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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金石文字

    金石文字,大体上是指铸在金属器物或是雕刻在砖石上的文字,这些文字与流传至今的文献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研究历史弥足珍贵的史料,但它又不同于纯粹的历史文献。大部分金石是实物,是有形的,因而兼具考古材料的性质。

    编辑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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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料价值/金石文字 编辑

      历代典籍大多是经过作者加工取舍过的,特别是官方文献,必须要为尊者、长者讳,等等,于是乎曲笔、误笔层出不穷,这给学术研究带

    金石文字辨异金石文字辨异
    来了诸多不确定性,甚至是一个个永远无法破解的谜团。另外一种情况,是当朝人随着政治风向或是其他因素而重新修订以前的文本,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可谓不胜枚举。

      相对而言,金石文字虽然存在同样的弊端,尤其是碑刻,很多都是依据他人写就的文本镌刻上石的,有些则是后代翻录、翻刻的,但大多数是当时或时隔不久雕刻的。因此,金石文字通常要比文献资料更为原始。尤其重要的是,刻录者通常不会故意改动底本,当然不能排除误刻的现象。而且,金石文字是很难修改的,除非完全磨去原刻,再彻底重新雕刻,否则就会被原样保留下来。而金属器物上的文字则更难以去除,要么熔化后重新铸造,或者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腐蚀,人为磨损是有相当难度的,尤其是在古代。正因为如此,虽然流传至今的金石文字数量远远不及文献多,但其史料价值却是难以估量的。

      历史上流传至今的文献毫无疑问遗漏或淹没了许多历史的记录。古代文献最大的不足之处在于对广大民众生活的关注过少,即便有一些零散的记录,也都是特殊情况下才出现的。总体说来,传世文献中格外欠缺有关社会、宗教、妇女、文化、风俗等方面的史料,尤其是历朝历代的普通人、平常事,很少见诸史籍。举例而言,在历代文献资料中,有大量人物传记流传至今,尤其是官修史书,无论是纪传体,还是编年体,都是如此。其中,纪传体当中专门设有“列传”,但这些人物都是经过精心挑选出来的。而在大量私人著作中,特别是历代文集中,保存有很多神道碑、墓志铭、行状,等等,这些无疑都是研究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问题在于,历史上的芸芸众生却很难在文献中留下踪影。众所周知,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帝王将相史,几乎很少见到普通人的生活轨迹。

      相反,碑刻中却记录了不少难见于史乘的人物。这些人或许没有显赫的声名,但他们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而正是这些个体的人生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历史内涵。法师义从就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僧人,其生平事迹根本不可能纳入高僧传等佛教史籍的行列,更不具备写进以帝王将相为主体的正史的资格。在其去世之后,为了得到神灵庇佑而由他人为其建立了一座经幢,其一生经历才有了简略的再现。显而易见,义从并无什么值得夸耀的荣誉,也无辉煌历程可言,但作为一个平凡的僧人,他勤奋刻苦地研读佛经,孜孜不倦地讲解经文内容,其平淡的一生或许就是当时社会众多僧人的缩影。正是有了如义从这样的人的活动,古代社会方才生机勃勃。因此,金石文字有意无意间所展示出的诸多不见于史书的珍贵资料,有补史乘之缺的重要价值。可以肯定,很多金石文字都是史籍所不曾刊载的,内容涉及历代的典章制度、朝廷政令、文人墨客的诗词文章,等等,这些都可以在金石中有所发现,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唯一流传下来的罕见史料。毫无疑问,这些资料是其他类型史料根本无法替代的,完全可以弥补现存文献之不足。

      需要注意的是,不少金石文字亦保留在现存的文献之中,但这种现象并不能说明金石文字便失去了其史料价值。史学工作者完全可以用金石与典籍相互印证,进而恢复二者的本来面目,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加准确的史料。众所周知,历代典籍绝大多数是后代刊印的,就中国古代而言,宋版、元版书籍质量优良,但数量极少,而流传下来的宋代之前的雕版印刷品更是屈指可数。然而,元代以前的金石史料却是非常丰富的,其数量远远超出书籍之类的文献,这些文字除了少量是后代翻刻的而外,绝大多数都是历朝历代雕刻而成的。显而易见,就保存时间而言,金属、碑石通常要比书籍长得多,因而也更原汁原昧地保留了当时历史的真实状态。

