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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铜器铭文

    古代青铜器上的文字。也称金文、钟鼎文。今存最早的铜器铭文属于商代。西周时随着青铜器制作技术的改进和改良,铜器铭文步入全盛时代。大约从战国中期开始,传统形式的铜器铭文已很少见。六朝以后,铜器铭文不再流行。商、周铜器铭文,尤其是内容比较丰富的周代铭文,是研究当时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编辑摘要

    目录

    简介/铜器铭文 编辑

    早期铜器铭文 早期铜器铭文

    商代至春秋的铭文,一般是铸成的,内容多记奴隶主贵族的祭典、训诰,征伐功勋、赏赐策命和盟誓契约等。简单的仅以一二字标出奴隶主或其氏族的名称。商代铜器铭文较短,西周后常有长篇铭文。现存最长的铭文,见于西周晚期的毛公鼎,计三十二行,四百九十七字。战国时期的铭文,大多是刻成的,内容以记载作器工名、器物所有者和使用地点为主。字体,商代近似甲骨文,西周前期风格雄健,中后期趋向规整。春秋战国时期向多样化发展,出现了鸟篆等艺术字体,列国文字也不统一。秦代统一文字,结束了字体不统一的局面。青铜器铭文,是研究我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早期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当时汉字发展的珍贵资料。

    历史渊源/铜器铭文 编辑

    有铭文的商代铜器,几乎都作于盘庚迁殷以后;年代可能更早的,只发现了两三件。商代铜器上的铭文大都很简单,一般只有1至5、6个字。很多商代铜器仅记作器者之名(往往用族名而不用私名),正合乎“铭者,自名也”(《礼记?祭统》)的古义。在记作器者之名的同时,又记所纪念的先人庙号的(如“鱼、父乙”“戈、祖己”);或是仅记先人庙号的,也很常见。到商代晚期出现了一些较长的铭文,内容多数是说王或某个地位较高的人由于某事而赏赐该铜器的主人,器主因此作某先人的祭器以为纪念。已发现的商代铜器铭文,篇幅没有超过50字的,超过40字的有我方鼎(《三代吉金文存》4?21)、四祀邲其卣(《商周金文录遗》275)、小子卣(《三代》13?42)。

    发展历程/铜器铭文 编辑

    产生发展阶段

    根据现有的资料以及相关考证,现今所见的最早的铜器铭文产生商代,而且几乎都作于盘庚迁殷以后。早期商代铜器上的铭文大都很简单,仅记作器者之名或者诗先人庙号,一般只有1至5、6个字。到商代晚期出现了一些较长的铭文,但是字数也不超过60字。

    全盛阶段

    铜器铭文 铜器铭文

    西周铜器铭文步入全盛时代,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①铭文篇幅加长。百字以上的铜器铭文颇为多见,二、三百字以上的也不乏其例。西周前期的大盂鼎有 291字,小盂鼎有 400字左右(但多残泐不可辨识)。中期的曶鼎也有400字左右。后期的大克鼎有290字,散氏盘(亦称夨人盘)有350字,毛公鼎有498字(铭文中“?”字作为有重文之字计算)。如果不算由几个编钟合成的铭文,毛公鼎铭是已发现的商、周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这篇铭文详细记录了周王对毛公的诰命之辞,可以看作是保留在铜器上的一篇《尚书》。

    ②铭文内容丰富。西周铜器铭文中,除了“某人作某器”一类简单记载,以及比较常见的记君上(主要是周王)的任命、赏赐或记功表德的铭文以外,还出现了一些比较特殊的记事铭文。其中有记诉讼胜利的铭文,如曶鼎(后两段)、匜(《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一)》207)、攸从鼎等铭,还有记土地交易和勘定田界的铭文,如五祀卫鼎(同前,173),格伯簋、散氏盘等铭。从铭文内容所涉及的方面看,有关于奴隶制度、土地制度、宗族制度、分封制度、军事制度、官制、周人与周围各族的关系以及其他重要问题的大量史料。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武王克商、成王东征、昭王南征等,也都有反映,所以郭沫若说西周铭文“有书史之性质”(《周代彝铭进化观》)。

