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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阎崇年

    阎崇年,山东蓬莱人,汉族, 现任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 ,北京孔庙与国子监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蓬莱市戚继光研究会名誉会长。 著名历史学家,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清史、满学,兼及北京史。为央视《百家讲坛》主讲“清十二帝疑案”、“明亡清兴六十年”、“康熙大帝”和“大故宫”系列讲座,在国内外引发强烈社会反响,被誉为《百家讲坛》的“开坛元勋”。论文集有《满学论集》、《燕史集》、《袁崇焕研究论集》、《燕步集》共四部;专着有《努尔哈赤传》、《古都北京》、《天命汗》等十六部。主编学术丛刊《满学研究》第一至六辑和《袁崇焕学术论文集》等十一部。先后发表满学、清史论文二百五十余篇 。倡议并创建了第一个专业满学研究机构——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倡议并主持第一至第五届国际满学研讨会。北京市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

    编辑摘要
    词云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中文名: 阎崇年 籍贯: 中国山东
    出生地: 山东蓬莱 民族: 汉族
    国籍: 中国 职业: 学者 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毕业院校: 北京师范大学 代表作品: 《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十年》
    血 型: AB 主要成就: 著名历史学家

    目录

    现任职务/阎崇年 编辑

    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

    阎崇年阎崇年

    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满学会会长

    北京孔庙与国子监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

    蓬莱市戚继光研究会名誉会长

    人物经历/阎崇年 编辑

    早年生活

    阎崇年阎崇年
    1934年4月24日,阎崇年出生在山东蓬莱的解宋营一户渔民家庭,阎崇年在这个半渔半农的村子一直生活到15岁。

    谈起童年,他还有很清楚的印象。那时他随着家里务农,也随着渔民出海,体会过烈日炎炎的辛苦,也见过波涛汹涌的危险场面。这些经历,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影响很大。也正是在村里,阎崇年开始上学读书,也初次接触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满学。

    阎崇年自1955年从北京市第六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著名回族历史学家白寿彝教授。“老师主张历史不要光是在书斋里研究,要把历史还给群众,要用历史知识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主张既要对历史进行学术研究,又要注重对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

    阎崇年对历史的研究十分痴迷,为此还曾遭受过磨难。他曾在一所学校工作,有人说他走“白专”道路,是“右倾”,于是在1963年到1965年期间,他被下放到地处居庸关的北京南口农场,进行思想改造。逆境中阎崇年仍然不忘偷看历史书籍。一次他被找去谈话。领导问:“你为什么到农场?”他说:“改造思想。”“改造思想你为什么看线装书(历史书)?”他说:“我学清史啊。”这位领导较为开明,没再批评他,只是让他注意群众影响,并安排他值夜班的工作,使他能有更多的时间读书。回想那段往事,阎崇年幽默地说:“改造成红专就好了,可一直没改造好,才写出《努尔哈赤传》、《正说清朝十二帝》、《袁崇焕传》等几十部着作来。”

    书看得越多,阎崇年处事就越加地沉稳。“文革”期间,他既不参加“保皇派”、也不参加“造反派”,称自己是“逍遥派”。“文革”10年他没挨过斗,也没被抄过家,比较幸运,正好抓紧时间看书。他说:“若加上下放3年,读书就读了10多年。所以‘文革’这10年,从某种意义说我是‘得益者’。”

    治学历程

    敬畏历史

    “我们应当对历史感到敬畏:为什么要“敬”?因为吸取前人经验会得到宝贵的智慧;为什么要“畏”?因为重蹈前人错误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应当敬畏历史,既不要忘却历史的耻辱,更不要抹去历史的辉煌。”

    学术足迹

    阎崇年回忆说:“我在中学时开始喜欢历史,从高中毕业后我就开始学历史,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我的中学是北京市第六中学,是当时全市最好的中学之一。考试时,我的历史成绩非常好。我的数理化成绩也很好,考过班上与全年级的第一。大学历史课学完后,就要选择某段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最初选择的是先秦的历史。当时,我二十多岁,去找一位我很崇拜的老先生,给他看我写的文章。老先生说好,鼓励我。他又提出自己的看法,说你最好不要研究先秦史,研究先秦史的优势在西安,陕西的考古发现与文献的第一手资料在那里。你在北京,从地理区位的优势上讲,你最好研究清朝历史,北京是清朝历史的重地。我觉得老人家讲得非常有道理。从1962年开始,我就开始研究清朝历史,一直没有动摇过。”

