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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金石文字

    所谓金石文字,大体上是指铸在金属器物或是雕刻在砖石上的文字,这些文字与流传至今的文献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研究历史弥足珍贵的史料,但它又不同于纯粹的历史文献。由于有些金属物品锈迹斑斑,有的碑刻严重风化,以至无法辨认,还有一些被人为损坏,只留下了拓片,或是为前代学者所征引而得以保存下来。但大部分金石是实物,是有形的,因而兼具考古材料的性质。正是因为金石文字的这种特殊性,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古代的金石将会源源不断地被发掘出来,被埋在地下的文字就能成为学术研究的新史料。

    编辑摘要

    目录

    金石文献/金石文字 编辑

    金石文献包括“金文文献”和”石刻文献“二大部分作为文献载体,在我国古典文献学史上,金石常常并称成为一个名词,金石是指以青铜器和石块为文献的载体,也是钟鼎和碑石的总称。

    金文--是指各种镂刻或鋳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商代至秦汉时期,统治者和贵族主要采用铜和锡的合金构成青铜,因为加了锡的成分,铸造出来的器物呈青灰色,故称青铜器。其上常常鋳上或刻有文字,通称铭文,又称金文。青铜器中的礼器以鼎居多,乐器以钟居多,所以前人便把钟和鼎作为青铜器的别称,其铭文又称为钟鼎文。

    石刻--指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包括石经、碑版、墓志、石阙等。如果不算原始的石刻岩画、石刻符号,石头作为文献载体的历史可能同青铜器一样早。《墨子-明鬼》就说过:鋳之盘盂,镂之金石。秦汉以来,石刻逐渐取代了金刻的主要地位。

    金石文献不仅可以用来订正文献记载的讹误,修正史书记载的差错,还可借以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况。郑樵在《通志-金石略》中指出:方册者,古人之语言;款识者,古人之面貌…..今之方册所传者,已经数千万传之后,其去亲承之道远矣。

    金文中国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铜器上铭文字体的总称。清代吴式芬把商周铜器铭文编成《捃古录金文》一书,收集的资料多,考释严谨,影响颇大,金文一词遂有了界说。这时所谓金文皆指整篇的铭文,不称单字。1925年容庚编《金文编》把商周铜器铭文中的字按照《说文解字》的顺序编为字典,从此金文成为一种书体名称。

    金文出现在商代中期,资料虽不多,年代都比殷墟甲骨文早。金文下限断在秦灭六国,也就是秦用小篆统一中国文字时。宋代人收藏铜器极重视铭文,如吕大临《考古图》等;也有专门摹刻铭文的,如王俅《啸堂集古录》等;把铭文中的字编为字典则有王楚和薛尚功《钟鼎篆韵》。清代由于《说文》之学兴盛、声韵训诂研讨日深,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铭文研究进步较快,不断出现专家,如吴大《字说》、《说文古籀补》,孙诒让《古籀拾遗》、《古籀馀论》、《名原》等,皆有创见,突过前人。

    金文的年代长,使用区域广,材料如果不整理清理,则研究工作会收效不大。过去学者已理解这一点。王国维《两周金石文韵读·序》对时间地点观念很清楚。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 序文》说:“当以年代与国别为之条贯,……余于西周文字得其年代可征或近是者凡一百六十又二器。……其依据国别者,于国别之中亦贯以年代,得列国之文凡一百六十又一器。”,这在金文研究中是划时代的创举。

    1985年容庚《金文编》修订第四版采用铭文3902件,收正文(可识的字)2420字,附录(还不能确定的字 )1352字,共计3772字。这是今日可见金文的总数。先秦文字资料不限于金文,而金文终究是主要的,它反映秦用小篆统一文字前1000多年间中国文字发展变化的基本情况。
      比甲骨文稍晚出现的是金文,金文也叫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所以钟鼎文或金文就是指铸在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
      金文的内容是关于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金文字体整齐遒丽,古朴厚重,和甲骨文相比,脱去板滞,变化多样,更加丰富了。金文基本上属于籀篆体。这些文字,在汉武帝时就已被发现,当时有人将在汾阳发掘出的一尊鼎送进宫中,汉武帝因此将年号定为元鼎(前116)。以后金文又陆续有所发现。宋代文人欧阳修、赵明诚都善书,对金文作过研究和记载。
      周宣王时铸成的《毛公鼎》上的金文很具有代表性,其铭文共32行,497字,是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最长者。《毛公鼎》铭文的字体结构严整,瘦劲流畅,布局不驰不急,行止得当,是金文作品中的佼佼者。此外,《大盂鼎》铭、《散氏盘》铭也是金文中的上乘之作。

