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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阎红彦

    阎红彦(1909(乙酉年).10.26—1967(丁未年).1.8),原名阎候雁,曾用名周济、陈一川。陕西省安定(今子长)县瓦窑堡人。建国后,历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委副书记、书记、副省长兼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四人帮”残酷迫害,于1967年1月8日在昆明饮恨自杀。1978年1月,中共中央对其冤案予以平反昭雪,并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

    编辑摘要
    词云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中文名: 阎红彦 英文名: Yan Hongyan
    别名: 原名阎候雁,曾用名周济、陈一川 性别:
    出生日期: 1909年10月26日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陕西省安定(今子长)县瓦窑堡
    主要成就: 开国上将 西北红军创建人之一 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 政党: 中国共产党
    职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

    目录

    人物生平/阎红彦 编辑

    阎红彦(右)与邓小平 阎红彦(右)与邓小平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与吴岱峰、拓可宽、杨重远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大队。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 留守处警备第3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称中原野战军)第3纵队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加邯郸、陇海路、定陶等战役,1947年春在豫北攻势中,全歼国民党军暂编第3纵队,俘其司令孙殿英,继而参加鲁西南战役,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1948年参加郑州战役、淮海战役等战斗,全歼国民党黄维兵团。1949年任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加了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战役。

    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早期经历

    阎红彦 阎红彦

    1909年9月13日(清宣统元年七月廿九日)生于一个贫农家庭,从小随父兄种地、烧砖瓦,生活艰辛。阎红彦九岁才被送到米粮山私塾读书,半年后就因经济困窘辍学,到一家砖瓦场干活。1920年阎红彦外出独自谋生,到陕西军阀王保民的岳父家干活,后因被毒打出走,在陕北神木、府谷一带靠打短工生活。1924年,陕北军阀井岳秀部队石谦团驻安定县的李象九连招兵,阎红彦报名入伍,先当号兵,后当李象九的勤务兵,连长李象九不久入团入党,谢子长也在李象九连,阎红彦受连队革命气氛的熏陶。1925年4月,阎红彦经李象九介绍加入共产党。

    投身革命

    1964年阎红彦(右四)与宋庆龄、周恩来 1964年阎红彦(右四)与宋庆龄、周恩来
    阎红彦珍贵照片集 阎红彦珍贵照片集

    1926年11月,冯玉祥国民联军占领陕西,石谦团改为国民军第十一旅,李象九任一营营长,谢子长任十二连连长,阎红彦深入村镇参加了连队演出,宣传打土豪劣绅。1927年6月,冯玉祥在西北军“清党”,同情革命的旅长石谦被井岳秀杀害,李象九等感到形势严峻,加紧起义准备;10月12日,李象九、谢子长发动陕北历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武装暴动(即清涧起义),阎红彦率一队人马捉拿了县长张反之;10月13日部队南下,歼灭敌军两个连,20日起义军占领宜川,部队发展到九百余人,李象九任第十一旅旅长,阎红彦任旅部警卫排长;11月中旬敌军来围攻,近千人的部队只有二百人突围,起义归于失败,阎红彦逃亡到山西绛州,不久又因拦截杨虎城部的烟土被侦缉,乃秘密回陕北,在清涧一带组织游击队,由于处境艰难无法展开斗争,阎红彦只得又到山西。1929年春,根据陕北特委会关于开展军事运动的决议,阎红彦被派往宜川、延长交界的九殿山寨杨赓五部做兵运工作,失败后又潜回瓦窑堡。1931年2月,阎红彦奉命东渡黄河到山西组织红军游击队,先在“土客”师治贵部任班长,后入吕梁山区组建游击队,负责汾阳联络站组织联络工作;4月下 旬,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晋西北游击队)在孝义县娄底村(现西泉村)成立,拓克宽任大队长,阎红彦任副大队长兼第一中队中队长,游击队连战连捷;夏末,山西省主席徐永昌向游击队大举围剿,队伍被困于老鸦掌一带极为狭小的山林中,阎红彦说服大家向西突围;9月3日渡过黄河进入陕北,6日阎红彦被公推为大队长,8日到达安定县;9月10日指挥了平桥战斗,然后进抵保安县(今志丹县),9月下旬部队南下;10月初突袭玉家湾进攻瓦窑堡,然后转移延川永平镇休整,阎红彦成为当地传奇式英雄;10月下旬,高双成旅包围游击队,阎红彦率部顺利突围;11月下旬在南梁地区见到刘志丹,成立新的游击队党委,谢子长为书记,阎红彦为委员。1932年1月省委将部队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2月12日,在甘肃正宁县三甲原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指挥,李杰夫任政委,阎红彦任第一支队支队长;4月任第五支队支队长;5月进军陕北,游击队在新任总指挥刘志丹的指挥下连战连捷;6月初,阎红彦在甘肃正宁宁头镇战斗中肩部负伤,队委决定由他率陕甘游击队少先队深入黄龙山发动群众;8月游击队政委李艮进行左倾整训,认定阎红彦“有反革命嫌疑”,被打击迫害;8月30日谢子长回游击队任总指挥,率部南下,9月12日攻破照金;12月上旬,省委指示陕甘游击队改为红二十六军,但在左倾形势下,谢子长、阎红彦被“留党察看”,强令二人离开部队到上海中央局受训。1933年1月,谢子长、阎红彦到达中央局,经短期学习审查,被送往河北省委军委工作;5月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立,中共河北省委随即成立前线工作委员会,阎红彦奉命入孙殿英部组织兵暴,7月成功举行了包头兵暴,拉出一个团,阎红彦任骑兵连长;8月任特务连长;8月27日前委召开扩大会议,阎红彦主张部队到陕北与红二十六军会合,被陈伯达指责为“大西北主义”,阎与陈激烈争吵,结果被撤消职务;11月奉命再到孙殿英部做兵运,任士兵委员会书记,随后派往河北省委军委工作。

