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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为军”是个多义词,全部含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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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纪录片导演、摄影师

    陈为军[中国纪录片导演、摄影师]

    陈为军,纪录片导演,现供职于武汉电视台。1969年出生,1994年开始从事纪录片创作,2004年反映河南艾滋病家庭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获多项国际大奖。2007年,讲述小学生班级选举的《请为我投票》入围2008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此外还有《世界最大的中国餐馆》、《日出日落》等作品。

    编辑摘要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中文名: 陈为军 出生日期: 1969年11月30日
    性别: 血型: O
    国籍: 中国 职业: 纪录片导演 摄影师
    代表作品: 《好死不如赖活着》、《请为我投票》

    目录

    主要作品/陈为军[中国纪录片导演、摄影师] 编辑

    2004年  《好死不如赖活着》 
    2007年  《请为我投票》 
    2008年  《世界最大的中国餐馆
    2012年​  《为什么贫穷》之《出路

    获奖记录/陈为军[中国纪录片导演、摄影师] 编辑

    《好死不如赖活着》
    2003Peabody Awards
    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
    GRIERSON2004 The British Documentary Awards
    英国国家最佳纪录片奖
    OneWorld 2004 The Rudolf Vrba Award for the best film in the right to Know Category Official Selection at 2003 Sundance Film Festival | World Documentary
    获2003年圣丹斯电影节世界纪录片提名
    2003IDFA Joris Ivens Competition
    2003年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最高竞赛单元提名
    在HBO等全球几十个电视台曾同一天播出本片

    《请为我投票》

    2008年亚什兰独立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
    2008年芝加哥国际儿童电影节成人评委会金奖以及儿童评委会第二名
    入围2007年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单元的长名单​

    访谈录/陈为军[中国纪录片导演、摄影师] 编辑

    陈为军陈为军
    在上蔡县文楼,艾滋病疫情最早是由武汉中南医院一个白求恩式的老教授──桂希恩发现的,我跟他多年以来有很好的关系。

    2001年四五月份的时候,他邀请了5个病人到武汉去,他的想法很简单,因为这5个人都同意面对媒体,他就想社会上能捐点款,给他们一些帮助。这5个艾滋病人里,就有我后来拍的马深义一家──马深义雷妹马占槽(片子里他正在学走路)。

    在武汉的时候媒体都围着他们。我和桂教授关系比较好,能够和他们见得上面。我对马占槽印象非常深,因为我的孩子也不大,首先就想生命平等这个事。这样一个生命诞生出来,已经带了HIV病毒,HIV已经决定了这个孩子不会走远。他也是父母生下来,给他一块饼他可以吃饱,给他一口水他就不渴,整天可以乐呵呵到处跑。但慢慢地懵懵懂懂地他就这么死了,他其实非常无辜,完全无辜地在世界上走这么一趟炼狱之旅,对孩子来说非常不公平。

    开始我想得很简单,就想把这个事做出来。他们的家庭也非常典型,马深义夫妻俩是病毒感染者,他们的3个孩子里面有两个也没能幸免,马深义的父母,他的哥哥嫂子也是感染者。我跟马深义讲,能不能拍个片子,拍你。他当时就答应了,把一个电话号码给了我,是他们村的一个公用电话。

    我一次一次被逮

    这个片子拍到中间的时候有好几次差一点就停了。遇到一些干涉,也说不上是什么部门。他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谁检举一个记者就可以得到50块钱的奖励。我一次一次被逮了以后,就只好偷偷地溜进去,躲在他那个小院子里不出来。因为这个原因,片子里面几乎全部场景都集中在小院子里。马深义给雷妹上五七坟的时候,我跟着出去了一次,那次也冒了很大的风险;另外就是春节的时候有一点外景,因为春节放假,工作组不在村里;还有大雪的场景,因为下大雪,村里的路很难走。