    史料价值/金石文字 编辑

    金石文字辨异 金石文字辨异

    历代典籍大多是经过作者加工取舍过的,特别是官方文献,必须要为尊者、长者讳,等等,于是乎曲笔、误笔层出不穷,这给学术研究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甚至是一个个永远无法破解的谜团。另外一种情况,是当朝人随着政治风向或是其他因素而重新修订以前的文本,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可谓不胜枚举。

    相对而言,金石文字虽然存在同样的弊端,尤其是碑刻,很多都是依据他人写就的文本镌刻上石的,有些则是后代翻录、翻刻的,但大多数是当时或时隔不久雕刻的。因此, 金石文字通常要比文献资料更为原始。尤其重要的是,刻录者通常不会故意改动底本,当然不能排除误刻的现象。而且,金石文字是很难修改的,除非完全磨去原刻,再彻底重新雕刻,否则就会被原样保留下来。而金属器物上的文字则更难以去除,要么熔化后重新铸造,或者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腐蚀,人为磨损是有相当难度的,尤其是在古代。正因为如此,虽然流传至今的金石文字数量远远不及文献多,但其史料价值却是难以估量的。

    历史上流传至今的文献毫无疑问遗漏或淹没了许多历史的记录。古代文献最大的不足之处在于对广大民众生活的关注过少,即便有一些零散的记录,也都是特殊情况下才出现的。总体说来,传世文献中格外欠缺有关社会、宗教、妇女、文化、风俗等方面的史料,尤其是历朝历代的普通人、平常事,很少见诸史籍。举例而言,在历代文献资料中,有大量人物传记流传至今,尤其是官修史书,无论是纪传体,还是编年体,都是如此。其中,纪传体当中专门设有“列传”,但这些人物都是经过精心挑选出来的。而在大量私人著作中,特别是历代文集中,保存有很多神道碑、墓志铭、行状,等等,这些无疑都是研究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问题在于,历史上的芸芸众生却很难在文献中留下踪影。众所周知,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帝王将相史,几乎很少见到普通人的生活轨迹。

    相反,碑刻中却记录了不少难见于史乘的人物。这些人或许没有显赫的声名,但他们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而正是这些个体的人生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历史内涵。法师义从就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僧人 ,其生平事迹根本不可能纳入高僧传等佛教史籍的行列,更不具备写进以帝王将相为主体的正史的资格。在其去世之后,为了得到神灵庇佑而由他人为其建立了一座经幢,其一生经历才有了简略的再现。显而易见,义从并无什么值得夸耀的荣誉,也无辉煌历程可言,但作为一个平凡的僧人,他勤奋刻苦地研读佛经,孜孜不倦地讲解经文内容,其平淡的一生或许就是当时社会众多僧人的缩影。正是有了如义从这样的人的活动,古代社会方才生机勃勃。因此,金石文字有意无意间所展示出的诸多不见于史书的珍贵资料,有补史乘之缺的重要价值。可以肯定,很多金石文字都是史籍所不曾刊载的,内容涉及历代的典章制度、朝廷政令、文人墨客的诗词文章,等等,这些都可以在金石中有所发现,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唯一流传下来的罕见史料。毫无疑问,这些资料是其他类型史料根本无法替代的,完全可以弥补现存文献之不足。

    需要注意的是,不少金石文字亦保留在现存的文献之中,但这种现象并不能说明金石文字便失去了其史料价值。史学工作者完全可以用金石与典籍相互印证,进而恢复二者的本来面目,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加准确的史料。众所周知,历代典籍绝大多数是后代刊印的,就中国古代而言,宋版、元版书籍质量优良,但数量极少,而流传下来的宋代之前的雕版印刷品更是屈指可数。然而,元代以前的金石史料却是非常丰富的,其数量远远超出书籍之类的文献,这些文字除了少量是后代翻刻的而外,绝大多数都是历朝历代雕刻而成的。显而易见,就保存时间而言,金属、碑石通常要比书籍长得多,因而也更原汁原昧地保留了当时历史的真实状态。