    军旅生涯

    1964年阎红彦、秦基伟为越南胡志明主席祝寿 1964年阎红彦、秦基伟为越南胡志明主席祝寿

    1934年7月,上海中央局派阎红彦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七大;10月到达莫斯科,先后进入国际列宁学院和红军陆大附设的共产国际研究班学习军事。1935年4月,共产国际派阎红彦和刘长胜带秘密电码回国,到北平时得知中央红军已至陕北;12月到瓦窑堡见到毛泽东,中共与共产国际重新联系上。1936年2月,中央指派阎红彦组建黄河游击师并任司令,发动群众解决东征的渡船问题;2月21日率师渡河东征;4月1日,中央军委令陕北红军独立团和几个县独立营合编成立红三十军,阎红彦任军长,蔡树藩任政委,全军共四百六十七人,担任对北线敌军的牵制任务;5月部队回师陕北,改任红三十军政委,宋时轮任军长;6月宋时轮调走,阎红彦重任军长;8月开赴三边;12月到陕西杨虎城部从事统战工作。1937年8月25日,红三十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炮兵营,阎红彦任一二九师留守处主任;9月炮兵营改编为留守兵团警备第三团,阎红彦任团长,留守延安拱卫中央。1939年12月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警三团、警四团、炮兵团合为警备第一旅,文年生任旅长,阎红彦任政委兼关中军分区政委,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1940年春,阎红彦奉命到洛川同国民党代表谈判,然后到马列学院和留守兵团军政研究班学习。1942年,阎红彦在中央党校一部军事队十四支部学习,后调三支部学习,参加了整风运动,此间高岗诬告阎红彦“有野心”,中央对阎红彦的历史进行了全面审查,充分肯定了他的历史作用。1945年4月参加了中共七大;9月调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副司令员;11月参加了邯郸战役,改任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6年6月第三纵队出击陇海路;9月参加定陶战役。1947年3月参加豫北反攻;6月30日渡过黄河参加鲁南战役,8月挺进大别山;10月,阎红彦通过做商人资本家工作,筹措到大量布匹棉衣,解决了部队冬衣问题;11月白崇禧围攻大别 山,三纵留守大别山坚持内线作战。1948年1月,陈锡联、阎红彦指挥三纵牵敌围绕大别山进行了十八天的“打围子”战斗;11月6日淮海战役开始,三纵阻击从蚌埠向北增援之敌,12月15日会攻双堆集,歼灭黄维兵团。1949年2月任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委谢富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4月参加渡江战役,第三兵团进驻芜湖地区;10月中旬到湖南常德集结;11月兵团进军川黔,月底解放重庆,阎红彦任重庆军管会主任;12月,中共川东区委和川东人民行政公署成立,阎红彦任党委副书记兼行署主任和川东军区副政治委员,进行清匪反霸土改工作。