    衰亡阶段

    柞伯簋及铭文拓本 柞伯簋及铭文拓本

    到了春秋时期,铜器铭文虽然仍受重视,但是其重要性已经比不上西周。当时仍有很长的铭文。例如宋代发现的齐灵公大臣叔弓(或释“叔夷”)所作的一件大镈,铸有器主夸耀自己的出身和功绩,并记载齐灵公对他的诰命的长铭,共493字。同时出土的叔弓的编钟上也铸有内容基本相同的铭文,全文由七个编钟合成,长达501字(如认为末句“子”“孙”二字下都摹脱重文,便应该是503字),比毛公鼎字数还多。但总的来看,春秋时代的长篇铜器铭文要比西周少得多,而且内容也比较空泛,史料价值不如西周铭文。

    战国中期开始,传统铜器铭文已很少见,“物勒工名”式的新式铭文则大量出现。这种铭文字数一般不多,所记的主要是作器年份、主管作器的官吏和作器工人的名字以及使用器物的地点等。旧式的长铭在战国中期以后并未绝迹。20世纪70年代在河北平山发现了公元前 4世纪末期的中山王墓,墓中出土的铁足铜鼎刻有长达469字的铭文,铜方壶刻有长达450字的铭文。此外,战国铜器铭文中还有少数内容比较特殊的例子,例如楚国附庸曾侯乙的墓葬所出的编钟上有大量关于乐律的铭文,齐国的子禾子釜上有关于度量衡制度的铭文,楚国的鄂君启节记载了国家对鄂君启经营商业的规模和路线的规定。

    秦汉时代的铜器铭文,除了常见的秦始皇和秦二世的诏书以外,绝大多数是“物勒工名”式的或标明器物主人的铭文。

    特色/铜器铭文 编辑

    鸭形匍盉及铭文拓本铜器铭文 鸭形匍盉及铭文拓本铜器铭文

    周代铭文

    周代铭文有不少是有韵的(早在武王时代的大丰簋铭文里就已经用韵),喜欢用整齐的四字句的铭文也相当多。例如西周中期的史墙盘和后期的虢季子白盘,就都是既用韵又大量使用四字句的。虢盘铭说:“……丕显子白,献馘于王。王孔嘉子白义,王格周庙宣榭,爰飨。王曰伯父,孔?(义近“显”)有光。王锡乘马,是用佐王。锡用弓,彤矢其央。锡用钺,用征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其风格与《诗?小雅?六月》等篇有相近之处。

    春秋时代

    到春秋时代,既用韵又大量用四字句的铭文越来越多。例如徐、楚等国的钟铭就大都采用这种文体。它们还时常抄袭旧文套语。徐国的沇儿钟、徐王子钟(《商周金文录遗》4)、许国的许子钟以及大概属于楚国的王孙遗者钟,都有“终翰且扬,元鸣孔皇”、“皇皇熙熙,眉寿(或作“万年”)无期”等字样。1979年在河南淅川楚墓里所发现的王子午鼎,也有不少与王孙遗者钟相同或相近的句子。

    战国时代

    战国时代的杕氏壶铭说:“……岁贤鲜于虞.可何是金契.?#91;吾台以为弄壶.自颂既好.多寡不訏.?#91;吾台以?#93;宴壍饮.盱于我室家.枇猎母毋...”通篇隔句用韵,第三句以后都是讲所作的壶的,可以看成一首颇为别致的小诗。有的铭文别出机杼,风格比较特殊。例如西周前期的沈子簋铭,通篇都用对先考讲话的口气,颇值得注意。

    文化价值/铜器铭文 编辑

    铜器铭文 铜器铭文

    铭文中的叙事部分大都直陈其事,很少修饰,颂扬求福之语又往往是一些套语,但仍有不少铭文具有比较浓厚的文学气息。由于铜器铭文的篇幅有限制,内容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作者多数不可能是当时的文章好手,因此其文学价值一般不如流传下来的同时代其他形式文学作品。但是它却是我们五千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先人智慧的结晶,属于国家的文化瑰宝。