    一般说来,古代典籍并非当事人自己主持刻印的,而往往是稍晚一些甚至是其后代编辑修订的,因而不太可能完全准确。相反,金石文字通常是组织刊刻之人出于不同目的,或炫耀声名,或扩大影响,或出于某种信仰,等等。在作者写作后不久便刻写上金石的,因而较书籍更具原始性。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同样的文本,金石史料总体上也会比书籍提供更为丰富翔实的信息,如很多碑刻题碑者、刻碑者、刻工及其相关人员的一些情况,即珍贵而难得的史料。

    总之,历代金石文字是流传至今最为重要的历史资料之一,其中许多是保存至今的文献中所全然不载的,这些弥足珍贵的资料,不仅是其他类型史料所无法替代的,而且也完全可以弥补现存文献的缺陷。同时,金石史料可与史籍互证,使二者都有可能恢复其本来面目,这既能纠正现存文献的某些错谬,也可用文献校对金石文字,为历史研究提供更为可靠、准确的史料,进而加深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关义从的事迹,《八琼室金石补正》卷82《法师义从尊胜幢记》中有所记载,文曰:“法师讳义从,本郑州管城人也。幼岁出家,年十二于本郡龙兴寺石佛院礼范大德为师,至年十六,剃发为沙弥,十七受具,自后辞师云游诸处。习诸经论,不舍昼夜。至年二十三,为众讲《百法论》近二十余遍,自后讲《弥勒上生经》三十余遍,志求兜率,愿覩慈尊,本所愿也。于天圣年中,蒙请于宝积应莲宫讲《百法》、《上生》十五余遍。俗寿六十三,僧腊四十六,于明道二年正月二十九无疾而终于宝应之房。学法门人近二十余人,不能具录其名矣。当年五月中建此幢记,讲经律论、传大小乘戒同行愿赐紫沙门德政书。”

    金石学、碑学、帖学

    解读方法/金石文字 编辑

    金石文字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与其他文献资料一样,也存在诸多问题和缺陷。其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刻工粗心而误刻,这几乎可以说是任何人都难以避免的,不过是多寡的差别而已,不管是文本出现后不久雕刻的,还是后代出于某种目的翻刻的,基本上都无法保证没有任何纰漏;

    ●二是由于金石历经岁月侵蚀,腐蚀、风化现象极为严重,加之人为毁损,无论是金石原件,还是拓片,多会出现漫漶不清的文字。通常而言,年代越是久远,损毁的程度就越严重。就古代金石文字整体来看,宋代以前漫漶不清的金石总体上要多于以后各代的,因而也更难以辨认和解读;

    ●三是拓碑者或抄录者个人的失误。现在能够看到的有些碑文错录或缺字很多,这大概与录碑之人有很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金石史料自然会出现脱落、模糊和无法辨认的现象,这不仅破坏了金石本身的史料价值,而且为解读这些文字带来了莫大的困难。

    由是之故,使用者在运用金石史料时必须要对金石本身进行尽可能准确的辨别,尤其是那些没有注明时间的金石,判定其具体年代显得格外重要。通常而言,刻写于金石上的文字长短不一,有的甚至仅有一二字,有的则多达数千字,甚至更多。其中,多数金石从其内容和题款便可作出准确判断。对于那些无法确定的金石,特别是字数少而不能判定其年代,抑或那些难以辨认的文字,在将其作为史料应用时必须要非常谨慎。

    在对金石本身作出适当判断之后,还要对金石文字进行尽可能详细的解读。由于年代久远,很多金石上的文字变得模糊起来,有些是缺损笔画,有些甚至根本无从辨认。在这种情况下,考订清楚每一个字,实际上就是挖掘金石文字的史料价值。有时就如猜谜一样,要根据前后文或其他内容增补缺字、辨别模糊不清的文字,等等,否则很难发挥金石文字的史料作用。