    建国时期

    1965年4月阎红彦(左)与金日成。 1965年4月阎红彦(左)与金日成。

    1951年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兼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2年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副省长兼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1955年1月被四川省人代会选为四川省(省长李大章)副省长;9月23日被授予上将军衔,任成都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1959年8月,调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1月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云南省政协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文革迫害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阎红彦抵触不满情绪增加;8月到北京参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他在小组会上坦诚而又注意措词地讲了自己的看法,未受到重视;8月23日,云南省第一次出现“炮轰省委”的口号;10月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有人污蔑“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动摇,企图后撤”,阎红彦立即站起来反驳,康生很快就把阎红彦列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名单”,接着江青指使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增派力量分批南下,帮助云南“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集中揪斗阎红彦;11月初,阎红彦回到昆明,受到残酷迫害。1967年1月2日,昆明“造反派”酝酿“夺权”,他们扬言“哪里抓到阎红彦就地处决”,4日在昆明市中心召开批判阎红彦的大会,为了保护阎红彦,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在当天下午5时,把阎红彦和夫人王腾波秘密送往昆明市郊一个军事要地——距离市区约十余公里的小麦峪(驻扎有省军区一个警备团),6日被抄家;1月7日一大早,造反派大队人马开到云南省军区,硬逼着军区领导立即交出阎红彦,被军区政委张力雄拒绝;1月8日凌晨1时,阎红彦在电话中与陈伯达激烈争吵,大约4点多钟,几天来都没法找到阎红彦的造反派,“根据可靠情报”,开着一队队汽车朝小麦峪冲来,当时阎红彦已经在极度压抑悲观情绪下服安眠药自杀,时年五十八岁,他留下遗言“我是被江青、陈伯达逼死的!”他是唯一一个在“文革”中自杀身亡的解放军上将。

    平反昭雪

    1977年11月27日,由云南省委向中央上报关于阎红彦问题的结论报告,中央决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且将骨灰移放到北京八宝山公墓骨灰堂正厅中区。1978年1月24日,八宝山举行了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

    人物年表/阎红彦 编辑

    1909年10月26日生于陕西安定(今子长)瓦窑堡。

    9岁时曾上过半年私塾,后因无力支付学费而辍学。

    1924年为维持生计入陕北军阀井岳秀部当兵,在李象九、谢子长等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10月随部参加清涧起义,失败后在陕西、山西从事革命活动,组织工农武装。

    1931年他与吴岱峰、拓可宽、杨重远一起创建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大队,为西北地区第一支工农红军,任副大队长、大队长,在吕梁山区开展艰苦的游击战争,开展打土豪斗争。后与吴岱峰率部西渡黄河,转战到陕北地区,所部亦改编为陕北游击队。同年10月与杨琪及刘志丹妻弟赵二娃的民间武装会合并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任第1支队第1大队大队长。

    1932年2月,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先后任第1大队大队长、第5支队支队长,率部在渭北地区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被当地群众誉为救苦救难的“神军”。同年6月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参与创建陕甘工农红军和开辟以正宁为中心的陕甘苏区。8月因对“左”倾冒险主义及其给部队和作战带来的损失提出意见,被中共陕西省委错误地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而被撤销总指挥职务。12月在组建红26军时,与谢子长、刘志丹等被指责为“上山主义”、“逃跑主义”等而遭排挤。

    1933年到上海中央局学习。后赴天津、热河(今分属辽宁、河北和内蒙古)、北平(今北京)、张家口等地,先后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和中共河北省委军委工作。

    1934年被选派为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到苏联莫斯科,入国际马列学院、苏联红军陆军大学学习。后因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失去电讯联系,于1935年4月受命送密电码回国,同年底到达陕北。