    百家讲坛

    回报民众

    阎崇年阎崇年

    从2004年3月走上《百家讲坛》,阎崇年已经渐渐成为一个公众人物。有人评价其大器晚成,到了70岁才盛名在外。但阎崇年却认为,成功是一个过程,没有终点。

    “其实我到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之前,同行都知道我。世界上从事清史和满学研究的同行,也都知道我。但是走向广大的观众,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群体,我却还是第一次。”阎崇年指出,一个专家学者,首先必须要同行认可才行,其次,才要广大群众的认可。“一个人得到两个认可是很难的。纯学者的话,有同行认可就可以了。能够走向广大群众,再得到他们的认可,当然就更好了。”

    在求学路上屡获助学金帮助的阎崇年,更是把回报民众作为学者的职责之一。“一个学者有多种责任,第一种责任叫做学术责任。主要是与同行交流,推动学术交流。但学者还应有别的责任,就是把所学的知识,来自人民的,还要还给人民。我学习和研究清史有50年了,我想把我学的东西尽可能地回报给社会,回报给民众。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学者应该有的责任。

    正说风尚

    阎崇年教授和易中天、王立群教授的合影阎崇年教授和易中天、王立群教授的合影

    2004年,阎崇年初登CCTV-10频道“百家讲坛”,

    主讲《清十二帝疑案》系列,共37讲。阎崇年自此成为“百家讲坛”走出低谷的转折点,并开创了正说历史的风尚。当时,阎崇年出版过一本《努尔哈赤传》,因此被认为是讲《清十二帝疑案》第一讲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最佳人选。栏目制片人聂丛丛拿着聘书到阎崇年家,阎崇年很是犹豫,只答应试一试。结果试讲效果非常好。录完以后,聂丛丛和编导请阎崇年吃饭,并提出请他负责讲完全部《清十二帝疑案》。阎崇年不敢答应,只同意再讲一集皇太极。讲完皇太极后,《清十二帝疑案》的收视率开始节节高升,“百家讲坛”的综合排名保持在科教频道的第二位。阎崇年也慢慢有了信心,于是又讲了康熙雍正乾隆,就这样延续下去,一直讲到了宣统。《清十二帝疑案》讲完了,阎崇年又开始讲《清十二帝疑案总说》、《清十二帝疑案答疑》,创下了当时科教频道的最高收视率0.57。

    阎崇年在讲稿基础上出版了《正说清朝十二帝》一书,热销数十万册,好评如潮。阎崇年曾说:这本书的读者面比较宽,上到院士,下至8岁的小学生都可以读。具体说来,这本书在四个方面有所尝试,即“正说”、“细说”、“通说”、“新说”。

    “正说”——与“戏说”历史不同,这本书强调“正说”。“正说”是按照历史原貌,向广大受众公正地、真实地讲述历史。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影视和文学作品,对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清朝历史和清朝皇帝情有独钟,并且逐渐“戏说”成风。这既引发了人们对清史的关注,又对它的真实性疑惑不解。人们普遍期待“正说”清史,这本书卖得好正是“久旱逢甘雨”的结果。其实,人们对“正说”与“戏说”都需要,既不能要求史家去“戏说”,也不必苛求影视家去“正说”。对受众来说,看“戏说”时应该知道这是“戏”,看的是热闹,不可当真;看“正说”时,应该知道这是“史”,了解的是“真实”,不能只图热闹。老百姓的文化素养提高了,就能辨别。