    研读金石文字必须具备极强的专业知识,否则是不可能发掘金石史料内在的巨大价值的。应该说,古代流传下来的金石涉及到各个时代非常特殊的历史,其中包括社会、宗教、风俗、妇女、民间信仰等诸多领域的史实。如果读者缺乏对当时历史的深刻认识,那么,理解金石史料就很容易出现偏差或错误。正因为如此,金石史料的研究必须要与时代的大背景、金石文字所反映的小环境有机结合起来,方能全面而透彻地把握其所包含的丰富内涵。民国时期,缪荃孙等人修撰《江苏通志稿》(1927年影印),在其《艺文志》的金石部分收录了《宋故赠检校少保王公神道碑》一文,清人汪士铎等所撰(同治)《江宁府志》卷九亦刊载了这一碑文,题日《宋少保威定王公神道碑》,不过是篇名不同而已。其中,记载南宋初年著名将领王德有六个女儿,“女六人,长适武翼大夫兼閤门宣□舍人、带御□□、添差浙东路兵马钤辖张彦攸”。文中脱落或模糊不清的有三字,无论是缪荃孙,还是汪士铎,几乎所有抄录者都没有仔细推敲,也可能是缺乏宋代历史常识。实际上,前一字无疑是“赞”,后二字应该是“器械”,都是宋朝的两个官名。由此可见,金石史料的解读必须要具备相当的专业素养,不然是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的。

    金石学研究/金石文字 编辑

    金石学是指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一类考古学,其主要研究对象为前朝的铜器和碑石,特别是其上的文字铭刻及拓片;广义上还包括竹简、甲骨、玉器、砖瓦、封泥、兵符、明器等一般文物。

    刘恒《中国书法史》中说:“帖学”指宋以来形成的崇尚王羲之、王献之及属于“二王”系统的唐宋诸大家书风的书法史观、审美理论和以晋唐以来的名家墨迹、法帖为取法对象的创作风气。由于这一风气是在宋代出现的《淳化阁帖》等一大批刻帖的刺激和影响下形成的,故称“帖学”。“碑学”则指重视汉、魏、南北朝碑版石刻的书法史观、审美主张以及主要以碑板为取法对象的创作风气。

    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前,以古代铜器和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近似欧洲的铭刻学,被视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研究对象属零星出土文物或传世品,未经科学发掘;偏重于铭文的著录和考证,以证经补史为研究目的。形成于北宋,至清代正式有“金石之学”的命名。

    北宋至元明的金石学 从西汉开始,已有人研究古代文字,考释古铜器,整理竹简,记述古迹。但研究者少,无专著问世,没有形成一门学科。北宋统治者奖励经学,提倡恢复礼制,对古物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出现热潮;墨拓术及印刷术的发展,为金石文字流传提供了条件。金石学逐渐产生。宋仁宗时的刘敞,刻《先秦古器图碑》(已佚),对研究金石有开创之功。吕大临撰《考古图》,在编古器物书的体例方面多有建树,该书是流传至今的最早的古器物图录。其后又有《宣和博古图》、《历代钟鼎彝器款式法帖》等铜器著录书,《集古录》、赵明诚(李清照的丈夫)的《金石录》、《隶释》等石刻著录书,金石研究已相当兴盛。元明时期金石学成就较少,《河朔访古记》和《古玉图》为代表性著作。另有《格古要论》,是中国早期的文物鉴赏书。

    金石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始于宋代,并出现了一批对后学影响深远的金石学家和专著,当世名儒多投身其中,赵明诚便是其中杰出代表.他历经二十年搜集收藏两千卷金石碑刻,整理成集撰成宋代金石学集大成之作<金石录>,共三十卷.通过叙述赵氏生平及金石碑刻的搜集整理和<金石录>的成书过程,力图完整阐释<金石录>在金石收藏领域的地位及其内在的史学价值.

    《金石录》这本倾注了赵明诚,李清照夫妇毕生心血的巨著,著录了他们所收藏的夏、商、周三代至隋、唐、五代金石拓片二千种,为目录10卷、辨证20卷、跋102篇。因赵明诚自己生前已写了书的序文,列于书首,李清照又作了这篇“序”,附于书后,故称“后序”。《金石录》是李清照亡夫赵明诚的一部关于金石收藏整理的学术著述。李清照为之作"后序"之时,夫亡已六载,个人生活又几经曲折,故百感交集,情不能禁,写下了这篇著名的“金石录后序”。