    1936年初任中国工农红军沿河游击司令,担负封锁黄河沿岸、保障红一方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的任务。3月任第30军军长、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东征战役。回师陕北后,指挥所部在瓦窑堡地区抗击国民党军进攻,掩护中共中央机关安全转移。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警备第3团团长。

    1939年任警备第1旅政治委员,率部驻防甘泉、富县一带,镇守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

    1942年入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转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后改称中原野战军)即第3纵队副司令员、同时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1946年参加邯郸、陇海路、定陶等战役。

    1947年春在豫北攻势中,指挥部队攻克汤阴城,全歼国民党军暂编第3纵队,俘其司令孙殿英。继而参加鲁西南战役,并随部进军大别山。

    1948年10月在郑州战役中,率主攻部队猛打猛冲,同兄弟部队一起将守敌全歼于市郊。淮海战役中,参加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

    1949年任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加了渡江战役和向西南进军。

    1949年12月任中共川东区委副书记、川东行署主任,大力整顿社会秩序,领导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

    1952年起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书记,四川军区副政治委员,四川省副省长兼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59年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遭到残酷迫害。阎红彦对陈伯达、江青等人挑动群众冲击政府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做法极为反感,曾在电话中义正词严地质问陈伯达“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这样干下去,是要出乱子的!”

    1967年1月8日在昆明饮恨自杀,留有“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字条。

    1978年1月,中共中央对其冤案予以平反,并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1]

    感情生活/阎红彦 编辑

    夫人简介

    阎红彦聚会 阎红彦聚会

    阎红彦的夫人王腾波,原名罗学儒,1920年出生于四川合江县一个望族家庭。受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热 潮的影响,王腾波经常参加抗日运动。中学毕业后,她瞒着家人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发誓要在抗日洪流中做一名逐浪腾波的勇士,于是改名为王腾波。一身戎装的王腾波在延安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高高的个子,圆圆的脸,还有那炯炯有神的眼睛。

    纸条传心意

    1940年春,一支由中国延安女子大学生组成的30余人的妇女工作团从延安来到延长县。工作团的团长就是刚刚20岁的王腾波。延长县驻有八路军警备第一旅,旅政委为阎红彦。妇女工作团抵达延长县的第三天,警备一旅安排了一次会餐,把工作团的人都请去了,目的是让部队领导与地方工作队的同志见面,建立联系。吃饭的时候,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的阎政委十分活跃,轮着向各桌的妇女干部敬酒。王腾波本来滴酒不沾,可是还没有张嘴就被阎政委将得没了退路:“你这个团长不喝,怎样带动下面的同志?勇敢一点,别让大伙儿笑话!”王腾波没有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干了一杯。几个女同学在下面悄悄议论:瞧这个阎政委蛮有意思的,既热情又风趣。

    这以后,工作团和警备一旅之间相处得比较熟悉了,渐渐地,王腾波从别人那儿得知了阎红彦的不少情况。阎红彦是陕西子长县人,1927年与谢子长、刘志丹等人领导清涧暴动,成为陕甘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阎红彦还赴苏联学习过,1934年回国,担任过红三十军军长。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警备一旅政委。而且,王腾波还了解到阎红彦离过婚,身边带着一个男孩,由老乡照顾。相处的日子长了,慢慢地,王腾波察觉到阎红彦每次看自己的目光都有些与众不同,似乎蕴含着某种说不出的情感。

    傍晚,王腾波坐在靠窗的书桌前写材料,天气炎热,寝室的窗户也是开着的。恰巧,阎红彦办事从王腾波的窗前经过,两人就隔着窗户简单聊了两句。看阎红彦似乎没有走的意思,王腾波有些莫名其妙。憋了半天,阎红彦从裤兜里拿出一张纸条,放到窗台上转身就走了。王腾波拿起纸条,只见上面写着:“王团长,晚饭后能否到我处来坐坐?”王腾波心里一震,紧张得有些不知所措了。