    “细说”——历史是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过去的历史书比较粗,教科书和史学着作通常是概括地梳理历史发展脉络,阐述重大历史事件,评述重要历史人物。比如光绪皇帝的死,就一个“崩”字。但这些小事件往往是观众、读者关注的重点、热点和疑点。阎崇年就把有关光绪帝死因的五种说法详细列出,从以前的档案、文献、口碑、论着的观点与资料出发,分析综合,加以解说。既有鲜明的观点、丰富的史料,又有细致的讲说、深入的分析,并讲述自己的见解。这样,历史就变得有血有肉,读起来就有味儿了。

    “通说”——阎崇年认为,对一个朝代的兴盛衰亡,横着看不出来,只有纵着看才可以。清朝全史、清朝列帝其贯通的内在联系,其兴衰、成败、治乱、福祸之镜鉴,需要系统地进行解说。比如,清朝十二帝各有其历史贡献,也各有其政弊。那么,清朝的兴、盛、衰、亡,有些什么经验与教训呢?清太祖努尔哈赤既播下了“康干盛世”的种子,也埋下了“光宣衰世”的基因。显然八旗制度是其“种子”与“基因”的一个枢轴八旗制度是清朝根本性的社会制度。八旗盛则清兴,八旗衰则清亡。

    “新说”——对清朝的好多事件,阎崇年做了“新说”。比如鸦片战争,以前中学教科书突出“落后就要挨打”,阎崇年讲“落后可能挨打”,认为鸦片战争失败的责任主要由道光帝承担。当时英军入侵,后方在大西洋那边,如果号召“勤王”,道光皇帝是有可能打败敌军的。弱胜强,少胜多的例子,历史上是很多的。道光皇帝的祖先,当年进行的萨尔浒之战、松锦之战,八旗军都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

    讲坛传奇 

    2006年9月,阎崇年再登“百家讲坛”,主讲《明亡清兴六十年》系列,共46讲,并出版同名图书。

    2008年3月,阎崇年三登“百家讲坛”,主讲《康熙大帝》系列,共23讲,并出版同名着作。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当阎崇年研究清史时,就是从研究康熙入手的。1964年,他写出论文《评康熙帝》,但过了多年才获发表。尔后,他研究重点转到清入关前,但对康熙朝历史的关注从未懈怠。“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放弃对康熙朝历史的学习与关注,时时事事处处,始终萦绕于心。”也因此,在百家讲坛完成《康熙大帝》系列讲座,当他对康熙朝历史做一次系统的梳理后,他认为这也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夙愿。

    《康熙大帝》一书中,阎崇年从国际、平民、电视、公正和人文等五大视角,对康熙的成长经历、丰功伟绩、日常生活、遗憾缺失等一一进行阐述,视野开阔,情节跌宕,分析精当,给读者呈现出一位性格鲜明、大智大勇、文韬武略的千年一帝的丰满形象。

    阎崇年说,希望这本书成为励志读物,他认为,励志的对象可以说是遍及各种读者类型。对于小读者而言,康熙的自强不息值得推崇,他小时候就失去父母,还患过天花,但他克服困难,一步步实现自己的宏愿。对于中年读者来说,应该从书中了解康熙如何为了国家进行不屈不挠的奋斗。而作为特定读者群的公务员从中会汲取营养,那就是了解康熙如何治国。而说到康熙个人修养、自身学习时,阎崇年很推崇一句话:“圣人、贤人和凡人、俗人有什么区别,就两个字——志、学。”

    故宫热潮 

    大故宫大故宫

    2012年,阎崇年第四次登上“百家讲坛”,主讲《大故宫》系列,

    共64讲。同时出版《大故宫1》、《大故宫2》、《大故宫3》三部着作,在全国掀起关注、学习和研究故宫的热潮。阎崇年担任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等职务,其历史研究课题多与故宫相关。在多次实地考察北京明清故宫、沈阳故宫、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地后,阎崇年首次提出“大故宫”概念,旋即引发了创作灵感――在大中华文化背景下,从故宫入手,寻求解读历史的突破口。在这一灵感的激发下,阎崇年决定打开故宫外延,首次将颐和园、圆明园、避暑山庄、沈阳故宫、南京故宫、台北故宫博物院等,纳入故宫姻系,并以此为脉络,透彻解析绵延千百年的封建皇家族系、机制构架、社会人文、文化渊源,以及建筑、文物、民风等,做一个“故宫大百科”式的宏大项目。

