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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钱大昕

    钱大昕(1728年—1804年),清代史学家、汉学家。字晓征,一字辛楣,号竹汀。汉族,江苏嘉定(今上海嘉定人)。钱大昕是中国18世纪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他在生前就已是饮誉海内的著名学者,王昶、段玉裁、王引之、凌廷堪、阮元、江藩等著名学者都给予他极高的评价,公推钱氏为“一代儒宗”。

    编辑摘要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中文名: 钱大昕 别名: 字晓征,一字辛楣,号竹汀
    籍贯: 中国江苏嘉定(今上海嘉定人) 国籍: 中国
    去世日期: 1804年 职业: 学者 清代史学家、汉学家 学者 中国18世纪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
    毕业院校: 乾隆十六年(1751)清高宗弘历南巡,因献赋获赐举人,官内阁中书。十九年,中进士。复擢升翰林院侍讲学士。三十四年,入直上书房,授皇十二子书。 代表作品: 《音韵述微》;《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一统志》;《天球图》;《二十二史考异》;《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宋学士年表》;《元史氏族表》;《元史艺文志》;《元诗记事》;《三史拾遗》;《诸史拾遗》;《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三统术衍》;《四史朔闰考》;《十驾斋养新录》

    目录

    生平简介/钱大昕 编辑

    钱大昕全身像钱大昕全身像

    钱大昕生于雍正六年正月七日(1728年2月16日),死于嘉庆九年十月初一日(1804年11月2日)。早年,以诗赋闻名江南。乾隆十六年(1751年)清高宗弘历南巡,因献赋获

    赐举人,官内阁中书。十九年,中进士。复擢升翰林院侍讲学士。三十四年,入直上书房,授皇十二子书。参与编修《热河志》,与纪昀并称“南钱北纪”。又与修《音韵述微》、《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一统志》及《天球图》诸书。

    后为詹事府少詹事,提督广东学政。四十年,居丧归里,引疾不仕。嘉庆初,仁宗亲政,廷臣致书劝出,皆婉言报谢。归田三十年,潜心着述课徒,历主钟山、娄东、紫阳书院讲席,出其门下之士多至二千人。晚年自称潜研老人。其学以“实事求是”为宗旨,虽主张从训诂以求义理,但不专治一经,亦不墨守汉儒家法。 干嘉时期(1736-1820年)学者好言"实事求是",钱大昕尤为突出。同时主张把史学与经学置于同等重要地位,以治经方法治史。

    自《史记》、《汉书》,迄《金史》、《元史》,一一校勘,详为考证。萃其平生之学,历时近五十年,撰成《二十二史考异》,纠举疏漏,校订讹误,驳正舛错,优于同时其他考史着作。

    其治史范围广于同时诸家。于正史、杂史而外,兼及舆地、金石、典制、天文、历算以及音韵等。对宋、辽、金、元四史,用功甚深,元史尤为专精。他曾打算重修《元史》,未成。着有《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宋学士年表》、《元史氏族表》、《元史艺文志》、《元诗记事》、《三史拾遗》、《诸史拾遗》及《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等。除史学外,于所涉诸学,多有创获。《三统术衍》、《四史朔闰考》为其研治天文历算学的代表作,深为同时学者推重。“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更是其在音韵学上的卓见。

    钱大昕有《十驾斋养新录》,后世以之与顾炎武《日知录》并称,赞钱氏为“一代儒宗”。大昕并非知古而不知今的考据学者,他往往以考史论学的形式,隐寓对清廷弊政的不满。所着《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多所反映。干嘉时期,首重经学,大昕力倡治史,既博且精,对转变一时学术趋向影响甚大。一生着述甚富,后世辑为《潜研堂丛书》刊行。

    印鉴

    藏书印有:“竹汀”(朱文方印)、“孱守斋”(朱文方印)、“钱印大昕”(白文方印)、“大昕私印”(白文方印)。

    钱大昕的自铭砚:钱大昕有洮河老坑自铭砚一台,上铭:泉清堪洗砚,山秀可藏书。落款乾隆三十七年盛夏。并有阴刻“及之”印鉴。

    钱大昕墓

    现嘉定外冈镇西有钱氏宗祠,外冈秦徐村有钱大昕墓。

    钱大昕墓极其简朴,一碑、一案而已。墓道两旁,各有一对石兽与石马,石兽的下方,刻有“嘉庆二十有五年十月”。墓碑不是原先的,竖立着的是已故上海图书馆馆长、国学大家顾廷龙先生一九八四年题写的墓碑。