    王腾波是怀着抗日救亡的决心奔赴延安的,她和许多满怀爱国激情的青年男女一样,曾树立了这样的信念:抗战不胜利,绝不考虑个人婚姻问题。然而,越来越多的事情冲击着她的信念,她所面临的“攻势”越来越多:有的领导主动给她介绍对象,有的男子频频给她写信、递条子,甚至还有职位显赫的干部当面求婚。对于这些“攻势”,王腾波倒是招架有术,一句“我有恋人在前方”就把这些人都挡了回去。可是,面对阎红彦约会的请求,王腾波却找不到拒绝的理由了。为什么会这样?她也说不清楚。王腾波材料也写不下去了,手里攥着阎红彦写的那张纸条在屋里转来转去拿不定主意。眼见天色渐渐暗下来了,彷徨不安的她连晚饭都没吃,却怎么也说服不了自己前去赴约。一次约会就这样无果而终。

    道真情

    王腾波本来还很担心没有前去赴约,以后不好和阎红彦相见。可是没想到阎红彦却像没有这回事儿一样,见了面依然笑呵呵地说这说那,有时候还一语双关地开玩笑,这下王腾波放心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的接触越来越多了。王腾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关注起了阎红彦,她甚至觉得这个男人还是挺可爱的。在他热情洋溢的脸上,你丝毫看不出饱经风霜的痕迹。虽然他只有32岁,但身经百战,战功显赫,又在苏联留过学,在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为人豪爽热情,干起工作来大刀阔斧、果断干练;在球场上参加体育活动时,又显得格外活泼。这一切,都深深地吸引着王腾波。

    王腾波变得喜欢与阎红彦接触了,爱听他的革命经历,还颇有兴趣地问这问那。有一次,两个人在一起聊天,阎红彦突然把话锋一转:“腾波,给你讲讲我的婚姻吧。”王腾波红着脸点了点头。阎红彦的前妻叫尤祥斋,当年在北平做地下工作。1931年,党组织安排阎红彦来到北平,指定他与尤祥斋扮夫妻,便于掩护身份和开展工作。两人配合得相当默契,于是,他们顺其自然地结合了。1932年,阎红彦去了苏联。尤祥斋被捕入狱,经过党组织多方营救后出狱。阎红彦回国后在延安与她重逢。然而,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使他们二人性格上的不合显露出来,最后双方协议离婚。阎红彦还有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柜中缘”。在山西做地下工作期间,为了躲避特务的追捕,他躲进一家农院,遇上了一个叫刘秀英的姑娘。阎红彦在姑娘家的大木柜里躲了两天,得到了刘秀英的细心照料。当他再三感谢准备离开时,刘秀英的爹却不让了,说阎红彦住在他家破坏了女儿的声誉,一定要阎红彦娶了她女儿,否则就赔300个大洋。阎红彦哪有那么多钱?没办法,阎红彦只好把刘秀英带回老家。后来直到1937年,刘秀英才嫁给别人。

    阎红彦在说完自己的经历后向自己心仪的姑娘倾诉了心中由来已久的苦衷:他在北平和尤祥斋住在一起,是革命的需要、形势所迫,而与刘秀英是没有意愿的荒唐姻缘。如今,他要找一个自己真正喜欢的人做妻子。阎红彦说这话的时候,目光热情而又深切地望着王腾波,看得王腾波脸上泛起红晕,羞涩地低下了头。

    赢得佳人心

    在风华正茂的王腾波看来,阎红彦与理想中的白马王子相比还有些差距,况且他还比自己大12岁,有过婚史,还带着孩子……

    王腾波开始以审视的目光观察阎红彦了。可是她越观察就越感觉阎红彦离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越来越近了。这位看似粗犷的男子汉也有一颗温柔心。每逢有什么好吃的,他总要留一点给寄养在老乡家的儿子吃。每当休息日把儿子接回来时,他总会静静地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儿子吃喝玩闹,满脸的慈爱之情。而他对王腾波的关怀更是无微不至。如果天气突然变冷,阎红彦会派警卫员给她送去大衣。要是王腾波到了乡下,阎红彦也会千方百计地托地方上的通讯员给她转送报纸、材料,有时候还会夹上一封热情洋溢的短信。阎红彦用自己的行动慢慢改变着王腾波的想法。

    一转眼,秋天就要过去了,妇女工作团也结束了任务,准备返回延安。这天下午,不知经过多少次慎重考虑的王腾波给阎红彦留下了一句话:“让我接受你的爱吧。”阎红彦的真挚情感终于赢得了王腾波的芳心。