      一般说来,古代典籍并非当事人自己主持刻印的,而往往是稍晚一些甚至是其后代编辑修订的,因而不太可能完全准确。相反,金石文字通常是组织刊刻之人出于不同目的,或炫耀声名,或扩大影响,或出于某种信仰,等等。在作者写作后不久便刻写上金石的,因而较书籍更具原始性。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同样的文本,金石史料总体上也会比书籍提供更为丰富翔实的信息,如很多碑刻题碑者、刻碑者、刻工及其相关人员的一些情况,即珍贵而难得的史料。

      总之,历代金石文字是流传至今最为重要的历史资料之一,其中许多是保存至今的文献中所全然不载的,这些弥足珍贵的资料,不仅是其他类型史料所无法替代的,而且也完全可以弥补现存文献的缺陷。同时,金石史料可与史籍互证,使二者都有可能恢复其本来面目,这既能纠正现存文献的某些错谬,也可用文献校对金石文字,为历史研究提供更为可靠、准确的史料,进而加深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关义从的事迹,《八琼室金石补正》卷82《法师义从尊胜幢记》中有所记载,文曰:“法师讳义从,本郑州管城人也。幼岁出家,年十二于本郡龙兴寺石佛院礼范大德为师,至年十六,剃发为沙弥,十七受具,自后辞师云游诸处。习诸经论,不舍昼夜。至年二十三,为众讲《百法论》近二十余遍,自后讲《弥勒上生经》三十余遍,志求兜率,愿覩慈尊,本所愿也。于天圣年中,蒙请于宝积应莲宫讲《百法》、《上生》十五余遍。俗寿六十三,僧腊四十六,于明道二年正月二十九无疾而终于宝应之房。学法门人近二十余人,不能具录其名矣。当年五月中建此幢记,讲经律论、传大小乘戒同行愿赐紫沙门德政书。”

    解读方法/金石文字 编辑

      金石文字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与其他文献资料一样,也存在诸多问题和缺陷。其原因大致有三:

      

    荣宝斋前身----松竹斋金石文字荣宝斋前身----松竹斋金石文字
    ●一是刻工粗心而误刻,这几乎可以说是任何人都难以避免的,不过是多寡的差别而已,不管是文本出现后不久雕刻的,还是后代出于某种目的翻刻的,基本上都无法保证没有任何纰漏;

      ●二是由于金石历经岁月侵蚀,腐蚀、风化现象极为严重,加之人为毁损,无论是金石原件,还是拓片,多会出现漫漶不清的文字。通常而言,年代越是久远,损毁的程度就越严重。就古代金石文字整体来看,宋代以前漫漶不清的金石总体上要多于以后各代的,因而也更难以辨认和解读;

      ●三是拓碑者或抄录者个人的失误。现在能够看到的有些碑文错录或缺字很多,这大概与录碑之人有很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金石史料自然会出现脱落、模糊和无法辨认的现象,这不仅破坏了金石本身的史料价值,而且为解读这些文字带来了莫大的困难。

      由是之故,使用者在运用金石史料时必须要对金石本身进行尽可能准确的辨别,尤其是那些没有注明时间的金石,判定其具体年代显得格外重要。通常而言,刻写于金石上的文字长短不一,有的甚至仅有一二字,有的则多达数千字,甚至更多。其中,多数金石从其内容和题款便可作出准确判断。对于那些无法确定的金石,特别是字数少而不能判定其年代,抑或那些难以辨认的文字,在将其作为史料应用时必须要非常谨慎。

      在对金石本身作出适当判断之后,还要对金石文字进行尽可能详细的解读。由于年代久远,很多金石上的文字变得模糊起来,有些是缺损笔画,有些甚至根本无从辨认。在这种情况下,考订清楚每一个字,实际上就是挖掘金石文字的史料价值。有时就如猜谜一样,要根据前后文或其他内容增补缺字、辨别模糊不清的文字,等等,否则很难发挥金石文字的史料作用。

      研读金石文字必须具备极强的专业知识,否则是不可能发掘金石史料内在的巨大价值的。应该说,古代流传下来的金石涉及到各个时代非常特殊的历史,其中包括社会、宗教、风俗、妇女、民间信仰等诸多领域的史实。如果读者缺乏对当时历史的深刻认识,那么,理解金石史料就很容易出现偏差或错误。正因为如此,金石史料的研究必须要与时代的大背景、金石文字所反映的小环境有机结合起来,方能全面而透彻地把握其所包含的丰富内涵。民国时期,缪荃孙等人修撰《江苏通志稿》(1927年影印),在其《艺文志》的金石部分收录了《宋故赠检校少保王公神道碑》一文,清人汪士铎等所撰(同治)《江宁府志》卷九亦刊载了这一碑文,题日《宋少保威定王公神道碑》,不过是篇名不同而已。其中,记载南宋初年著名将领王德有六个女儿,“女六人,长适武翼大夫閤门宣□舍人、带御□□、添差浙东路兵马钤辖张彦攸”。文中脱落或模糊不清的有三字,无论是缪荃孙,还是汪士铎,几乎所有抄录者都没有仔细推敲,也可能是缺乏宋代历史常识。实际上,前一字无疑是“赞”,后二字应该是“器械”,都是宋朝的两个官名。由此可见,金石史料的解读必须要具备相当的专业素养,不然是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的。