    我每次去是从县城步行过去,要走个把多小时。基本上都是从玉米田里穿进去,到我那个房东家里以后,把机器装好,往化肥袋子里一装,找我的病人朋友先提到马深义家,我再从另外一条路偷偷地溜进去,最好装得像个农民。我的片子没有涉及到疫情,我就是拍了一个家庭。遇到阻力时,他们唯一的说法就是不能报道疫情,他们主要是按照这样一种说法在限制我。

    一开始马深义喊我老陈,后来改口喊我陈大哥,就从他老婆死的那天。那天我是凌晨4点赶到的,当时就我和马深义两个人在尸体旁边,拍摄的时间只有两三个小时,6点的时候火化的人就来了,我就得躲起来。我当时说:“唉,雷妹死了很漂亮”,那是真心话,我看她受了太多的痛苦,她死了以后脸色反而非常好。第二天火化的人走了以后,我又过去,马深义就说了一大段话,讲她老婆死的过程。我觉得那时候他那种来日无多的恐惧已经压制不住了,他就想给我讲。恐怕只有在现场拍的人,才能感到那种雷妹死以后的气氛,再加上他那种话语,对任何一个人都存在的死亡的压迫,那是非常可怕的。

    还有一段印象比较深。下雪天的时候去,马深义突然就说了一句:“听说得艾滋病的小孩只能活到4岁”,当时我就觉得,一个爸爸在给自己子女的生命划一条界限的时候,他的脑子里对死只有过了上万遍的时候才能平静地说出这句话。

    我和村里其他人也有接触,交了一些朋友。我住在另外一户人家,他们也卖过血,是全采,检查过一次,说没有感染病毒。晚上我只要在那个地方住,固定的有五六个病号,吃完饭后找我聊天。他们不停地问我这,问我那,城里面吃什么饭啊,空调是个什么东西啊,他们很多人火车都没有见过。我接触他们时间长了,知道他们特别善良。他平常递给你一支烟,不会把烟卷给你拿出来,他把烟盒递给你。我春节在那个地方过,大年三十晚上,拍完了我就想回家,老婆孩子还在武汉呢。当时哪有车啊,他们村有一家有一辆农用三轮车,我那几个朋友一听我要走,就出去找那人把车子开过来,六七个人,一直送我到县城,帮我谈价,最后包了一个小面包,一直把我陪到驻马店,又连夜回去过他们的年。春节过去以后,等于一个小的轮回结束了。

    纪录片到底该面对什么呢

    有一个细节对我冲击很大,促使我把片子剪出来,就是现在片子最后,对马妞的一个采访。当时她站在门边,怀里抱着弟弟,妹妹站在旁边,我问她:“你怕不怕弟弟妹妹传染你啊?”她立刻说“不怕”,我接着问“为什么不怕”,她就不吭声了。我想剪出来,也是验证一下前段时间的拍摄。因为我的活动范围特别小,镜头特别单调,一直就在那个小院子里面。我想剪出来看看还像不像个东西。

    开始剪的时候我想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开头结尾,怎么样布局。还是受传统纪录片观念的影响,想剪一个情节出来,但剪出来以后更加支离破碎了。现在它的结构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用了农历的节气。我桌子上有个台历,每次我去的时间都标在台历上,我就发现我每一次去基本上都暗合了一个节气。雷妹,一个默默无知的农妇,是死在霜降,草本植物的大限;而夏至到大暑是天气最狂躁的一段时间,马深义的情绪也特别不稳定,因为雷妹躺在那儿,时时刻刻在刺激他,预示着他的未来。到春节,感觉上已经是相当平和的一家人,马占槽学会走路了,马妞也开始知道她妈妈的病。我也是在年初开始剪以后才发现有这样一个过程。后来片名叫《好死不如赖活着》也就是这么一个想法。我想人们很少有机会直面一个艾滋病人,更没有机会直面一个艾滋病家庭,绝对没有机会进入到有这么多艾滋病人的一个家庭,看看他们怎么样地去度过一个春夏秋冬。我想用我的眼睛,用XL1的镜头,让很多没有经历过这种灾难的人,看到他们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片子最成功的地方,是马深义这一家,面对这样大的一个灭顶的灾难,他们表现出来的最符合生命本质的一些东西。死对马深义来说,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解脱。但是他没有,他还有孩子,他还要教孩子走路,给孩子吃饭。他们也知道艾滋病会死,周围就有那么多人在死去。他们只有对生命最简单的要求,像雷妹说的,只要有吃有喝就行了。