    《刘志丹》事件

    在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对阎红彦同志在此事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记述得更为具体。该书写道:

    在(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批判彭德怀同志所谓“翻案风”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批判小说《刘志丹》(上册)。小说初稿写出来以后,作者请当年担任过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的战友习仲勋同志审阅。习仲勋同志认为小说没有写好,于1960年春天,两次约作者谈了自己对书稿的意见,指出:要把列志丹放到大革命整个一个时代去写,要体现毛主席领导革命的正确思想。小说中有一处说到高岗当时在一个问题上的主张是对的,习仲勋同志指出不要写高岗。1962年夏天,作者根据广泛徵集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出版社印出送审稿。

    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同志不同意出版这部书。北戴河会议期间,他看到有些报刊已开始连载部分章节,一面打电话提出停止连载,一面报告康生。康生如获至宝,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发表。8月24日,康生给杨尚昆同志写信,说小说“带有政治倾向性”问题,要中央书记处处理这个问题。

    1962年9月8日,预备会议上各组己开始批彭两三天,阎红彦在西南组会上首先提出小说问题,说在当前国内国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同志“主持”写的(后来又说是“第一作者”),“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接着提出:“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全会“总72号”简报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轰动。于是,批判“翻案风”又多了一个靶子。

    9月中旬开始,各组在批彭的过程中对小说《刘志丹》也展开了批判。在批判中,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同志打成“反党集团”,而且还升级为“彭、高、习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说小说就是他们的“反党纲领”。1962年9月24日,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时,康生递了一张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主席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接着说: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伞、反革命,都是如此。毛主席后来说过:利用小说反党,是康生发现的。1962年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审查习仲勋等同志的专案审查委员会。(见《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1095-1096页)

    值得注意的是,这件事直到今天还没有完。 2003年,阎红彦同志生前的秘书组组长李原在《百年潮》第3期发表《阎红彦和小说〈刘志丹〉》,仍坚持阎红彦同志当年的观点,并称八十年代中央再次同意禁止小说《刘志丹》。李原在文中还说,小说“把本来是土豪劣绅,反对刘志丹革命的他的父亲硬写成是革命的正面人物”。此文引起了刘志丹亲属的愤慨。刘志丹的亲属刘景范、刘荣、刘玉兰、刘海燕、刘德润联名给《百年潮》写信,对李原的文章进行批驳。这五位烈士亲属以大量确凿的事实说明,刘志丹的父亲刘培基为清末秀才,回家务农后只与他人合开过杂货店、草料店,1947年土改时被定为富裕中农。他始终支持刘志丹的革命事业,帮助掩护过谢子长、习仲勋、马锡五等共产党人,并帮助过阎红彦同志。为了支援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刘老先生不仅毁家纡难,而且一家人有八位亲人为革命牺牲。抗日战争时期,刘培基担任过陕甘宁边区政府参议会常驻议员,解放后当选为陕西省人民代表,1954年病逝后葬于西安市三兆革命公墓。《百年潮》杂志为此向刘志丹的亲属表示了歉意,并将他们的信件的内容刊登于《百年潮》2003年第8期。

    人物评价/阎红彦 编辑

    阎红彦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披荆斩棘。从1958年秋起,他历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兼四川省副省长、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为当地经济、驻军的建设和发展殚精竭虑。

    1966年5月,“文革”一开始,对林彪接二连三的讲话,阎红彦就公开说:“我怎么都听不进去。”当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林彪、江青、陈伯达专门召集一部分高级干部,“揭发批判”邓小平。有人大放厥词:说在淮海战役中,邓小平动摇,要想撤退。阎红彦当即揭穿说:“淮海战役中,总前委一直和三纵队在一起,我怎么不知道。”弄得江青、陈伯达狼狈不堪。1967年1月8日凌晨,陈伯达从北京给阎红彦打电话,对他和云南的“文革”横加指责。阎红彦几次要回话,都遭对方阻止;他气愤地质问陈伯达:“‘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就在这天5时左右,他离开了人世。1月12日,中共云南省委和省军区几个负责同志赴北京向周恩来汇报了阎红彦逝世的情况,周恩来听后沉痛地说:“阎红彦是个好同志,他在处境困难的情况下,还是想着工作,他是要工作的啊!”

