墓园大致围成船形;墓园西高东低,形成几级梯形台地;墓园占地约3000平方米左右(约合4.5亩)。墓群坐西朝东,寄寓着墓主永远“心向红太阳”的拳拳之意。

    墓园内的墓碑高低错落,最高的墓碑约有8米。1967年,刚安葬的时候,就是在土堆上插上写着死者名字的木块。直到1968年2月,陵园开始进行大整修:建造了墓碑,大多数墓碑仿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1969年1月,建造结束。墓碑高低有别,是因为经费、地形等原因造成。

    墓园的布局没有统一规划,按先来后到的不成文法随意分割,有的位置坟墓密度很大,有的位置则趋疏朗,没有对称性。

    多数合葬墓主体设计摹仿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再略加变通改良:南北横亘绵延的墓基适应着多人合葬的功能需要,其上耸立一座石碑。9号墓摹仿人民英雄纪念碑最为认真与酷似,墓基四周环绕着漂亮磨石栏杆。117号墓铭刻悼文的墓裙宽达十多米。碑身、碑顶一般饰有八一五派徽记。

    最新消息

    记着从重庆市沙坪公园管理处获悉,网传“重庆‘文革’红卫兵墓园今年清明节将开放”消息不实。

    禁止开放原因

    该园存在多处安全隐患,目当前未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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