    在应国墓地出土物中,青铜器最具特色,制作精细,造型新颖,其中不少铜礼器还铸有铭文。可以确定墓主人的墓葬有应侯墓(3座)、应史墓、惠公墓、匍墓、葬父墓、应姚墓、应申姜墓、应嫚(注:上“比”下“而”)斋墓、(注:上“宀”中“日”下“易”)宫姒墓、罗子戊墓等。另外,还有一些墓葬中出有应公、应伯、侯氏,柞伯、青公、叔浩父等人的铜器。这些铭文对研究古代的礼制,应国的世系及外交关系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辨真伪/铜器铭文 编辑

    铜器铭文又称金文.是商周铜器上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带铭文的青铜器为藏家所青睐.于是,铜器上作伪铭之风流行。 要辨别铭文的真伪,必须对青铜器铭文的子体,内容等时代特征有所了解。

    商周青铜器

    商周青铜器铭文多数是和原器同时铸成的。通常是在范上刻出阳文,然后将铭文范嵌入主体范中。一般铭文范都嵌得很平整.四周没有明显痕迹,也有的嵌得粗糙,会突出器表,这样浇铸后的铭文一般为阴文。

    商代晚期

    商代晚期的青铜器上始出现文字,但字数不多,一般仅一,二字或四,五字,没有超过五十字的.数十字的铭文也仅数例。商代晚期青铜器铭文的内容较简单,多数为做器者的族氏或用途,以及被祭奠的人名。字体较大,常见有两种风格:一种是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画起止多显锋芒,间用肥笔;另一种是运笔有力,形体瘦筋,笔画挺直.不露或少露锋芒,肥笔甚少。

    西周早期

    西周早期长篇纪事铭文增多,字体清秀谐美,笔道首尾出锋,有明显的波磔.结构严谨.西周中期铭文内容多数记锡命典礼,字体以笔道柔和,质朴端庄,字划圆浑为特点。西周晚期的字体趋于规范,字迹优美,笔势匀称,刻意求工。

    春秋早期

    春秋早期则沿用西周晚期的书体.变化较少,仅陕西一带秦国文字作方正瘦劲,具有创新意义。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文字具有地区性特征,如山东齐鲁一带盛行细长工秀之体.总之,这一时期的文字出现装饰性的风格,鸟虫书等也在这一时期出现。

    战国中晚期

    战国中晚期,青铜器铭文大为减少,内容以"物勒工名"为主.即刻上作器的年月,监造外所,共官名称.铭文多数为刻文,字体疏散不规整.笔道浅细。

    因青铜器铭文多数和纹饰一样是铸成的,所以可借鉴纹饰辨伪的一些方法,如查看字体周围的氧化层颜色是否一致?锈斑是否相连?字口有无茬口和翻边?文字风格是否和器物一致?等等

    制造过程/铜器铭文 编辑

    殷周金文被铸在青铜器的内侧,但是怎样在铸模上刻印上金文仍然未能确定。根据在工场遗址所发现的大量模具所推断,青铜器的制造方法如下:

    利用粘土做一个与制成品大小相若的土胚(模型)。

    另外再用粘土包裹著模型,待乾透後切开外层的粘土,作为外模。

    将模型削去外层,作为内模。

    在内模刻上图案文字。

    组合起外模和内模,并在之间放入铜片作为间隔空隙以待注入铜液。

    将已溶化的铜注入。

    将模冷却打破,取出青铜器。

    但是,怎样在内模上加上文字图案等,仍然是一个谜。由於在青铜器内侧的金文是凹入去的,因此在内模上的文字应该是凸出来的。加上这些凸出来文字的技法,有各种不同的假设:

    将溶成泥状的粘土,逐渐贴上。

    此为清朝金石学权威阮元提出的假设,但没有实证实验

    在内模贴上薄粘土,再削去多馀部份。

    这是民国以前被提出的假设。工序中必然会在内模上造成痕迹,而青铜器上亦必然有之,然实际上并没有。

    先在木片或龟甲上刻上文字,用粘土填满後,再将粘土移印至内模上。

    经实验证明这个方法可行,但是没有发现相关的物证,因此仍只可当作假设。

    概论:除甲骨文外,在殷代的一种重要文字是金文。它的名称也是由书刻的原料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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