    清史记载/钱大昕 编辑

    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八 赵尔巽

    儒 林 二

    钱大昕,字晓征,嘉定人。乾隆十六年召试举人,授内阁中书。十九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大考二等一名,擢右春坊右赞善。累充山东乡试、湖南乡试正考官,浙江乡试副考官。大考一等三名,擢翰林院侍讲学士。三十二年,乞假归。三十四年,补原官。入直上书房,迁詹事府少詹事,充河南乡试正考官。寻提督广东学政。四十年,丁父艰,服阕,又丁母艰,病不复出。嘉庆九年,卒,年七十七。

    钱大昕书法钱大昕书法

    大昕幼慧,善读书。时元和惠栋、吴江沈彤以经术称,其学求之十三经注疏,又求之唐以前子、史、小学。大昕推而广之,错综贯串,发古人所未发。任中书时,与吴烺、褚寅亮同习梅氏算术。及入翰林,礼部尚书何国宗世业天文,年已老,闻其善算,先往见之,曰:“今同馆诸公谈此道者鲜矣。”大昕于 中、西两法,剖析无遗。用以观史,自太初、三统、四分,中至大衍,下迄授时,朔望薄蚀,凌犯进退,抉摘无遗。汉三统术为七十馀家之权舆,讹文奥义,无能正之者。大昕衍之,据班志以阐刘歆之说,裁志文之讹,二千年已绝之学,昭然若发蒙。大昕又谓:“古法岁阴与太岁不同,淮南天文训摄提以下十二名,皆谓岁阴所在。史记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摄提格者,岁阴,非太岁也。东汉后不用岁阴纪年,又不知太岁超辰之法,乃以太初元年为丁丑岁,则与史、汉之文皆悖矣。”又谓:“尚书纬四游升降之说,即西法日躔最高、卑之说,宋杨忠辅统天术以距差乘躔差,减气泛积为定积,梅文鼎谓郭守敬加减岁馀法出于此。但统天求泛积,必先减气差十九日有奇,与郭又异,文鼎不能言。大昕推之同,凡步气朔,必以甲子日起算,今统天上元冬至乃戊子日,不值甲子,依授时法当加气应二十四日有奇,乃得从甲子起。今减去气差,是以上元冬至后甲子日起算也。既如此,当减气应三十五日有奇,今减十九日有奇者,去躔差之数不算也。求天正经朔又减闰差者,经朔当从合朔起算。今推得统天上元冬至后第一朔乃乙丑戌初二刻弱,故必减闰差而后以朔实除之,即授时之朔应也。”

    大昕始以辞章名,沈德潜吴中七子诗选,大昕居一。既乃研精经、史,于经义之聚讼难决者,皆能剖析源流。文字、音韵、训诂、天算、地理、氏族、金石以及古人爵里、事实、年齿,了如指掌。古人贤奸是非疑似难明者,典章制度昔人不能明断者,皆有确见。惟不喜二氏书,尝曰:“立德立功立言,吾儒之不朽也。先儒言释氏近于墨,予以为释氏亦终于杨氏为己而已。彼弃父母而学道,是视己重于父母也。”

    大昕在馆时,常与修音韵述微、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一统志、天球图诸书。所着有唐石经考异一卷,经典文字考异一卷,声类四卷,廿二史考异一百卷,唐书史臣表一卷,唐五代学士年表二卷,宋学士年表一卷,元史氏族表三卷,元史艺文志四卷,三史拾遗五卷,诸史拾遗五卷,通鉴注辨证三卷,四史朔闰考四卷,吴兴旧德录四卷,先德录四卷,洪文惠、洪文敏、王伯厚、王弇州四家年谱各一卷,疑年录三卷,潜揅堂文集五十卷,诗集二十卷,潜揅堂金石文跋尾二十五卷,养新录二十三卷,恒言录六卷,竹汀日记钞三卷。族子塘、坫,能传其学。