    阎崇年说,他以往的讲坛类节目,主要沿历史人物的生命轨迹,以时间为顺序,逐渐演绎推进;这次主讲《大故宫》,则是以建筑空间为顺序,作为讲述的主线索。每一讲,都先设定一个空间的概念,再让这个空间里的时间、人物、事件、建筑、文物等“落地生根”。

    在阎崇年看来,要讲清楚“大故宫”,必须“先看世界,再看中国”。为此,阎崇年广泛联系了国外史学家、汉学家,并与两岸故宫博物院“掌门人”,以及建筑、历史、文物等领域的诸多专家沟通,力求为“大故宫”获得立足于东西方比较文化根基之上的多视角、多元化解读。阎崇年说,仅仅是资料搜集、联系专家等准备工作,就花费了他整整一年的时间。

    个人作品/阎崇年 编辑

    作品 出版社 字数 年份
    出版地
    《 努尔哈赤传 》 北京出版社 25万字 1983年 北京
    《 古都北京 》 朝华出版社
    1986年 北京
    《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清代卷》 北京出版社
    1987年
    北京
    《天命汗》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3年 吉林
    《中国都市生活史》 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7年
    《满学论集》 民族出版社 35万字 1999年 北京
    《 清朝皇帝列传 》 紫禁城出版社

    2002年 北京
    《清朝通史:太祖朝》 紫禁城出版社
    2003年 北京
    《清朝通史:太宗朝》 紫禁城出版社
    2003年 北京
    《 正说清朝十二帝 》 中华书局 25万字 2004年 北京
    《 袁崇焕传 》 中华书局
    2005年 北京
    《 明亡清兴六十年 》 中华书局
    2006年(上)2007年(下) 北京
    《 康熙大帝 》 中华书局
    2008年 北京
    《 合掌录:阎崇年对话星云大师 》 九州出版社
    2009年 北京
    《 大故宫 》 长江文艺出版社
    80万字 2012年 北京
    《 努尔哈赤全传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年 江苏

    成就荣誉/阎崇年 编辑

    阎崇年被北京市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他的《努尔哈赤传》获北京市和中国“光明杯”优秀学术着作奖、全国满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古都北京》获中国文化部最佳图书奖、法兰克福和莱比锡国际最佳图书荣誉奖。

    《正说清朝十二帝》获选国家图书馆首届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

    在《出版人》杂志和新浪网联合主办的“2004年中国书业年度评选”中被授予最佳年度传记纪实图书奖。

    人生体悟/阎崇年 编辑

    四合哲学

    “四合”是阎崇年的人生哲学观。阎崇年认为,“止于至善”是《大学》指明的人性修养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达到“至善”的大境界。具体说来,“止于至善”,就是要科学地调理天、地、人、己的四维关系,达到“四合”,也就是要达到天合、地合、人合、己合。达到四合是个过程,不断趋近“四合”,攀升到人生的最高境界。

    阎崇年阎崇年

    天合就是天人关系,是中华文化和人生智慧的一大特点。天,有多种解释:天命、天道、天理、天时等。这里说的天,主要是指天时。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首先面对的是天时。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就是说要探究天与人的关系。“天时”有大天时、小天时。魏源在《圣武记》中说:“小天时决利钝,大天时决兴亡。”就是说,成小事业者要有小天时,成大事业者必有大天时。天时不停地在变。《易经》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说的是天体在不停地运行,人要不断地努力。既然人与天经常不合,那么怎样使它“合”呢?重要的是:察知天时,顺应天时,不失天时。一是察知天时。人们常说:“知时务者为俊杰。”俊杰的一个特点是要“知时务”,就是要知天时、识事务。古代杰出人物的察天时,主要感悟天时、顺应天时。二是顺应天时。《老子》说:“动善时。”《孟子·离娄上》也说:“顺天者存,逆天者亡。”都是说行动要顺应天时。三是不失天时。《晋书·宣帝纪》说:“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也。”人与天的关系是:既不违时,也不失时。