    1972年12月,中共中央为阎红彦进行了平反昭雪。1977年12月,邓小平和胡耀邦亲临北京机场迎接运送阎红彦骨灰的专机;1978年1月24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送了花圈,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陈锡联、耿飚、李井泉、王震、宋任穷等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

    1987年7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周年之际,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阎红彦传略》一书。邓小平为该书题写书名,彭真、杨尚昆、李达、刘澜涛、魏传统为该书题词,对其进行了公允的评价。

    荣誉/阎红彦 编辑

    1955年9月,他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当时,毛泽东说过:“陕北师的问题,我当时没有处理好!这次上将名单中一定要有陕北红军的代表!我看阎红彦就是陕北红军的代表!”

    人物事件/阎红彦 编辑

    与陈伯达冲突

    1933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大规模进犯华北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5月26日,以冯玉祥为首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这时,蒋介石一面配合日军“围剿”抗日同盟军,切断交通,断绝粮秣;一面施展各种阴谋,对冯玉祥部下进行政治拉拢和分化瓦解。8月5日,冯玉祥被迫下野,抗日同盟军处境十分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河北省委领导的同盟军中党的前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动员在党影响下的部队约一万余人,于8月9日同前委一起撤至张北县。阎红彦和刘振远奉调率部至张北,编入许权中(共产党员)的第十八师。不久,阎红彦的骑兵连又调归同盟军北路军总指挥吉鸿昌,改编为特务连,仍由阎红彦任连长。8月27日,前委在张北县北部的二泉井召开了扩大会议,研究部队的去向问题。阎红彦提出“将部队拉过平绥线到陕北与红二十六军会合”,陈伯达当场指责阎红彦“只知道你们陕北”,是“大西北主义”。陈伯达主张我党应当退出同盟军。为此,阎红彦和陈伯达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一气之下,阎红彦退出会场。第二天,前委常委邹春生(后叛变)批评阎红彦,并要他检讨,遭阎红彦拒绝。不久,阎被撤销职务,调司令部“休息”。1934年7月,阎红彦被上海中央局派往苏联,次年底返回陕北。

    反映问题

    1961年5月10日,阎红彦在弥渡县给毛泽东写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几个问题的调查》,内容如下:

    从4月16日起,我在思茅地区作了些调查研究,参加了普洱、景谷两县的县委扩大会议,同一些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进行了座谈,并找了若干社员听取意见。现将几个主要问题报告如下:

    一、社队规模问题。我省的社队规模一般都是偏大的。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居住条件、经济联系、民族关系,该大就大,该小就小。山区应基本上以村寨为基本核算单位。在一个公社内,可以有的核算单位是大队,有的是生产队。以调查和试点推算预计全省调整后,社队都将增加两倍以上。

    二、公共食堂问题。群众反映很强烈。我重点调查了三个食堂,群众意见主要有三条:一是浪费大,二是平均主义,三是办食堂和发展私人养猪、家庭副业有矛盾。省委其他同志所作的几十个食堂调查,都说明了同样的情况。省委考虑还是根据群众自愿,不能有任何勉强,群众真正要办的就办,群众真正不愿办的就不办。当然,即使要散,也要有准备地散,避免发生混乱。

    三、关于分配“三七开”问题。根据我的调查,多数地区群众都不主张实行部分供给制,但都一致同意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其开支大体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二至三,最多不超过百分之五。这实际上是扩大公益金的办法。一部分地区群众仍愿意除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外,对全体社员实行部分粮食供给制,供给部分大体上也只占到分配给社员部分的百分之十至十五。我觉得上面两种办法都可以实行,全省不必强求一律。