    学术成就/钱大昕 编辑

    一、评汉学

    钱大昕着作:《二十二史考异》

    钱大昕 作品钱大昕 作品

    钱大昕治经,远受顾炎武“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治经方法论的影响,近受惠栋“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 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的治经宗旨的启发,遵循由训诂以明义理的原则。在他看来,文字是《六经》的载体,只有先识字审音,才能真正弄懂经书所蕴涵的义理,训诂明,义理才能明。他说:“《六经》皆载于文字者也,非声音则经之文不正,非训诂则经之义不明。”又说:“有文字而后有训诂,有训诂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有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因为重视音韵训诂在获取经书义理中的重要作用,钱大昕对汉儒的训诂考订之学有极大的兴趣,对汉儒的治学非常欣赏,给汉学以较高的评价。钱大昕云:

    《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训诂始;谓训诂之外别有义理,如桑门以不立文字为最上乘者,非吾儒之学也。训诂必依汉儒,以其去古未远,家法相承,七十子之大义犹有存者,异于后人之不知而作也。三代以前,文字、声音与训诂相通,汉儒犹能识之。

    钱大昕还说:

    夫穷经者必通训诂,训诂明而后知义理之趣,后儒不知训诂,欲以乡壁虚造之说求义理所在,夫是以支离而失其宗。汉之经师,其训诂皆有家法,以其去圣人未远。魏、晋以降,儒生好异求新,注解日多,而经益晦。

    可以看出,钱大昕在治经的理念和方法上,是推崇汉儒的。其推崇汉儒的理由,不外三个方面,一是汉儒以小学训诂和名物考辨为自身学术特质,言必有据;二是汉儒去古未远,文字音韵训诂与经典相通;三是汉儒治经,训诂皆有家法师承,不失经典本旨。也正是认识到汉儒治经去古未远、家法师承的情况,钱大昕在遇到后儒与汉儒训释有矛盾时,多数情况下是倾向于汉儒之说的。

    钱大昕 作品钱大昕 作品

    钱大昕所言“汉儒”,为东汉诸儒,许慎、郑玄、贾逵、马融、服虔、卢植等人是其代表。东汉时期,古文经学兴盛,异字异音与经师传授之本各有不同,又《诗》、《礼》等经籍多名物典制,故以上诸儒解经,极重小学训诂。他们在小学方面有很深的修养。王国维就认为东汉古文学家精通小学,所谓:“后汉之末,视古文学家与小学家为一……原古文学家之所以兼小学家者,当缘所传经本多用古文,其解经须得小学之助,其异字亦足供小学之资,故小学家多出其中。”东汉古文经学兴盛的重要原因正是由于这些学者有较好的小学素养。这一优良传统为钱大昕所继承并发扬光大,自觉取法汉儒重小学训诂与名物典制的治学传统,丰富自身的学术素养。

    钱大昕虽然推崇治古文经的东汉儒者,但对于治今文经的西汉学者也不排斥。对于古文经与今文经,他有开明的看法,他说:“汉儒传经,各有师承,文字训诂多有互异者”,“伏(生)、郑(玄)所传,有古今文之别,要未必郑是而伏非也”。钱大昕在评论汉代学术时,没有预设一个所谓今古文门户之见。这与他的治经目的是一致的。钱大昕治经,目的是要求得儒学本真,即剔除后儒附会在经书上的谬说,以得圣人微言大义之真面目。换言之,在钱大昕看来,圣人经典在流传的过程中,由于文字的错讹,音读的遗失以及后儒主观的附会,使经典本义日晦于世。这不仅影响到人们对经典的正确理解,甚至影响到政治统治的理论基础。因此,“刊落浮词,独求真解”,是钱大昕,同时也是干嘉时期多数学者的共同的观念。本着这样的观念,凡能求得儒学真解的学术,钱大昕都给以赞扬。不论是今文派的伏生、董仲舒,还是古文派的郑玄等人,他们的学说只要对揭示儒学真谛有意义,钱大昕都是推挹有加的。钱氏之所以屡次提及东汉诸儒,是因为东汉以前之说,传世者罕有,求之汉以前人之说则大不易,故退而求之东汉。东汉诸儒,学有本原,去古未远,和后世无知妄作者大不相同,故钱大昕极为重视。

    钱大昕评论汉儒经学,主要在方法层面上,换言之,主要在工具层面上。对于汉儒治经的思想,钱氏鲜有涉及,这也是要注意的。

    以肯定汉儒治经重训诂考订为基准,钱大昕对清以前学术发展的状况进行了研究,钱大昕说:

    汉儒说经,遵守家法,诂训传笺,不失先民之旨。自晋代尚空谈,宋贤喜顿悟,笑问学为支离,弃注疏为糟粕,谈经之家,师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诠说经典。若欧阳永叔解“吉士诱之”为“挑诱”,后儒遂有诋《召南》为淫奔而删之者。古训之不讲,其贻害于圣经甚矣。

    钱大昕苏州石刻像钱大昕苏州石刻像

    钱大昕认为汉儒学术醇正,魏晋直到宋明,治学以阐发义理为主,不讲训诂注疏,学风空虚。到清代,人们开始对宋明空疏之习进行反拨,学风丕变,学术研究始又走向敦实之途。钱大昕对魏晋至宋明学术特征的分析,失之笼统,也存在偏颇,尤其是他以汉儒治经的方法为标准衡评后世学术,未能结合时代背景、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来认识问题,充分显示出他汉学家的立场。当然,也应看到,钱大昕在论述学术发展时,也贯穿着一个明确的意旨,那就是反对空谈,崇尚实学,反对师心自用,崇尚立论有本。

    二、批宋学

    对于宋、明学术,钱大昕从两个层面上进行了驳难:在工具层面上,钱大昕对宋明人研究学术的方法进行了抨击,他说:“自宋、元以经义取士,守一先生之说,敷衍傅会,并为一谈,而空疏不学者,皆得自名经师。间有读汉、唐注疏者,不以为俗,即以为异,其弊至明季而极矣。”又说:“宋儒说经,好为新说,弃古注如土苴。”在钱大昕看来,宋人治经,不通训诂,率意改经,重视发挥,喜与前人立异,好为惊世骇俗之论,实际上流于空谈,没有根柢。这也是钱大昕往往以汉学与宋学对举,扬汉学而抑宋学的原因。

    在思想层面上,钱大昕对宋、明理学中的很多范畴都进行了驳难。如他论“性即理”云:

    钱大昕留青竹刻笔筒

    宋儒谓性即理,是也。谓天即理,恐未然。“获罪于天,无所祷”,谓祷于天也,岂祷于理乎?《诗》云:“敬天之怒,畏天之威。”理岂有怒与威乎?又云:“敬天之渝。”理不可言渝也。谓理出于天则可,谓天即理则不可。

    “性即理”是程朱理学关于人性的一个重要范畴,由程颐提出,朱熹进行了完善。在二程的哲学逻辑结构中,“理”与“道”、“天”为相同的范畴,“理”成之在人为“性”,则“天道”亦然。“性与天道,一也。天道降而在人,故谓之性。性者,生生之所固有也”

    钱大昕半身像钱大昕半身像

    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钱大昕批判宋明理学末流的空谈,与顾炎武有所不同。顾炎武的目的是为了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提倡经世实学,而钱大昕更关注辩明学术是非,恢复儒家忠孝节义 的伦理学说。很清楚,钱大昕对宋明理学一套哲理化的理论是不满的,他所极力倾向的,是把理学家大力鼓吹的儒家伦理纲常的说教,具体化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准则。可以说,他对理学“性”、“道”等范畴的驳难,贯穿的都是这样的思想。从积极意义上讲,钱大昕是为了进一步扭转学风偏向,改玄远为浅近,变空虚为敦实,号召人们真正去接触儒家原典,体会圣人思想的真实涵义;从消极方面看,钱大昕对理学的哲理性思辨不甚了解,他以日常伦理批驳理学的思辨,在某种意义上限制了理学在理论上的进一步发展。

    钱大昕抨击宋明理学,还因为宋儒引佛入儒。理学本来就是儒、释、道三者结合的产物,学者既修儒籍又归心释道也是平常之事。钱大昕由于从小受到祖父钱王炯影响,对佛道没有好感,在日常生活中,他反对信从释道,为仙为幻,劝说人们“佛仙都虚幻,休寻不死方”。在理论上,他认为佛教六业轮回说败坏人伦,佛教徒抛弃父母兄弟而出家,更是有违人伦。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有五伦也。唯人皆有孝弟之心,故其性无不善……释氏弃其父母昆弟而不知养,虽日谈心性何益?”宋儒将佛教与儒学结合起来,破坏了儒学的精蕴,钱大昕说:“释子之语录始于唐,儒家之语录始于宋。儒其行而释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辞气必远鄙倍’。语录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词矣。”

    也应看到,尽管钱大昕与宋、明理学在很多问题上认识不同,但他对宋、明儒者正心诚意、躬行自修十分推崇,且树为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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