    地合主要指环境与自身的平衡关系。“地合”的含义比“地利”更宽泛,它的含义主要有四:一是知地利,二是用地利,三是借地利,四是节地利。就是说人同地,既矛盾又谐和,矛盾中求谐和,谐和中求发展,力求自身与环境的平衡。

    人合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睦、求同、融合,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矛盾、冲突。做事、做人,为官为政,“人合”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做大事业者,必有大“人合”。可以说有多大的“人合”,就有多宽的胸怀,有多高的境界,成多大的事业。所谓“人合”,碰到的难题是:如何对待小人和敌人。遇到友人贵人,要恭敬;遇到小人和敌人,要感谢。

    己合主要是生理平衡、心理平衡、伦理平衡。其一,生理平衡。人的生理,经常处于不平衡状态,所以会生病。人们往往被疾病和痛苦所折磨。生病有外因,更重要的是内因。要维持生理平衡,要促使身体健康。严格地说,有多健康的身体,就能做多大的事业。要善于调整身体内在因素,尽可能保持一个平衡、健康的身体。其二,心理平衡。人的心理经常处于不平衡状态,所以有苦闷、烦恼、焦虑和烦躁。要使心理平衡,重要的是心态,要有黄金心态。所谓黄金心态,就是碰到困难要阳光、喜悦,遇到委屈要坦荡、豁达,遭遇坎坷要淡泊、宁静,面临胜利要谦虚、谨慎。具体来说,应注意事大气静、顺谦逆奋。其三,伦理平衡。伦理平衡,重在修身。《大学》的“八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既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根本,也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所以,“八目”的核心是修身,而修身的要义是克己从善,其指就是“止于至善”,也就是达到“四合”。修身所追求的目标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尽心上》)像范仲淹《岳阳楼记》所追求的修身意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力求达到张横渠(张载)所言的最高境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四合书屋

    敲开阎崇年老师家的大门,首先留给我们最深印象的就是这无数的书籍。穿过走廊的短暂时间,就仿佛是穿越了数百年的历史。走进书房的门厅,我们看到了刚在节目中所提到的“四合书屋”四个大字,浓缩着阎老师一生的思索与感悟。在这并不大的书房里,除了遍布各个角落的书,我们竟然发现还有不少时尚的东西。阎老师虽然研究历史多年,但对新技术的学习,却始终是与时俱进的。他所有的文稿都是自己一个字一个字的敲进电脑。原来,在阎老师沉静的外表下,也有着一颗年轻的心。

    四求原则/阎崇年 编辑

    阎崇年的观众群中,年龄最小的是小学一年级的6岁小孩,最大的则是90多岁的老人。他们所分布的地区,北到黑龙江,南到海南岛,而且职业也不同———出租车司机、工人、外企白领,甚至科学院院士都有。面对这么宽泛的观众群体,如何解决众口难调的问题,是阎崇年长久以来所思考的。为此,他给自己定下了讲课的“四求原则”。

    第一是求知:阎崇年认为,从6岁的小孩到90岁的老人,看电视都是想获取一些知识,所以,要尽量满足他们对知识的需求。

    第二是求真:“这20年间,清宫戏铺天盖地,家喻户晓,人人都在看,观众难免有些疑惑,哪些是真的,哪些是戏说,都希望专家能分辨一下。所以,我力求正说。比如康熙微服私访,我就要说,历史上没有这个事儿。”

    第三是求励:阎崇年指出,有很多收看《百家讲坛》的中青年,都在寻求事业的蓬勃发展。找一点历史的智慧,能够对事业成长有所帮助,“所以,尽量揭示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能对大家励志有所启发。

    第四是求鉴:阎崇年的观众当中,还有很多是公务员和官兵,“我要多讲讲前朝安邦治国的策略,希望能对国家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有益。”

    阎崇年说,这“四求原则”其实也是他在讲课过程中不断总结出来的。“我讲课时候有一个特点——眼睛喜欢看着大家。哪个地方大家有兴趣了,有点微笑,哪些地方可能不太感兴趣,闭会儿眼,我都看在眼里,就能随时根据大家的表情调整我的内容。”

    扩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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