    我最近又去了一次,马荣已经发病了,不行了。我还会跟着拍,如果没有很大的阻力,我会一直跟下去,开个头不容易。我的一个想法就是几年以后,也许这个家庭只剩下马妞,她的亲人,像时空轮回一样,一个个都会走。这个片子能拍到这一个小孩把她家里亲人一个个都送走的时候,至少是五六年以后了。

    我看现在国内的一些纪录片,基本都是伪民俗的东西,加一个环保或者山区教育的标签,从来不触及到真正的生活。还有一种就是翻故纸堆,用过去的老照片,老电影,再加一点貌似哲学思考的解说词,就成了再现历史的一个东西。在目前这些东西最保险,却也没有任何责任感,现在的纪录片到底该面对什么呢?

    我关注的是一个人,一个家庭,如果有人说我这个题材取了巧,那可以把艾滋病的符号去掉,可以说这家人得了肝炎。那你还是可以感受到生命面临灾难的时候,人们本能的一些反应,还有人经过生命的磨砺最后坚持走下去的东西。

    而我最希望的,是有那么一个好心人,为以后有可能成为艾滋孤儿的孩子,设立一个成长基金,让他们能够长大。

    选题在你一公里范围内

    《好死不如赖活着》为陈为军赢得了国际声誉。2007年,BBC的高层参加广州纪录片大会,在海鲜市场吃得很过瘾,想着2008年奥运会到来时,会有很多电视观众想了解中国人的生活。两个多月后,便派出一位英国老导演来拍中国的餐饮。老导演没找到感觉,拍不下去。于是,BBC找到了陈为军。

    “如果让我拍中国传统美食,我不做。我想把餐馆作为一个舞台,反映中国人的基本价值取向。”陈为军将拍摄地点聚焦在长沙能容纳四千多人同时就餐的西湖楼。这座巨型酒楼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大的中餐馆,员工超过一千人,其中厨师就有三百多人。

    他将拍摄计划分成几个部分。其中有老板怎么创建餐馆,这是说明中国人对事业的看法。还有餐馆里的3场宴席:婚宴、寿宴、满月宴,他认为这涵盖了中国人的一生。“中国人活这一辈子,就是为了找个好工作,娶个好老婆,有个好孩子,好好孝敬老人。”

    这与他后来接受NHK的邀请去东京拍摄的思路是一样的,他拍的是人生中的“普适情感”——NHK有一个计划,在全世界范围内找导演来东京拍故事,陈为军参与了这个计划。

    东京有两个区,涩谷和巢鸭。涩谷是世界青少年时尚文化的发源地,有着大量奇形怪状的青少年。他对青春期的少年很关注,其中一个原因是,自己的小孩正处在这个时期。巢鸭有个高岩寺,是供奉地藏菩萨的庙宇。每月的初四、十四、二十四,东京七八十岁的老人会聚集到这里。在陈为军看来,全世界中年人的特点都是一样的:朝九晚五。然而,青少年和老年人有自己的特点。陈为军写了一个拍摄方案:在涩谷拍年轻人,在巢鸭拍老年人。

    “一个刚出生的孩子,没有任何社会约束。随着年龄增长,开始接受很多规则的训练,最后成为一个社会人。成长对于很多人来说,会产生恐惧感。”

    面对成长的恐惧,陈为军认为,中西有别。“西方会容忍孩子自由发展,孩子有试错的过程。比如,西方人在结婚前,性方面很自由,正是在这个阶段尝试了,真正谈恋爱时,对性的考虑很少,这样结合的家庭更稳定。中国相反,青少年在性方面是被压制的,结婚后,乱七八糟的事情就来了,这样的婚姻容易出问题。”