    现状认识/金石文字 编辑

      流传至今的金石史料有很多是“孤本孤证”,也就是没有任何文献资料加以印证。这类史料运用起来有着很大的难度,由于这些金石异常零散,无法进行分类整理,更不太可能纳入专题研究的范围,因而在很多人看来,它们似乎并无多少价值可言。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

      ◆首先,金石文字所承载的历史内涵异常丰富,绝不能因为是“孤本”而忽视其本身的意义。无论是古代史,还是近现代史,任何流传至今的金石都是其时代风貌的反映,更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再现。因此,即便没有其他文献佐证,金石文字依然有其特殊的含义。清人刘喜海所编的《金石苑》收录了赵尚的一段题刻,“尚之任焚道,因省先人坟,邀族兄济之、损之、晋阳公仪会此两宿。治平二年重阳前一日赵尚题”。这一题记在绵州富乐山。显而易见,虽然仅有寥寥数十字,且只是记述了赵尚一生两天的经历,但其中包含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内容,从表面上看,至少说明了赵尚任职之处、归省原因及经过、接触之人,等等。更重要的是,“晋阳公仪”的籍贯应该是太原,赵尚邀请他在富乐山共度两日,这种事实背后的原因不得而知。依笔者推测,此人极有可能是在绵州当地任职,赵尚利用其地位,将两位族兄引见给他,大概是有着某些潜在意义的。然而,遗憾的是,在宋代的典籍中并未发现赵尚任何相关记录,虽然是唯一的史料,但却是宋朝官员衣锦还乡的真实写照。由此可见,“孤本”金石无疑具有其独特的史料意义,无非是如何加以科学的研究而已。

      ◆其次,从史料的角度来看,研究者应该更关注金石的其他意蕴,亦即摆脱金石本身的束缚,从多方面、多角度去认识金石史料潜在的内涵。迄今为止,历代流传下来的某些金石文字,如果仅仅从单一的层面去考察,恐怕只能看到其外在的价值,这仅仅是理解了这些史料本身,也应该是相对容易的“求证”工夫。然而,这种情形很难对历史研究有所助益,因为史学研究的重点除了读懂金石本身而外,更需要全面的分析、归纳,也就是通过研究者的思维去审视看似“孤证”的金石史料。惟其如此,方能探询出隐藏在金石文字背后诸多鲜为人知的丰富内涵。这种对金石史料由表及里的认知过程,将挖掘金石表面和内在价值有机结合起来,无疑是研读金石文字的最佳境界。例如,蔡京在宋朝历史上被称为奸臣,但作为一代书法名家,其艺术造诣却是有口皆碑的。民国时期,刘靖宇在撰修《东平县志》时尚能见到蔡京所题写的“州学”两个大字,“笔力雄厚”[1](卷14),而流传至今的蔡京真迹非常罕见。因此,至少作为艺术史史料,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再如,《金石苑》收录了宋代西山观的题名六种,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开封府界第四将副太原霍中谨子庄、方渠张诫遵约奉命统全军赴泸南,权驻左绵,乘暇游仙云观,从行部将、崇班折继承已下三十员。时元丰辛酉季夏初一日命工刊石”。这一史料中提到的霍中谨、折继承等人物在宋代史籍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唯有张诫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有简单叙述。这一碑刻为我们透露了相当丰富的信息,一是该将部将人数,二是开封府第四将的行军路线,三是宋军行军过程中的闲暇生活,等等。与大史学家李焘的记载相比,这一题刻反映出来的情况显然更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因此,在认真关切金石史料本身的同时,更要深刻理解并领会其蕴藏的内在价值,这是研读金石时必须遵循的原则。

      概而言之,金石史料虽然有着其他文献资料所无法替代的史料意义,但如果不认真加以研读,恐怕是难以发现其蕴藏的重要价值的。通常情况下,解读金石文字需要遵循一些普遍原则,除了认真细致地考究金石的字面含义而外,还必须要与其所处的时代密切关联起来,更重要的是要深入探究金石文字背后隐藏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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