    四、耕牛、大农具的所有制问题。多数意见是归生产队所有,我认为这样做对大队并无损害,还可以大大加强生产队的责任心和积极性。

    五、山林分级管理问题。问题一是所有权不清、责任不明,二是管理制度废弛。调查中,大家认为:只要迅速确定林权,明确所有制,加强管理,山林恢复起来就很快。

    六、实物分配问题。社员要求实物按工分分配,多劳多吃。

    这封信朴实无华、实事求是。阎红彦既没有昧着良心随波逐流说假话,也没有闭着眼睛人云亦云吹大话。信写好后,不少同志都为阎红彦捏一把汗,劝他不要操之过急,想好了再作决定。公共食堂在当时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心脏”,是“阶级斗争的焦点”,是“必须坚守的社会主义阵地”。谁反对谁就是“攻击三面红旗”,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阎红彦的主张,虽然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符合大家的心愿,但没人敢于公开支持。

    对此,阎红彦的态度是:“不了解情况办错事是可以原谅的;明知不对,考虑个人得失,投机取巧,就是品质问题。”

    这封信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他亲笔批示,转发。

    2002年12月23日,《合肥晚报》曾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一份不提阶级斗争为纲的文件》为题作过报道,内容如下:

    1962年8月至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分析,会议决定按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精神,在全国农村开展一次全面整顿群众运动。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认为,云南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刮起单干风,也不存在生产、生活和市场混乱的问题,因此不需要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阎红彦把这个意见报告给邓小平,得到了同意和支持。邓小平说:你们的情况不同,就按你们的办。

    12月21日,云南省委批转省委宣传部的《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意见》。文件中提出,“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这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份提出“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省委文件。如今,这一文件被认为“是云南历史中一个值得称颂的亮点”。

    文件发出后,很快就受到西南局和中央的追查。阎红彦说:“没有饭吃,搞哪样阶级斗争!云南急于解决的是老百姓的温饱和稳定,如果谁能发明人可以不吃饭,我就天天搞运动。”

    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就这个文件点名批评阎红彦是大胆的主观主义的假设,小心主观主义的求证。不久,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告诉阎红彦,要他就此事在西南局会议上作个检查,并由省委写出检查报告。阎红彦为检查定的口径是:省委的做法是符合云南实际的,但文件在文字上有“不妥”之处,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应该记取教训。

    彭真受中央委托到云南检查处理此事。经过调查,他认为云南是紧密结合实际,认真贯彻中央指示精神的,那个文件只是文字表述上“欠妥”,检讨了就行了。彭真回京后,云南省委向各地委打了招呼:工作要按省委的安排抓紧抓好,公开讲话和在文字上不要与“以阶级斗争为纲”发生矛盾。

    军事基地避难

    阎红彦做梦也不曾想到,这份“受查”的省委文件,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找了出来,成了“造反派”首要“炮打”目标,他们攻击阎红彦是“反革命分子”。1966年10月,陈伯达、林彪、江青等专门召集一部分高级干部,“揭发、批判”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康生点名阎红彦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阎红彦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

    从北京开会回来后,昆明已是一片混乱。阎红彦也处于“造反派”的猛烈“炮轰”之中。“造反派”要他表态赞成谁打倒谁,但他始终坚持原则。“造反派”头头气急败坏,辱骂阎红彦是“老奸巨滑,为老干部树黑样板”。他们把阎红彦拉出去批斗,整天不让他休息,不让他喝一滴水,吃一粒米。

    1967年1月4日,“造反派”头子要求阎红彦出席在昆明检阅台广场召开的批判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勒令阎红彦到会接受批判。阎红彦没有去,“造反派”就煽风点火造谣说,秦基伟把阎红彦藏到军区去了,并高呼:“秦基伟!把阎红彦交出来!”

    不明真相的群众一窝蜂似地冲进军区大院,冲击军区机要大楼,图谋抢夺机密档案。解放军战士手挽手,用血肉之躯组成一道人墙奋力抵制,军区大院一片混乱。

    阎红彦得知消息后,血压急剧升高,心跳加快,面色通红,他决心亲临现场,给不明真相的群众讲明道理,让他们撤出去。省委其他负责同志把阎红彦劝住了,说是有理讲不清。秦基伟、李成芳也打来电话,劝他千万不要出去,说由军区出面,设法解决问题。

    为保护阎红彦,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在当天下午5时把阎红彦和夫人王腾波秘密送到昆明市一个军事基地――小麦峪。

    参考资料
    [1]^引用日期:2019-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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