    在许多观念上脱亚入欧的日本,是陈为军思考的对象。在这部叫《日出日落》的纪录片开头,有一段他的口述:“在日落的时分,我来到东京上空,我将降落在下面这片灯海。我不知道我的镜头会对着谁,也不知道谁会闯进我的镜头,但我作为中国人,肯定会看到日本的不同。”

    在涩谷,他拍了一对轰轰烈烈投入爱河的年轻人,十几天后,这段恋情结束。在巢鸭,他拍了一对老年夫妻。老头患了老年痴呆,只记得两件事,一件是:老婆很好;一件是:自己是木匠。

    拍完素材离开东京那天是2009年元旦。涩谷的那对年轻人正好在当天早晨分手,女孩怎么样都联系不上男孩。

    《日出日落》于今年2月底在NHK播出。在所有已拍的纪录片中,陈为军对此片最满意。“这部片子对我的余生都有启发。”

    有人问他,你通过什么信息才能发现这么好的题目?他的回答是:“中国道家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拍跨文化背景的作品,其实是一样的,都是生老病死。有人认为做纪录片,要找奇特的人、奇特的事,不是这样的。还不如谈人性化的故事,把道理说好。选题在你一公里范围之内。”

    我的哲学就是我的生活

    拍身边的事儿,这是陈为军一直在做的事情。

    1992年,四川大学新闻系毕业后,陈为军来到武汉电视台工作。让他对纪录片产生兴趣的是两部片子:《望长城》《龙脊》——这样的片子能听到摄像机的呼吸声。主持人不那么字正腔圆,很随意,这启发了当时一代人,纪录片不必做得“很庙堂”。

    在电视台工作之余,他向朋友借了摄像机,开始拍纪录片。最早一部“拍来玩”的纪录片对准了两位拍摄对象: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和武汉肉联厂工程师肖平。“邓晓芒是思想深邃的人,德国古典哲学造诣很深。肖平下岗卖粉丝煲,生意非常好,因为是肉联厂出来的,知道哪里的肉最好。相同的是,他们每天也要面对老婆孩子油盐酱醋。”

    他用了邓晓芒的一句话作为该片的名字:我的哲学就是我的生活。这部纪录片初步奠定了陈为军式的拍摄风格:在不同空间内,把完全不相关的人物放在同一条时间线上,看会发生什么。

    陈为军完全没学过怎么拍纪录片。从学校出来后,所有的拍摄手法都来自社会和个人经验。“我一直跟想拍纪录片的年轻人说,如果想拍好,就得认认真真地谈朋友、结婚、生孩子。生活不完整,你的感受就不完整。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不娶老婆就不知道女人多么难伺候,不生孩子就不知道当家长多么艰难。就像一棵树,长到哪里,树荫才能覆盖到哪里。”说这话的时候,他不断地笑着看身旁的老婆。

    在中国拍纪录片的人里面,像陈为军这样在国际上产生影响的人不多,很多人会觉得他一定非常喜欢这一行,但他不那么认为。“做纪录片,是一件非常令人讨厌的事情。如果问我是否很喜欢做纪录片,说实在话,我随时会不拍。”

    这个答案出人意料,他甚至明确地说,做完手上的活,他不打算再拍纪录片了。他的理由是:“拍纪录片需要深入一个人的生活,只要足够真诚,肯定会触摸到最真实的东西。比如,我拍你,拍一个月、两个月,肯定会拍到你不想让我拍到的东西,即使你可能会防范。刚开始,你也许会意识到摄像机的存在,但一个月之后,你就会忽略掉。你以为只是和我一个人讲话,其实,很多人在看。在剪辑时,我知道后面有千万双眼睛,他们随时会评价某个细节,这个细节是否放进去?放进去,会让被拍摄者和我都受到伤害。但如果一个导演把片子做成‘双赢’,一团和气,这个片子就更有问题。”

    这是陈为军拍纪录片的痛苦,大抵也是生活的痛苦。当我们面对一个足够真实的世界,有时候,我们自己都无法接受。这也是纪录片的魅力与精髓所在。(信息来自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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