    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是一篇散文,介绍了他们夫妇收集、整理金石文物的经过和《金石录》的内容与成书过程,回忆了婚后三十四年间的忧患得失,婉转曲折,细密详实,语言简洁流畅。这是一篇风格清新、词采俊逸的佳作,它的特点主要在一个“真”字,李清照把她对丈夫赵明诚的真挚而深婉的感情,倾注于行云流水般的文笔中,娓娓动人地叙述着自己的经历和衷曲,使读者随着她的欢欣而欢欣,随着她的悲切而悲切,心驰神往,掩卷凄然。

    现状认识/金石文字 编辑

    流传至今的金石史料有很多是“孤本孤证”,也就是没有任何文献资料加以印证。这类史料运用起来有着很大的难度,由于这些金石异常零散,无法进行分类整理,更不太可能纳入专题研究的范围,因而在很多人看来,它们似乎并无多少价值可言。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

    ◆首先,金石文字所承载的历史内涵异常丰富,绝不能因为是“孤本”而忽视其本身的意义。无论是古代史,还是近现代史,任何流传至今的金石都是其时代风貌的反映,更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再现。因此,即便没有其他文献佐证,金石文字依然有其特殊的含义。清人刘喜海所编的《金石苑》收录了赵尚的一段题刻,“尚之任焚道,因省先人坟,邀族兄济之、损之、晋阳公仪会此两宿。治平二年重阳前一日赵尚题”。这一题记在绵州富乐山。显而易见,虽然仅有寥寥数十字,且只是记述了赵尚一生两天的经历,但其中包含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内容,从表面上看,至少说明了赵尚任职之处、归省原因及经过、接触之人,等等。更重要的是,“晋阳公仪”的籍贯应该是太原,赵尚邀请他在富乐山共度两日,这种事实背后的原因不得而知。依笔者推测,此人极有可能是在绵州当地任职,赵尚利用其地位,将两位族兄引见给他,大概是有着某些潜在意义的。然而,遗憾的是,在宋代的典籍中并未发现赵尚任何相关记录,虽然是唯一的史料,但却是宋朝官员衣锦还乡的真实写照。由此可见,“孤本”金石无疑具有其独特的史料意义,无非是如何加以科学的研究而已。

    ◆其次,从史料的角度来看,研究者应该更关注金石的其他意蕴,亦即摆脱金石本身的束缚,从多方面、多角度去认识金石史料潜在的内涵。迄今为止,历代流传下来的某些金石文字,如果仅仅从单一的层面去考察,恐怕只能看到其外在的价值,这仅仅是理解了这些史料本身,也应该是相对容易的“求证”工夫。然而,这种情形很难对历史研究有所助益,因为史学研究的重点除了读懂金石本身而外,更需要全面的分析、归纳,也就是通过研究者的思维去审视看似“孤证”的金石史料。惟其如此,方能探询出隐藏在金石文字背后诸多鲜为人知的丰富内涵。这种对金石史料由表及里的认知过程,将挖掘金石表面和内在价值有机结合起来,无疑是研读金石文字的最佳境界。例如,蔡京在宋朝历史上被称为奸臣,但作为一代书法名家,其艺术造诣却是有口皆碑的。民国时期,刘靖宇在撰修《东平县志》时尚能见到蔡京所题写的“州学”两个大字,“笔力雄厚”[1](卷14),而流传至今的蔡京真迹非常罕见。因此,至少作为艺术史史料,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再如,《金石苑》收录了宋代西山观的题名六种,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开封府界第四将副太原霍中谨子庄、方渠张诫遵约奉命统全军赴泸南,权驻左绵,乘暇游仙云观,从行部将、崇班折继承已下三十员。时元丰辛酉季夏初一日命工刊石”。这一史料中提到的霍中谨、折继承等人物在宋代史籍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唯有张诫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有简单叙述 。这一碑刻为我们透露了相当丰富的信息,一是该将部将人数,二是开封府第四将的行军路线,三是宋军行军过程中的闲暇生活,等等。与大史学家李焘的记载相比,这一题刻反映出来的情况显然更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因此,在认真关切金石史料本身的同时,更要深刻理解并领会其蕴藏的内在价值,这是研读金石时必须遵循的原则。

    概而言之,金石史料虽然有着其他文献资料所无法替代的史料意义,但如果不认真加以研读,恐怕是难以发现其蕴藏的重要价值的。通常情况下,解读金石文字需要遵循一些普遍原则,除了认真细致地考究金石的字面含义而外,还必须要与其所处的时代密切关联起来,更重要的是要深入探究金石文字背后隐藏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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